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李诵是唐德宗的长子。在唐朝的皇帝中，唐顺宗是做太子时间最长的人，长达二十六年；同时，唐顺宗也是在位时间最短的人，还不足200天。尽管如此，唐顺宗也意在革新，整顿朝纲，并在如此短暂的帝王生涯中，还做上了太上皇帝。
1.对待朝臣：用人当疑还是用人不疑
英明的君主善于用人，不干预大臣行使权力为国家做事，事情往往会取得成功；多疑的天子不善于用人，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别人，自己劳心又劳力，所以事情往往会失败。人无完人，量才适用。唐德宗李适不善于用人，使李氏家族的统治力量减弱。
唐德宗的父皇唐代宗，于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患病不起，几天后，便结束了53岁的人生，37岁的太子李适即位，史称唐德宗。唐德宗即位时正当盛年，热情很高，一心想做一位中兴之主，即位之初很信任宰相，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使他对大臣的猜忌心理越发严重，并形成了遇事刚愎自用的个性。唐德宗时期官员变动频繁，尤其是宰相更换的频率更高，使唐德宗空有宏图之志，却不能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下去。
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杨炎匡救时弊，曾被誉为“救时宰相”。但是，杨炎为人缺乏肚量，公报私仇，他与刘晏积怨颇深，便寻找机会进行报复。刘晏在唐肃宗、唐代宗时期任职期间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大胆改革盐政，实施专卖制度，整顿漕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是当时著名的理财家。然而杨炎却寻找到他的不是，借唐德宗之手杀了刘晏。刘晏作为朝廷重臣突遭唐德宗诛杀，朝野上下顿时议论纷纷，更有各地节度使屡次上表询问刘晏的死因，这种态度给朝廷造成了很大压力。杨炎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以宣慰的名义，派自己的亲信私下告诉各镇节度使，刘晏是因为当年怀有废立二心而招致唐德宗的厌恶被赐死的。杨炎为了开脱自己的罪名，不惜将刘晏之死的责任推卸给皇帝，但唐德宗却通过别人告密得知了杨炎的所作所为。唐德宗派人到藩镇核实，结果确定杨炎“推过于上”的行径，唐德宗便开始不信任他了。
唐德宗为了削弱杨炎的权力，任命卢杞为宰相。卢杞以门荫出身，口才出众，唐德宗非常赏识他，认为他办事公正。当时，杨炎居相位权力已大，他非常鄙视卢杞，加上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人视若鬼魅，使杨炎更为厌恶。杨炎在政事堂共进午餐时，因看不起卢杞，不愿与其为伍，总是找借口不和他一起吃饭。卢杞对杨炎的做法心知肚明，便怀恨在心。卢杞阴毒残忍，暗暗发誓必将杨炎置于死地，他经过察言观色，发现唐德宗对杨炎渐渐失去了以往的信任，心中暗自高兴。不久，卢杞抓住唐德宗多疑的个性，诬陷杨炎在长安修的家庙有“王气”，意在图谋不轨。这一着刺激了唐德宗敏感的神经，遂于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在快到崖州之时，又将其赐死。卢杞排挤了杨炎，得到了皇帝一时的赏识，但他阴险狠毒，最终，被唐德宗贬为新州司马。
唐德宗把天下及朝廷的祸患原因总结为自己作为皇帝对大臣的过于信任，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唐德宗便逐渐对朝臣产生了猜疑心理。陆贽是唐德宗时期著名的大臣，唐德宗逃亡途中，他曾追随左右。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当上宰相，后被同僚谗言陷害，唐德宗于贞元十年（794年）十二月罢免了他的相职。陆贽罢相以后，唐德宗更加不信任朝臣，最不信任的便是宰相。唐德宗不仅自刺史县令以上的官员都亲自加以任用，只要求宰相机构办理个手续，而且边疆的作战计划，也由他亲自裁决。贞元年间，唐德宗越来越加重了对宰相的疑忌与防范，使宰相之间、朝臣之间明争暗斗，拉帮扯皮现象极为严重。唐德宗晚年，甚至调用南衙禁军对朝廷官员的生活琐事都予以监视，朝臣们遭到举报，轻则丢官，重则身陷囹圄，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唐德宗个性的脆弱和冲动，使他即位仅两年便杀死了刘晏和杨炎两位大臣，而这两位大臣均有才干，又具改革思想。作为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欲展示政治宏图之时乱杀大臣，使唐德宗时期偶尔出现的一点闪光之处，随即又消失了。而他此后对大臣的猜疑心理更加严重，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很难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2.姑息藩镇：凭谁问“藩岳坐镇，辅我京师”
唐代的藩镇割据是从唐肃宗时期开始崭露头角的，到了唐德宗时期已壮大成皇帝的心腹之患。唐德宗用人失误，削藩不成，却招来了更大的祸患，出现了“四王二帝”并立的结局，使李氏家族的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
藩镇中大的占据十几州的地盘，小的也有三四个州，河北、淮西的割据势力最大。藩镇中设文武官员并拥有自己的军队，他们不向唐廷缴纳赋税，称得上是小朝廷，这是李唐政权所不能容忍的。藩镇当然是希望永远保持割据的状况，以便子孙世代拥有小范围的统治，但是，李唐王朝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怎么能够放任别人与李氏家族来共分天下呢？
唐德宗即位之初，便把注意力投向了藩镇，他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但在朝廷力量不足以打击藩镇割据的现状时，唐德宗不得不暂时妥协。
