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做学术报告，如开超音速飞机。一串串飞过的语言，听众很难字字抓住；又如后边有人追赶，他越过一个障碍，又越过一个障碍。好像大侠行路，击退一批杀手，又击退一批杀手。
他讲话快，不屑于谈自己，还是要一古脑儿地把自己倒出来。然而他是这么丰富，竟是怎么也倒不完，于是越发想快快地倒。
自然有人担心周林天真可掬如何是好？不过周林如果不是这样天真这般可掬，他儿时怎么会去嘉陵江里捞漩涡？
他后来怎么会想到生病可不可以不吃药而照射频谱仪？他如今怎么会赤手空拳去攻打艾滋病？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比利时首都布昝塞尔举办第三十五届尤里卡国际新发明博览会。布鲁塞尔的电视上介绍周林新研制的WS多功能频谱治疗仪。电视机前的一位比利时先生觉得或许这是上帝给他带来的希望。他在欧洲四处求治神经性腹泻，医生说只有切断神经，能不能不切断神经也不腹泻呢？他到展览会上找到周林。他用WS频谱仪照了三天，就不再腹泻也不用切断神经，只是觉得再也切断不了对周林的思念。他送来一个大巧克力饼，上边有几个字：“人类需要你”。褐色巧克力底上的奶油浇出的字，纯白而鲜明，像明明白白的真纯的心。
专程赶到布鲁塞尔找周林的人中，有一位九十岁的巴黎老太太。常年的支气管哮喘使她毫无办法。她照了三次频谱仪后拍X光，炎症明显消退。要求周林治病的人排起了长队，尽管进展厅的票价不可小视。那年比利时很冷，很多人患了感冒。那位巴黎老太太，连感冒都没了，大快活地买了辆车来一次欧洲大旅行。
周林获得三十五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的一级骑士勋章。
一百多天后，一九八七年三月。瑞士巴塞尔城举办第七届国际自然疗法研讨会。《巴塞尔报》上有一张周林的大照片，有一个喜滋滋的声音：“周林来了！他总是徽笑！只有他才知道治疗机的神奇秘密。”瑣士、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学者，联名要求周林做学术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部长题词：周林的成果是中国对人类，尤其是对贫穷国家的一大贡献。
半年后，一九八七年九月。西班牙举办马德里国际发明博览会。大会主席是生物医学工程专家，可是他颈椎增生，头晕流涕，难以入眠。人头济济的展厅里。周林用三种功能各异的频谱仪同时照他。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这位主席在众目睽睽下超越了苦痛，宁静地睡去了。睡得很死很死，好像要把他失去的睡眠一下子全补过来。过了半小时，他醒来发觉鼻子不堵了，头也不晕了，一个被“囚禁”过久的人，突然拿受着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呼吸。他美美坡呼出一口气！真是不可思议！周林获得了西班牙国王特别奖。然后，到了一九八八年。周林获得比利时卫生部长特别奖，尤里卡国际发明溥览会金奖（三枚），日内瓦世界发明与新技术博览会银奖，尤里卡国际博览会银奖。
一九八八年九月。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药剂师弗雷德，三十年治不好哮喘病。周林用WS频谱仪照了三次，就为他把哮喘病魔驱逐出去了。“周医生，我想冒昧地再提一个要求。”弗雷德说。原来他有尿毒症，肾脏已经坏死。他用巨资买了台血液透析机放在家里。自己换血清洗血液中的毒素。医院要他换肾，可是等了五年也没等到一个好肾。周林教他试用频谱仪。几个月后，医院通知弗雷德说有了一个健康的肾脏，可以手术了。凡肾功能衰竭的肾就像腌黄瓜，健康的肾新鲜而饱满。医院为他打开腹腔，准备摘取腌黄瓜。然而上帝啊，没有腌黄瓜，只有新鲜和饱满。神奇的WS频谱仪！还有在一旁等待入座的第三位新鲜而饱满，弗雷德等它等了五年哪！干脆，让原来只剩一只好肾的弗雷德，孪用三肾。但是弗雷德体内的器官们对这个非我族类的外来户群起而排斥之。机体失衡，白血球升高。弗雷德如今知道怎样平伏体内的失调。他用频谱仪照了三天，三个肾握手言和，相安无事了。
