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走访镇上一些年长的老人家，他们都知道，曾经在桥北街上，有一座气派的砖木结构楼屋，五开三进十五间，规模不小。白粉墙、青黛瓦，房顶高嵴翘角，檐马随风叮当；榉木的梁柱，浑圆结实；朱栏外安着镂花雕龙的牛腿，燕窝状的红木锁窗上刻着祥云。两侧厢房各设一盘步梯，供主人上下楼，也为防盗安全。宅子的两扇黑漆杉木实榀门上方挂着一块烫金匾额，上书：“三铭堂”，笔力遒劲，篆势飞动。三铭者：铭教诲，继遗志，识妖鬼。这个宅门里，住着沈氏一家及长工仆役二十三人。这九个大字，也便是沈氏子孙所敦行的家训。当时清末“长毛”作乱结束不久，沪杭一带百姓经常东躲西逃居无定所，及至尘埃落定，家谱多已在辗转逃亡中遗失，反不及上八府东阳、义乌一带保存完好。故寻常人家通常上溯不过三代，三代以上，勾索无凭。沈家的故事，即从沈良开始，百年间，正好与整个时代大局遥相呼应。
同治八年的隆冬，沈良诞生在桥北一户小康之家。家中经营着一个小小的豆腐作坊。作坊是当时安溪的一大龙头事业，大一点的酒酱作坊都是厂店连锁，掌柜家里自备器具，小坛装三斤，大坛装五斤，酿酒做酱，长年不休。安溪的豆腐作坊，也兼做腐乳。现在绍兴腐乳行销全国；旧时本地出产的腐乳亦不遑多让。红腐乳、醉方腐乳、油方腐乳乃至臭腐乳，窖藏五年以上，香醇味美。酒浆以及豆腐、腐乳这些，虽系微末食物，然而一年四季家家必备，因而沈家的小本生意也还红火。只是沈良不幸，十岁而孤。二十岁不到，母亲也过身了。他小小年纪，而天地间已再无一人可以相依。可从小，寡母教导他的是：人无刚强，安身不牢。因此，虽然幼年失怙，他反而养成了一种坚毅果决的性格。母亲死后，他更是一心精进于事业。接手铺头不几年，凭着克勤克俭的一贯家风，已经略做出些家业，购置了几亩薄田，三爿豆腐店生意兴隆，兼之为人不修计较，颇为乡里称道。立业之后，理所当然是成家。妻子出身胡林的翁家，家境优渥。夫妻二人夫唱妇随，倒也静好美满。
然而翁氏过门之后，每次归宁接她回桥北时总是难掩一段愁容。问明原委，原来是媒婆说亲时把沈良夸成年轻有为身家万贯。年轻的小姐，抱着满怀的期待做了他的新娘，嫁过门来却发现夫家不过几间瓦房，全然不似大家。前后心里有了落差，虽不至于遇人不淑这样叫人绝望，然而在看重田产地皮、楼屋房产的年代，一位小姐感到委屈是情有可原的。沈良知情后，轻描淡写地说“你要高楼广厦，眼下就可以盖起来，只是你以后不要后悔。”那时候，盖楼屋是件浩大的工程，耗去三四年的功夫才成，不仅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为源源不断的后劲支撑，还要转圜好人际关系，把泥匠、木匠笼络得服服帖帖，才能省心又省钱。当时雇人造房还有一样不成文的规矩，即东家要为工匠师傅们煮饭做菜伺候伙食，以示诚意。不过那时家中没有请厨娘，翁氏只好亲自充起了伙头役。厨房里用的是灶头，烧的是松木竹排，在灶膛前坐久了，她的眼睛常常被燻得泪水直流。沈良没有食言，他确实有那份雄厚的财力，前后三进十五间楼房，三年始成，一时无两。“桥北沈家”这响当当的声名儿，也似这一片鸳瓦般巍峨崛起。正厅、堂屋、内室、厢房，摆设的都是上等红木家具，正大堂皇。雕花窗格，檐马叮当，外围夯实的护耳山墙上稳稳地砌着三阶马头墙，六月里最肆虐的龙风（即台风，钱塘一带旧时俗呼“台风”为“龙风”）来也不怕。近百年后，红卫兵策划各项运动的“司令部”，还是沈家的祖产（新中国成立后被没收充公，改为安溪乡镇府。曾经不慎失火，幸赖那堵高高的马头墙，才不致火势蔓延成灾）。
那个时候要建一片体面的楼屋，折成银圆大致需要两万。没有相当的积蓄轻易不动工，建到一半财力难以为继的很多。沈良单靠三家豆腐店，经营再合理，持家再勤俭，终究难以做出这一番事业。那么，他究竟何时存了那么大一笔款子？又存了多久？其实他看似满不在乎，是因为早已胸有成竹。当他云淡风轻对妻子撂下那些话的时候，心里怕早已高屋建瓴描好蓝图了，不过一直深藏不露而已。国人财不露白的藏富情结并非于今为烈，而是在昔已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凡事总是中庸的好，低调的好。招摇过市，邻里见妒，素来为忠厚长者之大忌；何况旧时游手实繁，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围墙再高，庭院再深，怕也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钱多了寝食不安，倒还不如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此外，更有一层：财多罪重——也不无道理啊，荣华富贵了，总忍不住惴惴不安地扪心自问：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德寿，才配坐拥这样的福禄？唯恐自身功德不够，运祚难以久长。故此，红楼梦里宝二爷的名讳丫鬟小厮都叫得，老祖宗年高望重对待刘姥姥依然不失怜老惜贫的心肠。大抵古人“富而好礼”那一份恭敬谦诚里多少包含着一点位不配财受之有愧的惶恐。钟鸣鼎食的大家尚且恭敬如此，何况沈良的意外横财只是交运，言谈举止间，更是不敢稍有放肆。直到起了楼屋，家财才外露了。
桥北街上往来行人经过时，总不免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他这些钱究竟是怎么来的？坊间传闻是沈良年轻时，有一年夏天在广济桥上摇着蒲扇纳凉的时候，看到对面的东渡池里一片沙渚上有一群小鸡荧荧发光。本镇老话说，能看见这异象的人必定有非常的命格，或是飞来横祸，或是时来运转。沈良正当盛年，壮着胆子偷偷掘地三尺，果然有猫腻——竟然是一个古墓，年深日久，不知朝代。挖到深处，打开棺材，还有许多陪葬的各色金银珠玉。安溪土、良渚玉，早在乾隆年间古董收藏方家中，便已声名鹊起，这一笔横财的价值，约略可以想见。至于其中辗转的折算变卖、银钱往来，时隔多年，已无从查询。兼之那时人们聚富敛财讳莫如深，更使这一段颇具传奇性的发迹如深宫秘史一样成了永远的故事。
历时三年，楼屋终于毕工。然而翁氏因为常年忙于操持家务，特别是坐在灶膛前生火做饭，燻坏了眼睛。虽然急忙征缓召和请医调治，终不见好转。而她自己也因心中愁苦啼泪不断，天长日久，渐渐地露出了那下世的光景，再后来，没有享几年清福，便过早地去世了。只留下了两个儿子：长子沈樵，字品泉；次子沈桢，字玉泉。
民国以前的旧式传统女子，犹如笼中之鸟，一饮一啄都受命于人。翁氏是这样的女子。她是一位小姐，自小儿家中教导的，是坐起端正举止莫轻，在家要从父，出嫁须从夫，而唯一一次丈夫从她盖起了华屋，她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作为回复。“你不要后悔。”夫君的话，言犹在耳。她有过后悔么？——柔弱双肩挑起千斤重担，她用三年默默的隐忍和坚持一笔一画写下了自己的答案：体面的家声和名誉，是一个女子无悔的选择。
常常忍不住怀想这位年轻小姐的音容笑貌。想到弥留之际，她的嘴角在泪水中弯起了一个好看的弧——纵然面对两个幼子眼中噙泪，想起这片家业，她也是嘴角带笑的吧。那一丝微笑，美丽而凄然。
发妻中道夭亡，沈良理所当然为她风光大葬，亲友中三老四少都到齐全了，一家老小长工仆役，披麻戴孝浑身缟素地把棺椁送到民嘉圩入土为安。“沈氏孺人”的灵厝，南面西险大塘，背枕瑶山祭坛，眼前是一马平川的沃野，再远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桑林。清风吹过，叶子沙沙作响，仿佛还在隐约耳语追寻着她的传说。“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如果人真的死后有灵，她一定不曾远去吧。这片楼屋是她的家，家里有她的牵挂，幽幽芳魂化作了烟化作了灰，终要陌上花开缓缓归……
来年来了，去年去了，日子就那样无波无澜地过去，一转眼，已经十年了。十年间，沈家顺风顺水，家宅平安。郭璞在《葬书》中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细按来，翁氏的青石大坟靠山临水，有水以界之，无风以散之，果真是无意中应了好风水么？还是冥冥之中她泉下有知，去后仍然牵挂着家人？
沈良此时已经富甲一方。家大业大，不能无人主内，就续弦再娶了一位姨太太，生第三子沈杰，字庆泉。兄弟三个五行缺木缺水，故而名和字中都有一个木字和水字。事业有成，人丁兴旺，而那时的沈良虽已年过不惑，然而才智和精力都处在人生巅峰状态。这时安溪桥北的沈家，就犹如一艘刚刚起航的大船，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放眼望去，尽是大好的一片海阔天空。那接下来的整整二十年，是他们最风光的岁月，而坊间关于沈良的轶事也很多。据说沈家每年岁末除夕祭祖，沈良总要取出一块长六寸宽三寸的金砖，大红绸缎包着，恭恭敬敬地供奉于祖宗灵前，这样东西，大概便是那笔横财的冰山一角。
