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和中国命运

    ●体育和中国精神

    ●“奥运”情结

    ●一架没有检修的战车

    ●中国期待2000年

    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为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获得多少块金牌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接受——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唯一的一次最为成功的殖民。由于这一特殊性，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文化孕育出来的体育自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与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

    说到西方文化殖民，当然不能不说那场该死的鸦片战争。它像一场巨大的地震，不但摧毁了我们的家园，也摧毁了我们“中央大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家园的倒塌，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世界。一个巨大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参照系统，开始若明若暗地展现在中国人的眼前。让我们瞠目！在西方人的船坚炮厉面前，中国人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承认自己落后了……

    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作为西方文化之一的体育，当然随着这场运动一起进入了中国。

    【背影资料之一】

    近代西方体育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一是聘请外国人来中国传授，如洋务运动中新式军队和学堂所采取的办法；二是派人出国学习；三是从国外书刊中学习；四是外国人自觉与不自觉的传播。所谓“自觉”，即出于一定的目的，有计划地来中国传授近代体育运动。所谓“不自觉”，即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军人在留驻中国期间，开展了一些体育运动，这在客观上自然起到了传播近代体育的作用。近代西方体育的传入的顺序，首先是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继而是田径、球类、游泳等各种近代运动项目及其竞赛。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洋务运动”的初衷，当然是强国运动。强国的目的就是光复中华。中国是一个含蓄的民族，但这一次他们无论从动机到目的，又是那样的赤裸裸和迫不及待。他们急需雪耻！就像一个在欺辱中长大的孩子一样，强身健体的目的和他的人格的一切，简单到只有两个字——雪耻。

    雪耻成了那个时代接受西方体育的动因。我们至今仍能看到今天讲述那个年代的电影文本中仍有许多复仇情结。香港拍摄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就是其中之一，霍元甲的一生如其说是弘扬中华武术的一生，不如说是和西方武士斗气的一生，尽管这种说法是偏狭的。但他拳打天下之敌，从根本上讲只为了一句话——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证明自己不是“东亚病夫”的唯一手段，就是在竞技场上战胜强大的敌人。而战胜民族共同的敌人，理所当然被这个民族视为英雄。问题是中国人不分场合。这一点，西方人永远搞不懂。在竞技场上他们只有对手，没有敌人。西方人对两名血腥搏杀的拳击手最后相互拥抱，习以为常，而中国人接受这种观念整整晚了一个世纪。这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在吧。正是这种差异，我们几乎对每一次国际比赛，都要上升到两个民族之间较量的高度来认识，对比赛中的胜利者，差不多都被视其为民族英雄。这种把竞技场上的荣辱与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直接挂钩的做法，无疑，是中国人的专利。难怪当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零的突破”的时候，东西方理解出现了差异。西方人只是就事论事，而中国人最先想到的不是金牌，而是52年前的洛杉机奥运会……

    半个世纪前的事情，美国忘记了，但中国人无法忘记。

    让我们把时间切回到1932年7月8日上午。

    地点：黄埔江畔新关码头。

    那是一个天气不错的夏日上午，黄埔江新关码头上早已云集着许多有头有脸的人，他们是来送一个叫刘长春的年青人。他要远征美国洛杉矶，代表地大物博的中国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第10届奥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这样的体育盛会，尽管只有一个人。上午9时许，当身披国徽服装的刘长春出现在新关码头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中华体育协进会董事王正廷博士偕夫人远远地迎上前去，拉着刘长春的手，一直并肩行至码头浮桥举行授旗的典礼台旁。王正廷从侍卫手里接过一面国旗和一面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旗，执于右手，尔后，用庄严肃穆的口吻对临行前的刘长春训话道：“我国此次派君参加奥运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予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场，使中华民国之国旗，飘舞于世界各国之前，是乃无上光荣也。”话毕，掌声雷动。在一阵欢呼声中，刘长春作为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就这样背负着四万万同胞的希望，欣然踏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船……当天，国内的一家报刊登了一幅以《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乘小舟单刀赴会的图画，其用意当然是希望刘长春也能像关羽那样，成为我们的民族英雄。

    有意思的是，25天以后，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家报纸在刘长春的到来洛杉机的第二天，登了一幅漫画。当然，美国人不可能知道中国有个关羽。于是，他们就很随便地画了一个中国人形象，举着一面小旗，旗子上画着一个大零蛋。这就是1932年第10届奥运会上的中国人。在这届奥运会上，刘长春在短跑预赛中名列第五，惨遭淘汰。事后，美国漫画家在那张漫画的旁边清晰地写道：随着中国的刘长春在第10届奥运会短跑预赛中被淘汰，整个中国都被淘汰了。

    52年过后，历史重复了一个地点，也给中国人一个机会。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次巧合还是一次刻意安排？为什么中国把奥运会“零的突破”选择在洛杉矶呢？中国完全可以把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放在莫斯科！但中国没有这样做！中国政府抵制了莫斯科。所有的西方人都以为中国是为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响应了美国的抵制运动，错了！在东方人的智慧面前，西方人永远幼稚得像一名无知的孩童。中国人之所以谨慎地选择洛杉矶奥运会，是因为52年前美国漫画家给了中国人的耻辱……

    中国人要在这里雪耻，因为饱经沧桑的中国需要雪耻。

    中国人抓住了这个显示自己的绝好机遇。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的优异成绩，终于让傲慢的西方人，不得不平等地看待了我们，并开始预言我们和我们这个民族。

    【背影资料之二】

    一个伟大的形象：中国谦逊地抵达洛杉矶，胜利地离去。他们原预算获6─8块金牌，结果夺得15块。

    觉醒的巨人：尽管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抵制对中国获得32块奖牌有利，但这15块金牌、8块银牌和9块铜牌是一个高质量系数。在奥林匹克史上，是自1952年苏联进入奥运会比赛以来在体育运动成绩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一次亮相。1952年苏联夺得22块金牌，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奥运会的结构。现在中国参加比赛，预示着一个新的力量分配。

    ——西班牙《阿斯报》

    中国人向未来跨出一大步，这是一个大飞跃。我可以预言：从现在起他们将成为奥运会强国之一，将被所有的国家算入世界体育强国之列。

    ——美国奥委会主席威廉·西蒙

    这次奥运会对中国大陆、对台湾乃至全球的中国人而言，在心里上和精神上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影响。由于中国运动员的杰出表现，在那短暂的一刹那，全球的中国人不分地域和政治色彩，都凝聚在“中国人”这个口号下，对于千千万万居住海外的人来说，沾了中国运动员的光彩，中国人一真享受了泱泱大国国民的滋味，在外国人中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不知多少。

    ——摘自《国际日报》

    中国选手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成为记者们最注视的对象，他们说：“中国运动员落落大方，相当开朗。”“当把镜头对准中国选手，他们都会微笑一下。”10亿人口的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亚洲的德国”，囊括奖牌。

    中国在本届大会上宣布：中国是亚洲体育界的首领。竞技方面大显身手，申请2000年奥运会，都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读卖新闻》

    毫无疑问。这都是一百年前列强们子孙的惊叹，我们爱听。就像当年列强们爱听我们惊叹他们的“船坚炮厉”一样。今天的结局，当年的“洋务运动”的倡导们，绝没有想到……

    一个体育迷的话：

    我至今记得那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夏天。那一年，我还是一名受教育的中学生，从老师从父辈们的嘴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做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我至今记得所有获得金牌选手的名字——许海峰、李宁、郎平等等，还有那个让中国人伤心透了的朱建华。因为他们的名字，在一年以后决定我命运转捩点的高考关头，作为填空题的形式，出现在十分严肃的政治试卷上。虽然不多，但为我赚取了宝贵的一分，从而改变了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假如没有那一分，我还会不会成为一个体育迷？为他们的每一次成功而欢欣，为他们一次次失败而流泪？

