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妻子从里屋跳跃而出，嘻嘻地笑，喳喳地说。两只纤细的胳臂搭在刘恒肩上，像栖在树上的快活鸟。
然而这只小巧的快活鸟居然是北京妇产医院中医科的针灸医生，然而这位医生说话间巳飞回卧室用电脑缩写一部小说。这套两居室还有一间是书房。竖满了沉重的书柜。书拒的颜色是沉重的，书拒里的书名更是沉重的，最多的是史料，是从各祌旧书店买来的史料。而宁国的历史太过沉重，一个爱读史料的作家，他的文字不会是轻松的。我想起他的《伏羲伏羲》、《黑的雪》、《苍河白3梦》等等。
书屋里有一张单人床，是5岁儿子的。儿子叫什么？刘传。哪个传字？传宗接代的传。
总觉得刘恒特中国人。
我说儿子长得像刘恒。快活鸟笑喳喳地：比他漂亮多了。
书屋窗前有一张旧写字桌。本来是刘恒的，现在也是刘传的。刘传在幼儿园旳时候才是刘恒的，刘传从幼儿园回来刘恒刘传就要打闹。刘恒写小说只好躲出去，住进朋友的空屋，冲方便面，吃小饭馆。没有人能找到他，除非他自己有了与人打个电话的欲望。如此他方能一口气写一部小说，短篇、中篇或长篇。写稿期间不写与稿无关的任何文字，包括信。他不能拖拖拉拉地写小说，一日打断，怕再也接不上，再也回不到原有的情景状态中。上午写下午写晚上写，写上最后一个句号才重返家园。
刘恒觉得文章本来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很难说哪一种更好。不过在写的时候如果想着反正还要修改的，那么容易给自己留余地。他写小说不改稿不抄稿，只求在同一状态中写完一部小说，譬如他的三部长篇。因为不再修改，所以他只用一种能减缓书写速度的工具一一蘸水笔。他说书写工具越困难，思考越周密，文字越简练。
这种蘸水笔。除了老式邮局里扔在那儿给忘了带笔的人的填写单据，恐怕不会有人再用了。二角六分钱一支的廉价笔，快活鸟前不夂跑了半个北京城才买到。
北京的作家们早就时兴用电脑写作。刘恒不用电脑，而且不用钢笔圆珠笔。用写几个字就要蘸一下墨水的笔写那些又荻奖又拍大红大紫的电影又译成多国文字的小说和剧本，恐怕只此一人了。或许独独这支朴拙的笔才写得出朴拙的《秋菊打官司》？九十年代还用这么费劲的办法写字，使人想起古代往石碑上刻字，当然石碑是不易毁掉的。
刘恒儿时在京西农村，很有些不大能消化的苦难，除非他把那份苦难变成文字。贫脊的农村，连名字都是贫脊的。村里很多人都叫豆。刘恒的母亲叫稳豆。还有很多很多什么豆，就那么叫，，也不知道是哪个字。好比有一个妇人叫沁豆。这个沁是哪个字呢？刘恒找一个谐音的好听约字装上，再用蘸水笔记下听来的看到的菊互。后来，后来就是巩俐在电影上演的那样儿。
他觉得文学实在是一种个人经验。人生苦难很多，任何苦难也就平常了。文学把苦难记录下来，本来没有意义的苦难也就有了价值。刘恒十五六岁时正是70年代初，准许读的文学书只有鲁迅和高尔基。他借到一本高尔基中短篇小说集和一本鲁迅小说杂文卷。这是一个少年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读到的全部小说了。不知是他读熟了书。还是书读熟了他，他有了那份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伤感与沉郁。文学对于他是什么？我看他未必说得清楚，其实也不需要说得清楚，其实也说不清楚。一个人一开始写文章，到后来写文章，到再后来，再再后来，他的写作的动因不可能一直是一样的。不过有一点刘恒清楚：他来人世走一遭，做不成别的事，只能做文章。
刘恒说，如今作家周围堆满了商品，堆满了名利，如今信息量又那么大，聪明人又多得是，作家还能提出啥新玩意儿？经济对文学的影响具有摧毁性，文学的贬值也是必然。一些很有才华的青年不会再把精力放在文学上。文学的基础削弱了。当然剩下还在槁文学的人会更精粹，更有耐力。刘恒说他做生意绝对不行。而小说是纯粹个人的事，他只有拚自己，把自己剁烂了来卖。
刘恒有过一次自伤行为。70年代他是装配钳工，常常一天得上十二小时班。有人累得哭。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想写小说，可又无时间。有一次他用锤子把自己的左手砸胂又不断筋骨，得到了两天病假，开始写作。这很卑下。刘恒说，不无痛苦地。可他就是想写小说。
青少年时代的底层生活，如今回想起来，一直觉得底层百性思考问题方式是很可以琢磨的。不久他准备去他老家农村住一段时间，他准备蹬上平极三轮板车当运货工，譬如运钢筋、水泥。他儿时常看见别人蹬三轮车运货，蹬得飞快，觉得特棒。一年前儿子四岁，刘恒决定给儿子买张单人床，把原先的长沙发给岳母送去。他把沙发和妻子和儿子放上平板车，自己蹬上在北京的大街上一路前行。他好得意地对妻说：你问问有哪一个大作家这么蹬平板车的？原先来客可以坐进书房的长沙发，从此只能坐在过厅里。过厅很小，一张餐桌，四把餐椅。桌上一把紫砂壶，两只土色的杯。没有会客的环境和会客的气氛。刘恒说他的文学观是封闭的，他觉得与人谈文学的时候已经站在文学之外了。
