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在这以前，爸爸大约已经有两周滴水不进，全靠输液维持生命。人，和此刻没什么两样。此刻他真的故去了，我反觉得他或许还活着。
我帮他合上的眼睛，刚才还是清纯的。快六十岁的人，眼睛如孩童一般，圆的，清的，不知道保留，不知道躲闪。眼睛只会正着看人，眼角不留余光。只有一次，他头不动斜过左眼睛看我，使劲眨着、扭挤着眼睛，示意我警惕、镇静。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五月的一天。我挺着九个月的肚子坐在上海老家的沙发上。只听一阵楼梯响，红卫兵押着爸爸回来了。爸爸右眼睛的周围。已经肿成一个大黑包。我明白，我家的劫难开始了。押解的红卫兵宣布我爸爸是美国特务。这时妈妈回家了，拿了一只新买的小奶锅，是为我那就要出生的婴儿准备的。红卫兵说妈妈很可能也是特务。譬如买这以奶锅是想干什么的？
红卫兵汗始抄我的家。爸爸已经数大不归，我们是有了准备的，我们把爸爸在各国的照片，全撕了。我最下不了受的。么爸爸在莎士比亚故居前照的那几张。莎士比亚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但是这种照片留下来，爸爸必定和莎士比亚有什么单线联系。撕！
除了照片，再无其他。不仅没有“物证”。就连爸笆的思想，也没有残存一点美国的影响。爸爸是个国悴派。在美围留学儿年问来，一样也不买，只带冋一笵美元。美元都放在亲戚朋友保姆随意出入的屋子里的一只不锁的抽屉里。不久就发现抽屉里的全部美元不辞而别。是谁拿的？爸笆不愿意把人往这方面想，也不愿想这种事——不是囡为觉得想也无用所以不去想，而是这件事本来就不在他的心里。
后来。当我已经有记忆力的时候，家境从来没有富裕过。亲友邻人的孩子——凡对围棋表示出些许兴致的爸爸一一来教，教到把手头仅有的棋子棋盘送给对方，然后再买一副，然后再教一个，然后棋盘棋子又随学棋人而去。我大弟祖德每次赴日参加围棋赛，日方常送他高级的棋盘棋子，他无一不上交给国家。袓德这个全国围棋冠军的家里，便没有一副像样的、更没有一副“有常性”的围棋。有朋自各方来奕棋，一看棋子又没了，这爸又去买一副不起眼的棋子，又铺开一张纸棋盘。
爸爸常说，钱是最不值钱的。爸爸存不住东西，连钱物带学问。常有学生来家请教，爸爸滔滔讲来，乐此不疲。至于我们姐弟三人，从不很认字的时候开始，爸爸天天早上给我们讲解诗经、唐诗之类。我小弟在这方面最有悟性。他六岁时看到雪花飘飘，随口就是小诗一首：“窗外在下雪，屋内在吟诗。吟诗是何人，诗人陈祖言。”后来，我家这位唐代诗歌的传人与国家共命运，十五岁高中毕业后十年不沾书本——种地、筑路。直到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复显大学中文系要招一名唐代文学的研究生。应考者纷纷，大都是文科毕业生。中榜者却没有读过文科，压根儿十年不得读书，考分偏比居第二名多出二十多分。外人觉得大惊。我知道唯袓言得到了爸爸的真传。
爸爸每天傍晚回家，我们姐弟三人近乎条件反射地一个个轮着站到他跟前，飞快地背诵他早上布置的我们其实不解其味的诗词，乃至整篇的《古文观止》、《史记》。我印象最深的是背《项羽本纪》和《滑稽列传》。前者因为是我们背《史记》的第一篇，因为觉得长；后者因为觉得好玩。假期里，有时爸爸叫我们姐弟上公园去玩玩，但回家时必须各人带首《十六字令》什么的。家中来客，客人走后，我们又被迫一人填一首《菩萨蛮》，写和客人的孩子玩的感受。星期天，爸爸常常带上我们三人去看京剧。看到精采处，爸爸的叫好声气盖全场。妈妈最怕京剧的开场锣鼓。她酷爱电影。爸爸晚饭后打开报纸，说一声：有啥影戏看哦？（老上海管电影叫影戏）全家雀跃。爸爸一看外国电影，不多会儿就睡着厂，常有次重量级的呼声输出，直到电影散场，他很满意地回家了。
我从来没有见他读过外国文学，连西菜他都不吃。家里抽水马桶的水箱上，古文书籍如同手纸一样不可或缺。爸爸“积肥”（他一向把上厠所叫做积肥）时，手不离卷。中国的文学和历史，给了他取之不尽的兴味，哪怕他活一千岁！
但是，我们的全盘国粹的爸爸无可幸免地成了“美国特务”。后来，他在病床上，也一直在读古文。后来，他不大能说话了，右手的食指，总还在空中书写着毛笔字。爸爸去世了，周岁只有五十九岁。爸爸的眼睛，是我给他合上的。爸爸的嘴，张着，再合不上。这是我难过极了的。爸爸有话要说吧？爸爸最后要说的是什么呢？他的遗言，在去世前两周就留下了：第一，我死了以后，你们不要跟着医院推死人的车走。人死了，什么都完了。随便医院把我扔哪儿好了。火葬场，不许去。骨灰，不许要。不许为我费什么事。我生平就喜欢两件事：文章和下棋，下棋，祖德继承了。文章，你们两个（指祖言和我）继承了。我没什么遗憾了。就是，如果我活着，可以帮你们做些家务事，经济上还可以补贴些你们……
这个“你们”，恐怕首先指的是我。当时，两个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家庭，如果其中一方要月月给父母寄生活费，两人还要扶养一个孩子，相当拮据。当然也能活一一大家不都这么活吗？我在爸爸遭劫的时候生的孩子，妈妈卖了入衣柜来貼补我‘我还是没有钱顿顿吃个菜。当时我在文化馆上班。往往在上午的各种会议结束前，假装上厕听，其实是溜到单位食堂买一只贴饼子之类，啃了，然后又表情正常地坐回到会场里。等会议结束别人都打饭回来时，说小陈你怎么不吃饭，我说吃过了。我不愿别人看我不吃菜同情我，更不愿别人由此又联想到我爸爸被关押……
爸爸的嘴终于没能合上。我想，他是在呼叫我们。他未必再有什么遗愿，社会是不允许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宏冗的。他落拓一生，做诗填词题对联编谜语，有出典，有幽默，家中常有“食客”数人，才子若干。都是同事朋友，只从来没有学校领导级人物。于是从一个学校又一个学校被贬，竞至到了一个县里的中学。而一再被贬，倒也没有听，过他的怨言。总是常有他的同事到我家来，总是常有他的学生到我家来。明明当个大学教授绰绰有余，爸爸教县中学照样津津乐道。来兴致时，和同事朋友们可打上一夜乒乓球。记得爸爸有一次干脆脱了鞋袜光着脚大打。他的直拍抽球是很具威慑力量的。有时他和两个儿子一起到上海的乒乓房打半天，三雄鼎立，各有胜负。偶而兴来，说去襄阳公园。我们一家五人，走进公园不到二十来米，爸爸说兴尽了，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吧。爸爸活得洒脱。每年夏天即将来临之际，他总是我们看到的上海大街上第一个穿短裤的人。而且总是纯白的短裤。爸爸在家洗澡，从来不关卫生间的门，他说此乃开门整风。
