1 山雨欲来
学生的反应 1937年的校刊破天荒地增加了这样两个栏目，“如此六年”和“学校六年纪事”，详细地记录了从1931年到1937年国家的大事件和学校发生的事，对自1931年1月之后的重大外交事件都做了简略的记录。比如：
7月3日：万宝山惨案发生后，日方自增派军警七百余人前往驱逐中国农民于数里外，并武装保韩人开渠；
7月4日：万宝山日军警及韩人作严重之军事行动，强占民房，擅伐树木。朝鲜内部受日人鼓煽发生排华暴动，捣毁华人商店、住宅，强杀华人……
9月11日：日就所谓中村失踪事件作手段过分宣传；
9月18日：夜十时日本无故占我沈阳，炮轰北大营、兵工厂、飞机场，损失极大。我方全未抵抗，一日夜失地千里，这就是写在中国现代史上的血的纪念日九一八事变。
其后的战事动态全部体现在这篇“大事记”中。可见潞河中学学生对国运时事的关注。
《协和湖》1931年10月7日专门出版了一本“抗日救国专号”，刊登了《通县各校联合抗日救国大会宣言》，还有署名王乃堂的教师发表的《为日本进占沈阳痛告全国同胞》以及《敬告民众书》，并立即组建了潞河中学学生反日救国会，且在刊物上绘制了表现救国会组织机构人员分工及职责的拓扑图。当时，在读高三年级的侯仁之同学还发表了一篇充满理性的分析文章——《民族的反省》。同时，有些学生戴上“誓死保国”的黑纱，走上街头，走向农村，宣传抗日救国。也是从那时起，高中学生自动组织军训，不畏严寒，在冰天雪地中进行艰苦的训练。面对九一八事变，潞河的学生们反应之迅速、责任感表现之强烈、行动计划制定之周密，着实令我们今人惊异和感动。
临时避难所 同样是这篇“大事记”还记载着：
（1933年春）长城战急，伤兵日多，医院无处收容，礼堂改为伤兵医院，同学充护士，星夜抬伤兵。热河失陷，我军退却，学校宣告停课，同学纷纷返里。城外炮火连天，灾民来校避难万余人。留校师生编成护卫队，日夜更班维持秩序，并由上海华洋义赈会搬来小米分发灾民。学校大小课室、宿舍、亭子、湖边、甬路皆为难民息栖之所，证道堂、富育、潞小，同时收容。
潞河校史馆里还陈列着这样一组照片，一张是文氏楼礼堂的舞台正中悬挂着写有“救国”二字的巨大横幅，礼堂里是医护人员和学生志愿者救助伤员的情景。另一张是文氏楼的舞台被辟为临时手术室，身着白衣的医生们正在忙碌地手术，舞台下面是等待手术的伤员、护士，还有志愿者。礼堂四周的墙上挂满写着标语的条幅，气氛紧张。这就是1932年长城抗战时潞河文氏楼礼堂中的情景。当时，长城战事爆发，通州随即成为部队集结、伤员转运的后方。潞河中学师生为能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把礼堂辟为临时救助所，由北京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员。据1934届校友林从敏先生回忆：
继九一八、榆关事变之后，长城一线战火弥漫，喜峰口、古北口告急，我军浴血抗战。由协和医学院教授、世界著名生理学家林可腾率领的救护队，以我校文氏楼为重伤兵医院。我校同学百余人在陈校长赞助下，组织起来，昼夜不息的任看护工作，同学周武赏热心调度，厥功甚伟。
还有很多老校友在回忆录中都不约而同地回忆到当时参加伤员救护的情景。一时间，学生民族自尊、爱国情感迸发，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也为他们日后投身抗日，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伏笔。在《潞河1933年大事记》中有“救伤余金购书委员会成立”的记载。在今天学校校史馆里仍保留着刻有“一九三三年救伤余金购书委员会制”铭文的书柜，提示后人校园里曾经发生的这段动人心魄的历史。
伤感的军训 潞河中学的军训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4年秋季开学初学校大事记有：“军训开始，王教官由京来通，划望湖、桂菊、兰石三村为军训区，早升旗、晚点名，同学精神为之一振。”也有1935年“4月13日，赴保定受训。6月5日，在保度端阳，大举游艺，黄师长与焉。6月14日，集训被迫解散，次日返校”的记载。寥寥数笔，记录了日本侵略者推进华北自治过程中《何梅协定》签订的过程。这在学生的《军训日记》中记载得就详细多了。
