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已近在咫尺了，我看到了人头攒动的广场。我放慢了脚步，想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候车室上方巨大的自鸣钟就在我解开一半衣扣的时候敲了十下，声音古老而苍茫。低头看手腕，我的表足足快了两个小时。我懊恼而兴奋地在原地打了个旋转。火车站的广场大得出奇，想找个落脚的地方还真不容易。我四周观望，寻找目标，在一个拐弯处发现了书摊的位置。我径直向那里走去。忽然间，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闪出了几条大汉，他们蜂拥而来，愤怒地吼道：“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就是他！”我还没来得及醒悟，走在前面的那个家伙冲我就是一拳。我感到有数双手在揪我的衣服和肌肉。“打死他！”旁边还有两个妇女在帮腔。巨大的恐惧和痛苦包裹着我，我的头脑一片空白，身体像一团松软受潮的绵包任人捶打。
“哎，行了，行了，别打了，好像不是这个人吧！”一个中年妇女喊着，“难道认错人了？刚才还看得清清楚楚是他呀！”
“这么说我们搞错了。”另一个声音说。
“哎呀，真的搞错了。刚才那家伙穿的是运动鞋，这家伙穿的是皮鞋。快，快把他扶起来。”
于是，我又被刚才狠命抽打的手扶了起来，还有一只手在我的屁股上打着尘土。“真是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在一片真诚的悔恨和道歉中被他们摆布着，连我自己解开的衣扣也给扣得整整齐齐了。围观的人们也开始轻松愉快地交谈起来。“一场误会，哎呀，我还以为便衣警察在抓杀人犯呢。”人群中嚷嚷着。我被这莫名其妙的暴打打昏了头，禁不住地扯着嗓子冲着那些扬长而去的“凶手”吼了一声：“我操你妈的，呸！”
“嗨，叫什么叫？你是干什么的？”一个车站警察背着双手，一脸严肃地向我走来。“我，我是……”我像是见到了大救星一样既紧张又兴奋，不知如何向这位警察先生表述自己的委屈和清白。“身份证掏出来。”警察瞧也不瞧地对我说。这时，我才发现衣袋里已经空空如也了。我正要向警察解释，警察却开口道：“跟我去警亭走一趟！”走就走，反正我是清白的、冤枉的，我挨了打，又遭了抢劫，说不定警察还可以帮我抓住那帮强盗，让我出了这口恶气。我心里嘀咕着。我理直气壮地跟着警察走向警亭。警亭里坐着一位肥胖的中年警察，嘴里叼着一根烟，眯着眼在看报。“这是一场抢劫啊，警察同志，我被抢劫了，还挨了揍！……”我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申诉着，抗议着，还禁不住地掉几滴眼泪。我讲了许多话，已经口干舌燥了。许久，那位上了年纪的警察终于转过了他的脸说：“我没猜错吧，这家伙是个货真价实的小偷！你这号人我见得多了。”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他看我没有反应，就对那位年轻警察喊了声：“铐上！”年轻警察很专业地把我的一只手铐在岗亭的一根特殊的铁棍上。那种既不能蹲又不能站、只能用脚尖和膝盖支撑全身重量的难受劲儿比在广场上遭遇的那场毒打还要难受。两个警察都无踪无影了。时间发酵似的膨胀起来，没完没了地延伸着。我感觉像挨了一个世纪。两位警察终于返身回来了。“怎么样，想好了吗？还是老实招了吧，你几进宫了？”
“我要给我的科长打电话。”我愤怒地吼叫，“打呀，’号码拿来。”
电话拨通了。科长的声音有些异样。“那个陈亦德啊，是有这么个人，不过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得多调查才是……。”年轻警察走了过来，卸掉我手上的铐子，并让我站在那里等人认领。又等了很久，我的科长来了，尖尖的脑袋从岗亭外塞了进来。“哎呀呀，你看这个小陈，他确实是个好同志，就是办事马虎了些，劳你们费心教育了，还望见谅啊！”科长一边递烟，一边出示名片。一位警察在一张白纸条上写了些什么，递给了科长，并公事公办地说：“先交二百元罚金，真正水落石出后再退还给你们。”“没问题，没问题！”科长点头哈腰地摸出了两张一百元，双手递了上去。
我跟在科长的身后走出了警亭，既像一条感恩戴德的狗，又像一只受伤的、夹着尾巴的狼。我正要向科长诉说我的冤枉，科长先开了口：“不用多解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再说误会不都解决了吗，二百元钱以后从你的工资里扣除，另外你必须赶今晚上七点半的火车去S省Y市商讨合同的W条款的修改事宜。”科长说完一头钻进一辆绿色的出租车，一溜烟儿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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