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失败后，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加上累朝的朋党之争，此时的李唐王朝已是回天乏术，只能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深渊。
1.子以母贵：皇三子登基
从母以子贵，到子以母贵，李唐皇位的继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达到“母贵”“子贵”的目的，觊觎皇位者就需要使一些必要的手段才行。
唐穆宗李恒是唐宪宗第三子，贞元十一年（795年）七月，出生于京师长安大明宫之别殿。最初名李宥，先封为郡王，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八月，进封遂王。
唐穆宗的生母郭氏是郭子仪的孙女，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劳苦功高，被尊为尚父。唐穆宗长兄李宁的母亲是纪美人，二哥李恽的母亲竟没有留下姓名。李宁曾因是长子而被立为太子，在做了两年太子后，18岁的他因病撒手人寰。唐宪宗有意立次子李恽，但是，李恽因为母氏地位卑贱难以在朝廷上得到支持，宫廷内外都建议选三皇子李恒，而郭氏一系在朝野上下的势力也确实是太强大了，立三子的呼声占据了上风，唐宪宗也无可奈何，最终，立了三子。
元和八年（813年）十一月，在刚刚册立新太子一年后，拥立太子的朝廷官员又上表请求唐宪宗立郭氏为皇后。自唐玄宗以后，后宫贵妃在世时被立为皇后的只有唐肃宗的张皇后，她在平叛的特殊时期因有特殊的功劳而被立。郭氏已被册立为贵妃，是后宫最尊贵的角色，于是，唐宪宗以种种借口拒绝了此番动议。此事以后，郭贵妃在朝野内外广结党羽，包括宦官中的厉害角色、神策军中尉梁守谦以及王守澄等人，他们暗中和唐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等人较量。
元和十四年（819年）底，唐宪宗由于服用方士柳泌的丹药导致身体恶化，太子的母亲及舅舅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等着皇帝驾崩了。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唐宪宗暴死，梁守谦、王守澄等人立即拥立太子即位，史称唐穆宗。吐突承璀和皇次子李恽被这突如其来的政变杀了个措手不及，一起被送上了黄泉路。
唐穆宗位居储君期间的惶恐不安，随着成功登基而烟消云散了。他对扶植自己登基的一干人等给予了不同的赏赐，特别是把生母郭贵妃册立为皇太后，以报答她多年来为自己的辛苦经营。与此相反，一朝天子一朝臣，他将唐宪宗的亲信和宠臣则分别处以杀罚或贬斥。
按皇家的规矩，即使因不设皇后，而无嫡庶分别，但仍有长幼之分。唐穆宗立为太子时，还有二皇兄李恽在世，按长幼顺序，应立李恽，但由于唐穆宗的母亲身份高贵，又深谙朝中政事，善于笼络大臣，不能不说，唐穆宗能够君临天下，是因为有一位非常能干的生母。在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之中，家族及派系之争由来已久，谁又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呢？唯有掌握生杀予夺的皇权，才能保证自己族氏的利益，这便是皇族宗室不惜使用各种手段，甚至流血牺牲、铤而走险，也要力争皇位的原因所在了。
2.纵情享乐：万民之君，居之有愧
唐穆宗从不吝惜赏赐，使朝廷官员贿赂攀附、结党营私之风大起。也使得先祖及其父唐宪宗时期创下的大好局面逐步走向衰微。
唐穆宗是一位纵情享乐、毫无节制的天子。唐穆宗即位时25岁，正当壮年，对于帝王来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若只想饱食终日、游乐享受，那也是无人可比。唐穆宗是一个荒淫的皇帝，刚即位不久，便纵情享乐。登基大赦天下以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宣召歌舞艺人到丹凤门内表演杂戏，完全没有顾及此间正在为他父皇唐宪宗治丧，他陶醉在歌舞之中，将国家、百姓抛在了九霄云外。元和十五年（820年）六月，皇太后移居兴庆宫，唐穆宗就率领六宫侍从在兴庆宫大摆宴筵，纵情欢宴。酒宴结束后，他又回幸神策右军，对亲信中尉和将领大加颁赐。从这以后，唐穆宗每三日到神策左右军一次，同时，驾临宸晖门、九仙门等处，旨在观看手搏戏和杂戏，对国家政务越来越荒疏。他在宫里大兴土木，修建了永安殿、宝庆殿等。当永安殿落成的时候，他在那里观百戏，极欢尽兴。他用重金整修装饰京城内的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院，甚至还特意邀请吐蕃使者前往观看。对于唐穆宗的嬉戏，朝中曾有官员上奏唐穆宗，指出国家尚未平静，百姓还多疾苦，皇上不能高枕无忧。尤其强调，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没什么不同，居安思危之心却互有长短，这就是能不能成为圣明帝王的差距，唐穆宗对此奏折并不予理睬。
唐穆宗到宫中鱼藻池，征发神策军2000人，将早已淤积的水面加以疏浚。池水开通后，他就在鱼藻宫大举宴会，观看宫人乘船竞渡。由于临近九九重阳节，唐穆宗又想大宴群臣，对谏官的劝谏唐穆宗根本不听。在重阳节那天，他特意把他的舅舅郭钊兄弟、朝廷贵戚、公主驸马等都召集到宣和殿饮酒聚会。有一天，唐穆宗突然下诏：“朕来日暂往华清宫，至落日时分当即归还。”此时正值西北少数民族引兵犯境，神策军中尉梁守谦将神策军4000人及八镇兵赴援，形势很是紧张，御史大夫李绛、常侍崔元略等跪倒在延英殿门外切谏。唐穆宗竟然对大臣们说：“朕已决定成行，不要再上疏烦我了。”谏官再三劝谏还是无效。第二天一早，唐穆宗从大明宫的复道出城向华清宫方向而去，随行的还有神策军左右中尉的仪仗以及六军诸使、诸王、驸马千余人，一直到天色很晚才回宫。谏议大夫郑覃等人对唐穆宗的“宴乐过多，畋游无度”劝谏道：“现在边境吃紧，形势多变。如果前线有紧急军情奏报，不知道陛下在什么位置，又如何是好？另外，陛下经常与倡优、戏子在一起狎昵，对他们毫无节制地大肆赏赐，这些都是百姓身上的血汗，没有功劳怎么可以乱加赏赐呢！”唐穆宗看到这样的表章，就问宰相这都是些什么人，宰相回答说是谏官，唐穆宗就对郑覃等加以慰劳，还说“当依卿言”。唐穆宗的这一态度，使宰相们高兴了一阵子，但唐穆宗转过身却依旧我行我素，使百官空欢喜一场。
