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园日记

    唐望

    大年初二收到一条微博里的留言，有位并不认识的网友问，可在山上？方便拜访吗？自西藏归来索居昆明，得此良言兴冲冲地答应对方，咱们初四山中见吧。

    芝麻是位大姑娘，见我去车站接她，小镇的人就说，看——老三的媳妇回来过年了。这大过年的，孤男寡女走在行人寥寥的小镇上是够刺目的。

    我问芝麻，你为什么过年不陪着家人？

    她说，只有春节有长一点的假期，所以，她有好几个春节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一位在旅途中过年的姑娘，好像有许多故事的样子。我接过她的背包，觉得实沉沉的，边走边聊，我们居然还有共同相识的朋友在武夷山开旅馆。芝麻说有一年，她专程赶到武夷山去，待在旅馆里，哪也不去，后来，旅馆里的人每天做点吃的，喝喝茶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寂寥小镇的街上，春天的暖阳挂在灯台树梢，我愉快地与商店门口的小商小贩点头问好，这里的旅馆过年关着门，没多久我们就在山中小院喝上热气腾腾的普洱了。

    现在想起来，收到芝麻留言那天还收到台湾林姐的短信，她是在德国小秀的茶店喝了我们的银针，也许念念不忘？问了小秀我的联系方式，想在3月过来实地看看。送别芝麻那天感觉天气就热了起来，小伟、阿凡约去小河拿鱼，原以为会像往年那样收获很多，可天热水少，鱼更少，最后烧了一锅小河鱼汤，我没兴趣喝，倦怠地独自回家睡去。半夜醒来，接着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这本书充满了智性的声音，似在春困时遇上良师益友，长河泛舟，漫夜闲聊，于悲处流泪，于喜处狂笑。茶事清闲的日子看来不多了，如果有什么事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睡觉，读书。昼夜过得颠倒也是无所谓的。

    3月22夜，惊雷狼突，雹如飞弹，击我制茶陋所透明瓦顶，狂风大作间碎片如屑，我在屋里制紫霞头锅，接着干了三十多个小时的活，迷迷糊糊却思绪万千。不知为什么，整个过程诸多败笔，觉得怎样补救都是不可逆转。心想，做失败了，今年就得喝它们吧。

    翌日，把烘焙之事交代老憨哥赶往普洱接远道而来的林姐，同行有林姐的先生本民老师，他的发小同学景山先生。本民寡言，景山开朗，林姐兴致盎然，一路欢声笑语，好似故友相遇。到了小镇，房门一开，景山忍不住大笑起来，他指着长长的茶板，拥挤的书架对本民说，“你们这些种有机茶的，自然农法的怎么连居家摆设都一个样。阿望，要是下次你去了台中，你就会发现我说的一点没错，本民先生家也像你这样布置。”我说，原是想去的，自从羊不能养，没了羊粪，就开始寻思自然农法了。可我现在没办到去台湾的自由行。林姐说，以后有需要可以请景山帮你想办法，他好歹过来投资有几年了，这些事他更知道程序。说话间开泡了他们带来的自家采制的台湾乌龙，香高气爽，厚积薄发，让我深深地感动。

    进山的路况不佳，我们弃车而行，一路走一路谈笑，我觉得人与人的质朴相处就像阳光，空气一样，没有刻意做什么却不知不觉和乐融洽。

    林姐的山野经验丰富，看到松针就给我介绍松针酒与醋的制法，各种能食能用的小花小草也如数家珍，我对台湾的社会感兴趣，曾在台公办的景山却说，同文同种，华人社会缺乏的其实就是诚实两字。我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基本是无效的。对此他持悲观态度。当我说自由民主的社会让人向往时，本民却说，也许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谈起来非常有趣。

    到了茶园，本民对翻耕的土地修剪后的茶篷有不同意见，关于施用羊粪，林姐也说，这会不会让茶喝上去有羊膻味儿呢？关于福冈正信的自然农法，Rosemary Morrow的朴门设计手册我有过一些阅读，可老实说，我对照搬书本来管理自己的茶园是吃过不少苦头的。

    老憨哥对景山的大三星手机来了兴趣，那天他喝多了，老责怪老胡把他藏着的一大瓶自烤酒偷干了，他们东一句西一言的吵嘴。我有些尴尬，可林姐却说，看他们吵架也好有意思。

    在去山神庙茶园的路上，我们遇见了靠在核桃树上的山宝，刚开始林姐一行以为看到的是一假人，类似于稻草人之类的，我这兄弟黑如焦炭只穿着裤衩，山宝动起来显然吓到了他们，我转过身说，这位是赛德克巴莱。我把对兄弟之爱与尊敬准确地传达了。景山后来跟我说，你也是一名赛德克巴莱啊，一个人守在大山里。我们聊了聊那部让我印象深刻的魏德圣的作品。

    给我教益最多的是少言的本民，他喜欢掀开森林里的泥土给我看，那下面腐质丰富，保湿松软。他说，如果把请工翻耕的费用拿来收集落叶堆放茶园效果不知会怎样？我想想也对，决心今年先拿一块茶地来尝试。本民原是大学的网球教练，与那个社会不大合。大致在我上山那年前后也从学校辞职，他们有块大小与我类似的茶园，按着自然农法摸索种茶制茶。我泡了刚做的一款叫青岗的茶给他们品尝，本民觉得有意思，让我留点茶样给他带走。

    临别前，林姐向我买点茶，我非常为难地告诉她，我从来不卖茶给来山看望我的人。我希望她能体谅我的心情。她不说什么，但我想她也许在问我，你能体谅我们为了来这里赶了七天的路吗？各种飞机，计算航班时间。我想我小小地冒犯了林姐。本民一门心思做茶，林姐负责销售，他们刚开始并不被专业人士看好，老拿一些问题困扰他们。譬如说，你们的是高山茶吗？海拔那么低怎么可能做出高香的乌龙茶呢？你们是茶学专业出身的吗？什么样的种植方式都要接受专业的训练才能做出地地道道的台湾茶来。我在一边听着，一边在想景山说的，同文同种，远隔千里，不同的社会，我们遇到的问题有类似之处。

    有天，我与老憨哥在采紫芽茶，我想跟他说说那天与老胡吵架的事。来了客人，是不是克制一些。他漫不经心地看着被风吹落的梨花，“老三，我们今年得把这些紫芽茶全砍了嫁接成黄芽茶，你看怎么样？”我把到嘴边的话压进肚里。蜜蜂嗡嗡地叫着，它们在忙着采取花蜜，非常专注满足的样子。回到台湾的本民尝试用台湾种做了一次晒青普洱，林姐觉得有趣就用Line发了图片给我看，我觉得非常开心。茶是开放的，那种狭隘的地域之分是我们所不认同的，当然，于专业人士也许是件肤浅得逗他们讥笑的事吧，谁又知道。

    三月九，风和日丽，是2014年头采的日子。今年请来了老胡一家，是专业在秧塔采茶的外地人，听他说，我们几乎是同一年上的茶山，他小我一岁，有两个儿子，他的样子黑黑瘦瘦的，如果有点瑜伽常识的人也许会说老胡是带火命的人。他的老婆比他还瘦，有一年，我想是人生中最苦困潦倒的日子，我在后山找走散多日的羊群，从大箐那高耸入云的松林里往老面头茶地方向，顺着小道来到一排采茶人临时搭建的简陋房前，一个在院角洗菜的妇人笑着对我说，你就是那个放羊的大学生吧。你的羊把我们种的萝卜全吃完了。然后像看到自己那片被羊蹂躏的小菜园似的生起气来，嗓门调高向我发泄她对羊对我不负责的怨气。我说，对不起，都是我和羊的不好。你看看你的那片萝卜值多少钱，我给你赔上。她这时才转怒为笑，不好意思开口，在我一再恳求下，她说，那总得值一二十元吧。我说，那就赔你二十。说完摸摸裤包，身上只有最后五十块钱。我递给她，又不好意思说找补，那女人也实在，脸上笑开了花把那张皱皱巴巴的青蛙皮收好，不说话了。我待了一会儿，也觉无趣。又去找羊，走了一段又不知去哪儿找，回到那个小院时，看到老胡一家正在讲那片桌子大的萝卜得了五十块的事，我打扰了他们一家人的欢乐气氛。临走时对老胡说，下次羊来吃了菜，我就不赔了。那剩下的钱总还能来吃几次吧？老胡一脸严肃地说，我也不种了，看你的羊怎么吃。