这是潞河中学学生第一次赴保定军训，此前都是在校园里。计划历时3个月的军训，还插有一些学者和官员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学生更是兴高采烈。但是，本次军训在1935年4月至7月间举行，注定了它的坎坷与悲壮。当时负责合作社的赵慧城同学的《军训日记》，从4月13日启程起，直到6月15日返校止，完整记录了军训的全过程。
军训开始几天，学生感觉新奇且轻松，随着华北形势吃紧，军训的空气也紧张了起来：
4月17日：潞河同学平日不相谈者，今日见之老远即相招呼，合作社是我们的集会地，群聚在大柳树下，沏壶茶，吃花生，胡聊，相聚若亲兄弟然。
5月2日：师大校长李蒸先生来校演讲，题目为：今日吾国青年应有之认识与准备。
5月5日：王教官说，天津租界某报与北平某报载，集训学生生病者数百，逃者二百余，原系有作用有背景之捏造。
5月8日：陶希圣先生来队演讲，题为：中国国际地位及其前途。
5月18日：上级命令说，何（应钦）部长九点来队，检阅。午饭后何又在礼台上演讲，拿着讲稿在台上念，态度语气特别诚恳，两肩高耸直至耳际，嘴咧的更大了。
6月3日：省政府由津迁保。
6月4日：升旗后，黄（杰）总教练补讲上题，智仁勇之勇字，常述河北近日之危机，语调沉痛，悲愤填膺。
6月11日：大公报载，国府下睦邻令，日军所要求条件，全部承认。
6月14日：黄师长站在台上了。奇怪，他眼前站着两千多人，没一个咳嗽的，这是与往日超乎不同的现象，师长的脸有些消瘦了，或许是心理作用吧？说话了，听众更静，一点别的声音也没有，闭上眼听着，好像黄师长在那里捣鬼话似的，说话的语调，一句比一句紧张，一句比一句痛切，但是那样沉稳。等到说：“我们想不到，短短三个月也不能得到圆满……我们对不起你们……”时，已是语不成声，于是我们的泪和抽泣声全发出来了。少静一会，又继续说，说到“你们现在已不能挺胸脯说，我是……你们现在已经失掉了国家的保障，以后写文章、说话都要加检点，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大家又哭了起来。他又说：“即便中国亡了，只要我黄杰有一口气，我就要和××抵抗的，那时我当土匪也要杀××，也要跑到河北来当。”这时，我并没哭，只是咬着牙，攥着拳头，挺挺胸，后面的话就模糊了……
历史的巨变往往就在一瞬间，而恰巧被这届学生遇上了，而且如此痛切，如此刻骨铭心。直到同年9月，通县成立了伪冀东自治政府，冀东人民从此沦为亡国奴。那时期，中国人进出通县的城门，要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致敬，否则必遭罚跪和鞭打。据1942届校友庞树义回忆：
回想起1936年到1942年12月这5年半的中学生活，我们感到潞河界墙内的空气是新鲜的，自由的，可是在界墙以外，则是另一种凄惨世界，有些事情至今仍令人难忘。记得开始读初中的时候，我们是走读生，每天都要出新城南门进潞河医院前的栅栏门到学校去。当时，城南门外由29军警卫，城门里由“冀东政府”保安队站岗，人们出入城还很随便。可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城南门就改由日本宪兵队站岗了，所有出入城的人都恭恭敬敬地向日本人鞠躬行礼，经过搜身检查才能放行。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位老乡因不懂这种规矩，被日本人用枪托狠狠打了一顿，还罚他在城门前下跪。
这期间，因为潞河中学的这种特殊身份，日军不敢进入学校，同学们就在校内开展抗日宣传，并一直把国旗高高升在谢氏楼钟楼的楼顶上。1936年秋，潞河的师生在大操场的看台上，举行空前规模的歌咏晚会，灯火辉煌，高唱《前驱》《唯我中华》等歌曲，声破长空，震撼全城，唱出了中华民族誓死不屈、英勇奋战的杀敌声。驻通日本兵则慌了手脚，急忙拉出队伍，对空鸣枪、打炮，进行扰乱、恫吓。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通州伪保安团暴动，史称“通州事件”。这场战斗就是在通州南门外与校园内德辰山之间展开的。那次暴动活捉了大汉奸殷汝耕（后押送时逃跑），捣毁了日军的特务机关。日军为报复，炸毁了学校大门，谢氏楼也险遭灭顶之灾。据1942届校友许连霈回忆：