此外，他常年服用胡庆余堂的全鹿丸。当时安溪镇上的国药店大致有三家：裕生堂、同春堂、壶天堂。店内高高的柜台，药架直抵房顶，桌几清爽，布置雅洁。大夫们送往迎来，温文有礼。走进门面，一股中草药的清香弥漫在店内，并不沁人心脾，但也决不触鼻，陈陈的，很古雅的味道。门口有一锅热气腾腾的决明子中药茶，常年免费施于路人，颇有古时悬壶济世的医者情怀。三大药店经营着各种传统中药材，也兼营庆余堂和京城同仁堂的名药。店内膏、药、丸、散，色色齐全，还有许多高档药材如高丽别直参、参茸丸、羚羊犀角粉等等。到了冬天进补的时候，各种阿胶、人参、蛇酒等“十全大补”也陆续上架，这些都是年老之人的恩物。胡庆余堂的全鹿丸，名号响亮，因为当时药店逢年过节，总会牵出一头梅花鹿，披红挂彩，游街一周，以示货真价实、店家恪守诚信。那些欢天喜地的吹吹打打，大概算是最早的广告了吧。镇上的人，也以服食全鹿丸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经年累月，沈良财多位高，也渐渐地参与决断地方上一些大事。时光倒流回宣统三年，那一年的六月、闰六月，惊雷炸电急走奔腾，持续两月连降暴雨，苍穹似豁开了一道血口子，滔滔洪流就从那口中倾泻而下，激烈的雨势昼夜不息，导致苕溪水位猛涨，西险大塘也决了堤。气势汹汹的洪水排山倒海般破堤而入，大水一直浸漫到官庄上。安溪至今有民谣为证：宣统三年，水没寮檐。洪水淹没了低洼的贫家陋户，随之淹没的，还有四乡之民的全年口粮。到官庄上、民嘉圩走一走，极目四望，千里废耕，野无人烟。可是法不两适，秋风起时，各家各户依然要纳税完粮。天怒人怨，许多贫苦佃农日子实在苦得过不下去了，就铤而走险——以潘加雨、卜阿正为首的良渚“稻草帮”发动了起义，纠集了百来号人，腰中系上稻草以为标记，浩浩荡荡向着桥北——安溪镇首富闻老松家进发。上房掀瓦片，进屋砸家具，打开粮仓分发白米，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有了天道，还要什么王法？接着，他们又去了开大药房的陈家，路过之处，凡殷富之家无一幸免。形式十分危急，安溪街上的诸位地方乡绅，选出了几位场面上人物出面与“稻草帮”谈判，沈良也在其列。
现在的报纸上新闻里，民事纠纷或者夫妻离婚，动辄诉诸法律对簿公堂，屡见不鲜。然而几千年下来中国百姓一直是最忌见官的，且不说公然的分庭抗礼，即使一丝丝的瓜葛，也尽量能免则免。“为士为农有闲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旧时的衙门口常常贴着这样的楹联，以刑措不用、狱讼清简为治世。而国人对官府亦素来持抵触情绪，“不愿进那不明不白的地方”，还有“屈死不告状”一说，能够私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最好的。如果那时他们双方可以谈和，其实可以免去很多无谓的流血。只是不幸谈崩了，“稻草帮”的声势日益壮大，沈良他们一众绅董于是联名上告，一纸状纸呈到了钱塘县衙。当时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已经蓄势待发，清廷上下犹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草木皆兵。钱塘县官府派出了大批官兵血腥镇压。起事的一众，势力犹如笋剥，很快被平息下去，三个领头人物也当即枭首公堂，在瓶窑三仙角伏法。此事在《杭县志稿》有载。
在大家遗老理直气壮的讲述中，我听到的是暴民造反罪有应得；而在一本乡土教材中，我看到的是农民起义壮烈牺牲。出于历史原因，人们总是习惯带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光同情弱者，几千年来为富不仁的偏见更是根深蒂固。其实抛开是非曲直不提，隔了一个世纪的烽火烟尘，即使有过切身之痛，也已经“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了；白骨如山忘姓氏，再深的冤屈，再多的怨愤，也都该两讫了。百年间人事皆非，唯有清江默默，依然无语东流。不必再去刻意地追究谁对谁错，也无须费劲地判定谁工谁丑，故事怎样传说，我们也就怎样接受……
再后来，改了民国。帝都里一系列的戮力、喋血、奏凯，在新闻报纸都未普及的年代，多少有些遥远。国家高层权利的交接，相比历朝历代总算平和，也因此，除了男子不必再剃头、女子不用再缠足，偏安一隅的小镇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苕溪依旧日夜不息地穿镇而过，大桥依然优雅地横跨两岸，小镇的人们，穷吃素，老看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如千百年来一样，清清淡淡地生活，平平安安地死去。自古多少文人士子因为怀才不遇而不得不“卧龙在野”，相比这种身不由己又心不在焉的“归农”，或许，镇上的小人物们才是真正鼓腹而歌“帝力何有于我哉”的羲皇上人吧。
民初那几年，沈良的生意越做越大，赫赫然已如日中天。所谓“有钱四十称年老，无钱六十逞英雄”。大半生克勤克俭的艰苦创业，如今儿辈都已成人，自己终于可以卸下担子退下来了。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那些年，他把资产重心慢慢移向田地的置办上。铺子生意再好，终究不过末业。要平安久长，还须耕读传家。撤出的资金，大半都用在购买竹林、田产、地皮上。家大业大，不免人手短缺，因此又雇了长工照料田地。照料不及的便出租给贫苦佃农耕种，岁末收些租粮。家中田地每年产出的山货、蚕丝、大米，也相当可观，一例都要运往湖墅去卖。当时河运是安溪最主要也几乎是唯一的交通，因此河埠较别处更为考究。公用河埠有大桥埠、前街埠、接待埠、桥北埠，还有私家出资修砌的祝家埠、义兴埠、裕生埠等，沈家也修有自己的河埠，整整齐齐的青石台阶，上面还凿有象鼻头，便于船家系舟。不过私家河埠虽非公有，镇上的人们，也一样可以使用。因为仓廪足而知荣辱，该财的人家彬彬有礼，反不会财大气粗地强行霸道失了身份，更不会巴巴地仗着那点“所有权”挟恩市人。几十年后沈家败落，家里再雇不起工人，一一都打发了，一位帮忙烧了二十多年饭的老妈子怎么都不愿家去，一路哭哭啼啼：“我不要富贵饭，只求跟着太太喝口太平粥……”人之相与，都是将心比心，只要以诚相待，人自会掏心挖肺地待我们，义气面前，再丰厚的工薪也轻了。所谓南霸天一类的脸谱化人物，大抵还是阶级斗争时代样板戏里编派出来笼络人心的，而捉刀人通常也不曾经历过，因而不晓得真正诗礼簪缨的旧家究竟是怎样的风度。
一年到头，河埠头总是一派繁忙景象。江南青草三月春，最诗意的季节，却也是最忙碌的季节。东明山上竹林里的冬笋春笋都破土而出了，钢笋、苦笋、枪刀笋、毛脚笋、篾竹笋、白淡笋、软椆笋、花壳孵鸡笋，春雨一过，噼里啪啦全都迫不及待地冒出土来了。在地底沉睡了长长的一冬，此刻厚积薄发地破土而出，几乎只在一夜之间。或许只有真正见识过的人才知道，“雨后春笋”这个成语，说的，究竟是怎样新兴勃发的气象吧。东明山的万亩竹林，每年都出笋，山里的百花坞、黄泥山、卖鱼桥、螺丝坞，各处也都是掘笋的好所在。大致到清明前，笋最好全部掘完，待到寒食前后三天，便要开始注意留种笋，那么等它们长大，来年山上又是一片葱茏。笋之所以要赶在清明前掘完，是因为“尝鲜无不道春笋”——笋越鲜嫩，身价越高，迟了就长老了，“乌桩头”都卖不出去。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贫苦人家会收着自己吃。或者制成笋干，待到六月炎夏，泡碗笋干番茄水花蛋汤，简单省事又鲜美爽口。田边地上竹林里，直到阳历五月底还有野笋。拗来的野笋，细细长长的，剥出后下锅，以清水煮熟，等冷却沥干后，盛在铁砂网框子里，架在临时堆起来的茅草灰上烘干。这样事通常是老奶奶们的本分，因为热度不好把握，一个不提防，再转身看那笋干就焦了；或者堆在一处受不到热烘不干，所以需要有人在旁边一直守着，时不时翻一遍，是极其费时费力的细致活。现在年轻一代主妇都出门上班，再没有那样的工夫和心思对付这样古旧的传统了。颀长的野笋适合烘制，而相比较之下显得五大三粗身材臃肿的毛笋则要晒干。毛笋肉头丰厚，通常要剥出切好后再煮，以便于煮透，出锅后也不似野笋那样需要精心烘焙（烘烤出来的毛笋干反而会有一股子烟熏味），拿出一张大竹笾，把切好的毛笋片平摊在上面，搁大太阳下晒三个日头就可以了。那浑厚结实的紫苞毛笋壳，还可以收起来，一船一船运往爆竹厂去卖，因为笋壳是旧时家庭作坊制爆竹衣的上好原料。
