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荣归并不平静
重整旗鼓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出的接收大员杨绍堂，接收了日寇占领期的通县中学，并任代理校长职务。杨绍堂是国民党员，并已在教职员中扩展国民党组织，还建立了有美国人参加的中美合作机制。当时，美国人以潞河中学是美国教会资产为由，派部分海军陆战队士兵进驻学校卫氏楼学生宿舍，使潞河中学变成了美国人的兵营。为此，学校还成立了接待委员会，专门为美国士兵提供服务，并给服务的学生提供有JF[10]标志的徽章，以利于美国人识别。这些美国士兵直到1946年9月潞河复校前才离开。
1950届校友胡守信回忆：
1946年寒假，因为前面的卫氏楼已被美国士兵强占，我们一部分同学只能住在卫氏楼后面的一排平房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通铺上。这些美国大兵在校园里总是横冲直撞，极不友好。有的士兵招雇清洁工，同学知道我生活困难，劝我不妨去试试。我正在犹豫中被一件事情打消了念头，一天上午，我从卫氏楼前经过，忽见几个美国兵正在殴打一位高年级同学，此事深深地刺痛了我。据说此事闹到学校当局，要求严肃处理，但后来却不了了之了。直到陈校长回到了学校，这些美国大兵才撤离。
陈校长是1945年12月回到通州的，1946年春从代理校长杨绍堂手里接收了通县中学[11]。此时的校园已残破不堪，损失严重，在梁秀臣、刘学儒等几位原潞河中学老人的协助下，陈校长克服了重重困难，对校园进行恢复和整修，才保证了1946年9月1日开学。当时，从西安返回的学生并不多，大多数来自通州周边的农村。1949届校友潘光启回忆：
1946年暑假，学校光荣地由西安迁回通州，9月1日正式开学。我们一同回来的同学大约有6、7人。从西安到通州走了12天……火车在经过山西太谷时，车上有一位妇女抱个孩子，因生活窘迫，没钱买票，查票时，检票员就强令她中途下车。我们几个认为这太不人道，就出来鸣不平，责怪检票员太苛刻，最后还是由我们，代她付了车票钱。这一举动受到列车上乘客的赞许。
按说，抗战时潞河中学西迁，为后方逃难学生服务，学校也办得有声有色。回到了通州，正所谓荣归故里，应该是踌躇满志，意气洋洋才是。但当时依旧风度翩翩的陈校长在第一次朝会上，却讲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话，学生们记忆最深的是，从西安到潞河一路上见到的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腐恶行，陈校长那愤懑、鄙视之情溢于言表，更流露出无奈与失望。言语中虽不失校长的谦和与儒雅，但与当时民间流传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民谣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此时潞河中学所处的环境与军阀统治下及抗战时期已完全不同，国内矛盾已经转移，政治空气非常紧张，国共两党在学校的势力此消彼长。国民党当局对学校的管理也愈加严厉，犹如白色恐怖。当时，潞河中学仍是教会治下的私立学校，在董事会中包括了公理会干事魏振玉（另名魏文举）、凌其峻、孙润生、齐国栋等。魏振玉自幼受美国教育，他不主张抗日，抗日期间还在日寇组织的基督教联合会任干事。实际上，潞河中学当时的领导是凌其峻和魏振玉，陈校长充其量只是辅助管理。但他在复校后仍主张不重视党派活动，一心要把学生从德才方面教育好。他的远离政治、教育救国的治校思路一如既往，但在此时的推进却举步维艰。
即便如此，潞河中学的教育仍迅速得到恢复，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校长复校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大力整顿校务。原有的学生多是通州本地招收的，招生的程序、标准又与原潞河中学不同，所以学生中“顽劣者”较多。当时，教导主任李景山建议陈校长令“伪通县中学时期的一些学生，野蛮、打架、飞轮队等”学生退学，此类学生人数大约有60人。然后，又以学校经费不足为由，通过严格的考试大量招收新生和插班生，学生人数增加近一倍，多来自北平、天津、山西，以及其他一些省市。同时，破例首次招收女生班，从此潞河校园第一次出现女生的身影。由于原在校生中被勒令退学的人数过多，又冠以“伪沦陷区学生”的帽子，在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第二项措施是严格考试，整顿学务。据1947届校友邝允烈回忆，1946年12月，正如当时中国所处的年代一样，显得十分寒冷。冰上运动从西侧小湖开始，逐渐转移到协和湖上。冰上运动开始也意味着学期已近尾声。