后来上海华山医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福州军区总院、昆明军区总院等用WS肾病治疗仪照肾坏死。肾病的非透折治疗法，也就是治肾坏死而不用换血，成为可能。也是一九八八年九月，东方耿舞团正在美国休斯敦演出。青年歌唱家牟玄甫心脏发病住院，每日要支付大额美金。一个从人民币国家来的歌舞团如何能保证支付又保持尊严呢？
周林把牟玄甫从医院接到自己住地，用频谱仪照心脏部位。十几分钟后，牟玄甫心率正常，呼吸舒畅，从床上坐了起来，用他浑厚有底气的嗓音放声歌唱。
生病不吃药，本是周林的一种异想天开。WS频谱仪能提高对肝炎、感冒、疱疹等病毒的免疫力，使周林又一次异想天开：那么，频谱仪改进后能不能试验艾滋病的非药物治疗？
一九八八年他在美国参加世界第十五届生物医学工程会议的时侯，跑了几个州，调查艾滋病。有的美国人说艾滋病如一场新的越战，打不蠃也撤不出。一个公司有了一个艾滋病人，就如有了一个扔钱的无底洞。一个美国如友用手摸摸周林的脑门：不用药物治疗艾滋病？你是不是在发烧说胡话？
周林觉得自己是一个登山者。从山脚下出发时，茅草高过他的头部。等他登上山顶回身望去，那些吓人的茅草不过是平坦的绿地。于是他再攀向一个山头，那里还不曾有人类的足迹。
一九八九年底，纽约艾滋病防治中心的挂牌医生中，又多了一块牌：“DOCTOR LIN ZHOU”。
纽约有位叫泰勒的百万富翁，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就把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房子卖了，来一次最后的豪华旅行。他豪华地花钱之后，决不豪华地走向地狱之门。然而在走向地狱的半路上，出现了周林为他开启的生之门。他的丁4细、胞指标正常了。他干吗要急着走向地狱？他要回到他的大房子里。可那房子已属他人。他好后悔好后悔。现在他要賺钱去，再賺回一个百万富翁。
频谱仪抑制和改善了艾滋病的症状：腹泻、发烧、呕、吐，失眠、淋巴肿大、感冒、疱疹、疲劳。细胞只剩一个（正常值是500—1000）的晚期病人也长了十五磅，从等死的病床上站起来，穿上花衬衫，天天换领带，到玻利维、亚度假去。
周林一直不敢对艾滋病讲什么话。目前治好了，以后呢？以后复发了呢？而且美国病人病情一好就不来治了，就玩儿去了挣钱去了。什么时候觉得不好了再来，不像中国病人有组织性。
一九九一年十月，中国艾滋病医学专家组专程赴美考察周林实验室。专家组抽查十名周林一两年前的病例。其中一人已死亡，其他九人在赚钱。在旅游，在剪草，在开车，在换领带。
一九九二年一月，华盛顿召开美国东部生物医学技术会议。最显眼的地方摆着周林生物频谱仪治疗艾滋病的资料。哈佛大学教授说周林的频谱仪无疑是对现代医学的一大贡献，说周林仿佛是上帝派来的，为人类打开新的医学殿堂，寻找到丁只有他知道的生命密码。
这年七月，荷兰召开第八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展示世上第一项非药物治疗艾滋病有效技术——周林的频谱仪。巴黎一家诊所的医生赶来提供资料——他们用周林的频谱仪治疗艾滋病。
頻谱仪给艾滋病病人带来生之喜悦，喜悦的艾滋病人和医生握手拥抱，买来点心自己吃块又拿块要周林吃。好，握手。好，吃一口病人用手递过来的点心。好，你的细胞增加了。好，你的症状都缓解了，不呕吐了。好，周林回到家带着一身艾滋病病人身上的味道。他用肥皂洗，用酒精擦，用碘酒泡，越洗越是一身怪味。他只想往外吐，不想往里吃，喝碗稀饭往沙发上一坐就睡过去了。
