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不懈地想扑上岸来，想为这无垠的静谧增添一点色彩。沙滩上那个人工游泳池，好像是大海上的一个小海，海水留下的一点痕迹。
这里的人好像还嫌海不够大，又在海岸的一侧建起了一个硕大的人工湖，湖上有个人工岛，浸在松香里。托着小岛的湖水。围着小岛的是岛上的松树和岛下湖水中树的倒影，小岛绿草坪上的石板路，一条通向拱桥通向高山，一条通向曲桥通向大海。
我下榻的深圳小梅沙大酒店，一手拥着海，一手挽着湖。大酒店的建筑，又像两艘逆向行驶的帆船，停泊在同一个港湾。一只船就要开往湖里，一只船正待驶进大海。我想象中，如果有一对恋人，一个在这船上，一个在那船上，在这停泊的可能失之交臂的时间里急促促地相会，故事开始了……
走进酒店的大堂，如同上了船的甲板。栏杆把大堂分隔成不同的小区，而所有的栏杆如同船舷。一排时钟全部成罗盘形，连屋顶也是个大罗盘。大堂四周的玻璃，如夜光灯似地在幽暗中泛着绿，绿的世界里是木雕的喧闹的鱼群。鱼间一道道木条如同抽象的水波，给游鱼增添了动感。大堂柱子上的镜子又都映照着碧水游鱼。大堂如在海底世界中。
大堂正中的显眼处，隆起一艘木船，载着一架三角钢琴。这船中船好像随时可能驶出大门。客人们坐在“甲板”上，凭着“船舷”，听着钢琴声和海涛声的交响，常觉得那忙碌人生，好比那海天间悬着的山，山如一抹淡云飘浮去了。
窗外是大海，庞然的他在窗前一坐，我感觉着好像万吨巨轮要下海。生就他这等气概的人，只有放进大海，才能够他驰骋。不管他往哪儿一坐，他的存在便不容小视。他有充足之精力，如同美声男高音帕瓦罗蒂有充足之底气。我看这万吨巨轮总有五十岁，然而他年方四十。他叫张正秋，小梅沙旅游中心的总经理。一九六八年他从北京去延安插队，然后当公社团委书记、延安县团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共青团地委书记、省团委副书记、共青团十大和十一大的中央委员，又到中央青年政治学院学习两年，仕途走得顺理成章。
然而国家正在寻找更加符合经济规律的运行轨迹。这位内省的团委书记带着一身窑洞气也出差去了深圳。接着又匆匆跑了海南与珠海。当他又稳稳地站到深圳国贸大厦的顶楼时，他想到江苏建筑队盖这个大厦创下的深圳速度，同是这支建筑队回到内地后就没有了这个速度。明确的利益带来明确的目标。深圳速度带领改革新潮流，但深圳的管理尚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这里了，就在深圳发展一个新的自我。
在内地很繁复的手续，到深圳是简单捷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正秋一来深圳报到，就被派往小梅沙旅游中心任总经理。而他不要说不懂大酒店，涉外酒店他住都没住过。头些天他常常感觉着蔑视的眼光一他的旧皮箱、他的不标准的西服、他的陕北味窑洞气。离上任只有七天，他上书店买了几本关于酒店管理的书，关起门来读了两遍。他从政治到经济，一步到位。凭着他领导过一二万人的工作能力、凭着他很少的框框和很多的想象力、更凭着他老想冲一冲的精神，他这万吨巨轮便冲进了深圳商品经济的大海。他刚从日本考察回来，我知道他又在酝酿一个计划。他笑笑，说：冲一冲。
有个朋友突然来电话，说他在深圳火车站这就要去广州，希望我能去车站咖啡庁与他见上一面，小梅沙到火车站的班车半小时一趟，等上半小时就赶不上了。在这水天之间一时哪能拦到车？只能先走出酒店再说。正有一辆小轿车停在门口不远处，当然，不是出租。也不管是什么车了，我急忙跑到车窗前求司机送我进城去车站，我按出租付钱。司机黑乎乎的矮个头，厚嘴厚鼻大眼睛，五官全是广东人的标准件。长得不起眼，穿得不起眼。我急得也没看清他什么模样，只是感觉着他浑身散发的诚厚气。上车吧，他说。
我千谢万谢。他说他刚从深圳市区开车来给员工发红包，还没下车呢，就碰上我。天，你是这酒店的一？我是副经理。那真不好意思，我误了你今天的工作了。先把你送去车站再说。可，去一趟车站，驱车直驶也要三刻钟呢！
他是副经理？一九八六年他去农村招酒店第一批服务员时，当地人都以为他是他乡的生产队长。其实他一九六〇年就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毕业，一直在三线搞核工业，后来深圳要人，尤其要广东人，一九八二年便把他这个标准件调来了。
但是特区工作没有标准件。他筹建小梅沙大酒店时，仍如搞军工生产那么认真，连铝合金窗的材料也一根根扛到市里要求作产品质量检查报告，可当时深圳还没有这个机构。他征下三十四五万平方米的土地，一九八六年便在这方荒地上矗立起小梅沙大酒店。当年土建封顶时，怎么装修也不懂。他去香港看一趟，现在想来其实也没看明白。现在如果让他再搞一个旅游点，他会有很多的改进。他不无遗憾地说。锇，他叫周广才。
还有，他当然不会收我车钱，我也当然不会给他车钱。
幽静的西餐厅里，服务员的走动才提醒我周围有客。我向这儿那儿看去，在剑兰、龟背等绿色植物的“行距”里，“间插”着、“密植”着宾客的款款细语。餐厅正对大海，采光极好。