我初进潞河，刚好是日本发动卢沟桥事件后不久，潞河校园还留存着日军侵略的罪证，校门被日军炸弹炸坏，谢氏楼西侧3～4米的地方还留有一颗日军飞机投下但未爆炸的炸弹。沿着校园南侧的铁丝围墙，至少有两处标明我抗日战士牺牲的木牌。这些都说明了我抗日士兵曾在潞河中学为抗击日军的侵略进行过英勇战斗。这些都深深地刻在一个初二学生的脑海中，使我永志不忘。
1948届校友李介然对这一幕记忆更清晰：
我们全家人被学校安置在潞友楼的楼道里躲避战乱。一天上午一群日军飞机由西往东低空飞过，其中一架飞机朝着谢氏楼的钟楼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正中西南墙的墙体上，但这枚炸弹并没有爆炸，把墙砸了一个两米左右的大洞，炸弹落到了楼外的地面上。楼内受惊的难民与同学们立即逃出楼外，分散到其它地方。冷静下来之后，有些胆大的学生，走过炸弹查看时发现炸弹上有昭和X年制造的标志，具体年份记不清了。后来学校有关方面提出抗议交涉后，日方毫无根据地胡说一气，派一名士兵到现场看守那颗炸弹，几天后才运出校外。
尽管是在通州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敌伪时期，潞河中学师生也巧妙地利用潞河的身份，千方百计地开展抗日宣传。所有这一切，都给那几年在校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对他们的日后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
难忘的一天 1941年12月10日是潞河中学师生最难忘的日子。两天前，即12月8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随即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0日清晨，日军突然进驻潞河中学，并强行接管。全校师生被虎狼般的日寇围困在运动场里，冻饿竟日。1942届校友许连霈也回忆道：
10日下午，日军接管了潞河中学并宣布封闭学校，限令全体学生两个小时内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衣物，全部堆放在大操场上，当晚前必须离校。同学们心中充满愤恨，心情十分沉重，不知何时才能复校相见。同学们在相互告别时，不禁纷纷落泪。那天下午落起小雪，天气十分寒冷。我们先送走来自山西的同学，又与天津和北平的同学告别。这时已经是黄昏了。迎着小雪，我当晚住在通县同学家中，次日回顺义老家去了。
陈昌祐校长之子，潞河中学1948届校友陈大光也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陈校长和老师们首先安排学生收拾行李，组织陆续离校，然后老师也被赶出校园。那一天，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更没有道理可讲。多少人义愤填膺，流着热泪含恨离去。有着抗日爱国传统，追求真理与进步的潞河师生从那天开始，就在思考怎样沿着抗日的道路继续向前，绝不做亡国奴。
在潞河师生的记忆中，那一天印象是那样的深刻，苦心经营了40余年的美丽校园被侵略者霸占，无辜的老师、学生被无情地赶出校园，流落四方，心中那份屈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更令人揪心的是母校，是老师、学生的命运究竟在何方。
2 辗转亳州
