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下，缓缓的苕溪穿镇而过，将安溪分为南北两半，桥南桥北，以广济桥为衔接。民初时期的安溪商铺林立繁盛一时——南北炒货、布店染坊、酒肆茶馆、米店药房，乃至邮电照相、消防巡逻，各类商号星罗棋布；苕溪里的往来船只终年络绎不绝，有的甚至远至淮北江阴。然而富庶的经济仍然无法保全一方的安宁。由于安溪临河，特殊的水文环境使得它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与钱塘江、京杭大运河、上塘河并称为杭城“四大江河”之一的东苕溪，缓缓穿过这个古老而宁静的江南小镇，自西而东汇入太湖。东苕溪源出临安县东天目山，“据瓶窑水文站1954年—1978年实测，东苕溪年平均流量为9.848亿立方米。丰水年（1975年）流量在14.18亿立方米。其中水位最高时达到8.97米”。每逢夏季东苕溪的水位暴涨，浊流携着上游冲击下来的泥沙和竹木滔滔而下，使得安溪这一段的防洪压力较别处更为吃紧。清朝时期瓶窑仲学辂在其《钱邑苕溪险塘杂记》中这样写道：“苕溪发源于天目，经杭、嘉、湖三郡而入太湖。要其所以资蓄泄、衔田庐，则恃有闸塘，而三郡尤以钱邑塘闸为首重。盖天目万山三面出水，其东趋者，又流向南、北、中三大溪，浩浩荡荡，远出临安、余杭，至钱邑孝女乡（笔者注：即安溪）始合为一。每遇霪雨，波涛汹涌，三郡在吞吐间。”民间也素来流传有“早见平沙晚没芦花”的谚语和“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的诗句。由此可见安溪段西险大塘在防洪中的重要性。也因此，地方上对此十分重视，官方历代都有防洪措施。早在东汉熹平年间（172年—178年）余杭县令陈浑就下令辟上下南湖泄洪；唐朝宝历年间（825年—827年）县令归珧重修南湖，又另辟北湖；建国后修青山水库，以分减上游洪峰压力。沿溪两岸更是自古就筑有防洪堤坝。广济大桥南堤称“险塘”（即“西险大塘”），桥北河堤称“北塘”，安溪本镇素来流传着“牺牲一条线，保全一大片”之说，因为桥南较之桥北经济更为发达；沿杭宁古道前行，又与不远的良渚街同气连枝；且桥南以外，是整个杭嘉湖平原；故而险塘是高于北塘的，这样一旦发生毁灭性的洪灾，牺牲“桥北一线”，还能保全“桥南一片”。
广济大桥横跨塘上，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水利地位。清人丁学谦所绘《杭属笤溪险塘图说》中以小字为图加注道：“……钱邑塘外乃会合之总口，上承三苕之灌，中当群壑之冲，下段又有安溪广济大桥峙立溪内，致使上流阻滞，下泻奔腾，而且溪形屈曲，塘脚松虚，稍不经心则塘堤崩溃。”即说三道苕溪（东苕溪、中苕溪、西苕溪）在钱塘县内合流，穿行过起伏跌宕的上游河段后奔冲而下，但由于广济大桥峙立河上，水势受到阻滞不能肆意泄去，因而这一段的西险大塘必须异常坚固。又，明代田艺蘅在《白鹤诸山记》中记载：“……再北，过全山，至无诤寺，又北为东狱庙（笔者注：即东岳庙），度安溪桥（笔者注：即广济桥），溪流上接苕溪，至此百里则势缓而渊深，无复崩溃之虞矣。越日，由东明取道游荀山……”根据以上两则史料可以推断出——以广济桥为界：大桥以上河段苕溪水流量大而急，每逢雨季汛情险急，塘脚稍有虚松则会崩溃；过桥后则水流“势缓而渊深”，不再有塌堤的危险。2008年末的退堤工程以大桥为分界线，于此可证。
大桥地位既重，其建造工艺也精。史载，安溪广济大桥始建于宋代，据南宋咸淳年间（1265年）编写修撰的《临安志》记载，那时已有“安溪桥”。大桥全长59.2米，宽4.5米，高9.2米；中孔最大，跨径16米，次孔11.4米，边孔8.2米；桥柱西面迎水，砌有分水角4堵；中孔两边两垛各宽1.3米，高5米，向外伸出3.2米；两次孔两垛各宽1.2米，高4米，向外伸出2.7米，是苕溪上最大的五孔石桥。大桥两边还设有狮头望柱和石栏，石栏两边配置抱鼓坤石。大桥曾几次被洪水冲垮，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在南次孔劵顶上，镌有纪年题刻“大明弘治十五年重建”九字。
民国前，北堍第一、二孔桥柱之间的桥面还搭有戏台，人可在台下穿走，为桥司庙戏台。戏台坐南向北，台上演戏，乡民在北堍下朝南看戏，民初被拆毁。南堍一、二孔桥柱之间的桥面有栅门，深4米许，宽4.5米，形似凉亭，人在亭中，可以关闭南北栅门，将强盗或土匪阻之河对岸，保全一方安宁。栅门西边的石栏旁立有七佛柱一根，高1.8米，为七菱形塔式豆青石雕刻，上有浮雕七佛如来，坐莲花台，造像栩栩如生，但栅门和七佛柱都于解放初被拆除。南堍下距石阶20米左右是总官堂，供坐北朝南的总官塑像。总官菩萨是统领安溪的镇神，塑像着衣，每逢节庆可由人抬着游行。
广济大桥坚固异常，由于修建年代久远，确切年份已无法考证，但是明朝重建后的面貌，不用一根钢筋水泥，纯粹依靠力学理论架起。桥身每块桥石重达十吨左右，尤以桥顶龙石为最，5市尺（约2米）见宽，厚约一张八仙桌的高度（1米），在没有机器作业的五百年前，无法想象是怎样用人力抬起并嵌入桥顶的。镇上老人回忆说，1984年发大水，苕溪上游的百丈镇（“毛竹之乡”）放在河埠待售的竹排都被冲散了，像脱了缰的野马似的奔腾而下，随着滔滔的急流冲向大桥，一捆捆竹排横挡在桥洞口，如阀门一般使得冲击而下的洪水无法泄去。阻滞的洪水给大桥施加了千钧的压力，整个桥身都微微震动了起来，但是洪水退后，大桥依然挺立。