我和西餐部经理陈家健也“间插”在剑兰和龟背间。他说：我这工作有什么好说的？我这工作有吃有喝的。他一笑。他浓重乌黑的发，丰润白皙的肤，秀眉秀眼架着副好像故意要使自己显得老成的眼镜。他一笑脸颊鼓起，便把那内在的幽默埋起，现出一种未必欢快的凝重。
他很少欢快，这是一种智慧的痛苦，一种来自于永不满足的痛苦。一九八二年广州第一家独资酒店中国大酒店招考时，他去了，那年报名的人还不多，因为百姓们对什么叫大酒店还不清楚。到一九八三年第二次招考时，已是人山人海排大队了。在小梅沙任西餐部经理，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夏天旺季沙滩上支满帐篷，游人通宵达旦。也有很多港客上午来傍晚走。在这里就是来玩海，游客在吃上不愿多花时间，也不太讲究。西餐厅准备了A、B、C三种套餐，省却游客看莱单等菜的时间，方便厨师配料，加快用餐的周转。
我身旁一对洋人夫妇在吃维也纳牛仔和洋葱猪扒。夫人怀里抱着小孩儿，先生脚下伏着哈巴狗，如同在家用餐那样地温馨自得。再看陈家健，似已坐立不安，不知道是想去了解今天的订餐情况还是要检查方方面面的星级要求。我说你半月还是一月去一趟广州看看妻儿？他说习惯了。没有家的概念了。
她是那么小，小得简直使我“不能不”忽略她。小身子淹没在大花纹的大毛衣里，一头黑油油蓬松松的披肩卷发，更像丰富、美丽的羽毛，撩拂着她小鸟般的小巧的嘴和小双眼皮。她一开口，那话语又像那曲曲弯弯的鬈发那样柔软不绝。她的活泼泼的生命便从那大花纹里、长披发间钻出来，扩大起来。她听我讲话时抿着嘴，笑着眼，小花鸟似地一下一下点着头。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这个二十五岁的小鸟能胜任小梅沙大酒店旅游部的经理。
香港人差不多都来过几次深圳。每天有几十辆旅游大巴从港开来。游客一般只停留一至三天，不少是当曰往返。小花鸟黄新妹天天与港方热线联系，明天临时有旅游团来，她今天可以安排好。是去文津渡还是沙头角还是罗湖接团，需要安排几辆旅游巴士，要预订哪个酒家吃什么饭。是要订海鲜还是野味还是海鲜加野味。多少钱一人的标准。是要看小人国、文化村，还是珍珠养殖场，等等，她都得事先安排。
偶而也会有某个环节出现意外之笔，譬如某方本来订了两间房，但是到了小梅沙却要三间房。小花鸟说你们可是订了两间房？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当然订的是三间房，说货不对板（广东话，即给的货与订的货不一样）你不会做事就不要做。小鸟说我这就打电话给香港了解一下情况看怎么安排。其实她是借机离开现场，走进她的办公室面壁而立，想法平息怒气。无论如何不能在客人面前发脾气。对，灌下一大杯凉水息火。
如果此时不走开，难免自己的脸色不大愉悦。她生来直率，只希望做个表里一致的真人，保持一个真我。小梅沙大酒店的港方总经理刘贤学批评她时，她想不通的就说。因为她知道刘经理宽厚热诚，善良待人。唯独对游客不能说不是我的错就不关我的事，只有把难题揽下来，只能叫客人满意不能叫客人不满意。否则人家可以投诉，可以影响酒店声誉。
五分钟后，她又轻快如小鸟，回到客人们跟前，给客人在两间房中加铺，不收钱，晚饭八折，晚上免费听歌。每天从早到晚，只有吃三顿饭的时候觉得是不上班的。小花鸟晃着柔软不绝的发说。
深圳特区面积很小，容量很大。张正秋是陕北黄土坡走来的，周广才是从三线军工厂走来的，而港方总经理刘贤学是从反对包产到户只知道填填补补的福建农村走来的。
刘贤学，高大的体魄，超宽的额头，眉眼如京剧脸谱似地微微吊起。他那么一站，使我想到一块浩然正气的碑。眼睛如他老家的福建龙眼，乌黑而滚圆而热诚，使我想到龙眼是大补的热补的。
感觉中，大概他夜间也是圆睁双眼的。他常常凌晨几点才睡，入睡前再乏也不愿摘下电话筒。那醒着的电话代他睁着眼睛。五月至九月，往往清晨四五点就开始来客，大酒店二十四小时提供服务。每天的游客一万五到两万四，从酒店房间溢满沙滩。小梅沙成了不夜岛，刘贤学好像可以不睡觉。客人是来消费的，他再累也不能懈怠。偶有客人骂骂咧咧地说鱼不新鲜不付钱，餐厅小姐说这鱼是当场从鱼塘里捞出的活鱼，先生怎么把鱼吃完了才说不新鲜，为什么吃第一口时不说。刘贤学赶来说客人永远是对的，客人的意见是对我们的关心，我再送先生一个菜和一个果盘。事后刘贤学让查这条鱼的下单过程。的确是从鱼塘活蹦乱跳地取出的，作料都是上好的，鱼也的确吃得一点不剩。然而每个游客都是酒店的活性广告。客人永远是对的。小梅沙的小姐们不少是从农村招来的。一九九一年刘贤学去粤北山寨招人，这一带如未开垦的处女地，自然胜景还没有被人类糟蹋。村里孩子追着他的汽车跑，向他要糖吃。他掏出一叠港币，分送全村每个人。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组织起来自制工艺品，表演风俗歌舞，办起无烟工业旅游工业？他三四月份去的，七月份开始他就让人组团到粤北山寨旅游了。小梅沙又多了一个旅游景点，山寨人获得一个生产力解放的机会。