唐穆宗甚至觉得，经常宴饮欢会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有一天，唐穆宗又在麟德殿观赏杂技和音乐，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情不自禁地对给事中丁公著说：“听说外面百官公卿们经常欢宴，一定是民间太平、五谷丰登，我感到非常宽慰。”丁公著却持不同的看法回答道：“这样的风俗不见得是好事。”唐穆宗询问原因。丁公著说：“凡事过了限度就不是好事了。前代的名士，遇良辰美景，或置酒欢宴，或清谈赋诗，都是雅事。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酒宴以喧哗沉湎为乐。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者与衙门的杂役一起吆三喝四，无丝毫愧耻之心。上下相效，渐以成俗，这造成了很多的弊端。国家奢靡之风日盛，竞相游宴，沉于酒色，致使政务荒废，百官怠职，这难道对朝廷和皇上有益吗？”唐穆宗听后对他的这番说辞也觉得有道理，表示虚心接受，但就是坚决不改。
一次游玩中，唐穆宗突然双脚不能履地，一阵头晕目眩，结果，得了中风，卧病在床。中风以后，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康复，于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在寝殿驾崩，时年29岁。
从唐高祖李渊晚年安于享乐露出真面目，到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中后期的骄奢，到武则天蓄养男宠，再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奢靡，哪一位在后期是真正给臣民百姓办事的？他们只不过是自己享乐而已。皇帝三部曲：荒、淫、乐！
3.无心政事：在其位不谋其事
一个人如果不是高高地坐在皇帝宝座上，即使他是个败家子，最多也只能败一家。唐穆宗李恒高高地坐在皇帝宝座上，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败家子，那他败的就不只是一家而是一国了。
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唐穆宗是“昏主”，长庆宰相是“庸才”。唐穆宗时朝一共任命了十四位宰相：韩弘、裴度、李夷简、皇甫镈、令狐楚、张弘靖、萧俯、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元稹、李逢吉、牛僧孺，另有五位使相（即为地方节度使加宰相的名号）：刘总、田弘正、李光颜、李想、刘悟。其中，除了王播、元稹、牛僧孺等少数人外，多系名门之后。这些宰相在唐穆宗时期均以才学著称，但因朝廷之上党派分野，一边是“庸才”无法发挥作用，另一边“良才”也常常英雄无用武之地，再加上他们在职时间都不长，大大影响了唐穆宗时期宰相作用的发挥。唐穆宗是宦官拥立，即位以来对他们大加赏赐，很是优待，使宦官的权势进一步膨胀。
唐穆宗虽频繁换相，宠信宦官，但他也不是一个糊涂透顶的皇帝。唐穆宗比较重视对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执法部门官员的任用，强调要选拔“有志行词学，兼详明法律”者。值得一提的是，长庆元年（821年）九月，唐朝与吐蕃各派大臣在长安西郊会盟，表示从此以后，罢兵修好，消除旧怨，“患难相恤，暴掠不作”，双方划分了各自的实际控制地区。长庆三年（823年），双方在拉萨大昭寺前立了唐蕃会盟碑。“长庆会盟”是双方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从此，确保了唐蕃的和睦共处，增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与此同时，唐穆宗又于长庆元年（821年），册立西北少数民族回纥的新君为“崇德可汗”，并许唐宪宗之女太和长公主与其和亲。太和公主和亲回纥，解除了回纥对唐西北地区的威胁，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往来，使双边关系度过了一段很是和睦的时期。
对外关系的稳定是唐穆宗时期的一大亮点，但由于唐穆宗缺乏治国的才能，更不具备远大的政治理想，他的一生，大肆的封赏、无度的游乐占去了很多时间，国内发生了幽州朱克融和成德镇王廷凑的叛乱，导致河朔地区重陷混乱之中。由于唐穆宗的荒淫和不问政事，河朔三镇再次变成了藩镇割据的势力范围，唐宪宗年间取得的一点成绩，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全部丧失了。不久，周围藩镇纷纷叛乱，甚至以不奉朝廷命令为荣。短短几年，藩镇听命中央朝廷的大好局面消失殆尽。
为君之道是什么？皇帝的位置不是只会享乐便可坐稳的。家国天下之事都应悉数操心，以苍生疾苦为己任，方能治国持家。唯有独善其身方可兼济天下，国破则家亡，个人的享乐便不可再继续。因此，天子应以天下为己任，享乐是次要的，在其位谋其事，方为上策。
4.牛李党争：明争暗斗所为何来
适当的宫廷斗争会有利于李氏家族的皇位保全，但如果派系之争搞到几个朝代都无法停止，朝廷乌烟瘴气，危及社稷安全、黎民营生，就要倾力打击以求万全之策了。
