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洲

    天目余脉同气连枝，各山之间连绵不断，自东明山继续沿着山冈往东不远，便是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遗址点——瑶山。瑶山坐落在宁静古朴的下溪湾（即前文提到清末湘军与太平军鏖战的地方），享誉海内却其貌不扬——她只是一个海拔不过38米的小土丘。可就在她的山顶西侧，发掘出了震惊考古界、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瑶山祭坛，出土了最完整也最精妙的兽面纹玉琮和大量精美的玉制法器、陪葬品。根据《周礼》“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玉琮是巫觋祭地的礼器，则可知祭坛是良渚先民敬天法祖的祭祀场所；而陪葬玉器同时也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故而瑶山上的12座墓葬也确定了它祭坛与墓葬合二为一的双重性质，同时它还是我国发现的第一座良渚文化时期的复合遗址。瑶山祭坛的发现，对研究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有重大影响。

    其实不光瑶山，照山、梅园、前山……整个安溪自古出玉，挖出的玉器有管、璧、珠、璜，颜色有赭红、湖绿、鸡骨、鸭屎青。在安溪本镇，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沿山十八窑”，即言山中玉器之多；2002年考古人员还在安溪的塘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制玉作坊，亦可为“良渚文化的玉矿采自天目山脉”之佐证；想来《山海经》中称天目山为“浮玉之山”，也是其来有自吧。安溪的玉，一向被古玩界方家称作“安溪土”，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名扬海内，素来为世所珍。据清代道光二年（1832年）瞿中溶的《奕载堂古玉图录》、光绪十五年（1889年）吴大澂的《古玉图考》、端方的《陶斋古玉图》以及徐寿基的《玉谱类编》等古籍所载，“安溪玉”其时已为宫廷大内藏品；而现在，其收藏风气更甚。在国内，人们对汉代以前的玉习称“高古玉”，安溪土、良渚玉可谓高古玉中的最、高、古、玉，也因此身价不菲，凡年代可靠的籽料一露拍场，动辄百万，是实力藏家的最佳首选。在这样的重赏之下，民间早年有盗墓之事也不足为奇了。据镇上老人们讲，大清朝时官府是禁止盗玉的，违者要问斩；改了民国，开了禁，掘玉的风潮也渐渐地盛了，尤以下溪湾为甚。掘玉的人在瑶山上点了汽灯，先是用笋枪；等挖到了又细又软的香灰土，便扔了家伙改用手刨；等看见了五色土，大家便都抢开了，抓到什么就往怀里塞，揣着一气儿跑回家再看。那些常年在山上割草放羊的村民，常常会看到一些斧头形状的石块，有丰富掘玉经验的人一看便知道了，多远的地方、什么方向埋着玉，是一孔玉还是几孔玉。最多时有五孔，梅花瓣一样排开，叫“梅花孔玉”。不过自瑶山祭坛发现之后，玉器文物的保护工作全面开展，再也没有盗玉之事发生了。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安溪这片弹丸之地，实可谓价值连城。笔者故家庭院在前朝有三指玉珏传家，在破四旧时被砸毁。每每想来，心中未免戚戚。然则玉是无价宝，那么得玉也须缘分的吧。君不见楚人卞和的和氏璧，在时人眼里亦能被求之若珍宝、弃之如敝屣。时至今日，似乎依然如此——很多豪商巨贾也许花了天价购得一枚整新如旧几可乱真的仿品，用以辟邪、炫耀或把玩；而乡野村夫或许在某个汗滴禾下土的烈日下掘到一块古玉，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思及此，似也宽慰了：梅花圭璧，玉洁冰清，余有三指玉珏的妙果因缘在心中，足矣。

    不过，收藏归收藏，考古是考古，良渚玉器文化自举扬以来，学界对良渚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除各处大小墓葬遗址外，又发现了一条与天目余脉走向完全一致的“塘山土垣遗址”。它是一条高大的土埂，与西险大塘相似。土垣从安溪桥北瑶山起，经安溪、中溪、上溪、石岭直到瓶窑的栲栳山为止，全长约10公里，宽度在40—70米不等，现存高度3—5米左右。现已证实塘山土垣遗址是良渚文化早中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被考古界、学术界认定为“中国水利第一坝”。