他最近刚改完张艺谋监制的电影剧本《西楚霸王》，又在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屠与徒》。不过这次没有躲出去，因为要办理本月15日去台湾参加中国四十年文学讨论会的一应手续。他问我该穿卄么衣服。他至今没有一套西装，也完全不会系领带。我说国际会议旳开幕式男士要西服领带。说着就看看他永远穿着的黑布鞋，而且是和尚道士穿的“傻鞋”。用线密密纳的鞋帮，很坚实。他的双脚用“傻鞋”扎根在苦难深重的土地上，他的里里外外的绿色衣装又使他这棵沙沙的树透着不尽的生命力。他一会儿又问能不能不穿西装和皮鞋呢？我说开募式不穿不礼貌。他只好接受这个“国际公法”。他送我到地铁口，告别，分手。突然又闷闷地：要是愣不穿西装行不行？
贾平凹说莫办法
住在香山饭店开政协会，餐厅里有饺子席，单一的饺子。一般我们都吃米饭炒菜。
这天中午随贾平凹吃饺子，可以坐十人的圆桌，只有我和他。饺子下得烂糟糟，不过服务小姐送来甜笑，弯着腰说要不要加两个炒菜，要什么她都可以给我们送来。我们说不用不用多谢多谢。为什么要给我们加菜？小姐也不认识我身旁这位外乡人。
这饺子真没嚼头。贾平凹说他顿顿坐这儿，吃面食简单。明白了，那小姐是看他吃得始终不渝坚忍不拔。我刚才还以为小姐是为我们两个人加菜，还特别感激谦让特不敢当。
我说老吃饺子你营养不够。贾平凹说其实人不需要很多营养，营养多了也就上火。我说你有病你要多吃VC，他说从来不吃这些。
终于起身离开了饺子席。他说他就爱吃不值钱的东西，说陕西民间有些饭好吃得很。他笑。好像看吼了他爱吃的油泼辣子面。不过吃面他可不凑合，要手擀的，要多长多宽多粗多细，要吃白醋不吃红醋，更不放酱油味精。我想，就像他的文字，朴拙而讲究。他又讲怎么槐花与面一起蒸，绿豆与南瓜一起煮，玉米面打成酱，就是最不要吃海鲜。
听他讲满口陕西话，彼此都很痛苦。我听得艰难，他讲得费劲。只此刻，他像油泼辣子面那样有了亮色有了神采。他说其实西安话在唐代就是普通话。
他写《废都》写掉了自己家。抄写《废都》的时候离的婚。不写更难过，写还有个寄托。心能沉下来，肚子却不能空起来。又不会煮饭，只好混小面馆，上朋友家。朋友的保姆最欢迎他，因为他只要吃点面食，穷命。
又不想老麻烦朋友。今年春节向全世界撒谎说他住母亲家过年了。其实他买了两箱方便面，把自己关在空屋里。几件家具越发使屋子显得空漠：一只破沙发、一只玻写字桌、一只断了条腿的椅子、一只摇晃的旧木架床。还有一只原先装啤酒的木扳箱，搁在一只刷漆桶上，权充茶几。贾平凹说在木板箱上如果再放玻茶杯，就不好。他摆上很值钱的紫砂茶具，就觉得雅。而且木箱尽能吸掉洒上的茶水，从不用擦。
《废都》出来后，西安、潼关的女人各对了一遍号。女人告他状，女人打官司，就连想请个小保姆都找不到——小保姆不来。
贾平凹一赶两盒烟，喉咙痛还抽。日子还得过。今年春节后他一气之下购进全新家具。一个人，自由了。不过他说，一旦有了自由，反倒怀念不自由的日子。再娶一个。我说。他说陕西话叫重伴一个。
西安有张报纸叫《星期天》。《星期天》第一家刊登《废都》的稿酬为一千字一百五十元。排版时不知怎么漏掉了中间那个“字”，从此《废都》摇身一变成了稿酬百万元。贾平凹看到报纸急，一怕黑社会，二怕税务局。让报纸下一期即更正。报纸如实更正。然而传媒爱“炒”带刺激的新闻，“炒”遍全国。那则“更正”没人转载。后来很多人知道稿酬不是百万是六万，又觉得这里有新闻——是贾平凹策划放出这百万烟幕来哄抬《废都》。
越发传开贾平凹有办法，不吭不声的就把三毛给他的信放出来了。三毛这信是他的前妻在编辑部上班时收到的。三毛！当时她身边正有人在打电话，电话那端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说你们编辑部有人在叫什么，这边说是三毛给贾平凹寄来一封信，在他爱人手里呢。那作家撂下电话驱车赶来取信发了出来。
《废都》去年七月二十五日首发，至今印数是一千一二百万册。递来、寄来叫贾平凹签名的《废都》中，贾平凹已经发现二十一种盗版本，粗制渔造。贵州寄来的一本有四千八百四十个错字。书商“炒”《废都》发了財，就经销十多本骂《废都》的书，又赚一笔。
《废都》前前后后贾平凹也没能说上话。首发式那天记者采访他，他推给责编说你问她。《废都》完稿前他曾经不想给北京出版社的责编，想给作家出版社。他知道明天责编要到西安找他，当晚他在一张小破纸上写下一、二、三点，说明他的为难他为什么想给作家出版社。责编进屋后，他拿起小破纸，一、二、三点照纸宣读。
由《废都》引出的故事，又是一本书或者不止一本书了。其实不如叫贾平凹自己在报纸上说说话。当然，请他一讲，故事就少了许多，消遣就少了许多。
不说话，他的名声便有了一些说不清的疑点。原先文坛说起贾平凹，只有说好。前两年王朔最走红，说他小痞子也是爱称，批他的书也是假骂真“炒”。《废都》走俏后，人说小痞子遇上大流氓，行吗？贾平凹一跃而成“大流氓”。而且骂他的书都是真骂，结结实实地骂。莫办法。他说。