从五十年代的整风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爸爸没有不挨整的。一个群众关系极好而不会和领导“理顺关系”的人，只能挨整复挨整。纵然才学过人，偏偏不事权势。知识没有力量，才智任人宰割。爸爸被红卫兵关起来以后，被打，被假活埋，被道迫通宵达艮地拉板车，被告知出校门修鞋也不能摘去身上挂的黑帮牌。
爸爸被红卫兵柙走后，有一天，我正午睡，只听爸爸在喊我。我不知是梦是真’跑到窗前一看‘是爸爸！爸爸回家了！爸爸一身褴褛，揣着一块叠起的黑帮牌。他说，红卫兵放他回家住一夜，叫他找一些围棋书带给他们，当晚我发疯似地找棋书。我正在坐月子。跑到窗口书架前乱翻。窗开着，风直冲我吹来。我知道月子里不能这么吹风。但我近乎半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想关窗只想找书、找更多的棋书。去送给迫害我爸爸的人。
爸爸还是爸爸，只讲了关押时的几件事，不无幽默地、画外音似地说“爸爸排解得开！”
从爸爸上次被押走后，我一直哭。妈妈说，你就要生了，你这么哭，对孩子不好。我顾不上，我顾不上！我心里已全无孩子，只有爸爸！完全不看重生孩子这件事了，所以连生孩子时的痛都感觉迟钝了。月子里，妈妈说我老哭眼睛要哭坏的。我还是哭。哭坏就哭坏！这次爸爸回家了，讲了假活埋什么的，我倒反而没有眼泪。爸爸把所有的劫难都淡化了，还带上淡淡的幽默。
这次劫难，是要横扫幽默的。这个社会，是不让人活得洒脱的。回想起来，爸爸的癌症，从红卫兵半夜把他拉出去挖坑活埋的时候，就埋下了。
我没有办法使爸爸张着的嘴合上。护士们就开始给爸爸换上干净的白衣。护士都对爸爸好，因为爸爸太为别人着想了。爸爸去世前一两个月，已经不能从病床上坐起来了，都是我们扶他起来，搬他起来的。有时我们倒班的间隙，他不巧要上厕所。护士们一再和他说过，一定要打铃叫她们。护士也一再和我说，你叫陈老师别客气，这是我们的工作。他要摔了可怎么办？有些病人大事小事的打铃找我们，陈老师从来不打铃，这样的病人真没见过！但是爸爸还是不打铃。一个自己坐不起来的人，居然能硬撑着站起来，硬撑到厕所！极壮实的人，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和一身飘忽的病号衣。
去世前两周开始，他每讲几个字，都要费好大的劲。我们往往只能根据他的口形来猜测意思。往往猜到他说的就是这两个：“回去！”他老觉得把我们部拖累了。他宁可一个人在医院受罪。明知日子无多了，谁不想多见见亲人！可他天天撵我们。有时我从他的表情看出他真是火了一一如果我还不走的活。
我在爸爸病床前，七个月了。单位里一再来信来电催我回京。我就是不回。我知道我已经被大会批评了。可以批评我，可以处分我，可就是不回京！我想，只要不被开除，其他怎么都行。我因为爸爸的事，自知低人一等。加上体内有爸爸的遗传因子，离权势者远而敬或不敬之。（十多年后我在东京算一卦，第一句便是：见禄隔前溪）我和爸爸一样，太不把别人的看法放在心上了。所以，一任十二道金牌来催我回京，我是全不在乎。爸爸一身才学、无穷智慧，尚且如此！我只盼望自己能退休，最好三十岁就能退休。拿一些退休工资聊以糊口，再不上班了！爸爸兢兢业业教学，他的报酬是整、是关、是癌症。我是什么都不想干了，只想把自己缩在家里，去爱我的亲人们。
我洒脱的结果是十年冷遇、十年荒芜。爸爸洒脱的结果是完全不谙中国的政治，终被政治吞吃了。
在一九七四年的初春，爸爸早已住进医院了。袓德回上海看爸爸。爸爸担心自己的病情会影响祖德七月在成都的全国围棋比赛。爸爸平素糊涂，这次用尽力气打起精神和祖德说：等今年秋天日本围棋代表团来，你陪他们到上海时，我们再好好聊聊。祖德从医院回到家里说，爸爸真是糊涂，他哪里能拖到十一月呵？！袓德离沪回京后，爸爸说：我真怕呀！我就怕祖德在上海时我会出毛病，影响他的全国比赛。现在好了，我不怕了。我死后绝不要告诉祖德。等他比赛结束后再告诉他。
七月，袓德在成都又一次夺得全国冠军。可惜赶不上告诉爸爸了。爸爸就在全国围棋赛结束前夕去世了。
爸爸去世后，穿上了妈妈为他新买的毛衣。爸爸生前，早就没有一件毛衣。只一件儿子穿过的、上面印着“一少体”字样的天蓝色球衣。以爸爸之洒脱，毫不在乎五六十岁年龄和“一少体”之间的反差。他少送两副围棋子，也就可以买件毛衣的。他只是所求无多。只要少一些整风之类，他本也可开口诗文地活得成仙了一般。
我望着爸笆的遗体。我想，如果科学再发达，拫据物质不灭定律，可以使时光倒回去看见自己已故的亲人们，或许又能看见爸爸？或许爸爸的物质又可以重新聚合起来形成爸爸？我这个想法一经产生，越想越觉着可能。以后在半年一年的时间里，一直企盼着爸爸在我眼前显现。倒也屡屡显现了，好多年后还屡屡显现，不过是在梦中。最常见的，是爸爸病得很重，病了好久了，而我一直没去看他，我怎么可以不去爸爸身边哪？！我这个难过、这个自责呵！可能我实在觉得爸爸一生得到的太少了，我就一直有一种自责的潜意识。这种自责意识，或许也是父亲的真传？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结束了。爸爸从这个难得洒脱的人世中解脱了。
坐在上海到北京的快车里、人随车厢晃荡。精神像散漫的田野似地散开来漫开去。思想退潮了，情感的这部分便饱涨起来，饱涨起来。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总觉得在上海留下了诸多遗憾。到底是些什么遗憾，搞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其实，上海老家没有人想我，没有人惦着我。