他是不是又梦见了母亲？他决定去美国攻艾滋病后，母亲急得在云南大病，昏迷中唤着：周林！周林！美国以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财力攻艾滋病，何况有人说像一场越战。那么周林近乎赤手空拳地攻打艾滋病，就近乎悲壮了。
人，先得生存然后才能发展，但是不发展也是难以生存的。
中国人啊，以更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上吧。用团结，用实力，用文明，用科技。包括頻谱仪。
对深圳有感情，是因为看着深圳从一个穷兮兮的小毛孩长成一个靓仔的。
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来深圳，第一个写的深圳人，是光明农场的头儿，叫谢强。写谢强，因为他会养牛，把牛奶变成维他奶长驱直入挺进香港市场。现在港人深圳人没有不知道维他奶的，但是恐怕不会有人把维他奶与谢强这个名字联系起来。如今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谢强自己喝奶的时候，怕也不会想到维他不维他了。当年的谢强不仅会养牛，而且他就是农场第一牛，一条开荒牛。文革时他还被关进牛栏干牛马活，还要淋着雨戴上高帽游街。后来妻问他有没有浇湿头，他说浇不湿，头上有高帽呢。说倒是红卫兵都浇湿了头。
从牛栏出来再割草开荒当农场第一和就不觉其苦，只觉得是锻炼了身体，更锻炼了意志。到国投后，垦荒的劲头啃书哨新课题，一年年走到一九九四年。在元旦国投全体员工的晚会上，他举起话筒唱一曲《敢问路在何方》。这支歌，大家看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时候都熟悉了，一边看孙悟空翻腾一边觉得歌挺好听。听谢强唱这支歌就听出厂歌的“井深”，就好像看到谢强从昨天走到今天：“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一番番春夏秋冬，一场场酸甜苦辣……”
八月初我来深圳，谢强和我说及他喜欢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唱给他妻子的。他说他们是患难夫妻，越难越一流。我才知道，谢强刚到鬼门关前潇洒走一回。说白了就是头痛，但是痛得全家人都明白了什么叫痛不欲生。颅内血肿。如果做手术，可能大出血，可能全身并发症，可能永远昏迷进入植物人系列，也可能手术做到一半与家人不辞而别。但是如果不做手术，那就只有一秒可能：死亡。有的家属拿不定主意，病人说时迟那时快地就可能离去。谢强的妻对医生说：人生了病，不管他是谁。对于你都只是一个病人。你只管做手术。
如果镜头只对准谢强妻，那人们一定以为她说话的对象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医生。不不，谢强妻之所以堪称越难越一流，还在于对方是一个她也只是在这次会诊时刚刚见到的学生模样的小医生，年方三十二，看上去或像二十三。
当然，深圳人民医院对这起鬼门关边上的病例非常认真，院方领导都参加了会诊，还请来了广州医学院的教授。但是谢强的生命就交给这个三十二还是二十三。的小医生？下午五点半开始会诊，午夜就准备手术。小医生“骗”谢强家属说手术很简单，就是开一刀，把血放出来。
后来手术成功了。记者要采访他，他又“骗”记者说小手术不要写。
如果晚…天手术，谢强就去了鬼门关的门那边了。家属们自然对这次“简单开一刀”的医生感激之极，不知如何表达。家庭成员之一送去一件小小礼物，想反正是手术做完了，这可不是术前的送红包。小医生写一信把话说得绝绝的：如果不收回，我天天晚上找你们直到把礼物收回。