    曾有人戏称：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因为有中国参加，得以第一次成为盈利的奥运会。这当然是假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洛杉矶奥运会因为有中国参加，观众人数创下了历届奥运会之最。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体育迷们也许还会记得：凡是有中国人参加的竞技项目，美国人的广告就会铺天盖地飞来。美国商人知道——即使是平时不喜欢体育的中国老百姓，这时候也要打开电视，和他们的运动员一起，为国争光。

    为国争光——成了那个年代国人看比赛的动因。在大学里，不看女排比赛被激进的同学视为不爱国，就连平时视时间比黄金还要贵重的教授们，这个时候也要放下手头的工作，一本正经地坐在电视旁。尽管他们中的好多人对什么叫“触网”、什么叫“后排进攻”一无所知，但只要有“中国”两个字，中国人最终胜利了，这就够了……

    好多人就是抱着这一单纯的目的，来到体育场，成为体育迷。我至今忘不了一九八七年某个夏夜的情形。那一天，高丰文率领的中国足球队在日本的某个体育场，与日国家足球队为争夺汉城奥运会东亚赛区唯一的一张入场券，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当中国国家队将2：0的比分保持到终场时，沸腾的中国球迷纷纷涌向街头，手挽手，高唱起“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这是一首曾经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歌，中国球迷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来欢庆胜利呢？

    在中国球迷看来：一个球队或一个人的胜利，就是一个民族的胜利。这一点，在中日两国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中，表现得尤为激烈。当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在第25届世乒赛上战胜日本运动员星野的时候，当中国女排在第三届女子世界杯上战胜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女排的时候，当中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取得8连胜的时候，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乔红在第26届奥运动会上战胜前国手何志丽、现东嫁日本改名为小山志丽的时候……容国团、聂卫平、乔红和中国女排的姑娘们，都被视为中国的民族英雄，因为他们为国争光了。甚至国家体委总结中国女排精神时，也把“为国争光”这个词条作为中国女排精神而大加颂扬。有意思的是，当中国足球运动员范志毅和孙继海赴英国水晶宫俱乐踢球时，媒体也没忘为他们的行动加上这句词条。假如范志毅和孙继海去的不是英国，而是越南和朝鲜，中国媒体还会用这个词条吗？

    让国人欣慰的是，自中国恢复奥运会会员国以后的历次重大比赛中，对日本的战绩总体而言胜多负少，就连最不起眼的中国男子足球队，对日本的战绩也是平分秋色。中国足球队可以得恐韩症，但不可以得恐日症……

    对外国人来说，中国汉语言是不可琢磨的，就像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一样，是一座看不见的谜宫。而在这座谜宫里最善于行走的，莫过于中国的新闻媒体。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女排以3：0的比分战胜美国女排时，中国新闻媒体用了这样一句标题——中国队大胜美国队。可是，当中国男子篮球队以59：108大比分败给美国队时，中国新闻媒体却在上述标题上改了一个字——中国队大败美国队。于是，美国人不理解了，怎么中国人永远是胜利者？

    在语言学上，老外不得不臣服中国文明的博大精深。在老外看来，同样一层意思，在中国人眼里，却相差十万八千里。譬如：“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老外觉得：这完全是一个事件结果的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可是中国人不这么认为，中国人喜欢后者，因为它包含着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这种“百折水挠”的精神，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无论是上古时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填海”或“愚公移山”，还是史书中记载的越王句践卧心尝胆；无论是历史上苏徇六十岁金榜提名，还是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六十岁中举，都为中华民族拥有这种精神，作了最好的注脚。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是不是中华民族有了这种精神，某种意义上才注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在通向辉煌的道路上，取得每一次成功，要比其他民族承受更多的磨难和艰辛呢？但是，一个不能承受磨难和坎坷的民族，是绝对不可能到达其辉煌的顶点的！

    我无意用很多的笔墨去讨论一个很形而上的问题，我的文坛先辈们已做过许多高明的见解，无须我再做什么画蛇添足的标新立异。重新提及这一话题，莫过于想藉此来关照一下中国体育，希冀从中找到点什么？因为新中国的体育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新中国的发展史。

    【背景资料之三】

    1953年，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参加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由于水平低，中国队团体项目在小组赛中即被淘汰，单打比赛中前三轮终遭折翅。在这次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受尽了屈辱，当我国单打冠军姜永宁败在外国选手拍下以后，上前握手致意时，对方竟一甩胳臂扬长而去。

    据说，中国乒乓球队取得辉煌以后的每一次世锦赛出征之前，从领导到队员都要温习一下这段屈辱的历史。一个民族可以不记住它的辉煌，但一个民族绝对不可以不记住它屈辱的历史。一个民族可以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技术，但一个民族绝对不可以以牺牲自己民族尊严为代价……

    现在，让我们翻开1953年的中国乒乓球史。看一看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乒乓人。

    据1952年国际乒乓球协会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列该年度一级第十名，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列该年度二级第三名。拿今天的话讲，当时的中国乒乓球队属于第三世界的水平。另据一份体育资料表明：为了备战第2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国家体委向乒乓球运动发达的国家致函，郑重地邀请他们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乒乓球友谊，并为此作了周密的准备。可是待赛事临近，却没有一个被邀请国应邀来华……这就是1952年的中国乒乓球。

    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就这样被伤害了！

    一个奋进中的民族被激怒了！被激怒的民族蓄积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就会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

    1958年的一天，一个小个子香港人来到中国乒乓球队。他就是一年以后为中国乒乓史写下第一笔辉煌的人，他叫容国团。关于这个人，关于他的传奇经历，我们今天很难从史料中得出一份较为详备的文字。这对于容国团来讲是不公平的，同时，对于今天急于想了解容国团的读者来说，同样也是不公平的。不过，没关系！我们毕竟能找到一些有关他的只言片语，然后凭借我们和读者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来重塑我们共同景仰的英雄，谱写那个时代已经发黄的神话。英雄和神话大都是在我们的想象中完成的！

    【背景资料之四】

    1958年，全国城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刚刚从香港来到国家乒乓球队的容国团，为祖国兴旺所激动，为乒乓球队的进取精神所振奋。这位15岁就代表香港工联乒乓球队参加比赛小伙子，走进国家队大门后不久，就大胆地提出：“我要在三年内夺取世界冠军。”三年，是不是太急了点？须知，我国选手连前三轮还打不进去呢？于是，好心同志劝他先把这个目标放在肚子里。可容国团坚定地说：“为国争光，匹夫有责，只有公开目标，才能取得各方面的监督，不荒废时日。”

    中国是一个谨慎的民族，我们太多习惯于做了再说。成了，属于踏实肯干；不成，则于事无补。21岁的容国团显然不深谙个中的道理，这也许与他的出身有关，他是一个渔民的儿子，大海造就了他这种藐视一切敢为人先的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他展示优点的同时，也毫无防范地将自己的缺点暴露与世。1968年这颗明星的殒落，是不是与这种性格的弱点有关呢？

    至少，他的成功与这种性格的优点有关！

    1959年4月，容国团带着一股战士的豪气，随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多特蒙德参加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男子单打比赛中，容国团在队友先后失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连闯七关，斩星野，败别尔切克，直捣匈牙老将西多。西方人太不把这位东方的小伙子当回事了，他们认为别尔切克败了，冠军肯定是西多的，他们甚至将欢庆胜利的鲜花都准备好了。但这一回容国团不答应，以3：1的比分站在西多的肩上。