这样一座坚固精良的大桥，即使在近代也算得上一件大工程了。那一块块叠加的大青石是从哪里来的？是谁运来的？又是怎么运来的？镇上的人们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乡民入山砍柴，发现这样一块工工整整的巨石：石面正中凹凸有致，似成图案，隐约有龙形。整块方石天然浑成，不藉人工，而当时大桥毕功正缺桥顶这样一块劵石。可是巨石太沉，好几个人合力都无法抬起。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仙风道骨须发皆白的老者经过，自称可以助他们一臂之力，然后老者便径自坐到石头上，乡民皆无法置信，但还是将信将疑地去抬巨石。令人惊奇的是，此时虽然大方石上还坐着人，却轻而易举地被抬动了。回到镇上，老者飘然远去，人们在大桥顶上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皆以为是神仙相助。在无数个桥顶纳凉的夏夜，苍苍的老桥，欸乃的橹声，满天的繁星，拂面的晚风，爷爷奶奶们的蒲扇，还有那神奇而遥远的传说……交织成了一个关于故乡、关于老桥缥缈而莹洁的梦，在每一个小镇孩子的心目中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桥顶上那块带着浓厚传奇色彩的龙石，据说镇上女子过桥是不准从它上面跨过的，而必须绕道右边。而男子则可以堂而皇之地行桥。这一古旧而保守的风俗，也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民间男左女右尊卑有别的传统。
在旧时的安溪，男娶女嫁，围绕着广济桥，还有“大邀神”的传统。所谓“大邀神”，顾名思义，即新人要绕镇一周，从广济桥开始，将镇上所有的神佛都拜一遍以求庇佑。吴越文化素以“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见称，民间家家户户崇神敬佛，而安溪又因为依山傍水，为造化所钟情，自古便多佛寺庙宇。南宋时期香火鼎盛，沿着天目山脉一路延展，沿路的萧寺庵堂竟然多至三百座，堪堪一幅《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山水古刹写意画。即使到新中国成立前，仅一个小小的安溪镇上，尚有十九庙、十寺、十庵、二堂、一观。新人们一路拜下来，不仅费去好多功夫，更是在做一件体力活。然而大家都乐于看这样的热闹，沿路每每观者塞途。大邀神遂也成了婚礼中一样极富娱乐精神的重头戏，六七总官菩萨，净水庵净水娘娘，东岳庙东岳大帝，接待寺送子观音……甚至还有奉口陡门的笃头菩萨，都须要新婚夫妇礼敬跪拜。
说到广济桥西边、安溪陡门的笃头菩萨，其来历还十分有趣。传说从前安溪有位壮汉，虎背熊腰力大无比，还号称能够追赶太阳。于是就有了一场夸父逐日式的赛跑，扬言将在夕阳落下之前到达那座山头。可是他在路过陡门时停下来帮当地人们造了水闸，完后抬眼一看太阳已下山了。想到自己夸下海口结果食言，他便一时气结跳了河。讹传开来后约定成俗，即成了妇孺皆知的“笃头菩萨”。“笃头”在江浙方言中常指疯人，但也不尽然是辱骂的意思，“小笃头”在母亲口里说出，含嗔带喜，意思是“小傻瓜”；“书笃头”则是“书呆子”的意思，带着一丝善意的取笑。“笃头菩萨”名不虚传，专治疯病。旧时心理医疗不发达，镇上哪家有人不幸精神失常了，便雇一只舟子，悠悠地摇到陡门口，趁那失了心智的人不注意，猛地推他入水。当然是有绳子事先系好的，马上会将他拉上船来。只是这一惊吓，确实非同小可，家人们希望这突然一个刺激能够把病人惊醒，套用武侠小说里的招数，大概便是“以毒攻毒”吧。家祖父回忆幼小年光，每有舟子远来求治，广济桥上总是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陡门处更甚，因为那些来求治的人家总会做上几大托盘的糯米圆子，黄豆馅，番薯馅，还有萝卜丝，豆沙馅，通称“笃头圆子”，名义上是孝敬笃头菩萨的，其实还是散胙给人群。小孩子们是最来劲的，又有稀奇的热闹看，又有圆子食。在大塘上追着行舟一路跑一路追，争先恐后，生怕落在了后头抢不到圆子。
现在听来，一切似乎都是那么荒唐可笑，然而据说当时确有人治好的。大抵民间传说，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传说便是这样，你可以嗤之以鼻，也可以置之不理，但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在依然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一）风雨沧桑五百年
历史的车轮滚滚远去，那些曾经的兴衰荣辱亦随之消逝在时光深处。大桥作为历史的见证，那斑驳的桥石，那风蚀的雕刻，她的每一处岁月的痕迹都写着沧桑。武功赫赫的蒙古骑兵挥师南下，隆隆的铁蹄从安溪桥踏过；清末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调虎离山两度率部由武康过桥进攻杭州以解天京之围；日军为打击游击队，在大桥上炸毁护栏，无数革命烈士尸陈桥头，血染阶石……风起云涌的离乱之世，时代的激越呼号响彻古桥上空，回荡在漫漫青史黄卷中。当历史的风烟散尽，一切都归于寂灭，而大桥依旧优雅而谦然地横跨在苕溪之上，如果桥会说话，她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展开江浙一带的历代军事要图，总有“杭宁古道”（“杭”即杭州，“宁”指南京）四个大字赫然入目。