书商发《废都》财的时候，贾平凹发肝病。住院，输液。医院为他取个假名叫文安。他说不好，他属龙，就叫龙安。变成龙安还是送花不断，送饭不断，来人不断，男人。一个本来不相识的读者从很远的学院里赶来给他送擀面条，送了三个月。贾平凹说莫办法。
贾平凹只好每天中午输完液，下午叫上出租车就溜。他是陕西省文联主席，本来可以要公车，不过没要过。住院四个月下来，《废都》稿费的一部分变成了小车费。虽然常常有出租车司机死活不肯收钱：你是贾平凹吧？
不知道贾平凹是《废都》写得苦，还是写完《废都》苦。写《废都》时躲在一个县的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屋子里住。没暖气，风把窗吹破了，用报纸挡、再吹破再挡。小电炉丝老断，每天修一次。冻得如何穿多少衣服两手还得缩在袖口里。友人偷拍了一张他的照片，后来就放在《废都》上，就看到这本书是缩在袖口里的手写就抄就的。
这样完成的手稿自然不会交出去。交出去的是复印件。五百字一张的大叠手稿堆在他屋子一角的地上。那时正遇多次停水。正洗着手，没水了。没水了就没想起要关水龙头。四通西安分公司要送他一台打字机，要举行一个仪式。贾平凹出去几小时后坐着出租车到家，楼下老太喊你把我的房间淹了。他抬头一看，他那阳台的两个出水孔，冲下两柱瀑布。他就怕给人找麻烦。赶紧跑上楼，热心司机或者叫热心读者一起冲上楼。他的拖鞋正在水面上漂。他与司机一起找家什自水倒水。忽然想起那叠手稿，完了！他急走过去，离稿子周边两指宽之外的地方，是水域，稿子周围是陆地。手稿最底下一张有点泛潮，一切完好如初。这件事，他说，说出来人也不信。我说我信？不过为什么手稿会不被水淹呢？
他笑。他说有一种说法，古代藏书楼怕火灾，叙上两张春宫画以水剋火，大概以水也剋水？
“好的坏的都随他说去，莫办法。”他说，“过去了。”
贾平凹写字作画，去年夏末举办一次个人画展。他的字画上了市场。他说他的字可以的，画比冯骥才的好。春节前后关起门来吃两箱方便面那些日子，他写了一本书，关于文学。又一部长篇构思好了，就楚政协会后他还得接着住院。什么时候开始写呢？他说不住院的时候就开始写。
他已经出了六十多本书了。他还要写多少？香山饭店三楼的服务员称他贾老。他忿忿的不平，说连叫他老贾的人还没有呢。我想或许是知名度造成的错觉。
我提前离开政协会的时候，听说贾平凹正躺在香山饭店医务室里输液，又是高烧四十度。我用一张洁白的纸，写了两行草萆的字，挑了一枝最鲜活的红玫瑰放上，请服务员送进他的三三一七房间。
“戏妖”魏明伦
魏明伦访问泰国时，友人对泰国人妖说妒国的戏妖来了。戏妖是什么？听起来好像比人妖更怪诞更匪夷所思。人妖们热乎乎地过夹特幸运地与中国戏妖合影。
所谓戏妖，无非是魏明伦多写妖戏，或者说不知他有什么妖术写出那些叫人意想不到的戏。其实关于媿明伦是戏剧第一，还是杂文第一，众说不一。于是就叫他鬼才。鬼才长得像小鬼。孩子般的个头，孩子般的小手小脚。只有耳朵是大的，耳垂是大的。据说耳垂大的有钱，不过从他身上感觉不到任何有钱的信息。只知道近年办起的魏明伦文化经济公司，刚刚使他摆脱了拮据。
他穷困的年头太长了。他7岁学戏，9岁成为四川自贡市川剧团的九龄童。到1994年他的工龄有44年了，居然没有换过供职单位。他挥洒的戏剧叫人眩目，他干巴的履历只有一行：自贡川剧团。
1958年他写文章为诗人流沙河鸣不平，“应该”划为右派。可是又不到18岁公民年龄，不戴右派帽子，只记右派言论，下农村劳改3年。到文革他的年龄可以扣上任何帽子了，于是算1958年的旧账。从文革开始的那一天他就被揪出来打倒。不过他少年时代就积累了运动的经验，知道如何与“运动”打太极拳，如何拖如何磨如何软硬功。人家说他态度老实，他知道自己不老实。他只是掌握了运动的规律，不过是以青春为代价的。不仅仅是青春。
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写戏和写检查。写检查的文字比写戏的文字要多。
他文革面壁10车大彻大悟。80年代可以写戏了，第一届全国优秀剧本评奖时，他一个人的两部戏获了奖。如今他是一级作家，然而他填表时一到学历那栏就卡住。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唯一连小学文凭都没有的人。他在中央戏剧学院讲课时觉得好新奇。因为他不仅没有讲课的经历，而且没有听课的经历。他自小台上生旦净末丑都演，台下诗词歌赋剧全学，就是没有数学头脑，脱口而出一个三七二十八。我说你怎么办公司，他说他不管账。
我看他写文作人有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潇洒，所以敢直来直去地说到他的矮个。他说谢晋新建的明星学校，女生得1.65米以上，如果办一个剧作家学校，应该考虑招1-65米以下的。他说你想，曹禺、吴祖光、沙叶新、中杰英、李龙云，这些剧作家哪个不是矮个头？要不《围械》中的诗人“四喜丸子”能挑上沙叶新来演？