    容国团的胜利，使得匈牙利人为西多准备欢庆胜利的鲜花，成了本届世乒赛最为耀眼的花絮。这一点，外国人不如中国人精明，他们总是留一点类似这样的花絮让我们贻笑大方。1984年，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日本人重演了匈牙利人这一幕。当时，号称“双保险”之一的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九段携六连胜之勇，在日本东京接受从未战手过他的中国擂主聂卫平的挑战。赛前，日本人就预言：中国队最多打到淡路修或石田芳夫那儿，能打到小林光一那儿就是胜利。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中国队名不见经传的江铸久以锐不可挡之势，横扫日方5员战将，直逼小林光一城下。但小林光一毕竟是超一流棋手，年轻的江铸久和除聂卫平之外的其他选手均死于他的刀下。轮到聂卫平上阵，日本人似乎没有理由不为胜利准备鲜花，他们甚至将闭幕式上小林光一的讲话稿都准备好了，就等聂卫平投子认负。聂卫平让日本人失望了，他赢了小林光一，使得日本人为欢庆胜利的一切准备，成了笑谈。

    聂卫平战胜小林光一后，日本围棋界虽然有点儿恐惶，但他们觉得另一根“保险”加藤正夫九段一定能够阻挡聂旋风的电流，就连一向出谨慎的藤泽秀行老人也向日本棋迷发誓：如果聂卫平再胜了加藤君和他本人，他将率小林君和加藤君一起削发为“僧”。藤泽君说这句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小小的聂卫平真得让他们三人剃了光头。

    也许藤泽君真的老矣！否则他没有理由不记得1976年的聂卫平，倘若他老人家真得记起那场难堪的失败往事，他还会发这样的誓言吗？

    【背景资料之五】

    1976年4月2日，中国围棋代表团出访日本。首战由年轻棋手聂卫平迎战当时日本棋坛多项冠军获得者、被誉为泰山北斗的藤策秀行。赛前，日本著名超一流棋手大竹英雄九段毫不客气地对中方代表团团长说：“聂选手虽是中国冠军，水平很高。但若同我们的藤泽秀行相比，还差得很远。打个比方，藤泽秀行好比相扑中的大相扑，聂卫平只能算小相扑。相扑比赛时，往往小相扑主动出击，可是大相扑一用力，小相扑就会败下阵来。”据说，赛前主办单位曾邀请这位出言不逊的超一流棋手出战中国棋手，可他却傲慢地说：“如果让先，可以考虑。否则，请原谅失陪了。”

    我不知道若干年后的今天，大竹君看到上述资料将作何感想？因为事隔十年后的1985年在中日第二届围棋擂台赛上，他作为日方擂主不得不与中方擂主聂卫平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这一次，他当然没有提出让先。尽管他执黑先行，使出了浑身解数，最终还是以半目告负。傲慢的大竹英难，不得不站起来，将手伸到聂卫平跟前，低下头，以日本人特有的礼仪，“嗨”了一声……

    这就是大和民族。尽管这个民族是一个充满着智慧的民族，但这个民族总有点儿让人瞧不起他们的地方，他们总是说一些类似中国人说的“揭早了锅盖冒了气”的话。他们总是不服气，可是一旦他们失去优势以后，他们便很难东山再起。多少年以后的今天，随着马晓春等中国年轻棋手的成长，不可一视的日本围棋却悄然沉默了……

    围棋如此，乒乓球亦如此。五十年代，日本是世界乒乓球王国。那个时候，他们的乒乓球就像八十年以前的日本围棋一样，多次“失陪”中国，直到中国的容国团打败了他们的荻村，进尔夺得世界冠军后，他们不得不正眼对视我们，虽然他们从心里还没有把中国队放在眼里。

    【背景资料之六】

    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在中国北京举行，中国男女乒乓球队首次双双夺冠，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次结束了日本乒乓球队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赛后，有人说：“中国队的胜利是靠了天时、地利、人和，以后的世界大赛才是对中国选手的真正考验。”然而，日本人坚持更加相左的观点，一位日本教练公开表示：“要以最大的兴趣看中国的王座能保持多久？”

    以后的27届和28届世乒赛上，中国男女队蝉联了男女团体冠军，男单选手庄则栋，则连续三次蝉联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这一纪录，至今无人能破。而不可一视的日本乒乓球队，终于威风扫地，自叹弗如，一蹶不振。

    有人说，正因为日本人的不可一视，才唤醒和激怒了中国这条沉睡多年的雄狮。这是一个话题，尽管它有偏颇的一面，但也不无道理。过去，我们一直以“中央帝国”自居，而“中央帝国”周围一点的日本，则一直被我们叫了多年的“瓜洼国”，日本人也被称之为“倭寇”。让“中央帝国”没有想到的是，被大中华欺负惯了的“倭寇”突然有一天骑在了“中央帝国”的脖子上？这是中华民族最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尽管那个年代西方列强们早在日本之先欺侮了我们，但随后日本人的加入，总让大汉民族觉得有点儿狗仗人势的感觉。

    这种感觉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情绪，也成了中国人向日本人证明自己的无穷动力。1974年9月，与国际体坛隔绝了十几年之后的中国，第一次派出了385人的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德黑兰举行的第7届亚运会。那届亚运会上，日本人以绝对的优势成了亚洲的老大。之后的一届，日本也以老大自居了。可是，中国人事不过三，当中国人第三次参加亚运会时，当仁不让地走上神坛，从此结束了日本在亚洲体坛霸主的地位。

    让人不解的是，无论是乒乓球、围棋、女子排球还是亚运会上的金牌总数，只要中国队战胜日本队以后，日本队便从此再也不是中国队的对手，因为中国是一个百折不挠的民族。大和民族也许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要么不可一视，要么自毁于世……

    现在中国体育无须再向日本证明什么！在亚洲，绝大多数体育项目，中国已远远把日本甩在了后头。中国下一个目标将是奥运会，因为只有盛况空前的奥运会上，才能证明中国……

    说起现代奥运会，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她有着一段长达近一百年的感情纠葛。一百年来，他们就像两个自视清高的情侣，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踩不到一个点上。于是，他们不得不远远地伫望着，继续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秋波传递……

    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回那个已经遥远的1894年。

    【背景资料之七】

    1894年6月16日，巴黎国际体育会议胜利召开，来自希腊、英国、美国、俄国、瑞典、意大利、比利时、波希米亚、阿根廷及新西兰的代表与东道主一起，制定了第一部奥林匹克宪章，6月23日，大会通过决议，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这次大会上，法国的皮埃尔·德·顾拜旦倡议的奥林匹格言——“更快、更高、更强”——被列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

    据说，在这次国际体育大会召开之前，发起人之一的顾拜旦曾给清政府发了一份邀请函，邀请清朝政府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不知是当时的交通条件落后延误了时机，还是清政府忙于内忧外患无暇顾及，使得中国错过这一良好机遇。尽管如此，国际奥委会还是没有忘记中国，在众多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中，他们给了中国人一个名额，他就是清政府内务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得到这一纸委任已是一年以后的事，李鸿章当然不知道奥林匹克是干什么的？面对这一纸委任，他笑了笑，然后随手搁在了一旁……多少年以后，有人说1896年雅典奥委会曾给清政府发出过邀请函，中国政府接到邀清函后，即派代表去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第一届奥运会。遗憾的是，中国代表团赶到雅典，第一届奥运会已经闭幕了。

    当然，这是传说。它的可信程度我们今天已无从考究，似乎已没有那个必要。1998年春节晚会上，当著名喜剧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用喜剧夸张的手法再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的并不是喜剧背景的真实程度，而是一个民族的第一个“奥运”情结，一个民族的梦。

    此后，奥运会不断向古老的东方中国传递秋波。1922年，国际奥委会再次给了中国一个奥委会委员的名额。这一次中国人接受了。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王正廷。虽然王正廷的主攻方向和李鸿章一样在政界，但王正廷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似乎比李鸿章要名符其实得多。至少，王正廷是一位热心体育的人，当时也在中国体育界混过事，加上他在基督教青年会中的地位以及跟孔祥熙和蒋介石不同寻常的关系，也算得上是当时中国体育界的社会名流了。但是，究其根源，王正廷取得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地位更多与他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有关。毕竟，那个时候的基督教青年会是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唯一一条“信息高速公路”。