我已经五年未回上海了。这次在蛇口采汸后经广州，于凌晨近四点到了上海。“侬看，”小车司机对我说，“人家都开始早上的跑步了！”我向车窗外看去。用眼睛看到的是做晨跑的人，用心看到的是梧桐树。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在街中间交叉起来，掩映着整条整条的街道。路灯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投下斑驳的光，煞是朦胧迷离。这是我在上海生活时看惯了的街景。我上海老家所在的街道就是这样的！一种异乎寻常的温暖感拥抱着我。Home，Sweet Home！（《家，可爱的家》），这首英国歌曲，我小时候跟着妈妈哼的。我小时候常常尽可能地把身子探出窗外，望着一街的梧桐树，盼着妈妈下班归来，盼着妈妈的咳嗽声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穿出来，由远及近地从一个一个缝隙里跳出来，跳过来，像下跳棋似的。这种跳棋般的咳嗽，每每使我欢喜不已，却不曾懂得咳嗽是伤身体的。妈妈整天劳作，一直没有时间，或者说一直不曾想到她早该去医治这多少年的咳嗽了。
在上海住旅馆使我感到委屈，因为我在上海本是有家的。可是我怎么能在我老家住呢？电门拔了，水闸关了，煤气坏了，人走空了。我立时决定住到我老家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去。
我得走过那条亲爱的、梧桐叶缝隙中会跳出妈妈的咳嗽声、甜密得使我直想哭的街道，才能到同学家。
梧桐树下飞出一辆自行车，弟弟？！不不，这人完全没有弟弟的气质和风采，只是因为我想老家的亲人们，所以这时只要看到一个英俊、挺拔的男性，我就会以为是弟弟。走到老家楼下了，楼旁走出一位妇女，妈？不不，这哪是妈！仅仅那件蓝上衣，是妈妈也有的，常穿的。那么些年了，好像所有的男人、女人，所有的妈妈、女儿都只穿蓝罩衣。我尤其喜欢穿一身蓝黑色。同学叫我“蓝人”。我儿时，我的青舂蓝人时代。都锁在这幢楼里了。
我不敢在老家褛前停留，不敢多看。这太消耗感情。到了女同学家。她的收录机里正播放广告节目：“西丽湖度假村，是你度假明智的选择。”但我此吋很高兴自己在远离西丽湖、远离深圳蛇口的匕海——已经无家可住偏偏强说有家的上海。女同学极欢喜地安排我吃、睡，我却哭了起来：我要看看我的家，我现在就想去！
我是在蛇口临时决定来上海采访的，所以未带老家的钥匙。我的女同学是有钥匙的。她开着我家的大门：“你先别进去，我先去开窗。”为什么我先别进去？啊哟，屋里一股什么味儿？一股从无人住的屋子的味道。不过我能毫无差错地分辨出这是我家的味道。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味道一一搅拌着主人身上的味道和家具、食物的味道。
这一件件落满尘土、蓬头垢面的家具，于我便像故居的老人那般的亲近。嘿，这个旧得坑坑洼洼的，里边可以放进好几个饼干筒的饼干箱。家里最受惠于它的是我，最受惠于我的是它。我极有兴致地把妈妈买来的饼干装进去，又更有兴致地把饼干取出来。缝纫机上那个大针线盒还在！有一日我穿上一件太肥大的连衫裙，一下变成了一只老母鸡。妈妈不会做衣服，天知道她怎么’这个针线盒、这台缝纫机把连衣裙改出来的！这次我跑各地采访还穿着这件过时而合体的裙子。不过妈妈改这条裙子，实在是一场当时不堪想象、现在又不堪回首的恶战、灾难！
妈妈为什么不在老家？妈妈怎么可以不在老家？家里怎么可以没有妈妈？没有妈妈便没有家的感觉。什么叫家？简而言之，妈妈就是家。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家。
妈妈正在我北京的家里为我披阅信件，接电话。依然咳着，还是那种从梧桐树叶的缝隙里跳出的咳嗽声。依然顾不上去治病，只是承担着母亲的义务——不不，是承受着女儿转嫁到她身上的义务，无尽无休，我才能想去哪儿采访就去哪，想来上海就来了上海。
女同学走了。我越发不能忍受这孤单，这寂静。在别处我喜爱独处、索居。在老家我渴望听到亲人的声音。有了，拧紧那只老式座钟的发条，看看还能不能响？响了！嘀嗒嘀嗒响了。半小时还“当”的敲一下。终算除了我，还有别的什么存在着。
“归来吧，归来哟……”我下意识地哼了这由费翔唱响了的歌曲。只哼了一句，自己就被自己吓着了——这屋里怎么有人声？
我回到同学家等吃饭。邻居家的女孩小兰兰来了：“我要听费翔！听费翔！”
“侬也知道费翔？”我俯下身来打量这个穿着汗背心、三角裤的五岁顽童。
“我顶喜欢费翔了。”她极开心地笑着，弯弯的嘴占去三分之一的脸，“他面孔好看，衣裳好看，我看见他要亲他一记面孔。”
兰兰把脸扎进被子里，扎猛子似的。“我要和费翔结婚。”兰兰扎完猛子越发神气了。“侬晓得什么叫结婚吗？”
“晓得。结婚就是吃一顿饭，擦红红（胭脂、口红），吃桔子水。”
“费翔那么大高个子，侬这么小，人家要笑话的。”“那么我们晚一点进去吃饭。”
“那侬总是太小。”
“那么等我长到十岁再结婚，长到二十岁！”“侬长到二十岁，费翔就会长成老伯伯了。”“那怎么办呢？”
兰兰，父母都是工人，既无海外关系，又和音乐无缘。兰兰比其父辈，接触的世界大，受的约束小，于是生出许多奇想。
先有奇想然后方有突破。不过兰兰的这个奇想，似乎是上海风味的。我在街上看见一个上海妈妈对手淮车里的两岁娃娃说：“橱窗里的阿姨好看哦？”我便和这个两岁娃娃一起向“橱窗里的阿姨”看去——一个个高鼻长腿的模特儿，悦不上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好看的人就是这样的。要不上海小囡兰竺怎么这样喜欢费翔呢！
如同我的上海老家尽管久无人住，我一跨进去便能闻出老家的味道，我一走到上海的随便这儿那儿。尽管人异物变，总能一下就领略到上海味道。只有上海才是这样的，这样的。“妹妹，妹妹！”菜场上的一位大嫂子喊我。上海街头常常有些个体商贩这么招呼我。好像我从来就是她（他）的妹妹，好像她天天都在这么招呼我，乃至关照我。
这不，我刚看了一眼鳝鱼摊——一桶滑腻腻扭动着的活鳝。
被牙刷柄一条一条地剖开了。一声“妹妹！”就把我和鳝鱼摊的距离拉近了，大嫂的眼神表情又在使劲儿把我往她那摊上拽。我还未及想明白怎么回事呢，大嫂已经把剖好的鳝鱼塞进我的兜子里。我愣愣地想起话剧《桃花扇》里厌贺李香君新婚的台词：“不知不觉入了洞房，不知不觉上了牙床。”我呢，不知不觉买了鳝鱼。
个体商贩没进过经济学院也会做生意。不过上海人嘴甜脑勤手脚快，有一个改革开放的政策，各自便悟出许多生意经来。