刘贤学看不得穷。他自己穷够了。他六岁丧父，每天晚上小小的煤油灯照着母亲给人车衣，贤学姐弟三人围着缝纫机借着那一点灯光做功课。三十岁的母亲一边车衣一边想着丈夫就哭，贤学跟着哭。一九六〇年他天天吃野草地瓜叶香蕉树根，因为一直没有油吃，有一天肠子绞了，痛得他直打滚。母亲向邻人要了一勺花生油让他慢慢咽下。
后来，后来去了港澳。他至今穿天坛牌衬衫，鹦鹉牌西装，雪山牌羊毛衫，全是内地产品。他说这就很好了。至于钱，他可以在内地投资建酒店，可以支援贫困的村民，就是不可以穿名牌服装。他终究是从福建出去的，了解内地的民情，又熟悉港澳的习俗。“港澳市场与大陆市场是同命运的。”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不到大陆来发展自己？我为什么不发展自己的国家？只要坚持改革歼放的政策，中国的市场是挖掘不完的。我闲不了，一闲就病。”
小梅沙海滩上的度假村、购物中心、快餐亭、游乐场等等的蓝屋顶，好像都是用海水涂上的颜色。我在小梅沙，天天由海涛的交响送我入梦，天天由海涛的晨钟唤醒新的一天。没有领咯过海的时候，倒也并不觉得生活中不能没有大海；既经领略上海，便希望天天打开窗户就能听到海的直言。于是越到临近回京，就是一天天地担心着回京以后再也听不到这没遮没拦、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大气磅礴的声音。比起海的呐喊，那又乖巧、又本分的人工湖便没有了生气，那沙滩上的游人也如海水冲上的贝石那般渺小。
哦，大海！
回到卫兰轩酒店一六〇九房间。先用开水壶灌上水，通上电，待洗完手，水就开了。冲上一杯酒店免费提供的咖啡，想到只要睡上一觉，明天早晨就可以离开一六〇九，坐上从香港飞回北京的飞机了。其实我非常喜欢这一千五百港币一天提供的格调和服务，然而在外如何之好，只要一想到要回北京的家了，简直就想不睡觉一直耗到天亮，看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到家的时间也一小时一小时地接近。
在香港，每天只忙着每天的事，也包括看电影会朋友逛商店。上了飞机，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把香港的高楼抛在地下，我也同步地把香港拋在了身后。只想着，还有两小时五十分就到京了。在外一天天总是怕时间不够用。可这最后的两小时五十分，就觉得长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怎么才熬得过去？
我缩短时间的最佳办法是写。常常是上了飞机先写随笔，好像这是上机必做的功课。写完一篇随笔，机上送饭了。早上没来得及喝咖啡，空腹进午餐，把一切能吃的都吃了，吃撑了吃傻了吃困了。直到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看机上电视屏幕，离到达时间还有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多么长哪！怎么过？越是离家近，越是每一分钟都放大了拉长了的难捱。把身边一大卷报都翻看了，还有好长时间。眼睛盯着电视屏幕，希望时间一下跳过两分钟，而不是一分钟。虽然明知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还是满怀着希冀。当人是弱者的时候，总是盼望奇迹的出现。我等待着飞机把时间缩短，我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于飞机的身上，此时此刻，我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一个弱者。
想家的思绪，这时化为一个具体的形象一一我先生梦溪。飞机越接近北京，梦溪的形象越具体化，具体到那一根根决不驯顺的硬发。他一定是首当其冲地站在候机厅门口，我一定是推着行李车向他跑去。
终于进得家门。“回家了！”我叫着。但是那餐桌怎么长高了两三尺？这么些年了，居室一间一间多起来，又一间一间都变成了梦溪的书房。一直是局促着吃饭，面对面坐着，总有头碰头的感觉。终于悟到了除了正经地工作，也要正经地吃饭。于是不久前买了张大餐桌”着实得意了一阵。每有客来，总要请看我家一景：大餐桌。
我不过离家两周，那餐桌上如同长出了热带丛林，整个儿长满了书报稿件。好伤心，家里唯一不被工作干扰的平面，又失去了。再看梦溪，就好像是从这热带丛林中长出来的，新夹克上像现代派画似的洒满了斑点，袜子在洗衣盆里泡着。正是吃饭的时间，他说他这就上街买吃的，说家里已经到了绝路了——没有可以吃的了。
我一听家里到了绝路，大笑。笑这个意料之中的荒诞，笑我们如何能铲平热带丛林，哪怕先铲出一块空地好吃饭。或许，我们的家正是这样才叫我觉得特别觉得意外觉得不可思议匪夷所思，觉得惦念操心魂牵梦萦。今天我们吃什么？我们同时说。我们一起大笑起来，这就是说，到家了。