    王正廷虽然被国际奥委会授予委员，但就王正廷本人而言又地地道道是一个政客。他一生的主要精力是从事外交活动，曾四次当选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外交部长，1936年曾任驻美大使，等等这些外交头衔足以说明体育对于他来说是一项业余爱好而已。不管王正廷的主攻方面是政界而不是体育，但丝毫不能抹杀他在本世纪20年代对中国体育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体育的进步与他有关。这一进步的明显标志是——体育已不再以教会学校为主了。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华西各区都有了自己的体育联合会。1924年在王正廷等一些热心体育事业的人的帮助下，中国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这是中国体育最早的专门型机构，尽管它的成立，国民政府根本不予理睬，但还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由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中华体育协进会曾选派宋如海一人，作为观礼员的身份参加了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中国人的出现，再次引起国际奥委会的关注。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了中华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从使结束了中国不是国际奥委会会员国的历史。

    按国际奥委会宪章规定：只有是国际奥会会员国成员的国家，才有资格派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是第一次成为该会员国的成员，作为当时的中华体育协进会，决定派运动员参加1932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梦想成真，中华体育协进会曾经申请当时的国民政府支持，然而国民政府以时间仓促和准备不足为由，正式宣布不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政府不支持，意味着金钱后盾没有了，没有钱当然无法组织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没办法！中华体育协进会只得像上一届那样派沈嗣良代表去观礼了。沈嗣良在动身前特意向记者宣布：“余之赴美未受国民政府比毫津贴，旅费由协进任之，数约五千。其先中国政府诿称得消息迟，时间上使政府难以筹备派人参加，其实堂堂中国政府，岂有不早已知此次世界运动大会在美举行，恐不过亦有惜于拿出钱耳。”

    有意思的是，就在国民政府宣布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时，日本帝国主义却精心策划了一场阳谋：要把它的傀儡“满洲国”推上国际舞台。为骗取国际政治的承认，他们决定派刘长春、于希渭二人作为“满洲国”选手参加奥运会。没想到明眼都能看得出的阳谋，竟然被国际奥委会接受了。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的阳谋得逞，刘长春被迫登报声明，拒绝作为“满洲国”的选手出席奥运会。刘长春这一爱国行动，深深地打动了一位陆军将领，他当下决定糠慨解囊捐资刘长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这才有了刘长春“单刀赴会”的悲壮之举……

    刘长春虽然被淘汰了，但他毕竟作为中国的运动员，第一次也是第一个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其意义与五十二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的“第一枪”一样深远。刘长春的出现，是中国人奥运梦的开始。

    此后，第11届奥运会中国也派人参加了，但情形和前两届一样遭糕。第12届和第13届奥运会，由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人实际也没有心思再参加奥运会了，直到1948年第14届伦敦奥运会时，才由王正廷率代表团去了伦敦，但这一次他们竟然无钱返回……

    这就是旧中国的奥林匹克梦！

    直到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一个东方巨人的声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响起的时候，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开始迈开了新的步伐，并向世界挺进……但是，面对新中国在东方的崛起，国际上有一股反华势力极力想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股逆流不仅污染了国际体育组织，也亵渎了神圣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奥运会已经偏离始创者的初衷，它不再是促进人类精神的盛会，而成了某些政治阴谋家手中的一张牌。让人不解的是，一些对体育漠不关心的政坛人物，堂而皇之地进入奥委会的领导层。像中国的孔祥熙，这个既不搞体育，也从没有提倡过体育的人，竟然在1939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而中华体育协进会的董事们对此却全然不知。更为有意思的是，孔祥熙本人对当选奥委会委员一职，毫无兴趣，在任期间，他老人家没有参加过一次会议，按《奥林匹克宪章》规定，一个委员如果两年不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即被视为自动辞职，但是，直到1955年孔祥熙宣布辞职之前，他的名字却每每出现在《奥林匹克公报》上，这不能不说是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莫大的讽刺，也是奥林匹克史上的悲哀。

    政治左右奥林匹克运动，成了新中国体育走向奥运会的绊脚石。

    1952年在第15届奥运会前夕，国际奥委会某些当权者拒不邀请中国选手参加奥运会比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总会拒理力争和国际奥委会中主持正义的朋友支持下，奥委会不得不正式向中国发出邀请，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了奥运会。可是，到了1956年第16届奥运会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中以美国人布伦戴奇为代表的少数人却把台湾以国家奥委会的名义塞进了国际奥委会，明目张胆地制造两个中国。为了不让美国人的阴谋得逞，中国奥委会在提出抗议无效后，毅然地退出了第16届奥运会。此后的1958年，因为同样的原因，中国奥委会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所属的其他一切体育组织的关系。

    就这样，刚刚开始的中国奥运梦因此破灭了。对于中国，对于奥林匹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为，她们拒绝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拒绝了一个富有魅力的东方巨人……

    然而，历史前进的车轮终究是不以某个政治集团的意志为转移。中国需奥运会，奥运会更需要中国。七十年代初，随着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不断胜利，特别是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决议。接着，中国与宿敌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这种大背景下，为我国体育重新走向世界迎来了转机。

    【背景资料之八】

    1971年11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亚运会联合会理事会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确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亚会联合会会员。

    1978年，国际田联联合会和国际体操联合会相继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

    1979年10月中旬，世界足联主席阿维兰热主持召开国际足联执委会会议，重新接纳我国足球协会为国际足球联合会，同时决定：台湾只能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组织的形式，继续留在国际足联，但必须改名、改旗、改歌。这个方案不仅为世界各单项体育组织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而且对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国合法席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9年6月，国际奥委会在波多黎各举行执委会，起草了确认我国奥委会的合法权利，提出会址在台北的奥委会只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仍然保留在国际奥委会中，但必须改名、改旗、改歌。三个月过后，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在名古屋再次召开执委会，正式批准波多黎各执委会方案，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即“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国际奥委会的成员，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旗。会址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使用国际奥委会批准的歌和旗。

    经过长达21年的艰苦斗争，中国终于走进了奥林匹克。1980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第13届冬奥会。1984年中国派出350多人的强大代表团参加了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在这届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不仅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一举夺得了15金牌，列所有参赛国的第四位。但这一切，仅仅是中国的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开始。中国要想进一步证明自己，就必须按自己的方式成功地举办一届奥运会。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愿望，也是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愿望……

    中国——奥林匹克在期待与你的亲合！

    应该说，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辉煌，为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赢来了声誉和契机。一些西方媒体纷纷预测：中国是举办两千奥运会最理想的国家。就连一向出言谨慎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也直言不讳地说：希望中国举办2000年奥运会。萨马兰奇主席的言论，无疑，燃起了中国人的奥运梦。曾经有一家体育报纸做了一项明意测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认为，中国肯定能赢得两千奥运会的举办权。理由很简单，因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已经发话了。奥委会“一把手”都说希望中国举办两千奥运会，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申办成功呢？1984年以后，萨翁频频在中国体育活动中露面。在和中国领导人见面时，萨翁给中国人的感觉他在支持北京。由于萨翁明显倾向中国的言论，使他在1993年以前差不多成了中国人民的“亲戚”，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和盛情款待。中国人太相信萨马兰奇先生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地位了，于是，我们对他采取猛攻一个点……多少年以后，当《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记者走进萨马兰奇私人博物馆看到琳琅满目的馆中，摆放各国人民的礼品时，我们除了赞美和羡慕外，又将作何感想呢？