古道自杭州武林门起，沿西塘河向北蜿蜒至勾庄，再到良渚安溪街，渡安溪广济大桥，往西北经章神庙，翻过九度岭（古称“狗头岭”）至武康，再北上湖州，一直进入江苏境内，全长270公里，是杭州至南京唯一的古官道；在安溪康门与德清县上柏炭桥间的那段官道，称“九度岭”。由于岭上两边峰峦林立古树参天，周围山势又峻险无攀，俨然一座天然屏障，素来被列为浙北重要的军事据点，也称“九度关隘”。关隘用大青石砌成，建有石墙和关门，也叫“安溪关”，南宋时号称“京畿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查阅史籍，可知九度岭早在唐朝年间就已是军事重地了——“唐，杭州将李藏用，使温升据狗头岭，以败孙侍封之师（《杭县志稿》·卷四·十一页上）”；“（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春正月，张景超引兵攻杭州……温升驰据狗头岭击败之（《杭县志稿》·卷二·三十四页上）”。今已被列入杭州市文物保护点，岭上立有刻碑。那么“狗头岭”是何时变成“九度岭”的呢？相传是因为抗金名将岳飞曾率岳家军在此九战南下的金兵，遂得了“九度岭”这个美名。在解放以前，无论是乡人运输竹木，还是商贾南北往来，乃至兵家行军作战，翻九度岭、越安溪广济桥是杭宁古道的必经之路。
赵宋一朝，说不尽的文采风流；偏安江南，说不尽的繁华烟柳。可是书生气太重，便有些温柔得近乎软弱。水性至柔，润物以恒，长江以南这片潮沃的土地，养人，养花草，养琴棋书画，养诗词曲赋，就是不养国。南京是六朝古都，短命的六朝如昙花一现般永远定格在了后人的遐思神往中，在文人墨客的华糜章句里被无限放大，直到今天，提起金陵依然是浓得化不开的怀古情结；而杭州的地气，与隔岸的秦淮，不正遥相呼应么？日夜歌舞升平的西湖，和脂流涨腻的淮水，又是何等的相似。西子湖畔，赵宋王朝自欺般将她认作了温柔乡；九度岭上，岳家军摇旗呐喊鏖战沙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九度关隘”，这个九战九捷显赫的名字背后，是无数汉家儿郎的骨架。君不闻一将功成万骨枯呵！岳飞将军麾下，多少须眉中的翘楚男儿中的丈夫，殒身不恤，拼着累累白骨才垒起这临安城的屏障。然而，主和派秦桧用事，堂堂大宋以四十万重兵惴然坐守界壕，而不敢与虏确。南方的马其诺防线一退再退，直到岳飞将军被“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风波亭，至此，不管南宋王朝怎样起用骁将反抗，再也无法扭转颓势。《嘉庆钱塘县志》载：“元将阿喽罕由武康过九度岭，经安溪、奉口会师临安（今杭州）”。其时是德佑元年（1275）十一月，元军统帅阿喽罕率精兵抵达武康上柏，宋军守将张濡率兵迎战，败，死两千余人。被欧洲人称为“闪电的鞭子”的蒙古劲旅最终还是攻进了临安，南宋最终也无法扭转式微的国运。“忠无身报主，冤有骨封王”，临刑前岳飞将军只留下了八字泣血绝笔：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今天，遗迹犹在，而侠骨无传。当我们再次踏着卵石铺就的古老石阶逶迤上岭，还能远远看到坐北朝南的九度关隘立于两山冈间，宛如洞门大开；关隘的门楼已经消失，只剩两边石砌城墙依稀可辨。那千年前承载过民族仇恨的土地，而今早已用鲜血洗净。草木权舆，江山如故，现在的九度关隘上，参天的古木骏极于天，只是一片幽静而深邃的林壑。独自一人静静地漫步雄关道上，会不自禁幽幽地怀想，想那过去的一千年中，究竟曾发生过什么？往事起伏错落，燕子的呢喃，青山的寂寞，藏在石缝里的传说，闭上眼睛，仿佛还能听见挑担的樵夫们脚步的顿挫，谍报探子连连催马飞驰而过，还有宁杭两地商贾旅人在此往来穿梭……
九度岭的军事要塞地位，有宋以降，直到清末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杭县志稿》载：“咸丰间，太平军初次攻杭，即由此间道出，疑即此所谓‘狗头岭’（笔者注：即‘九度岭’）也”。清咸丰十年（1860）一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佯攻杭州，实救天京，率精兵翻过九度岭关隘、过广济桥，直袭杭州武林门。在经过安溪章神庙时，庙前戏台正演社戏，人多路窄，太平军大开杀戒。至今安溪有民谣为证：“长毛翻过九度岭，章神庙里做戏文。杀人杀得血淋淋，良渚街上弗相信”。这桩惨案，在章神庙一带至今还流传着，都是当年几位劫后余生的老人对儿孙的亲口讲述——
章神庙主祭章、赵二大明王，分别是老底子时本地乡绅章员外及其女婿。章员外因其为人乐善好施而为乡里称颂，可是却也因此断送了身家性命。据说有一次，一支百余人官兵队伍从九度岭下山来，适逢山间暴雨，就在章员外家躲雨。章员外好心分派各人一把雨伞，事后却被怀疑图谋不轨，反遭官兵搜查，章员外和他招赘的上门女婿为怕牵累妻小，竟一时狠心跳了井。后来自然真相大白了，官府不知是否出于歉疚，封了他二人为土地菩萨，并建庙立祀，即是章神庙了。因为官修，建造亦堪称郑重精良，整座庙分前后两进，前殿塑有章神手下四位差官，分别骑白马、托银两、拿笞杖、持木棍，两楹各悬一副字，上联是“正直为人，是有神明保佑”；下联是“横行做事，是有天理循环”。后殿为正殿，供奉章赵二大明王本尊。椽柱上亦悬一联：上联“作恶不灭，祖宗必有余德，徳尽则灭”；下联“为善不昌，祖宗必有余殃，殃尽则昌”。章神庙前还有一个戏台，每到农闲时候地方上会邀请戏班子上演社戏。