我家附近的一个小书亭，是组合成我中学时代的一部分。现在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当时我怎么好意思拿起书亭里的书，一看就没个完。大概一看书，就把书以外的世界全忘了，靠着书亭站着，一小时，半天，今天复明天。不过潜意识一直在提醒我，这是人家的书。所以书在我手里不管多久，都和没人翻看过一样崭新。我至今看书还是这个习惯，至今不能容忍我的新书（我的书都永远是新书）借出去变成旧书回来。我经常买书送人而绝不忍心把书借出去，这个固习不能不追溯到这个小书亭，包括看书亭的一位老伯伯。我最高兴他到书亭旁边的公园里去上厕所，那是要走相当一些路的。当此之时，老伯伯便叫我进书亭，坐在他那把唯一的椅子上看管书亭。这样地被信任，这样地充大人，这于十几岁的我，真是大可以满足我的心理需求了。
我印象中，在我看管书亭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什么人来买书。而老伯伯是常常要上厕所的，而我是常常看书亭的。那时候的人还是钱少。现在的书亭，不知为什么叫我老是联想到钱，钱多了。书亭里挤坐着两位像“橱窗里的阿姨”那么洋气的女郎。那衣着是需要一些钱的。从柜台到书亭的顶棚。这么一点空间也堆满了书籍和录音带。岂止空间，连空气也利用了起来，每一平方毫米的空气都在扩散着流行曲。招徕顾客。我是不招也来的。我先向A女郎买了一本第三期的《上海滩》。买完了一看，还有第四期的《上海滩》。便又向B女郎买这本。“你拿了几本？”B女郎的眼神，一下使我惶恐起来。“第三期的钱呢？”B又射来一句，一下把我发射到小偷席。而 B和六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审视我。亏得A记得我交了钱的，证明了我的清白。我是这样地想念那位老伯伯啊！当年他不到上厕所就不会打断我的阅读。我和他事实上从没交谈过什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书亭里的老伯伯和书亭外的小姑娘我，相知很深地共处着，乃至依存着书亭没有老伯伯自然不成，不过书也需要人来读，才能实现书的自我价值。当然，书亭毕竟是商业性的，得有经济效益，得嗛钱，都像我那样又想读书、口袋里又没有一分钱还行？那么，B女郎在钱的问题上的绝不心慈手软，正是全社会经济观念增强的一个反映，是一种进步。很好。只是，如果吓得顾客下次不敢再来，那么这账怎么箅？
上海再怎么变，我也能用我的眼睛认出你是上海。不过，这一次我认不出来了。我的对面站着一个人，大声地喊住我：“陈袓芬！”可是，你，你是他对我笑着，一个酒窝，又一个酒窝。我冲他愣着，眨一下眼，又眨一下眼。我就住在你对面楼上嘛。他漾开了两个酒窝。
哦——哦——，我一点一点想了起来了，我都不认得你了。
我是很记得你的。
记在他那深深的酒窝里？自然。我和他结识的那些日子里，只有欢笑。我的上海老家和他家隔着一条不箅宽的马路。窗下是法国梧桐，梧桐树上面是我们两家对着的窗口。他是个单薄白净的少年郎，我是个混不知事的傻丫头。互相在窗口看见了，我们开枪便打。我家姐弟三人，他家兄妹三人。条件均等的双方便在各自的窗口架上玩具枪、橡皮手榴弹和一切可以权充枪炮弹药的东西包括伸开拇指和食指当枪。总之，梧桐树下的街道是幽静的，梧桐树上的空气是紧张的。我不时把脑袋扎到窗台下面，躲避想象中飞来的流弹。他也是。
现在他开始发胖了，出现了两个我以前没见过的深深的酒窝。事实上，我以前从来也没有走近看过他。和他的全部交往就是梧桐树上的战斗。那时真淘气。他浑厚地笑着。我们老是打仗一我说。我实在觉得那情景太可笑了。他说他买了我的集子，要我给他签字。呵，给他签字我太愿意了。他在摘医学研究，我不懂得，不过我知道这远远比我的书有价值。他三十八岁，头发竟已灰白了。着一双草绿旧军鞋，背一只旧军用帆布包。这在上海滩是鲜见的了。
我和他，是从少年人一下变成中年人的。好像没有青年时代，没有中间色的过渡。从见面光知道玩打仗的可笑少年，变为除了不知道玩什么都知道了的中年人。青年时代，他插队，我消遥。后来又都忙着抓住珍贵又珍贵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没再见过，直到这次。
我觉得他真好，比“橱窗里的阿姨”令人悦目。我不会再忘记他了。我要记住这些为事业早生华发的人们。这些榨取自身来滋补我们的事业的人们。对了，他叫什么名字？
走出上海站，排队等着上出租车。在车里坐下，关上车门，才想到，这是到上海了。
原以为一脚踏进故乡上海的土地，就会感到又亲又爱。但是那陌生的新楼，那陌生的广告群落，像一个个陌生面孔间离了我的乡情。这是上海站吗？我的眼睛不够大了。
连出租车也是陌生的，起价十六元二角。比北京还高？我问司机。司机说：这车是每公里一元八的。言简意明。车开到石门路、铜仁路老面孔多了起来。譬如梧桐。我上海老家的窗下是一街的梧桐，我最爱的树，唯有梧桐。路经《上海商报》，门口有一堆梧桐树叶，如同一堆密集型的乡情。变化中的上海，还有这不变的梧桐，为我保留着不变的记忆。
车到富民路，再往前拐弯过去，就是我老家那条街了。拐弯处那个小吃店还在。我从小到大这个店都是这个样子。小时，我妈妈端一只钢晶锅到这里买牛肉汤面。后来，我出差回沪，在这里买蟹壳黄，买葱油饼。
我在老家近处订下一个房间。我进屋把行李往地下一放，立即趴到窗前希望能看到我的家。看到的，是一幢幢好像从天上直插地上的大高楼。以前我每次回沪，总是难过，觉得我老家附近还是老样子。可这次又觉得那些新高楼是些装模作样的冰冷面孔的水泥柱。原来我实在喜欢的，只是上海的老面孔。人的恋旧心态竟至如此。
然而还是想象着请大气功师发功，把这些大高楼发往别的地段。我的老家于我是最珍贵的“文物”，我只希望永远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忽然，从对面过街楼下，看到了我老家那街的一方黑砖瓦屋顶和一方红砖瓦屋顶，老式的。我把我的深情全数从这过街楼下塞了过去，送给那红瓦黑砖。