    不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单位里的“一把手”常常握着我们的生杀大权，我们敬畏的也常常是坐在“一把手”位置上的党委书记，但萨马兰奇毕竟不是中国的党委书记，他也不可能有一言九鼎的作用。虽说他是奥委会主席，但同样也和其他委员一样只有一票，可我们偏偏把宝押在萨翁身上，这不能不说我们这个习惯于“一言堂”的民族，在竟争激烈的西方文化面前显得是何等的幼稚？

    直到公元1993年9月24日凌晨2点27分以前，我们仍然相信中国人一定能夺得两千年奥运会的举办权。我们已经将庆祝胜利的鞭炮准备好了。我们已经登上了长城举起了篝火……就等萨马兰奇先生说到“北京”两个字。我们甚至为此专门举行了一场电视晚会，相声界的大腕们为了中国申办成功，差不多用尽了我们这个民族所有的吉利词。我们甚至将两千年奥运会的主题歌都写好了，一些音响公司甚至将这首主题歌制成了唱片，就等萨翁的一句话了。我们万事俱备……

    不错，萨马兰奇说到了北京；不错，我们确实举起了双拳。可是，随着悉尼人的双拳举过头顶时，我们知道我们失败了。因为悉尼人比我们更能听懂英语！

    两千年奥运盛会，就这样与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失之交臂。对于大中国，对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一个钟情于奥运会的民族，为了申办成功，差不多投入了整个民族的全部激情。终因谋事在人，北京直到最后一轮才以43比45两票之差败给了悉尼。

    毫无疑问，这是奥运史上申办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在申办的前三轮角逐中，北京以微弱优势一路领先于悉尼。可是，最后一轮我们却以同样微弱的劣势失败了。两千年，是一个多么吉祥的数字呀。对于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来说，多么希望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时，有一个开门红！但是，英美的连手阴谋让中国人的奥运梦破灭了！也让中国人的美好祈望破灭了……

    有人说，申办奥运会没有失败者。对于十分看重结果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句，又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啊！

    “9.23”之后，有些奥委会委员曾坦言道：“北京毕竟是第一次申办奥运会，而澳大利亚已连续申办了三次，考虑到照顾澳大利亚的情绪才投了悉尼的票。如果北京继续申办，我们将支持北京。”

    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也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表示：希望北京继续申办二00四年的奥运会。

    然而，这一切暗示性语言，已无力宽慰中国。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政府官员曾委婉地向外界透露：国申办奥运会的条件尚不成熟，国际大环境尚不具备。这番措辞已经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申办奥运会的态度——中国人对能否取得2004奥运会的举办权不感兴趣！

    中国政府这一态度，引起了西方传媒的种种猜测。其中，最让他们关心的是：中国是否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因为美国人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从中作了梗，中国会不会借此抵制26届奥运会？事实证明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西方人错了！中国这架“奥运战车”，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起动至今，就一直没有停止前进过……

    1996年7月19日，中国这架“奥运战车”出现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尽管美国的卫星电视在开幕式上只给了庞大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不到几十秒的镜头，但这丝毫不能动摇中国人勇夺16枚金牌成为奥运金牌第二集团领头羊的地位。赛前，国家体委曾给中国体育代表团规定的金牌指标只有10枚，16枚金牌使得中国体育代表再一次载誉而归。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16枚金牌与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的中国又是多么的不相称呀！要不是乒乓球这项我国传统项目列入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还能排在第二集团的第一位吗？

    在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乒乓球队囊括了全部的四枚金枚。假如抛去这四枚金牌，中国在其他项目上夺得金牌总数与洛杉矶奥运会相比，实际上中国体育在走下坡路的趋势。最让国人难以起齿的是，16枚金牌中居然没有一块是由团体项目夺得的。而另一些传统优势项目和计划内夺金牌的项目，如游泳、体操、羽毛球等，则大部分落空。金牌大户的游泳和体操，中国各得了一块；而传统优势的羽毛球，中国只得了一块金牌。如果在这些项目中，中国运动员都有起码过得去的斩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金牌总数超过20块，甚至追上和超过德国，跨进奥运金牌三强的行列……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与奥运三强失之交臂呢？

    有人把这一失意，偏颇地归结为裁判有失公允所造成的，其实不然。当我们用客观的态度反思中国体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中国体育发展进程的道路上，远不只一个裁判问题就能涵盖的。比如：运动员的心理负担过重问题、体制问题、竞赛与大众体育运动的矛盾问题、体育与科技问题、运动员的个人素质问题等等这些，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体育战车前进的隐患，也是中国这架体育战车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至今忘不了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王义夫最后一枪的悲壮一幕，王义夫倒下了。王义夫以0.1环之差与这枚金牌失之交臂。在这最后一枪之前几乎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他的对手在内，没有人对王义夫再摘气手枪这块射击金牌产生怀疑。可是，最后一枪，王义夫只打了6.5环。这一糟糕的成绩，让一直紧随他其后的意大利运动员迪东纳感到意外，以至，当他以0.1环的优势摘取这块金牌的时候，脸上并没有太多的笑容。因为他明白：对于像王义夫这样的选手来说，6.5环绝不能代表他的水准。

    随后，一辆救护车把王义夫送进了医院。王义夫的颈椎病和低血糖病在这个关键时候又犯了……对于王义夫，我们无可指摘，因为他是被中国射击队抬着上了飞往亚特兰大的飞机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射击队为什么要抬着一个病人飞往亚特兰大？这是否与诸侯帐下“廖化为先锋”的窘状有某些相似之处呢？

    赛后曾有人说，王义夫是为了报效祖国才带病征战的。不管王义夫的出发点是何等伟大，但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王义夫为国出力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中国射击队没有人能够替代他去实现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开门红。倘若中国射击队像中国乒乓球队那样人才济济，王义夫即便是有这种气壮山河的报国之志，恐怕也不会让他担当此任。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王义夫这一枪，不仅仅关系到计划内的一块金牌，更重要的是整个体育代表团能否打响第一枪。它关系到士气、军威以及整个代表团的成败。据王义夫后来回忆说：当时，前半段打得蛮好的，只是到了后半程体力消耗太大，再加上休息不好，每天晚上均睡不安宁，经常是凌晨3点多才能入睡……可见，当时的王义夫心理压力是何等的巨大。如果王义夫仅仅是为了完成计划内的一块金牌，而不是背负整个体育代表团“打响第一炮”的重任，还会出现亚特兰大狼溪射击场上王义夫“英勇就义”的那一幕吗？如果我们的体育对运动员少一些政治要求，让他们回到体育竞技本身意义上来，还会出现中国体操队纷纷失误的场面吗？

    我们至今仍记得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朱建华最后一跳落杆时的痛苦表情。有人说，朱建华心理太脆弱了，可是有谁知道当时的朱建华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出征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媒体把这块跳高金牌已经装进了中国人兜里了，以致21岁的朱建华在临赛前的那天晚上，突然失眠了。对于21岁的朱建华来说，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当一个孩子一旦要肩负起“为国争光”的重任时，他还能无忧无虑吗？据朱建华赛后讲，当时如果有地缝的话，他真想钻进去。一个21岁的孩子，为了祖国的荣誉以致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背着如此重大的压力，他还能成为一个飞人吗？国家培养运动员当然是为了为国争光，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口号提出来的时候，必然会给运动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正确地处理好，那么王义夫的悲壮不可能就此休止。