小医生叫陈建良，医学博士。深眼窝大眼睛，越发显出眉毛的浓和睫毛的黑，眼睛也越发毛茸茸地丰富而内蕴。鼻梁好像是用尺子划出来的直而又直，像是正上的注释。五官的布局无可挑剔，像是用手术刀雕刻出来的。下嘴唇比上嘴唇略鼓一点，笑起来，丰润的下嘴唇透着诚厚，收敛的上嘴不失含蓄。嘴唇的周围有一圏青胡子茬，好像刚收割的庄稼地，好像收割起自己给予别人。
今夏朋友请他吃西餐，请他点菜。他要了两份牛排说大家吃。他不知道西餐是一人一份的。朋友笑他不会用刀叉，他可不觉得好笑。既然不知道怎么用是对的，也就不知道怎么用有什么不对。插且他拿起西餐刀就想起手术刀，他对着盆中牛排一刀刀割来，说脑神经外科手术这么切，这么切，这么切。切完他指着刀下的“脑神经”说大家吃大家吃。大家觉得真吃不下。事后朋友又笑他不会吃西餐。他说又没告诉我这是西餐。朋友说你是第一次吃西餐吧？他说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西餐。
陈建良一拿起手术刀，护士就觉得像是在看艺术表演。他读博士时也一直不离临床，所以有了十年榨经外科手术的经验。我八月四日到深圳，他刚为一位脑结核病人动完手术。这次病人在广东某医院诊断为癌，认为已不能手术，过不去八月，家屑做好了后事准备。医院为慎重起见，又请陈建良专程去舍诊。陈建良说不是癌，转到深圳人民医院手术。术后呢？一天天康复呗。
七日大雨，我走到医院宿舍陈建良家那个二楼，门廊上摞着十几个纸箱的书，都用雨布遮着。雨布上都是兩，遮不住的纸箱上也都是雨。我说好心痛，他说是，可是家里再放不下了。家；也就是说一间房，用一根铁丝两块布帘把屋子隔成里外两半。外边有电瑪机、小矮桌，六只小塑料凳。我想胖子一下就能把这种凳子坐扁了。当然这里就是起居室、餐厅和会客室了。里边只有两只床，床的上边都有板子都堆了两堆各种换气扇、电扇的纸盒、手提包、大衣箱、大捆手纸、甚至折叠起来的钢丝床。我想，陈建良身上的压力真不小。
陈建良笑，说他家床上和地上一样干净，就是说床上让四岁的儿子丁丁搞得和地一样脏。丁丁正躺在冰凉的人造草铺的地面上，高烧四十度，没有了精神，像一只倦怠的猫咪。我想他是身上太烫觉得地上冰凉舒服？两个钟点后我走的时候，丁丁已经有了活气。或许他有医生的天賦自己躺在地上退了烧？
陈建良的妻子值班时，他就带上丁丁去查房。不是上午例行的查房，而是晚上习惯的查房。当初他在湖南，他的老师湘雅医院的院长术后每天夜里查房，陈建良做了十年手术就查了十年房。夜里，医院静悄悄。病人的病情有什么变化，往往自己不知道，或者知道了想拖到第二天上午查房时再说吧。可是病人对常见病痛的疏忽，常常就是对生命的疏忽。每一个病人都是一条命一个生命呵。在病人的心目中，医生是最神圣的。当陈建良走进夜间清寂的病房，病人的眼里涌出了信赖和希望。陈建良心里涌涌地感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觉得此时无形价值比有形价值更有价值。
别人说陈建良每晚要查房一次到二次是一种境界。陈建良说不是境界是习惯。偶有友人邀他卡拉一番，他一番卡拉后就先告辞去查房。不是不喜欢聚会，但是有聚会没查房不行，有查房没聚会行。如果说白天的手术、查房是他的工作，那么晚间查房是他的业余爱好。一个人，当工作就是爱好，爱好就是工作的时候，自然没白天没黑夜了。
陈建良说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所以市人民医院把他这个三十多岁的人提为神经外科副主任，他相信医院会帮他解决住房，如同他相信他会做好工作。
他的工作就是治病救命。富人穷人‘样只有一条命。好比脑血管造影价格贵，有钱人可以做骨动脉插管造影，电脑控制。没钱的做不起。做不起的，不能眼看着他们不做。陈建良用一种省钱的老办法来做，做颈动脉穿刺血管造影。病人的钱是省了，但是做起来难度大，而且医生暴露在X射线下。老有人劝他：你不要命啦？
陈建良说，既然选择了医生，就要准备辛辛苦苦一辈子。他笑了，那圈青胡子茬向两边脸颊扩展开去，那是收割不尽的自己。
女孩，推倒积木重来