    过年前，老憨哥就跟我讲了老胡一家来采茶的事。老实说，我不大情愿。怎么不愿意呢？我一时也不想说，年过后，我问老憨哥，大嫂还能不能跟我们一块上山采茶，老憨哥说，常年的骑摩托上下，冷风冷雨的，大嫂的身体不像往年了。然后，小娃娃们又在家里养猪养鹅，光操持家畜一天吃的也够大嫂忙的，街天还得帮领小妹妹。我骑坏了两辆山地摩托，这一早一晚地跑上跑下，有个雨天阴天的关节也痛得咯咯叫。那条被人遗忘的便路，旱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浆落石。在这条走了不知多少次的路上，我看到的只是根杂技表演时的钢丝。我对老憨哥说，真是不情愿啊，这块茶地，就像自己领到七八岁的孩子，现在大了却要交给别人。这一说，连老憨哥也有些不禁。

    老胡的大儿子上初三了，小儿子还在读小学，他们来自一江之隔的平村。因为是自己的妹妹嫁到了茶山，所以，这些年一直固定给茶园最多的人家采茶。采茶是按斤头讲价，每年一家人就围着茶树的萌芽生长忙碌，期间还要按时接送俩儿子到小镇上学。我们与老胡一家签了协议，因为产量不及别家的，工价日常管理多有优惠。头采前，他们安顿好住处，就前年大兴大贵们用竹子搭的临时房子，再盖了一个伙房，他们这种随遇而安的日子到了哪里好像都只是一家人在流浪似的，极尽简单，味同嚼蜡。

    这天，来了两位外乡镇的年轻人。说是在微博里认识我的，一位大学刚毕业，一位与亲戚在学做茶叶生意。他们直呼我——三哥，我却觉得像他们的三叔。新年伊始，询茶的电话纸条不断，许多人都说从三联一路寻来的，留存几年的普洱也开始往外销了。用心种茶，收到最多的是人们的善意，也有期待太高，喝过茶觉得不过如此的。被人赞誉过头我非常的惶惑，我不善表达自己的感谢，总不能以自己的温情回应对方的热情，也许在别人眼前还是一个硬硬冷冷的山里人吧？赞誉归于茶，我不算什么，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清苦。小舅读了读那篇文章对我说，你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活得很好，阳光，健康，也充实。对我的茶有些失意的人，我感到非常抱歉，茶就是这样，喝茶是件很主观的事，我改变不了什么，我希望我们看重的是种有机茶这件事上，这真的非常辛苦。现在，写这个的时候，外面春雷轰轰，其实早上起来我的骨头就开始叫了，它在刺我的心。

    没几天对老胡一家不适应的竟是老憨哥，他开始向我抱怨，对老胡厉声叫唤。他老在怀疑一切，忍不住对变坏的卫生凌乱的厨房失望沮丧。这让我想起过去读过的一篇《世说新语》“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经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文虽如此，却也不便与老憨哥研究。两年多未见的胜观来时，老胡一家已经在采大白茶一芽一叶。胜观在萎凋槽前看了看，说这茶采得没有过去的认真。今年他把无量山茶厂的老张也约来，正赶上我杀青，两人也不生分，上手就在大铁锅前炒了起来。同行的交流是有益的。只是经过这么些年，我在他们这些茶人眼中仍旧是个有着理想主义情怀的文艺青年，而文青眼里又觉得三哥活得一点不雅致。茶农眼里呢，他们也不觉得我跟他们一样，所以，小镇上有人说我是三不像，不像读书人，不像农民，当然也不像老板。好在我从未对此烦恼，知道自己是谁就得了。

    开采一周后，老胡顶不住了。他那黑黑瘦瘦的身子，被太阳晒烤红的脸上汗涔涔的，“你们两个摘紫芽茶，我跟我家那个摘大白茶。这是什么茶园，东发一片，西发一棵，我们只顾得上满园子跑，可跑得骨头痛也摘不了几斤茶啊。”老憨哥问他，你是老板吗？怎么安排起我们来了，我们不是每天也忙得团团转，又要炒茶，又要摊晒，还要准备一年的柴火和栗炭。可要不摘，茶老一次影响一年，我又背上小箩筐带个笋叶帽，又恢复了往日的忙乱与操劳。

    胜观一行临走前，我们喝着茶，聊到了建陶，我才开口说了一句，建陶富含矿物质，就被他劈头盖脸数落一顿，说什么，建水有什么陶瓷，所有款式都是仿宜兴的，现在连最基本的漏水你们省的省级大师也没解决。面对这种不客气的大汉中心主义，我也像烈火一样的反击。说的话倒痛快了，可事后只有深深的懊悔。

    太阳一天热烈起来，茶园里渐渐一扫冬景的萧条，那新吐的嫩芽翠绿泛青，蜜蜂们嗡嗡嗡吵嚷着忙着采取花蜜，攀枝花，布谷叫，三月九，采春茶。

    选自新浪博客2014年6月6日

    评鉴与感悟

    唐望以前写过诗，后来去了云南秧塔种茶，种茶之余写不写诗，不大清楚，但他会写些随笔。我向往他的生活，并非是像梭罗一般，拿着斧子找个瓦尔登湖思考社会反省俗世。唐望的野心应该没有那么大，或者说，他的志趣不在这上头。读这些劳作之余的记录，就像春夜听雨打芭蕉，那清脆的声响，一声声，都结结实实敲在心底，滤却了尘世的嘈杂，骨子里却又有非比寻常的热烈，好像时刻都会有一种原生态的力量即将爆发。那里，绽放的，正是希望，是醇厚的茶香回甘，是生命的礼赞。

    物质还原

    黄永玉

    我说我那个妈真行。她活着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

    “妈，你今年多大了？”

    “跟润之同年。”她说。

    “你见过他？”我问。

    “嗯！”她答。

    我那时多蠢！“文革”过了不少日子了，该乘机多问她一些事。什么时候入的党？怎么入法？谁介绍的？“文革”两次关进班房，审问你些什么？……还可以再找些有意思的事问她。现在想起来，一切都来不及了。

    她的牙齿一颗没掉，胃口特别好，精神特别之足，那时候大家都穷，如果多寄点钱给她，肚子油水足一点，起码能活到九十多或一百多岁。

    她的思想十分开通：

    “我喜欢火葬，干干净净，省地方、省心。”

    她逝世之后，遗憾的是在家的弟弟孝心太重，没按她的想法办，并且千辛万苦从清浪滩盘回父亲的遗骨，把老两口合葬在屋背后的山上。

    世界至今对于火葬还不习惯。

    我对于葬仪的知识，除日本的“楢山节考”之外，几乎跟大家一样，或者多一点。比如“崖葬”“水葬”“天葬”，东北小兴安岭森林地带亲眼碰见死了的小孩挂在树枝上之类……

    我从小至今，不太把死亡放在心上，只是有过一次伤心。

    大概是1941年、1942年前后，我在福建福清市一个剧团待过。一天跟同龄的团员好友颜渊生到四十里外（？）一个名叫“东张”的乡下去探望一位戏剧界资深的朋友陈津汉，（长话短说）回城的时候，我建议不绕回还的山路而直接从东西方向山岭上走回去。据说这一道起起落落的山脉多年前跟日本军队有个惨烈的战斗。“去看一看！”颜渊生同意了。

    我们一直从东西向的山脊小路上走着，忽然一颗雪白的骷髅头横在眼前，我们惊呆了。

    绕了两圈，我跪下来捧起他。

    “救护队怎么把他漏了？”

    把他一个人留在山峰顶上，让风吹，让雨淋，太阳晒，每天晚上月亮和星星陪着，他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右前方有座大石头。我们把他安放在可以挡风雨的缝隙里。

    该讲点什么呢？面对着他，一句话也讲不出。想到我们这一分别，世上就永远留他一个人在这里了……

    回来之后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妈妈。妈妈回信说几天都睡不着……

    这际遇，眼泪，不济事的。

    “文革”后期，我从中央美术学院下放到石家庄部队劳动三年，曾经到火葬场搬过一次骨灰。

    是一布袋一布袋的东西。运回场地，堆起来有两层楼高，像一座小金字塔。我们种了很多水稻，这东西很肥田，种出的稻谷颗粒又大又油，大家吃过自己种出的稻米两年。

    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很实际的世界。人死了之后愿意送火葬场的，家人取回来的骨灰只是一小包圣洁珍重的纪念品，不是全部。你要那么多干什么？都运回来你往哪里放？

    所以我自己有个打算，遗嘱上一定要写得明明白白，死了之后给我换上最不值钱的衣服，记得剥下左手腕上的手表，家人和亲戚朋友送我到火葬场，办完手续交了费上车回家，一齐到家里喝杯咖啡或茶。一点骨灰纪念品都不要，更谈不上艺术骨灰瓷罐和黄花梨骨灰盒。