咸丰十年的早春，天儿还冷得紧，一个外地的京戏班子正在章神庙上演《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正是凄凄惨惨戚戚的唱段儿，难为那青衣也入戏，把两弯愁眉颦了，真精纯阳都化作了莲步伶仃，将那风尘中的奇女子玉堂春演绎得那叫一个憔悴孤虚我见犹怜。正好太平军经过，其中一队也许是押后的散兵，军纪松弛，见有好戏不由得驻足观看。因为戏台小人又多，难免有个推攘和踩踏。本来么，演大戏，图的不就是个热闹。可是太平军是什么，僭越的乱党造反的长毛呀，清廷镇压太平军，口号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其中的鄙薄之意也不言而喻了。那些大兵跟着一众天王南下北上鞍前马后的，干的都是刀口舔血火里玩命的营生，犯着了他便是触着了瘟神。几个年轻人不识看来人的路数，跟他们起了口角，又因语言不通，一番鸡同鸭讲更是火上添油。最后双方动了手，村野农夫，一辈子拿锄头握砍柴刀的手，几下子乡下把式怎么敌得过动过真刀子见过血的太平军？长毛亮出钢刀，刀起头落处，砍瓜切菜一般，这在他们自是惯了的，可是在太平小镇上却是一桩空前的大惨案了，再后来，便传出了那四句民谣。
太平军是否真的曾在安溪留下过印迹？除了这则前朝老人流传下来的对子孙的口述以外，考诸史实也确有其事——《杭州历史丛编》第五分册有《援天京围魏救赵李秀成两进杭州》一文，文中明确记载，太平军第一次攻打杭州便是走九度岭章神庙这条军事路线的。且有出土文物为证，可以确定这则历史故事并非杜撰——1978年，有村民在下溪湾苕溪里游泳时摸到太平军遗物紫铜铜炮一门，上有楷书铭文“塘栖铸造”；1984年，又自下溪湾河段的苕溪里出水了一门太平军铜炮，上刻阳文铸字“太平天国浙江天省”；1986年兴建新的安溪大桥时，又挖掘到一处太平军遗留的首级坑；再查史料，发现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疏·初编卷十四》里有如下文字“……要道必先克此三城，而后可进图湖郡，当饬杨昌浚督各营，由瓶窑安溪关进规武康……前抚臣曾修筑炮台一座于此，以资控扼汪逆（笔者注：即汪海洋）之守余杭也。以瓶窑扼北路，又于安溪关筑一大石垒护之，彼由瓶窑败窜至此即分。”两次提及安溪关，与前文《杭县志稿》所载“太平军由此间道出”遥相呼应；此外，左宗棠年谱中也有许多印证这段历史的肯綮之处，其中湘军收复杭州的过程中涉及余杭的条目，笔者摘录如下：
1864年，同治三年，甲子，52岁
1月3日（同治二年十一月廿四），左宗棠从由余杭返回富阳大营。派使者急驰召来蒋益沣的九营兵力，会同杨昌濬等部进逼城下，大战一天，杀伤甚多，击伤太平军将领邓光明。当晚，太平军增修壁垒，挖掘长濠，连通瓶窑以通饷道。
1月11日（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三），黄少春等部攻破余杭城东的七座壁垒，于2月4日（同治二年十二月廿七）大举进攻。杨昌浚部进军城北，康国器部进军城东，魏喻义等部在城西北列营，以分散太平军的兵力。当天，黄少春部绕往瓶窑军营，未能攻克。第二天，各部越过城北，攻打临清堰。太平军将领汪海洋背水抵抗。湘军深入，遭遇埋伏，副将余佩玉阵亡，士卒死三百人。
2月2日（同治二年十二月廿五），左宗棠移营于余杭横溪头。
4月1日（二月二十五日），湘军占领杭州。余杭的太平军汪海洋部空城而出，与杭州撤退的太平军部队会合奔向瓶窑。左宗棠亲自率军追击。楚军进逼，太平军撤入安溪军营。楚军乘胜逼功，太平军不支，分别撤向德清和武康。
由以上几条资料来看，在安溪瓶窑一带，太平军曾和清兵陆陆续续交战过好几个回合，其中，湘军占领杭州之后，太平军败走瓶窑被堵，转而撤入安溪军营，双方在安溪有一场恶战，战斗结果是“太平军不支”，继续败退德清武康。那门八十年代出水的铜炮和发现的首级坑，可以断定是那几场交战的遗物无疑。
此外，大名鼎鼎的晚清名商胡雪岩在围剿太平军的时代，与安溪亦有一段不解的渊源。台湾当代着名历史作家高阳先生的代表作《红顶商人胡雪岩》磨砺苦心，笔意独到，书中写到当时杭州已经收复，兵部尚书、闽浙两省总督左宗棠对太平军乘胜追击，长毛败走德清。在总督大人率部镇守安溪关时，候补道台胡雪岩星夜疾驰，“还出武林门，疾驰拱宸桥，赶往当时湘军总帅左宗棠所驻扎的安溪关（笔者注：即‘九度关隘’）”。之所以心急火燎地连夜前往安溪行辕拜见左大人，是因为当时有人告他为富不仁行事奢靡，作为当事人他自要急于分辨；再一则，他政治上的至交，浙江巡抚王有龄在杭州城破时已经自缢殉城，深谙经商之道的胡雪岩，把左宗棠新定为官场上的后盾。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确实目光如炬——重新掉转旗头之后，胡雪岩协助左宗棠西征，捐药材、赈灾民、戴红顶、着黄马褂、获布政使衔，纵横南北商场，进出庙堂之上……自古商人为国人所不齿，他却被赞叹。然而，在登峰造极的时刻，这位富可敌国的传奇人物又在短短几天内盛极而衰，做了李鸿章左宗棠权柄之争的华丽炮灰。“我只会做事，不会做官”他曾这样对左宗棠表白——或许，他始终是个性情中人，精明只在买卖，而钩心斗角的宦海，始终比商海更加暗流汹涌。而今，颇足告慰人心的是，伴随着胡雪岩这个名字的，不是尔虞我诈的商，不是候补道台的官，一句响亮的“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流传的是他济世救人的赤子情怀。而在安溪的下溪湾，直到今天，民间依然流传着胡雪岩千里运粮的故事。传说中，大商人胡雪岩亲自押送数万石的大米，沿着苕溪西下，将大米无偿充作湘军的军饷，为当地百姓赶走了长毛……