    中国运动员的心里压力过重，一直影响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成绩。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少，在电视上我们没有看见别国运动员因病被抬出去的场面。外国运动员比赛时，嘴里咀着口香糖，给人感觉是那样的漫不经心，可是人家在夺金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含糊，该夺的全夺了，夺不了一耸肩也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无须向他们的奥委会写检查，因为他们不隶属于奥委会。中国运动员当然不同了，他们是国家培养的，国家培养他们就是为了拿金牌，拿不了金牌你是干啥吃的。因此，当我们的运动员拿了金牌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荣誉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而一旦拿不了金牌，他们则说另一句话：有愧于党和人民的培养。运动员在竞技上的比赛过程实质上演变成一种感恩的过程。这种感恩的过程，无形中给运动员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毫无疑问，这是两种不同的体制造成了运动员两种不同的心态。而在西方，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至少有一名心理医生。遗憾的是，我们又没有一支心理医疗队。多年来，我们太过于相信政治思想工作能产生巨大无比的精神动力。殊不知，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帮运动员过心理关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运动员在竞技场上心理压力过重，看似是运动员自身出了问题，实质上是一种糟糕体制下必然产物。中国国家体委属于政府机构下属的一个正儿八经的行政部门。在西方，体育与一个国家的政治没有太多的瓜葛。西方领导人很少掺和体育。中国不同，只要比国家体委主任大的官，谁都可以高瞻远瞩地指导一番。他们的一些话，不管正确与否，不管与体育运动自身规律是多么的风马牛不相及，也往往成为指导国家体育运动的指南。领导人说，三大球要打翻身仗，排球是突破口。于是，我们就开始抓排球。女排拿了世界冠军后，我们便把那位领导搬出来，缅怀一番。领导人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于是，我们就接二连三地选派“健力宝”青年队留洋深造……若干年后，中国足球队真的冲出了亚洲或者进入了世界杯决赛圈时，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某个领导人当年即兴感慨的话和中国足球队一起写进我们的体育史呢？由于中国体育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国家体委从来就没有一个自己的明确主张，总是跟在政坛人物后面马首是瞻。说穿了，体委主任还是个官！

    既然国家体委下属的机构是一个行政单位，这就决定了指令性的因素在左右中国体育。他们一面高喊把中国体育推向市场，一面紧攥着中国运动员的生杀大全。这种矛盾心理，毫无疑问是阻碍中国体育腾飞的罪魁祸首。由于他们自身改革的不彻底性，常常在关键时刻“一杆子插到底”，使得一名教练在对一名运动员的任用上往往不知所措，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某个教练员固执己见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运动员，成功了固然没事，要是因此丢了金牌，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无情的打击。这种例子，已屡见不鲜。太多的深刻教训，教会了教练员们在选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时，往往不自觉地偏向于那些在领导眼里保险系数大一点的运动员。选派王义夫是不是出于这种动机呢？但王义夫又确确实实是不可替代的！中国射击队这种窘状，显然与我们这种不健康的机制有关。而这种体制最大弊端是安于现状，使得我们一些年轻运动员很难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再加上我们的体育机制又是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国家队队员是通过这种机制层层选拨出来的，成不成反正都是他了。所谓奥运会选拨赛，实质上成了“国”字号运动员的热身赛，很难从真正意义上选出更优更强的运动员参加，而基层年轻有才华有运动员则更难关照到。由此可见，王义夫“英勇就义”狼溪射击场实属再自然不过了。最糟糕的是，国家体委的老爷们硬是把这种病态的选才模式错误地认定为——新时期的“金牌战略”。

    乍一看，这一美名确实让中国人鼓舞，其实蛮不是那么回事，这种把重金压在少数人身上的做法，实属一群赌徒的行为。压着了，他们可以大书特书，并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然后，堂而皇之地以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走进人们的视野。压不着，他们则说改革的力度还不够。事实上他们永远有理！当然，他们很少有压不着的时候。参加四届奥运会以来，除了汉城奥运会他们实在无法自圆其说以外，其他三届他们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原因很简单：开赛前他们总是低调处理，把夺金牌的可能压至最低限度，并冠以理论推测，可实际上每届拿回来的金牌总数都比赛前预测的要多好几块甚至多了一半以上。这么大的悬殊，难道真的他们心里没数吗？不然，他们是在不断地制造“胜利游戏”，用这种“游戏”来掩盖他们的无能，从而赚取国人对他们的信任。然而，正是他们使用这种不知廉耻的伎俩，使得我们的金牌总数徘徊不前，国人的“奥运”三强梦一再破灭。

    “金牌战略”的另一种恶果，就是导致中国体育的“温室效应”。他们把几拨人集中在一起，进行封闭式训练，然后原封不动地拿到竞赛场上比试。外国运动员在比赛中训练，中国运动员在训练中比赛。前者容易在大赛中超常发挥，而后者容易在大赛中失误，差别就在这里。因此，当我们看到李小双、林莉、莫慧兰、刘黎敏还有那个倒霉的王义夫在亚特兰大奥运赛场上纷纷失误痛失金牌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偶然，应该看成是一种体制下的必然！

    当然，“金牌战略”的致命恶果，在于毁掉中国体育。它毕竟是一种短期行为，其中带有强烈的急功近利的主观色彩。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时下一句很时髦的经济术语——泡沫经济。

    谁都知道，中国乒乓之所以20年长盛不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有一个较为广泛的乒乓球运动基础。我们无法能够准确地统计出中国到底有多少人会打乒乓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任何一个厂矿企业和象模象样的学校起码都有乒乓球体育运动设施。这么一个庞大的基层，选十几个人还是一件轻儿易举的事吗？反观其他体育项目，没有一个能达到像中国乒乓球那样有这么高的普及程度。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这样一个朴素得连少年儿童都知道的道理，国家体委的老爷们却依然做着丢掉西瓜去抢芝麻的蠢事。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中国的自行车最普及，为什么自行车竞赛水准还那低呢？

    请问，中国老百姓手中的自行车是交通工具还是体育锻炼设施？如果中国有那么多老百姓骑自行车不是为了上班而是为了锻练身体，那么中国自行车竞技水准还能低吗？说到底，“金牌战略”是发展少数人的体育，与体育走向大众化是相悖离的。它的威害，将直接导致中国这架“奥运”战车，不会走得太远。

    有人说，如果把奥林匹克比作一架战车，那么这架战车上的能源毫无疑问是体育科技。不管这一比喻正确与否，一个铁的事实无情地告诉我们：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来临。事实上，科技与体育联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当中国的教练员像老农选牲口那样选运动员苗子的时候，美国人已经用电脑科学选材了。我至今记得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一段花絮：一名美国游泳运动员在夺得金牌过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自己的教练扔进了水里，而这名游泳教练掉进水里过后竟然大呼救命。原来，这名教练是只旱鸭子。游泳教练不会游泳？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相信，但我还觉得这是一个谜。后来，《中国体育报》上的一则消息，帮我解开了谜团。原来，这位教练是通过计算机的帮助，成功地训练出世界冠军的。

    笔者对机算机这玩艺知之甚少，但我知道，今天社会，计算机是一件无所不能及的工具，好多东西只要跟计算机一结合，立马让人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然而，在那个时代，至少中国体育界不相信这个神话。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有位外国电脑专家曾撰文说，我国天才跳高运动员朱建华能跳过2米45的高度。这篇文章在当时中国的命运，如同痴人说梦。即便朱建华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失利之后，这篇文章也没能引起有关部门足够的重视。我们甚至用我们的胜利来嘲讽电脑的机械，这一典型战例当然引自中美女排之战——即袁伟民的人脑战胜了塞林格的电脑。但美国人不这么认为，中美女排大战结束后，美国女排顾问电脑专家艾里尔曾不无抱怨地说：“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只要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定可以战胜中国队。当时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分析中国队的进攻和防守模式了……”

    遗憾的是，艾里尔的话并没有给我们带来警示。也许艾里尔是一位失败者，在我们这个“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国度里，艾里尔的话当然没有足够的分量，倘若美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战胜中国女排，是不是能给中国体育带来一股“冲击波”呢？

    直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东方神鹿”王军霞在万米竞赛中，以0.95秒之差丢到一块金块的时候，中国体育界仿佛突然顿悟：科学训练比经验训练重要得多。万米长跑赛中的0.95秒之差，完全是一种战术安排上的失误造成的。