唐宪宗元和时期延续下来的朝廷官员的朋党之争，到了穆、敬、文、武诸朝，逐步形成了“牛李党争”。朋党之争是唐代衰亡的原因之一。在唐代的科举制度下，无论世族或寒门，只要参加考试得以及第后，做官的机会均等。为要达到及第目的，考试之前，举子要送“作”（包括诗文等）给王公大臣，以求他们能给自己以美誉。及第之后，要拜谢主考官大恩，尊为恩师或者自称是他的门生。主考官为将来得到协助，也一定会尽力提拔其录取的门生。同年及第者，为了能做个朋友，也互称年兄，彼此结合，如果原是师生、同年很自然的会结为一个团体。做官的另一重要途径为门荫，“门荫”是指借先人之功，循例而得官。这些借先人之功，不以进士出身而得官的门荫们，又以出身于世族的居多。这些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而进士们仗着他们及第的学科诗文，则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两方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自然对政治的见解也会有不同，党派之间的争论也就无可避免了。
牛李党争，始于元和三年（808年），宰相李吉甫主张以武力制裁藩镇。次年，进士牛僧孺等指陈时政之失。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对牛僧孺等颇为不满，从此牛、李结怨。牛李两党在出身上，前者重进士，后者重门第。在朝廷议政之际，两党成员往往互相攻击，是非蜂起。牛党主要领导人有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杨汝士、白敏中等；李党主要领导人有李德裕、裴度、郑覃、李绅等。李党人以世族为主，也有由进士出身的人；牛党人以进士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大体上李党多以经学为宗，而牛党多有放浪形骸的行为。而且，双方政治观点截然不同。长庆元年（821年），当时牛党一派的骨干李宗闵任中书舍，礼部侍郎钱徽和右补阙杨汝士主持科举。考试之前，宰相段文昌因为接受了考生杨浑之家藏的书画，就面托钱徽，后又写了书信保荐；同时翰林学士李绅也为自己喜欢的考生周汉宾向钱徽写了举荐信。本来唐朝科举选拔过程中，考生举子以个人才艺向朝廷权贵或者贤达自举，或者请人向主考官讲情都是常有的事情。但这次情况与以往不同，段文昌和李绅推荐的杨、周放榜后均名落孙山，而其他大臣的子弟十四人高中。于是，段文昌一气之下向唐穆宗揭发钱徽等科场舞弊。唐穆宗就此事征求翰林学士李绅的意见，李绅附和段文昌。唐穆宗遂下诏复试，题目是《孤竹管赋》和《鸟散余花落》诗，复试结果，这个题目除了其中三人还算粗通以外，其他的十多人全部落选。唐穆宗对这次科举相关人员分别给以惩处。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潼等县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吏。涉及此案件的官员大多遭到处理，宰相段文昌不久也被罢相。
那么，牛李党争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李党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建树功绩，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他们不得不打击牛党。李党在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上，都主张以武力解决。牛党相反，他们反对朝廷平叛。宰相李吉甫积极平叛时，牛僧孺却攻击他“炽于武功”，实际就是反对朝廷打击割据的节度使。李党坚决维护边区安全，反对吐蕃奴隶主的侵扰，而牛党却苟且偷安，执行投降政策。李党重视政治改革，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李党主张精简机构、节省开支，这能减轻人民的负担，是一项进步措施；牛党却于大中年间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复增383员”。李党反对佛教，主张灭佛；牛党相反，大中年间便废除对佛教的禁令，结果“僧尼之弊皆复其旧”。他们之间的意气用事，以及无原则性的政见分歧的无端争执，无疑加深了唐朝的政治危机。
牛李党争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并不是唐朝衰亡的根本原因。李氏家族统治集团没有处理好牛李党争，只能说明统治者无能。统治者无能才是李唐王朝衰亡的根本原因。
5.唐敬宗之乐：有其父必有其子
唐敬宗李湛极为热衷于游乐，不但忘记了自己，还忘记了李氏家族，更别提国家了！
李湛，出生于元和四年（809年）六月七日，长庆二年（822年）十二月因唐穆宗突然中风而被册立为皇太子。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因唐穆宗健康恶化，李湛以太子身份监国，很快因父皇驾崩而登基，即唐敬宗。
唐敬宗的行为可谓是唐穆宗的翻版，他登基后，对国家大政根本不感兴趣，极其热衷于游乐。比起唐穆宗，他的玩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击球十分感兴趣，有时到中和殿击球，有时又转到飞龙院击球。唐敬宗一味追求享乐，就连例行的早朝也不放在心上。有一次，唐敬宗一直到日上三竿都没有上朝议事。群臣为了参加朝会，天不亮就要起来准备，天子却迟迟不到，臣僚们等待的时间长了，有些人坚持不住昏倒过去。对新皇帝的这种过分行为，谏官提出了劝谏，唐敬宗耐不住大臣们的催促，过了很长时间才姗姗迟来。退朝以后，左拾遗刘栖楚极力劝谏，头叩龙墀，血流不止，他说道：“皇上正是年轻体壮之时，怎么能贪图安逸，留恋女色，以至很晚还不坐朝呢？先帝的灵柩还没有葬入地宫，歌舞之声就已经喧嚣于外，我很怕这样下去，国家不能长久。”唐敬宗很受感动，但却不思悔改。之后，唐敬宗一个月也难得上朝两三次。他对大臣们上书的劝谏尽管给予表彰，但对自己的问题却无动于衷，没有丝毫想改变的姿态。