两天后我与贾平凹正在香山饭店大堂看到魏明伦和吴祖光站着说话。贾平四正身体不适。我说你看，据说剧作家都应该这么高，果然买得贾平四一笑。
听说台湾复兴戏剧学校要排练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而且是把川剧、豫剧、黄梅戏、歌仔戏四个居（种揉在一起排。我高兴一切创新，虽然还想象不出这四个剧种怎么个搮法。如同在川剧《潘金莲》之前，也没有人能想象把古今中外的武则天、潘金莲、贾宝玉、施耐庵、七品芝麻官、红娘、安娜-卡列尼娜、女记者、法庭庭长等等如何揉进一个戏里。
魏明伦觉得施而彳菴很可能吃过女人的亏，仇恨女人，笔下的女人太多淫妇恶婆。潘金莲这个家喻户晓的坏女人的沉沦，其实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如果在今天，她可以向法庭上诉她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她也可以在街道办事处办协议离婚。潘金莲作为一个女性符号，或可重新认识。戏中贾宝玉唱道：“潘金莲若进《红楼梦》，十二副钗又添一钗。”女记者唱：“比较学，跨朝代，巴金之《家》联想开。冯乐山可似张员外，鸣风金莲同悲哀。”宝玉接唱：“三少爷觉慧今何在？”女记者唱：“不说是你宝二爷？二爷三爷共一胎。”
戏中潘金莲走投无路时，安娜！去列尼娜不让她放毒，拉她一起卧轨。七品芝麻官翻遍历代法典也找不到如何处置的条文。人性的条文不会产生在人性没有觉醒的年代。先有人的觉醒，后有《潘金莲》的脱颖。两百多个剧目、几十个剧种上演了《潘》剧。有些都演过百场。苏州最大的开明剧院演出《潘金莲》，演员谢幕时，台下观众齐喊我们要见魏明伦。不过喊的是苏州话，自贡演员们听X懂。观众更喊，演员更谢幕。观众看明白这个戏看的是剧本的功夫。广东惠阳想搬演这出戏，说人家魏明伦有创造，我们也创造一种用普通话唱粵剧腔的戏。当地有条东江，干脆就叫东江戏。东江戏《潘金莲》演红后，惠阳成立了东江戏剧团，广东省多了一个剧种。
《潘金莲》引起的关干婚姻、爱情、人性的言论不断，三联书店汇编出版了一本关于该剧的评论集。
《潘金莲》的震波很快波及诲於。香港又连载又演出。美国旧金山《时代报》连载一个月。伦敦八七国际戏剧节请《潘金莲》演出。魏明伦看不嘆中间人发来的英文字母那“豆芽瓣摊”。在自贡打个电报还要跑到市邮电局，更没有100。伦敦方面回来的电报中有后台这个词，译者不甚明白。魏明伦说是不是要自带铺盖住后台？因为他自小跟着川剧团各地演出常住后台。其实伦敦方靣是指后台可放多少布景道具，而且要代为支付道具空运费、伦敦车马食宿费，乃至30人的天回机票费。不过要求圣诞节前答复。这出戏最少也得出动三、四十人，那么还有十张机票钱哪里去找？圣诞节的和声响了，潘金莲的机会过了。
6年后魏明伦文化经济公司成立，魏明伦有了自己的100、也有了一点钱。如果是现在，魏明伦和潘金莲早就双双去了伦敦了。
其实魏明伦要是果真摊上一个潘金莲，怕也不妙。一是也特矮，二是也没权没钱。很有影响的《瞭望》杂志拫道：川剧《潘金莲》轰动全国。可是演《潘》剧的省、市，只有辽宁给他500元，西安给他300元。他的戏不断：《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岁岁重阳》、《夕照祁山》、《中国公主杜兰朵》等。《吐兰朵》去年轰动意大利，今年应遨再去。魏氏剧作或轰动兼争议，或争议兼轰动。绝对不会轰动的是他的稿酬。去年一家一流文学刊物发他的剧本，稿酬400元。去年春他感极而宣泄，说很多人有的东西他没有一一杈和钱，很多人没有的东西他有一一名和才。何不“二海”用名去交易钱？
魏明伦一席牢骚，很多报争相报道。舆论大作，弄假成真。他说他魏明伦不能说话不算话。
8月13日，星期五，魏明伦文化经济公司开业。事前朋友劝他别选这一天，又是十三日，又是黑色星期五。他说他连中国人的迷信都不信，还信洋迷信？开业那天，他的文人朋友都送不起花篮，一人拍来一贺电。文人拍贺电，也要做文章。参加开业典礼的记者们各抄各的贺电，发到报刊上就有各种版本。王蒙在美国还看到一种版本。
有人私下问魏明伦？你没钱还做生意？魏明伦说：我有钱还做生意？我是超级空手道，除了贩毒什么都可以经营。
半年下来，他说他第一次有了钱可以装修房子买家具了。他让妻趁他出外开会期间装修，待他回到自贡好安静写作。他做了半年总经理，打开很多思路，积累很多素材。原先以为文坛凶险，现在觉得那点风险比商场差太远了。不过苦和累是两个概念。问他做生意苦还是写作苦，他说如果做生意比写作苦，就没有人去做生意了。
对于魏明伦，只有写作是情感是信仰是爱好。“下诲”么，本来期望值不大，任何时候可以不干。在浅水滩拍拍打打就是。干有干的理由，不干有不干的理由。小有积蓄就可以不干。打得臝就打，打不赢就走。不会为此殉情。不过，他笑：没有大的期望值，也并不棑斥会成为大腕。总之是潇洒做生意，苦心做文章。