到了抗战时期，游击队在镇上采用声东击西等灵活战术与日本人周旋，以最大程度减少我军伤亡。日军在几次遭到埋伏之后恼羞成怒，把广济桥上的护栏砸毁了——大桥因为拱度较大，为安全起见桥身两边架有栏杆，每根栏柱高约80公分，厚25公分，每两根之间设一长条形方石墩，高出栏杆30公分，可供往来行人歇脚。桥顶龙石周围的四个石墩高出部分各雕刻有石狮，精细考究，颇见刀笔功力。原本护栏以及石墩都是出于安全考虑而设，但是为了防止游击队在桥上埋伏，日寇将栏杆全部推入了水中。着名儿童文学作家蒋应武先生少时就读于设在桥南无诤寺的安溪小学，一日，从学堂排演完一出话剧《慰劳伤兵团》下学回桥北，目击了日本人在桥上本着“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政策残杀镇上无辜百姓，许多人倒在了血泊中，汩汩的鲜血顺着石阶而下，染红了青石板，染红了苕溪水。那眼中流泪口中流血的阶下囚刀下魂，时隔七十年，依然是老先生最深重的梦魇。日军为什么选在桥堍上处决犯人？因为广济桥拱度大，众人瞩目；又是镇中心，人烟密集；仔细想来，还有哪个地方，比在桥头高调行刑更能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可是夷人性蛮，生就一副罗刹心肠，并不马上痛痛快快地一枪结果。枪托死命地一记记砸下来，施虐者自有一番快感。终于折磨够了，“砰”的一声，三八大盖歩枪扳机扣动，震得人鼓膜嗡嗡作痛。颤颤睁开眼睛往外瞧，只见远远的青石板上，兀的平地里炸开了一个血烟火。那十二岁的少年，站在远处亲眼目睹这血腥的一幕，学堂里那出话剧的台词也不由自主地迸发出来：“对！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收复我们的家乡！”蒋先生后来成为杭州新闻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与许多同龄有为青年一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新闻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后又辗转在各大高校教学；再后来，虽然身陷囹圄轮番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遭到迫害，但是赤子之心始终不改；新时期以来，专心从事儿童文学写作，至今缀笔不息。白首甘契阔，皓首为童颜，一生为人，风神磊落。
广济桥上那些被日本人推入水中的雕刻构件，在抗战胜利以后，由镇上几位水性好的年轻人潜入河底，他们摸索着找到当年沉入河底的石栏，与乡民们齐心合力，凭着一双双肉掌将沉入江心的巨石抬上大桥放回了原位。
而与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9年5月1日，在中共上海局、华中局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军在解放武康后从九度岭过广济桥解放杭州城，沿途秋毫无犯，并在安溪镇上露宿街头，一时传为美谈。
改革开放后，大桥仿佛也随着新时期的蓬勃建设揭开了新的生命篇章——1985年央视拍摄中国近代四大名医之一叶熙春先生的传记片《杏林春雨》，广济大桥也上了电视。叶熙春（1881年—1968年），名其蓁，字熙春，是近现代良渚人氏，师从良渚中医莫尚古，研考医学典籍，深得其旨，后又跟随晚清四大名医之首的姚梦兰侍诊二年，是姚先生的高足弟子。“初行医于瓶窑镇，后悬壶于余杭镇木香弄。诊室名为‘问苍山房’，以治病救人、问心无愧自勉”。叶先生早年在良渚、安溪一带悬壶济世，坊间流传着他妙手回春的种种轶事。中央电视台于1985年特为摄制电视连续剧《杏林春雨》，其中很多镜头即在大桥取景，以优美、逼真的现实主义镜头语言，讲述了叶老先生坎坷而辉煌的一生，并且入围当年的金鹰奖。
其后一年，大桥被毁，电视剧中那气贯长虹的壮丽身影，也定格成了最后的留念。
（二）汹涌时潮憾故堤
1986年余杭县水利局以大桥阻洪、不利水上交通运输为由提出拆桥。因为每年黄梅季节，江浙一带雨量骤增，苕溪水位涨高，险塘防洪压力更大；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苕溪上的货运往来渐趋繁忙，但大桥中孔的高度和宽度由于修建年代久远，已不能适应体积庞大的料船，瓶窑—安溪河段常有船只撞沉失事；再则大桥自身也因年久失修，加上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如苕溪航运量大增，来往船只频频撞击桥墩等），存在着不均匀沉降、桥身扭曲、边孔变形等诸多问题。但是这些矛盾只要加以科学、妥善的处理，是完全可以消除的。
拆桥的消息传出，群情激昂，文物局与水利局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地居民也以群众感情为由请求当局三思，呼声中以姚今霆先生为代表的民间有识之士抗议最为强烈。姚先生早年任教安溪小学，帮助过许多地下组织和共产党员，退休后一心致力于乡土文化的研究考证工作，他深谙当地历史掌故和风土人情，对谢家湾沈括墓的发现、建文帝和东明寺的考证，都功不可没，文字多有发表在地方月刊《藕花洲》上，《浙江日报》也曾以《寻找沈括墓》为题，专门撰文对他的事迹进行过报道。在他缠绵病榻之际，吩咐年幼的孙儿将他的文稿誊抄出来交付文化局，其中包括稻草帮起义以及广济桥等许多人事史实，可叹未及拨款付梓，先生便溘然长逝了，而那部凝结了他许多心血的书稿，亦因无人主张，不知散佚何方。姚先生在晚年，力保这座东苕溪上最具历史人文价值的古桥，惜乎人微言轻，四处奔走呼号却终究没有被采纳，而大桥在当时决策者的意志下最终也无可避免地被拆毁了。