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李宝臣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唐德宗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命朝廷的弊端，坚决拒绝了李惟岳的要求，并命他护其父丧入京进行“国葬”，下诏任命张孝忠为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联手，企图以武力抗拒朝廷。同年八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请袭节度使又遭到唐德宗拒绝，藩镇尽反，战争全面铺开。
在战争的头一两年里，朝廷取得了胜利，平叛形势良好。第一年，先是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与神策军将领李晟大破田悦军，另外一名将领唐朝臣又击破魏博、淄青军，打通了江淮运输线；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克襄州，梁崇义自缢。第二年，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悦军，当时任卢龙节度使的朱滔攻破成德李惟岳军，田悦退回魏州守城自保，李纳在濮州被围，李惟岳被部将王武俊杀死，王武俊率军投降。到了建中三年（782年）的闰正月，河北道只有田悦的魏州未破，河南道的李纳也在濮州被围，朝廷以为天下之平指日可待，唐德宗开始飘飘然起来。
唐德宗任命成德降将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又将德、棣二州分给另一功臣朱滔。唐德宗此举欲在利用藩镇打藩镇，旨在分散他们的力量，这也是朝廷在政治上对付藩镇的惯用伎俩。不过，都团练观察使这一官职地位较节度使低，王武俊不满官位在张孝忠之下，幕僚们也愤愤不平，火气很大，把朝廷的敕书撕成几块。朱滔也是一位颇有野心的节度使，他因没有得到较为富庶的深州也怀有不满的情绪，便在该地屯兵据守。在魏州被围的田悦抓住了这一点生机，派人去深州游说朱滔倒戈。结果，朱滔听取了田悦的话，倒戈朝廷，并又去说服王武俊与张孝忠。王武俊决定与朱、田合作，只有张孝忠不为所动。朱滔与王武俊联合起来，第一步便是去救困在魏州的田悦。朝廷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讨伐，却被田、朱、王的部队打得大败，朱滔又遣兵去救李纳。
建中三年（782年），朱滔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筑坛先天，朱滔为盟主，称孤。田悦、王武俊、李纳三人称寡人，仿唐朝官制，遍封妻、子、诸将。“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声势大振。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与四镇勾结反叛，自称楚帝，从河北到河南皆为硝烟弥漫，且东都危急。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经长安时，由于唐德宗用人不当，士兵吃的饭菜都是些糙米和素菜，士兵不服，导致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的发生。唐德宗因此次兵变不得不仓皇逃离长安，李氏皇族在此次士兵哗变中被诛杀了七十七人。唐德宗是唐朝继唐玄宗、唐代宗后，又一位离开京师避乱的天子。哗变的官兵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为帝，国号为秦，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唐德宗所在的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支援，唐德宗的削藩之战，被迫宣告结束。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痛苦地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并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唐德宗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唐德宗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同年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唐德宗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贞元元年（785年）秋，李怀光兵败自杀，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同年七月，唐德宗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唐德宗皇帝断然拒绝藩镇父死子继的要求，本意是为了防止他们得寸进尺，却招来了更大的祸患，出现“四王二帝”并立的结局，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唐德宗的冒进之举。唐德宗在削藩遭遇挫折后，锐气大伤，他对藩镇的态度由武力转为姑息。这一态度的转变，使他以往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机会转瞬即逝，藩镇割据成为李唐王朝中、晚期积重难返的局面。
3.宦官典军：是无奈还是悲哀
宦官忠于皇帝是生存需要，是利益所需，是不得已而为之。唐德宗李适让宦官统兵，只能是加快李唐王朝的衰落。
唐代宗时期自鱼朝恩以后，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领兵、相的权力，宦官不再掌握禁军。但自从发生“泾师之变”以后，唐德宗对内廷宦官的态度迅速从“疏斥”转变为委重。从此，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和担任监军成为一种制度。所以，史上称唐德宗是制造李唐王朝颠覆灭亡的根源。