    试问，你把我骨灰带回家干什么？好好一间客厅、一间卧室放这么一个骨灰盒煞不煞风景？阴风惨惨。儿女说不煞，孙子孙女说不煞，重孙子孙女呢？他们知不知道这盒子里头装的什么鬼玩意儿？分家呢？怎么分？有心的说，找个地方挖个洞埋了罢！到时候那地方搞旅游，修飞机场，弄公共厕所……

    所以，全尾全须交给火葬场什么都不带回来最是妥当。

    当然，我最大的后顾之忧是有人舍不得把我送火葬场而偏要把我装进棺材深埋泥坑里，地面上再弄些神乎其神的手脚，花岗岩、大理石，刻上狗屁的言不由衷的表扬文章。正如菲尔汀先生在《汤姆琼斯》第八章描写碧姬小姐所说的：

    “一个女性脸红若没人看见，她就等于根本不曾脸红。”

    我从来脸皮厚，对我来说，不是脸红问题，我困守泥坑，动弹不得，破口骂娘他们也听不到。直到百年、千年以后，渊博的考古学家把我挖出来，经过多种仪器测验做出的结论是：

    “这个人虽然脸皮厚，由于地面多角度的强烈刺激，百千年至今脸上还常常透出蚩尤之色。”

    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本是很自然的事，物质还原嘛！却喜欢鼓捣灵魂有无的问题。要是真有灵魂，那可能比活在世上自在多了！遨游太空，见到好多老熟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连汽车飞机钱都省了。顺这个道理说，全尾全须送火葬场的应该比埋进土里的自由得多吧？比死了之后还要过集体生活的当然更不用说了！

    讲一个解放前的老笑话。

    老华侨夫妇回国过海关，检验行李。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玻璃丝袜。”华侨答。

    “玻璃还能做丝袜？瞎扯！”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巧克力。”华侨答。

    “干什么的？”检查员问。

    “吃的。是一种糖。”华侨答。

    “毒品吧？”检查员问。

    “甜的，我吃给你看！”华侨答。

    打开一个木盒子，很多粉末，检查员抓了一把放进嘴里：“这是什么？”

    “我爹的骨灰。”华侨答。

    选自《读者》2014年第10期

    评鉴与感悟

    死亡，多么让人难过的事，可是在这个精灵老头的笔下，又另有一番趣味。他的语言真是好，也不深奥，也不华美，这是洗尽铅华之后的老道文字，童心未泯，处处都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洞见。

    杨苡和她的《青春者忆》

    毕飞宇

    在南京，有一堆关系松散的朋友，这些朋友见面之后都要这样问一句：“最近去看杨苡了吧？”对外，我们都说“杨苡先生”，但是对内，我们都直呼“杨苡”，这是我们的一点小虚荣，都直呼其名了，足以证明“杨苡先生”是“自己的人”。

    先生生于1919年，她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是1935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刚好一岁，而我的母亲还没有出生。在我的心里，先生自然是泰斗一般的人物。可这个泰斗一般的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和力，二十年前吧，对，是二十年前了，我刚满三十岁，而杨先生也还“小”，才七十多，我和先生在一个会场里相识了。先生很安静，端坐在遥远的角落里，通身洋溢着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贵与优雅。一位长者把我拉到先生的面前，把我介绍给了先生。杨苡先生望着我，说：“你教我写小说吧。”我说：“好的。”回头一问，原来是杨苡，翻译《呼啸山庄》的那个杨苡。我臊得不行，轻狂啊，轻狂，可再怎么轻狂也知道羞愧，好长时间我都不愿意再见到先生。真的到了再见面的时候，先生一点责怪的意思也没有。嗨，也是的，先生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她哪里能介意一个毛头小子的冒失。

    有一件事情我是自豪的。是2007年还是2008年，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来南京大学的中美中心讲学，我去看望他们，闲聊的时候我们怎么就聊起杨苡了，资先生愣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们大约有好几十年没见面了。”这句话有点吓人了，很辽阔，从这头都望不到那头。我冷不丁地冒了一句，说：“前几天我还去看望过她呢。”陈乐民先生似乎不相信，就好像我说我们家有故宫的藏品似的。陈乐民先生说：“我们去看看她，方便吗？”我的胳膊一抬，说方便哪，下了楼几分钟就到。是的，无论是资先生还是陈先生，他们再也想不到“下了楼几分钟”就可以见到杨苡。历史就是这么个东西，它有多复杂就有多简单，十几分钟之后，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真的坐在了杨苡先生的客厅了。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就在“好几十年前”，就在天津那时的英租界昭明里，少女杨苡和少女资中筠曾经是邻居。那以后，十七岁的静如（杨苡）和伟大的巴金开始了他们的“世纪友谊”。

    陈乐民先生仙逝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记录了这次见面。我附带记录了两位世纪女性的美。是的，我很负责任地说，是美。时光是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绵软、缓慢，却坚决，它能把遗传、教养、学识、修为、智慧与心性耐心地组合起来，变成待人与接物、言谈与举止，一颦与一笑，一句话，变成一种特别的风度，和光同尘，月明风清。我要承认，这样的风度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那是“讲究的岁月”在她们的身上留下的非物质留存。

    有一件事情杨苡先生也许不知道，在她和资中筠、陈乐民先生见面的时候，我是幸福的。这是一次普通的见面，没有任何“远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见面而已。我什么都没有见证，但是，我见证了。从头到尾，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只是幸运，幸运的人是不该说话的。往事历历在目，可陈乐民先生已经永远地缺席了，再听他们三个人说话，不能够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要说，想象比记忆重要；作为一个人，我想强调的是，记忆比任何想象都要珍贵。

    我和杨苡先生的交往并不多，可是，因为年纪的差距，我和杨苡先生的每一次交往都特别地快乐。为什么呢？在先生面前，我可以“童言无忌”。我是一个吐噜嘴，偶尔会“吐噜”出不太得体的话，杨先生不介意。其实杨先生自己也是一个吐噜嘴，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我都这个年纪了，我还在乎什么？”面对不喜欢的事、面对不喜欢的人，杨先生的风格是快刀斩乱麻，一两句话就“吐噜”了，那可是稳、准、狠的。别以为杨先生足不出户，但她什么都知道，因为她每天都在阅读。她的视力和记忆力是我这个“小帅哥”没法比的。嗨，“小帅哥”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视力和记忆力都远不及先生。

    马年的春节前，赵翼如女士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杨苡批评你了，说“飞飞”好久都没来了。我一想，也是的，好久都没去看望杨苡了。说去就去。我给先生带去了一本《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这是我的新作，先生回送了一本她的新书，《青青者忆》。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是《巴金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我在当天的夜里就把这本书读完了。和陈思和、李辉、周立民的专著比较起来，这本书真是太独特了。在未来的巴金研究中，我敢说，这本书不可或缺，它的立足点不是学术，是人生。你要想知道巴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从《青青者忆》开始吧。《青青者忆》告诉了我们两件事：一、平凡是如何抵达伟大的；二、伟大怎样才能抵达平凡。

    说白了，巴金和杨苡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文学，嗨，一个多么无聊的东西，在今天，你怎么轻贱它都无所谓了。但是，不要着急，在我们的上一辈、上上一辈那里，文学，它是多么贵重。在“写”的那一头，文学是贵重的，在“读”的这一头，文学依然是贵重的。这样的贵重其实和文学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它关乎生活，它关乎生命。这里头有一个天大的秘密，也可以说天大的常识，——当你还在意生活的意义、还在意生命品质的时候，文学它势必贵重；相反，如果你视生活为草芥、视生命为蚁蝼，文学它只能降格为“鱼鳖”。

    杨苡先生自己就是一位作家、一位翻译家。她的作品《自己的事自己做》、译作《呼啸山庄》已然成为我们文学记忆中的瑰宝。但是，那一代人毕竟是那一代的人，他们见证过大的时代，面对过大的灵魂，他们始终怀揣着一颗谦卑的心，无论杨苡先生有过怎样的成就，先生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读者”，一个巴金的“读者”，一个文学的“读者”，一个生活的“读者”，一个生命的“读者”，一个灵魂的“读者”，一个自由的“读者”——如斯，人生之中一种最美妙的关系浮现出来了，那就是创作与阅读的互文，文学和生命就是这样相得益彰的。

    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读《青青者忆》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我对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坚信不疑，另一方面，我在时间上始终有一个错觉：总觉得书里所记录的一切都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像穿越，像传说，带有隔世的色彩。说到底，那样一种动人的“互文关系”。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可以证明这种“互文”的，是活着的、健康的、敏锐的、偶尔还会“吐噜嘴”的杨苡。巴金对杨苡说，“长寿是惩罚”，我想告诉杨苡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你不要相信巴金。长寿是奖励，是荣耀，这奖励与荣耀不止是给你的，是给中国的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