我一人承受不住这份感情的重压，我一步不敢走出房门，怕禁不住走向过街楼那边的梧桐树下，直到我丈夫从平湖也到了上海。几天后我寻找延安中学。路经曾成为全上海就职热点的希尔顿饭店。我仰头看去，发出一声“睹”。再走，看到国际贵都大饭店，我再仰头发一声“哇”。顺着延安西路走，我知道，只要找到我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再往前走不远就是延安中学。怎么还找不到戏剧学院？哦，对面，对面就是。这么旧的校门口，像一条弄堂口，一条通向老式石库门房子的弄堂口。难看的水泥墙上，还是那块龟裂了的木牌，上面写着很好的书法：上海戏剧学院。一点一点没变。六十年代我毕业时，我和我的同学们轮流筇在这块木牌前拍照。我摸木牌，好像，就是巧年那块。可是，总归换过一块板子了吧？
校门里，传达室旁，照例竖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两行大字：欢迎新同学，迎接新学期。我不觉想走进去。可，传达室会不会拦住我；侬寻啥人？侬是啥人？
在希尔顿、贵都之后看到了道地老面孔的母校，亲切巾又觉难过。当然母校会有很多软件的变化。譬如当年的院长叫熊佛西，现在的院长叫余秋雨。
没有走进母校，不知为什么走进近处一家小店。我掏出一只蓝白相间的用线钩的提兜，是这次从老家翻出来的。大约是六七十年代哪一位女友的手工。售货员看看这兜，亲切地：这是老底子钩的。“老底子”是上海话，就是过去的意思。我和她相视而笑，那种从“老底子”发出的悠远的笑，像“老底子”就认&；的老朋友那样的笑。
梦溪说我因到上海过于怀旧。我偏喜欢生拉硬拽梦溪一起怀旧。他到上海的第一晚，暴雨。第二天，窗外的行人在齐腿肚子的水里行走自如。上海人管这叫爬大水。我很得意我是从小爬大水长大的。我拉梦溪下水：“这是你的上釋第一课。”我们走到淮海中路，才没有了积水。
一位上海老伯伯趋前问梦溪：前面在爬大水哦？梦溪说：呵？呵？事后他说他把上海适的？大水”，听成了“肚丝”。有一次友人考梦溪上海话“烘山芋”是什么意思，梦溪说是红烧鳝鱼？
上海话水平尔尔的人，自然不会像我，到了上海就产生时差——别人生活在九十年代，我退回到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
星期天，我陪梦溪去南京路新华书店买书。到了南京路，忽然明白了那句成语：接踵而至。我的白网球鞋跟被人踩下也无法拉上。因为人贴着人。星期天的南京路不提供弯腰拉鞋的空间。不如到哪家商店去避避人流。右边的店面上写着黄金饰品大汇展。我说我一看这种店，就想起鲁迅的话：连眼珠子都不掉过去。前边是食品店：冠生园。梦溪说只要有好吃的东西，你眼珠子不掉过去也看得见。我们吃鲜肉月饼，吃薄荷绿豆糕。我说只有上海才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喝现在盛行的纸杯冰冻雪碧。突然想起我生平第一次喝的一瓶一角多钱的汽水。那时我是中学生。除了春游时买根棒冰，平时从来不用零花钱，也从来没有零花钱。那天，妈妈在襄阳公园马路西边的食品店给我买了一瓶汽水。那店，这次我还特意去看了看。
星期天的南京路，是梦溪的上海第二课。我说我可以写一篇老上海到上海。梦溪说：“裇吃了好东西又觉得上海什么都好了吧？你还是写一篇老汉逛新城吧。”
好容易挤到新华书店，走上二楼的学术书苑，没有梦溪要的那种书。售货员说福州路科技图书出版公司的三楼有。我以前多次从我老家到福州路买书。但我不认路。从南京路口怎么到福州路口呢？又着实再走不动了。叫出租车。车一拐弯就停下。怎么，第一个路口！就是科技图书出版公司？这就是福州路了？步行也不过两三分钟。天！乖乖地掏出一十六元钱。司机笑笑。梦溪笑我：你这个老七海把我骗得“一六、一六”的。
遍走福州路的每一家书店，仍找不到那种书，只找到一个线索：淮海路的沪港三联有。终于又来到沪港三联书店，立即感到一种文化氛围，感到书店应该是这样的，不像福州路老店有一种陌生的萧疏。果然书也在这里买到了。问服务员为什么你们搞得这样好，服务员说是合营的。
新的。新的经营方式。还是新的好。不过我那么喜欢淮海路商店里坐在高凳子上戴着红箍、举着小红旗维持秩序的退休老工人：“妹妹，当心书包！”梦溪说，如果合资饭店的大堂里也用退休老工人，大饭店或许会变成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
九月九日，我在我老家附近的淮海路一路走去。都是我从小熟悉的店面：“上海食品厂”、“万兴”、“公泰”……一个衣摊上写着“地铁撒网大削价”。又一处的衣摊上挂着“因地铁工程大削价”的牌子。这条地铁，比伦敦的第‘条地铁，晚了一个世纪，比北京的地铁晚了二十几年。地铁一动工，“老底子”的上海更远去了。
因为还小
高一有了英语课，第一次对功课着迷起來，觉得学英语是一种游戏，一种新奇，一种不尽的感觉，一种无穷的乐趣。那时我14岁，把刚学来的英语单词加在同班的女生男生身上。把不好看的叫：“beautiful”（美丽），把只钻书本不爱开会的叫“meeting”（会议），把行动不便的胖墩叫“free”（自由）。这堆外号一直叫到毕业，叫到结婚，叫到生孩子…"“这批孩子的名字大体是什么“文”、什么“军”、什么“青”、什么“红”……叫到多大多大，见了靣还是先想到对方的洋外号，然后才想起原名。
老师常常把全班的英语作业叫我批改。我喜欢在英语课上批改这些作业。因为，听课和批改都太容易，两件事放在一起做，这一堂课矛充实。高中毕业填写报考大学志愿表，可以填写十好几个志愿。我只填了六个，清一色的英语。我知道自己稳拿。
志愿表刚交，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到各中学招收学生，在我这个班相中了两名。一个叫乔榛，平时说话常脸红，一上戏就潇洒自如，尤有一副华丽动人的嗓音。后来凡他配音的角色，你简直觉得那角色就是这样讲话的，这声音就是从这角色的嘴里发出的。一旦听到原版片的声音，倒恐怕会觉得这人怎么这祥说话，乔榛才是原版。
表演系选中乔榛，是一等的眼力。另外选中的一个人，后来证明不参加笔会，不爱交友，不爱开会，只爱用笔说话不爱用嘴说话，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当演员？而且当时我只有一个心思：学英语。班里的团支书三次四次找我谈话：团员要服从需要。团员陈祖芬乖乖地去填上海戏則学院的报考表。就在填到哪个系的剎那，该团员忽然就不再老实，因为实在不愿当演员，灵机一动随便填上戏剧文学系。