水利局的拆桥工作从1986年底开始，至1987年2月16日的清晨桥顶龙石轰然落水结束——从此，苕溪上那座古朴秀丽的广济大桥，只能从泛黄的史籍和人们的记忆中去寻找了。而随着2008年东苕溪进一步河道扩宽退堤工程的正式启动，桥北段自大桥以西沿河1700米，150户老街上的原住居民拆迁；昔日安溪古镇的桥北街，在隆隆的铲车下被夷为平地；那些隐现在现代楼房夹缝中的老楼屋，也一并推倒。至此，可以说整个安溪的古镇风貌，已经彻底化了劫灰。
鸳瓦，锁窗，竹扉，白墙，当时只道是寻常，因为满江南都是这样的市镇。可是今天游人青眼相看趋之若鹜的乌镇、西塘、南浔、周庄，不正是得益于那一份无心的坚持和固守么？设若在当时，它们也都是平常的，平常的小桥，平常的流水，平常的人家。而现在，则贵在这份平常。自来非常事物，总是走在潮流前面的先锋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除了采取激进和尖锐的态度，还可以选择一种娴适优雅的方式——看来正自低调而寻常，可是那份寻常正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那份不动声色的本色也才是真正的个性。真正有个性的人和物，不盲从，不跟随，不躁进，不随波逐流，他们植根于人文精神土壤的最深处，带着“天下滔滔与我何干”的淡然和潇洒，在浮躁中独守飘逸，在喧嚣中坚守隽永。他们也许会遭到忽视，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不属于时代，时代，将追随他们。
而相比这些坚守者，更多的则是那些奋力追赶和模仿的弄潮儿。已经赶上的，绞尽脑汁把住上风；刚刚赶上的，根基未稳又要狼狈地不断应变；但是更多的，是那些赶不上的，永远疲于奔命地在路上、在追赶、在奔跑，喘着粗气、失了优雅、丢了自己，最后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赶不上，也回不去，“我”也已经非“我”——低调而不失大气的楼屋早就十不存一，气派古雅的走马楼也没有了，一样的钢筋水泥，一样实用却粗糙的排屋……他们遗落在中道，渐渐地，沦落在茫茫人海里，泯然众人矣。所以，那么多曾经古朴幽雅的江南小镇，毕竟只有少数能成为现在游人如织的乌镇西塘、南浔周庄，因为绝大多数，都妥协得太快，迎合得太易，赶得太急。
还记得周国平先生曾在《守望的距离》中这样写道：“随着我们的过去一同逝去的不止是时光，更是由当年的人，树，房屋，街道，天空组成的完整的世界”。这并不是说为了一点怀古怀旧的小情绪故步自封泥古不前，事实上，新的总是会汰去旧的。时代的车轮滚滚而去，车在前进，有人执鞭，有人伤毙，而时代仍奋进不止，即使竭尽全力举起堂吉诃德之剑，依然无法抵挡或者扭转。只是希望，我们在追求“日新月异”的时候能够偶尔停下来，冷静一下，回顾一下，思考一下，温故而知新，想想过去，总会有新的启迪；即使不为“知新”，只是看看，重温往日情怀亦是很温柔的一件事呵！而不要再重蹈覆辙、一塌刮子不加甄别地“破、旧、立、新”了——难道，文革给我们的教训还不够惨痛么？
现在的安溪，随着河运的没落，连带着由她哺育的小镇也无可避地式微了。邻镇瓶窑直达武林门繁忙的104国道，负载起城北一带起飞的现代化进程，远离了苕溪，远离了古道，远离了安溪。她没有大工厂，也没有大市面，失去了古意，也不够摩登，尴尬地见弃于当下，畏缩在青山的臂弯里，更加安静。然而，这究竟幸是不幸呢？考之西塘之所以能够完璧于浩劫，是因为直到1989年，这个处处荡漾着嘉善田歌的江南小镇，尚且还没有开通公路，里人相互往来，除了那细细窄窄十里沿河的长廊，便只能摇着小舟沿着曲折的水路逶迤划行。世外仙源绝了那分花拂柳武陵路，从此千年万载，头顶那月，依然是他们的秦时月。若能够似这般人月两团圆地长相厮守下去，又何尝不是天下间最长远的故事？只可谓安溪不是西塘，她的过去已被粗暴地埋葬。所谓的古镇，也只有世代流传下来的几个无凭的名门宅院可供后人数说了，前街、关上、花园里、当河埠、老厅上、驸堂弄、老鹿园……只余名字，空余名字。
于是，无限痛惋之余，总是常常忍不住设想，设想如果大桥没有被拆除，今天的安溪是否会更好？而大桥的毁灭，是否又真的无法避免？其实在文物保护意识高度普及的今天来看，古桥被拆毁的命运是完全可以扭转的。因为整个余杭区境内除安溪广济桥外，另有两座风格相似、年代相近的石拱桥：水乡塘栖镇的长桥和余杭镇的通济桥，而这两座古桥至今保存完好，且分别于1988年、1989年列入了省级文物保护点。
塘栖广济桥，又称七孔长桥，“拱券纵联并列分节砌筑，桥两坡各设石阶80级。石栏板素面，栏板两端为卷云纹抱鼓石，共有望柱64根，四角望柱上刻覆莲”。七孔长桥势如长虹，造型秀丽，历经五百余年仍雄踞京杭大运河之上，将江南的富庶、繁盛，和着桨声、船夫号子声一起写进了京杭大运河500年的兴旺漕运史中。但是进入新时代，一如东苕溪上的安溪广济桥，老桥的存在，无可避免地阻碍了水运交通。长桥是“保”还是“拆”的争议整整延续了四年之久，期间杭州市政府召开了广济桥是“拆”还是“保”的听证会，广泛听取社情民意——塘栖镇领导和人民都坚持“保”的立场，希望保留老桥、另辟航线。最终在省政府领导下投资兴建了一条复线航道，既能使文物得以传承下去，又解决了现代航运发展需要。
