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爸爸余心清

    余华心

    今年9月4日，是爸爸不幸故去十四周年纪念日。

    十四年来每逢来京，总有一种难禁的伤感之情——无家可归。我的爸爸，为了维护作为人的不容亵渎的尊严，在那“史无前例”刚刚开始“搅得周天寒彻”的时候，便悲壮地倒下去了！十二年死者沉冤，生者受难，不堪回首。直到1978年中央为爸爸平反昭雪后，我再来京才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哀思的去处——八宝山革命公墓。

    日前，我又来到爸爸亡灵之前。他从遗像上用慈爱的目光迎接我，我们无言相对，良久互视。终于我低垂下头，向那其中没有骨灰，只放着爸爸、妈妈、我三人合影的一张照片和爸爸生前喜爱的月季花塑料制品的空骨灰盒，深深三鞠躬。止不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走到灵堂外的石阶上坐下，多少往事，一时都涌上心头……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爸爸在华北敌后打游击，我和妈妈逃难到成都。有一天，爸爸托人捎来一封信，里面还附有一首歌曲的词谱，要我们唱会，那就是贺绿汀同志的《我们都是神枪手》，至今我仍忘不了这首歌。后来，爸爸突然回来了，因为我们总是分离，我在他面前羞怯、拘泥，甚至叫不出“爸爸”二字。以后每天晚上我睡下后，他总是倚在我旁边，给我讲一段《西游记》，以此来换得我叫一声轻得几乎听不出声音来的“爸爸”，这样他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抗战初胜，我们一家人在重庆会面了，满以为从此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但接着的又是别离，妈妈要出国去了。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忽然听见爸爸低声对妈妈说：“我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万一我出了事，母亲和孩子就托付给你了，好好把孩子教育成人……”什么危险的路？我那幼稚的脑海还不能理解。

    1946年以后，我和爸爸相依为命住在北平，后来他因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料我，便让我在学校住读，每到星期六可以回家的日子，他总是尽可能亲自来接我。1947年中秋节前夕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接到他的勤务兵老张的电话：“今天没有人接你了，你自己回来吧！”当我一走进家住的铁狮子胡同（现张自忠路）四号的大门，就感觉出情况异常：平常无人把守的大门，此时岗哨林立；从大门到我们住的一个小院，要经过一条长长的画廊，也出现了许多或穿军服、或着便衣的陌生面孔；我加快脚步一进家，我呆住了，眼前是一片凌乱景象，抽屉翻倒，柜门大敞，东西都被扔在地上……“你爸爸被捕了！”老张告诉我。当我从一阵迷乱中清醒过来以后，立即着手清理东西，老张自始至终在一旁默默地帮助我。爸爸留下的钱不多，我把大部分送给了近两年来忠心耿耿照顾他生活的老张，自己留下只够维持两个月生活的一点费用。爸爸的东西不多，很快整理打包完毕。我告诉老张把这些东西送往一个朋友家寄存，当晚就离去了，从此再没踏进过这座旧日王府的大门。

    那时我刚十三岁。生活的剧变，使我在一夜之间长大了，开始了为营救爸爸而奔走，而饱尝世态炎凉。最初，我常到爸爸的一位当律师的朋友家落脚，他们一家照常热情接待我，给我出了主意。可是有一天我又去时，发现全家如大祸临头般地处于极度的惊恐不安之中。那位我管他叫刘伯伯的律师把我拉到一旁紧张地悄声对我说：“孩子，事情比咱料想的要严重。昨天晚上保长到家里来过了，问最近家里来了什么人，怎么门口这么多便衣。我和这些人平常都有点关系，所以人家才来给透个信儿。你让人跟上了，赶紧回学校去，少出来，暂时哪儿你也别去，免得牵连人家。”我把我的处境写信告诉了母亲，她极为我的安全担心，于是就写信给她的美国朋友、当时在北京基督教卫理公会任会计主任的郝思齐夫妇，请他们允许我住到他们家去，因为国民党特务至少还不敢轻易到美国人家中去捕人。我在郝思齐家住了半年多，及至一得知爸爸关押在南京，立即便赶往他身边。想不到这一段苦难的经历，在二十多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一打三反”中，我竟被列为“美特嫌疑”而在某市公安机关举办的“学习班”里，被非法拘禁审查达数月之久。

    爸爸被关在蒋牢期间，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始终在暗中关怀我，从经济上接济我。我当时并不懂得什么革命道理，只是由于自身遭遇以及父亲平时言行的影响，使我本能地仇视蒋介石反动政权，为此我曾在学校鼓动同学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北平学生大游行，并和进步同学们悄声传唱解放区的歌曲：“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指引着航行的方向……”记得我曾被教导主任叫到办公室去严加训斥：“你爸爸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我们学校不容许有‘左’倾思想的分子，你再这样下去，学校就要开除你！”