    祭坛、墓葬、玉器作坊、水利工程都相继重见于天日，那么古代良渚先民生活在哪里呢？2007年考古人员又在良渚莫角山遗址四周发现了完整的古城墙基址，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这意味着，五千年前，在良渚存在着一个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着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表示，“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20世纪殷墟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文明史的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近年来，对良渚文化的各种研究着作、发现和争鸣不断涌现，她已成一门显学。在读过杭州良渚遗址管理所所长费国平先生《良渚遗址群中的塘山遗址》一文后，笔者对“良渚文化”的定义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是由马家浜、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一支土着文化，其年代距今5300—4000年左右，而良渚（安溪已于2002年并入良渚镇）、瓶窑两镇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面积达33.8平方公里”。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分布地区其实是相当广阔的，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对她如此浩繁的考证研究了。那么在炙手可热的当下，回顾其最初的发明是有意义的吧——这便不得不提到良渚文化的发现人，施昕更先生——

    民国元年，施昕更先生降生于良渚一小商户家里；6岁入良渚国民小学，天资聪颖寡言好学，课余尤爱涂鸦；12岁毕业后因家贫而升学无望，国小校长亲自登门苦劝，父母乃痛下决心，举债将他送入杭州贡院（杭一中前身）；毕业后考入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专攻绘图，兼习国画，与敦煌学艺术家常书鸿有师徒之谊；民国十八年（1929年）为纪念北伐胜利，首届西湖博览会开幕，先生时任讲解员；到西湖博物馆成立，即转入馆内任地质矿产组绘图员，是盛莘夫先生（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师承朱庭祜先生）的左臂右膀。

    1936年初，杭州市在古荡老和山（今浙大玉泉校区）建造第一公墓时，发现了一些石器和陶器。西湖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试掘，先生参与其中。文物中一件石斧引起了他的注意，因这种石斧在他家乡良渚很常见。于是他开始了良渚文化的考古路程。这期间还收获了一个美好的意外——在安溪考察的时候，年轻的先生邂逅了纯朴清丽的傅姑娘。

    少年夫妻，郎才女貌，美满的好青春，似乎怎样过都嫌浪掷。回顾先生短短的坎坷半生，这段夫唱妇随的静好岁月，几乎折尽了他一世清福。

    同年，11月的一天，他从安溪岳母家回良渚，途经朱村兜的棋盘坟，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棋盘坟在荀山脚下，良渚一带自古流传着“荀山出汉玉”的说法，其实那不是汉墓，良渚文化是属于史前文明了。那些碎陶片一经发掘上报，棋盘坟黑陶遗址便出土了——谁会想到，正是这几块毫不起眼的暗褐陶片，拉开了举世瞩目的良渚文化的序幕。西湖博物馆在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获得核准后，立即于1936年12月1—10日、12月26—30日、1937年3月8—20日对良渚一带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最后一次范围扩大到安溪、长命和大陆，发现遗址12处之多，发掘的文物有陶器、石器和玉器。在南方阴寒的冬季，施昕更先生以极少的经费独立负责三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待回到杭州后他便全力撰写发掘报告，半年后脱稿。该报告共分绪言、遗址、地层、遗物和结论五章，计5万字，除正文外，还附有先生亲笔手绘百余张图，定名《良渚》，副题《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良渚文化，由良渚人首先发现于良渚，且首部着作以良渚命名，其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初稿经董作宾和梁思永先生指正及补充、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吴行之先生校阅之后，委托杭州印刷厂印刷。期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博物馆集体内迁浙南山区。当时，先生独自留守负责印刷工作，不久杭州沦陷，印行被迫中断，他从印刷厂仅带出原稿和校样，校样寄存于亲戚家（后因保存不善而全部损毁），自己则亲携原稿追赶已撤离杭州的博物馆。从富阳、走兰溪、到永康、再辗转往松阳，抗战的漫天炮火中，先生孤身一人颠仆于道上，昼夜不离身的是怀里装着《良渚》书稿的一只藤箧。会合后，董馆长为使《良渚》这一学术着作免于功亏一篑，复命昕更对原稿再行修订。流亡途中，博物馆经费日渐短少，至永康时编制已经裁减到只剩5人，经费也只剩旧币300元，在松阳时旧币贬值，物价飞涨，境况更加恶劣，博物馆被迫解散。《良渚》一稿由董馆长亲自携往丽水向省教育厅呼救，请求拨款付梓，教育厅秘书长阅后同意出资；董馆长即派钟国仪携稿经温州乘船至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同时委托寓居沪上的学者卫聚贤先生（吴越史地研究会总干事）出面校对。历经血泪和战火的洗礼，1938年8月，《良渚》终于在孤岛问世。在卷首语中，先生慨然写道：“此书既成，反不忍卒读，遥想此书诞生之地——良渚，已为敌人狂焰所毁灭；大好河山，亦为敌骑践踏而黯然失色；这报告中的文物也散失殆尽，翻阅到每一页，都如瞻仰遗容般心生悲怆……盼望着，再次回到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下，在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找出同胞血泪的遗迹，以供世界正义的审判！”书生热血，喷然纸上。