就那么见了一面，就那么说了一小会儿话。我却感觉着自己的单纯后边的贫瘠和天真后边的浅陋，我几近绝望地感到自己深沉不了啦，我特激动地对人说这个16岁的女孩太了不起了，说我觉得作家其实是最平常不过的一个工种的符号，抑或什么也不是。而这个女孩是人类逬步的佐证。她可以同时是医生同时是作家同时是慈善家同时又是别的什么同时还是圣母玛利亚。
她那娇小的个头，超大的眼睛，眼睛闭合间其余一切都淡化了，而她也如一幅淡淡的、古旧的小圣母像。眉毛两端略微有些下倾，使那对圣洁的、博爱的眼睛又带上了对人类的重荷一-她的一生都不会是轻松的。
我知道她今天又去北京师范大学做动物实验了。她说那狗身上全插上了管子。过程也和人一样，先给它打肥皂，再刮嘴周围的毛，脖子上的毛也到，然后打麻药。针打太多了，动脉怎么也打不进，得按着它打。
她轻柔细嫩的声音徐徐讲来。天渐渐黑了，她的轮廓在黑暗中隐去，只有那对圣洁美丽的大眼睛在黑暗中越显光彩，好像在黑暗中探索生命的真谛。
她说想在中学阶段写出两个动物实验的报告，可是今天的实验又没做成，真想对着狗哭，真想坐在马路上哭。想想而已。她经常放了学去上法语课，然后再从市中心骑车到海淀区的北师大，再骑车回朝阳区的家里。没有时间哭。老师对景山学校这些16岁的学生说：如果你们是鱼，鱼们上了万寿山顶我也不感到奇怪。
两三岁的时候，姥姥给她喂饭：你要是不吃饭，到晚上，大马猴把你捉了去。五六岁的时候，她给姥姥喂饭；姥姥，你要是不吃饭，天黑了，大马猴把你捉了去。说着已经淌下泪来。十多岁的时候，记笔记时写道：“唉，姥姥，你要是回到以前健壮的时候有多好，而我，也还是小孩子，故意不吃饭来逗你，要真能这样，我心甘情愿让那可怕的大马猴夜里把我捉了去。”
大马猴没有把她捉了去，她又想：“下辈子变成只鸟，飞到老鸟的坟头上停停，给它唱个歌，请它饶恕无心的罪过。”她还要“积攒秋叶，拼出一棵青春树”。15岁了，她一个人告别父母和同学到老师插过队的山西农村去过年。“每一种生命都努力发展自己，夺取生存下去的条件和机会。这样，无论是被自然承认的还是被淘汰的，都将是伟大的。”“所有卑微的人都昂起头，高声地说出你对生命的宣言，在这些一度卑微的灵魂中必将出现人类的精英。”
16岁，她在家留个字条，一声不吭地去了上海。奶奶一人在上海生活，她想趁着暑假去看望，又知道家里一定不放心她一人走，就向老师预支了她的400元稿费去了。之后又用她的稿费给奶奶寄钱寄物寄录音带，给奶奶说话听。“我想所有互相挂念的人都应有这样一扇窗子。只要每扇窗前的葡萄天天在阳光中展开，就不怕我们那些寂寞的窗子相隔得很远很远。”她在放学路上看到有个人孤寂地伴着一篮剪纸，没有人买。她也没想过要买剪纸。不，这回她必须买。请你给我剪一对大公鸡，我姥姥属鸡。而她这时比小鸡还欢快地来回向过路的同学们介绍剪纸。这一篮剪纸便飞往景山学校学生们的家里了。
路上常常碰到有残疾、有病的人，便觉得他们一定和自己是互相需要的，就想和他们讲话，给他们切实的帮助。一次一位老师要调走，她心呈难过，抽泣着故意绕远路回家。又见一人躺在地上。赶紧过云看看是不是死了？活的。叫唤他睁开眼晴，他就是不肯睁开。叫他说个话，也不说。问他要吃什么？这就去买，也不理。再叫他：你看看我，不看。只好想出学校里的各种趣事对他讲。她的脸上挂着泪痕，她的嘴上讲着笑话。终于讲得他大笑起来，于是，帮他整好衣服。他走了，她再接着抽泣，不过又想到人生有多少有意义的事？那不，“骑着车的妇女，她的车架上载着沙锅、纸袋和蔬菜，我知道她是个母亲，只有母亲的自行车上才载着生活。”
她家窗口对着朝阳医院的病房，灯光彻夜亮着。她每每苦读到凌晨两点以后有点支撑不住了，就看对面的灯光。想到有的病人要死亡，有的1生还在抢救生命，想到世上多少生命还在受苦受难，她一次次地激起“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她觉得“医生的生命不属于自己，当他们把手伸向深陷在泥潭中、濒临于死亡边缘的人的时候，就把生命无怨地奉献给他人了。”