他舞着小手，小精灵似地透着聪明淘气和生命力。好像他才是个九龄重，还有很大很大的世界等着他去探索。他拿出一本签名册，都是他让作家朋友为他两个儿子写的话。他要我写两句。我说你儿子叫什么？他说一个叫“魏来”，一个叫“魏完”。我听着儿子的名字，想着九龄童老子的故事。我给魏来写上：“付出怎样的努力，就有怎样的未来。”给魏完写上：“只要奋发努力，一切尚未为晚。”
弄异化了
他把自己几乎缩小到无。他每日只小便一次。因为他不仅不喝酒不喝茶，而且不喝水。哪天要是突然喝起水来，那就是病了。有一次高烧四十度一妻打电话找车，同时翻出一片不知哪年剩下的感冒片让他服下。人们把他抬上汽车送到急诊室，一量体温，怎么只有三十六点六度？他生病从来只需吃一片药就灵。从小没钱吃药，所以任何药对他都有奇效。
他连身体也尽量缩小。体重八十斤。这么一个人也躲不过被打的命运。“我是可以随便被人打的广他对我说，极平和地笑着。被打的时候自认为态度很好。人家打他之前照例要叫他老实交待：“说！你叫什么名字？”明明本来是同一单位朝夕相处的同志，他也总是诚惶诚恐地大声回答：“我叫陈宗棠！”因为希望人家说他态度好，讲话尤其急，绍兴口音尤其重。打他的人大吼一声：“什么？你叫响叮当？！你要老实交待你的名字！”于是再报，更加“响叮当”。打的时候也越发响叮当——因为他的骨头太多申打他的人打痛了自己：“你为什么这么瘦？！”
连头发也“瘦”。側面看去，细细的、稀稀的黄发立体交叉地竖着。从来没有用过梳子。徽驼着背，凹陷的脸颊，双手紧捂着身上一只布包，好像要把身子尽可能按进椅子里似的，全体往里缩。突出来的只有发黄的门牙。头发、面孔、眉毛、眼珠，全都像水洗布似的，褪色发白。总是漂洗太多，揉搓太多。而人，便像水洗布那么干硬，挤压不出水分。做人做学问都没有水分。一说话，颏骨突露，像牵引火车头的滑轴，辛苦地一牵一动，可怜得叫人不忍看。他说他很有孔乙己的穷酸相。可是他这个八十年代的孔乙己常常穿得像小流氓。他有几条牛仔裤，都是儿子们穿剩的喇叭腿的，屁股上有一个金色的“牛头牌”，还有很多金色的圓钉。儿子都嫌过时了，他拣过来穿。上身的花格衬衫也是儿子淘汰的。外套一件妻的喑色毛衣。眼镜是他的老父亲年轻时用剩的。镜片玻丁一块。镜架只有一根。另一端用一根细绳把这副眼镜耷拉在左耳朵上。看书时才戴。这副由两个挤在一起的黑圏组成的眼镜，把他那本来就窄小的脸越发地挤压在一起。
他像一种小动物那样本能地藏起自身，不引起人的注意，躲避正面冲突。十九岁的时候从报上看到批胡风，明白不能说话，只能治史入手，资料为本。他为自己找了这一样一个很多人不屑的立足点。人们当初章不上他：一个搞资料的。等到人们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著作等身，须刮目相看了。
他写一手好字。但不备笔墨，无裕余之心挥毫。登门求字者甚多，一律自备文房四宝。业余爱好有两样：一是集邮。邮票不贬值，兵增值。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又可留给孩子完整的东西。譬如，建国以来跟马沾边的所有的邮票，一张不少。二是美术，尤喜人体画。某日我从他书桌抽屉里拿东西，一页白纸翩翩然飘落而下。他说不用捡，我说要捡的。捡起的是他画的裸体女人像。他书桌玻璃板下压着十二名三围很美的女人像。是十二张月历。但日月在美人脚下黯然失色。他大谈性的觯放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当此之时，风把他家的大门吹开了。他走出书房去关上大门。或者说，是掩上大门，并不锁上一一怪不得风先生可以突入。他说妻子不在家，凡有异性来，他一概不锇大门。他三十岁以前，人家给他介绍异性朋友，见他无钱无貌，介绍一个跑一个。他五十岁以后，他给儿子介绍异性朋友，异性却喜欢了他。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异性？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快点到六十岁吧。
他极规范地生活在妻子的生物场里。他以绍兴人特有的精打细箅来支配他的时间，孜孜于著书立说。他十几岁时感慨于那被削、被烧、被烙上印记踩在底下的马蹄。他读庄子《马蹄》篇，深恶对马的前有痛缨之束缚，后有皮鞭之驱赶。从此署名马蹄。马蹄在潜意识里，便兼有服罪感和不服罪感。马蹄寄出二百来篇稿子，纷纷“落马”。“我这个轮眙，就是用别人的嚷讽和欺侮打足气的。”他说。他在“马蹄”两字之后，加一“疾”字。后来学术界皆以为他姓马，叫琦疾。从此他马不停跨，马鵰飞燕。十来年出了十五本著作，还有几本已写完还未出版的书。去年他用四五个月的时间写出我国第一本胡风传》，一九五五年他十九岁时为胡风感到不平，到一九八八年一吐为快！他会享受自由了。
