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四十岁月风云创中华名校彪青史，
五万余潞河学子擎天下大任铸丰碑。
的确如对联所云，潞河中学自创办至今已有147年的历史，其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遍及海内外的校友及其后代。也是那年校庆，在庆典上安排了历届校友、历任教师代表走红地毯的环节。其中最年长的教师有90岁高龄，最年长的校友已有106岁高龄，而最年轻的校友是2004年毕业的青年学生。历年教师、各届校友齐聚潞园，这带给在场学生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
以下列出20世纪40年代前部分校友代表的简要传略和名录。
1 潞河中学校友小传
潞河中学1928届校友：周文彬
周文彬（1908 ～ 1944），原名金成镐。1916年就读于潞河小学，1921年升入潞河中学，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在校时就组织领导了学校及通州地区的革命活动，是中共通州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建人，毕业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调任唐山市委书记。1938年领导开滦煤矿的罢工运动，是中共冀东地委领导人之一。1943年建立冀热边区特委，任组织部部长。1944年10月，边区特委在丰润召开会议，突遭敌人包围，周文彬为掩护同志们突围，壮烈牺牲。
2011年6月的一天，已95岁高龄的原北京市市长焦若愚同志造访潞河中学。他此行的目的是借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机会，参观自己的老上级周文彬同志曾经学习和工作的地方。老市长虽年事已高，但依然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先后瞻仰了校园内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和周文彬烈士塑像，并与在文氏楼排练合唱的同学们一起高唱革命歌曲。那天，老市长十分兴奋，边走边回忆当时和周文彬同志一起工作的情景。据他回忆，周文彬牺牲时，他就在现场……
周文彬是朝鲜人，原名金成镐，周文彬是后来的化名。他1908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红南洞。1910年，日本侵占朝鲜后，他父亲金基昌，因参加朝鲜的独立运动而被追捕，于1914年逃亡中国，辗转落户通县复兴庄。后来，将全家迁来定居，并加入中国国籍，以养鸡、养奶羊、种葡萄等维生。
周文彬是在一个革命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他的母亲洪基柱，是一位善于做家务而又富有正义感的劳动妇女。她教育子女非常严格，对丈夫和儿子参加革命活动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周文彬共有兄妹五人。大哥金承镐，早年在朝鲜从事革命活动，后来牺牲在帝国主义的屠刀之下。二哥金永镐，也曾就读于潞河中学，在校时非常爱好体育活动。也是因为经常外出参加体育竞赛活动，金永镐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潞河中学校友中最早的中共党员。四弟金祥镐，也在潞河中学上学，非常爱好体育活动，并且成绩优秀，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妹妹金信正，出生在中国，后来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周文彬1916年进入潞河小学读书，1921年升入潞河中学。他一贯勤奋好学，品行很好，在老师的指导下，刻苦钻研。每逢节假日，他不是帮助父母做家务劳动，就是在家里复习功课，他还十分重视体育锻炼，无论冬夏从不间断。
1926年，周文彬和他二哥金永镐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1926年至1927年春，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学校对进步学生的活动并未严格限制，也可以公开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当时，周文彬在高中二年级读书。他思想敏锐，懂得许多革命道理，而且谦虚谨慎、待人诚恳，在他的周围团结了很多同学。临近毕业时，同学对他有这样一段评价：
成镐君来也，孔丘，马克思，斯宾塞，基塞司诸先生退位，其思想贯彻古今，力评诸家“打狗吹音”真有出人头地处。惟望不偏不倚，以资深造。
他在班内组织起“科学社会主义”学习小组，学习讨论的题目有，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哪些内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俄国革命与中国目前革命的关系等。由于学习内容新鲜和丰富，饱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军阀混战之苦的广大同学如久旱逢甘雨，纷纷参加，学习热情很高，小组成员最多时曾达到30人左右。其中不少人认识到，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周文彬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顶着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就在这一年秋季，他在学校发展康景新、洪庆隆、张树棣、金祥镐和张学渊（即张珍）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通州第一个党支部，周文彬被推选为书记。
党支部建立以后，他们积极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罪行；第二，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第三，开办夜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给他们讲革命道理；第四，打击校内暗藏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及其他反动分子；第五，联合通州男师和京兆师范同学共同开展革命斗争。
在同国民党反动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中，周文彬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1928年，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下，校内暗藏的国民党势力企图利用学生自治会改选的机会，夺取自治会领导权。他们精心策划后，抛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预谋控制选举，拉取选票。投票前，周文彬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发言，指出这些所谓的“候选人”实为纨绔子弟，并揭露他们崇洋媚外、品行顽劣，以及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的卑劣行径，号召同学们擦亮眼睛，绝不要上这些人的当。周文彬的发言，激起了同学们的义愤。有的同学立刻站起来追问，一些知情的同学指名道姓地点出他们的丑恶嘴脸。在一片申斥声中，那些妄想篡权的家伙灰溜溜地逃出了会场。在这次斗争中周文彬大义凛然，更加受到同学们的拥戴。
1928年7月初，毕业式结束以后，几个秘密学生代表相约到周文彬家搞一次分别前的茶话会。然而，就在午饭前，通州驻军突然包围了周文彬的家，逮捕了周文彬和康景新等几名同学，并搜查了他的房间。后得到消息的同学陆续来到周家，但全被荷枪实弹的大兵挡在门外。聚在门口的同学愤怒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茶话会？”经再三追问才了解到，是那些妒恨周文彬的坏家伙存心报复，想陷害周文彬等同学而编造了谎言，实际上查无实据，也并不知道聚会的原委。
被抓的几名同学在军营里，谁也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并且据理力争，一再质问那些士兵：“说我们是共产党，有什么凭据？你们占领通州不到一个月，怎么知道校内的情况？到底是谁诬告我们？”那些反动派因抓不到把柄，抵不住周文彬等人的再三质问，又畏于校长、教师和同学们的抗议，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周文彬被释放时仍向驻军抗议：“无故捕人是侵犯人权，捏造罪名告密，应追查诬告罪。”事后，周文彬在做总结时对几位同志说：“反动派依靠枪杆子能随便抓人，我们也要有军队，才能保护自己，才能夺取政权，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他怀着无限向往的心情，压低了声音激动地说：“现在南方各省都在闹红军，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就有了大希望啊！”
在中学时代，年仅20岁的周文彬就已表现出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困难压不倒，敌人吓不倒，他胸怀革命理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勇于献身，坚持斗争。当时，他母亲总想给他介绍一位朝鲜姑娘，叫他成家立业。他再三搪塞道：“不着急，等事业完成后再说吧！”又向母亲解释说：“你看，我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负担，多好啊！”1933年，当全家返回朝鲜时，他却毅然留了下来，毫无牵挂地投入中国革命的洪流。