    选自《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3月14日

    评鉴与感悟

    有两年，特别迷毕飞宇，就不能和人说毕飞宇，一说就激动。现在也仍喜欢看他的书，只要是他写的文章，都想搜罗到手。很少想过到底是因为什么喜欢。因为他的认真？因为他的讲究？因为他的有趣？还是因为他的智慧？说不清了。就像这篇，一篇写人记事的文章，感觉他就是和别人写得不一样。这不一样里，有他体察人情的态度，还有他对汉语节奏的优雅把握。

    《老生》后记

    贾平凹

    年轻的时候，欢得像只野兔，为了觅食去跑，为了逃生去跑，不为觅食和逃生也去跑，不知疲倦。到了六十岁后身就沉了，爬山爬到一半，看见路边的石壁上写有“歇着”，一屁股坐下来就歇。歇着了当然要吃根纸烟。

    女儿一直是反对我吃烟的，说：你怎么越老烟越勤了呢？！

    我是吃过四十年的烟啊，加起来可能是烧了个麦草垛。以前的理由，上古人要保存火种，保存火种的是部落里最可信赖者，如果吃烟是保存火种的另一种形式，那我就是有责任心的人么。现在我是老了，人老多回忆往事，而往事如行车时的路边树，树是闪过去了，但树还在，它需在烟的弥漫中才依稀可见呀。

    这一本《老生》，就是烟熏出来的，熏出了闪过去的其中的几棵树。

    在我的户口本上，写着出生于陕西丹凤县的棣花镇东街村，其实我是生在距东街村二十五里外的金盆村。金盆村大，1952年驻扎了解放军一个团，这是由陕南游击队刚刚整编的部队，团长是我的姨夫，团部就设在村中一户李姓地主的大院里。是姨把她挺着大肚子的妹妹接去也住在团部，十几天后，天降大雨我就降生了。那时候，棣花镇还轰轰烈烈闹土改，我家分到了好多土地，我的伯父是积极分子，被镇政府招去做了干部。所以在我的幼年，听的最多的故事，一是关于陕南游击队的，二是关于土改的。到了十三岁，我刚从小学毕业到十五里外去上初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只好辍学务农，棣花镇人分成两派，两派都在造反，两派又都相互攻击，我目睹了什么是革命，和革命的文斗武斗。后来，当教师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我就是黑五类子弟，知道了世态炎凉，更经历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整肃、改造、统一着思想和行为。再后来，我以偶然的机会到了西安，又在西安生活工作和写作，十几年里高高山上站过，也深深谷底行过。又后来是改革开放了，史无前例，天翻地覆，我就在其中扑腾着，扑腾着成了老汉。

    这就是我曾经的历史，也是我六十年来的命运。我常常想，我怎么就是这样的历史的命运呢？当我从一个山头去到另一个山头，身后都是有着一条路的，但站在了太阳底下，回望命运，能看到的是我脚下的阴影，看不到的是我从哪儿来的又怎么是那样地来的，或许阴影是我的尾巴，它像扫帚一样我一走过就扫去痕迹，命运是一条无影的路吧，那么，不管是现实的路还是无影的路，那都是路，我疑惑的是，路是我走出来的？我是从路上走过来的？

    三年前的春节，我回了一趟棣花镇，除夕夜里到祖坟上点灯，这是故乡重要的风俗，如果谁家的祖坟上没有点灯，那就是这家绝户了。我跪在坟头，四周都是黑暗，点上了蜡烛，黑暗更浓，整个世界仿佛只是那一粒烛焰，但爷爷奶奶的容貌，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是那样的清晰！我们一直在诅咒着黑夜，以为它什么都看不见，原来昔人往事全完整无缺地在那里，我们只是没有猫眼罢了。也就在那时，我突然还有了一个觉悟：常言生有时死有地，其实生死是一个地方。人应该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一股气，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活人，死后再从什么地方遁去而成坟。一般的情况都是从哪里出来就生着活着在哪里的附近，也有特别的，生于此地而死于彼地或生于彼地而死于此地，那便是从彼地冒出的气，飘荡到此地投生，或此地冒出的气飘荡于彼地投生。我家的祖坟在离村子不远的牛头坡上，牛头坡上到处都是坟，村子的家家祖坟都在那里，这就是说，我的祖辈，我的故乡人，全是从牛头坡上不断冒出的气又不断地被吸收进去。牛头坡是一个什么样的穴位呀，冒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清的，浊的，祥瑞的，恶煞的，竟一茬一茬的活人闹出了那么多声响和色彩的世事！

    从棣花镇返回了西安，我很长时间里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晌整晌什么都不做，只是吃烟。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太多的变数呵，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这也就是我写《老生》的初衷。

    写起了《老生》，我只说一切都会得心应手，没料到却异常滞涩，曾三次中断了，难以为继。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这期间，我又反复读《山海经》，《山海经》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一本书，它写尽着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写，一条水一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山海经》里那些山水还在，上古时间有那么多的怪兽怪鱼怪树，现在仍有着那么多的飞禽走兽鱼虫花木为我们惊奇。《山海经》里有诸多的神话，那是神的年代，或许那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现在我们的故事，在后代来看又该称之为人话吗？阅读着《山海经》，我又数次去了秦岭，西安的好处是离秦岭很近，从城里开车一个小时就可以进山，但山深如海，进去却往往看着那梁上的一所茅屋，赶过去却需要大半天。秦岭历来是隐者的去处，现在仍有千人修行在其中，我去拜访了一位，他已经在山洞里住了五年，对我的到来他既不拒绝也不热情，无视着，犹如我是草丛里走过的小兽，或是风吹过来的一缕云朵。他坐在洞口一动不动，眼看着远方，远方是无数错落无序的群峰，我说：师傅是看落日吗？他说：不，我在看河。我说：河在沟底呀，你在峰头上看？他说：河就在峰头上流过。他的话让我大为吃惊，我回城后就画了一幅画。我每每写一部长篇小说，为了给自己鼓劲，就要在书房挂上为新写的小说画的书画条幅，这次我画的是“过山河图”，水流不再在群山众沟里千回百转，而是无数的山头上有了一条汹涌的河。还是在秦岭里，我曾经去看望一个老人，这老人是我一个熟人的亲戚，熟人给我多次介绍说这老人是他们那条峪里六七个村寨中最有威望的，几十年来无论哪个村寨有红白事，他都被请去做执事，即便如今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但谁家和邻居闹了矛盾，谁个兄弟们分家，仍还是用滑竿抬了他去主持。我见到了老人问他怎么就如此德高望重呢？他说：我只是说些公道话么。再问他怎样才能把话说公道，他说：没有私心偏见，你即便错了也错不到哪儿去。我认了这位老人是我的老师，写小说何尝不也就在说公道话吗？于是，第四遍写《老生》竟再没有中断，三个月后顺利地完成了草稿。

    《老生》是四个故事组成的，故事全都是往事，其中加进了《山海经》的许多篇章，《山海经》是写了所经历过的山与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山海经》只写山水，《老生》只写人事。

    如果从某个角度上讲，文学就是记忆的，那么生活就是关系的。要在现实生活中活得自如，必须得处理好关系，而记忆是有着分辨，有着你我的对立。当文学在叙述记忆时，表达的是生活，表达生活当然就要写关系。《老生》中，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紧张而错综复杂，它是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这一切似乎远了或渐渐远去，人的秉性是好光景过上了就容易忘却以前的穷日子，发了财便不再提当年的偷鸡摸狗，但百多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就是如此的出身和履历，我们已经在苦味的土壤上长成了苦菜。《老生》就得老老实实地去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我不尊重那些戏说，虽然戏说都以戏说者对现实的理解去借尸还魂。曾经的饥荒年代，食堂里有过用榆树皮和苞谷皮去做肉的，那做出来的样子是像肉，但那是肉吗？现在一些寺院门口的素食馆，不老实的卖素饭素菜，偏要以豆腐萝卜造出个鸡的形状，猪的味道，佛门讲究不杀生，但手不杀生了心里却杀生，岂不更违法？要写出真实得需要真诚，如今却多戏谑调侃和伪饰，能做到真诚，我们真诚了，我们就在真实之中。写作因人而异，各有各的解数，生一堆火，越添柴火焰越大，而水越深流越平静，火焰是热闹的，炙热的，是人是兽都看得见，以细辨波纹看水的流深，那只有船家渔家知道。看过一个材料，说齐白石初到北京，他的画遭人讥笑，过了多少年后，世人才惊呼他的旷世才华而效仿多多，但效仿者要么一尽写意，要么工笔筑构，齐白石这才说了“似与不似之间”的话。似或不似可以做到，谁都可以做到，之间的度在哪里，却只有齐白石掌握。八大山人也说过立于金木水火土之内，而超于金木水火土之外，形上形下，园中一点。那么，园在哪儿，那一点又在园中的哪里，这就是艺术的高低大小区别所在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年龄会告诉这其中的道路，经历会告诉这其中的道理，年龄和经历是生命的包浆啊。