与七孔长桥一样幸运的是余杭镇通济桥。明洪武元年（1368）重建的通济桥，是一座横跨苕溪的三孔石拱桥，桥墩上各有溢洪洞，以备雨季苕溪猛涨泄洪之用。据清《嘉庆余杭县志》载，古桥始建于汉熹平年间，此后五代、南宋、元、明、清各朝各代屡修屡塌，屡塌屡修。到了今天，人们对古桥的保护依然不遗余力——“通济桥河段也是东苕溪河道较严重的束窄段，因其严重阻水使余杭镇水位壅高，危及西险大塘的安全。2002年4月开始，在保留原桥的前提下，通济桥左岸进行扩孔及上下游堤防退堤工程，拓宽33米”。
同样是面对“危桥、碍航桥、省级文物桥”，不同的政府选择了不同的侧重点。惋惜之余，不禁叫人想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文物毁坏事件——老北京城墙的拆毁。而这里又不得不提到梁思成先生，那片残垣断壁的最后一位孤独卫士。梁思成第一次走进北平，那巍峨的古城墙和悠缓的驼铃声，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留学归国后，他和林徽因在抗战的炮火中加紧对中国古建筑的野外勘察和记录：赵州桥、应县塔、佛光寺……那些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古建筑，那一砖一瓦，一根立柱，一处斗拱，一尊雕像，在梁思成的眼中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在洛阳测绘一座古桥的时候，梁思成在勘测记录本上以散文诗般优美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古桥的热爱：“桥是那么伟大，但也能娇小纤媚，秦少游为‘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的绚丽景色所动，李肩吾爱看‘直下小桥流水，门前一树桃花’，欧阳修更痛快，他偏喜欢‘独立小桥风满袖’，多么潇洒！桥——它又是多么美丽可爱的东西，影片里那样富有诗意，桥，无论在深谷还是巨流里，谁能说他们不是艺术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时期全面工业化建设，北京市建设局于1949年12月出台《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计划拆除原北京城墙、重新进行市政规划布局。身为建筑学专家的梁思成深知老北京城墙以及附属古建的历史价值，《意见》一出台，他和陈占祥先生马上共同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但遗憾的是，方案并未被采纳。在1953年12月20日召开首都古代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上，会议决定拆除历代帝王庙景德坊和东、西交民巷牌楼。梁思成仍然坚持，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与周总理恳谈了近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总理最后只能无奈地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老北京城墙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被拆毁了。谁能想到，当承载了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城墙将崩之际，挺身而出试图扛住她的，竟只是一个瘦弱甚至带有些残疾的书生？
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决策者总会有奋起直追改天换地的雄心，而在这样急于求成的心理状态下，很容易导致对传统的忽略乃至否定。现在我国少有宋以前的古建筑，很多是毁于兵燹，但还有一部分，不可否认，是在迅猛的现代工业化时代洪流中，在破旧立新的大刀阔斧下做了炮灰。而若干年后，当回归传统的呼吁在社会上响起，文物已经不可再生。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国际地位一路攀升，面对更为强势的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和日韩）的冲击和日益加速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海外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全国范围的拯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民族风貌展示的2008奥运会以及2010世博会的举办，都体现了我们这一回归传统的意识的觉醒。传统和文物，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烙印，绝不仅仅是一项乏味的仪式或者一块单调的顽石，相反，它们是该地区该人民的文化之根、生命之源。