周文彬在潞河高中毕业后，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被党派到辽宁抚顺煤矿，在煤矿工人中负责开展工运。1936年，他又被调回唐山，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主要在开滦煤矿开展地下工作。1938年，他领导了著名的开滦煤矿大罢工。周文彬巧妙地利用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国资本家争夺开滦的矛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冀东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成为后来冀东抗日大暴动的先声。那时，也正是八路军进军华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冀东农村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罢工刚刚结束，周文彬就立即动员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节振国等人，带领100余名矿工到农村参加抗日游击战。同年7月，冀东抗日大暴动高潮时，周文彬又组织了赵各庄、古治矿区7000多名工人起义，并组成400多人的武装队伍，开进山区，建立起工人特务大队。
通过一系列的斗争实践，周文彬在工人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也动员起一大批骨干分子。这些同志，后来大都成为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如节振国、胡志发等人都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并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冀东抗日大暴动后，周文彬转入农村领导根据地建设工作，一直是中共冀东地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9年夏，周文彬带领游击队500余人，开到北宁路南，与活动在滦县、乐亭县的游击队相配合，全歼伪警备队120余人，把当地伪警察局也彻底拔除，使当地抗日游击队更加活跃起来。
1943年，共产党冀东建立了冀热边区特委，周文彬任组织部部长，并兼管特委机关工作。1944年10月，冀热边区特委在丰润县杨家铺附近连续召开了几天会议，最后还有一个如何开辟唐山市工作的问题，周文彬留下继续主持讨论。杨家铺突然遭到数千敌人包围，周文彬和其他领导同志当即组织突围。在战斗中，周文彬与警卫连的几名战士组成一个火力点共同战斗。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连续打倒了七八个敌人。但是由于敌众我寡，战势发展对我十分不利。危急时刻，周文彬坚定沉着，号召同志们：“我们要打到最后一颗子弹，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畏惧，什么是屈服，我们一定要冲出去。”并命令立即烧毁文件。燃烧的文件映红了周文彬庄严而刚毅的面孔。同志们冒着枪林弹雨继续突围，周文彬从地上抄起一支三八枪，瞄准敌人射击，掩护其他同志突围。不料一颗子弹打中了周文彬的头部，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周文彬同志牺牲了，年仅36岁。
周文彬同志牺牲后，遗体被安葬在马头山下。1949年全国解放后，才将他的遗骨安放在唐山烈士陵园，又在京东盘山烈士陵园设立了纪念碑。
周文彬烈士为抗日救国英勇献身的故事始终在潞园里流传，他也因此而成为潞河中学革命传统的代表性人物。潞河中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设立了周文彬班，烈士妹妹金信正和当年的老战友张珍[17]出席了当年的命名仪式。2005年，通州区委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委托潞河中学举办了“中共通州第一个党支部及其革命活动”专题展览，作为全区各单位党员学习基地。2007年，潞河中学校长办公会决定将横贯东西的校园主甬路命名为文彬路，并在北侧草坪上竖立起周文彬烈士的铜制塑像。2008年，为纪念周文彬烈士诞辰100周年，学校总支决定编制《周文彬烈士》小册子供学生阅读，并决定将盘山烈士陵园的周文彬烈士纪念碑修葺一新。每年五四青年节，学校都组织学生、业余党校同学赴盘山扫墓凭吊，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鼓励学生缅怀先烈，勤奋学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潞河中学1932届校友：侯仁之[18]
侯仁之（1911～2013），潞河中学1932届校友，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担任过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等。他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人。1999年10月被授予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11月荣获美国地理学会The George Davidson勋章，2001年10月获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科学考察与探索奖。
求学潞河 1931年夏，一个背着行李，一身学生装束的年轻人走出了前门火车站，这个年轻人就是侯仁之。他来北平的目的是到潞河中学继续他的学业。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古城北平，当走出车站时，他被迎面扑来的一座巨大建筑物吸引住了，这座建筑就是前门的箭楼。侯仁之停下脚步，注视着这座古老而巨大的城楼，过去只是从书本上了解，今天一下子生动地展现在眼前，这令他激动不已。多年以后，他回忆道：
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从此，他爱上了北京，也与这座古老的都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侯仁之来到了潞河中学，当迈入严肃而古朴的入德之门时，他看到谢氏楼、卫氏楼等一座座古朴而美观、富有异国风情的建筑，看到一棵棵古树相拥而立，看到美丽的协和湖碧波荡漾。校园建筑的雄伟与规整、环境的安谧与空旷，让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这所后来改变他一生的学校。对于潞河中学，他早有耳闻，那是因为他父亲侯天成先生早年即就读于协和书院。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实现父亲对他的期望。
侯仁之初中就读于山东博文中学，母亲生前希望他成为一名教师，而父亲则认为他更适合做一名医生。初中毕业考试结束后，父亲建议他到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念书。侯仁之没有违背父命，完全同意了父亲对他未来的规划。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当他来到齐鲁大学附中时，学校却因闹学潮而被封闭，侯仁之只得又返回博文中学继续学业。似乎又是命运的安排，冥冥之中侯仁之注定会与潞河中学结缘。就在他读完高二时，因博文中学没在教育部立案，因而不能报考大学。按照父亲的意见，他转学到当时全国闻名的潞河中学，也就是他父亲的母校，继续完成他的高中学业。就这样，侯仁之来到了潞河中学。
从这里走出去的人，腿是不能有病的 1999年4月5日，老校友齐聚潞河，为的是拜谒安置在潞园德辰山上的陈校长墓地。当已近九旬的侯老从汽车上下来时，他谢绝了前来搀扶的老师，用手指了指他脚下的这片土地，非常自豪地对当时的张世义校长说：“从这里走出去的人，腿是不能有病的。”这看似平常的话，却一直被潞河师生们传为佳话。
侯老的话实际是一语双关，不仅显示自己老当益壮，更是对潞河中学给了他强健的体魄而心存感激。侯仁之从小体弱多病，去医院看病、打针吃药成了他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的记忆当中，那整洁干净、散发着来苏水味道的病房，是他童年最熟悉的地方，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是他接触最频繁的人。因为他身体不好，几次中断学业，初中一年级就稀稀拉拉地读了三年。所以，锻炼身体几乎成了他整个中学时代的主题。正合侯仁之之意，潞河中学非常重视体育，每天下午的四点一刻，就是学校的课外活动时间，也是学生们最快乐的时刻。每到这时，潞河校园就变成了一个大运动场，足球队员们东奔西跑，争夺激烈；篮球队员们你追我赶，各不相让；还有网球队、棒球队，跑步的、跳高的……所有学生都在这里享受着运动的快乐。原本就喜欢锻炼的侯仁之很自然地融入其中。别看他个子不高，人也很单薄，但是身体素质还是蛮棒的。他最热衷长跑，也喜欢踢足球，那一跑一传、一招一式还真是很在行。而且他似乎永远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在运动场上称得上是佼佼者。
侯仁之喜欢长跑，那是因为在博文中学读书时的一次课外活动。全班同学都到了篮球场，准备进行一场篮球比赛。比赛规定是由双方队长挑选队员，很多同学都被选中了，但因为他又瘦又小，谁也不愿意要。没想到这反而成就了他长跑的爱好。他琢磨，既然打不了球，那我就练跑步，跑步是不需要别人恩准的。从那以后，他每天上完晚自习，就在夜幕笼罩下的操场上，一个人在跑道上一圈一圈地跑。起初，他跑得很慢，跑不了多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浑身冒虚汗。但是他坚持着，慢慢地，他开始跑得不费力了，跑的距离也越来越长，速度也越来越快。就这样，他坚持跑了整整一个冬天，风雪无阻。转过年来，在学校举行的春季运动会上，他居然还拿了个1500米的第一名。
他坚守“身体必须锻炼，锻炼才能刚强”的信条，持之以恒地跑着，他从博文中学一直跑到了潞河中学。潞河中学的体育教育早已全国闻名，他在这里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1932年学校春季运动会上侯仁之轻松摘得3000米冠军。在当时，学校里侯仁之的长跑几乎无人能及。他后来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曾刷新了学校5000米的长跑纪录，这一纪录一直到1954年才被人打破。1955年，已经44岁的侯仁之在北京大学教职工运动会的3000米比赛中还能奋勇夺冠。
侯仁之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历史地理学的巅峰。难怪他踏上母校的那一刻便发出慨叹：“从这里走出去的人，腿是不能有病的。”