四月清和雨乍晴，人间四月天，在安溪是春茧上市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有句俗谚或可为证：“正月游过，二月淌过，三月里清明圆子吃过，四月五月火烧屁股”。彼时镇上很多人家都养蚕做丝，沈家亦请有十来位蚕妇专事看蚕。这个月是“蚕忙月”，这个四月里，蚕宝宝要完成出生、长大、吐丝“蚕”生三礼。通常，等清明一过，家家户户就都开始孵蚕了。刚孵出来的蚕儿细得像蚊子腿，姑娘婶子们就细心地用鹅毛掸子把它们从蚕纸上轻轻扫下，盛在一张铺满桑叶的圆形大竹笾里。幼小的蚕宝宝娇弱得可怜，最耐不住寒，又因三四月间春寒未祛，所以笾下须置一脚炉供暖。脚炉多为黄铜制成，盖上有孔，炉内铲入一些余灰炭屑，若放得太多过实的话，不易散热，则需“拨火棍”轻轻拨动搂松。温热的脚炉源源不断的散热供暖，宝宝们就不会冻着了。其实那时还有手炉，顾名思义，即暖手用的。也由黄铜制成，家中殷实的考究些，用白铜，甚而还有银质的，手炉盖子的雕刻也讲究，多为精致的松竹梅石。且说那幼蚕，身子暖和了便要进食。然而因其初生娇嫩，吃的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桑叶、既绵大又厚实又软和的“火桑”。吃足三天之后，便开始第一眠，一眠一天，醒后还要停食一到两天不等，因为刚刚褪壳（褪壳指蚕宝宝新长长的身子往前伸）新生的嘴巴十分娇嫩，不宜吃食，须休养生息，等那之后便可以吃普通桑叶了。
蚕宝宝不停地吃，吃饱了睡，醒了稍事休息继续吃，如是循环往复者四。第四眠之后，再过七天，就可以“上簇”了。“簇”是蚕房内横用毛竹竖用早竹搭起来的一人高的架子，上铺芦帘并插上草毛帚，已经吃得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被撒上簇，然后就开始日夜不停吐丝做茧，四天后“落茧”。稻草一抖，雪白的蚕茧纷纷落下。剥去“茧黄”，放入滚烫的沸水大锅中，用一把专门的搅丝帚（状如人手，有五竹指）不断的搅拌，把蚕茧全部扫入水里，则每一个茧上都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丝头，将丝头一扯，便是长长的一根丝，越是好的茧子，出的丝也越韧越长。丝线头理出后被甩上丝车，丝车上有轴头不断滚动，则一锅茧很快就变成蚕丝了。丝尽后，茧内的蚕肉则沉落锅底。小孩子们通常会捞起来，找来一张瓦片，放几颗蚕肉拿到灶前烤透，最后再撒点盐花儿，入口香喷喷脆生生的，是一道不错的美味佳肴。世世代代，安溪人养蚕缫丝的传统似乎从一开始就已存在，镇上对此还专门流传着这样一个谜语：没有忧来寻个忧，壁壁角角来寻头，找到头后丢掉忧。其中“找头”即“理丝”，说的便是做丝。一吊茧二十斤，然而做出来的丝只有二十四两，这二十四两丝大概值50大洋，折成现在的人民币大约五、六百，可见蚕丝之十足金贵了。新理出来的雪白的蚕丝，一吊吊被仔细地挂满了船头，就这样随着船儿摇摇荡荡，直荡到湖墅……
初时听得老人们讲蚕宝宝吃了睡睡了吃，还有些嫉妒；及至讲到它们“上刀山、下油锅”，我竟很傻气地哭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蚕宝宝还不及破茧成蝶便葬身釜底，这二两丝，捧在手里也当有千钧之重吧。心下暗暗发誓以后决不再买蚕丝被。
五月稍闲，只一个五黄三白的端阳节要郑重打发。再往后，便又要忙开了——六月陌上嘉禾秀，流火的夏日，劳人争分夺秒地“双抢”，收成的好坏，一年生计全系于此。每年的那些时候，大桥下往来船只穿梭不停，河埠头从早到晚人声鼎沸，一派物阜民丰的太平景象。直到秋冬时节，整个小镇才渐渐冷却下来。待到八月间，丹桂飘香的时候，也有一阵要忙活的，那是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烘制青豆。安溪、塘栖、仁和等镇一直以来以产茶鸣，但鲜为人知的是，人们日常饮用的茶却不是茗园、茶馆、饭店、休闲胜地所沏的绿茶，而是“咸茶”，这一道“咸味”，自然不是笨拙地直接往茶杯里加白盐，而是放青豆和枳皮。
青豆秆（即黄豆，待其刚刚长成泛青）最好在清晨去地上担来。都是连根拔起，叶上还挂着隔夜的露水，根上还沾着碎泥屑，但恰是这当口儿才好摘。摘豆荚这一步最费工夫也最邋遢，秸秆上有时会附着又肥又长的大青虫，拇指般粗细，一般的翠青色，须仔细分辨才能避免与之亲密接触。摘完之后，通常马上要手工剥出，因为豆荚极易风干，摊在风口处不一会，就会变得又韧又瘪，伤指甲又费力气。趁新鲜清脆，左邻右舍的招呼一声，大家便都会放一放手中的活计来帮忙剥毛豆。如今也有大规模的机器出豆，但显然，无论是从心意还是技艺上，都不能相提并论了。
剥完东家剥西家，横竖人多力量大。姑娘婶子们聚在八仙桌前，跟前儿一家一小碗烘青豆茶，窗外的桂香丝丝缕缕渗进来，墙角烘着豆的铁烘缸脉脉散出暖暖的温度，通常边上还有主人家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石榴、蜜柚、柿子、柑橘、葡萄，也有零嘴或者点心，瓜子、玉米、板栗、番薯，还有刚过去的中秋剩下的苏式百果月饼，一些老式的人家甚或还会隆重地做南瓜塌饼以表谢意。都是些常见的吃食，然而这样美好的物候时节下，都成了难忘的小零食；何况七大姑八大婶聚了头，家长里短的话，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谁家女儿定下人家了，哪家老人又殁了，新裁的衣裳料子好看啊，偶尔犯什么小病小痛啊，也会聊聊供孩子念书真不易呀，或者诉苦婆婆丈夫如何难处……左不过一些平常人平常事，却也平常才谈得尽兴，还意犹未尽时豆已剥完了。
如果是晚上剥出的，则必然要第二天再煮了，因煮和烘必得一气儿连着做完才行。煮豆也有讲究，大铁锅内盛满清水烧沸，把豆入锅，加四两食盐，持续猛火不歇，火势一弱豆子会熟得慢，且颜色也会变黄。大致半刻钟后即可出锅，盐味入豆八分咸，送进口中九分熟，翠滴滴的卖相十分好。捞起后以筷子去豆衣，这样的青豆烘干后，就好比那大姑娘似地，鼻子是鼻子眼是眼——模样儿齐楚。然后扫入长方形的铁砂框，上烘缸。烘缸里头都是隔年的稻草灰，用来覆在白炭火上慢慢烘焙，总之见不得火星子；也不能有烟，不然窜上来会把豆子燻得一股子烟熏味，那真是比破相还要糟糕的事了。头先可着温度高一些无妨，因为豆子还湿呢。待到半干之后便要仔细留神了，时不时地要起底捋一遍，本镇烘青豆的传统由来已久，也许正因此对烘成的青豆亦多挑剔，必得碧绿、清香、糯嫩——色香味俱佳才不负“烘青豆”的美名。
除青豆外，还有枳子皮和野芝麻，也是一般紧要的泡茶用料。《钱塘县志》载本县家家户户世代“以紫苏籽，渍枳皮和茶叶饮之”，说的即是这两样了。“紫苏”这个诗意的名字，是野芝麻的别称，东明山的清渠沟涧，随处可见，较寻常芝麻要小，大如油菜籽，深秋时收，剪下果穗曝晒，轻拢慢捻收入纸袋，泡开之后香气浓酽。枳子树在安溪，各家院落中房前屋后几乎都有种植，果实如桔，肉不可食，但其果皮却是咸茶的上好原料，青嫩或者老黄，四时皆宜，摘下后将皮切成一条条丝状，以食盐腌渍，放入罐中保存。枳皮味甘性凉，入口清新，唇齿留香。
无论紫苏还是枳皮，一杯正宗的烘青豆茶里面，这两样是缺一不可的。清人韩应潮有诗曰：
莫笑冬烘老圃寿，豆棚骚属话深秋。匀园剥出纤纤手，新嫩淘来瑟瑟流。
活火焙干青玉翠，盈瓶赠到绿珠投。堆盘正好消寒夜，细嚼诗情一种幽。
时节渐转深秋，日脚越发短了，农闲时节，泡杯咸茶，细细闲话，这“咸闲”的情怀，便是安溪人们的自在了。
“九月重阳，东风凉凉。家中有粮，心里不慌”，待到秋阳高照，男人们三三两两悠闲地坐在打谷场上晒太阳，慈母挈妇则忙着夙兴夜寐地穿梭织布，镇上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规训妇德的古话“烧茶煮饭一把捉，摇纱织布勿用说，缫丝当长车”（乡音念作“chuo”），大抵几千年来的“男耕女织”还是不变的规矩。入了冬，家家户户都会趁着年前空闲，用卖剩下的竹料编些诸如竹夫人、气煞猫以及竹篮竹筐等日常用具补贴家用。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岁月忽已晚……
年关将近，沈家的工人，在腊月廿三之前肯定都放工了。安溪有句老话，“廿三掸掸尘，廿四就动身”，廿三那日长工们最后再里外上下收拾一遍，在正门外用松、柏、樟、竹的树枝做成一个长约丈许的竹元宝，得了赏钱便回家过年。而东家，此时却是最忙的时候。每到年末，沈良总要强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熬夜坐账，点起洋油灯，在紫檀木大书桌前坐定，案前摊着账簿、旁边放着算盘，一边走珠如飞、一边缀笔不止，不停地合计清账。因为旧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凡是欠债还钱之事，及至吃完年夜饭便不可再上门要债，故而“追债要及时”，过了年关即如大赦，再不作兴讨债那有失厚道的事。