有些同学于天暖时找一些安静的场所开始复习功课，宽阔的校园可以容纳许多用功者，但更为清静的地点则是卫氏楼后过旱桥至护城河畔，或是踏冰而过到城墙边去攻读。圣诞节在学校中尚举行一些小型活动，同学是自由参加的，也好在紧张的学习中增加一些生活情趣。多数在寝室开夜车的同学只能隐约听到赞美圣诞的歌声，十分优美。不过情绪往往为腹中窝头过早的消失所破坏。当时，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同学们也不例外，一日三餐玉米面窝头，一个菜加热开水。一月份期末考试开始进行，考场集中安排在谢氏楼二楼的大厅中，座位单列分开，前后座位班级叉开，气氛十分严肃。所以，考试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学生们的状况和水平。每日仅考两科，使同学们有充分的复习时间，其目的是促进学习到知识，而不仅仅是为了考试。
邝允烈的回忆就像是1946年潞河中学期末考试前后校园景象的一幅速写，可见陈校长的学务整顿已初见成效。当然，严格的考试还包括，重视学生的日常学习，强调一日课一日完。每门课每周或每旬有一次小考，每月一次月考，期末有期考。小考只用5～10分钟，出一周内讲的内容中一两个关键性问题，以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小考成绩占期考成绩的2/3。这样的考试制度确保了学生们重视平日的学习，而不鼓励为考试而突击。
但是，潞河中学关心爱护学生的传统依然传承了下来。1948届校友毛寿峒曾回忆自己做工读生时的经历。工读生一般都是家境比较困难的学生，既要完成学业又要担负一定工作以补助生活费。他们又要学习，又要劳动，所以时间安排很紧，学习也很刻苦，学校不但关心工读生的劳动和学习，对他们的健康也很关注，定期体检，打防疫针。记得他在做工读生不久，一次得了重病，发高烧，就是老师送他去潞河医院及时治疗才得以痊愈的。学校还专门为身体欠佳的工读生准备了奶粉，每天劳动后可以到北门存车处的一间小房子里美美地喝上一大碗牛奶，直到身体完全恢复为止。
教师在对陈校长的评价中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学生全面负责也是他的一件事迹，因教导主任尚未聘到，校长身兼此职，更领导教职员组织学习小组，规定班主任工作计划及研究各科教学方法，观摩教学等均尽心掌握，指导进行。对学生不仅在教导方面负责，且对一向经济困难者设法募集助生金，加以补助。在去年申请助生金未发下时，即由学校暂为借助膳费，以免辍学。按学校收支报告，本学期申请缓交学杂费者竟超三百余人，学校已经借垫经费玉米四百余石……
此时的陈校长致力于学校发展的理想依然坚定。1947年6月，陈校长借赴英国开会的机会，转道赴美考察。一方面为筹款解决潞河办学的困境，另一方面考察职业教育以发展潞河中学。他从英国到美国专题考察职业教育，在美期间还拜访了纽约“会幕”教会。这个教会的杰弗逊（Jefferson）牧师曾给潞河中学筹款25000美金，作为回报，潞河中学的英文校名即为Jefferson Academy。他在美考察了十余所职业学校及美国南方的一所农业学校，于1948年1月返回。陈校长出访的实际目的仍是为实现自己1928年上任伊始提出的梦想，即“仍盼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农科、教育科、体育科能完全经济独立，购置新地点，建设新校舍。不但可以造就各科专家，更能造成多数人民的幸福，以完成本校设立的初旨”。但回国以后，国内形势已发生了根本转变，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全校大多数师生投身到正在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通州也面临解放，加上自己已年近六旬，这个理想最终也没能实现。
难觅平静
由于当时的学生多来自农村，为了家庭安全，学生对通县国民党部在校园发展三青团势力的做法，并没有重视，也无兴趣。加上陈校长的治校策略，学生们觉得只有勤奋读书才是正业，所以，每晚都自觉到图书馆温习、阅读，三青团开会时只有三两个人去，最多没有超过四个人。据1950届校友丁琳回忆：
国民党给潞河中学派了两名军训教官，一个矮胖的少校姓王，一个是当地驻军派来的上尉姓杨。至于他们搞了什么名堂，同国民党、三青团是什么关系，我就不清楚了。当时学校流行“党团退出学校的说法”，这个口号表面上看，好像很中立，似乎是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实际上是对反动社团在学校活动的一种变相抵制。因为，我们党的地下活动，本来就是秘密的，根本不存在退出不退出的问题。同时，学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升旗时，学校规定只升校旗，奏校歌……