反观安溪广济桥的拆毁，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本城最大的历史文物毁坏事件。大桥，作为建筑，连接着此岸和彼岸；作为历史见证，串联起我们的昨天和今天。她不仅是一个市镇的标志和象征，也承载着当地人们的过去和回忆，感激和铭记。安溪的广济桥存在了五百年，岁岁年年，洪汛期间河水总要没过北塘；然而世世代代，小镇上的人们仍然依靠她，眷恋她，爱护她。大桥昂然挺立了五百年，在外侮入侵的金戈铁马中幸存了下来，在抗战和内战的漫天炮火中幸存了下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旧事物的拉杂摧烧中幸存了下来，在这海晏河清的承平之世，她却熬不过去，轰然倒塌在“推进现代化”势力万钧的巨斧之下。广济桥几百年来普度众生，弱水三千却终渡不过她自己。
古犹太法典上说，当丈夫抛弃结发妻子的时候，甚至连圣坛，也会为他们哭泣。大桥和小镇，默默相对了如许年，就好像一对彼此守护了许多个世纪的恋人，她对于小镇，对于镇上的人们而言，绝不是一堆石头，也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甚至不是高高在上的文物，她是我们先民们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千帆过尽之后的不朽。桥上，有小镇人们夏夜星空下的喁喁私语，桥下，有他们在白浪翻飞中戏水的矫健身姿，无数个夜深幽梦里，还传递着一份关于爷爷奶奶的记忆：童年的夏天，老人们悠悠地摇着蒲扇在桥洞下纳凉说古，絮絮说着老底子的辰光，絮絮说着大桥的故事……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尝试着去了解，去珍惜，去懂得——懂得大桥就像我们的亲人，她也是有生命的，她也知道疼，也畏惧死，或许便不会那么轻易地判决了她的死刑吧？只可惜，过去了的永远是历史，而历史，没有“如果”。
记得鲁迅先生在《大内档案》的杂文中曾这样写道：“大抵中国公共的东西，保存是极难的。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语气之激进或有可商，然而多少可为今日为宦者一针砭。作为地方决策者，位既高，责亦重，除了保赤安良的本职以外，也需看得远一些想得周全一些，而不是仅仅一味追求数字指标政绩而只顾眼前片面的经济效益。因为文物如同人死不可复生，历经风雨沧桑的古旧事物，一旦毁坏便再也无力回天。而民众的感情，伤害了亦无法弥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谦和的民族，千百年来低眉顺眼的良民传统，柔弱地熏陶出了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的好性子。做父母官的，多为“子民”想一想，他们会死心塌地的认可您、孝敬您。但是真的把桥拆了，除了衷心难过以外，大抵也不会怎样，因为也都明明白白懂得这个道理——民，不与官斗。
今天，塘栖水乡的美人靠，在政府“回归本土文化”的倡议下正在进行还原重建的工作。也许凭借先进的建筑工艺和巨额的资金支持，那运河水乡十里长廊的景致还能够恢复，雕花镂月，夺尽天工。然而，那份精致和光鲜背后，已经无可避免的多了一份匠气，少了一份古意。有些东西，不是砌墙——后来居上，而是讲年头的。新的恁先进，不抵旧的贴心。人为地抹去岁月的痕迹已然失策，全盘毁掉再重铸，且不论劳民伤财那一层，单是这颗心，已经意兴阑珊了。如果当年的美人靠没有被拆掉，该有多好，我们独自悠游行走在那一蓑江南烟雨中，绕花径，穿古巷，过石桥，喝杯茶，步步娇。那古朴的沿河的铺子，还用着古旧的木板门，斑驳的红漆已在岁月的磨损下剥落殆尽；卖各式江南小点的年轻老板娘，眉清目秀，倚着苍老的门板那么一站，不必开口招徕，自有往来路人来买，所陈之物大抵有黄酒、荷叶粉蒸肉、八珍糕、粽子、麦芽塌饼、薰豆、蜜汁大头菜等几样传统糕点……待走得累了，就在临河的美人靠上俯身小憩，看看摇橹的船家，看看偶尔掠过檐角的燕子，看看“七十二爿半桥”怎样同气连枝地撑起这柔若无骨的塘栖水乡，看那人在水边住、水上横小桥、桥上行人走、桥下小舟行、桥头立商铺、水中有倒影。而当我们再一次低头抚过身下的美人靠，抚过她那被运河荡涤得泛出光泽的木质扶栏时，依然还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悠地怀想，想到丰子恺先生进城的时候在此弃舟登岸买一点白沙枇杷，想到吴昌硕先生在去超山香雪海的路上在此歇脚饮茶，想起我们的先人曾在这十里长廊把酒话桑麻……可是现在，面对那华丽又跋扈的“古迹”，这份怀古幽思，该如何安置，又将置于何处？
“巧艺精工见匠心，亿千瑰宝出劳民”——时光的车轮悄然碾过半个世纪，曾几何时，是谁，费尽心机地破旧立新？现在，又是谁，千方百计地要将她们一一还原？人心的易俗变迁，实在给我们太多思索。记得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所有的城市到最后都会回归，都会想念曾经风吹雨打的颜色”。是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被风雨和人力剥蚀的，她是伟大与光荣的刻板，也是哀歌和颓响的录音，岁月路过那些无奈和精彩，同时也铭记了它们的容颜。笔者亦深深相信，我们，我们所有人，终会想念自己的历史的颜色，也许不是当下，但是，会有那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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