提起那一个工人师傅们临走前做的元宝，可谓安溪镇所特有的送灶民俗了。送灶，要先把灶司撕下，所谓灶司，即一张画有灶神的红纸，图形画像而不直接供奉人偶，这一细节也体现了我们民间传统的含蓄内敛，再将灶台上的清水茶碗倒覆，点燃三柱观音香，供起一对莲花烛，送到端门外事先做好的元宝上烧化，元宝为什么是竹制的？这，自然是因为安溪的东明山产竹了，因地制宜呵。依例烧完灶司再烧“龙元”（龙元是烧给菩萨神明的冥钱，元宝则是烧给列祖列宗的冥钱），冬夜的晚风凄清吹起，纸灰随风飘扬而上，家中老少，一例双手合十，恭然九拜，继而燃放爆竹，灶神上天。送了灶，自然还要迎灶的。大年三十晚上，贴上新的灶司、神龛前置一盅净茶、供上果品一端（多为苹果，意谓“平平安安”），香、烛事宜一例如前，爆竹声中再把休假七天的灶神爷爷风风光光地迎回家，保佑来年顺顺当当。民间送灶故事由来已久，但是安溪这颇具特色的“竹元送灶”，无疑别出心裁。
待到初八日，则镇上所有人家的工人都要返工了。关于这一天，也有一些十分有趣的民谚俗语，诸如“初八晴，好年成”；“三八只要廿四晴”等。这后一句还很艰深：“三八”是指正月里的初八、十八、廿八，而“三八”又双关“廿四”，故“廿四”实指一个月里的第三个“八”——廿八，即说大半个正月风风雨雨都没关系，只要月末廿八那日放晴，这一年总还是风调雨顺的。而之所以特重廿八，也更是因为立春常在那几日。立春又称“新春日”，世言“新春大似年”，在安溪，这一天各家都要吃新春圆子以示隆重。圆子大致这样做成：取糯米粉或粳米粉皆可，多少依各户人口及胃口而定，掺了清水细细地揉，若是糯米，则需少加水，不然蒸后软坯坯会失了形状，粳米粉则随意些，蒸熟蘸糖即食。不过如今人心不古，已很少再兴如此讲究的习俗了，大多以年糕代替，或者直接略过。旧时安溪还有一句民谚：上灯圆子落灯糕，清明圆子稳牢牢。清明圆子、元宵汤圆、中秋月饼、新春圆子……那么多圆咕隆冬的吃食，其实心思纯朴，都只为讨个团圆美满的好意头罢了。
吃罢圆子过完元宵，再往后，便又是一个崭新的四季轮回了。雨水，惊蛰，清明……即使天时不常，年年物候总还约略相似，一年又一年，春分燕子来，秋分大雁去，无波的岁月，只有一个接一个的节至丈量着如水的日子。那几年，沈良退下来不再从商，只悉心经营家中的竹林田地，各自请了工人帮衬打理，平日得空时不过课书教子，到了年节坐房查账。那波澜不惊的岁月，犹如门前的苕溪之水，仿佛就那样一直一直的，绵远悠长，安然无恙。“生湖山郡，值太平世，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张潮笔下的理想生存状态，仿佛在此一一付诸实地。沈良正房所出的两个孩子肖似乃父，很有上进心。长子沈樵，博文约礼，性情沉郁稳健，自小勤读诗书，宣统二年乡试中秀才，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乡长；次子沈桢，漱石枕流，天性踏实勤勉，帮着父亲看管打点家中田产地产等一应收支出入，在桥北片做一个小小的保长。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琅琅的书声，自安溪书塾蒙馆中传来，明丽如翦。那时候，小书童们读的还是《神童诗》、《幼学琼林》。执教的，正是品泉。秀才先生古文功底深厚，书法和国画俱佳。一袭青衫长袍，文风蔼蔼，风度谦谦。逢年过节，镇上的人家都要请他写字图画。他每每有求必应，清癯的面上总是挂着谦和的微笑。民国以前，书塾设在桥南的东岳庙旁。民国后，成立了新式学堂，是为瓶窑区第五国民小学，沈樵荣膺第一任校长。学堂虽然规模小巧，却很别致，一栋两层西式小洋楼，中间还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栽着两棵高大的青皮梧桐，浓荫如盖，夏天为孩子们遮阳，冬天为孩子们挡风，仿佛是大自然馈赠的绿色空调，伟岸又温柔。那时，这间洋气的小学堂在镇上满街的中式楼房之间别树一帜，还颇为惹眼。笔者祖父曾以私淑弟子身份投入沈樵门下，电光火石间，七十多年过去了，却依然清晰地记得先生的殷殷垂训和教诲：洒扫、进退、应对，都是学问；也记得学堂的废纸篓上，先生工工整整地亲笔上书：敬惜纸字。那一片仁人爱物之心，至今听来，依然教人微微动容。在这小小的方寸之地，沈樵培养了无数小镇上的孩子。他们在这里读书、认字，又从这里走出去，从此，有了读书人的经历，有了知书达理的一生。
沈家原先的铺子一间一间转手变卖，到沈桢接手，已不用再营营役役地为生意奔波。他禀性纯良，勤奋务实，而亲手挣下家业的父亲深知草创之易而持盈守成之难，故而对待两个儿子也自有一套礼法规矩，加倍着要他们上进学好。家中上下气象清明，没有一丝纨绔纵容的风气。到他长成，便在家帮忙父亲打理产业，管账收租检点家用，是老父不可或缺的左臂右膀。他在外头担任的“保长”，算来其实也不过是一副雄厚身家所附带来的兼职，民国那会儿的保长，并无多少形式主义的日常公务，家家户户分门别户自给自足，无有那许多诉讼裁决。保长也没有多么稀罕的薪俸，有的只是权力，而这“权力”，也更多的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裁决力。举头三尺有神明，横竖做的，扪心自问，都靠良心，诗经里“嘒彼小星”劬劳为公的形象，依然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不像浮躁的今日，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某些基层干部仗着山高皇帝远，素日里没有作为，出了岔子又只知诿过。可是没有顺民又哪来暴君？只恨治下的布衣百姓民智未开，有裙带关系的只管自保，眼巴巴吃了哑巴亏的又只会腹诽。中国汉家天下良民，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教育武装，更是一种刚正不阿的民主精神。现代化的文明进程，在公正和民主这一块，我们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两个儿子既已长成，便剩下那唯一教沈良不大省心的幼子沈杰。他不像两位哥哥——幼年失怙，成长艰难。他是在父母手心呵大的，是全家的小少爷、香饽饽。全家上下，尤其是姨太太，对他的溺爱近乎纵容。然而古有明训：慈母多败儿。白鲞娘，浪荡子，戏文里这样的教训从来不少。强极必辱，沈家繁华的表面下已经隐隐种下祸根。
民国十九年，沈良偶获风寒，不幸转成了伤寒。脉沉细微，四肢厥冷，正是最凶险的一种。西药中药草药，土方偏方秘方，请了多少大夫试了多少法子都不见效。病情直转沉重，渐渐的，不能上楼，不能出房，不能下床。缠绵病榻之际，两个儿子按理都该侍立左右，衣不解带地照料老父。但是姨太太日夜守在沈良身边，不让正房两个孩子近前半步。是她不忍与夫君中道分袂么？还是心中别有怀抱？兄弟两个很清楚，可是“资父事君，曰严与敬”的训诫自小植入骨髓，只能默默隐忍不发。一直到沈良弥留之际，姨太太才放门让他们送终，但是已经太迟了，老父已经神志不清，连来者何人都不知道了，遑论立遗嘱分家产交代身后之事。
同年冬，沈良殁，享年六十，阖家举哀。老先生生前有财产，死后有功名，丧事排场可以想见。素席、棺椁乃至坟墓建造都极尽精良，尤其是坟墓的设计，由于当时还没有水泥（水泥是国外引进的，称作“洋灰”），工匠师傅们便收集香樟树的叶子，洗净捣烂后如木槿叶子一般柔滑坚韧，泡出来的高浓度汁水拌上石灰，涂抹在砖石缝隙之间。这样的陵寝（乡音念做“绕葬”，确切字词查无可考），造好后四平八稳，台风、盗墓贼，任是天灾人祸都牢不可破。沈良下葬之后，儿孙们把翁氏的衣冠冢也迁到了西头村与沈良合葬。
巢居者察风，穴处者虑雨。姨太太虽是妇道人家，却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占步高，留步宽，做的绝，又能转圜，不言不语中，就把握了家里大部分的账户、田产、体己、现银。除了给沈樵沈桢各自一万银圆的遗产，其余都留给了儿子。只是小儿子不幸是个淘气胚子。自小胡打海摔惯了的，大了益发变本加厉，膏粱之性难改，吃喝嫖赌样样来。他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夫死从子，眼中只剩下这个宝贝疙瘩，也任由他胡闹。