当时，国共两党和美国教会都极力在青年学生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国民党是利用三青团培养自己的骨干和特务分子，以监视学生中进步思想的传播。共产党则是利用“民联”[12]等进步组织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教会则是利用教会学校身份宣传非党化和中间路线。团契[13]作为基督教外围的青年组织，其活动是被允许的。通州团契的负责人是一个美国人，也是富育女中校长，名叫贺爱融。她经常利用团契宣传创世纪等唯心主义观点，诋毁共产党的主张。但一些进步团体亦可利用团契的形式做宣传工作。
1950届校友胡守信在谈到燕大学生到潞河中学开展团契活动时回忆道：
1947年燕京大学到学校搞团契活动，住在卫氏楼，活动场地在八角楼。我当时就住在卫氏楼一层。一天傍晚，忽然传来悠扬的歌声，我循声走到八角楼，细听多时，才分辨出里面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我感到格外的新鲜，一种说不出来的振奋。就这样，每晚只要一听到歌声我便跑去静听。除了《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还有《大家一起来唱歌》、《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等等。至今想起来，当时他们的欢声笑语，令我羡慕不已。那些歌词所表达的思想令我向往。直到1952年我进北大以后，才从原燕大学生中了解到，原来是燕大地下党组织利用团契这种宗教形式做掩护，从事革命宣传教育工作。
据他回忆，这正是日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次启蒙。一些进步教师也利用每周周会的时间，邀请一些社会名流来校开办讲座，如朱自清、马约翰、劳至诚、王梓仲等，以开阔学生视野，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民联”组织在校内的活动也很频繁。1948年，潞河的一些同学通过民联组织奔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参加四八罢课活动。罢课主要在校内活动，没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晚上，在燕园湖畔，几个进步同学热情接待来自潞河的校友，一起联欢、座谈，显得格外亲切。师哥、师姐给他们介绍清华、燕大的学生运动情况，讲他们如何团结起来，反内战、要民主，反迫害、要自由。潞河同学们的觉悟得到极大提高，继续开展革命运动的斗志也得到鼓舞。这其中就有1949届校友洪宝章，他受校友黄宗汉的秘密领导，组织开展北平解放前夕护厂护校斗争，并负责秘密传递党的文件，之后，他成为学校进步力量的核心人物。
2 曙光初照校园
师生坚定迎解放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发生了伟大的转折，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东北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准备发起平津战役。通州的国民党军队已弃城逃跑，不少市民和学校师生也逃亡北平城内避难。陈校长与刘汝英老师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8年秋，国民党军队进驻学校备战，扬言楼房太高有被炸倒的可能。我们也深感情况紧张，并考虑到学校经费由北京公理会供给，如打起仗来有断绝经费之虑，遂决定暂时离开通州，带领教员及外地男女同学百余人到达北平，将学生分别安置在美华学校和贝满女中上课。是年冬，解放军包围了北平。美国公理会总干事、美国传教士芮义德，租了飞机，并通知公理会所属各校负责人随他撤离北平。陈昌祐虽信仰宗教，但他热爱祖国，深知若长期背井离乡，心灵上将会有莫大痛苦，逃往台湾更是死路一条。况且，目前学生还在上课，骤然抛弃，更是于心难忍。同时，也想到全国解放在即，将来还是要读书办学的，又何必非走不可呢？遂留下继续维持学校。随芮义德飞离北平的只有育英中学校长。
围城期间，国民党北平城防负责人楚溪春要学生集中军训，准备打仗，陈昌祐为此焦虑不安。恰好此时朝阳门每天早晨开放一次疏散居民，同时，又听说，通州已经解放，各校已恢复上课，因此，陈昌祐决定将学生化整为零，分批由教师带领，每天早晨趁城门开放，返回通州。校长陈昌祐和教师吴纯性是最后一批率领学生回通州的。[14]
所有回到通州的教师，又都在解放后的潞河中学恢复了工作，回来的学生也都上了课。这时的潞河中学一切完好，秩序井然。不过，通州虽然解放，但当时潞河中学教会私立学校的身份还未改变，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公开派驻学校，学校依然按照原有的方式运行。为了争夺这块教育阵地，北平的共产党组织先后派中共党员薛成业、李士廉、吴纯性等到潞河中学任教，多数教师、学生也已经投身到进步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中。1949届学生孟呈尧回忆道：