唐代宗宠信宦官，任由宦官公开索贿、大肆搜刮，而不加以管制。当时，唐德宗作为太子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这种弊端，他即位初就决定对此进行整治。唐德宗派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的宦官，收了李希烈作为礼物送给他的骏马、奴婢还有大量的钱财。唐德宗得知以后龙颜大怒，把这个宦官杖打六十并处以流刑。此事一经传开，其他宦官都不敢受贿胡来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唐德宗经历“泾师之变”时，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召集不到一兵一卒保卫皇室；唐德宗仓促逃亡时，唯一可以依靠的却是身为太子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以及他们所率领的一百多名宦官。宦官的忠心与禁军将领的难以依靠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后，唐德宗对宦官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亲组了近卫亲军并交付给宦官掌领，认为以他们的忠心交付给兵权和自己亲领没有什么区别。唐德宗决定之后，便将统领禁军的权力赋予了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师三个月后，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任命窦文场和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都知兵马使，开了宦官典军的先例。神策军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其地位与羽林军、龙武军相比，说得上是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仍然由宦官担任监军，由此可见，唐德宗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唐德宗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领权由宦官掌握在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年）五月，唐德宗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作为制度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就提高了宦官的地位。
唐德宗对宦官委以重任，成为自唐德宗时期之后李唐王朝的一大特色，宦官力量成为政治中枢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唐德宗以后的李唐皇帝，从唐穆宗到唐亡的九个皇帝之中，有七个是由宦官拥立的；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等几乎全是死于宦官之手。宦官专权，成为李唐王朝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突出表现，可以说，唐德宗称得上是这一状况的始作俑者。
4.两税法：划时代的赋税改革
唐德宗即位时，藩镇割据现象已经很严重，对其用兵又导致了中央财政的困难。为了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唐德宗在宰相及财政专家杨炎的倡导下，推行了两税法。但不管是什么方法，都只不过是为了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而已。
杨炎在唐代宗时期曾遭贬为道州司马，唐德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宰相，他在唐德宗的支持下，以天下为己任，施展其政治抱负，制订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了两税法。
按照唐朝开国时的旧制，天下财赋都纳于国家的左藏库，而太府寺按照规定一年四季负责收支，其账簿由尚书省比部司负责按覆其出入之数。中央财政机构上下相辖，正常运转。但安史之乱后，不少有功的将领在京师毫无节制地求取钱帛封赏，相关管理官员不得不将天下租赋收入全部纳入大盈内库。大盈内库属于天子私房，这样一来，皇帝的开支就十分方便，大盈内库便成了国家财赋的储藏之所。但这样做，出现的问题也很严重：一是政府机构不知道财政开支的具体情况；二是中央不能对国家的财政开支统筹安排。此作法与唐德宗即位以后亟待集中国家财力物力进行整顿改革的需要不相适应。杨炎的两税法，以解决中央财政危机和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为出发点，很适合唐德宗整改的需要，因此，唐德宗对他的做法给予了大力支持。
杨炎对税收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分析，并利用早朝之际，向唐德宗和各位大臣陈述了“租庸调制”的种种弊端。大历十四年（779年），杨炎上奏唐德宗，请求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并取消各种杂税。杨炎两税法的内容，一是明确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总额；二是扩大征税的对象，不论土著还是寄居的客户，均按照居住地登记户口，同时按照财产多寡确定户等，就连住所不固定的行商，也要在经营的所在州县纳1/30的税。这实际上把官僚士绅和富商等都变成了纳税户，从而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三是进一步健全了财税征收办法和纳税标准，废除了原来的租庸杂徭，除了保留丁额不废外，只按照人头税和财产税征收。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都要完纳。每年按照户口增减和税额轻重，由中央政府对地方长官进行考核；四是明确了两税作为国家正税的地位，规定在两税以外，不得巧立名目，另行征收，多加征一钱者就以枉法论处。