由于唐敬宗近乎疯狂的游乐，在宫中引起了一些突发事件。唐敬宗宠信宦官，他即位之初，就下诏赏给神策军军士每人绢十匹，钱十千，对宦官大肆封赏。四月，发生了染坊役夫张韶等数百染工杀入右银台门的严重事件。当时，唐敬宗正在清思殿打马球，听到张韶等上百人的喊杀声，他狼狈地逃到左神策军避难。左神策军兵马使康艺全率兵入宫，把已经攻进清思殿的张韶等人杀死。大臣认为，这事是因为唐敬宗一味沉湎于游乐，经常不在宫中，而给了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唐敬宗认为大臣们的说法有道理，但是自己的玩乐却变本加厉，花样不断翻新。官员崔发曾将犯了法的宦官中使捉进县衙，唐敬宗听说后勃然大怒，下令将崔发关押入狱。崔发入狱不久，赶上皇帝春日祈南郊大典，大赦天下。崔发和众犯人被带到丹凤楼下等待赦令，这时有几十个宦官举着白木棒冲了过来，照着崔发就是一阵乱棍，直打得他头破血流牙齿脱落闭过气去。过了一会，崔发苏醒过来，又冲出几十个宦官还要打他，多亏御史台的人为崔发挡了一下，他才能幸免。唐敬宗大赦天下，但唯独不赦崔发，将他抬回牢中，继续关押着。
唐敬宗的生活是以玩为主，他不仅自己喜欢击球，还要求禁军将士、三宫内人都参加。并且还在宫中举行体育赛事，马球、摔跤、散打、搏击、杂戏等，项目很多，参加者也很踊跃。对此，唐敬宗兴致很高，常常折腾到凌晨方罢。唐敬宗是一位马球高手，又善手搏，观赏摔跤、拔河、龙舟竞渡之类的游戏，从来都是乐此不疲。他还专门豢养了一批力士，昼夜不离左右。他不仅要各地都选拔力士进献，而且还出资万贯给内园招募，很舍得在这些力士身上花钱。唐敬宗每每看自由搏击时，还要手下人不能假打，要动真格的。这对于那些手搏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苦差事，断胳膊断腿是常有的事，有些人甚至会颈骨折断、脾脏破裂、性命不保。唐敬宗也同样喜欢到鱼藻宫观龙舟竞渡，有一天，他突然给盐铁使下诏，他要造竞渡船二十艘，要求把木材运到京师修造。该项的花费总计要用去当年国家转运经费的一半，在大臣的力谏之下，他才勉强答应减去一半。唐敬宗喜欢打猎，白天玩不够，就深夜带人捕狐狸以取乐，宫中称之为“打夜狐”。治国方面的才干，在唐敬宗身上毫无痕迹，随处可见的，是他玩乐方面的本领。
“人主”的身份和贫乏的阅历使唐敬宗无比骄纵、蛮不讲理，他驱使手下的奴才时近乎于狂暴无常，内侍偶有小过，轻则辱骂，重则捶挞、配流、籍没；搞得这些人满怀畏惧、心中怨愤。宫中宦官许遂振、李少端、鱼弘志等人还因为与他“打夜狐”配合不好而被削职。情况一如其祖父唐宪宗最后时期的情形，宦官们又怨又惧，忍无可忍。唐敬宗这种肆无忌惮的游乐，很快就把自己送上了末路。
唐敬宗越来越迷信道士，企图长生不老。他曾经派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地采药；派道人杜景先往淮南、岭南等州求访异人；甚至还在内宫里修山建院，专门供奉道士二十多人讲解道术。
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唐敬宗又一次出去“打夜狐”。唐敬宗猎取狐狸结束回宫之后，兴致盎然，又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唐敬宗喝得非常高兴，他酒酣耳热，入室更衣。就在这时，大殿上灯烛忽然熄灭，刘克明与苏佐明等人乘机将其害死，年仅17岁的唐敬宗，在位仅仅两年便一命呜乎了。唐敬宗是除了亡国之君唐哀帝之外，在唐朝皇帝中最短寿的一个了。然而，不能不说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荒淫无度造成的，真是自食其果。
俗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唐敬宗作为天子，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算他并不以天下为己任，但如果能够为自己家族的延续做个打算，也会收敛自身的行为，而不会整天贪图享乐；另一方面，唐敬宗的年龄可以说不算是成熟的阶段，在其父的影响之下，过着安逸享乐的生活，父皇的表率作用及教育之职没有做好，怎么能够奢求一位少年天子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呢？
6.唐文宗之道：同父所生，天渊之别
唐文宗尚节俭，是百姓及下层人民之大幸。唐文宗李昂生活俭朴，勤于朝政，在维护李氏家族的统治方面做出了榜样！
唐文宗李昂是唐穆宗次子，初名涵，元和四年（809年）十月十日生与唐敬宗同岁，小月份。他是在错综复杂的宫廷矛盾斗争下即位的。
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杀害唐敬宗以后，他们假冒唐敬宗的旨意选立了唐宪宗的另一个儿子绛王李悟“勾当军国事”。李悟没什么本事，缺才少德，但是多年来宦官拥立天子已成惯用伎俩，大臣们也都见怪不怪了。然而，并不是所有宦官都愿意追随刘克明等人。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以及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手握禁军，他们早与刘克明不睦。唐末，任左右枢密使和左右神策军中尉的四位大宦官被称为“四贵”，属于宦官中的实力派。王守澄等人密谋商定，动用了所掌握的禁军力量将唐穆宗的次子江王李涵迎入宫中。此举得到了三朝元老裴度等朝廷大臣的支持。神策军中尉派出的精锐禁军将刘克明与苏佐明一伙全部诛杀，绛王李悟也死于乱兵之中。两天后，江王李涵即位，即位后，改名为李昂，史称唐文宗。
由于没有先帝的遗嘱，唐文宗应当以什么方式登基即位就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为了说明江王有功于国家，王守澄首先以江王的名义宣告平定了宫廷的叛乱；然后，为了说明江王有群臣的拥戴，让百官再三上表劝他登基；接着，以太皇太后的名义颁布册文，下令指定他为继承人。这三步棋，都是为了说明江王即位的合情合理合法。唐文宗于宝历二年（826年）十二月十日，在紫宸殿外素服与百官相见，十二日正式在宣政殿即位，十三日正式穿上皇帝的服装，次日亲政。十五日，唐文宗将自己的生母萧氏上尊号曰皇太后（唐穆宗贞献皇后）。