炽热爱国情 侯仁之是1931年8月来到潞河的，9月1日开学不久，时局骤变，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关东军突然攻占了沈阳城。由于东北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的大片河山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中华民族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危险。在这个时刻，怀着一腔爱国热忱的侯仁之心情焦灼，惴惴不安。他在学生会主办的刊物《协和湖》上连续发表文章，表达他的爱国抗日情怀。其中写于1931年10月25日，刊登在1931年11月6日出版的《协和湖》上的题为《民族的反省》的文章，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感到观点鲜明、引人深思。
事到如今，凡我同胞之莫不顿足切齿以期有以报复，以致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者，简直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了！风起云涌，全民鼎沸，其势焰之盛大有将弹丸日本一吞而下之慨，然而事实上能让你只作了一时感情的发泄便可永奏凯旋之歌么？恐怕不会这么容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固不如此容易，要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却更困难。原因是一切事实的真象，都被一层层痛恨的气焰笼罩了！
我们不要在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悠然地喊在口里而又轻轻地贴在墙上，要把它看成一个非常困难而严重的问题刻在心上，努力于一切力的准备，扫除旧日浮躁、淫侈、怠惰、放浪的恶习，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上建设起来，殷勤、刻苦、实践、奋斗——造成整个民族生活的中心，产生整个中心生活的信仰，巩固整个民族“生活”与“作人”的力量，这不仅是为了对付日本更是为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所负的社会的任命。不这样不足以领导世界的弱小，不这样中华民族便失掉了他领导世界被压迫阶级打倒少数剥削阶级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职务与责任！
每一个潞河同学，每一个中华国民人，就请从自己的生活习惯上根本破坏，再从新建设！
文章的发表虽已过去83年，但至今读起来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谁能想到，这样有思想、有见地的文章竟然出自一个高中生之手？侯仁之不仅以犀利的文笔表达爱国热情、宣传抗日主张，而且更愿意到民间去宣传抗日道理、发动民众，为抗日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临近毕业时，因为他经常下乡的缘故，便产生了毕业后回乡当一名小学教师的念头，这也正是母亲的遗愿。他觉得自己完全胜任教师的工作，因为他常到平民夜校给农民讲课。他认为，从小就给孩子教授抗日救国的道理，在他们心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此时，他早已忘记了来潞河的初衷，忘记了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的心愿，他的心已被如何救中国于水火的忧思装满了。
他的好友曾在毕业留言中，给他写下了这样的评价：“热情是他的长处，然而这也是他的短处，愿他知道。他来信说，廿一年的养与教，使他知道了自己的一无所知；他说他要向社会‘怒视’。我说，只是‘怒视’还不够，万分的不够！这就是他，一个正在开始与社会接触的好青年，我相信，他不会不是历史之巨轮的一个辗动者。”
迷茫中求索 正当他为毕业后做一名小学教师去实现爱国理想而做准备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他生命之船的航向。
那是1932年刚过新年不久，学校放了寒假，侯仁之因为没有旅费回家，便独自在潞河准备度过一个冷清的寒假。一天，他穿着参加军训的服装，冒着刺骨的寒风，早早走出了学校大门，沿着铁路线朝着北京城方向走去。侯仁之一口气走到了位于北京外城的杨梅竹斜街。他此行是专程到上海开明书店分店去购买由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在他看来，这本刊物不仅给了他知识的营养，而且教会了他做人的道理。正当国家沦丧、华北岌岌可危的时候，侯仁之多么希望能从中找到力量，找到鼓舞和信心啊！
拿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中学生》，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扉页，如痴如醉地看起来。在开宗第一篇的《卷头语》中，编辑向读者写道：
新年到了，诸君将用甚么来迎接这新年呢？年份是一九三二，人是被压迫的中国的人，环境是日帝国主义的枪炮对准胸膛，国际帝国主义罅漏百出，各自为最后的挣扎。想到这些，何所为而学习就可决定了。
决定了，于是读历史、地理，为这个；学物理、化学，为这个；体操，为这个；画图，为这个；知道人是终身在学习的途中的，就预备终身“为这个”而学习。
虚无主义的“无所为而为”，应化为“时代”脚下的泥了！
侯仁之觉得这些话仿佛是专为他而写的。他的心怦怦直跳，继续往下看，“贡献给今日青年”这个赫然醒目的大标题映入眼帘，文章的作者是顾颉刚先生。他在文章中说：
如果你问我，应开出怎样的路，我将答说：“到民间去”是现在尚未开而将来必应开的大路。在这方面，工作正多着。这个口号喊了十余年了，但只见乡村里的人民“到都会去”，哪见有都会里的青年到乡村去的。大家羡慕高车驷马的虚荣，大家沉沦金迷纸醉的肉欲，大家榨取乡村的血汗来满足自己高贵的生活标准。结果，弄得到处农村破产，迫使残存的人民重度一万年前初民的生涯，浑浑如鹿豕，而都会也成了病态的繁华，只待数十年后之同归于尽。所以照这样下去，就使别国不来亡我，我也鱼烂而自亡；不但亡国，并且灭种……我们所要下死工夫研究的，就是怎样可以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作有效的抵抗！
这些话句句说到了侯仁之的心坎儿上，他忘记了寒冷，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口气又走回通州的。回到学校，他没有来得及休息，而是继续在灯下贪婪地看着一篇篇精彩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宋佩韦写的《东北事变之历史的解答》，一下子把侯仁之吸引住了。文章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东北三省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的领土，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章以大量的史料，尖锐地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鲸吞我国东北三省的强盗行径，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国人民收复东北的决心。
看完这些文章，侯仁之豁然开朗，郁结于心的苦闷一扫而光。他就像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在大雾中漫无目的地航行了很久，此时突然云开雾散，一下子找到了航行的方向。他激动，他振奋！作为有志青年，他要让自己的青春发出光和热，他要在艰难的时事中迎接狂风暴雨的考验！
锁定人生路 转眼到了1932年的春天，侯仁之高中即将毕业，何去何从已到了做最终抉择的时候了，是按照母亲的遗愿做一名教师，还是按照父亲的期望做一名医生？其实此时，侯仁之已经悄悄爱上了历史地理。
他的这个想法主要是源于读了顾颉刚先生发表在《中学生》上的那篇酣畅淋漓的文章。自从知道了顾颉刚这个名字，他就渴望去了解这位没有谋面的学者。他在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很多著作，尤其是顾先生的《古史辨》这本书的第一册自序，把侯仁之吸引住了。
“……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他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照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顾颉刚先生在《自序》中这样写道：“因此，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我得到了历史的知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的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经有，也不是到了现代刚有。这是我毕生受用的。”
顾颉刚在他的文章中，用极其浅显的文字以及人们司空见惯的例子，阐释了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在当时，侯仁之只觉得茅塞顿开，一个前所未闻的新的知识领域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好像发现，自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了多年，此时终于找到了方向。他很快知道了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历史地理学科的创建人，当时在燕京大学主讲“中国古代地理研究史”。
不久，校长陈昌祐先生找到他，因为陈校长与侯仁之的父亲是旧相识，受侯父之托，陈校长也非常关心侯仁之的去向。侯仁之把打算回家去做个小学教师的想法说给陈校长。校长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你父亲不是想让你考医科吗？燕京大学有医科。”侯仁之又把景仰顾颉刚先生的原委讲了一遍。陈校长看着侯仁之，慈爱地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侯仁之低声应道：“燕京大学是贵族学校，我念不起。”陈校长告诉他说：“燕京大学今年要提前招生，还有免费奖学金，你高中三年的成绩都在85分以上，可以报名参加考试。”陈校长还告诉侯仁之，这次招考只考英文和国文两门功课，他建议侯仁之不要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