    1948年年底，蒋家王朝崩溃在即。地下党的同志抓住这一时机，拿出一笔经费运动狱中吏卒，促使他们早日放出狱中同志。在地下党的大力营救下，爸爸始得死里逃生，重见天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爸爸眼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日臻繁荣富强，他几十年为之追求奋斗的理想，已经变为和正在变为现实的时候，他是何等兴奋喜悦啊！他自己也有如枯木逢春，生机勃勃，忘我地献身工作，干得有声有色。那时候，党内外的关系是何等融洽，人人心情舒畅，一心为革命事业团结奋斗。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左”倾思潮开始抬头，以致60年代以后，爸爸几乎完全没有实际工作可做。这对于一个一刻也闲不住，渴求和酷爱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痛苦啊！要知道工作对于他，如同空气对于他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失去了工作的机会，在他也就意味着生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进入1966年，一个大混乱的时期开始了。爸爸深居简出，久已不与外界接触，他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毫无思想准备，当他看到自己的家无端被查抄，个人人格尊严百般受凌辱，多年搜集的艺术品被“勒令”亲手毁掉时，他绝望了！8月28日夜晚，他百感交集，奋笔疾书，给周总理、妈妈和我们夫妇写下了告别信。

    他在写给我们夫妇的信中说：

    请你们理解我的定志，把我的诗稿留下，虽然走的道路曲折，然一颗为人民事业的心是始终一致的。

    当天夜里，他服下了大量安眠药，后经发现送医院抢救，死神又把他放了回来。三天后出院一进家门，他就叫人去买了一些大红纸，亲自用毛笔写了许多毛主席语录，在客厅、书房张贴起来，但这一行动并没有起到减轻他“罪恶”的作用，可想而知继之而来的是什么。有“罪”又不容许“赎”，他再次以生命抗议暴政，复于9月4日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至今回想起来，我仍不能原谅自己做了一个不孝之子。在爸爸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回来，后来回来待了半天，也没有按照他的遗言去实现他仅仅要求我将他的骨灰“扔”进海里这一小小的请求。但是，如果爸爸知道妈妈也已遭受抄家批斗的命运，他辞世的消息我又一直瞒着不敢让妈妈知道，而他唯一的女儿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也被当作运动重点人物所处的处境的话，我知道，爸爸是一定会原谅他的可怜的女儿的。

    在那动一步都要被人拦住问一声“你是什么出身？”的极左思潮疯狂泛滥的灾难性日子里，爸爸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开始，火葬场拒绝焚化这个“反革命分子”，经机关派人再三交涉才勉强给火化后，却又说什么也不卖给骨灰盒。他的骨灰，后来是被装进从家里拿来的一个针线盒里由人送到荒郊野外草草埋掉了。以后，我爱人冯洪达借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打听到掩埋爸爸骨灰的地方，曾驱车前往寻找，但到那儿一看，四下已起了高楼。即使不盖楼，又怎能企望还找得到呢？

    爸爸死后，我又重睹了一次家里被翻抄后的凄凉混乱景象。不过，这次却不需要我自己动手清理了，一切自有人“代劳”；我身边也再没有像当年老张那样忠实的助手了，因为我尚须“表明”自己的立场，同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何况别人也须站稳各自的立场，和我划清界限呢！

    久远以前的噩梦今又重现，但却是以更残酷的形式再现的二十多年前我为拯救父亲的生命奔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心里坚信他还活着，充满了希望；二十多年后我为恢复父亲的政治声誉，在将近十年的漫长痛苦岁月里，上书万千言，三次进京上访，申冤昭雪，一言难尽。二十多年前父亲在狱中担忧我这一枝在溺爱中生长的娇嫩的幼苗，是否经得起生命中第一次遭到的暴风雨的袭击；二十多年后我又在自身的被拘禁中，担忧着我的女儿是否受得住周围环境对她的重重压力。十八年以前父亲在狱中写下了十六首诗，表现了他高尚的革命气节；十八年以后他亲手把这十六首《狱中诗》重抄，作为唯一的遗产，请我“留下”……

    噩梦醒来是早晨。万恶不赦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相继垮台，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1978年10月9日，中央为爸爸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但是，鉴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对极左路线的错误还没有开始进行清算，许多深知爸爸的党内老同志都感到悼词对他革命的一生的评价还很不够，这就是刘澜涛、平杰三、张执一几位叔叔要撰写文章纪念我的爸爸的原因。他们的文章，不只是限于几个人对共同的朋友的缅怀，而是真正体现了我们的党永远不会忘记在革命的艰苦历程中，一切曾和自己生死与共、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几位叔叔同意把他们的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我为爸爸感到高兴。

    壮哉，爸爸！您虽未能留下骨灰，但您留下了骨气。女儿常想，人死后若真有魂灵，您一定已是扬眉吐气，神游太空，笑看横扫害人虫，人民重起步，历史又掀开一页新的篇章。

    原载1980年9月12日《团结报》，本文作者又做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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