一天的食谱
中午饿了，吃什么，我本山野之人，什么都可果腹。我先生梦溪怎么办？查访家中一切可以进口的：两片面包、三只小苹果、一只甜橙、一根胡萝卜、两只鸡蛋，冷冻柜里还有好像上一世纪吃剩的几片火腿肠。
我想，可以对付一气了。把苹果十甜橙+胡罗卜全体切成丁或块，浇上沙拉酱，又红又白。再把火腿旸切成小丁。梦溪不爱吃肉肠，如果整片油炸，他定不吃。切成丁，他便不会深究其为何物了。肠丁炒鸡蛋，也是又红又白。放上两盆又红又白，再摆上红的果酱白的面包片。梦溪走来一看说，哈，吃西餐。其实我家每天至少一顿吃面包，也许两顿吃面包，也许三顿，乃至X顿——饿了就吃。梦溪终是正宗男性公民，喜欢正宗吃点青菜米饭，尤其不愿吃水果拌的所谓沙拉。一吃那又红又白，便知道这西餐之伪劣假冒。便只吃两片面包夹点火腿鸡蛋。我有一盆水果沙拉果腹，倒也肚满意足。
饭后我们去中国书店。在书店，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我说我饿，快一点好吗？梦溪的眼睛决不离开正在看的一册书，只把话从嘴角斜抛过来：你先找只凳子坐会儿。书店哪有凳子供顾客小憩？又过会儿，我饿极，觉得人饿了就弱小了；连声音也会变小，不仅仅变轻，而乱变成小姑娘的声音：我饿。
我也知道，他可能比我还饿。只是他一进入他真正感兴趣的书本文章中。总也忘了还有吃饭一说。所以近期饿出了胃病，常常烧心胃痛乃至夜不能寐。
终于背着拖着请人帮忙一起拎着各种古籍，上了车回到家。糟了，家中再无可以立即进胃的东西。哦，想起来了，好像还有八百年前剩下的一包速冻饺子。
梦溪把速冻饺子速下速端上桌。我俩大气也喘不过来地速吃。熟了没有？他问。我说我怎么懂得？他说他也不甚明白。我说你这一讲我倒是觉得这饺子怎么粘粘乎乎的有点怪怪的。为什么饺子有的很热有的冰凉？
他说他是一只一只下的。因为饺子粘在了一起，他掰开一只下一只3怪不得饺子或冷或热或生或熟。
我们看着这白生生一大盘饺子，如何能够考证出哪只可以为我们充饥，哪只可以使我们拉稀。只好全部请闽厨房。
天已黑。明天早上连面包也没厂，今晚梦溪胃痛起来吃什么？干脆，坐上小面到蓝岛大厦专程买面包。买了一塑料口袋面包，我们同时说：现在就吃，说着同时把手伸进塑料袋去。
当晚又工作到凌晨。梦溪从他的工作间走出来说怎么又胃痛。我说一定是饿了。他说怎么能老饿呢？我们不是吃了好多顿了吗？
让我想想，中午吃了假冒西餐，然后饿极而吃生饺两三，然后饿极而吃一只小面包，原来一直没吃饱，而且又工作广几小时了。好、我们吃面包！
我的桌面
好像觉得终于忍无可忍了。虽然前些天，再前些天还跟来客说这样很好，我很适应乱，我的文章都是在乱纸堆里写出来的。刚才来一个长途电话，要我找一张名片。我是有这张名片，而且就在我写字桌上。我说好，我去找。我的桌面，像长满了宝物的海底世界。在浅水层，当然，有我正在写的一篇稿子。还有天知道多少相干不相干的纸片、信件、报纸、书本。把这些东西一层一层翻过来，那深水层才是五彩斑斓绚丽夺目。去年在新加坡海底世界照的相片，去年底在香港用剩的两张地铁通用储值票，我记得每张还剩好几十元，下次去港不用买地铁票了，真棒！还有好几张近期的登机牌，也是想写作时万一需要一个准确的日期，好查看。哇，居然有一只四十瓦的电灯泡，一直想换下写字桌台灯那只二十五瓦的灯泡又一直忘了换。这次外出找不到的闹钟原来也在海底。因为生活无序，任何一个钟点都可以工作，所以任何一个钟点都可以睡觉，所以出差在外没有闹钟只好请人呼叫。天，这不是我的洗脸巾么？那是一种像小手绢那么大的小方巾，洗起来省劲出门带着不占地方，就是常常错位被当成了洗碗布或是擦桌布。友谊牌香脂也在这里，这是我几十年如一日用的。还有两把梳子，每找不到梳子冉买一把，然后很快又找不到了，好像全沉进了百慕大三角。这是前几天买的《大众电影》和《北京青年报》。想消遣消遣的，未及打开就葬身海底。那一小张剪报是什么？《美化居室须知》，特意用夹子夹上好引起自己注意，就是一直也没看过。至少，那夹子夹住了我的一个美化居室的愿望。
掀起几张会议通知和几张一九九四年的年历卡，下边有手表、钥匙，怎么还有一把牙刷？哇，还有这么多笔，好东西太多了，好像现代办公用品的集散地：粘胶条、两面贴、告示贴、两瓶涂改液、胶棒、卷笔刀、裁纸刀、几种剪刀、多种与笔分身的笔帽等等，不过我的手也常常被这些东西划破，现代地或是不现代地，所以有我在就有邦迪在。糟了，还有几张一九九四年的订报单忘了订了！还有各种可怜的名片，如果不打捞，连名带姓再也浮不上海面了。还有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的一切介绍，一直想把那一切介绍给大陆，觉得如果我们的大学都有这样的氛围，又何愁教师和教育问题？
想做的事多，事实上做不了那么些事。事与愿，在我的桌面上日复一日地冲撞。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收拾好桌面，然而用不了多少时间我桌面上的海洋世界又会丰富多彩波澜壮阔。