她两岁的时候问姨姥姥：“人从哪里来的？”姨姥是妇产科医生，拿出产科学的大厚书来给她讲解。6岁时看到姨姥保留的畸形胎儿的图片资料，有一个发育不全的小身体蜷缩在一只大玻璃瓶里，她吓得一失手掉在了地上。抑或是掉在了她的心底？如今有些医科学生不爱去又脏又累又荦涉到母子两条生命的妇产枓工作，她却视妇产科如生命的圣殿。她12岁时，一个人从景山学校到八宝山去找妇产枓医生姨姥的坟。走去的。21为还不懂得可以坐地铁。走去，走回。
家里人怕她学医。医生尽管有吃午饭的时间有下班的时间，但她要是当了医生恐怕常常会没有吃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
她有一些向姥姥要来的旧衣服、旧布鞋、旧雨鞋和向爸爸要来的旧衬衫。我想象中她穿上了这种衣服越发像一幅古色古香的圣母像。
妈妈、大姨都不明白她为什么爱穿褪了色的这些衣服。她的事，她们很少问，而是靠请。她好像从小就与大哭或大笑无缘，从小不喜欢别人过问她的事。关于她的一切我都是从她的亲人那里听来的，“猜”来的。他们拿出几个她练笔用的笔记本。姨夫戏言道：这是我们偷来的。大姨笑道：不，是她写完了就不要了我们捡起来。妈妈说她的同学都全力准备高考，可她还得写文章，好像有什么信来催她什么集子。姨夫说这是小道消息。妈妈说也不知道她出过集子没有，只知道她做作业累了就写文章，写文鞏对她是換換脑子，是休息。她发表过一些文章，老是收到很多的信，有时每天要回十几封。自己也觉得不胜重荷，不过她说对干她老有很多信，对于来信者则是只给她这一个人写的信。她一直记得一个故事：一八青年渔人把被海水冲上来的一条鱼扔回海里。老渔人说，你扔一条鱼有什么用？青年说对于鱼类这一条鱼是没什么意义，但对于扔回的这一条鱼却是全部。
写回信、打电话、给农村来信的穷孩子购书、洗头、洗衣、做作业、写文章、做实验、读课外书，一切都写逬每天的计划。“童年的生活太舒适太平淡无疑是一种遗憾。”“一个人的心何必总是春天呢？我愿让我的心在四季中历尽沧桑。”“人独自与自然相对无法消除恐惧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自然接纳，并没有统治自己的杈力。于是，我悲哀了。我们的文明像穷人衣服一样褴褛，我们置身于自然中就像穷人站在超级市场的货架前一样手足无措、格格不入。”
她一次次按计划做去，还是常常忙到凌晨四点。清凉油抹破了两穴，于是披散了头发遮挡自己看见也怕的破损发红处。在小屋里走着诵读，时不时地被地上的书堆绊倒。绊倒后不敢站起来，因为知道站起来后还要绊倒。忽然从镜子里看到了一个披散头发的幽灵，赶紧拉上窗帘，怕吓着了对面窗户里的人。
大人们“偷”来保存好的她的奖状有一大堆。化学竞赛、物理竞赛、征文比赛、朗诵比赛、计算机比赛、英语比赛……1990年3月的一个星期天，她照例上午去北师大做动物实验，骑车来回。中午没时间吃饭，连手中的动物血都顾不上洗就去了北京市首届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的讲台。她的脑子还在北师大的狗身上，于是得了一个子她是不该得的二等奖。回到家便抽泣。以后怎么样呢？
她11岁的笔记中，记载着她喜欢看小孩游戏。小孩用积木辛辛苦苦搭起了房子，又毫不吝惜地推倒重来。她不会看重她已经搭起的积木，她会推倒重来。我也不想写下她的名字，因为，她或会觉得，昨日的她已经太小儿科了；她是谁？我们今天的女孩，我们明天的妇女。
阿华
阿华是我在上海读小学和初中时的同学。她家境窘迫，只好上了中专早些工作。文革中，她父亲抑郁而死，哥哥倒地而亡，丈夫离她而去。她带着女儿住在一个三楼的亭子间里。
阿华的女儿瘦弱的小身体，眼睛尤其“瘦弱”——细小的单眼皮。一九八七年我去上海采访，有一次见阿华很严厉地批评女儿怎么浪费了米。而我觉得那米在坏与不坏之间，其实也可以“浪费”的。我到阿华家总已累得不想动，就是能动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和她之间也好像惯了，总是她给我弄吃的她关照我。或许，她要关照母亲，关照哥哥的两个女儿和自己的女儿；于她，反正不是关照这个就是关照那个。