当时的潞园同那些刚解放，正处于一种由于新旧时代更替而引起的震荡之中。除了课堂里琅琅的读书声之外，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时代新潮的热烈气氛。起初，我还怀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三年课程一年完”的心情，只顾埋头读书，不参加任何课外社会活动，被同学们认为是“死扣儿”和“书虫儿”。但不久便被校内的革命热潮所感染，经常参加在大礼堂的群众集会，听那位操着东北口音的青年干部讲革命道理。在饭厅门口，围观那些传递解放军胜利进军信息的大字报。在礼堂门口探视正在排练的歌舞《黄水谣》。在宿舍或遛弯时，也开始和同学们争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校园涌动革命潮
通州解放后潞河中学表面上看似依旧，但也悄然发生着显著的改变。第一是由军管会派出干部到校做帮助工作；成立有学生参加的校务委员会，推行民主管理；开设政治课等革命课程。第二是社团活动依然活跃，但形式和内容已发生根本改变。第三是原在地下活动的民联组织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且选举了新一届学生会。
以学生社团活动为例，一些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宗教、消极情绪的社团被取消，新的社团涌现出来，当时，校内最活跃的社团活动有：
灯塔社。来自歌曲《你是灯塔》的寓意，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校内新闻。1950年，改为“潞园每日”报道，1951年改为红楼[15]新闻，在红楼前出刊，每日一版，内容生动活泼，很受同学欢迎，作家刘绍棠在校时曾任红楼新闻社主编。
益智学会。是1947年由潞河中学高二同学创办，其会刊是《益智周刊》。周刊的主要读者是中小学生，发表一些小学生作文和知识小品等，还有一些中小学试题解答。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刘绍棠的《我的歌声》，后还连载了他的《飘零》，影响甚大。
义务小学。主要受“民联”领导，在潞河中学附近农村举办的读书班，是半公开的，大约有10人左右，教师大都是“民联”成员。一方面是教农民识字，一方面进行时事和前途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边疆歌舞团。主要是在校园普及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形式，并组织演出。在节假日或课余时间，都可以在教学楼、校园看到扭秧歌、唱歌的活动。普及革命歌曲，组织文艺演出，受到同学的欢迎。
投身革命赤子情
学校开展的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投身革命的热情，也为他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9届校友胡守信回忆：
暑期后升入高三，可我的心思就是参加革命。当得知北平有一所新成立的，谢觉哉任校长的革命大学，我就决定跑去试一试。出乎我的意料，口试时主考同志所提的几个问题的答案都在我读过的毛主席的几篇著作里，我了然于心，结果回答全部得到主考的赞赏，当即宣布“你被录取啦！”我高兴的问“能否现在就参加活动？”回答是“可以嘛！”于是，马上安排我进了一个学习组。第二天我就报名参加“淮海大合唱”的合唱团，还上了广播电台。
1949届校友金洪（金康）、王虹（王俊元）、孙凡（孙广亮）、陈德（陈世潭）等回忆：
我们四人，除在校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教育外，还有幸受到中共党员、老校友的教育。老校友在白色恐怖下，不顾生命安危，起早贪黑勤奋工作，油印、装订、散发革命文件，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令我们敬佩不已。他在工作之余，还给我们讲解《政治经济学》、《论联合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革命书刊。使我们受到革命启蒙教育，从理论高度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并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在我们处于徘徊时，我们又在他的指导下，化装成商人，扛着铺盖卷，冲破军、警、宪的检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