唐文宗即位后的第三天，常朝就如期举行。唐文宗在位期间勤勉听政，唐敬宗当政时，每月上朝二三次，唐文宗则每逢单日就上朝，而且每次上朝时间都很长。凡军国大事，从朝廷用人到国库储藏、从各地灾情到水利兴修，他无所不问，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措施，他都详细地与宰相大臣们讨论研究。他还要求把各种节假日或者辍朝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双日，以便不影响单日的上朝。唐文宗令铸造“谏院之印”，改变了谏官进奏表章还要在其他部门请印以造成奏事泄密的状况，可见，唐文宗十分注意发挥谏官的作用。
唐文宗生活节俭，他不仅倡导节俭，革除奢靡之风，自己又身体力行。即位之初，即有诏命，内容是：出宫女3000人；减省教坊、翰林待诏、总监冗食者一千二百余人；停诸司新添衣粮；御马坊场所占陂田悉归有司等等。对唐文宗的做法，宰相裴度赞叹道：“太平可期了！”年轻气盛的唐文宗，传旨罢地方各级官府进献，不再向宫中进献刺绣雕镂之物；裁减作坊工匠，对一些年老的、有病的工匠赈济些银两让他们回家休养。这一举措赢得地方官员和百姓们的赞扬和称颂。下令放宫女、太常音声人，各地额外的进献和上供的奇珍异物基本上停止，五坊的鹞鹰玩物和游猎之事也都停废，节省了财政的开销。唐文宗的饮食也从不铺张，特别是遇到各地发生灾荒的时候，他更是主动地减膳。有一个官员穿着桂管布做的衣服拜见皇上，桂管布是桂林地区生产的一种木棉布，布厚而粗糙，较之绫罗绸缎自然略逊一筹，唐文宗见他衣衫就认定此人是个忠正廉洁的臣子。唐文宗也效仿他做了一件桂管布的衣服，于是文武百官也纷纷效仿。唐文宗穿着朴素，能够注意节俭，对于一个封建皇帝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唐文宗他不喜欢音乐、歌舞和游乐，不近女色，在听朝理政的闲暇，十分注重读书。他每当退朝处理完政事以后，就手不释卷。唐文宗博览群书，见识很是渊博。他经常就经书诗赋中的名物询问大臣，结果宰相经常被他问住，回答不上来。他不仅读古典，也很了解当代人的诗文，他对历史上的名君贤臣羡慕不已。他喜欢读《贞观政要》，仰慕贞观时的魏徵，就下诏寻访到魏徵的后人五世孙魏謩，并把魏謩任命为右拾遗，也是属于可以对皇帝进谏的言官。唐文宗也很喜欢把他认为有学问的大臣，召到宫中讲谈经义，评论文章。像当时的翰林学士柳公权就常常被他召来，一谈就是很长时间，有时候，在夜里闲聊，不自觉中蜡烛都燃尽了。
7.甘露之变：不以成败论君王
唐朝后期，隐患丛生，矛盾激化，特别是宦官掌握了禁军，把持着朝政，不仅朝廷大臣的升降须由宦官首肯，就连皇帝的废立亦由他们操纵。贤德如唐文宗，亦无法打破这个怪圈。
唐朝自唐德宗后由宦官典掌禁军，使宦官的势力得到了膨胀。从唐穆宗以后，宦官拥立皇帝成了惯例，皇帝的命运都掌握在宦官的手里，宦官的权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几乎没有人敢与之为敌，已经无法简单将其根除。
大和二年（828年）三月，唐文宗下诏制举，以贤良方正与直言极谏问策取士。于是，各地推荐的举人纷纷到京都应试。有一个叫刘蕡的举人，在试卷里直接指陈宦官专权于国于民不利。他认为天下倾覆、举国之乱、朝政危机都是由宦官的专权所导致的，还论述了藩镇擅兵、奸臣当道的诸多危害，主张要使国家安定，应该排斥宦官，把政权交给宰相，把兵权交给将帅。这份考卷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考官们将它传来传去，赞不绝口，觉得是篇难得的佳作。但是，到了决定录取的时候，谁也不敢表态，因为一旦录取了刘蕡，就得罪了宦官，自身的官位必不能保。唐文宗刚刚即位，虽对刘蕡的观点非常认同，但由于羽翼未丰，只得任用了其他应试者，唯独没敢用刘蕡。
唐文宗每日在宦官操纵之下过活，自己也很压抑。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他也滋生了除掉宦官之心。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场病，急于寻医，正好王守澄手下有个叫郑注的官员精通医道。王守澄把他推荐给唐文宗治病，唐文宗服了他的药，果然一天天好了起来。唐文宗很高兴，召见郑注，发现郑注口齿伶俐，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夫。李训原名李仲言，出身名门，精通《周易》，他是郑注的朋友，当时，李训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郑注想在朝中找个帮手，就请王守澄把李训推荐给唐文宗。李训得到了唐文宗的信任，后来，竟被提升为宰相。唐文宗对李训、郑注逐渐信任以后，便将自己想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了二人。唐文宗与其秘密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澄的权力。他们利用王守澄的手下宦官仇士良跟王守澄之间有矛盾一事，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权。王守澄被剥夺了实权，最后唐文宗赏给王守澄一杯毒酒，将他毒死。唐文宗在剪除宦官的行动中，引发了一场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