沈良究竟有多少家私？明的、细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时隔多年无从稽考。唯一可以清算的一笔，是他留下的五万银圆，存在当时的“中华民国浙江银行”（1949年5月杭州解放，为中央接收。今为“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5万5千大洋，有袁大头，也有孙中山，不知道何时存入的，也不知道存了多久。往来存取皆由当时他的世交、谢家湾金仙寺的永惠方丈代劳，以避人耳目。当时是民国二十年，一个银圆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为60元，已经称得上巨富了。区区三百万，搁现在看毫不起眼，因为身家百万的殷实之家俯拾皆是。然而这笔款子在近百年前，却已十分可观。因为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里，一般务农之家常年自给自足，几乎没有银钱出入。根据浙江档案馆史料记载，当时1块钱可以买25斤大米，足见钱之值钱。
这笔款子大半都为沈杰所得。三少爷的一生，最光荣豪迈的事业，便是活得写意。“三鸟害人鸦雀鸽”：鸦片，他每天要抽。烟霞癖大得很，壶天堂大药房常年出售存膏，他是那些昂贵的鸦舌香的老主顾；麻将，他隔三差五要打。打的时候什么也没增加，没得打时却感觉少了很多，此间落差，是谓之瘾；白鸽票（清末时一种风靡南方的彩票），他时不时地也和一群勃谿子弟一起赌一把玩玩。至于其他声色刍豢的开销，更是所费不赀。他的屋子里总是积累着一摞的锦折，每到月底差工人去付账。所谓“锦折”，是当时安溪镇上一些大店发行的盖了印章的赊票，专给大户人家以供其先买后付，有些类似今天的信用卡，也是一种商业促销手段，赚的便是沈杰这些寅吃卯粮的纨绔子弟的钱。“攒钱好比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父亲赤手空拳创家私，儿子挥金如土败家业。不几年，几万银圆的遗产也渐渐挥霍尽了。更荒唐的是，有了家室之后，他看上拱墅小河里的一位小姐，名字唤作钰英。这位小姐虽然家境平平，可也是父母呵着长到这么大，年方十九，生得委实好看，烫着上海洋场最新式的头，一身剪裁得体的旗袍，衬得浑身上下骨肉停匀，面容更是像台上唱戏文的花旦一般白皙姣好。沈杰已有妻室，他们怎么舍得委屈女儿嫁他做小。谁料这一位径直冲去他们家中，腰间抽出一把（即当时流行的廿响驳壳枪）“啪”
“盒子炮”，的摔在桌上。意思已经很明白了，钰英小姐就这样被他强霸了来。他享尽齐人之福，倒也安心了，把小妾妥善安置，一起在迁桥买房住了下来，小日子倒也过得舒齐。
所谓“公子爱繁花，买药栽庭内”，少年风流自是寻常；只可叹三少奶奶，他三媒六聘明媒正娶的原配夫人，当时还身怀六甲。她出身名门——桥南祝家，也是镇上响当当的大户人家。那时为防盗贼，安溪镇设在桥司庙的巡捕房还专门在桥北关上设立了水上警察所，临溪三间办公大屋，溪中歇着巡艇，正对祝家的高宅大院，一出现什么状况，便可以马上出动捉拿窃贼。据此，不难想象祝家的宏大门庭。而也唯有旧时大家出身的小姐，面对这样的不幸时能有那样的胸襟和气度。祝氏（表字“晚笙”）孤苦无依地生完孩子，又听说了丈夫在外头的事，只是终日以泪洗面。坐月子期间食母是不能行差踏错一步的，动气伤心，落下了血气不足的病根；生产之后又不思饮食失于调养，复添了下红之症。家中请医调治总不见好，恹恹拖了半年，便过早地夭殁了。“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少奶奶临去没有留下只言半语。如果有，这半阕卜算子大概便是她最体贴的心声吧，字里行间，写满坚韧的顺从和优柔的执着。她始终不失名闺风度——至死没有向娘家透露半句，甚至不曾找丈夫对质讨一个说法。只是一个人默默的等候，忍受。一次又一次等候浪子回头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忍下遇人不淑的绝望，咽下千般委屈和不堪，万苦不辞至死不怨。这样的苦情故事，也许并不新鲜，让人不经意地就想起秋胡妻，粪土夫君桑下金；想起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想起“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想起“君去骨成尘，我在头如雪”；想起“在北方，有座望夫崖”……词曲辗转唇边，泪水滑落脸前。古往今来，那些故事传唱在戏文里，记载在诗词里，多少闺中少妇的绿窗迷梦中，曾经缺席过这两个宿命的代名词？
等候和忍受，似乎是女子命定的特长。
其后一年，长房、二房两位嫂嫂，在一个黄道吉日的夜晚，亲自提着大红灯笼把沈杰的小妾接回家，扶了正。沈杰在家，也不事生产，终日趿拉着布鞋，宽宽松松只着一身当时流行的苏绣乔其真丝睡衣，镇日价咿咿呀呀地拉着精制的蛇皮二胡，让那如花似玉的妻，和着弦子唱戏……如果没有抗战，也没有后来的内战，或许靠着家底这样醉生梦死地过下去，也是一生了。
然而，那荒唐梦，是十年一觉扬州梦；那绫罗衫，是襟上杭州旧酒痕。这看似海晏河清的温柔水乡、自古繁华的偏安一隅，也终于走到了急景凋年的困顿关头。民国二十六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7月底，日军占领京津，刀锋直指华北华东。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国民党淞沪警备第九集团军出战，张治中为总司令。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日军马上掉头渡江，攻占南京并血腥屠城。同年12月，通车不久的钱江大桥实施爆破，冲天的火光中，杭州沦陷。
不消翻阅近代文献里记载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伤亡数字，出门随处走走，半个世纪前所受的铁蹄重创，每一寸国土至今依然清晰地留刻着被践踏和蹂躏的伤痕。与世无争的小镇如安溪，亦概莫能外。被日军焚毁的东明禅院、拆毁的群仙道观、斫倒的千年塘松，还有无数无辜的刀下亡魂……闭上眼睛，一切都是那么贴近而真实。你会发现，历史，其实就来自民间。
奉行铁血政策的日军在国民政府应战不求战的绥靖政策纵容下，气焰更加嚣张，每到一处，烧杀淫掠如入无人之境。南京大屠杀的噩耗，对还在国统区的所有杭州百姓而言都是一个极端示警。稍有家资的人都把银圆折了纸币拖家带口去逃生。沈家三兄弟中，一家生计都倚仗门儿较清的沈桢。大哥不谙世事，一向埋首故纸堆潜心线装书，然而临到国家存亡的关头，那些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道统又有何用？三弟宴安鸩毒，山雨欲来之际，依然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倾。为了逃难，沈桢不得不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折成了法币。国民政府早在1933年即已“废两改元”，然而大量的白银还是私藏于民间。只是一百元就重达五斤（十六两制，一个银圆重约七钱），为了携带方便，在这天崩地坼的存亡关头他也顾不得计较了，折了现，亲自又去雇了两辆轿车，带着全家去逃难，当时左右乡邻尚不知汽车为何物，是为全镇嚆矢。
人在路上奔波，日机从头顶隆隆飞过。沿途死伤枕藉，所见只是一片狼藉。道路多被日机炸毁了，虽然坐车，也通常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的狼狈景象。然而穷猿奔林又岂暇择木？国家衰变陵夷之际，海内烽烟四起，有多少弱小之民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正排着长队一步一步走向死亡！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不是端庄缓慢的盛世，不是新兴勃发的今朝，历史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内乱外侮的夹击下一步一滑，一路都是血泪，有着我们今天想象不到的伤悲。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生命，灰飞烟灭……逃难的岁月对沈桢而言是艰难的，不在餐食无序，也不在永夜无眠，而是心中对家里的那一份百转千回的牵挂。大哥少小离家求学，三弟潦倒不通世务，只有他一直留在父亲身边帮忙打理，也只有他才知道，那些楼屋，并不仅仅只是一堆木头、一堆砖瓦。楼屋里面，有母亲流过的泪水，楼屋外面，还有父亲的梦想……