    至于此书之所以起名《老生》，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得太长了，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的一个角色，或是赞美，或是诅咒。老而不死是为贼，这是说时光讨厌着某个人长久地占据在这个世上，另一方面，老生常谈，这又说的是人越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诳语吧。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里，人物总有一个名字里有老字，总有一个名字里有生字，它就在提醒着，人过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风刮很紧，花开花也疼，我们既然是这些年代的人，我们也就是这些年代的品种，说那些岁月是如何的风风雨雨，道路泥泞，更说的是在风风雨雨的泥泞路上，人是走着，走过来了。

    故乡的棣花镇在秦岭的南坡，那里的天是蓝的，经常在空中静静地悬着一团白云，像是气球，也像是棉花垛，而凡是有沟，沟里就都有水，水是捧起来就可以喝的。但故乡给我印象最深最难以思议的还是路，路是那么多，很瘦很白，在乱山之中如绳如索，有时你觉得那是谁撒下了网，有时又觉得有人在扯着绳头，正牵拽了群山走过。路的启示，《老生》中就有了那个匡三司令。匡三司令是高寿的，他的晚年荣华富贵，但比匡三司令活得更长更久的而是那个唱师。我在秦岭里见过数百棵古木，其中有笸篮粗的桂树和四人才能合抱的银杏，我也见过山民在翻修房子时堆在院中的尘土上竟然也长着许多树苗。生命有时极其伟大，有时也极其卑微。唱师像幽灵一样飘荡在秦岭，百多十年里，世事“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楼坍了”，唱师原来唱的是阴歌，歌声也把他带了归阴。

    《老生》是2013年的冬天完成了，过去了大半年了，我还是把它锁在抽屉里，没有拿去出版，也没有让任何人读过。烟还是在吃，吃得烟雾腾腾，我不知道这本书写得怎么样，哪些是该写的哪些是不该写的哪些是还没有写到，能记忆的东西都是刻骨铭心的，不敢轻易去触动的，而一旦写出来，是一番释然，同时又是一番痛楚。丹麦的那个小女孩在夜里擦火柴，光焰里有面包，衣服，炉火和炉火上的烤鸡，我的《老生》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土地上泼上了粪，风一过粪的臭气就没了，粪却变成了营养，为庄稼提供了成长的营养。世上的母亲没一个在咒骂生育的艰苦和疼痛，全都在为生育了孩子而幸福着。

    所以，2014年的公历3月21，也是古历的二月二十一，是我的又一个生日，我以《老生》做我的寿礼，也写下了这篇后记。

    选自《当代》2014年第5期

    评鉴与感悟

    贾平凹好像特别喜欢一个词，海风山骨。大概是九几年，在给雷达写的一篇散文评论里就用到了。有的人对某些词有偏爱，就像他，这回写长篇，又是好好琢磨了一回。闲扯几笔，倒也不是为了考证，就是想说，由一个词，看出了他的审美。古人云：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这么一篇后记，可供谈论的东西太多了，能否看出他的生活状态，倒在其次，在他绵密紧实的文字里，有种叫作格局的气象氤氲出来了。

    随笔三则

    王祥夫

    吃螃蟹

    白石老人画螃蟹，用笔真是精准，感觉真是好。老人作画素喜薄纸，而唯画螃蟹却用另一种纸，一笔下去，再接一笔，一笔下去，再接一笔，螃蟹的八条腿皆动。吴作人先生也喜欢用这种纸，画金鱼画骆驼，用墨行笔，笔路极是清楚。白石老人笔下的螃蟹与虾，直到今日无人能望其项背。说到螃蟹，家大人说乡下人打上灯笼去地里的高粱穗上捉，相信这是真实的生活，如果虚构，哪能知道螃蟹会爬到高粱穗子上去？螃蟹之味美，在其蟹黄和蟹膏，时下酒肆饭庄，喜用咸蛋黄替代蟹黄，“蟹黄豆腐”也只好叫作“咸鸭蛋豆腐”，只是颜色仿佛而已。海蟹比之河蟹，味道相去甚远，吃海蟹如没有工具非好牙口不行，海蟹是硬盔硬甲，下锅之前如不处理，是给食客出难题。河蟹壳软，容易对付，但一桌十人，每人两只螃蟹，顷刻之间，满桌狼藉，且不说食客的嘴上手上，服务员忙不迭地递纸巾，一时间，桌上地下白花花一片。请客吃螃蟹，麻烦不少，剔剔剥剥，还耽误说话。所以想吃螃蟹最好回家，热两三斤老绍兴酒，足可细吹细打，自己家自己做主，只管把细功夫放开慢慢来，学学上海人，半天时日只在一只螃蟹身上。

    家父吃蟹只吃蟹黄和蟹膏，腿和螯上的肉向来不动，嫌麻烦，这便是东北人。过去吃蟹不像现在的轰轰烈烈当作一件大事，水产多多，螃蟹算不上什么正经东西，大一点的上市，小一点的都做了虾酱，更多的是做了腌蟹，一般人还不愿吃，不像时下，普天下几乎所有的螃蟹都一齐叫了“阳澄大闸蟹”。过去家里吃蟹，动辄买一蒲包来。放大盆里洗，一时螃蟹乱爬，捉东捉西，好不热闹，煮熟上桌，随意劈剥，吃到后来，只可怜母亲一个人在那里辛劳。把吃剩下的蟹腿蟹螯细细拆开，把里边的肉再一点一点剔出来，隔天母亲便会用猪油把剔剥下来的螃蟹肉都放在里边滚几滚，然后连油带蟹肉都一起放在一个坛子里封存起来，日后吃面用，一碗面煮出来，放些酱油和葱花，再挑一些螃蟹油在里面，这碗面真是够鲜美。那年在杨春华家与周一清喝酒，杨春华在那里弄螃蟹，一时螃蟹大突围，争先恐后满地爬，杨春华好一阵子捉来捉去。周一清好酒量，后来又来毛焰和苏童，直把我喝倒。杨春华的菜做得有手段，颜色与味道俱佳，有一道菜是油焖笋，味道之好，至今难忘。

    小时候猜谜，有一谜语是，“说它丑它真丑，骨头包在肉外头”。便是说蟹。对时事不满的画家画螃蟹，有愤然题“看你横行到几时”的。想想，恐怕螃蟹永远不会改变它的路数，八条腿一起挪动，它也只好那样横着来，再进化一万年，相信它也不会在天上飞。螃蟹好吃，但太麻烦。画家多爱画此物，但还要数白石老人手段好，只用墨色，腹白壳青。

    说荠菜

    去年承《钟山》的盛情去南京小住了几天，其间去看了赛珍珠的故居，说是故居也只是赛珍珠在里边住过，那幢小楼派作他用已近半个世纪，不知有多少人在里边出出进进吃喝拉撒，现在把它重新修起来，实实在在不知道应该说是多少人的故居了。故居前边有赛珍珠的半身塑像。不免和她合影，合影的时候忽然想起读她的《大地》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说来好笑，今天准备要写荠菜，却忽然从荠菜一下子想到了赛珍珠。也是因为那句俗谣：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赛牡丹、赛珍珠、赛金花，前边都有个赛字，当然，不免也想到了赛金花。

    荠菜实在是很好吃的野菜，在北京到了吃饭的钟点没事就专门找荠菜大馄饨，坐了作家丁国祥的车一路飞奔，他开车，我负责四处张望，到处找“上海老城隍庙小吃”店，因为只有这家店有荠菜大馄饨。荠菜大馄饨比一般的馄饨像是要大上两三倍，不是两边尖尖四川抄手的小模小样，而是像一个长长的小枕头，一碗上来，清汤里八九枚这样的馄饨，很好吃，馄饨里边自然碧绿碧绿的都是荠菜。我常无事一个人去吃，一碗这样的馄饨，再要两个角粽和一枚茶蛋，很好了。几次拉了丁国祥去吃，他也说好。还有就是大早晨赶去庆丰包子铺吃荠菜馅儿包子，庆丰包子铺忽然红了之后便不再去了，说实话去吃庆丰包子也只是吃它的荠菜馅儿，因为别处没有荠菜馅儿包子，庆丰的包子皮太薄，但又不是小笼包子，这就让人不能满意，但现在想要找到那种发面大包子还不容易，馅儿好，皮儿也好的发面大包子，三个便会让你大腹便便起来，这样的包子只好在家里自己做了吃。我往往是在庆丰包子铺买五个荠菜包子，然后出门往右一拐进到“武圣羊汤店”再来一碗羊汤就着吃，这搭配对我来说可以说是绝配。吃完这个早点，再一路朝南走，前面便是潘家园。