    博物馆内迁后，职员悉陷失业之境，先生遂投笔从戎转往温州瑞安县的抗日自卫会担任秘书，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却不想到任不久即患上猩红热并发腹膜炎，曾往永嘉就医，然途中遇敌机轰炸而身受颠踬，病况加重；而战地医药奇缺，使良医束手，而先生亦终至于不治，于1939年5月29日病逝于瑞安县立医院，年仅28岁。其时，杭州早已沦陷，为日寇设营驻扎，困守家乡的寡妻孤儿生活苦不堪言。其后两年，他年轻的妻子，也含泪离世。先生谢世的时候，由于战势严峻，无法归葬故里，只好暂时栖身于瑞安县城西岘山。没想到，从此一别，竟成永诀——由于西岘山变化太大，而当时报道粗疏亦未写明葬地，墓穴现在已经找不到了。2002年的时候，国家决定在北京建立象征祖国统一的《华夏故土地图》，分别由各省选取有文化内涵地点的原址土壤送往北京，浙江省即选了安溪官庄上良渚文化遗址的原址土空运进京。

    白驹驰隙，一转眼七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先生骸骨依然未归故土……野花寂寂，岁岁年年花相似；青冢凄凄，年年岁岁枉悬思。先生坟头的青草，可已没过人头了？那战时胡乱堆砌的黄土，这么多年可曾塌了？年年清明，都无人来这荒冢上一炷香，祭一杯酒，可是，踏青渺渺前无路、埋玉深深下有人呵——九泉之下，如果先生的亡灵在异乡有知，知道今日良渚玉已扬名天下，知道安溪土被选送进京，他是否亦当含笑瞑目了？

    先生遗有三子，忆良、建良、建安，分别喻义长忆良渚、建设安溪（施昕更先生的妻子是安溪人）。只是不幸次子身亡，幼子早夭，所留下的只有长子一脉骨血。建国之后，盛莘夫先生专程赶去良渚探望施昕更的独子施忆良，并亲自写信给浙江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向他托孤。忆良终于1951年前往博物馆报到就职。在博物馆工作期间，董聿茂先生每次见到他，总是不自觉地叫成“昕更”，怔忡之后，也总要不自觉地红了眼眶。想当年先生19岁入馆，以馆为家，以学问为重，盛、董二位先生，既是他的老师，亦是他的长辈。可是他们何曾想到，曾经轻拍嘉许过的年轻的脊梁，就这样断裂在流亡的泥途；一颗冉冉升起的考古界新星，就这样陨落在战火烧焦的热土。念及爱徒英年早逝，白发先生的祝予之叹，又如何可言呵！

    “我们上古的先祖，怀着坚忍开辟了这广漠的土地，创下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又当如何兢兢业业去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呢？”先生在《良渚》中写道。这一问，值得我们每一位后人深思、警醒、惕励。公元以前、纪元以前、心神飘回那无限辽远的文明曙光升起的时代——我们的吴越先民在这片荒莽瘴疠的“化外之地”开疆辟土，筑城墙、起土垣、凿山石、锻玉器，“断发纹身”的“南蛮”背后，是不屈不挠的原始生存意识，充满初民时期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和血腥华丽。这是传承五千年而不死的良渚精神，质朴而伟大，柔韧又刚强。综观先生为人与治学，又何尝不是这一精神的光辉写照？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中华的文明不息，民族的精魂不死，至今还有无数“施昕更”在怀念他、铭记他，以他为楷模。