二十六日，当然，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飞去广州采访半天。以为然后就可返京，有人又拉我去深圳。正是圣诞节期间，港客往返广深很多，买不到当日的火车票，又不想拖拉到明天，晚间搭上一辆救护车。当救护车从二十六日开进二十七日的时候，我就进了深圳。
二十七日上午开始在深圳的采访复采访。如此到了二十九日凌晨。躺下不久被电话铃吵醒，总归又是哪位约我谈话。我说喂，哪位？他说你是姓陈的？我说是呵，你哪位？他说你是一个人住吗？我说是你找谁？他说我找你。那声音，油油腻腻像一块脏抹布，我才清醒过来：对方是坏人！赶紧放下活筒一看表，凌晨三点。我好别扭好懊丧，好像嗓门里传了块脏抹布。
电话铃又响，立刻感觉到一股脏抹布味儿。当然不理，然而电话铃肆无忌惮地大吵大闹，夜深人静的好像耍流氓。我起床搬起一只沙发椅顶住宾馆的房门。当然，从来没有沙发椅能顶住坏蛋的。不过心理上好一些，不过靠在床头坐着再也没有睡踏实。
三十日晚，还得出动沙发椅。
三十一日我要写八千字。但是上午有友人A来，下午有友人B来，晚上友人C邀我去阳光饭店吃自助餐共度一九九三年的最后一晚。从来爱吃奶油蛋糕，所以自助餐总吃到大腹便便。九点多回到宾馆先收拾行李，因为若干小时后，也就是一日清晨五点多就要退房上机场。
行李收拾好已经困了。总是一肚子的奶油蛋糕在消融我的精神。天，困乏得浑身发烫，或许这些天太缺觉了？可是，深圳的事在深圳完成了，回京才好做北京的事。没有退路，只有写。
写了两千字，只想倒床上，或者把脑袋塞进冰箱冰镇一下？对，拿个冰镇苹果吃了提神，一边打开电视随便看看解乏。怎么有北京话播音？是香港新开的北京话新闻还是香港能收到的中央四台？哦不，我这是在深圳嘛，我还以为在香港呢。上月在香港，有时就误以为在深圳。实在是界限越来越模糊了。阳光饭店自助餐厅气球之茂盛，已在港岛香格里拉饭店之上。当然大陆生活水平看好的背后，有多少并不看好的日日夜夜，譬如坐救护车赶路，譬如别人过节你苦熬。
啊呀，再过两分钟就是元旦就是一九九四年了，赶紧给北京家里挂个电话，我用卡通片里的光嗓子连连喊新年快乐，我丈夫不知为什么连连冲我喊咕！咕！咕！倒像挂钟里跳出来报时的小鸟。
再写两千字，再吃一只香蕉看一会电视，这次是郭富城在香港的新年晚会上演唱。第二次吃冰镇苹果时，是黎明在唱。第二次吃香蕉时，是叶倩文在唱。
当苹果十香蕉十郭富城十一千字的文稿十咕咕咕全部完成时，已经快凌晨五点。这篇文章从一九九三年写到一九九四年，写了一年，一年没睡。
我的脚变重，我的心轻松，轻松得直想笑。二十六日下午在广州时从电视里看了一部美国电影《小安妮》。里边有句歌词叫：没笑容不箅得打扮整齐。好了，穿上大衣，打扮整齐，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要上飞机。
吃面
傍晚和梦溪回到家里，掏钥匙开门，就闻一股特香特香的味儿，从邻家飘出。梦溪说，其实如果我们能吃上一碗炸酱面，那不是什么都有了？那不比什么都好吃？你不想吃吗？
我说我怎么忘掉世界上还有炸酱面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哪天去买面买酱？
好久好久我没吃过面了。我是说，那种正式的面，切面。方便面是一直一直吃的，一直一直也没吃腻。这里有个毋庸置疑的问题：吃腻了方便面还吃什么？如果什么什么都不大会做不大想做，只好吃什么就是什么了。
我们吃饭没有定时，事情做到一个段落，再考虑吃什么或者买什么。今天上午十二点多了，要去邮局寄信。寄完了去副食店，我们已如两只饿瘪了的蟑螂。不过伟大的理想能产生伟大的力量，昨晚邻家肉丁炸酱肉香笼罩着我们，照耀着我们，我们雀跃着说，买肉买酱买面条。
面条已经卖完，问售货员什么时候再有，说一会儿。一会儿意味着什么？多长的时间段？如何用数量去界定？不过这并不能动摇我们今天要吃炸酱面的虔诚。虽然照例又买了些方便面作为饿时急用。
我们去农贸市场买了青菜返回副食店，还是没面条。还要等多久？我问。售货员说：“一会儿。”
其实，回家路上有一家粮店也卖面条，好像中午休息一点半开门。现在已经过了一点半了，走，去粮店买。粮店还关着，尽管牌上分明写着一点半开门。衣食足然后知荣辱，我饿急而不知荣辱也。我敲起门来，再敲，终于有人打着呵欠一步一顿地挪过来了。不，没出来，只站在门里大声问干吗。我说我们没吃的了，要买点面条。
当我们终于拎着面条回到家，都累得坐下了就不想站起来。想起红军爬雪山时不让坐下，坐下就会冻死。是呵、下午两点半了，再不吃点真不行了。要不，梦溪说，还是一人冲碗方便面箅了。我说也好。梦溪笑：好容易买回了酱和肉和面条，结果还是吃方便面，世界哪有这等奇事？我们终于圆了炸酱面之梦。就是，肉丁怎么是硬的？不像记忆中的那么喷香绝伦。也许，过去穷就觉得特别好吃？也许应该先放酱后放肉？也许酱买得不对？
也许，就是饿得太凶吃得太冲食而不知其味了。
女人不能生病
年前有人来电问我春节怎么过，我特豪迈地说不过也不买菜，关起门来赶文章。