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天津南开大学辗转大西南创办西南联合大学的故事几乎人尽皆知，也书写了中国大学史上最壮丽的篇章。其实，在潞河中学的办学历史上也曾有过辗转西迁的经历，成为校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在安徽亳州一中的校史馆里有这样一幅照片“涡北中学高一师生欢送高彭秋先生之行”，时间是1945年4月。而在版面的说明中记载着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亳潞之源”：
平津沦陷后，位于北平通州的历史名校——潞河中学的部分教师在向大后方转移途中，被张志兰校长挽留任教。他们将著名教育家陈昌祐先生之“人格教育”的办学理念，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具有鲜明特色的办学风格带到涡北中学，烽火中结下百年“亳潞之源”。
亳县涡北中学 涡北中学前身为1910年美国传教士包氏兄弟创办的怀恩学校，当时仅为一所小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被日军查封解散。曾任潞河中学生物教师的张兰生先生的女儿张志兰嫁给了当时安徽敌伪军界的一位爱国将领。她利用这一特殊身份于1942年2月在怀恩学校原址创办了一所完全中学，该校位于当地涡河北岸，遂命名为涡北中学。1941年，也是张志兰校长筹办涡北中学时期，她获悉北京潞河中学已被日寇封闭后，便热情邀请潞河中学教务长靳铁山、总务长李宝璞、注册主任刘学儒和数学教师潘智源、地理教师侯镜川、国文教师吴海珊和琦书耕、音乐教师刘俊峰等10余名教师到涡北中学协助办学。这些名师教学严肃认真、循循善诱、一丝不苟、诲人不倦，在这所学校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的范围和深度远远超出一般中学。这些教师还把潞河中学开办学生社团、鼓励课外活动的传统带到了涡北中学，师生们在张校长的保护下用多种方式开展抗日宣传，这极大地提升了涡北中学的教育质量，使它在当地声名远扬。
秘密交通站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华北，抗战全面爆发，大批学校纷纷向大后方转移。当时从平津地区逃亡出来的人，包括学校教师和有志到后方求学的青年学生纷纷前往抗日后方，为了不暴露去向，安全通过关卡，他们大都乘坐火车沿津浦线先到徐州，然后沿陇海线取道河南商丘、安徽亳县、界首再进入河南，经漯河、洛阳、灵宝进入陕西，这样辗转迂回再到达大后方的西安或重庆。原因是这一带由汉奸敌伪政权管辖，日军势力较弱，又与国民党抗日后方相接，所以是一条通向抗日后方相对安全的通道。
涡北中学的公开身份是学校，实际上担负着转运站的任务，特别是帮助那些从沦陷区逃亡出来、有志到后方读书的青年学生安全通过敌伪封锁区，为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陈昌祐校长受邀赴西安办学途经亳县时，受到了张志兰校长夫妇的保护才得以顺利成行。
涡北中学现为安徽省亳州市第一中学，省级示范高中。在学校广场上有一方复制的石匾，上书“活水源头”四个苍劲的大字，那是1946年涡北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送给母校的匾额。“亳潞之源”的故事成为现今潞河中学与亳州一中校史中弥足珍贵的一笔，也成了两所学校间友好交往的媒介。
3 终会西安
复校征程险阻多 潞河中学的北平校园被封闭后，陈校长通过在抗日后方的潞河校友了解到从沦陷区逃往后方者甚众，他们求学和就业非常困难，希望潞河中学迁陕复校。得知这一信息后，作为职业教育家的陈校长，义无反顾，于1942年2月只身前往西安。陈校长迂回西行途中，经商丘下车前往亳县，到亳县时天色已晚，为安全起见，住进张志兰校长家中。第二天，在张校长陪同下陈校长到涡北中学看望潞河中学教师，并通报了赴西安复校的计划。当时，日军已封锁了涡河大桥，河里也不准行船，禁止两岸人员交往。陈校长只得在张志兰校长等人的陪护下，冒险以涡北中学教师的身份通过涡河大桥。然后又租车去界首，辗转到西安后，才与先前已到达的校友会合。