    先生也曾对年幼的胞弟充满深情地解释“良渚”二字的含义：“‘良’是美好的意思，‘渚’是水中小洲的意思，你知道么？我们‘良渚’，就是美好的水中之洲！”如今的良渚镇上，良渚文化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院、良渚文化村……勤劳的良渚后人用实际行动建设着这片土地，荣耀了这个诗意的名字——良渚，美丽洲——我们共同的家乡，实至名归。而当我们再一次回想起施昕更先生短暂而不凡的一生，当是何等地敬之爱之；环顾这一片先生爱得如此深沉的土地，又当如何地珍之重之！

    时隔七十年，捧读《良渚》，有泪如倾。那泛黄的书页，有血染的风采。

    敬我们伟大的良渚文化，敬我们勇敢的良渚先民，敬我们可爱的良渚传人。

    沈括墓

    在闻名遐迩的瑶山以西，就是今天谢家湾的太平山。太平山四周青山环绕，山前苕溪缓缓东流，风景清幽，是避暑消夏的好去处。然而它优美的自然风光倒在其次，太平山最为人所知的，乃是山的南麓静静地安息着一代科学巨匠沈括（公元1031—1095年）。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县人士。《宋史·沈括传》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着”；明人沈儆炌《梦溪笔谈·跋》赞沈括及其作品：“《笔谈》上稽朝典，下逮方言，神怪人理，鸟兽草木、搜奇抉秘、罗列星分，渢渢乎博而综、该而典、核而不诡、精实而可考镜”；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六章评价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则有“予以沈括为中国算学之模范的人物或理想的人物，诚克当也”的感叹；直到现代，1979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还将一颗1964年发现的行星以沈括的名字命名，以示后世天文科学工作者对先辈的敬仰与纪念。

    沈括一生，文武双全，确实如宋史所赞“无所不通”。作为一位学者，他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都达到了很高的建树，在现代进程以前，能够跨学科游刃有余地将各种知识熔为一炉自成一家，是空前绝后的；作为一名文人，在以文取士崇尚风雅的北宋，进士出身的沈括，其案头文章也一样的文采俊然，有《沈括诗词辑存》（沈括撰；胡道静辑集；上海书店1985年版）行世；而身为国之栋梁，沈括文既不凡，武亦了得，镇守北疆抵御大辽，有盛唐出将入相的遗风。

    北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岁次辛未，一代科学大家沈括出生于杭州“钱塘县龙居里”的一个官宦世家，兄弟族人个个读书出仕，是个诗礼簪缨的书香门第。沈括曾祖父沈承庆，官任吴越国营田使，入宋后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改任大理寺丞分司西京。承庆有两子，其中长子沈英为沈括祖父，但沈英早夭只留下一双儿女，长子沈同于咸平三年（1000年）科中进士，累官至太常少卿并死于任上。沈同所育二子沈振、沈扶，也都是当朝大员。沈英的次子沈周，即沈括生父，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科中进士，历任泉州知府、苏州通判、平泉县知县、润州知县、江宁知县、开封知州及知县、明州知县、江南东路按察使、江东转运使以及大理寺丞事。所以沈括虽然出生于钱塘，却自幼离家跟着父亲在全国各地辗转为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也因此从小就眼界开阔，别有见地。沈周死于宋仁宗皇佑三年（1051年）岁次辛卯，遗骸归葬故里杭州钱塘龙居里，王安石作墓志铭。年方弱冠的沈括依例守孝三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长居故乡；第二次是三十六岁时母死，扶柩回杭，在家乡庐墓而居，直到三十九岁才返京复职。

    全族世代为宦的家庭背景，博文约礼的质朴家风，很自然地熏陶出他能诗尚艺、勤勉谦兢的性格。这种耿直的性格反映到治学上，是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这在千年以前的北宋，尤其是考虑到赵宋一朝尚诗崇文好大为言的风气，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这样严谨踏实的认知态度也为他后来钻研科技打下了理性的基础，才能最终完成被誉为“百科全书”的《梦溪笔谈》。