挂了电话便到小年夜，我开始感冒发烧。果然不能买菜，果然不能过年，而且不能写文章。大年夜下午，梦溪走出书房说：我们家里有什么菜？我说有一棵白菜。他看着已经东倒西歪不成气候的我，说一定要为我做好吃的：东坡肉。
我立刻想起两年前的年夜，我大病——人家辛苦一年下来该过节了，我辛苦一年下来该病了，几乎逢年必病。那回梦溪说要为我做一只香酥鸭，也是他在单位聚餐时刚听人说的。印象里，大年夜他把一只鸭放进大油锅，乒乒乓乓一通炸。吓得我直怕引起煤气爆炸。然后再蒸，然后从大蒸锅里端出滚烫的鸭再炸，然后再怎么着。他说是他听来的程序。历经苦难久经考验的香酥鸭终于出现在餐桌上时，全身乌黑，像涂了金鸡鞋油似的。只好请鸭某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走了。不过这番香酥鸭历险记还是给家里增添了过年的气氛。我不会忘记梦溪一会儿端下大蒸锅，一会儿端下大油锅的特技动作和敬业精神。
梦溪忘了那个壮烈的年夜了，他很得惫地买回一块带皮带肥的肉。东坡肉是杭州名菜，一层皮一层肥一层瘦。我虽病，还是想起来都觉得好吃。不过他怎么会做呢？
傍晚他走出书房去厨房，又走出厨房喊糟了，说不知道买来的肉是冻的，要化了冻才能烧，今晚吃不上了。我非常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开始了，梦溪也像节目主持人那样特喜兴地宣布：东坡肉有希望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开始化冻了。
凌晨我歪在电视机前看完了春节晚会，就算过完了节。梦溪把烧了好几个小时的肉端上阳台。他说东坡肉成功了，我说是吗？他说都烂了就是成功了。
初一上午他把肉从一大锅汤汤水水里捞出放进另一只锅，加上酱油又煮。中午近两点，我们过年总箅有一块肉吃了。我晕乎乎地夹了一点肉吃了就要喝热粥，他说你没有什么感觉吗？他期待的目光，定格般地、大特写般地挡在我面前。我才想起他为了这块肉从大年夜忙到初一，这块烧了一年的肉浪费了太多他做学问的时间。我的脑子刹时间清醒了，我清晰地说好吃。他笑道那你多吃。我说东坡肉怎么没有皮？他惭愧地一笑，说皮和肥肉全烧化了。怪不得，一块瘦肉泡在一锅油汤里。我想我总得多吃才对得起他。好吃吧？好吃！我笑。他大得意，说你一吃上东坡肉就笑了，这人也不能这么势利呀！
初一晚上他回到书房，说他感觉中离开书房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我感觉中也觉得好像他巳经牺牲了一个月做学问的时间。只求自己快退烧，好为他做饭，虽然我的水平决不在他之上，更不具有从东坡肉到香酥鸭的想象力。
初三我退烧了。中午一点他走出书房问我吃什么饭呢——不到肚子饿了他不会想起买菜做饭的。我说只要不吃冰箱里剩的东坡肉就好。他说那么他出去买点什么吧。
这个“买点什么”，常常会给人带来美好的期望。他买回了水果和速冻饺子。因为饿过头了，下得快吃得也快。不过，好像是生的？不生，他边说边快快地吃。我还无力去分辨是生是熟，就是一边吃一边总觉得是生的。他说你吃的时候不要去想是生是熟。也对。速食完毕，我笑问：这就是我们的病号饭？他说陈小姐，你要是想提高伙食标准，还得增加预交金。
然而那生的感觉一直未能淡出，直至连着去洗手间相信一切均付之东流。而梦溪在他的书房里并不知道部分速冻水饺的去向。
我实在希望只是我为他做饭。虽然我一直想象着科学发达后能有一种药丸，每天吃三粒便可免掉一日之三餐。
说起来，女人有一个自己心甘情愿为之做饭的丈夫，是一种难得的福分。于是生活更加生动，生命更加实在，情感更加饱满，脚步更有力度。不过，女人不能生病。
我的两个“电话娃娃”
传说作家中我最喜欢电话，这个传说最后传到了电话的老家——电话局。电话局纵有万千子孙，也清楚自己每一个孩子落脚在哪家。于是打电话找到我，要我给电话局的报纸写段话。
我接电话的时候，我家的电话铃响个不停。我家有两个电话号，像两个娇养的争风吃醋的不讲道理的孩子。我接一个电话，另一个电话常常哇哇乱叫着要我跑去亲近他。待我匆匆放下这个电话跑到那屋，那电话生着气不理我不吭声不说话了。而这个电话看见我跑到那边，也哇哇乱叫起来。家里好像有了两个年龄相仿的老打架的孩子，这日子还怎么过？
这两个电话都是安装费四百元的时候投奔我家的。这两年涨到五千元。安装费是随着人们对电话的需求涨价的（寻常百姓要拿出这笔钱那么不容易）。反过来可以想象，当电话安装费只有四百元的时候，大家不大认识家里要有一部电话的好处。我么，觉得如果家里一部电话出了故障，那怎么办？跑出去打公用电话这浪费的时间怎么受得了？再遇上等三五个人，再遇上前边的人拿起话筒就放不下，好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他叹天地之悠悠。我便急得像燃烧的火球，或者气得像膨胀的气球，眼看下一秒钟就要嘭地一下炸个粉碎。