其实侯仁之早就已经动心了，但是违背父命还是让他有些不安。于是他给在天津读书的弟弟侯硕之写了封信，想听听弟弟的意见。他在信中表达自己对学医不感兴趣，想选择历史专业，认为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个人的学习应该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他之所以选择历史，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不久，弟弟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百分之百地支持他的选择，还以鲁迅为例对他说：“鲁迅先生当年也是学医的，后来弃医从文，就是因为他发现学医只能医治人们身体上的疾病，而学文则可以治疗人们精神上的疾病，乃至整个社会的疾病。”弟弟的信任给了他莫大的支持，他不再犹豫。1932年5月，侯仁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如愿以偿地在顾颉刚先生门下学习深造。在考取之后，他怀着喜悦和不安的心情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父亲的原谅。很快，父亲便回信了，信中写道：“孩子，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你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
从此，侯仁之坚定了他的人生理想，心无旁骛地开始了他历史地理研究的人生。
潞园情不悔 侯老一生虽功名显赫，但总是牵挂着母校对他的恩泽。每当春节潞河中学张校长看望他时，侯老总要提起在母校夺得3000米冠军的经历，还总说他平生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协和湖》上的，也总提起毕业式上对胡适先生演讲的印象。对于母校侯老也一直给予了莫大的关注，尤其在晚年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和精力。且不谈历次校庆，只要学校有活动邀请，他一定会抽出时间欣然出席。就连学校的发展规划，他都格外关心。1998年秋，学校研究《潞河中学1999～2010发展规划》时，张世义校长率几位副校长专程到侯老家中，希望听听侯老对规划的意见。当年已87岁高龄的侯仁之，精神矍铄，精力充沛。他在北大燕南园的家中热情地接待了母校的来客。侯老身着浅色套装，干净整洁，风度翩翩。他的家除了几样实用的硬木家具外，别无其他。他得知校领导的来意后，坐下来耐心倾听着张世义校长对规划制定的前期设想，边听边发问。等张校长汇报完了，他开始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语速不快不慢，幽默的谈话和响亮的声音，以及那独到的见解和缜密的思维，都给在场的几位校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慨叹，侯老是名扬海外的学术大家，是享誉全球的历史地理巨擘，可是他那谦和平易的风范、热情认真的态度、艰苦朴素的作风都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2005年5月，已经94岁高龄的侯仁之在家人的陪同下回到母校，因为这块土地是他心中的牵挂，是他永远无法割舍的地方。侯老此行虽已行动不便，只能用轮椅代步，但是他执意要站立着在以他名字命名的仁之楼前留影。侯老这次回母校，把自己的多部著作捐给母校图书馆，并且表示希望帮助学校添置教学设备。这一年的冬天，张世义校长到侯老家中看望他的时候，他把早已准备好的十万元存折交给了张校长，希望为学校的发展尽些微薄之力。当张校长告诉侯老，这笔钱将用于建设图书馆的“仁之书屋”时，侯老非常高兴，一再向学校表示感谢。为表达全校师生对侯老的感激之情，张校长送给侯老一面纪念牌，上面写道：“学界泰斗，嘉惠莘莘后学；爱校痴心，永驻馨馨校园。”
2013年2月，徐华校长与部分校领导一起冒着鹅毛大雪前去看望侯先生。此时侯老已经102岁高龄，鉴于身体状况，已经在医院静养。徐华校长为了不打扰先生的休息，决定不去医院探望了，只到家里表示慰问。侯老的女儿侯馥兴女士受侯老的委托，热情地接待了校领导的来访。在谈话之余，侯女士拿出一个北京大学的信封，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一边对徐华校长说：“徐校长，我有份东西要送给您。”说着，她从中取出一本棕色的书——《精选英文短篇小说》，递给徐校长。“这是我在整理书柜时发现的一本书，书的扉页上有我父亲写的一段话。”徐校长赶忙翻开书皮，只见泛黄的扉页上侯老写道：
此书为第一次到东安市场时购，时为一九三一年深夏，初来通州潞河中学。此书在潞河高三年级用为英文课本，教师马丁夫人为所遇中外教师中第一位能教我欣赏文学者。其授课时必把书中主人形容淋漓尽致，其惟妙惟肖的神志，今日掩卷试思，犹在眼前。至其思想之豁达，态度之开明，不讳不饰，不避不规，尤足为一般道学先生鉴。仁之北平。
短短几句话，不禁让人感到侯老的思维深刻、视角独特。仔细翻看内容，侯老当年用铅笔的圈点、批注依然清晰，看得出侯老从小就是个非常严谨认真的人。
2013年10月23日，这位被称为“活北京”的老人永远地离开了他毕生爱着的这座城市，他曾用“知之愈深，爱之弥坚”来表达他对北京的热爱。他对北京的守护之情、刻骨之恋，足以给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他静水流深的大家风范也足以让后学受益终生。
潞河中学1934届校友：高沂[19]
高沂，原名高秉晋，1934年毕业于潞河中学。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团长，西青救总剧团团长，延安青年剧院党支部书记，辽宁省委组织科科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人事处、民政部干部处副处长、民政处处长，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央交通部副部长，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高教部副部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代理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国联合国教科文全国委员会主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高沂先生热心潞河中学校友工作，是潞河中学校友基金会及校友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首任会长，后为潞河中学校友会名誉会长至今。
高沂1914年生于山东沂蒙山腹地沂水县的高家店子村。高家在村子里也属书香门第，算是有地位的家庭。父亲高云庆，字瑞亭。宣统辛亥年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次年获师范科举人，为学部司补用。民国元年任沂学堂监督、沂水县视学等职，之后还在安徽、济南等地做过中学教师。母亲秦氏，沂水本地人。高沂家兄弟三人，高沂初名高秉晋，排行老三。大哥高秉恒，长高沂12岁。二哥高秉泰，长高沂8岁。
1927年，高沂在大哥的安排下，到山东周村光被小学[20]读高小。在紧张的学习之外也开始接触到大哥订阅的《雨丝》《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1928年，高沂高小毕业。也是这时，北伐军攻占济南，日本人出面干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济南的中学也因此而停止招生。正巧，大哥一位朋友的弟弟，名叫郑康祺，刚从北平回来过暑假，他在北平的潞河中学读高中。大哥马上找到他了解北平潞河中学的情况，当即决定让他带着高沂投考潞河中学。一是北平是古都，政治文化空气浓。二是学校地处通县，接近农村也比较朴实。三是也好有个老乡陪伴。1928年暑期过后，当高沂一路颠簸，从山东赶到学校时，招生时间已经过了，学校决定临时出了一套题，为迟到的同学单独组织考试。高沂通过严格的考试终于被录取为潞河中学初一新生，从此开始了他在潞河六年的求学生涯。
据高沂回忆：
在潞河，教师的成分是多元的，校园文化也很宽松、开放、兼容。记得在初一时，教我们国文的教师叫王朴如，是个清末秀才，他满肚子的国学功夫，对白话文深恶痛绝，在课堂上就说，白话文是“女人的缠脚布，又臭又长”，像他这样的老派教师居然能在这样一个西式教会传统的学校里待下来，就很能说明问题。我初二的国文教师叫霍佩珍，和王朴如先生相比又是另外一种思想风格。他教我们阅读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名著选读》和《活页文选》。《名著选读》里面的文章大都出自古今中外的名著，而《活页文选》的文章都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知名作家的手笔。
这种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之间的反差和比较，对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十分有益。初到潞河给高沂印象最深的还有陈校长，他总是用朝会的时间给学生讲话，而且讲的都是些日常生活的小事情。比如如何着装、如何待人等，一些新奇的要求给刚刚到北平的山东小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之后都能够娓娓道来。陈校长潞河毕业又留学美国的经历、既学识渊博又为人谦和的人品，以及风度翩翩的举止、几乎无所不能的体育才艺，他甚至成了少年高沂心目中的偶像。很多年后他是这样回忆陈校长的：
陈校长突出的特点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又吸收了美国一些教育方面的经验，办出了很有特色的中国教育。当时，学校的一个主要的口号是“德智体三育全备”他在这些问题上，并不是一天到晚喊口号，而是身体力行。