    沈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才和成就，主要体现为他出仕为官的实干精神。

    至和元年（1054年），沈括守孝满，依朝廷世袭父荫之常规而赴江苏沐阳县任主簿一职（这个官衔相当于如今副县长之位），任沭阳县主簿的时候，他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组织几万民工，修筑渠堰。不仅解除了当地人民的水灾威胁，而且还开垦出良田七千顷，改变了沭阳的农业面貌，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四岁。在水利科学方面的才干，在他十年后出任安徽宁国县令修筑芜湖“万春圩”的政绩中更进一步展露无遗，所撰的《圩田五说》、《万春圩图记》，是研究芜湖一带农田水利的重要古籍。

    皇佑三年（1051年）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去世，他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发明活字版的经过，除了沈括的记载外，还找不到第二条传世的文献资料。当时，毕昇在活字印刷尚未全部完善之前便病殁了，之后沈括续其理并加以研究改进，并宣传推广，用于皇家书籍及民间书册印刷上，活字印刷才开始真正大范围被应用和认可，对诗书礼乐的中国古典文学着作的保存和流传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的发扬和光大，沈括与有功焉。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沈括负责领导司天监。在任职期间，他先后罢免了六名不学无术的旧历官，破格提拔平民出身却精通天文历算的淮南人氏卫朴进入司天监主持修订新历。二人严谨的治学态度一致，对旧历官凭借演算凑数的修历方法很不赞同，改而从观测天象入手，以实测结果作为修订历法的根据。为此，沈括改革了浑天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且在长年观察记录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泽被苍生的“二十四节气表”，使农业活动更便于安排，从而也更巩固了我们的立国之本。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沈括又奉旨编绘《天下州县图》。在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件和近二十年的不懈努力后，终于完成了我国制图史上的一部巨作——《守令图》。他把四面八方细分成二十四个方位，使图的精度有了进一步提高，为我国古代地图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世的风水堪舆学特别是罗盘的设计也奠定了基础。

    元丰三年（1079年）沈括被贬后又受朝廷重用而复职龙图阁待制。六月，奉命前往陕西防务。就在这年隆冬时节，沈括出巡考察时，无意中于延安境内发现石缝中有色黑如漆的液物溢出，溢出后漂浮于山间小溪上，农民们捞起点火可以炊煮食物及取暖，使用时火势猛烈且有黑色浓烟。当地乡民称其为“石脂水”或“石漆”，也有称其为“猛火油”或“石脑油”的。沈括发现后对其加以研究并推广应用，还正式命其名为“石油”，从此石油一名便沿用至今。千年以降的今天，石油已经成为我国工业中的支柱性产业，乃至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到处可见石油或其附属品的身影，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沥青，甚至塑料和纤维，都是从石油中提取或者加工而来的。可见沈括发现并命名石油，其影响是何等的深远，我们后世子孙幸赖其发端才一路走到了化工产业的制高点。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原浙江省常务副省长翟翕武先生会分别在06年和09年两度前来沈括墓，拜谒这位石油科技的鼻祖了。翟翕武先生于解放初南下杭州接手内战之后的工业烂摊子，亲手创立了浙江麻袋厂、指挥建设了宁波北仑港，在他直接负责下，浙江经济始终处于全国第一方阵。在安溪沈括墓举行奠基仪式的时候，曾任镇海石油化工厂第一任厂长的翟先生亲临现场并发表讲话，随行的还有镇海石化的副书记、杭州炼油厂厂长和江南水乡博物馆馆长。在石油被发现一千年后，新中国国柱产业的领军者们，来到梦溪丈人的衣冠冢前庄严行礼鞠躬致敬：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起身，再拜，一卮薄酒奠地，深情而郑重。相信，以后的以后，还将会有许多科技领域的先进工作者们前来拜谒这位自然科学的鼻祖。

    兴水利，修历法，绘地图，发现石油，完善印刷术……以上几条，只是沈括一生成就——且仅仅是在经世致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的——冰山一角。尤为可贵的是，沈括不仅是文能安邦的斯文学者，还是武能定国的将帅之才。北宋时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辽和西夏经常侵扰中原地区，掳掠人口牲畜，给北方经济带来很大破坏，沈括坚定地站在主战派阵营，并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出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长官。期间他攻读兵书，精心研究城防阵法、兵车兵器、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编成《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军事着作，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功地应用在了攻城略地上。