次年，日军继续南下，大部开赴广州。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逃亡生涯总算过去，时局稍缓，四散的人们又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沈桢一家也不例外，楼屋还在，人丁还在。唯一不同的是，家中光景已大不如前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物价飞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家政治经济长期以来的不上轨道。法币所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起源于美国经济大萧条后全面提高白银储备的金融政策。买办性质的国民政府通过发行法币变相回收民众的银圆并倒卖出国从中谋利。劣币驱逐了良币，法币失去实际的货币支撑后成了空头支票，购买力急转直下——1938年时100元法币尚能买两头羊，1940年只能买两只鸡，1942年两个鸡蛋，到沈桢死前，只能买两粒米了。整整两代人攒下的银圆，换了纸钞，成了废纸。
关于那段物价飞涨的历史，安溪至今还流传着一句笑话儿：“卖了三间房，买得一顶帐”。典出于此：当时卖鱼桥有位大清朝的遗老，改了民国，依然故我。剃着光头，蓄着辫子，细细长长的枯发绾作一截儿，始终顽强地不肯谢落。老人家名讳宁泉，因为年事已高，耳背异常，顽童小儿便戏呼之为“宁泉聋旁”。老倌儿早年在上八府打拼，流血流汗，攒了积蓄在东阳买下三间房，临老变卖了回到下三府老家颐养天年。然而几十年来的节俭惕励作风不改，攒了多年的崭新崭新的三刀法币，细细用蓝布帕裹了塞在墙砖缝儿里，平时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葛布麻衣，总也舍不得把那笔款子拿出来花。乡里乡亲的，都爱拿这茬取笑儿。他也初不以为意。不承想时局动荡，关金券连连贬值，一径跌到了底。眼看这情形实在没有回天之势了，宁泉颤颤巍巍取出了蓝布包，多少年深居简出没有出门了？他要去集市一趟——
唉，票子白收着，霉坏了，听人说贬值得厉害，好歹还是趁早去置办些有用什物吧——谁料到得街上，一盒火柴都已涨成天价。最后只悻悻买了一顶青纱蚊帐回来。时人哭笑不得，便苦中带笑地戏谑着编了则顺口溜“卖了三间房，买得一顶帐”。
且说沈桢带着全家逃难，一路道上颠簸行走、打尖住店权宜落脚，处处都要花钱打点。身边带的那笔现款，日用开销，不久就花尽了。风头过后，回到家乡，乡人四散，之前放债出去的近5000银圆，也有债无处讨。好在旧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即类似于今天的抵押贷款：还不出钱就典上田地。于是，那几千的银圆虽未要回来，土地却添了好几十亩，虽折了些，总算元气未伤。只是呵，他那时还不明白，这份欠债还钱的天经地义，实在害苦了他的子孙整整两代人——不久土改了，改革的原则即是土地越多，罪名越重。田、地、山、塘，沈家一百二十亩的财产，悉数充公。好在家中无人从政，因为按照文件，大地主中又有在国民党政府供职的，要处以枪毙。隔壁的瓶窑镇即有几位曾经呼风唤雨的人物喋血刑场。想到这些，再念起那句“繁华一瞬，执着何用”，真如嚼着一颗千斤重的橄榄一般。
大家子弟，儿多不如儿少，儿少不如儿好。儿好，最好能够兴家，立身扬名以显父母，是为至孝；其次至少管家，萧规曹随，能够守成也是不易的；最不济，就是败家了。沈桢眼见这个家江河日下，三弟又冥顽不改，自己却又无力只手挽狂澜，衷心实在担忧；而长期的奔走逃亡和超负荷运作，小病拖，大病扛，终于把他的身体打垮。心力交瘁之下，他倒下了，感染了盲肠炎，病逝在仁爱医院（今杭州市红十字医院）。去得突然，家中上下错愕得甚至来不及悲伤。
许多的重症发生在一夜之间，然而身体的衰变却是日行月渐。他真的，太累了。
时为民国三十五年秋。秋，于时为阴，于行为金，主兵象杀伐，主大狱行刑。排山倒海的解放战争即将到来，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将所有的旧家命脉连根拔起。可还有无数像沈桢一样的人仍在执着着要回到过去，兴头头要恢复门庭，急匆匆要东山再起，殊不知正自天真得如同痴人说梦，他们不知道——乾坤翻转，这天儿，已是解放的前夕了。安宁，是梦话，富贵，是笑话；春闺里的梦魂，再也回不去；故园之思，捱不到天明。
沈良以白手起家称富一乡，沈桢以家资散尽赍恨而亡，“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这一切是否只是劫数的必然？又或许，他的中年而逝，其实冥冥之中已经是一种幸运？因为接下来的一切，都来得太快，太不堪。眼睁睁看着家中子弟鹄形菜色为他人做牛马，看着那一片倾注了父亲一生心血的家业一点一点坍塌成灰烬，对处在生死疲劳之际的沈桢而言，只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无法承受之轻罢了。
本镇有位名叫翁再甫的算命先生，是沈桢的内表，先天失明，后来拜了一位很高明的相士，打响了名号，在镇上开了一间“八阳命馆”，专门为人卜卦算命。镇上的人们造房起屋、定亲择日，也都要请他占上一课。提起沈桢的早逝，睁着一双灰白眼珠的算命先生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是动了翁氏的坟墓的缘故啊。古有明训：若要穷，搬祖宗。动了坟，破了风水，所以出了败子，桢少爷也不得寿终。他们家呀，看来不会长久”。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虽然当了一辈子的瞎子，戏文里那诌一套《哀江南》的苏昆生，此刻倒临到了翁再甫扮演着“看”了一回。
1949年解放军渡江南下。5月3日，杭州全城解放。紧接着，土地革命开始，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
然而，高层的决策，层层递推到地方，再落实到这些小镇，即使精神无二致，执行总会有等差。“一定数量的土地”，究竟是多少？贫壤还是沃土？“在劳动中改造自新”，什么样的劳动？多大的强度？可钻的空子太多，通常，地少而近于无，改造而近服刑。因为很多有着仇富心理或者有过龃龉的人趁机矫枉过正，即使损人不利己，也至少赚了个开心。在安溪一方，起哄最热闹的“土改根子”，常常是一些最穷困的雇农，论阶级出身，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比半无产者的贫农还优一等，在“诉苦大会”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愤慨狼狈之状可掬。那样的会，是发言人的一言堂。那样的话，也只能听三分。但是事实恰好相反，没有人斟酌一下片面之词，也不许被指控的一方辩白一语，狂热的革命情绪冲破了冷静的理性防线，贫农协会的成员喊着“打倒地主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蛋、右派）的口号在滔天声浪里破门而入，镇上以前的好人家无一幸免。桥北的沈家首当其冲，沈樵受尽侮辱，因为性格文弱身子也单薄，忧思百结日渐枯槁，家中已经破落得连大夫也请不起，眼睁睁在病榻上咽了气；沈桢生前掌管着所有家中土地，虽然死者已矣，然而“地主”的罪名还是扣了下来，落在他当时尚在瓶窑读高小的儿子沈建身上；他唯一的女儿雪琴，出阁嫁入瓶窑豪门骆锡荣家，骆家号称“骆半镇”，解放前瓶窑镇中心的街市一半以上房产都是骆家门下的，同族的骆芝萍还是民初实业杭瓶公交公司的大股东；但夫家比娘家还不济，按阶级成分划归为“大地主”，破鼓万人捶，苦了一辈子；沈杰的那一份家产早已挥霍受用尽了，纸醉金迷一辈子，拣完卖了，及至解放到来成为众矢之的，索性破罐子破摔，满不在乎地做起了他的“破房地主”。相比两位兄长，三公子似乎从骨子里就带着末世的不羁。出生在满清末年，成长在父亲晚年，最好的年华沦落在民国末年的混战和逃亡中。见证过家中如鲜花着锦之盛的好辰光，也一路经历了国步艰难的时刻。那些短暂的繁华更是一种繁华，但又不完全是，它是一种浮华，背后是泪水，是无措，是愤怒。到而今，进退，来去，生死，似乎都只在于冥冥中那只看不见的翻云覆雨手。你可以自弃可以奋起，但是无论怎样努力书写，命运还是如同掌纹，恁地龙飞凤舞，逃不出那只手。所以，即使他曾经真的有过砥砺振作的豪情，也已随着末世的古都，一点一滴，消磨殆尽。沈杰的自暴自弃，或者，也不失为一种对命运和无常的回敬吧，尽管这份回敬，是那样的可笑，那样的微不足道。
家中的财产以及外面的田、地、山、塘，都一律没收充公了；精雕细刻的锁窗牛腿，拆了劈作柴烧；真丝绸缎的旗袍长衫，剪了撕乱在地上；全家被赶出家门，十几口人挤在五方杂处的狭小衖堂里。每月只有一点救济粮——夹着谷壳的糙米，从前是喂牲畜的——吃不饱也饿不死。至于后来的孩子们，更是只知道“地主”吃苦头，不知道“地主”好享受。