潞河中学重视学生自治能力培养的做法也使高沂受益匪浅。他初二时就被同学推举为学生会膳厅委员，主管学校食堂的服务。一开始他还有些胆怯，向陈校长表示年龄小、无力承担的忧虑。陈校长却十分肯定地鼓励说：你行，一定能做好。这样在校长的鼓励下他一直做了一个学期。当时的膳厅委员，不只维持秩序，而且从管账、进货到聘请或解聘厨师，都在他的职责范围。对于学生而言，这项工作的确具有挑战性，也十分锻炼人。也可能是在食堂服务中表现突出，后来他又在九一八事变后自治会成立的学生反日救国会的总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会计股工作。这种对学生自治能力和敢于应对挑战意识的养成是实实在在的，对高沂日后的成长发挥着重要影响。
潞河的教育似乎更有利于高沂自主发展意识的养成。他不仅热心膳厅委员之类的学校公益活动，在科技、体育和艺术活动中也崭露头角。当时学校里每到四点一刻，就是学生课外活动时间。虽然高沂不属于学校级的选手，但在班里的篮球、棒球等许多队里都有他矫健的身影。他也曾参加过学生剧社和歌咏队的演出，也是年级歌咏队16个创始人之一。在1932年的校刊上，就曾有他参加为《年刊》募捐义演活动的照片和记录。他也很关注无线电学会的活动，当时是在樊恩荣老师的指导下，利用八方楼上的小发射台，在校园内播放些趣闻、歌曲之类的活动，很受学生欢迎。
同时，他也很热心对通州周边农村的了解，短短六年他几乎走遍了通州周边的所有地方。他曾回忆利用周末到张家湾古庙、双桥无线电台、县城北门外明朝大思想家李贽的墓地等。在校期间，高沂还利用周末去过北海、万牲园、中山公园、大钟寺等处，也为因经济拮据未能到颐和园、故宫等而懊悔不已。可以说，高沂在潞河的经历快乐而充实，这对他豁达的生活态度和严谨的工作精神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帮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校开始军训，从那时起，军体操就成了潞河中学高一年级的必修科目。刚上高一的高沂也穿上军装参加了军训。当时给潞河学生军训的教官叫李连海，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据说是冯玉祥将军的小舅子。李教官的训练以严酷著称，比如头天晚上下过雪，第二天早上仍然和每天一样，端着脸盆凿开冰洗漱。他还让同学脱掉鞋子，光脚在积雪的操场上跑步。有一次训练队列，队伍已走到湖边，他仍然不喊立定，同学们就直接走到了湖水里。他就是利用这种方式磨炼同学的意志。当时，这些高中学生胸中涌动着一腔爱国热血，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无所谓，只是一个心思为了将来报效国家。虽然，军训只是学校诸多活动中的一项，但给小小年纪的高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3年春，长城战事吃紧，潞河中学的文氏楼礼堂搭建起了临时救护所，这段经历给高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们为在文氏楼救护伤员，学生们把年费捐出来，请了协和医院的医生来治伤。我也穿上了白大褂帮助医生救护伤员。我就亲眼看过这样的场景，有的伤员头部受伤以后，头部肿得像西瓜那么大，不能吃饭也不能讲话，最后死在那里。我就想，这些普通的战士为国牺牲了，连个名字也没留下，连他家乡在哪，父母是谁，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亲历眼见的抗日战士的事迹对我思想感情触动很深……
潞河中学的这些经历使小小年纪的高沂就有了参军的念头。第一次是初二时，听说葫芦岛的海军学校招生，他就跑到沈阳报名，结果错过了时间，没有赶上。第二次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跑到天津报考航校，结果因视力测试不合格被刷了下来。高沂1934年高中毕业后，由于怕给大哥增加负担没有继续上大学深造，而是留在潞河做费思儒（当时的英文教师）先生的助理。后又回到山东老家，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才辗转投奔延安，参加了革命。
正是因为高沂在潞河中学有着这样一段经历，才使他对潞河教育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改革开放以后，高沂先生担任国家高教系统的领导工作。尽管工作繁忙但他对母校潞河中学的发展，特别是校友联络工作非常关心，并亲身参与其中。1982年，潞河中学建校115周年，当时已联系到的大多数校友强烈要求举办纪念活动。但举办校庆纪念活动在当时尚属禁区，何况是一所教会学校，不容易获得批准。所以，学校决定于当年11月举行“周文彬烈士纪念会”，同时举办“通县一中（原潞河中学）校史展览”，即展出第一版校史。尽管谨慎，但这个举动也引起很大争议。正当校史展览准备就绪，请党政主管领导、校友代表审查表态时，接到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潞河中学1934届校友高沂写来的校史展题词：
潞河中学确实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然而，这所学校毕竟是建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她不能不受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潞河的师生是炎黄子孙，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民族尊严、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是帝国主义的金元所收买不了的。就是外籍教师中的多数也是与中国人民友好的……
这篇题词言简意赅，清晰透彻地对潞河中学做出了公正恰当的评价。这对处于拨乱反正时期的潞河中学校庆活动及校史研究工作，起到了正视听、弥分歧的重大作用，也为日后校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那次校庆活动之后，高沂等老校友发起成立了“通县一中（原潞河中学）校友基金会”，也就是校友会的前身，目的是承母校传统、做助学实事、表爱校之情，随即由110名校友联名发出捐款倡议书。以当时高沂、刘绍棠等老校友的社会威望，此项倡议立即得到各地校友的积极响应。此后，又在高沂先生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学校完成了在校内设立革命烈士纪念碑、德辰山设立陈校长墓地、恢复潞河中学名称等一系列大动作，高先生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末筹建潞友体育馆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与核心的作用。
2001年9月，年逾八旬的1933届校友，台湾立青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衣复恩先生亲莅母校，为获得立青奖学金的学生颁奖。当海峡两岸的潞河校友相互搀扶着走进会场时，他们赢得了全体师生雷鸣般的掌声。
2005年，老校友衣复恩因病去世。在潞河文氏楼礼堂举行了“衣复恩先生追思会”，高沂先生也在会上做了感人的发言，他讲道：
这两天我一直思绪万千，难以平静。想到上世纪30年代我和衣复恩先生在潞河的一些经历，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九一八日寇占领了东北，激发了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我们一起走上街头，走向农村宣传抗日。1933年，长城抗战，我们就在这个礼堂设立了伤兵医院，救护前线下来的伤员。衣复恩先生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这充分显示了他的爱国热情。后来，他虽然考上了燕京大学，但却毅然投笔从戎，考入航校，实现了他航空救国的理想，参加了抗日战争。在抗战期间，我们虽天各一方，但却同在一条战线上抗击日本侵略者。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这段经历，无愧于国家、民族、历史，也无愧于潞河中学对我们的培养。
高沂先生虽年事已高，声音也有些颤抖，但这席话依然扣人心弦，振聋发聩。加上海峡两岸校友携手为今天的潞河学子颁发奖学金的场景，他们相聚母校，已忘却了往日的隔膜，同为母校的繁荣、为潞河教育的发展奔走呼号，成为潞河中学历史上难忘的一幕。也许潞友体育馆上悬挂的一副对联更能表达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今日我为潞河骄傲，明天潞河为我自豪。”
潞河中学1936届校友：黄昆[21]
黄昆（1919 ～2005），潞河中学1936届校友，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获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硕士，1948年获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学位，是解放以后第一批归国的科学家之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固体物理学先驱、中国半导体技术奠基人，曾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黄昆生于1919年，祖籍浙江嘉兴。父亲黄徵，号子美，当时是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母亲贺延祉，祖籍湖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黄昆的父母虽都是南方人，但他注定与北京有缘。姐弟四人都出生在北京，且他们的名字都与北京的地名有关。大姐黄宣，“宣”字取北京宣武区之意。大哥黄燕，“燕”字取横亘城北郊区燕山山脉之意。二哥黄宛，“宛”则取自城西房山的宛平城。黄昆的“昆”字则是北京海淀昆明湖的意思。
黄昆小学、初中求学的经历比较动荡，累计共就读了五所学校，最后才落定潞河中学。先是北京的蒙养园，接受启蒙教育，后又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就读。上到四年级时，又随父母到上海光华路小学就读，那是上海静安寺附近弄堂里的一所小学。他在上海只读到五年级便又随家迁回北京。黄昆的伯父黄子通当时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黄昆则暂住在伯父家，并跳级插班就读于燕京大学附中的初中部。他在附中只读了半年，就转学到著名的潞河中学。