建中元年（780年），杨炎主持在全国施行两税法。他摒弃了唐代原来以人丁为征课标准的租庸调制，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多少，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这样一来，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不仅是唐朝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赋税制度改革，而且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经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中国财政史上是一个大突破。两税法大为简化了税制，便利了租税的征收，免去了税吏许多催索的苛扰。最先从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就是唐德宗，新税法实施的当年，国家掌握的人口不仅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增加的一百三十多万户，都是原来不向国家承担义务的“客户”），并且赋税有了一千三百多万的收益，其中还不包括盐利，比实施“两税法”以前的李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要多出百万，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了极大改善。“两税法”颁布当年，李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了三千余万贯，是开元天宝以来最好的一个年份。两税法不但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而且减轻了人民负担。政府没有横征暴敛而增加了收入；百姓不用强迫就自动地向政府申报户口并承担赋税义务；以前贪污的官员不用再加以告诫，就能够有所收敛，正是新税法实施以后取得的明显效果。贫者少交，富者多交，自然也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因为“两税法”是以依贫富分等征税，所以遭到了地主贵族的激烈反对。并且，在两税法实行三十年后，贪得无厌的官吏又在定额之外巧立名目，强行征收，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尽管如此，经过这次税法改革，李唐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财政实力得到了加强，为唐德宗进一步推行新政提供了便利，也树立了信心。
5.重病即位：稳坐二十余载的皇太子
唐顺宗以谨慎的政治态度顺利地度过了他长达二十五载的太子生涯，但不幸的是，他即位仅六个月余便退居为太上皇帝，成为李唐家族中居储君之位最长，在位时间最短，却还做了太上皇帝的“奇”天子。在短暂的帝王生涯中，唐顺宗给历史留下了一段精彩的“永贞革新”之事。
唐德宗在位26年，病逝时63岁。唐顺宗李诵于唐德宗即位时，便以长子身份立为皇太子，那时他19岁，到唐德宗传位时，他做了整整二十五年的皇太子。
唐顺宗亲历了藩镇叛乱的战争烽火，又多次见闻了大臣的倾轧，在政治上逐渐走上了成熟。建中四年（783年）的“泾师之变”随唐德宗出逃避乱时，在奉天面对朱泚叛军进逼的长达四十多天的保卫战中，为了父皇唐德宗的人身安全，李诵身先士卒，将士们在他的督促、激励下奋勇杀敌，取得了奉天保卫战的胜利。
唐顺宗的太子生涯与前朝的太子们相比而言，可以说是相对平稳的。仅因郜国大长公主的事情面临过一次被废的危险。郜国公主是唐肃宗的女儿，她与驸马萧升所生一女是唐顺宗为皇太子时的妃子，郜国公主仗恃自己地位特殊，自由出入东宫。萧升死后，郜国公主生活极为放荡，不仅与彭州司马李万私通，还和太子詹事李昪、蜀州别驾萧鼎等一些官员暗中往来。有人告发郜国公主行厌胜巫蛊之术，事情牵涉到作为皇太子的唐顺宗，他被唐德宗狠狠地训斥了一通。唐顺宗非常害怕，不知所措，就请求与萧妃离婚。唐德宗在事发之后，有了废皇太子的念头，并且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宰相李泌。李泌得知唐德宗欲废太子而改立自己的侄儿舒王李谊，认为不可，并详细列举了自贞观以来太子废立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唐太宗皇帝对废立太子的谨慎以及唐肃宗冤杀建宁王的悔恨。李泌的一番话打动了唐德宗，唐顺宗的太子地位没有受到动摇。不久，郜国公主被唐德宗幽禁，后在贞元六年（790年）死去，李万因为和同宗淫乱被杖杀。郜国公主的亲属很多受到此事的牵连，她的女儿、皇太子妃萧氏被杀死，她的五个儿子以及李昪、萧鼎等流放岭表和边远之地。经过这场变故后，唐顺宗更加小心翼翼。
唐德宗病重时，唐顺宗的身体状况也很糟糕，甚至没能参加唐德宗去世那年的新年朝贺。因此，朝廷内外不了解情况，很担心天子之后的大事。等到唐德宗去世遗诏传位时，唐顺宗为了平息朝官的疑虑，顾不上身体的虚弱，没有来得及换上丧服，就穿着紫衣麻鞋硬撑着走出大内的九仙门，召见了禁军将领。大家看见唐顺宗仍可行动，方才安定了一些。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顺宗在太极殿即皇帝位。在即位仪式上，不仅卫士心中疑惑，还有人伸长了脖子向上看，众人看清楚确实是唐顺宗时，才放下心来。唐顺宗即位八天后，才于内殿紫宸门召见百官。
6.二王八司马：有志革新，雄心未竞
唐顺宗继位时，全国政治环境非常糟糕。自安史之乱后，朝廷上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都相继被贬逐出京。藩镇节度使又在割据势力范围内称王称霸，气焰越发嚣张。朝廷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的各种战争累年不断，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渐深化。唐顺宗李诵有志革除弊政，但却欲速不达。