除去了王守澄，接下来，就要除掉仇士良了。李训经过一番策划，联络了禁卫军将军韩约，决定动手。太和九年（835年）的一天，李训提前在宫中部署了兵力，等唐文宗上朝后，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按照当时的迷信说法，天降甘露是个好兆头。此举意在诱使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等前往，想一举诛杀宦官。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唐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甘露。唐文宗故意命令李训先去察看。李训装模作样到院子里转了一下，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唐文宗于是又命令仇士良带领宦官去观看。仇士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发白，头上冒汗。这时已是十一月，天气寒凉。仇士良看到韩约的样子感到很奇怪，他问韩约说：“韩将军，您何以至此？”正说着，一阵风吹来，吹动了门边挂着的布幕。仇士良发现布幕内隐藏了不少兵士，他们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武器。仇士良看出破绽后，大吃一惊，连忙退出，奔回唐文宗那里，他挟持着唐文宗直往内宫夺路而逃。待缓过神来以后，仇士良立即派兵关闭宫门，对宰相和朝廷官员下了杀手。李训预谋失败，只好从小吏身上讨了一件便衣，化装逃走。仇士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逮捕一些参加预谋的官员，把他们统统杀掉。李训出宫后，一路上假装疯癫逃到终南山的寺院中，后被地方官抓获，走投无路，在路上被杀。郑注正从凤翔带兵进京，得到消息，想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杀死，全家老幼都被仇士良派人诛杀，与事变有关无关的朝廷官员，也有上千人被杀。历史上把这个事件称为“甘露之变”。事变以后，宦官更加气焰嚣张，对唐文宗也很不礼貌，常常出言不逊，唐文宗从此郁郁不做声。
开成四年（839年），唐文宗曾悄悄地问身边当直学士周墀：“朕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周墀回答说：“陛下之德，周成、周康二王和汉文、汉景二帝也难与相比，怎么要自比那二位亡国君主呢？”唐文宗道：“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强臣，今朕却受制于家奴，自认为连他们二人也远远比不上呀。”说罢，一阵伤感。
唐文宗能够勤勤勉勉、宵衣旰食，但却缺乏治国的才干，而上天对唐文宗似乎也不是那么眷顾。开成（836～840年）中后期，各地水旱蝗灾不断，百姓房屋倒塌，久旱无雨，颗粒无收，唐文宗派使者去各处祈雨，却没有带来多少令人高兴的好消息。唐文宗曾灰心地表示，如果老天再不下雨，他就将退居南内兴庆宫，另选贤明之主，不再当这个天子了。“甘露之变”后，宦官把唐文宗严密监视起来，唐文宗的日子很不好过，身体也出现了不适。开成五年（840年）的新年，唐文宗因病没有接受群臣的朝贺。正月四日，唐文宗死于大明宫的太和殿，年仅31岁。仇士良拥立李炎即位，即唐武宗。
正如史评唐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一般，纵然唐文宗有很多想法，但鉴于个人的能力有限，而使好的思想都没有顺利地贯彻执行，或者在执行的过程中没有详尽的规划细节，致使本来可改变为人所控的局面的机会消失殆尽。本是自家的天下，却不得不听命于奴才，唐文宗的遭遇实在让人惋惜。
8.唐武宗所为：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唐武宗李炎是由宦官拥立即位的，但他即位后致力于削弱宦官的权力，这对维护李氏家族的统治来说，不失为明智之举。
唐武宗与唐文宗的即位方式如出一辙，均为宦官拥立。唐武宗生于元和九年（814年）六月十二日，本名李瀍（chán），死前改名李炎。唐武宗在十六宅中做颖王时，便不被奢侈糜烂的生活诱惑，他很有心计，善于谋划。在两位兄长相继做了皇帝之后，他心里也萌生了“做天子”的欲望。
唐文宗曾一度想立长兄唐敬宗皇帝的儿子晋王李普为嗣，不幸的是晋王李普5岁时便夭折了。太和六年（832年）十月五日，唐文宗立了自己的儿子鲁王李永为太子，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但李永在开成三年（838年）十月暴死，太子的死使唐文宗尤为自责，他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大为伤感，从此，抑郁成疾。第二年十月，唐文宗又立唐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等待册礼之时，唐文宗却一病不起，奄奄一息了。朝野上下顿时紧张起来，焦点都集中到了储君的安排上。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二日，唐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为贪拥立之功假传圣旨，率领神策军来到十六宅，迎接颖王李炎赴少阳院受旨。他们借口太子年幼多病，难以承担重任。唐文宗无奈之下，只好诏立颖王李炎为皇太弟，临时执掌军国政事。宰相李珏据理力争，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太子李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正月四日，唐文宗驾崩，遗诏皇太弟颍王李炎于柩前即位。十四日，26岁的李炎正式登基，史称唐武宗。唐武宗即位后，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封为皇太后。