    吃荠菜多年，却没怎么见过荠菜，因为在我们那里是没有荠菜的，第一次见到荠菜倒是在日照，路边有几个妇女在挑什么，每人挑了一小堆在那里，叶子碎叨叨的，一问，是荠菜。这便勾起吃荠菜的念头，居然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吃到了一盘荠菜拌豆腐干儿，当然一律都切得碎叨叨的，味道却很清鲜。荠菜的味道很特殊，那一点点清香好像离你很远。

    农历三月三，把荠菜花放在灶台上，据说一年到头蚂蚁都不会光顾，用荠菜花煮鸡蛋有什么典故或说法鄙人是一向不知，鄙人是只问味道不问意义。再说荠菜，虽说山西的北部没有荠菜，而鄙人家中阳台上的那个蜡梅花盆里却长了不少荠菜，此刻已经开花，虽然按农历推算还没有到三月三。

    胭脂考

    少时读《匈奴民歌》，及至读到“失我胭脂山，令我妇女无颜色”这一首，便令人做无尽想象，只想这山上到处是胭脂。及至后来才知道胭脂只是一种草的提取物，再后来查诸书，知道匈奴民歌里所说的胭脂山上产一种花草，名字叫红蓝草，能做染料。《五代诗话·稗史汇编》上所记如下：“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这里有一个问题，好像是这种草整株的取来都能用，花朵可做绯色染料，而叶子倒用来做胭脂？古代的美人或不怎么美的妇女日常生活像是都离不开胭脂，鄙人家中曾旧藏两个唐代的小胭脂银盒，一个鎏金的，有墨水瓶盖大小，上边自然是花草飞鸟；一个纯银的菱形盒，略比火柴盒小一些，上边的图案也不外是花草飞鸟，当年都是放胭脂的，那一年南京两位女画家杨春华和吴湘云上门来喝茶作画，便翻出来送了她们，看别人喜欢我自己亦喜欢。《红楼梦》中的小丫头调笑宝玉，想不起是哪一位了，说的话就是“我这里的胭脂你不来吃一吃？”一张脸，胭脂能抹到哪里去？我们那地方，把亲嘴叫作“吃老虎”，北京叫“哏儿一个”，“接吻”是洋派的说法，翻译小说的滥觞。

    说到胭脂，凡画花鸟的都离不开。好胭脂，调淡了十分娇艳，说不出的那个娇艳，画海棠离了胭脂就不行。调浓了会厚到没底，一眼不到底的那种艳丽，但还是通透，不是一片死颜色，用胭脂，最好是膏，密封它，不令它干掉，干掉再用水兑胶重新调过，便不好使。去苏州，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胭脂，姜思序的当然最好。朋友送我一点清代的老胭脂，更好，画萝卜调一点，旁边的草虫一定发呆。民间的过年过节蒸大馒头，馒头上要点梅花点，雪白的馒头，用胭脂一点喜气便出来。过年过节，小小孩儿的额头眉心也要用胭脂点几个点，也煞是好看。在鄙乡，民间把几乎所有的颜色都叫作“胭脂”，早些年的衣服，颜色旧了就要染，灰的染蓝，蓝的染黑，粉的染红，红的染紫，总让人感觉是新衣服在身。染衣服就要去买染料，若哪位是去买染料，你要是问她：做什么去啊，她会说：去买点胭脂。没有人会说是去买颜料，或是说去买染料。那年去印度，让人眼睛看不过来的就是到处可见的各种一大堆一大堆的颜色，我想看有没有胭脂和洋红，但独独没有这两样，印度那些一堆一堆的颜色不是用来作画和染衣服，而是五花六绿全部下肚子。也有用丹砂粉来点眉心，赤红无比。

    胭脂在古代不便宜，即以唐代的物价而论，当时的一两胭脂值“玖拾文”，而上等的沉香才值“陆拾伍文”。我作画，素喜古法胭脂，清邹一桂《小山画谱》中载“胭脂”一条：“法用红蓝花、茜草、苏木以滚水挤出，盛碟内，文火烘干，将干即取碟离火，干后再以温水浮出精华而去其渣滓则更妙。初挤不过一二，再挤颜色略差，烘之以调紫色、牙色、嫩叶、苞蒂等用，至点染花头必用初挤。”

    古法上品胭脂膏现在市上已找不到，或有售小干块儿者，加水兑胶均难如人意。

    选自《随笔》2014年第3期

    评鉴与感悟

    见过祥夫老师几面，每回少不了的，都是喝酒。他人本就热情，喝酒喝得也利落。他的文章，也像他的喝酒，至情至性，读来让人快活。这几则随笔，看起来家常，读得却是满脑子杂花生树，又玲珑，又通透。

    说说赵际滦的画

    续小强

    画评其实不好写，好比看花瓶，你说它好看，讲点道理出来，还真是难。只能说它好看好看就是好看，接着再说啊说，竟然就好像都是胡说了。际滦约我为他的画写几句，我就以“不懂”来搪塞，一推再拖，许多年就过去了。人事变幻啊，今儿还捏着笔端着酒杯子，过几天，人呀也找不着了。

    ……逝者如斯夫。说到时间，想起际滦的老师吴冠中先生，他在谈及“诗中画”与“画中诗”时说过几句话，大概为了有足够的说服力，老先生把莱辛的《拉奥孔》拉出来，说，诗歌是时间的节律，而画呢，则是空间的构成。明确界限，站定立场，一定非此即彼就偏颇了，画怎么能和时间没有关系呢？是先有人，才有画；而只有人，才会对着时间的哗哗河水发出浩叹。画，就是人情感的一种记忆，记忆为何，沧桑而已。

    记得最早看到际滦的画，是在李锐、蒋韵夫妇家。当时我做着自己的文学梦，对画也有一些小兴趣，看到那种新鲜和特别，便记住了他这个名字。后来做了同事，偶尔还像忘年交一般喝一点烧酒，上一点头了，就总拿这个说事儿。那种样式的画，他现在也还在画：农村肥嘟嘟的小姑娘、愣乎乎的二小子，咧开嘴就那么超级萌地笑着，真是无所顾忌，你看着，总能想起小时候，那嘎嘎的笑声，仿佛真是就绕过小坡坡传过来了。

    他尝试过多种表达，有些画画着画着就不再画了，有些画画着画着就转到新的内容上去了，童年记忆的这个主题系列他好像一直都没变过。画法也许是有变化的，但里边的情感一直保持着浓烈。前几天，又看了他的新作，我写了几个字在册页本子上，开头即是“真人好”。这个“真”字，当是一切艺术的基本素质吧。他保养得很好，五十而知天命，他的心地和思维，仍有大男孩的那种真诚、痴狂和倔强。

    际滦画猴有很大的名气。大家喜欢，不仅喜欢，而且非要买来挂在家里，不仅买了挂在家里，还要送一张给朋友。我想这些朋友不一定都是为了真要当个官什么的，我猜他们是把这猴当成了他们生活的保护伞，仿佛有一只猴挂在家里，便没什么人敢来造次了。际滦的猴，有了护身符的功用，我想也是充分实现了艺术的正能量吧。他最近画猴，又精进了许多，有骨有肉，笔意清晰，墨法自然淡定，更好的，是猴的眼神，过去许多精灵气，现在又有了许多空透和苍茫的味道。

    际滦胸怀广大，他一直有股子广种广收的劲头。也许是因为有超强的造型功底，他总是敢于去涉猎新的多样的题材。这几年，他在山水上用力极深，颇多实验。晋西北的风景，依我看，其实甚合他的裸露坦荡性怀和笔墨恣意的情绪。今年的新作与前年在北航的个展相比，刻意的视觉性少了，虚灵的气韵一望即出。混沌中见光明。我想，山水画面如果透气与透光做不到做不好的话，应该就是很失败的。

    我曾见到际滦在90年代初与朱新建先生的一张合影。大概是在际滦和几个人的联展上吧，他们两个清瘦的年轻人立在一起，“形影相吊”。那是旧时光，那是他们已经逝去的青春。每每想起这张照片，我就特别的感慨。人生短暂，画画还真是消磨这生命的一个好手段，此之谓好色之徒。新建有新建的快活，际滦有际滦的痴苦，但他们对生命与艺术的真是一样的。水墨艺术的光大，这样的责任感我看还是少些为好。临走时，别说自己画了一辈子“假”画，就已经很ok了。

    选自新浪博客2014年4月22日

    评鉴与感悟

    我读过一点小强兄的诗，虽然不懂诗，但还是读进去了。这篇文字，也和他的诗一样，写得含蓄、节制。是画论吗？不像。可他又把人的胃口吊得十足。我甚至还专门去网上找了半天赵际滦的画。画自然是更看不懂。只好接着看小强兄的文章。读他的文章，就像是走在长满霜芽的早晨，有点清冷，也有点萧疏，又像是酒后喝的一碗浓茶，澄澈的茶山能不能看到，不重要，一切都在舌尖，都在眼中，都在他的笔下了。