    现在，让我们把视点投到那场激动人心的万米大战中去。

    这场万米大战，实质上是由王军霞和葡萄牙选手里贝罗之间的大战。也许王军霞和里贝罗太互相在意了，以至开赛枪响过后，两人谁也没有跑在前头，而是让爱尔兰选手麦基曼领先跑，2千米过后，王军霞和里贝罗才取代了麦基曼。待3千米时，麦基曼重又占住了首席位置，但从4千米以后，里贝罗再次取代了麦基曼夺得了领跑的位置，王军霞始紧跟在她们后面。到最后7圈时，王军霞与里贝罗的竞争达到白热化，距终点600百米时，王军霞按赛前毛德镇教练制订的战术，开始冲刺。这时，里贝罗放过王军霞，在最后30米时，她突然加速，而王军霞却步履维艰……最后，只得以0.95秒之差屈居亚军。

    赛后，中国田径界人士围绕王军霞究竟多少米开始加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不管谁的观点正确，都是“马后炮”。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毛德镇得出王军霞600米冲刺的结论，显然是经验主义。一名优秀教练员不光要掌握好手中的秒表，更重要的是要掌握一名长跑运动员的各项生理技术指数，如：体内代谢情况、加速能力维护多长时间、“应激域”在连续比赛的情况下最大动态范围是多少……王军霞的失利，肯定与毛德镇对王军霞这些生理指数不清楚有关。假如毛德镇身边也有一名艾里尔，用电脑给王军霞也给里贝罗分析分析，算出王军霞什么时候带头跑、什么跟后跑、多少米开始冲刺，是不是能够避免这0.95秒的遗憾呢？

    我想是能的！因为科学已经把人类一个个梦想变为了现实。今天的“克隆羊”不就是昨天我们为之探索的生物工程的产物吗？倘若有一天，我们用这种技术改变人类遗传基因，设计和制造出能够在奥运会上摘取金牌的新人种来，我们还能拒绝科学吗？

    关于科学，我对她心存许多美丽的遐想。我恨不得把世界知识宝库里的知识，像写在一张电脑芯片上那样，逐一写进我们的脑子里，让大中国每一位公民拥有一顶博士头衔？真要是有一天科学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用不着十年寒窗苦读，用不着政府煞费苦心地筹资兴建希望小学，更不用为“人口素质”喊破嗓子了。这当然是谵想，权且当作酒桌上的笑谈。话也说回来了，真要是那样我也未必持赞同的观点，因为科学不能消解人类活着的意义。

    重提这一谵想是在1997年9月13日那天晚上。这一天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既无法忘怀又不愿记起的日子。这一天是中国足球队备战’98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阵的一方是我们赛前并不看好的伊朗队。那天晚上，我是在清华大学博士生公寓里和我的几位博士朋友一起收看这场比赛。严格地讲我不是一个球迷，我除了在电视里看看中国球员踢球外，从没有花过一分钱到现场看过任何一场比赛。但是，在我收看的为数不多的几场球赛中，每回我都以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而告结束。以至后来发展到每看中国足球队比赛时，就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而我一旦产生了这一感觉中国足球队就必输无疑。后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看了电视中国足球队才输的？我常常为我有这种心理感到可笑。直到那天晚上，我的博士朋友也说了同样的话，我才或多或少有些释然，原来不仅是我一人有这种心理！但说归说，我们还是一起心惊胆战地看电视。谢天谢地，中国队以2∶0领先上半场。可是，下半场中国队被裁判罚了一个点球以后就不知到怎么踢了，以至让伊朗队连灌了三个球，最终以4∶2落败……比赛结束后，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一间偌大的房子里，我们好半天找不到一句宣泻的话。后来，还是那位博士朋友说了一句话，才让我们找到话头。博士说：“中国球员意识太差！”

    博士可能和我一样也不大看球，所以才说这句早以被中国球迷说烂了的话。可是，中国球员为什么意识差呢？围绕这个问题，我随口说了上述那段谵想。不成想，博士说在不久的将来这完全有可能！我信了，并希望这种技术快点儿来到中国，给中国运动员尤其球类运动员来那么一家伙。因为意识说到底是运动员对体育的理解，这一点，在球类尤其在足球运动员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论技术，中国足球运动员并不比西方球员差多少，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西方足球权威人士的认可，可是我们每每输就输在意识上。中国球员一上场简直不知道往哪跑，不是越位，就是人到了球没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欠缺带来的遗憾！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所向披靡的NBA球员，他们不但球打得好，而且大多数球员都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他们甚至为此做了一项规定：大学不毕业不准到NBA打球。反观中国球员，大多是在学校成绩不好家长为给孩子有个出路让他们练体育的。学没上几天，字识不了几个，就凭着一身蛮力，来从事体育事业。等到蛮力没有了，就下来到教练，把过去学到的那点儿功夫再原封不动地教给下一代。长此以往，形成了近亲繁殖的恶性循环。面对这样一群字识不了几个的乌合之众，让他们肩负起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重任，到头来只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的有识之士在关注中国体育，关注这架奔驰的战车。他们正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来检索这架“奥运”战车的性能，并为此做了许多理性的准备。虽说中国体育给我们带来许多苦涩和失望，但我们毕竟还有梦！我们正在梦想着下一个世纪，梦想着中国体育成为下一个世纪跑得最快的战车……

    对于下一个世纪的期盼，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急迫。早在十几年前，我们就对下一个世纪编织了许多梦想，中国政府甚至将几个战略步骤的重头戏，都放在了下一个世纪。下一个世纪是我们的天堂！为了下一个世纪早日到来，理论界甚至对下一个世纪到底从2000年算起还是从2001年算起，展开了一场论争。论争的结果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中透视出一种现象：即多灾多难的中国，希望能在下一世纪交上好运！

    下一个世纪是我们全面出击的世纪。2000年是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的分水岭，这一年，我们当然十分看重。我们甚至在梦想中将第27届奥运会放在了中国，而臭不可闻的中国足球队居然在我们的想象中打进了决赛，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荷兰国家队争夺冠军。结果，当然又一次凭借我们的想象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中国队出奇地以3∶2反败为胜……

    然而，随着公元1993年9月24日凌晨2点27分，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开一张神秘纸条以后，这一梦想过早地破灭了，但是我们仍有许许多多梦想在继续。同样早在十几年前，中国政府曾向世界宣告——在21世纪来临之前，中国将成为世界体育强国！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从上而下的一个梦。

    十几年过去了，当我们回眸那个发轫梦想的年代，看一看当年让我们为之作出这一决定的理论参数今天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距2000年悉尼奥运会已不到两年了，我们有理由为我们下一个期待做出预测！

    【背景资料之九】

    据法国《队报画刊》1986年公布的世界体育运动水平的评比果，中国列世界第12位。这项评比的依据是从当代体育中选20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根据各个项目的普及与影响程度划分4个等级，对每一级赋予一个系数，再把各国在这个项目的得分乘以所在级别的系数，这个总和便是各国总分的名次。依据法国人规则，在田径、足球、篮球、排球、拳击5个一级项目中，中国仅有排球和篮球列在第8和第9位；在二级项目中，中国的乒乓球名列第一，在其他4个项目如游泳、网球、自行车、汽车和摩托车中却名落孙山；在三、四级10个项目中，中国只有举重排在世界第6位。法国人这项评比没有将中国的优势项目如体操、射击、跳水、羽毛球等列入评比行列。

    显然，这样一个评比结果，对中国来讲有失公允。当然，中国人也不愿意接受法国佬强加给我们的结果。我们有自己的算法，那就是按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为自己算帐，结果我们排在世界第8位。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结果比较乐观。