口试那天，一排老师坐在长长的桌子后，问我短短的问题。我什么也答不上，简直没什么好问的。“什么叫情节？”情节？情节还有“什么叫”？我回答：“情节就是情节呗。”“你看过些什么话剧？”“我没有看过话剧，只看过两个童话剧：《马兰花》和《小白兔》。”后来在戏剧学院上学时，老师告诉我，我的口试几乎是零分，仅仅因为作文好年龄小珩被录取的。真是误入戏剧学院。
四年后还真爱上了话剧，成为很自信的戏剧学院毕业生。但是“文革”开始了，有话剧有英语的世界不复存在。又过了十多年，当英语走俏话剧火爆的时候，我已经丟了英语忘了话剧，被三中全会后热气腾腾的时代推着写报告文学。
人生的变数太大。去年在英国巧遇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一位男生，他巳在那儿定居。他说上学时我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上大课，他坐在我后边，看着我哗哗地用英语记听课笔记，觉得我的英语不得了。而如今，他正用他那在我看来不得了的英语，在英国的大学讲课。
人生很难讲什么是失去。譬如我是考上英语系当了翻译，还是当作家更能发挥我自己？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现在高中毕业，我仍然一定只报考英语。
比起我的青少年时代，九十年代充满了机会。一个现代人，一定可以更好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譬如先读书后做事，先做事后读书，边做事边读书……只要不是不读书也不做事。年龄越小，世界越大。有不得了的想法，可能就会不得了；没有不得了的想法，可能也会不得了。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道路会一条一条地在你面前展现，因为你还小。
一个葱绿的文化醉人
王润华先生来信要我写周策纵先生，说是要编集子。哦，周先生，当然，这些年来，周先生子我是那么亲近而熟悉了。既要写他，先要回忆一下我与他的交往。这一想，自己一惊：莫非我只见过他两次？且第一次只站着说了几句话。
周先生的名字我是早就敬仰的。真正印象深了，是我的小弟祖言去威斯康辛大学做了他的学生。大约四年前，突然接到周先生的电话，说他路过北京，上午几点到琉璃厂购书。我急于知道小弟的近况，赶到琉璃厂街会他。然而，哪一位是周先生呢？我丈夫梦溪因几度与他一起参加学术研讨会，常与我讲及先生的才学。我以为我早巳知道了周先生，然而此刻才想起先生是什么模样的呢？琉璃厂街上哪一位路人长得像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呢？
前方快步走来一人。他剃着一个板刷头，花白的“板刷”。敞着很不起眼的西服。北京稍讲究的人都不穿这样的西服了。当然讲究西服比讲究学问要简便而易行。这人像是外地来的一个寒士。然而他脸上似有一种聪灵饱学之气，或许他是从很外很外的外地来的，从大洋彼岸来的？他怎么会是呢？可就觉得他是。您是周策纵先生吗？
啊你是陈袓芬！他快活而童真地笑着，一下把他从大洋彼岸真真切切地拉到我的跟前，把地域差、时间差、年龄差一下全拉平了。他从第二句话开始就夸奖祖言的学业如何之好。然后还是祖言祖言祖言。他知道我来看他是想通过他看到祖言。真是想吾想以及人之想。
大约两年后，我又从电话中听到那快活而童真而喷发着热气的笑声。周先生说他下榻在北京的燕京饭店，约我和梦溪去共进早餐。我说谢谢，不过我们吃完早餐再去吧。按约定时间到了饭店，轻叩他的房门。也许，叩轻了？要不怎么没人开门？叩重一点。还是没人开。然而屋里似乎有人讲话，当然也弄不滑这话声来自这间屋还是那间屋还是压根儿是我的一种幻觉？我们开始由弱渐强地敲门。这？虽，自然也不能强到像强盗或准强盗。梦溪本斯文儒雅之士，如此敲门巳觉失之礼仪，于是他说走吧。我说好。
进家却接到一个不那么斯文也未必儒雅的电话，以诗人才有的那种激动问我怎么说好了去而不去，白白让他等了一上午？我高兴他的这种率真、这种认真——说好了早餐后等我们就一直等着了，等不到我们就认真地着急了。我想起好像从他房里传出的讲话声。或许他一边与人打电话一边等我们？或许嘴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恽的时候耳朵的功能就相对减弱？
周先生诗人的激情过后，电话简那边又喷发着快活的。
去年春季，我对周先生的嘴的功能才有所领悟。这天晚上他第一次来我家作客。高级房间！他童稚般地高兴，为我和梦溪高兴。其实我们的家是寻常百姓家。只是书籍多，都有可放的地方。我们很得意的是我们从海边抱回的几块大石。有一块石上竟有如兰竹的花纹。我家有海有石有书有竹，梦溪自诩无梦斋主。既无梦，更少梦话。只是做一点能做的事，当时正筹办创刊《中国文化》。弃园主人周先生，或许是长年被弃在文化堆里了，浑身冒着文化味儿，一拍打衣裤就能掉下金文钟鼎文。-旦被弃在除了中国文化再无其他的无梦斋里，他讲诗词讲甲骨讲回文体。他说中国的回文体乃无极文学。而我觉得他一开口讲中国文化亦是无极的，好似他的嘴一枓落就是无穷无尽的回文体。干是想起他曾寄来的他手书的无极一酋，是寄给我和大弟的，因为，他觉得围棋也是变化多端而无极的。
“观奇叹止溯源泉杂艺征幽造绝巅，空逸傲凝霜菊痩婉深孤洁露兰鲜，难能可责诗缘体妙极无穷境入玄，翰藻竞妍莹组绣残灯咏尽掷华年。”
我是在横扫文化的岁月度过自己本应苦读的青年时代的。如水中生长的植物，长也长了，但是没有什么根基。所以那天周先生在我家，我很想张开一只大口袋去接住他抖落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听弃园主人与无梦斋主的对谈和笔谈（边谈边写来写去），我只有张口袋的份儿。那天乍暖还寒，弃园主人感冒流鼻涕。鼻涕的裹乱一点不曾打断他的谈兴。我便觉得鼻涕也增加了这场谈话的情趣。
文化可以醉人。但是接周先生的车就要到了。醉人之一无梦斋主请醉人之二弃园主人书写无梦斋三个字。弃园主人一边请鼻涕不要捣蛋，一边说好好好。我铺画毡，不经意地把茶盘放上。周先生心疼地摸着毡说：这么好的东西！这毡，并不算责的。然而一切与中匡文化相关的，都是周先生生命的源。