    这位享誉千年的科学家，笔者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他的伟大。不过，璞玉微瑕，人无完人，沈括也不例外。尽管在学术上，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但是却因为一桩政治公案而被卷入后世的纷纷讥评中，那便是在北宋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所谓“乌台”，即指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又常有乌鸦栖息筑巢，遂称“乌台”。这件案子因为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以婉称此案为“乌台诗案”。若是普通的案子，倒也罢了，偏偏这件案子的靶子是大文豪苏东坡；而又因为这是一场“诗案”，后世反思起明清文字狱，追本溯源，都指其为开了先河的万恶之首。有学者称，究竟沈括与这场案子之间有无瓜葛尚待考证，但更多的是认为确有其事。

    乌台诗案其实是当时朝廷中央政治势力角斗的结果，立场不同，必然会有对立。当时王安石主张变法，沈括自然是站在新党一派的。因为早在庆历四年王沈两家就有了曲折的姻亲关系（王安石胞弟王安礼是沈括的表侄女婿）；又，沈王两家同朝为官门户相当（上文提到沈括父亲的墓志铭还是王安石执笔的），所以新党人物跟反对变法的苏轼交恶是难免的。关于记载沈括搅入这团浑水的文字，最早见于宋代笔记，其中提到苏轼在熙宁六、七年时任杭州通判，因为不满新法的实施作诗抨击和暗示新法的弊病和危害。此时恰巧沈括正奉命察访两浙，于是搜集了苏轼的这些“问题”诗文，带回东京交给李定、舒亶，由他们摭拾语句，酿成“乌台诗案”。但是此说疑点也很多，因为“乌台诗案”是在沈括访两浙五六年后的元丰二年发生的，如果是沈括有意陷害，为什么拖延数年之久？再者，沈括的为人似乎也不是如此刻薄阴险，观其一生“构陷”行为也只此一例；另外，苏轼和沈括后来各自的文章中也毫无彼此恶感的记录。反而有趣的是，两人在医学上都颇有见地，也都有搜集整理秘方，后来还合为一集，书名《苏沈良方》并流传至今；最后，指斥沈括小人，主要是新党在传，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都有此说，考其原因，大抵还是新党内部认为沈括“立场”不够坚定损害了派系内部的利益吧。

    苏轼与沈括，一位是文采超群的文豪，一位是救国利民的通才，最优秀的文学家和最杰出的科学家，竟是由一段莫名不白的狱案挽成了交集，至今仍有无数的口诛笔伐围绕这个话题纠缠不休，这是多么不堪。曾见过大宋许多文官的写真和雕塑，沈括，苏轼，王安石，范仲淹……几乎每一位的面部表情都是凝重的，朋党、左迁、外放、贬官，太多的宦海浮沉，磨损了他们的青衫和长剑，可笔下章句却更见工整练达。也许，一片赤心的文人注定是成不了八面玲珑的政客的，但是偏偏大宋的每一位官员都是文人，这，大概便是他们一贯耿耿不得志的根由吧。苏东坡难以突围，沈存中亦不例外。

    然而，不管是非恩怨，至少沈括作为科学工作者，按照学术建树这一衡量指标来评价的话，钱塘沈括这个名字，不愧于人无畏于天。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写道：“对知识分子而言，成为知识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这句话用在沈括身上，确是的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当年那些汹涌纷杂的政治漩涡都已被大浪淘尽，可是《梦溪笔谈》的智慧，依然熠熠生辉，照彻千年的蒙昧，与光阴和真理，永存。

    元佑三年，在最后一次左迁受到赦免之后，沈括辞官退隐了。那一年，他已经五十七岁了。半生宦海，载浮载沉，也许他真的累了。此后八年一直到他去世，他在润州（今天的镇江）潜心书斋，闭门着述，留给后世一部煌煌巨制——《梦溪笔谈》。这部笔记体着作，是沈括毕其一生心血而成，书中收录了他一生南下北上的所见所闻，并附上自己的见解，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笔谈》二十六卷，分为十七门，依次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单从条目的命名来看，便可以想见其内容涉及之广了，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艺术、人事、军事、法律，宇宙万象无不包罗其中。而仔细研读过《梦溪笔谈》的读者，也都对其中科技以外的部分致以同等的敬意——沈括对军事、管理和经济方面的见地之精到，堪称当时一流的技术官僚，如果封建王朝的朝廷官员都是这样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或许我国早就实现现代化的量化管理了。