他拎的那只布包上，印的是马踏飞燕；他胸前的嫩章，是马雎飞燕；他卧室的窗帘、床罩、枕头、被子、沙发布，全印满了马。更不用说书柜上的一行马队，墙上挂的马、写的马。他如蚂蚁的形象使他得以营造自己的窠穴。他如奔马的内核使他脱缓而出，思脱现实世界的纷争和束缚，驰入意识自由的境界。讲到自由，他从全是马的沙发上站起来，弓着背，两背屈着同时使劲地向前挥着，一下一下的，好像双手拉缓骑马疾驰似的。然后两手一摊，然后十指插向心间仰天长啸。
这时他是野马，是自由马，是背负重荷的千里马，是被他挡在妻子生物场外的异性眼中的骏马。
马性勃发的时侯，他告状了。为什么好几个只写了，两本书的评上了研究、员，他这个写十几本书的反而评不上？他觉得这样的事是应该告状的了。然而君子坦荡荡，告状之前他找领导谈话，说他要去省里告阁下什么什么。到省里，他又遵照领导的口径“告”领导。然后回到领导那里汇报他“告”了阁下什么什么。他虽然告状，却不希望射起领导反感。于是又自省吾身：“吾异化了。”其实，他也没想认真告状，就是觉得评不上研究员面子上不好看，生气。
听说宁老师如何地教得特好，如何地是特级老师，特这特那，。叫我想起有一种新产品雪糕，叫“待别特”。
于是打电话找到这位特别特所在的北京市八十中学，于是与他相约见面。我想先上他家，他说他家在一片胡同里，曲里拐弯曲里拐弯的没法找。那好！约定在他家附近路口见面，再由他带我走。
他说那我们怎么认出对方呢？对对，宁老师，说个特征。我戴一副眼镜。
嘿，戴眼镜的多了，你穿什么衣服？我穿一件驼色夹克，一条蓝裤子，一双黑皮鞋。个子高不高？
一米七五。
瘦不瘦？
瘦。这样吧，我手里再拿一本刊物，反正是语文方面的。
我想我已经从我的“可视电话”里看到了他：清癯而带有殉道者的神圣感。虽然很多年来我“专司”采访，怛每次面对一个即将出现的未知数，尤其是这种定下联络暗号的单线联系式的接头，总还叫我像做地下工作似地兴奋。我站在路口想，这位特别特，一定特——
来了，暗号一点不错。只是好像并不特别，特平常。脸上很多横的、竖的纹，毫不留情地刻下了岁月的年轮。各种纹大体下斜，加之背有点不易觉察的驼，似有无形的强压向他压将下来。
我们双方远远地看见了，便开始牵动脸部肌肉，开始做笑状。待认定了，才真正笑开相认。你就是宁鸿彬老师？是的。
然后出现一个休止号。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对干这位接头对象不是特别特竟然小有失望。然而觉得自己太不应该，赶紧驱赶这种幼稚的无聊。
宁老师上上下下的衣着那么洁净，全都好像刚从金鱼洗涤灵里捞出来的。不过他的夹克是化纤的，、长裤是尼龙的，皮鞋是人造革的，不是广告里的新潮一族，而是化纤一族。于是想到，作为老师，最没什么特别待的，是经济收入。
一九八三年，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正在向北京市教有考察团介绍日本的教育方式，譬如，日本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之前，没有考试。从小学到初中一直不考试？好像有一个重金属的问号，敲击着宁鸿彬的脑门。为什么自己没有想过是不是可以不考试？因为从来都是考式的，所以自己就不会换一个角度想一想要是不考试呢？为什么连反过来想一想都不会、都不敢？
考试的目的，本来是一种水平測定，是选拔。本不该把考试作为刺激学生学习的手段。期末考试、期中考试外，还有阶段考试、单元考试、小测验……应付考试的结果是变成被动学习。如果一个人从小就习惯于被动，日后他如何成才？我不能取消统一规定的考试，但我可以取消作业。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宁鸿彬对他教的初中班语文进行教学改革，不要求预习，不留作业，每周还减少一课时。结果两年教完了初中三年的课。让这班初二学生参加当年的全市统一高中入学考试的语文单项考，这个初二班的成缋优于全区所有的初三毕业班的成绩。一直到现在，宁鸿彬教的初中语文都不留作业。人，只有在主动的状态中，才是聪明的、丰富的、有想象力应变力自信力的，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宁鸿彬自己的初中时代是在北京市二中度过的。当时的语文老荷叫潘逊皋，可惜已经去世了！潘老师在小宁鸿彬的心目中，无所不晓无所不能。老师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了。潘老师穿的中山服，总是整整齐齐地一直扣到风纪扣。宁鸿彬至今上学校时，只要穿的是中山服，天再热也必定是潘逊皋式的把扣子系到风纪扣。衣着也必定是潘逊皋式的洁净。
初中生宁鸿彬只有一个心思：当老师。当时北京师范学校给二中四个保送名额。宁鸿彬便是那第四个。保送生不用参加升学考试。哦一可以玩儿了！但是不知为什么，离开中考只有一周时候，师范学校又决定减少一个二中保送的名新。二中只能去掉那第四个名字：宁鸿彬。
宁鸿彬的父亲叫他考铁路中专，在五十年代铁路是只铁饭碗。
宁鸿彬说：我还是要考师范，我一定要考上。北京师范学校的学生主要是保送的，在全市只招十八名男生。