    过渡的空白

    崔蔓莉

    卡雅和我聊天时，我常有错乱感。

    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张口闭口“我小时候的北京，海淀32路、滑冰……”京味儿十足。似乎还有一个人坐在她的身体内。她是老外，负责张着嘴，里面的人滔滔不绝地说着中国话。

    卡雅母亲是前苏联支援中国的专家，父亲是美国人，早年热爱共产主义。二人于北京相识结婚，生下卡雅。后因对中国理解发生分歧，导致离婚。卡雅幼年时，父亲回了美国，母亲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一辈子，死在了北京。

    卡雅在北京长到十八岁，中美建交那一年，父亲回北京，将她带去新国度。上高中时，她参加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投铅球得了第一名，正高兴又被取消了，理由是人种不同。有一次，我们在798艺术区看影展，她看见墙上遗留的“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激动地唱起了红歌，一边唱一边跳。旁边有个在北京留学的意大利女生，目瞪口呆地问：“你的中文怎么学得这么好？！”卡雅急了：“我的母语是中文！中文是我的母语！”

    她到哪里都是翻译，因为经常会有老外在，也会有中国人在。在两种语言间光速穿梭，说个不停，我都替她口干。话说多了劳神，她的脸上常有倦容，话却不少，尤其说起北京，口水都说干了，我们还得坐着听她唠：“当年的北京呀……”我在北京多年，从未见过北京的大爷大妈们如此爱追忆这片土地。她说一次打车，出租车司机和她聊起了海淀，说海淀以前怎么美，骑车去颐和园，必在海淀歇脚。司机又说，原来的北京城，登高一望，满北京都是灰色的瓦片，像一条鱼，可美了，现在全拆了，鱼刮了鳞，还能活吗，北京就是一条死鱼。

    对于海淀我无法想象，因为我来时，海淀就有了三环、四环，无法理解她说的美丽。对于北京的发展，她赞同又耿耿于怀，因为她童年与少年时所有的记忆，都无法在生活中复原了。景色依旧，故人不再，容颜已老。略带诗意的伤感卡雅无法拥有，发展带来的商业化，让她惊悚于北京从这一变到那一变的迅速，她总说，应该留下一点什么，应该自然一点。

    不知她到美国后的经历，因为她太爱说在北京的故事。只知她是教授，教中国古代美术史，有时也教学生中国饮食等。她的丈夫是美国人，被她取了个中国名字叫富贵。她一说，就是我们家富贵怎么怎么样了。听起来不像人，很像一只宠物。

    她回北京时，富贵会帮她挑选给北京朋友的礼物。她还有个女儿叫飞飞，中文听力尚可，说不行。飞飞幼年时，就有一种奇怪的能力，她总能从正常的视线中，发现另外的角度。她拍出的照片，从不PS，但总有一些让人惊异的影像。原来生活真不是没有，是我们看不见。

    她用相机表达她的看见。同时，练习瑜伽，吃素，光脚走路。小骄傲小感觉，在同龄女生身上，都能发现。唯有相片，真像有另一双眼睛，藏在体内，而那双眼，从未用人习惯的角度，看过这个世界。

    她坚持不PS照片，却坚持寻找更好的打印机打印照片。既别于现代常用的电脑技术，也别于传统摄影家的手工冲印。年轻，却已有方向。《纽约时报》给了她一个选题，让她拍中国的商场。她来拍的同时，想拍一组有关北京的照片。准确地说，是卡雅和她说过的北京。卡雅不明白，因为她少年时的北京已经拆没了，没有的东西要怎么拍？

    “白石桥原来真的有座桥，现在没有了。32路沿线多美呀，现在也没有了。”卡雅说。但是，飞飞在外婆的故居前，拍了不远处的一堵广告墙，墙上一位型男张开双臂，赤着上身，下身前写着四个大字：爱美无罪。广告墙右上角，由于光线，反射出地上一块正在拆的棚户，和环路一角，角上正堵车。飞飞将“文革”的一张招贴画和它放在一起，画上是个朴素的工人阶级，手拿着红宝书，笑得热情，前面也有四个大字：造反有理。

    卡雅见片无语，拿给朋友看。我想，女儿捕捉到了母亲对北京的感受，彼时是革命浪潮之极端，此时是商业浪潮之极端。而卡雅的离开，使过渡成为空白。母女俩在下意识中，都在质疑，这个空白，是离开造成的，还是本身的缺失。

    看完照片，给二人。我从未招待过卡雅喝茶。一来见面太少，仅几次；二来没有听说她爱茶。这次她说，为了教美国学生们喝中国茶，她买了中国所有的茶论学习，还去马连道小店里淘茶叶，又说正山小种早就名扬欧洲，可她少年时在北京，居然找不到。

    话至此，茶是一定要喝了。我找了三款大红袍，都已存了三年。一款清焙火，茶极香，并有兰花调。一款正常焙火，叶质佳，当年喝时觉得火冲，现已醇和。最后一款是重焙火，刚得几日，在别人处已存三年，火味全消，浓厚朴素。我日常喝茶，不喜欢谈，喜欢品。因为茶自己会说话，就像一个人听说怎么样，那是传说，得面对面坐下，聊一聊，才知道。

    先喝正常焙火，好喝。再喝清焙火，真是独特，且香味雅致沁人心脾，令人感动。这款茶我已不多，先拿出来。给卡雅喝，一是觉得她真，二是想，她既然给美国学生讲茶，感受越丰富越好。飞飞说，这款茶比前一款好，虽然先喝重的，再喝清的，依然觉得清的好。这姑娘是灵。最后一款茶，我自己的感觉，有点像巧克力。其实味道口感完全不是一回事，感觉上却是那个感觉。

    飞飞喝着，也觉得像，而且她说，像卡雅给她煮的中国杂粮粥，虽然是喝下去的，但是有嚼头。卡雅觉得，这茶让她想起，小时候在北京的外国人，会把北京的栗子蒸熟了，磨成粉，在盘里堆成小山，上面洒满奶油，再用勺舀着吃。她说，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栗子了。各人比喻了半天，最后回到那款清焙火的红袍上，说，忘不掉了。

    这就是比较，没有比较，不会有这么显明的感受。人比人气死，物比物人会气死人，物还是那个物。北京变了吗，变了，真变了吗，也许只是人变了，建筑变了，北京从没有变过。

    选自《南方周末》2014年7月25日

    评鉴与感悟

    老一代人对北京的回忆是骑在自行车上的时光，缓慢，朴素，有太多的念想。年轻一代呢，他们感受到的，他们听闻的，都像提速的高铁。是人的趣味变了吗？在崔蔓莉的笔下，北京仍然是那个北京。现在，就看她沏一泡茶，听她讲讲北京的前世今生。

    十诫（外一篇）

    小宝

    七八年前，出门装备中还没有电子阅读器，旅行时常在机场书店里乱逛，看见顺眼的书就买。随意买进的书很像露水姻缘，一夕缘尽，看完就扔。保留到现在，偶尔还会翻翻的是一本《无用书》（The Book Of Useless Information）。这本书当年（2006年）是《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头牌，美国读友称赞它是“厕上第一书”。

    编辑这本书的是一个秘密社团，叫“无用知识协会”（UIS），由英美一批读书人、作家、艺术家纠集而成。他们志同道合，立志发掘、分享暗藏在全世界犄角旮旯里古怪的无用知识。这些知识虽然离奇，但必须真实，言之有据。协会有不少口号，直译成中文都不算贴切，我替它拟了一个：难称有用之学，并非无稽之谈。

    《无用书》2006年首版。2008年出了第二本《神奇的无用书》（The Amazing Book Of Useless Information）。每本有几千条无用知识，差不多每条都透着诡异，读来有趣。比如：

    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男子如果留胡子，就要缴纳蓄须税。

    19世纪以前，鞋匠制鞋左右脚的鞋样完全一样。

    1666年的伦敦大火，半个城市被烧毁，但只伤了六个人。

    19世纪，英国海军为了破除礼拜五行船不吉利的迷信，造了一艘新船。船名叫礼拜五，下水日挑礼拜五，船长的名字也叫礼拜五，开航日还是礼拜五。结果这艘新船一去不复回，音讯全无。

    马克·吐温晚年每天抽四十支雪茄。他出生那年（1835年）哈雷彗星飞越地球，去世那年（1910年）哈雷再次飞临。

    勿忘我的名字来自一位德国骑士。他在河边采摘勿忘我给他的情人，结果落水而死。

    英文里，同样是“裸”，Naked的意思“不设防、无保护”，Nude的意思是“不穿衣”。同样是“市”，Town是“市镇”，不能称City（城市），区别在有没有大教堂……