临走周先生孩子似地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没办法，我就是喜欢讲话。他这句“留言”，却是非常地叫我们喜欢的。他不隐瞒不保留不遮栏、设防不端不隔不假思索不亦乐乎。如果跟晚辈在一起，他也变成晚辈，变成年轻人。他把他想到的都倒出来，包括“我就是喜欢讲话”。我们送他到车旁，他还在讲。一直到小车开走，载走了他和他的无极文化。
望着远去的小车，我感叹祖言有这样一位洞开心靡的老师。我想起有次袓言信中讲到他从哪儿飞回“陌地生”，是周先生自己开着车去机场接他的，顶着花白的板刷头……
虽然冬天降落到周先生的头上，他的心是葱绿的。我几度惊讶像他这样资深的老学者，他的自由体诗竟是那么年轻。我最喜欢的一首好像发在香港《明拫》上的，可惜手头没有，背不出来。手边能找到的只有《联合文学》二的一首《白橡》。写他在史丹福大学寓所窗外的巨大的喙树。“攀住天空死不放手”，“但反手一扣，就点了松鼠的宝穴”，月光下的白橡“狼藉纵横的影子，就朦胧大醉了”“空白处像睁开白眼，也斜着问苍天，回觑自己一一这木中的巨象，不，这人的传龙。”
思维如白橡的反手一扣点了松鼠的宝穴一般使人常感意外，想象如月光下狼藉纵横朦胧大醉的白橡树荫那样姿狂烂漫。
一个葱绿的周先生，才会对“五四”运动一直有着葱绿的感情。1989年他写《不能有个反民主反科学的（五四运动）》。开头几句，就使我感到一种葱绿的生机：“（五四运动）转眼巳是七十岁了，可是（五四）永远是年轻的，（五四）永远是个青年。（五四）永远是个青年知！只分子。”周先生至今，他身上未必没有正宗五3风味的热血。我一九八五年访日回国后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叫《日本的启示》。我无非是当时正热衷写中国的经济改革，此次东渡自是不能白去的。总希望从日本高庹的危机感勃发的工作狂热等等，结合中国的现状写一点感想，写一份着急。用自己的优点比人家的缺点，不如用自己的缺点比人家的优点。周策纵先生读过这篇文章后，说：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读这篇文章。这句话从大洋彼岸传到我这里，我依然感到一股不灭的爱国热忱，而且是五四式的。
写到这，又想到周先生把V八译成陌地生，又自号弃园主人。而周先生花白的板刷已是雪白，无论他是怎样的文化醉人，他的弃园里终是缭绕着或浓或淡的乡愁。前些日子他腕骨摔坏了，真正的被弃在陌地生了。当然还在写文章，还在想吾想以及人之想。他给已经远离陌地生的祖言打长途，让祖言代他向梦溪和我问好。我们说要紧旳是他的手腕快点好起来。
王蒙：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角色无间了
他坐在一只单人沙发里，我坐在他左侧的大沙发里。他冲我伸直左臂竖起左手掌，像挡牌似地挡在我眼前：“拒绝采访！”一边笑着连脑袋带身子向右掉过去，好像魔术课的分身法，身子的其他部分可以脱离左臂逃将开去。
常常觉得王蒙的童真。
客厅靠近门口处放着一只大旅行箱。旅行箱这么放，好像拔脚就可以出门去如果箱子长出脚来的话。王蒙十五日要飞抵台湾参加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而几天前才从美国回北京。在美国三月，他从哈佛大学到纽约、爱荷华、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缅因州等等。去美国前在意大利参加国际会议。去意大利前他应邀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一个半月。再往前去广东、烟台。这倒像美国人填履历从现在往过去写。今年总有一半时间不在北京？我说。王蒙笑：这是国际旅游年，有人说我今年驿马星大动。
哈佛本来请他去六个月，王蒙只去三月。因为觉得更有千丝万缕的事还是在国内，文学的契机还是在国内。他在美国辗转奔波、演讲之余，做三件大事：写长篇、游泳、学英语。他知道如果在国外待半年一年写长篇学英语，收获也不得了。但是生活的充实总不如国内。在外边也有很多朋友、熟人，那可能是五十丝三十缕，或是八十丝四十缕。而国内是一千丝和一万缕。当然回来后也有很多的烦恼和讨厌。但在国外，想讨厌谁都讨厌不着，没事跑大街上讨厌淮去？
王蒙客厅里不经意地、意识流地摆放着各个国家的工艺品、挂画、坐垫、座钟。感觉里琳琅的物件都是非中国的。不管吃多少西餐讲多少英语也是一望而知的，从先给他戴右派帽子，再把他放到新疆，再当摘帽右派，再当作家并部长，再当前部长，这才从出一个不让写小说的时侯学维吾尔语，能写小说的时候可以同时当部长，不能、当部长的时候可以译小说话红楼。文章到处发的时候又停下文章学电脑，学了拼音输入写完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后四分之三，又觉得五笔字型输入法更快当放弃拼音学五笔。在美国演讲不易翻译时，干脆自己用英语回答。这样顶聪明顶智慧顶刻苦顶好学的王蒙，产地：中国。可惜只有一个王蒙。
好在王蒙难不倒垮不了用不完拘不尽。在美国演讲时有人发话，说中国大陆腐败这么严重，你们作家是社会的良知，你们准备怎么解决腐败问题？王蒙回答作家并不都是社会的良知，很多作家就是做自己的事。腐败当然要反对，但是不要寄托在作家身上，要靠政府有关部门。如杲靠作家去解决腐败，全世界闻所未闻（全场大笑）。住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有好几名，谁向他们提过这样的要求？美国内外政策的问题也多了，臂如美国军队没从索马里撤走，谁会说你们作家应该怎么办？（全场大笑）
又有人问中国文学里直接反映政治的内容越来越少。像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王蒙说如果所有的作家都排着队髙喊要民主，那么正好说明民主是没有指望了。如果所有的作家只有一种声音，其结果只能是一种专制代替另一种专制。如果王朔调侃众生，张承志寻找孤独；如果何立伟写何立伟的，残雪写残雪的；如果有的研究古文化，有的写妇女问题，有的作玄学讨论，汪曾祺谈吃，吴祖光论酒，各人做适合自己的事，各安其位，各行其是，每个人各有自己的选择，这至少是民主的萌芽，这就是最大的批左。因为左是不允许有个人选择的。有人说陕西向全国发出一批“肉蛋”，指最近陕西作家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如贾平凹的《废都》、王蒙说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没几本《废都》？要是高温消毒到那个程度，倒是问题大了。他说这里不涉及对这几本书的评价。