黄昆的小学和初中虽然动荡不定，但这也在他成长过程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在燕大附中上学只有短短半年，但对日后黄昆的发展却有着长远的影响。一次，黄伯父偶然看见黄昆课后很空闲，就询问他原因。黄昆因手下十分麻利，就回答说，老师交代的数学作业都已完成了。伯父说，那不行，数学课本上的题全都要做，从那以后，黄昆就真的这样做了。所以，他的数学课一直学得很好，并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很有意思的是，黄昆兄弟三人都在潞河中学上学，而且就在上下届。大哥黄燕因休学耽搁和黄昆同是1936届，而二哥黄宛则高他俩一届，是1935届。大哥黄燕数学不好，只有30来分。在黄昆的帮助下，数学成绩很快就过了及格线，当时潞河中学规定是70分才算及格。黄昆转到潞河中学后，仍然保持着喜爱数学的习惯，他在燕大附中的学习方法不仅延续下来，并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成为全校有名的学习尖子。
潞河中学是燕大的前身，黄昆最终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也有这个原因。从书院时期就已形成的自由求学、自行发展的传统一直延续到黄昆在潞河求学的时期。时任校长陈昌祐先生，最为推崇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人格教育，其三育全备、平均发展的主张直接渗透到学校的方方面面。由于当时潞河实行的是选课制和学分管理，这种自行主张、自由自在的求学氛围，给了黄昆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黄昆和两位兄长不同，在学校是个不太起眼的人物。大哥黄燕曾因发起组织潞河中学著名的“蓓蕾社”——一个综合性体育社团，而小有名气。二哥黄宛，更是因为在年刊上发表了洋洋洒洒近万言的《塘沽碱厂考察报告》而在潞河大闻其名。毕业时同班同学给黄宛的寄语是：“看他聪慧的头脑，就知是班里的俊秀。他具有火热的性情，和蔼的态度和儿时的天真，不时地表现在脸上。功课则科学独擅，体育则墙球是务。工艺小说常是他课外的伴侣。致一双晶莹的眼睛，便早早地近视了。此外他有好奇的心性，创造的精神。勉之勿懈，将来不患无成。”
遍阅潞河中学的史料只有三处对黄昆的记载。其一是一幅刊载在1932年年刊上的十二村村长合影的照片，其中最瘦小的一位便是黄昆，当时他只有13岁，上初二。村长可是潞河的一个很“大”的官，因为要有责任心，还要掌管所有“村民”的起居、治安和卫生。
另外是刊登在1935年年刊上的《12村续文》中的大事记：
张郎宗颖最近努力诗词，终日沉湎于“菩萨蛮”、“虞美人”中，其劲敌黄昆则啃书不已，二生皆因“先天不足”，身长仅三尺余耳。
同学这不失调侃的寥寥数语，足以把身材羸弱、埋头用功的小个子黄昆勾勒得活灵活现，话语中也按捺不住同学对黄昆学风的首肯。直到毕业时，同学对他的评价也只有，生于南国、天资聪颖、才子肚子心眼多等之类的评价。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黄昆在校时就是一个十分用功、埋头低调的学生。这也是黄昆先生处事不惊、淡泊名利、埋头研究的人生品格形成的最早记录。此外，黄昆兄弟三人在潞河中学学习时还以简朴而著称。兄弟三人脚上穿的布鞋都是他的母亲一针一线做成的。为此，黄昆多次在朝会上受到陈校长的表扬。
1936年，黄昆先生毕业后被保送进入燕京大学深造，后又留学英国。1951年，黄昆先生又作为第一批归国的科学家投身到祖国的科技事业，并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据黄昆先生后来回忆，自己在中学就已经形成的“下课忙于自己作题，很少再看书上所列例题”的独立思考，而非“照猫画虎”的学习习惯，对自己后来求学、研究的经历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后来他尊崇的“从第一原理出发”的研究品格也与在潞河中学的学习经历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之后，在潞河中学四处征集校友信息时，一贯低调的黄昆先生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曾数次参加校庆活动、校友聚会和母校的采访。
1999年，当潞河中学再次思考学校新世纪发展规划时，时任校长张世义还专门拜访了黄老，不巧的是因黄老外出没能听到他的意见。黄老的夫人李爱扶（英裔）女士热情接待了张校长一行，也讲到了一些黄老低调做人、行事的趣闻。如不愿意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有一次采访时，黄老虽同意采访，但条件是不说话，采访竟是在记者提问，黄老看报的尴尬气氛中完成的。但与此态度迥异的是，1997年，黄老对母校提出的采访，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竟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一个小时。另一件事是，黄老2001年与王选院士同获中国科技最高奖时，很多同事向他表示祝贺，他却淡然处之，对准备来到家里的祝贺一律婉言谢绝。但对燕大校友会和潞河校友会组织的祝贺聚会，他却携夫人一同出席。席间黄老与老校友和前来祝贺的好友谈性极高，会上侯仁之先生的夫人张玮瑛女士代侯老出席，并做了即席发言。这次活动破例一直延续了两个多小时。
2004年，潞河中学新建的科技楼落成。张校长建议，是否用校友黄昆院士的名字命名，以激励后学为献身祖国科技事业而努力学习。此时，黄昆院士已疾病缠身，不能参加落成仪式，但也欣然接受了校方的建议。也是从那时起，一南一北，以侯仁之、黄昆两位院士校友命名的建筑赫然出现在了美丽的潞园，成为激励后学为祖国科技和文化事业而不懈努力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和一东一西，两座以“潞友”命名的校史馆（原图书馆）和体育馆一样，构成了潞河校园中最具寓意的地标。学校受此启发，2007年，又把学校的其他建筑、主要道路分别用校友的名字命名，从而构成了潞河校园所特有的文化韵味，对学生的潜在影响不言而喻。
2 知名校友名录
费起鹤（1878～1953）
费起鹤，1894年毕业于潞河书院，1901年留学美国，1906年毕业于美国欧伯林学院，获学士学位。1908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辛亥革命时期，他和孔祥熙一起将革命书刊传到协和书院。1916年在北京创办财商学校，任校长25年，培养了大批近现代财会、商业管理和英语人才，后任天津商品检验局局长、烟酒印花税务局局长、财政部赋税司司长。晚年同情革命，拥护共产党。
孔祥熙（1880～1967）
孔祥熙，1898年毕业于潞河书院，1901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1907年回国，就任太谷美国教会创办的铭贤学校校长。辛亥革命时期积极从事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后曾任山西都督府阎锡山的顾问。1924年赴广州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之后赴南京，历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总裁等职。他也是中国第二任国际奥委会委员。1948年赴美定居，1967年病逝于纽约。
马文昭（1886～1965）
马文昭，1905年毕业于协和书院，1915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堂。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任教，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室主任、院长，是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长期致力于用活体染色和固定切片等方法开展线粒体和高尔基体在生理和病理状态下形态学变化的研究。1949年建立了细胞学研究室，开展了关于卵磷脂对细胞作用的研究，为卵磷脂的临床应用开拓了途径。
蔡德辰（1883～1912）
蔡德辰，1908年就读于协和书院，1909年冬，同盟会在北京成立共和会北京分会，他任通州支部部长。1911年12月1日，北方各省共和会加入同盟会，在各地分别成立司令部，他为通州司令部司令。他以协和书院为阵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并把工作深入到清军中去。1912年1月2日，同盟会发动了滦州起义，他计划联合京、通、保革命力量在通州响应，因滦州失败，计划遭破坏，起义推迟。1月15日，清军包围张家湾同盟会通州支部，蔡德辰等七人被捕，后被害，时年仅19岁。
毕华德（1891～1966）
毕华德，1909年毕业于协和书院，1918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后留校任教。1924年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进修，获眼科博士学位。1925年翻译出版《屈光学》一书，并在中外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1926年回国任协和医学院副教授，再获医学博士学位。1939年自办眼科医院，精通眼科学，临床经验丰富，专长屈光学及外科眼病等。1946年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眼科治疗主任。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教授，兼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主任、《中华眼科》杂志总编辑，著有《眼科学及其护理》《中级眼科学》《军医眼科学》《眼科手册》及《眼科全书》等，为中国现代眼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董守义（1895～1978）
董守义，1912年毕业于协和书院，1936年以篮球队教练身份参加第11届奥运会，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中国参加第14届奥运会代表团总干事，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为新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在国际奥委会中恢复我国的合法地位而努力，历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4届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主任、运动司副司长等职，并任第二、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著述有《篮球述》等。