    这就是1986年的中国体育。虽说从排名上有点儿靠后，但无疑为我们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增强了信心。因为提出这一目标时，距2000年还有14个年头，时间还很宽裕，一些项目如游泳、田径已经看到了夺金的曙光，况且，中国的一些优势项目如乒乓球已被列入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因此，1986年的估测，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此后的中国体育并没有按照当初估测方向发展。如果中国体育真的按照这一估测发展的话，那么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金牌超过20块也是在理论和情理之中。遗憾的是，这一梦想，我们只能放在2000悉尼奥运会上实现了。无疑，这给中国政府当初提出的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推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

    悉尼奥运会上，中国金牌能够超过20块并能顺利跨进金牌三强吗？虽然这是一个未知领域，但是未知领域从来都不拒绝预测！

    从亚特兰大奖牌榜上的奖牌分布情况看：当前的国际体坛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即：奖牌不再被少数国家所拥有。以往的金牌大户，除了美国因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而略有上升外，俄罗斯、德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据不完全统计：过去这三家金牌大户在每届奥运会上摘取金牌的数量占全部金牌总数的45.3％，而在这届奥运会上，他们夺得金牌的总数比以往锐减了10％左右。俄罗斯只得26块金牌，德国队从上届的33块金牌减至20块，要不是在最后几天中国队接连出现失误，德国队超水平发挥，这届奥运会上德国就被挤出了三强。值得鼓励的是，从金牌大户手中流失的金牌和奖牌，被分流到79个国家和地区手里。而金牌榜上的数量也从上届只有37个国家和地区增至53个国家和地区。

    从国际体坛新格局的发展情况看，悉尼奥运会前三强的金牌总数将很有可能降至占金牌总数的30％以下。如果这一估测成为可能，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能超过20块金牌，稳进前三强。若只拿20块，进入前三强有点悬！若20块以下，只能继续呆在金牌的“甲B”行列。

    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到底能拿多少块金牌？我们不妨作一预测。

    中国的一级项目如乒乓球、跳水、体操、射击、举重等五个项目夺得金牌数量的多少，将成为中国能否进入第一军团的关键。如果不出意外，这个五个项目中的金牌期望值将超过中国队金牌总数的一半。

    乒乓球女队将包揽两块金牌不在话下。新秀李菊、王楠、杨影已经走向成熟，取代邓亚萍、乔红已成事实。中国男队摘取两块金牌中的一块应属理所应当。尽管’98大奖赛，孔令辉和刘国梁都未能进入决赛，但丝毫不妨碍他们扬威悉尼的可能。有人说’98大奖赛中国队失利是因为不重视造成的，这不现实！但不能排除蔡指导有故意放一马的可能。如果猜测属实，中国男队重现亚特兰大雄风也不是没有可能。结论：中国乒乓球队摘取3块最有可能，4块是肴望。

    自从中国恢复参加奥运会以来，似乎中国射击队从来就没有让中国人失望过。通过近几年来的磨炼，中国射击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在男子手枪、女子手枪、飞碟和移动靶四个项目上形成了优势。王义夫、徐翔、张山、杨凌、牛志新等，在悉尼奥运会上定当不让中国人失望。如果他们发挥正常，摘取3金不在话下，夺得4金5金的也不是不可能。但我还是保守点估计：3块。

    体操和跳水这玩艺不好估计，金牌一半掌握在裁判手里，但裁判虽然偏向于东道主，但他们也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像中国射击队一样，体操和跳水也从来就没有薄待过中国，哪一回不拿个几块回来。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虽然体操只拿了一块，但跳水却拿了却拿回了三块。不过，现在的中国跳水队正处在调整期，新人不能成长，让人揪心。不管怎么说，距悉尼奥运会还有一年多时间，具有传统优势的中国跳水队，怎么也能培养出一名拿金牌的选手来。但是，重新召回熊倪和高敏的中国跳水队，确实让人不敢在它身上下赌注。体操不一样！体操走了李小双还有张津京和几位渐成大器的新人，尽管他们在’98体操锦标赛上老从杠上掉下来，还出了一个桑兰“倒栽葱”，但他们做的都是世界上难度系数最大的动作。单凭这一点，我敢跟他们下赌注：不少于3块。

    在这五个项目中，最能给中国人大喜过望的恐怕要算举重了，尤其是女子举重。中国人本来就呈“阴盛阳衰”之势，男队尚且出个占旭刚和万建辉什么的，女子不就更能逞威了。尽管悉尼奥委会害怕中国运动包揽所有女子举重金牌，采取了每个国家限报3项的做法，但中国的女力士们普遍高出外国选手30公斤以上的实力，在中国仅有的3项比赛中，3块金牌将尽受囊中。男队小级别和中级别虽然不像女子那样优势明显，但也有优势，估计夺得3块也不成问题。

    再看看田径、游泳和羽毛球这三个项目。听说马俊仁已经向国家体委承包了一块金牌，老马说话向来说一不二，他承包的一块咱就先算上，至于田径类其它项目就不好说了。游泳项目这届奥运会上只拿了一块，而在上届拿了3块。当然，那是“大花”们的事，现在的“小花”们虽然在这届奥运会上没放出来，但也显示出强劲的夺金势头，等到悉尼奥运会上，她们没有理由不姹紫嫣红。估计：她们给中国队拿回4块金牌不成问题。羽毛球这届拿了一块，但现在的羽毛球已今非昔比了。女单、女双世界排名均列第一，如不出意外，这两块金牌非中国莫属。男队虽说差点，但也有问鼎的实力。鉴于没有太大的把握，羽毛球暂算2块吧！

    这样算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应该在22块右一点。倘若其他项目上有意外收获的话，金牌总数有可能达到25块。总之，2000年奥运会中国冲击“三强”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有一个严酷的事实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金牌总数进入“三强”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体育强国。金牌是少数体育精英们的事情，它是只能代表一个国家的体育竞技水平，并不是一个国家体育发展水平的综合值。因为体育本身并不是为了竞技，而是以大众娱乐和健身为目的。竞技的目的是为了带动大众体育向更高的方向发展。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了体育强国，一看体育竞技水平，二看大众“体育人口”。

    对于两千年中国体育的竞技水平，我们似乎满怀信心。但是对于另一项大众“体育人口”指标能否达到体育发达国家的水准，我们难以乐观。据中国体育科研部门在八十年代中期对我国14个大中城市每日居民体育锻炼现状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城市体育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为9.23％，而农村的体育人口只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为2.7％，加上占全国人口总数21％的大、中、小学生，中国的体育人口的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为31.7％。而体育强国的美国、德国的体育人口已占总人口数的60％以上。

    十几年过去了，虽然我们的生活水平由过去的温饱发展到小康，体育人口也以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年增加，但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的人口增长又以同样的速度在消解着体育人口的增长指数。另据一项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城市人口已达到6亿多，约占总人口数的50％，而城市人均体育锻炼设施面积不足0.04平方米，约有20％的城市公民经常去体育场馆进行锻炼，实际上城市体育场馆设施的利用率为0.20％。从新近颁布的《体育法》的规定来看，我国人均体育活面积不得少于1至2平方米。这一规定，除了北京勉强能够达到这一标准外，其它城市则明显低于这个要求。目前，我国人均体育活动面积为0.65平方米，而体育强国的美国，人均占有体育活动面积为12平方米，德国的人均体育面积为4平方米。由此可见，中国不可能在二000年到来之前，成为体育强国。

    影响体育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条就是体育设施水平的落后。距2000年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国体育设施能够达到《体育法》规定的人均面积不得少于1至2平方米的最低标准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国从1949年到现在，共投资了372个亿资金才达到了现在的人均体育设施面积仅为0.65平方米的标准。要想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一个质的飞跃，近乎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再来一场体育大跃进？

    那么，2000年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还能为她编织更多的梦想吗？臂如：伤心的足球能不能进军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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