唐顺宗中风失音，只能卧病宫中，挂着帘帷，百官奏事，他就在帘帷之中做决定，身边有宦官李忠言和妃子牛昭容侍奉。唐顺宗即位后，立刻起用了革新派：任命王叔文、王丕为翰林学士；王叔文兼盐铁转运副使；推韦执谊为宰相；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共同筹划改革事宜，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集团。唐顺宗把朝廷决策大权交给了王叔文。政事处理由王叔文在翰林院决断，王丕传达旨意。王丕按照王叔文的意思进入宫中见李忠言、牛昭容，从他们那里得到唐顺宗的旨意，然后，由王叔文认可后交韦执谊起草文诰。王叔文指挥定夺，是永贞革新事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领袖。在王叔文的谋划下，“二王刘柳”集团又不断提拔后辈新进，发展革新派力量，着手内政改革。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
王叔文对朝廷弊政所进行改革的内容是：
第一，罢宫市、五坊使。贞元后期，宫中的宦官采买时往往不按规矩支付货款，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由，在街市上看到有好的东西就声称是宫中需要的，公开抢掠，要么贱买，要么白拿，称为宫市。充任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他们往往打着为宫中服务的幌子，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勒索百姓财物，对百姓进行讹诈。唐顺宗做太子之时便深知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扰民、害民之弊，所以，刚一即位便宣布将其废除。永贞年间，宫市制度和五坊使均被取消。同时，抑制外戚，对公主、驸马之辈借放养鹞鹰宠物践踏百姓庄稼者严厉切责。很快，京师周围的社会治安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可谓是人心大快。
第二，取消进奉，停止正税以外的苛征。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革新派上台后，通过唐顺宗下令，各地除规定的常贡外，不得再另进贡钱物。同时，免除了百姓积欠的课税租赋等总计52.6814万贯、匹、束。规定除了两税的正式税收以外，不得擅自加派。
第三，打击贪官。京兆尹李实是唐朝皇族，封为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年景很差，李实却虚报丰收，租税丝毫不减，强迫百姓照常缴纳，甚至逼得百姓低价卖房卖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王叔文罢去其京兆尹官职，贬为通州长史，京师百姓对李实无不切齿，听说他被贬的消息后，市里欢呼。
第四，放还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人。当她们的家人前来迎接时，长安的百姓聚集围观，欢呼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第五，打击宦官势力。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俸钱，这些都是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革新派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但宦官发现王叔文欲夺取他们的兵权，便联合起来不把兵权交出来，使王叔文的这个改革重要内容最终没能实现。
第六，抑制藩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京都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完全占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割据地盘。王叔文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斩杀刘辟，刘辟狼狈逃走。
正在唐顺宗积极支持王叔文推行各项新政之时，他的身体状况却越来越糟糕，而来自朝廷内外的阻力也增大。特别是夺取宦官兵权没有成功，引发了宦官集团对王叔文的激烈不满。宦官头目俱文珍利用其政治上的影响削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使王叔文遭受重创。朝中宰相也有人不与王叔文等人合作，甚至不愿与王叔文等革新派共事，王叔文在朝中的处境越发艰难。
此后，宦官俱文珍等以“立嫡以长”的名义要挟唐顺宗，使唐顺宗同意颁布了立长子李纯为皇太子的诏书。唐顺宗选立储君之后，地方节度使及宦官请求让皇太子“监抚庶政”，在此基础上，王叔文的政治环境更加糟糕，他大有壮志难酬、英雄末路之忧。后来，王叔文的母亲过世，他被迫离职。紧接着，王丕突然中风回家静养。“二王”相继离开朝廷，唐顺宗也病体难支。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逼迫下，皇太子李纯监国，朝中人事又重新做了调整。很快，唐顺宗以病体不愈为由，宣布令皇太子即位，即为唐宪宗，唐顺宗自称太上皇，迁居兴庆宫。唐宪宗即位后，革新派纷纷被贬斥，新的统治集团对革新派进行了清算工作：王丕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参军，第二年被赐死。韩哗被贬为饶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唐顺宗在位时创造的一段辉煌，到此也就烟消云散了。
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使李唐王朝几遭灭亡，从此就走上了下坡路。李唐王朝的统一局面，被藩镇割据所取代，王权转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最终被扼杀，此后李唐王朝政治更加黑暗。李唐王朝由此又开创了一个新例，即继位的皇帝对前一个皇帝所任用的朝臣，无论功过与否一概不予任用。唐宪宗以后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开始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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