    当然，《梦溪笔谈》作为一部千年之前的“科学着作”，按照今天的观点来审视，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作者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例如沈括把陨星的坠落，列入“神奇”一卷，给自然现象披上了混沌神秘的外衣；又如对含铜水溶液的化学变化，他无法解释，就归之于“物之变化，固不可测”。但是瑕不掩瑜，彪炳史册的《笔谈》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关于《梦溪笔谈》这个书名的来历，似乎向来说法不一。沈括在其自序中写道：“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这段话说明了“笔谈”的含义，但是却没有道出“梦溪”的出处。现在普遍流行的说法是：“沈括在三十岁时，曾梦见一风景秀美之地，山明水秀，登小山，花木如覆锦；山之下有水，澄澈悦目，心中乐之，因欲谋居。后来他托人在镇江买了一块园地。几年后沈括路过镇江，见其地，不禁又惊又喜，觉得宛若梦中所游之地，于是遂举家移居于此，建草舍，筑小轩，将门前小溪命名为‘梦溪’，庭院命名为‘梦溪园’。他在这里潜心撰着，完成了他的不朽着作《梦溪笔谈》。”今镇江梦溪园亦采此说。然而沈括身为一代科学巨匠，贯秉理性求实的作风，为了一个梦而不惮周折举家迁居似乎不类其风格；且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即沈括“三十岁”）的时候，他正出任安徽宁国县令，忙着倡导并启动修筑芜湖地区万春圩的浩大工程，那一年他还撰写完成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记》两部严谨细密的水利专科着作，“常梦见一风景秀美之地”——自来日有所想夜有所梦，但是这个梦，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倒是台湾《星象家》杂志第十一·12期李魁斗先生提出一个比较独特的观点：做梦一说，是沈括怕置下私人宅院会引起奸人加害，而故意向外称“自幼梦见一养老送终的园子”以掩人耳目。这一解读，似更为可信一点。

    在润州完成《梦溪笔谈》之后，沈括去世，但关于他的埋骨之地，一直史无明文，《宋史·沈括传》只记述到他“元佑初，徙秀州，继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润八年卒，年六十五”，没有提及他的身后之事；而元代流传下来的地方志珍本《至顺镇江志载》写到沈括卒于润州梦溪园之后，只是寥寥四字：“归葬钱塘”，也没有具体点明墓葬地；直到明朝万历年间，《钱塘县志·安溪胜迹》“太平山”条目下才说：“东明山，山高可眺浙江（钱塘江），东南有乌尖山……北为峨墅岭，太平山有沈括墓。”原本当朝的文字都没有记载，何以四百年后到了万历朝，突然有了确凿的归骨之地了呢？直到当安溪的太平山出土了沈括墓的文物，史书记载和出土文物相互坐实，这才确定无疑了：沈括，确实归葬于此。古墓在60年代初由安溪已故乡土文化学者姚今霆先生首先发现。姚老先生民国五年（1916年）生人，一直热心文物保护工作，常年行走乡里，安溪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每一个故事每一个古迹，他都如数家珍了然于胸。老人少时家贫，在中学毕业后，便到安溪小学做了教员。他与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施昕更先生志趣相投，过从甚密。在友人的影响下，他对文物古迹也开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施昕更先生去后，他更是深铭友君心愿，孜孜奔走在这片埋玉之乡，几十年如一日，他是不拿报酬的业余文保员。抗战爆发，姚今霆先生投笔从戎，参加了当时国民党领导的杭县抗日军队，任政治教导员。抗战胜利后，他重新回到学校执教。但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了抗战时期那段“弃明投暗”参加国民党经历的牵累，遭受了许多不公的待遇。幸好在军队时没有劣迹，在群众中也有口皆碑，所以最后只是被学校解除了公职，下放回家牧牛。再后来，虽然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屡受打击，幸而一直性命无虞。姚先生天性乐观豁达，他常常笑着对朋友说，“放牛的生活也蛮有收获，我赶着牛在山上到处转悠，结果发现了不少文物古迹呵！”确实，太平山上的沈括墓就是姚今霆先生在放牛时发现的。当时《浙江日报》还以《寻找沈括墓》为题对老先生的事迹进行报道。只可惜沈括墓发现的时候，已经被早期的盗墓者破坏，只遗有墓穴及翁仲。1963年，沈括墓被杭州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沈括墓完成第一期修缮工程；目前东明山沈括科技纪念馆正在筹建中。