一九八八年，我家装了两个电话。又怕两个电话老响写不了文章，所以一个告诉大家，一个只能打出去用。然而一条线路上人头挤挤，只好把另一个号告诉一个好友，再告诉一个好友再告诉了所有的人。在两个电话的交响中，我和丈夫梦溪来回穿梭于房间里，像立体交叉桥上的车流。只好分工清楚，一个号归梦溪的朋友打入，一个号归我的朋友打入。然而夫妻是分得清楚的吗？有时我们从外边回来，在门外就听得屋里电话铃响。我们走进门庁，梦溪面对四间屋，急急问我：哪一间的电话在响？我的听力比他强，我像站在四叉路口指挥红绿灯的交通警那样手臂一挥，梦溪便顺着我指的方向急驰而去。
我喜欢电话，是因为我不喜次说话，尤其不喜欢交际，不喜欢参加活动。写作和采访和家务，已经塞满了我的时间。就像一只给塞了又塞的壁柜，明明已经塞不进东西，还得往里塞，又往里塞，再往里塞。然而要做事总要和人打交道。接电话打电话，不用上路赶车，不用穿戴整齐，不用正襟危坐，可以不梳头，可以光脚丫，可以人趴地上，可以脚搁桌上。最大的身心自由和最少的时间付出。
当然，有时一天上午来几个电话，光当话务员写不了文章，也急死人。然而，如果像停电似的电话也一周停一天，那所有的电话用户都该哇哇乱叫了。
我家的移民
我和梦溪每次从外地回家，常常背着森林，抱着海洋。进家把树枝、石头往厅里一铺，梦溪总啊呀呀地喊着：“太精彩啦！”我不能不考虑国计民生问题：怎么放得下？梦溪说都能放。当然，他已经具有了宁可自己放不下也要放下木石的精神。譬如不要沙发，如此可为日后不断迁居来的树们石们多一些落脚之地。有时我乏极，也只能直挺挺地绷在椅子上。有只沙发懒一懒多好我不由得望着梦溪。他一笑。我也一笑。沙发问题讨论完毕。
我们从东北抱回的树结，是个半人半蛙。高高的后半部，完全是人的臀部。曲线、沟纹几乎与真人无异。前半部似趴着的青蛙脑袋。身子左侧有一只蛙脚。这个桦树结会不会是树与人相恋的产儿呢？
梦溪把它抱到他大书房正中的条案上。我说尻入书斋是不是有点欠雅驯？每有雅客罕：，见半人半蛙正高耸尊臀，不免发笑，又不绠道破个中缘由。趸有美丽女客一坐到半人半蛙旁，用纤纤五手不着痕迹地将尊臀悄悄偏离她的玉体唯梦溪一扫儒雅之风，拍着馋臀说：“这真正是个宝啊！这是胎儿。是母体，是五体投地，是禅。”客们被梦溪不容贳疑的激情所迷惑，所慑服，懵懵備懂地颔首称是。从此凡有客至，除清茶一盅外，待客上品梗是共赏尊臀。
我们是在长白山下寻访到这个半人半蛙的。干这种营生，梦溪和我是最佳拍档。再多出一个人，或会多出一句话：“捡这个有什么用？”那天正是三十多度的高温，又值中午，梦溪正费劲地拖着一块近二米长的大桦树皮，树皮中间有个一、团糟的大树结‘梦溪请林场二人帮忙把树结锯下，他再把烂污污的树皮和朽水铲掉，一个半人半蛙便“剖魄而出”从此我们再右不上根雕、景泰蓝和其他工艺品。那呰两好也出句人工，也可以有箏二个，而捡来的树根树结，都只有这一个，每一个都是“海内孤本”。
我家是个“移民社会”。树们石们来自东南西北。那些一人高的奇异树枝总使我想起我的壁虎生涯。那回我贴在山壁上大张着双臂一手紧抓住一根树枝。汉脚摸索着找不到一处可以踩稳的下妒处。只能如一只大壁虎似地趴在那儿不动。那七是四川防龙山海拔三千来米的原始森林，有积雪。而我从摄氏二十二度的金沙江畔这奔这里，只穿着牛仔裙和长丝袜。山蟹卜、横陈着去年突犮的泥石流冲下的树木和石头。我左边大半米处。是悬崖。当地人老田说掉下去没事的，会挂在山壁的树丛上。天，那还不如当大壁虎。原始森林的树们第“次见到长丝袜，好奇得这个拽一下那个勾一下的。我那丝袜，上上下下的洞，如成串的眼泪，向我哭诉那些野性未泯的树们。可我又有什么办法？一路上，我倒是用充当拐杖的一截树枝击过苔藓。在原始森林，任何树木小草都比我有生命力，除了苔鲜我谁都不敢碰。
老田在枝杈间穿行，树们一看见他身上那件熟悉的羽绒衣就恭恭敬敬地闪开。他下到我身旁，张开手掌放在我的脚下，做成两个踩脚点。叫我踩着他的手掌下。我不忍往他手上踩，可我已经没有多少力气继续当大壁虎了。
下了“几级”，我抓住的一根树枝断了，我也如折断般地掉了下来。我一步一滑地走，几次“马失前蹄”地跌倒。我不能再走了，可又不能不走。我觉得大脑中枢已经不能支配腿，腿不是自己的，自己已经没有腿了。我觉得身子这么重，身上一定还有可以扔掉的东西，臂如，耳朵。此时只需要眼与手脚。手脚用来走路攀援，眼睛用来搜寻石头和木头。珍奇的木石，喜欢躲在常人不去的僻静处，等待真正的知音。
原籍卧龙原始森林的树们移居我家后，常常告诉我，人只要增加一点点精神，就可以得到多少生活的体味。
每次迁移树们石们，我和梦溪又扛又拎走走停停，成了快乐的啰嗦。有一回“十一”前机场检查很严。我们拎的全是脑袋般大的石头。我们把石们放在大连机场检查处，一位检查员双手举起一块石头做砸人脑袋状，一边用眼睛问我如果上机后用石块砸人劫机怎么办？我用嘴回答他，说你看看我们两个像不像劫机的？我从他柔和下来的眼神中知道他看出我们不像劫机的但又怎么能证明我们一定不劫机？我只好指着梦溪说他是专门研究石头的。梦溪可不敢再做演义，他慌乱得两只手翻着转着想说什么却不知要说什么。检查员看着这位愚不可及的“石学家”直笑，说你们进去吧。我们像漏网的劫机者那样庆幸而侥幸地拎起石头就走。