孟目的（1897～1983）
孟目的，1914年毕业于协和书院，1918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预科，1925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药学院，是英国皇家药科学会第一个中国会员，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药房副主任、南京药学专科学校校长，成立了第一制药厂。他为生产防治疾病的药品、发展我国制药工业不遗余力。1950年，他由华东人民制药公司调任中央药品检验所所长，并任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总干事、药理小组组长、副主任委员。1953年《中华药典》第一版定稿出版。此后，孟目的仍不断修订充实药典，1957年主持编订了第一增补本，1963年版收载各类药品1310种，在祖国医药标准化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阮慕韩（1902～1964）
阮慕韩，1924年毕业于潞河中学，自潞河中学毕业后，求学于日本庆应大学，攻读法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回国，担任北京中法大学、北京法商学院和天津法商学院的教授。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抗战前，在华北联络站工作。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察绥游击军政治部部长、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秘书主任、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石家庄市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
张珍（1909～2004）
张珍，1928年毕业于潞河中学，原名张学渊。1926年在潞河中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共通州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曾在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工系就读，后转入辅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坚持地下斗争。1937年底，回到冀中家乡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先后任中央重工业部化工局副局长、局长，石油化工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
袁成隆（1912～2002）
袁成隆，1931年毕业于潞河中学，原名袁成龙。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主任，中共山东莒南县群委书记兼各救会会长，滨海新区工业团团长，山东苍南地委、清河地委、德州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厅第三组组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常务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常委，农业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机电产品商会首任会长等职务。
姚艮（1912～2010）
姚艮，1931年毕业于潞河中学，原名姚廷枢。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通州潞河中学中心支部书记，1931年7月至9月任中共北京通州区委书记，后长期在新疆、重庆、沈阳、长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任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翻译有苏联名著《金星英雄》《丰收的故事》等。
王洛宾（1913～1996）
王洛宾，1931年毕业于潞河中学，1931年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学习，我国著名作曲家、艺术家，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新疆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新疆军区歌舞团音乐创作员等职。1988年9月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奖章。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一生创作歌剧七部，搜集、整理、创作歌曲1000余首，出版歌曲集六册。其中，《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并荣获国家颁发的“金唱片特别创作奖”；《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等西部民歌，在国内外广为流传，成为中华音乐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戴世铭（1912～2001）
戴世铭，1932年毕业于潞河中学，著名医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46年5月，到北京同仁医院外科工作。1953年，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奖章，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被推荐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1年任同仁医院院长，他倾注毕生心血，为同仁医院的跨世纪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指导的“胰岛移植”研究，荣获北京市科技成果奖。1986年，他被授予“在创建和发展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及其所属团体事业中做出卓越贡献”荣誉证书。
李肇特（1913～2006）
李肇特，1932年毕业于潞河中学，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曾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讲师。1949年获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至1958年在苏联莫斯科医学科学院进修组织化学。历任北京医学院副教授、教授，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主任、主任兼中医研究院经络所教授，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九三学社社员。专长为组织化学，对神经和内分泌腺在疾患自愈过程中的组织化学变化进行了研究，证明肾上腺素能神经纤维是体有与内脏相互联系的主要信息途径。与马文昭共同主编有《磷脂类对于组织的作用》。曾担任197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评议员，1977年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获有特殊贡献学者称号，1990年获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
张迺更（1914～1992）
张迺更，1932年毕业于潞河中学，河北省平泉县人。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同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教员、军区教导团营副政治教导员、团教育股股长、团政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二区队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教导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教导旅第二、第三团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一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第十兵团政治部秘书长，防化学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防化学部部长，防化学兵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学部部长、顾问。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秦馨菱（1915～2003）
秦馨菱，1932年毕业于潞河中学，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近代地球物理勘探、地震观测事业屈指可数的先驱者之一。先后任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地震中心理事会理事，为中国地质学会终身会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及名誉理事、中国地震学会会员及名誉理事。他曾在探测铁矿、确定钢铁基地方面做出了贡献。1957年著文《质子旋进式磁力仪》，首次向国内介绍该仪器的原理，促成该仪器的诞生。他还率众制成五路双调频无线电遥测系统，并因此而得集体二等奖。此时期他还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探空技术专业兼任教授和主任。