    由沈括墓想开去，很容易就解开了“梦溪”之谜——梦溪丈人所梦到的“溪”，以笔谈呈之的“溪”，乃至他所居住的“梦溪园”，其实指的都是他故乡的苕溪。宋时，钱塘县是杭州首府，缓缓的苕溪，一衣带水，润泽着这片吴越温柔地；苕溪，是有着他无限依恋的母亲河。《笔谈》中，沈括多次写到钱塘及吴地的习俗，“吴地”、“吴儿”这两个词在文中出现的时候，总是以一种亲切的笔触带出。苕溪，童年，那片青山绿水中，父慈母爱，兄友弟恭，年幼的自己跟着母亲许氏读书认字。没有同僚之间的勾心斗角，没有朝野内外的流言蜚语，也没有悍妻张氏的无理打骂，苕溪，苕溪，那个他离开了六十年又想念了六十年的地方，一个河湾，几棵古樟，他的故乡；笔下，这么近；梦里，那么远……在人生的尽头，白发苍苍的梦溪丈人，喃喃地用他生命源头的童年记忆，深情地呼唤他的家乡。

    现在，东明山森林公园沈括科技馆正在筹划中。山前清溪脉脉，山中峦壑不语，行走其间，那万顷竹海婆娑起伏的风声林动中，似乎还能听见、龙图阁大学士沈存中曾经的悠悠吟哦：天围故越侵云尽，潮上孤城带月回。客梦冷随枫叶断，愁心低逐雁行来……生前不能寿终林下，那么身后就长眠山林吧，让这一片清净宁和的山水，陪伴我们那安息于此的梦溪丈人。

    孟将殿

    在安溪当地的建文传说体系里，还有一位孟将军。考诸史实，这位人物并不见经传。但不知什么缘故，当年镇上的人们还郑重其事地为这位将军立庙祭祀。现在森林公园办公大楼后的山麓，在解放前一直有座小庙，即是“孟将殿”，附近村民俗呼之“骂将殿”。传说当年明成祖派一位建文朝武状元出身的姓孟的将军追杀逊帝，将军成功追踪到东明山下，良知忽然觉醒：逊帝有恩，今上难违；弑君实不能为也，回京又无颜复命；进退维谷之间终而自杀。这是“孟将殿”的普遍说法。而“骂将殿”的由来则是建文帝痛斥孟将军助纣为虐大逆不道，直骂得他羞愧难当，自刎谢罪。

    不过，不管“孟将殿”还是“骂将殿”，不管真有其事还是纯属杜撰，建庙立祀的意义或许只在于劝善惩恶、教化乡里。孟将军为了不辜负旧主，不惜自决于东明山下，不得不说，忠义是比恐惧更为强大的感情。“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偶像的身上，供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标举千年的儒家忠义传统。

    猛将埋骨青山，历史亦如逝水。今天的孟将殿，只是一个远离尘嚣质朴而宁静的所在。

    赵鼎墓

    文革以前，在东明塔院的对面山谷里，还有一个古代大官的墓，其墓穴的甬道两侧还矗立着高大的翁仲和屈膝伏地的石羊石马，石羊与山羊体型相似，但是石马的个体则要小很多，比之真的高头大马只有一半大小。整片墓地与东明塔院正好东西遥对相望。当地传说乃是南宋的宰相墓。查阅方志，确有此说——《余杭文物志》一书中明确记载：赵鼎墓，在乌尖山之阳、卖鱼桥正北方向越60米处。但是考诸正史，发现南宋的主战派、宰相赵鼎是被贬海南死于崖山的。据光绪《崖州志》收录的《盛德堂记》一文记载：绍兴十四年（1144年），南宋抗金名相赵鼎被贬至吉阳军（即今三亚）后，曾经在此谪居3年，直至1147年绝食身亡。今天在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确实还有一处荒废的古迹——“盛德堂”，与史书记载相符；那么莫非是赵鼎后人将其灵柩运来东明山的么？传记中没有相关记载，当地传说亦无流传，那么，东明山这座赵鼎墓到底什么来历呢？那背后，又有怎样曲折的故事呢？也许那一切，只有这片山林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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