这些石，是我们在大连一个游人不到的海滩上捡来的。有渔人在捡海货，我们捡石——取自然肌理，取质感偶尔也拣起一块满滩皆是的海带，皮子似的光洁而有韧劲。我们嚼起来。海滩上能嚼的东西太多。我拣起一块石头，竟也蛋糕似的金黄且夹心，绿得我真想咬一口，如果牙齿比石头更坚硬的话。
更令我难忘的海滩在海南的三亚。一到牙龙湾，只觉得如同叫了一声石门开，无尽的白沙滩上是无尽的贝与石。梦溪到此意即，一路捡去。我喊他，喊声撞在风壁上连回音都没有。我想，现在我首先要捡起的是他。
当晚我看天花板的圆饰像圆贝，电视中的帆船像海螺，叠好的餐巾像大贝，无论看什么都在我的视像中变成海滩上的石或贝。我一晚上都惦记着两块半绿半白如林立石壁的质地极好的石，一时抱不动，放在游人不会到，海水到不了的一处滩上。第二天清晨便去那里寻找。但是昨日的滩呢？昨日的浅滩上处处有冲上的石，今日竟一马平川似地铺着厚厚的、平平的如熨过般的沙。无一石，无一贝，一夜之间大海就吞吐了一海湾的厚厚的沙波？那半绿半白如林立石壁般的景观，也只是瞬间的存在？昨天，已了无痕迹。大海是所有包容里最大、最宽容的。最宽容的，也是最有力量的。
大海如不尽的浪涛那样给人不尽的思考。我们把大海捡回家后，放在梦溪的大书房，把森林搬进我的小书房。我的写字桌上方，挂一盘不加工、不上漆的一百五十年的杜鹃花根，像两只斗兽在角逐，又似两头情鹿在交合。这是超乎名家真迹的大自然的真迹。资料柜上有一个如同背龟行人的树根。背龟人本来规格很高地放在大书房条案上，半人半蛙一降临，只好请它屈尊移至我的小屋。好在小屋里堆放着很多树们，不管情鹿还是背龟人都会感到回归森林的怡然和阔大。梦溪在海边写作，我在林子里写作。梦溪潜入中国文化的海洋深处，再往下潜，再往下潜，忽有所获，一个猛子钻出海面，急急走向我的森林。我正在森林的静谧中了解我的采访对象，忘却了森林之外还有海洋。
好吧，休息会儿。我们便去磨搓半人半蛙。我们手上的气进入它的体内，它的肌肤日益光泽。不知会不会有一天它突然活了，突然动了，突然走了呢？
潇洒傻一回
无论如何，春节总是一个节日。放假放得最长，冰箱里最是熙熙攘攘，物价要涨也好歹得过了这几天再涨。年纪嘛，皇帝与庶民一样，每人加一岁，绝对平均老少无欺。春节属于每一个人。
春节历来从零零落落的鞭炮开始。鞭炮我从小就讨厌。倒不是现代文明意识的超前觉醒，而是怕响声，包括也怕街头的爆米花。一九八四年写过文章希望取缔鞭炮，虽然明知鞭炮怎么会被取缔？每年燃放鞭炮，重温我们祖先发明火药的自豪，重享我们古代文明的灿烂。现代文明嘛，至少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钱买越来越响的鞭炮，至少我们燃起了越来越灿烂的愿望。
然而，一下子，鞭炮说取締就取缔了。平平静静，就像全国取消粮票。世上很有些好像不可能的事，真要做，原来并不难。一直不做，就一直觉得是不可能做成的。
春节，提醒我看到自己节日意识的弱智和低能。前不久在深圳阳光饭店与友人共贺元旦。自助餐厅像个气球种
植园。屋顶上密植着气球，还有两大面用气球“砌”起的墙。自取水果的长桌上方飘动着丰硕的果子般的大气球。在这里吃饭，主要是吃气氛吃气球。深圳与香港的界限曰见模糊，节日气氛比内地要浓。好像内地越来越过圣诞节送情人卡吹蜡烛吃蛋糕的时候，海外过节偏偏比中国还中国。人们总是追求那够不着得不到的，即便好像得到了，事实上在得到的同时追求的目标已经前移了，已经又够不着得不到了。
这几年春节，我或是大病或是南下。今年决定不南下而旦尚无大病，就想可以做事。我认真会做的事，也只有一件：写和读，终归离不开文字。春节这几天我可以做多少事？或者说我做事难道就差春节这几天？差这几天就能把事做完了？还是多做这几天事情更做不完？
不过如何想做事，也不会放弃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大年夜全家傻笑着看这台晚会，这是真正具象的过年了。虽然常常烦俗的小品庸的相声平的歌唱。虽然常常由傻笑变为傻瓜一觉得不好看了还看，不是傻瓜吗？然而一年一度在电视机前懒洋洋傻乎乎无所用心好吃懶做低思维高卡路里头脑空空大腹便便，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自己在干什么，晕乎乎飘忽忽的，忽听电视机里有人喊我，就是说有人在喊亲爱的观众们当然包括我，说春节到了。哦！是了，零点了，我飘飘悠悠地从旧年进入了新年。然后呢？
然后晚会就要结束了。春节就要结束了。常常有一种看完了中央台的晚会春节就结束了的失落。因为于我，春节还有什么呢？春节果真到来之时，感觉里春节已经结束。或许，人之所以不安定不安分，就因为在获得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失落。
于是又会带着新的希冀，在又一个除夕到来之际，傻笑着懒在电视机前，赖在电视机前。哦，潇洒傻一回，新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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