宁鸿彬以全市第四的分数到底上了师范。后来，在老师赛被学生批斗的年代，宁鸿彬和朝阳区一百来名老师被弄到农村干庄稼活。宁鸿彬，被双手向后架着坐了“飞机”了，被批成修正主义黑线了。。不，我总有一天还会走上讲台的申我现在不充实自己，将来拿什么给学生？一个主动的人，就可能于无路处走出路。当时正摘批孔批儒，那么，法家的书便是允许读的了。为了读懂法家的书，总得査查有关的辞典、古汉语语法和当时出的文学史。那么，手边的书就多起来了。宁鸿彬和另外几个教师睡一个大炕。每天收了工，吃了晚饭，他卷起自己的被褥，拿个小板凳坐在炕沿旁，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那段历史不去讲它。”宁鸿彬一挥手，好像要挥去那十年历史。
但是那段历史就躺在他家里，就躺在他的双人床上。当年他下放农村后，他妻子一人要担负起全家两个孩子和两个老人的生活。妻一九七四年晕倒在车间里，被人送回家里躺下后，就从此不能起床。
没有人喜欢大把地吃药，大量地吃药。宁鸿彬后来终于买到一种浓缩的药丸。效果是一样的，但妻呑眼的量就可以少多了。给妻做饭，给妻洗衣，宁鸿彬又买到了浓缩的洗衣粉。
那么，语文教学不也可以浓缩么？以前的语文教学，似有一套程式：老师介绍时代背景，读课文，分段落，总结段意，分析思想内容，总结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
按这套程序教来，学生只需要接受老师的思想。其实一篇文章，学生啃得动的老师何必讲？要把学生带入创造的情境，增长创造意识。宁鸿彬开始了一个教学改革的课题：浓缩教学程序，培养创造性思维。
宁鸿彬走进课堂，这次教一首中学课本里必有的诗《有的人》。
同学们，这首诗先后八次出现了“有的人”，写了有的入活舂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等等。现在请同学们自己把八个“有的人”改一下都改成具体的哪一种人。
学生们开始对着课本苦想。
下边，请同学们轮流朗读课本。朗读时请直接把这？处“有的人”改成你认为的那种人。
第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他“纂改”的课文：
被人民憎恶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被人民爱戴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残酷剥削人民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妄想流芳千古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一心默默奉献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如果按以前的教法，老师念一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接着就要问学生：这“有的人”指釣是什么人哪？
八个“有的人”就得问八次。如今学生自己朗读自己改过的诗，读一遍就解决了学生的八次问答。还包括了想象力、思考力和表达能力的培养。
全班有几十个学生，就有几十个乘以八的“有的人”。宁鸿彬听了学生们的讨论，说：大家朗读得很好。不重复别人，这是个很大的优点。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才会打开思路。
我看过《中学语文教学》这本月刊，其中一个栏目叫：思维训练一百例。一九九一年的十二期中，十一篇是宁鸿彬写的。一九九二年从三月开始，又都是宁鸿彬的。
创造性思维可以使人的知识积累和诸种潜能产生几何级的递增，产生能量的化学反应。
五十年代宁鸿彬第一次拿到了工资：三十四点六二元。他揣着这笔钱把北京市的书店一家家跑下来，一直跑到通县的书店，把当时所有的苏联的、中国的各种版本的教育学，全买到手。然后把这十来部书对照着琢磨。他不能光听老师教什么就接受什么。
在他买书后的十来天，也就是他上班后的第四十天，有十所学校的老师一起来听池的课。公开教学之后，校长让他对外校教师们讲几句。才十九岁的宁鸿彬说：各位老师，我刚刚毕业。我的教龄只有四十天。在坐各校老师的教龄可能比我的年齡还大。舸以，今天可不是观摩课，是我向各位老师的汇报。
如果哪位勇敢者说，他一定要超过他的同道，他的老师、他的前辈，最后他是不是一定超过了，这不好说，但是至少他宣告自己的决心时，是真诚的，以至毫不顾忌地把自己放在大众和舆论的面前去进行那生命的攀登。
如果哪位先生说，他欢迎他的同道、他的学生、他的晚辈超过自己，那么，学生或是晚辈是很可能会超过他的。不过他自己是不是也欢迎也觉得凄然觉得面子上不好看觉得别扭觉得不能接受这种变化不该出现这种局面甚或压根儿不欢迎这种超过。