唐武宗即位之初，论功行赏，有援立之功的右军中尉仇士良被封为楚国公，左军中尉鱼弘志被封为韩国公，太常卿崔郸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为宰相。仇士良等人因有拥立之功，在朝廷上飞扬跋扈。在他的胁迫下，唐武宗大开杀戒，赐死了一批包括陈王李成美等潜在的政敌；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充任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李珏为检校兵部尚书、桂州刺史，充任桂管防御观察等使。虽然经过赏贬，朝廷中的反对力量基本清除。但是，宦官仇士良等人借有拥立之功把持朝政，控制唐武宗，这使唐武宗非常反感，他发誓一定将其要清除。唐武宗意识到，要想尽快摆脱自己的被动地位，就需要有一位才能卓越的宰相，以逐渐取代宦官势力，控制朝廷大权。经过慎重选择，唐武宗把这一愿望寄托给了久负盛望的李德裕，并把他从淮南节度使任上擢升为宰相，入朝秉政。会昌三年（843年），仇士良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唐武宗顺水推舟解除了他的军权，退职不久，仇士良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仇士良死后，唐中后期那种由宦官出掌的枢密使出纳王命、控制禁军、掌握国家机密、取代中书省的权力，权势极为显赫的局面悄然改变。唐武宗一改前朝惯例，不与枢密使商量，直接任命崔铉为宰相。唐武宗架空宦官，无疑是对其权限的极大限制，他有步骤有分寸地开始对宦官的权力进行剥夺。尽管打击是有限的，但对李氏家族来说却受益匪浅。
唐武宗多年来一直迷信道教，经常与一些道士相往来，这使他对社会有一些观察和深入了解的机会。唐武宗经常骑马游乐，还常到教坊饮酒作乐，与乐人谐戏，如平常人家的酒宴。但是，唐武宗在自娱自乐的过程中却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大脑，并不为此耽误国家大事。他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甚至勇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唐武宗信任和重用宰相李德裕，使得君臣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同舟共济、沉着应付、渡过难关，不失为明智之举。
9.内忧外患：李党贤相平定之功
皇帝要想坐稳江山，重点在于用人，会用人则能有所为。唐武宗李炎善于用人，这对巩固李氏家族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德裕出身士族之家，从小心怀大志，然而，他不屑参加科举，后来以门荫入仕，就任校书郎一职。唐穆宗初年，擢升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开始参与朝政，接着，因受到牛僧孺一派的排挤而离开朝廷，出任浙西观察使、节度使等地方官职，前后历经十七年之久；唐文宗、唐武宗期间，当了七年宰相，唐武宗非常重用他。李德裕当宰相后，为了削弱宦官所掌控的兵权，他上书唐武宗，总结了前朝中央与藩镇作战失败的三点原因：一是由于宦官军权太大，战时诏令从宫廷直接发到前线，宰相却不能参与决策；二是宦官监军，随意指挥，束缚了将帅的手脚，使军队不能灵活作战；三是每军各有宦官作监使，他们选军中最强壮的士兵作为牙队（卫队），让老弱士兵出阵作战，开战后，监军率牙队在远处观战，见势不妙，便策马先逃，阵上士兵随之溃退。唐武宗看到后，很有感触，随即接受了李德裕的建议，诏令监军不准干预军政，监使选牙队每千人中只准抽十人。由于牙队人数少了，监使便不敢到前线观战，由此，加强了将帅的指挥权，使他们能机动灵活地在前线作战。
会昌年间，朝廷遭遇了内忧外患，正是由于李德裕的决策地位，才顺利度过危难。会昌二年（842年）七月，回纥乌介可汗向唐朝提出要唐给牛、羊、粮食、借驻天德城等无理要求，唐武宗予以严词拒绝。同年八月，以为唐朝软弱可欺的乌介可汗率兵越过把头峰（今包头市附近），南入大同川，掠牛马数以万计，直逼云州城（今山西大同市）。会昌三年（843年）正月，又发兵进攻振武。面对回纥乌介可汗的不断入侵，唐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的意见，调各路大军进行反击。各路军兵配合猛攻，在杀胡山将回纥军队击败，俘虏了二万余人，乌介可汗中箭逃亡，唐军取得了胜利。
唐武宗又采纳了宰相李德裕的提议，平定了河东地区昭义镇节度使刘稹的叛乱，成为当时为人称颂的政绩。刘稹发动叛乱时，朝廷很多大臣采取姑息的政策，李德裕等少数大臣却主张对刘稹用兵。唐武宗力排众议，再次采纳李德裕的意见，后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用藩镇之兵讨伐刘稹。诏令一下，各路大军进展迅速，严明军纪，禁止部队焚烧庐舍、挖坟掘墓、侵扰百姓，从而取得了沿途百姓的支持。会昌四年（844年）七月，在朝廷军队的打击之下，叛军内部分崩离析，刘稹手下大将郭谊等取刘稹首级，迎接讨伐军进城。历时十三个月的昭义之乱被彻底平定，唐军收复了五州三十一县。昭义镇的收复，削弱了藩镇割据势力，对安定社会、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武宗与李德裕君臣二人配合得如此默契，令群臣震惊。平叛的胜利彰显了唐武宗的威力，使朝官们刮目相看。甚至连身历多朝、权势显赫、有拥立之功的大宦官仇士良等人也被震住了。李德裕在唐武宗时期基本处于决策地位，他不仅平定了内忧外患，而且改革了前几代君王累积的一些弊政，使李氏家族的统治在唐武宗时期没有走向分崩离析的境地。即使在唐宣宗时期他因性格孤傲、作风专断，遭到政敌攻击而被贬海南州之时，在贫困交加之中，仍心系朝中政事及李家的命运。曾有诗写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10.大举灭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生老病死乃自然之道。唐武宗企图借灭佛扬道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其结果只不过是在李唐历史上留下了一场乱哄哄的闹剧。