有人问如果你现在是部长，怎么处理《废都》？王蒙说：谢天谢地我已经不是部长，不用伤这份脑筋了。（全场大笑）
不当部长了。他觉得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角色之间没有距离了。当作家，他是他自己，写想写的。说想说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是这个看法我可以是那个态度，君子群而不党。缚官员，要牺牲不少幽默机智玩笑斗嘴，这于他是痛苦的。当然当右派或摘帽右派更是痛苦的。他有过各种痛苦的经验、深知文学本是自由和不自由相冲突的产物。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正是不自由而要追求心灵自由才产生伟大的作品。如果作家书房越来越大，电脑越来越齐全，反而不一定写出好作品。写不出作品赖谁去？一个人最愉快的，他说，是自己和自己的社会角色无间。
他十年内要写五部长篇小说《季节系列》、《恋爱的季节》已出版。在美国用他一路带着的笔记本电脑写到十四章的《兴奋》，是第二部，写反右之后和大跃进。还有三部。当然还会有源源而来的散文随笔诗歌杂文。王蒙从来需要多种文学形式才能施放他的丰富。
我到王蒙家时是王蒙的妻子瑞芳开的门，然后一起脱鞋进屋，一起穿着袜？谈话。只要有瑞芳在就有好吃的，香蕉、金桔、蜜枣、开心果。还会有纸巾，还会有喝了一点就不断续上的茶水。还会有温馨的插话。还有瑞芳娴静端庄叫人定心舒筋通气降压的形象。看着瑞芳，觉得王蒙的文学之根，有一部分来自妻，他大半是借了瑞芳的福气。
不知什么时候瑞芳不见了，只留下清醇温热的茶香。
夜里十点多钟王蒙送我出来。我看他精精神神好像回屋又可以做他的三件大事：写长篇学英语游泳。八月他在意大利，天天清晨游泳，傍晚换装人五人六地出席晚宴前还要游他一泳。意大利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位游泳发烧友，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教授最爱向人讲述他的游泳历险记。有一天教授很早跃进湖里，偌大一个澄澄的世界，只他一人漂在湖面忘却了尘世间的一切，突然，湖中冒出一只水怪一只头颅。我的上帝，是王蒙先生！后来教授在湖上游，王蒙在水下游，好比活鱼有的是深水层的、有的是浅水层的。我说王蒙，你家四合院的院子这么大，要是能砌着一个游泳池就好了。他说那么客人一进门先换游泳裤。
春天的印象
编辑先生要我写王蒙，不巧我就要外出，只好先记下一点三月的印象。
说不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本正经地开小组会了，落坐的人，先从边边角角开始先从后排开始。组长，或者叫召集人坐在前排正中，他的左右空着好几个座位，好像缺了几只大门牙。
或许一开会就要有事儿了，就要有大运动小批判了。当然那是过去。然而人们的行为惯性还在，一开会还是召集人左右空着几只大牙。
全国政协二十组的召集人是王蒙。二十组是画家作家组，总有人讲到物质文明的上升和精神文明的滑坡。王蒙说不。他说改革开放使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不仅是对物质文明的促进，也是对精神文明的促进。过去一人生病，大家吃药，现在是个案处理，不会形成政治压力，文明度大大推进了。
王蒙说原先儿女情家务事都在批判之列，现在有了消费文化消闲文化，这说明有很大一部分老百姓在享受生活、歌舞升平。很——好。执政党当然要居安思危，但是如果十二亿人一起思危都不消闲这社会还正常？他说从来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建国、“五一”、“十一”、支持越南、支持古巴卡斯特罗，再往下想，“四五”，再往下想一一咱们就不想想，社会越稳定，越用不着在天安门集合。不能想象为了改革开放召开百万人大会。所以有一个想法：建设天安门广场，增加绿化，或者再搞些第三产业，把气氛搞得更好。
王萦发言时全场轰笑着，轰动着。一阵阵声浪扑打过去，填满了他那前排座位空缺的“门牙”。
全场轰响如海浪。王蒙的智慧是海洋。他的智慧储存在什么地方？好像他的头并不大。他和张之洞张文襄公同是河北南皮人，同是长的脸。“文革”时当地人把张文褒公开棺示众。这等国耻，不堪入书！如今张文襄公的同乡人后辈人坐在北京香山饭店会议室里，穿着双肘带“补丁”的髙档漂亮西服，系着挺括提神的领带。他的头发是在香山饭店刚理的。虽然对委员收半价，但这半价竟是二十元，比普通理发店高得多！委员们望之咋舌。不过王蒙理了。王蒙不理谁理？新理发的王蒙风发地坐在前排正中，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形象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
从侧面看王蒙，才发现他的后脑那么阔大。我想起有一种食品产销方式叫前店后坊。食品店的后边有大大的仪器生产作坊。王蒙的智慧存放在后坊。他的前店经销的只是一二。他的十卷本全集四百多万字，意味着他这十多年每年写三十多万字。前不久他刚从美国、日本回来，急得用双手挠头发，从额前一路挠到后脑，挠出一个决心：走得太多了，哪儿也不去了，只在家写小说。只有月底的政协党委会他得去。说起政协，我想起去年底他在台湾“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上讲的，他看惯了风光的事，如今他希望做一只鸽子。鸽子有美丽的羽毛和善良的心。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