“吃三年稀饭，买一亩肥田”。祖上兢兢业业省吃俭用，一心买田置地、延名师训子弟，然而时移物换，耕读传家成了一个大笑话，本着“祖宗的基业后人食其福”的良愿，后人不仅不得食其福，反而受其累，“为儿孙做牛马”固然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到头来反而害了儿孙做牛马。解放来了，土改来了，仓皇一枕黄粱梦，始信昆明是劫灰。大难临头，自保尚不能够，谈什么家世，论什么公理。古人说“千年田地八百主”，洵如是也。不管是哂笑营营役役徒劳无功的众生，还是叹息世事如棋变幻之无常，说的，都是太通透的世情。
历史继续演进，到50年代中期，人民公社方兴未艾，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良渚大公社”、“钱塘联社”，合作社的尊号不断升级，人们的生计却愈来愈艰难。“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各种口号的白底红字条幅拉满了昔日祥和宁静的大街小巷，乐观的情绪盲目高涨，把人变得近乎疯狂。亩产爆出了5000斤的“卫星”。讲求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安溪罗尖米甚至不是双季稻，要怎样去达到那个天文数字的量化指标？原来是把刚抽出谷粒的稻穗全部临时移植到了其中一亩试验田里。虽然看着那一片密密麻麻的稻子，很能闭了眼睛自负，但事实是，整体粮食产量没有增加，反而较解放前更回去了。
接着，领导又喊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镇上的人们听到这样的豪语感到既鼓舞又茫然。鼓舞，是在政治高压下养成的一种生存习惯；茫然，是因为不知道报上所说的英国美国究竟是怎样一个规格。当时唯一的媒体只是《人民日报》，绝少国外的消息，即便有，也都是负面的消息。既然一无所知，那就全听领导吧。无知者无畏，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正式启动。由于铁矿不足，全民不再下田耕作，而是上东明山、大遮山、瑶山去开采铁矿，但由于没有技术人员勘测和指导，七手八脚忙活一阵后只好无功而返，把家中铁器丢到炉火中，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交差。问题接踵而至，炼钢到后期，燃料严重不足，又只好上山伐林，金山顶上至今没有多年生的乔木，皆为当年所砍伐殆尽之故；夜以继日地干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之后，把那些不成型的钢铁，送到祥符桥。至于究竟派了什么用途，没有人知道。
五十年代安溪的平均粮食亩产是400斤稻谷，亘古未有的钢铁产业是零起步，赶不上英国更超不过美国。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客观的生产力水平，是一种事实。凡是事实，一朝一夕间，靠发少爷小姐脾气是改变不了的，靠二三跳梁小丑大轰大嗡也是提高不了的。如果硬来，只有掩耳盗铃听任民众把卫星放上天。
1960年轰轰烈烈的夏天，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中过去了，欲去未去的炎热空气里，似乎还弥漫着一股豪情万丈的浮夸风。可是“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不稼不穑，何来口粮？旧年的积粮早已在大锅饭的饕餮中食尽，喂饱了那些嚼倒泰山不谢土的懒骨头，而今废耕已久的田野，高过人头的蒿草还在疯长。肃杀的西风中，小镇迎来了多事之秋。
高指标瞎指挥的建设方针已经使经济举步维艰了；天地不仁，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秋意渐深，温饱问题始终悬而未决。那半年对全镇人而言都是最难熬的，田埂上的荠菜、马兰头，已经是稀罕物了。挖尽了野菜，就上东明山、大遮山上去挖狼蕨根、野薯藤、葛藤、焦藕，甚至有人吃解放草充饥。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分子，一般年景，勉强可以糊口；年成不好，劳作终年还会倒欠工分；而当全国上下都处在饥荒之中的时候，他们这些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可想而知。
一阵秋风一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严霜单打独草根，蚱蜢死在草根上……
那一年，眼看就要入冬，家无儋石又实在饥饿难捱，沈建就在自家私有地上偷偷地种了一畦番薯，却不幸被发现，挂了罪名牌被拉去批斗游街。事后羞愤难当，几欲撒手而去。寡母弱妻含泪劝阻，才终究没狠下心肠。可是这抬头无天、低头无路的日子，实在太漫长，太漫长，不知道究竟还要撑多久，也不知道究竟撑不撑得过去。无米下锅的大年夜，一家人抱头痛哭……
当一个人为生计而疲于奔命的时候，思维停止了，理性失落了，因为没有人会在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还去思考民主、人权、自由，那些生而为人最基本也最崇高的东西。决策者是否别有用心，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样的“疲天下之民以愚黔首”，即使出于无知，恐怕也很难撇得一干二净全身而退。
和全国很多地方一致，大跃进期间安溪镇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历史最高。如果，我们身边有年老亲人曾经历过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如果他们饭后常常会不自觉地舔舐残余汤汁的餐盘，如果他们总是舍不得把隔夜的饭菜倒入垃圾桶，那么，请一定要原谅他们的“失仪”和“悖时”。见过鬼怕黑，挨过饿受过穷的人，抬头举步都不免小心翼翼。这点斤斤计较，实在是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们落下的精神后遗症，太平生长的我们，不要加以苛责。
饥荒的阴影尚未褪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矛头再一次对准了“地富反坏右”。其实经历过解放初期一次又一次的清除、改造、甄别、打压，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反党反革命早已被消灭，地主、富农阶级也早已不复存在，即使过去是地主阶级的人，也已改变了阶级和生活形态。但是决策者一声令下，一切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假设高层的阶级斗争还确有所指的话，那么，在安溪这个小镇上的“革命运动”实在近似一出拙劣的闹剧。红卫兵杀气腾腾地闯入民宅，名曰破旧立新，实则傍虎吃食中饱私囊，旧家被抄走的金银物件，文革结束以后，端然挂在了曾经扮演过红卫兵的人身上。红卫兵第一次来沈家小瓦房抄家的时候，掘地三尺，在后院挖出一缸早年沈良悄悄埋下的银圆，这无疑是烈火烹油罪加一等。所以等到第二次抄家前，已经如惊弓之鸟的全家老小，把身边仅剩下的傍身的东西，如锁片、项圈、跳脱、脚镯、玉珏等“封建残余”早早清了出来，一塌刮子扔进了苕溪里；文革委员会又指出坟墓占用良田，要一并迁走埋在一处，指示“封建阶级的死人也要过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但是沈良夫妇的青石大坟实在顽固，只好劳动小将们搬来了炸药，一声轰响中，茔冢被夷为平地，荡然无复孑遗。都说“不得三尺土，子孙永代苦”，沈建偷偷跑去拾了几根残骸断骨，也不知谁是谁的，一起归葬东明山；沈桢的遗孀宝芸颤颤巍巍地踮着一双三寸金莲，寒来暑往，每天天不亮就要去扫大街。满头早白的银丝在晨风中凌舞，伴着秧丝扫帚划过青石板大街的“嘶啦——嘶啦——”声，日复一日在安溪古老的大街上一直扫到了生命的尽头，那时，家中光景惨淡，衣裳也裁不起。可她是那么聪明的女子呵，自己采了芋麻织成细夏布，每天晨起用薄薄的稀粥汤汁把衣服浆一遍，挂在天井的竹竿上阴干，到晚间便可以穿上去广济桥上乘凉了，宝芸生得齐楚，即使上了年纪依然清秀周正，盘个包发髻，拿把蒲草扇子坐在桥边，浆过的芋麻白布衫又挺括又空阔，夜风的凉气便滴溜溜一丝不漏地纳进两只袖子里。年年夏天就这样一件衣裳，一直穿到她过身。当时，每日傍晚收工经过的工人们还会问起“咦，怎不见原来天天坐在这儿的那位老太太了？”活不留名死不留姓，身家性命以外的东西，落难的人本不该多作奢想。只是可怜她半生光鲜，死后连个声响儿都没有，而今恁多年了，还有谁记得这位温柔又和气的桥北女子？她最疼爱的儿子沈建，是属于“牛鬼蛇神”的地主，和其他的黑五类分子一起，每天天未大亮就要开工，到官庄上的田埂上一齐面向东方跪下，和声高唱一首《东方红》再下田劳作……