唐自建国时起便以道教作为国教，但是，佛道之争从没有间断过。唐武宗尤喜道术，他将太上玄元皇帝老子的降诞日（二月二十五日）定为降圣节，全国休假一天。唐武宗做上皇帝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他称帝以后，就想永远保住皇位。永远便是长生，要长生不死只有成仙才行。这样一来，修道成仙便成了唐武宗日夜向往的目标。
唐武宗即位刚八个月，就把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召入宫中，他在宫中设道场，在九天坛亲受法箓，在大明宫修筑望仙台，并亲自到三殿，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对他的长生不老之术和丹药十分迷信。唐武宗不顾谏官的上疏劝说，一心向道，大修道观，拜请道士讲法。唐武宗身边聚集了大批道士，他们一有机会便在唐武宗面前反对佛教，说佛教不是本土之教，应当排斥、铲除。唐武宗听后，深以为然。于是，下令裁减全国佛寺，废除佛寺原有的特权。唐武宗对道士倍加崇信，企图恢复国教的权威，用道教压制佛教。正逢道士赵归真等人努力宣扬佛道不能并存，唐武宗也认为佛僧的存在影响了他修炼成仙，当时还有道士散布谣言说：“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依照他们的解释：“黑衣者，僧人也。”就是说僧侣将取代李唐而一统天下。唐武宗听到这些话，有了灭佛之心。为了防止黑气上升，以防止“黑衣天子”出世，唐武宗禁止民间豢养黑色的猪、狗、驴、牛等。这些行为，都反映了唐武宗大举灭佛的心态。
从会昌二年（842年）十月起，唐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唐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年）二月，唐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会昌五年（845年）八月的一天上午，京城长安皇宫正殿里一片肃穆。唐武宗端坐在大殿正中，文武百官分列在殿的两旁，中官正高声宣读皇帝诏旨：“佛教败坏国风，蛊惑人心；佛寺耗费人力，浪费人财；一个农夫不种地，就要忍饥挨饿，一个农妇不养蚕，就要挨冷受冻。现在天下僧尼，多不可数。为革除积弊，自今以后，拆毁佛寺，僧尼还俗。”中官宣读完毕，大臣们交头接耳，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点头称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开始了，全国许多寺庙被拆毁，很多僧尼遭驱逐，一时间社会沸腾，人人惊恐。
唐武宗这次大举灭佛，共有寺庙4600余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被拆除；26万余僧尼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寺院数千万顷良田被没收。此举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刚开始时规定，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接着，又规定为50岁以下，之后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度牒的僧侣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根据唐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十寺，每寺僧十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三十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
唐武宗非常渴望赵归真等道士能够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服后成仙。唐武宗虽欲灭佛以成仙，但他的愿望却未能实现。他急切地想要得到道士们炼制的仙丹妙药，丹药炼成以后，唐武宗每次服用，都感到精神振奋。但时间久了，身体受到极大损伤，渐渐枯瘦。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唐武宗开始变得容颜消瘦、狂躁不安、性情乖张、喜怒失常，甚至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赵归真却骗他说“是在换骨，属于正常现象”。尽管身边的人规劝他少服丹药，他也不听，对于长生的狂热追求难以自拔了。会昌六年（846年）的新年朝会，由于唐武宗病重也没有举行。道士们欺骗唐武宗，生病是因为他的名字“瀍”主“水”，与本朝崇尚土德不合。土胜水，“瀍”名被土德所克制，所以不吉利，应改名为“炎”，炎主“火”，与土德相合，可以消除灾祸。唐武宗信以为真，果断改名为李炎。然而，就在唐武宗改名之后的第十二天，因吃金丹中毒，神经错乱，口吐白沫，年仅32岁的唐武宗殒命。他成为继唐太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之后，又一位因金丹送命的皇帝。
唐武宗期求长生不死，以保证自己及李氏家族的统治地位得以永恒，注定了他必将扫除一切阻碍他达成此愿望的障碍，那么，佛教便成了牺牲品。而且大量的僧人还俗成为朝廷的两税人，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作为一位天子，真是何乐不为。然而，就算费尽心机抑佛崇道，也不能改变唐武宗迂腐的迷信的思想。正所谓“欲速则不达”。长生不能求，反而加快了死亡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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