衣复恩（1916～2005）
衣复恩，1933年毕业于潞河中学，同年考入中央航空学校。1959年受命成立中华航空公司，首创国人自营的航空公司。1971年开始担任亚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以母亲的名义创立了立青文教基金会，潞河中学曾有百余名学生获此资助，受其恩泽。1996年他率先捐款500万人民币资助母校建成潞友体育馆。他热爱祖国，为促进两岸经济、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叔和（1915～2008）
宋叔和，1934年毕业于潞河中学，区域岩石及有色金属矿床学家。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国土资源部矿床地质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早期指出天山八道湾断陷盆地为早、中侏罗世有利聚煤地质环境，后期较早地提出其矿床类型和成因，证明白银厂、金堆城和镜铁山等均属工业价值较高的矿床，提出海相火山岩三分法碱性岩、偏碱性岩和钙碱性岩，组织矿场学者首次编著出版《中国矿床》和《中国矿产资源图》。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刁光覃（1915～1992）
刁光覃，1934年就读于潞河中学，著名表演艺术家。原名刁国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演员，曾任人艺副院长，曾在话剧《明朗的天》中扮演科学家凌士湘，在《蔡文姬》中扮演曹操，在《胆剑篇》中扮演勾践，导演了话剧《日初》等。
夏淳（1918～2009）
夏淳，1935年毕业于潞河中学，原名查强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导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市剧协副主席。先后导演过夏衍的《一年间》、曹禺的《蜕变》《雷雨》等。他和已故总导演焦菊隐合作导演的《茶馆》，1979年重新上演，获中央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的一等奖。
王笑一（1916～2010）
王笑一，1936年毕业于潞河中学，1931年参加革命，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临清县委书记，鲁西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专署委员、地委委员，冀鲁豫行署民政处处长、秘书长，天津市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统战部部长，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委、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顾问。
曹天钦（1920～1995）
曹天钦，1937年毕业于潞河中学，1951年获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首位获选剑桥大学罔维尔基斯学院院士的中国人，获瑞典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称号，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中国代表、国际科学联合会总务委员会委员及执行局成员。他是我国现代蛋白研究的奠基人，该研究成果1956年获中国科学院一等科学奖金。他发现了肌球蛋白轻链，在肌肉结构蛋白、神经系统蛋白、蛋白水解酶和抑制剂、植物病毒、植物类菌原体等研究方面获得重要成果，为发展中国的生物化学、生物工程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组织开展植物病毒性病原工作，为进口小麦的检疫提出科学依据；他建立的系统蛋白结构分析技术，为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分析工作提供了技术条件，这项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颜鸣皋
颜鸣皋，1938年就读于潞河中学，材料科学家。1942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1945年留学耶鲁大学并获工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 ～1951年任美国纽约大学工学院副研究员，1951年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国，在北京理工大学第二机械系任教授、系主任。1957年组建我国航空钛合金研究室，在指导开展钛合金和高温合金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及疲劳断裂与寿命预测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1991年获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金奖，2001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0年被中国金属学会授予冶金科技终身成就奖。
王翰章
王翰章，1940年毕业于潞河中学，1949年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后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著名的口腔颌面外科专家，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长期从事口腔颌面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他在口腔医学教育中倡导“强素质，宽基础，重实践，求创新”的理念，是口腔颌面外科学教学实行“医学基础与口外科专业并重”原则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姚思源
姚思源，1942年毕业于潞河中学，原籍河北，194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创作有艺术歌曲、群众歌曲、合唱曲、钢琴曲等数百首。1991年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出版有《姚思源音乐作品选集》。其专著有《论音乐教育》《论音乐与音乐教育》《儿童歌曲钢琴伴奏曲100首》，主编有《中国当代学校音乐教育》《北京志·音乐志》，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李鹿野
李鹿野，1944年毕业于西安潞河中学，曾用名李宝生，北京通县人。1946年入华北联合大学英语系学习，后任解放区救济总会英文秘书、北平市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干事。1949年后，任湖北省武汉市军管会外事秘书、代副科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处科长、办公室主任。1956年至1973年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锡兰大使馆二秘、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处长。1973年至1983年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司长。1983年至1990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1990年起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党组书记，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会长，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顾问，政协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杨澧
杨澧，1946年毕业于西安潞河中学，1948年入延安大学，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擅长版画。历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师、副系主任，院党委副书记、书记，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研究室顾问，作品有《保卫马克思主义》《延安·一九四二年冬》《长城》等。《农村风景》入选第一届青年美展，《晓》入选第八届全国版画展，著有论文《访问画家古元》《记李桦老师》《吴作人和他的画》等。
陈大光
陈大光，1948年毕业于潞河中学，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曾任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主任、教授，中国大百科全书航天卷推进系统分支副主编，曾获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李仁堂（1930～2002）
李仁堂，1949年毕业于潞河中学，1949年潞河中学毕业后参加热河省文工团，任协理员、演员，演出秧歌剧、二人转等民间戏曲，后随文工团改为话剧团，出演了《风暴》《雷雨》等20余出剧目。1956年主演的话剧《青松岭》被搬上银幕，从此开始银幕生涯。1974年以后相继主演了《创业》《十月的风云》《泪痕》《元帅之死》等影片，并因《泪痕》获得“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第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第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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