像他们这样的同学还有许多。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极大地鼓舞了潞河学生的革命斗志。学生报名参军、参干，踊跃参加南下工作团成为时尚，他们毅然决然地奔向祖国的大江南北，决心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波澜壮阔的解放事业。有资料说，仅1949年前后，潞河中学就有近300人加入了革命队伍。有不少革命青年建立了功勋，也有的为了保卫祖国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如金康、王立功、徐哲夫等。
3 接管众望所归
历史的旋涡
接管（亦称接办）是对由人民政府接管原属于教会的私立学校的一种简单说法。1950年5月13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和吴耀宗等基督教人士谈话时指出：“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自己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同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使原已岌岌可危的中美关系彻底破裂。为了肃清国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增强必胜的信心，12月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在《人民日报》上，发出“肃清国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反对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的号召。政府随即成立了接收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专门登记处，从而拉开了接管的序幕。通县以潞河中学为主的各教会学校也开始对人员、校产、经费等进行了详细的登记造册，以为政府接管做好充分准备。
在通州，以贺爱融为代表的一些传教士，在华美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为掩人耳目，会议名为“中美联合生产会”。这一举动也引起通州专属公安处的高度警惕。在反对美帝文化侵略运动的打击下，一些传教士先后离开了通州，但仍扬言将来一定会回来的。为了保护校产不被破坏，学生们在当时潞河富育青年团总支委员会书记从药汀[16]的带领下，成立了护校队，保护学校的一草一木，与传教士和亲美分子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仍执掌潞河中学的陈校长，由于身份特殊也深陷这场旋涡之中，甚至成了众矢之的。但潞河的教师们对陈校长的工作还是相当肯定的。在《河北省私立潞河中学校教职员选举模范教师的总结报告》中特别强调，采取不设候选人，利用民主推荐的方式选举模范教师，其程序和投票方式都有着严格规定，力促选举公平。结果第三小组推荐的梁汝年老师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39票，名列第一，第五小组推荐的陈昌祐校长获得34票，名列第二。两人同时获得模范称号。第五组拟的陈校长事迹简述特别强调，他一向工作精整，从未稍懈，积极组织领导社会服务工作，并评价他工作有计划、有创造，富有同情心等。
有些评价非常有意思：
自大学毕业以后，自一九一七年八月即回潞河服务，历充任教员、副校长及校务委员会等职。而当时待遇很低，每月收入仅能维持家庭生活，虽有北京师范学校、山西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校多方约聘，皆坚辞不就，其专业心于此可知。自民国十六年六月就任校长职，对于学校事务、规划不遗余力，例如：增建校舍，扩充学额，显著成绩，事实俱在。且在太平洋战事爆发以后，敌伪强占校舍，而陈昌祐校长不甘压迫，乃率一部同仁，由京绕道安徽入陕，在西安复校，并专收沦陷区学生，且对经济极度苦难同学，筹款补助，避免失学。胜利以后，又单身北返，跋涉月余，始到北京，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接收通州原校舍校址，正式开学。此表现于民族正气者，尤为同仁所钦佩。至今已从事教育工作三十五年，其专业心于此可见。
评价还有：
解放以后，对同仁待遇力求均衡，以维持生计，职员最低月薪玉米三石七斗，教员月薪玉米四石，主任月薪四石一斗，而校长月薪仅四石二斗，且“兼职不兼薪”……为学生学习之便利，现又借款二十余石，购买扩大器、麦克风等一全部，通至各级课室，以传达报告，政治学习之用，且树立了音影教学的基础，对学生全面负责于此可见。应该说，教师们对陈校长一直以来的工作评价还是公允、全面的，而且评价非常高。
学校的态度