听到这些，脑中总会浮现出一些极富戏剧性效果的画面，有些忍不住要笑。可是，笑过之后，每每又想哭。那些叫人啼笑皆非的过去，不止属于一个微不足道的沈家，也不止属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安溪，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那种对个人和自由的侵犯，与现在“以人为主的和谐社会”完全背道而驰。西谚云：穷人有份的，只有阳光、空气和水。当落难的人发现连人格尊严也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之后，才明白，穷些苦些，其实并不打紧，信念犹在，志业犹在，安身立命之本犹在，即使遭遇一时的挫折，也是沉沙之折戟——虽系残余，可备磨洗——只要心中还有希望，就有一切重头来过的勇气。只是，时局变换得太急，连命运都插手不及。黑五类的阶级成分，从解放到文革，整整三十年，就像是被黔在脸上的一个烙印，千手指斥，万目睚眦，只因为出身就被否决了一生。这个身份好像一张无形的巨网，在这个庞大的机械的体系里，横的是条条杠杠的罪状，竖的是林林总总的禁忌，网下的人看不到转机，也毫无生气，人生已被写就，一眼就望得到尽头。
“文革”中，镇上的接待寺、桥司庙、东岳庙等大部分庙宇古建，悉被毁坏。两栋仅有的走马楼也在不加辨别的“破四旧”政策下充作了柴薪。沈樵留下的两壁的线装书，亦不能幸免于难。文革，成了古建古籍于“水、火、兵、虫”以外的第五种灾难。然而相比物质遗产所遭受的践踏，真正佛头着粪的又何止这些？人们不再仰望星空，也不再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五千年来温、良、恭、俭的处世古训，被踩在盲目而杂乱的解放鞋下。仁、义、礼、智、信的辽远弱音，被淹没在口号标语的叫嚣声中。记得法国影片《玛丽王妃》里，纳粹占领奥地利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被迫解散、全体专家流亡瑞士，那一刻王妃喃喃地说：我的一生之中从来没有这样悲伤过，我感觉人类文明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倒退了一个世纪。但是训练有素的德国士兵至少尊重了程序，而“文革”的种种群众暴动则野蛮得毫无秩序可言。这些运动的致命硬伤就在于对私人领域的监视和否定，它们要求绝对的服从，毫无保留的坦白，从思想到肉体，从理智到情感。于是，治下的人，最后剩下的，只不过是具行尸走肉。很多知识精英受不了这种智力的凌迟，傅雷自缢，叶以群跳楼，老舍投了太平湖……可是大多数的普通人还是活了下来，成了我们的祖父祖母。苟延残喘，也许是出于本能，也许是出于无知，也或者，只是因为千百年来最底层的生民万姓都是这样捱过来的，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不管日子有多窘，不管活着有多苦，肩头的担子再重，压力再大，我们的腰杆子也不会轻易折断。
那个年代，相比老天，人无疑更会折腾，这种折腾，借助强制力得以加诸大众，有术也有效，但是终究有限。1979年三中全会召开，国家的工作重心终于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浮云之蔽，终究无伤日月之明。从此，安溪镇上的革命委员会也彻底解散，安溪进入到了新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在经济政治重上轨道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平反许多干部的冤假错案。然而，伟人可以拨乱反正，文人能够沉冤昭雪，但那些无数像沈家一样的平头百姓呢？青春不能重来，人生没有彩排，误了一时，已是一生。升斗小民战战兢兢地三跪九叩了一辈子，有冤无头，有怨无主。所有无故加身的苦难和伤害，统统只能记到南柯账上。
在安溪，现在的80后一代年轻人已经成为小镇建设的中流砥柱，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对文革的认识，只停留在热门的虚拟游戏“斗地主”上；新兴的网络文学更是迅速崛起，在图书市场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分庭抗礼。时间过去才三十年，文革，一场历时十年波及朝野的精神浩劫，到今天却已经沦为茶余饭后调侃的段子，或者年幼的孩子以为大人瞎编的故事。这是多么悲哀。那个年代，是应该被铭记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不是记住羞辱、愤怒、或者痛苦；而是教训，以父之名、以我们的子孙之名，永远牢记、警惕。
只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已作古的谢晋导演在《芙蓉镇》的片头如是说。
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曦、芳时歇。是谁说过，“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沈家有过姹紫嫣红的繁华，也经历过沉痛深切的没落。但不管怎样起起落落，绚烂终要归于平淡，创伤也会慢慢弥合。歌管深锁，画梁春尽，徐疾作歇的一曲笙歌，曲破之后一切收束于一个简单的指势，不着痕迹地划过清寂的夜空。一弯上弦，月华的清辉千百年来照临在苇花飞扬的苕溪上，日夜不停的江水，依旧无语东流，没有忧愁，没有怨尤，也不曾为谁驻留，带走了逝去岁月里无数的起承转合，也带走了红尘中无数深爱而大恨的故事——这一出万事万物同归于寂的结局，实在是，大慈大悲呵……
然而落寞之余，时常忍不住怀想，想象着如果安溪那些古朴雅致的老屋还在，如果出身旧家的子弟远游回来，在某个慵长的夏日午后，将是怎样一场神秘而亲切的华丽逅？在那存封的故纸堆里，你也许会不经意地翻出一柄小小的镜屏、一个竹根刻成的人像，或者一枚玉石琢成的小动物、一方锈得发绿的铜制蟾蜍滴砚。那些古旧而遥远的物事，写满了光阴的故事，仿佛从一开始便已经在那儿，只等你的翻阅、注视和发现。太爷爷也许曾在这方斗室的案头，蘸了徽州云烟墨在上好的雪浪纸上写诗作画；镜屏许是家中一位年轻女眷的，斑驳的镜面曾经映照出她颊上的轻红；玉雕是小孩子在田里或者地上拾来的，并不晓得是良渚先民的古物所以也不郑重其事地把它当古董；木刻小玩意，是一身好手艺的长工叔叔得了闲时把玩出来的杰作。
出得书房，经过那宽广的堂屋，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清冷陈旧的香，那是克制砥砺的低调家风熏陶出来的。上首蒙尘的花梨木几上放着一台留声机，咿咿呀呀的老唱片沙沙转动，“我有一段情呀，说给谁来听”，是鼻音歌后吴莺音；“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只剩下遍地醉人春风”，低沉的女中音是白光；“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又转出甜美的金嗓子来。可是站在空荡荡的老宅子里，于没落中听老上海，听不到百乐门的纸醉金迷丽花皇宫的灯红酒绿，淡淡地，只觉忧伤又枉然。回过神来继续沿着幽深的壁弄一路走去，走到尽头是天井，古老的天井铺满古老的青石板，板缝间细细密密地挤满了柔软的青苔。天井左边种着一株石榴，枝叶扶疏花开欲燃，一幄绿荫依依可爱，为窗内的人儿平添了许多欢喜。天井外面是安溪街，仔细谛听，还有许多亲切有趣的市声，叫卖着桂花糕、虾米馄饨、猪油白糖莲心粥。继续往前，一壁摸索一壁走，眼之所及，尽是行朽的锁窗，皴裂的房梁，斑驳的院墙。踏着颤动的仿佛不堪重负的木楼梯缓缓而上，随意推开一道厚重的木门，“吱呀”一声，犹如惊醒了一位安睡老人的浊眼，黯淡无光，却装满了故事和沧桑。阳光透过纸糊的木格子窗户落下了斑斑点点的影像，推开窗户，望得见远处东明山起伏在漠漠青烟里的山冈。一束光柱照进窗来，无数粒的微尘，在安静的老时光里翩翩起舞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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