宁鸿彬老师在课堂上讲了周立波的小说《分马》。一位学生举手：老师，小说里分的牛马骡驴都有，我觉得用《分马》作标题，概括不了。好，那按你的意思改一改。叫《分牲口》。
宁鸿彬讲若是叫分牲口，那么从美学的角度讲就不美了。分马，是一种艺术的概括，是可以的。同学们，周立波是著名的作家，我们班里的学生敢于向名家挑战，是值得表扬的。
又一个学生站了起来：老师，您错了。
老师您看看注解一：本文标题是编者所加。老师，刚才的同学不是向名家挑战，是向编者挑战。
好！那么，你就向老师挑战。是老师没有看这个注解，老师错了。
同学们，刚才这一小段时间里，你们一不迷信名家，二不迷信编者，三不迷信老师。很好！
能够在课堂上向我提不同看法的，是好学生。谁提的问题我不能马上回答，我需要想一想，我得回去查书或是向别人请教了明天再来回答的，谁提的问题叫我张口结舌答不上的，是最好的学生。
这说明你在这一点上想得比我深，而不要顾虑怕难为了老师。
你们想，你们毕竟是才十多岁的初中生，我总是五十多岁的还箅合格的老师，所以，如果一个初中生能问倒了我，那就是给了我非常好的机会一说明我教出了这么好的学生。这是我的光荣和骄傲。你们要是不敢问倒我，就是夺去了我的光荣和骄傲。
老师的学问总是有限的。你们现在从一点一滴一个局部地超过我，以后就可以全方位地超过我了。
宁鸿彬自己，就曾经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生，想着赶超讲台上的老师。
一九五六年，才教了一年小学的宁鸿彬被调到孙河中学教初中。别人自然看中他够格才调的他，他自己觉得不合格。晚上骑车到位于市中心宣武门的教师进修学院上课。
那里是请优秀中学老师来给中学老师讲课。一次往返八九十里地。那时的孙河没有桕油路，没有灯。泥泞处得扛起自行车走路。雨天干脆上泥路旁的大坝上骑车。坝面才一尺宽。另一旁就是丈多深的渠水。雨夜坝上行，实在展现了生命的辉煌。万一滑下渠呢？
宁鸿彬说如今他可不敢这么骑车了。当时只怕落下一节课。一位叫李慕白的老师的讲课那样叫他着迷。他巴不得把老师的每声咳嗽、每声呼吸都捕捉住呢。但是——
人家也是中学老师，我也是中学老师。可人家在台上讲，我骑车或是车骑我地赶来在台下听。
为什么？因为人家具有在台上讲的水平，我只有在台下听的必需。
既然人家是中学老师可以达到这个水平，那么我也是中学老师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平。我有一天也可以在台上讲。
后来，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特级教师宁鸿彬在全国各地的台上讲……
宁鸿彬戴着一副千度的近视眼镜，可他看文字时，还得凑近纸面，眼睛使劲从眼镜下边往外看，感觉中好像他的眼睹要从什么洞里钻出来呢。
再不就是干脆摘掉眼镜，把身子弯得像折叠床似地一折。脸部几乎要貼到纸面上。
我不忍看他的折叠。
我在他家时，他间或会说：我看看我爱人需要什么。然后我听到他搅拌什么东西的声音。打鸡蛋？拌饮他的妻子卧病在床，像一页翻不过去的历史。
宁鸿彬就是这样折叠着写下了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二百篇文章和十几部书，就是这样打着鸡蛋进行创造性思维，如他的一部书名：《面向未来，改革语文教学》。他从五十年代开始搞教改，到一九七八年以后，每三年一个课题地实施他的教改方案。他的“卡片辅助教学法”列入教育辞典。他的名字列入教育学家的辞典。他的荣誉我数不过来，也不想数。
他得到的诸多荣誉与他的付出相比，终还不成比例。他的价值与其他附加的荣誉其实并没什么关系。特级教师，这本身便是最髙的荣誉。他当学生的时候，想着怎样当好一名老师。他当老师的时候，始终是一个最勤勉的学生。他当学生的时候，最喜爱的是老师。他当老师的时候，最喜爱的是学生。今年九月给初一新生上第一节语文课。课后一个女孩从教室后排走到讲台前：宁老师，您弯下腰让我看看您有没有白头发好吗？
宁老师笑着接受这个很可爱的要求，弯下腰，让女孩仔细看来。
女孩说：老师，刚才上课时您说您五十六岁了，我看您怎么没有白头发？走到讲台跟前看还是没有。您猫下腰我才找到了白发。
文章写完了。题目呢？对，叫《明星篇》。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坑人吗？明星在哪里？
明星？难道特级教师还够不上明星级吗？那些用自身的光亮照耀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的教师，难道不是人类文明长河里明亮的星座吗？
如果有一天，海内外人士争着掏腰包奖励教师明星，如同今年争相奖励奥运明星那样，到那时，家长会对孩子说：瞧瞧当教师多来劲，你好好读书，长大了给我考上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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