实际上，潞河中学1949年就因校董会与公理会的经费断供而陷入困境。河北省档案馆收藏有当时通县副专员王磊给省文教厅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孙厅长、李副厅长：
12月30日，潞河董事会主席凌其峻、华北公理会总干事魏振玉及陈昌祐联名呈请政府于1950年2月接办潞河中学（此文已交专署转呈），想已收阅。最近因经费问题潞河校务委员会的代表与凌魏两先生会谈数次。他们表示，二月份经费根本没谱，亦即表示无力办潞河的决心。且在全体教职学员热情要求我政府迅速接办潞河的情况下，政府应速决定接办，这样对工作的推进，对安定教职学员的情绪，都是有利的。
请速答复。王磊 元月19日晨。
在馆藏的资料中还有潞河中学全体教职员要求政府接管的申请书，及校务委员会的说明，以及副专员王磊的情况汇报。当时的潞河中学学杂费已处于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境地。有些教员也因此欲行请辞，学生转学者也大有人在。潞河中学实际已至崩溃的边缘，如果政府再不出手，学校将难以为继。
学生的愿望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指示：“加强对所有接受美国津贴学校师生控诉美帝文化侵略运动的领导，深入进行反帝爱国教育。”潞河学生情绪高涨，当时负责组织护校及学生活动的领导是团总支书记从药汀，他公开的身份是潞河中学政治教师，实际是潞河、富育学校的党团负责人。他带领学生会干部在文氏楼礼堂举行了控诉美帝文化侵略大会。潞河中学、富育女中的学生都来参加。为了开好控诉会，学生们事前到周边农村走访调查，了解潞河建校时占用村民家园、土地情况。富育女中的同学还控诉了美国传教士贺爱融设法拉拢、诱惑、迫使学生入基督教，并利用参加手工、刺绣、编织等活动剥削她们的劳动……会上学生们群情激愤，都抢着发言，会议一直延续了3个小时。会上，大家还一致决定第二天在潞河校园开展反帝大游行。
学生们在校园里游行时，天上正下着大雪，他们高呼口号，冒雪行进，每走到一幢建筑前就召开控诉会。据从药汀先生回忆，每走到一座楼前，他就即兴赋诗一首，情绪十分高涨。也是从那天起，沿用了半个世纪的谢氏楼、卫氏楼、文氏楼和博唐亭，分别改为红楼、人民楼、解放楼和凯旋亭，除凯旋亭外，其他全部沿用至今。而原作为图书馆的潞友楼和老膳厅，因名称具有特殊的寓意，所以并未改名。2005年，通州区有政协委员提案，潞河中学建筑是否恢复原有名称。学校决定于2007年，潞河中学140周年校庆之际，对校园所有建筑、道路均用潞河校友名字命名，部分老建筑只恢复原有标牌并附以沿革介绍，并未强调名称的更改。正是这些保留下来的名称，记录着潞河中学悠长而坎坷的历史，可以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当我们问及从药汀老人是否留有当年游行时更改楼名的诗稿时，老先生解释，当时是情之所至，都是即兴而为，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也是从那时起，潞河“人格教育”的校训被“一切为了祖国”的口号所取代。直至1954年，方田古老师任通县第一中学校长时，才被确定为校训。作为校训的“一切为了祖国”之所以延续至今，也是对这段历史的尊重。
4 潞河终获新生
在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河北省文教厅又对潞河中学、富育女中、潞河医院、潞河附小等单位的人员、财产、经费等具体情况进行反复核实，于1951年8月20日才正式发文：
一、案奉：厅令中字第五七一号略开，原私立潞河中学校改称“河北通县中学校”另委通县专署副专员王志群担任河北通县中学校长，王磊为副校长，杨海天为教导主任，程珉为副教导主任，邵甲子为总务主任，张继新为副总务主任。新任人员于文到后即先行到职着手进行接办工作（略）。
二、志群等尊于八月二十日到职工作，启用校钤仅先呈报，即请鉴核备案。
河北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孙厅长，李、纪副厅长
随后1951年8月20日，校长王志群、副校长王磊，即呈“河北通县中学校印”方印一枚，留厅鉴核备案。同期办理接管的，还有原富育女中改为通县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河北省同期办理的还有一些私办公助学校，如昌黎汇文、滦县汇文、唐山汇文，以及陪仁女中等。
1951年10月29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接管潞河中学、富育女中大会在潞河中学体育场举行，潞河中学、富育女中师生，还有一部分市民参加了大会。
自此，潞河中学从一所教会创办的私立学校正式成为一所公立完全中学，具有近90年历史的潞河中学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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