创业维艰志道合 在西安准备复校时，学校选址、教学设备、教师配备等问题都悬而未决，但困难再大也大不过潞河校友的复校决心。按当时国府规定，开办学校必须向政府立案。于是，陈校长又只身赶赴重庆，为了得到校友的帮助，陈校长在重庆召开了校友会。由此获知，潞河中学属于迁校，不需立案，只需备案。通过孔祥熙、陈铁生等校友的帮助很快办完了手续，还得到当时救济委员会的10万元资助，专门用来救助沦陷区逃亡的学生。当时，复校经费主要由潞河中学音乐教师亨德负责，校址问题经黄振英[9]等校友的努力，借到西安市尊德女中附属小学的校址作为复校之用，学校房屋不多且多年不用，早已破败不堪，甚至连上课的桌椅也没有，更谈不上宿舍了。由于时间紧迫，也是为了节约资金，临时请了几个木工赶制桌椅，甚至没来得及涂油漆就投入了使用。学校食堂的锅盆碗灶，甚至水缸都是校友们捐赠的，在广大校友及西安各界同仁的支持下，西安潞河中学终于在1943年9月正式开学，为流亡后方的青年创造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悉心教育涵心雨 由于战乱而流落各地的老师、学生，包括已在涡北中学任课的部分老师此时也齐聚西安，使潞河中学人格教育的传统得以传承且发扬光大。在西安潞河中学的教师队伍中，除原有教师外，还有在西安招聘的教师，其中有不少是逃亡后方的名牌大学学生、教师，他们学识广博，很受学生欢迎。
西安潞河中学校友李国庆回忆：
当时的校风给我的印象是：严肃认真、勤俭办学、尊师爱生、循循善诱。形成这种风气的带头人有三位，一位是陈昌祐校长，另一位是靳铁山教务长，还有一位是潘智源训育主任。在旧社会的中学，一般是不关心学生生活的，陈校长则与众不同，学校既有学生食堂也有教工食堂，生活安排的很好，教师通常是买饭回家吃，学生则是8人一桌，整整齐齐的坐下来吃。学校还请了杨保民老师的爱人，一位专业学校毕业的医务人员做校医，每天下午免费给学生看病。这在当时西安的中学里是绝无仅有的。
西安潞河中学的学生多来自沦陷区，不少是独自一人，没有生活来源。学校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是免学费的，对特别困难的学生，学校采取工读的方式，通过学生力所能及的工作，得到学校提供的生活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自然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加上老师的严格要求，绝大多数学生学习都非常刻苦。由于晚间没有电灯，宿舍又是床铺挨着床铺，没有自习条件，所以要自带蜡烛到教室自习。那时，用的是土蜡，略带绿色，点着后不但不亮还不断流油，一根蜡一会儿就用完了。后来，学校只得在食堂点上两盏煤气灯，供大家自习。学校唯一的一间大房子，既是饭厅，又是礼堂，还是晚自习室。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许多学生仍坚持阅读课外书，甚至阅读英文版小说和原版教材。据说，这些英文版图书可以从离学校不远的“鬼市”买到，一传十，十传百，那里竟成为学生们外文图书的主要来源。有一次在和美国空军的联欢会上，潞河学生不但可以高唱英文歌曲，而且几乎每个学生都可以用英语对话，学生们的进步令在场的人非常惊讶。正是老师们高质量的教学和学生们的艰苦努力成就了西安潞河中学特有的学风。学校虽然办学时间不长，但教学质量已享誉西安，成为陕西省教育厅认定的免予会考的中学。
潞河传统淌渭河 西安潞河中学校友谢齐历是隔壁尊德小学毕业的，1943年9月潞河中学在西安复校时，作为尊德小学资深教师的母亲毅然支持女儿报考潞河中学，她回忆道：
我当时年幼，对潞河中学一无所知，加上好朋友都上了别的学校，我并不愿意上这所学校，而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等我第一次踏进潞河中学的教室，却感到大失所望。教室照明不足，桌椅未经涂漆更显粗糙，教师手中除了一支粉笔几乎没有什么教具。我回家后把自己的不满情绪一股脑儿的宣泄给母亲。母亲沉思很久，然后拉着我的手耐心的说：“孩子，你不明白，潞河中学师生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西安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又高兴的告诉我：“孩子，你真幸运，校长陈昌祐是有名的教育家，他为保证教学质量遍访名师，有的教师是从沦陷区流亡到西安，是在难民营里发现的。”