    好玩、冷门、无用——不知无用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无用书》的确是枕边厕上的良伴。这两本书已不能算新书，但它碎片化的分类和编排，与当下新媒体的编辑思想如出一辙。

    说到新媒体，UIS早就开始经营网络。出人意料的是，它的网站一反编书路线，求“全”忌“碎”，出手多是“无用知识”的大块文章，零打碎敲的什锦拼盘被压缩得几乎无容身之地。另外，“无用”的选题标准似乎也逐渐淡化。“冷门”和“有趣”成了主要诉求。

    这类大块文章也很好看。UIS不知不觉地正在网络上编纂一部欧美文明的暗黑历史。我喜欢读历史上的各种骗局。最精彩的，当然是骗子之王维克多·拉斯梯格的故事。

    拉斯梯格生于1890年，死于1947年。他是捷克人，混迹于美国和欧洲。他穿着考究，有“催眠般的魅力”，会五国语言，用过二十二个假名。他什么人都敢骗，什么钱都敢拿，什么局都敢设。

    他骗过美国最有名的黑帮大佬艾尔·卡朋。他告诉卡朋，他有大生意需要投资，卡朋给了他五万美金。他把五万美金锁进保险箱，两个月后，带着这些钱又找到卡朋，平静地说：我生意失败了，但我不能坑朋友，你的钱我一分不少还给你。卡朋大感动，抽了一千美金给他——他算好就骗这一千美金。

    1925年，他在巴黎顶级的克里雍大酒店以政府邮电部次长的身份宴请五位钢材商人。他淡淡地说，政府决定把埃菲尔铁塔拆了，七千吨钢材卖给你们，你们分别报个价。文化界对这个世博会建筑很有意见。大仲马说，这个建筑令人作呕。莫泊桑说，我们不拆了这个瘦骨嶙峋的金字塔，无颜面对后人。政府一来没钱维护，二来从善如流，你们好自为之吧。宴罢，他又对踊跃报价的商人索贿——扫清了他们最后的一点怀疑。他笑纳贿赂后立刻离开法国。上当的商人后来都不敢报案。这是他一生中最有名的骗局。1936年，拉斯梯格因欺诈罪被美国联邦政府投入大狱，最终病死狱中。临死前，他给骗子同行留下遗言，一共十条。“无用知识”网站对拉斯梯格的报道极其详细，唯独漏了他的最后十诫。我猜他们有点作茧自缚，落进自设的“无用”陷阱，生怕无法自圆其说。因为这十诫太有用了：

    一、永远耐心地倾听对方诉说；二、永远生机勃勃；三、让对方先表明政治倾向，然后附和；四、让对方先表明宗教立场，然后附和；五、轻微的暗示性话题，但不要发挥，除非对方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六、不要谈论任何疾病，除非对方特别关注；七、不要打听对方的私人情况（最终他自己会说）；八、永远不要自吹自擂，自然明确地显示你的分量；九、永远衣冠整洁；十、永远不要喝醉。

    这不仅仅是给骗子的应对箴言。所有积极社交人士、商业谈判人士、新媒体跃跃欲试者、企图攀龙附凤的人士，这是前辈的度人金针。其实，社交、谈判、攀龙附凤等等，离大大小小骗局的距离并不遥远。

    罪案小说的技术手册

    我年轻的时候，亲眼看到文学的败坏：一位普通的小伙伴，写不了通顺的句子，语文课每次造句都不及格，他交了第一个女友后，决定开始写诗。从此，新诗的基础就是不及格的造句。

    另外的小伙伴，什么常识也没有，一直以为白粉是粉刺做的，他爸爸说，你这么无知，看来只能写小说了。他果然当上小说家。小说天地成为无知者的乐园。

    当然，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更糟糕。以现在中国一些年轻作家的写作素质和知识水平，当年如果自称作家，胆小的老百姓会去报案，警察逮住后会送劳教，和黄海波关在一起。

    无知是本土特色，走出国门，风景迥异。叙事文学特别讲究知识含量。一般小说家知识准备和写作的时间分配是四比一，四个月做研究，一个月写作。高眉研究大学问，低眉研究小知识。时间久了，知识准备本身也成了写作题目。

    道格拉斯·莱尔博士，美国的执业医师，鉴识医学的权威，罪案小说、影视剧作家的顾问。他自己也是作家。他写作的主要领域就是他成名作的书名：《鉴识科学和小说》，用鉴识科学的知识丰富、验证罪案文学。台湾麦田去年、今年出版了他的新书《法医、尸体、解剖室》（1、2），一共搜集了四百零四个问答，都是和罪案及罪案想象有关的病理、毒物、鉴识知识。台湾的书评人概括道，“提问的角度具有浓厚的故事性，回答的内容充满画面感”，比一般的小说还要好看。

    谋杀其实不算难——比如说杀死一名花生过敏症患者。你买一袋花生，打开，双手搓摩，然后把沾满花生粉末的双手触碰患者的食物：三明治、奶酪、冰块。患者吃几口就挂掉——杀人也太简单了吧。莱尔说，如果那个人对花生严重过敏，这样的谋杀完全成立。更快捷有效的方法是在三明治上倒点花生油，“几分钟后就会出现反应。他会呼吸困难、双唇肿胀，出现点点红斑状的弥漫性皮症，喉咙和气管收缩，喘不过气，血压下降，休克，丧失意识，昏迷乃至于死亡。整个过程最快只要两三分钟”。

    要害贪杯的朋友更容易，还可以更隐蔽。当酒徒烂醉，杀人犯可以把酒精注入酒徒的静脉，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百分之零点四就会致命。看上去他是死于饮酒过量。美国的一位电影编剧把注射部位设计在脚踝，逃过法医的检查。

    这两本书并非一直在琢磨谋杀细节。有些问答视野开阔，极富教益。作者介绍18世纪以前的医疗观，说那时候的欧洲人相信希腊医师加仑的理论，认为体液（血液、黄胆汁、黑胆汁、黏液）的好坏决定健康和疾病。不同的草药和软膏加上放血疗法能够治疗一切疾病。

    科学昌明的现代医学在医疗效果上远胜古代医术。但现代科学冷冰冰地开列出种种绝症，医士束手，病患等死。而在古代，根本没有绝症之说，号称任何疾病都能治疗。所以古人在生死问题上比现代人要乐观。

    乐观的古人也会闹笑话。莎士比亚名剧《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里泰特斯把祈伦和狄米斯杀死，剁成肉酱做成肉饼，骗他们的父亲塔摩拉亲口品尝。莱尔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不是过于血腥，而是技术手段不够。“泰特斯没有现代的研磨机，连较近期的手转式研磨机也没有。他的工具就是刀、锯子和斧头。”他要把骨头磨成粉，要断肢、剥皮、去肉，割掉所有器官，把骨头剁成小块，再用研钵和杵把骨头磨成细末。这件事需要漫长的时间，还有像插电机器人一样永不衰竭的体力。莎翁漏算了罗马肉饼案的技术困难。莱尔对莎翁很宽容，引了马克·吐温的名言：“我们不需要知道法律或熏肠是如何制造的。”

    实为医生、虚写罪案，莱尔非常不在乎血腥。他兴致勃勃地为提问者创建了一个当代科学条件下活人剥皮的案例。

    首先要使用氯胺酮，氯胺酮是问世已四十年的强效全身麻醉剂。凶手要会调节氯胺酮的剂量，太少会痛死，太多被害人深度麻醉，无法自行呼吸，要配合施行人工呼吸。氯胺酮是短效型药剂，凶手要多次小剂量注射，维持被害人的麻醉深度。要剥而不死，必须防止体液流失和体温过低。剥皮会造成人体组织外露，大量渗出体液，最后被害人因体液流尽，休克死亡。另外，缺少皮肤保护，人体会迅速失温。凶手要为被害人安置静脉注射，不断输液，改善体液流失的状况。还要盖一条隔热毯减少热量损失。这样被害人可以存活四十八小时。失去皮肤的屏障，细菌会侵入潮湿组织迅速增生，在血液中繁衍，引发败血性休克，最终导致死亡。想要存活更久，还要安排一个无菌病房。

    现代科学能够达到的残忍恐怖丧尽天良，莎士比亚无法想象，千刀万剐不足以形容。

    选自《东方早报》2014年6月1日

    评鉴与感悟

    读小宝的文章，没来由的会精神一振。搞不明白他的兴致为什么会那么高。到了最后，剩下的就是服气。说到底还是他眼神儿好，平常事物，一旦转化为他的笔墨，就有了让人惊奇的气质。何况节奏还那么明快，语短意长，还有幽默，不乏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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