其实，谢母说的不错，谢齐历女士当年的国文教师程舜英就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高材生，她的英文教师就是陈校长的夫人刘汝英女士。西安潞河中学正是有谢母这样的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才得以蒸蒸日上，快速发展。
西安潞河中学虽然条件简陋，但课外活动依然丰富多彩，和在北平一样，下午四点以后学生必须参加课外活动。在教室、宿舍、办公室混杂在一起的院子中间，是排球、课间操和朝会的场地。学校后门外有一个篮球场和一块面积不大兼有防空洞设施的空地作为垒球场地。在广泛群体活动的基础上，学校也成立了男女篮球队、排球队、垒球队等，在西安也小有名气。当时，西安有个战干团是由重庆到西安的，打篮球号称常胜将军。可是和潞河队的几次比武，却正是棋逢对手。两队比赛十分精彩，票价虽高，但总是挤满观众，喝彩声不断。战干团擅长中线，潞河队篮下占优势，潞河五健儿团结一致，分工盯守，密切配合，球艺高超，多次胜出。同时，潞河队虚心、友好、热情的体育道德风尚也获得了各界好评。
由于西安潞河中学是男女合校，第一次组成了男女声合唱团，杨保民老师任指挥，学生陈光华钢琴伴奏，曲目或是抗日歌曲，或是世界名曲。合唱队常在市内举办音乐会。有一次演出由德沃夏克《自新大陆交响曲》改编的《念故乡》，台下观众为动人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所感动，反响异常强烈。
在西安潞河中学办学的短暂的三年中，有不少投笔从戎、报考空军和参加远征军的学生，他们相继走上抗日一线。1946年，西安潞河中学迁回北平，但只有陈校长带着部分师生回迁通州，教务长靳铁山及潘智源、杨保民等骨干教师仍留在西安，学校也更名为圣路中学，靳铁山先生任校长，校址也迁至西安市北大街圣公会教堂院内。西安解放以后，学校又易名为西安市立第四中学。改革开放以后，西安四中非常珍视这段不平凡的办学经历，在校门处设立了一尊以母鹿和偎依在身边的小鹿为造型的石雕，用以纪念两校的“母子之缘”。2002年，潞河中学135周年校庆时，西安四中校长将这尊雕塑的复制品亲自送到潞河中学，两校间自此恢复了联系。
据西安潞河及圣路中学校友谢齐历回忆：“校长靳铁山和不少原潞河中学的老师继承了人格教育传统，学校远近闻名。我们这一届高中毕业时，八大院校来西安招生，班上许多同学考上了北大、清华、北京医科大学等名校，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在潞河中学校史馆有这样一段话：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强行占领了学校，并勒令师生当日全部离校。陈昌祐校长及潞河师生辗转安徽亳州，最后会聚在古城西安，创办了西安潞河中学。这几幅照片就记录了当时师生们艰辛的创业故事。西安潞河中学及之后的圣路中学是潞河历史上一段重要而悲壮的历程，也是民族危难的一道深深的历史烙印。西安潞河的校友是潞河众多校友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对潞河教育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们的坚韧与凝聚力更令人钦佩。
虽然，西安潞河中学的办学时间只有短暂的三年，但是在帮助沦陷区逃亡学生复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潞河的人格教育思想也因此传播得更为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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