一九九〇年我和丈夫去上海住在东湖宾馆。正赶上暴雨，宾馆前的路上是没脚踝的积水。第二天一早七点，阿华出现在房门前。她双手端只冒着热汽的锅。左右胳臂上挂着三把伞和两只塑料口袋。一只装着碗筷，一只装着两双拖鞋。她自己湿淋淋的光脚也套在一一双拖鞋里。她说两双拖鞋两把伞借我们，锅里是我从小就爱吃的马和记牛肉面，她去小铺买来的。
过两天我去她那亭子间，刚坐下，就听歌声伴着跳跃的脚步声上来了。是她女儿吗？怎么这么漂亮？任何人都会想再看一眼的。一米六几的细高个，光洁的肤，披肩的发。衣着那黑白相间的花色和活泼可爱的款式，又新潮又古典。我不明白的是她的眼睛，大大的双眼皮晶莹乌亮。于是我才发现眼睛照耀下的端正的鼻和甜美的嘴。阿华说，她带女儿做了双眼皮手术。女儿也是因为家境窘迫只上过中专。不过阿华一九九一年在长途中对我说及她正在想法自费送女儿赴日留学。我难以置信又不敢不信。阿华早两年已经把她哥哥的女儿送往日本留学了，而且学习很好。
一九九三年我去上海，便见到她女儿在日本留学的诸多照片。她说女儿走以前她在淮海中路的伊思丹楼上香港眼镜店里给女儿配了述视镜，一千元，说配眼镜就得到这样的店才能配好。她自己早已调入一家公司任职，收入颇丰。小亭子间装了空调，这在上海已是家常便饭。不平常的是她想法在亭子间门口装上了洗手池，造了个下水道。我一直不明白怎么在木板地上会弄出个下水道。反正她站在亭子间门口把洗衣机开得哗哗的。
她请我上西菜馆，她吃得很老道了，尤爱生菜沙拉。她突然笑起来，说现在外人常常把她当成阔太太。说着她往扶手椅里一靠，头往后一仰，一头浓密蓬松的黑发飒洒开来。一装简练别致的黑衣套裙更衬出肌肤的丰腻润滑。可我知道她谈不上阔更不是太太。她新置的近两米高的大镜子都是她一个人钉上墙的。
一个上海女性，有很艰苦很奋斗的内核，又有彳艮摩登很派头的外形，这是积几十年艰苦岁月和开放年代才能配制而成的。谁能有这么一位太太也是福分。我说我托姑姑帮你物色一个人。她说你把电话告诉我我来给她说。
一条小毛巾
火车停在穆棱县的八面通镇。八面通，多有意思的地名。车站上铺满了本地特色的地块，还有马车和驴车。马鞭上系着红布条，马臀上系着铃铛，板车上铺着大花床单，高级一些的还支上一个带花边的彩条布顶。人吆马叫，驴马市似地闹腾。驴车、马车载上旅客四通八达地散开了。出租车！我喊。马车“司机”赤膊套着件敞开的西服。他一甩马鞭，马车响着铃铛朝我驶来。我坐上花床单，享受那马蹄得得响和铃儿响丁当的敲击乐。住进招待所，才知道我专程来访的人物被泥泞困在两百里外的原始森林。我便有一种困守孤岛之感。招待所外边的土路，好似被雨水犁过、被马车深翻过，鲜有下脚处。我本能地提起裙子，免得那不可能不溅起的泥浆在我的裙子上留下太多的纪念。终于那辆陷在原始森林里的车开回来了，给我载来了我等待的人。
他远远地向我走来。我远远地向他迎去。他大步跨着。我小跑着。他的大长腿加上他那至少四十四码的大脚，就这么迈着都比我小跑强。他双手高举过头顶向我抱拳致意。我笑養向他挥手。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本来是可以看清的。是他的气势、他的胸怀、他的豁亮、他的坦诚，使我顾不及去看他是什么样儿的，只是感到一种信赖、一种相投、一种面对海纳百川的惊叹、一种站在他跟前自己一下变小了的奇妙感。值了。我心里说。尽管我几乎对他一无所知，尽管我飞机火车马车地寻访到此地，值卞。我寻访到的是大海，是清澈透明的大海。
几天下来我一一直被他这种海的气质笼罩着，感染着，一直没有看清他的脸。快分手时才想到怎么连他的形象都没看清楚？于是才发现他剑眉挺拔，高鼻耸直，五官无一点分布不当。宽阔的前额上，有一道凹陷的又宽又长牛虻式的大疤痕。这是他二十二岁野营拉练时让倒下的电线杆砸的。一下砸来把他的嘴都砸张开了。他坐在地上张着嘴缓过劲儿来，又跟着队伍走了。没喊痛，没看病，照样拉练。两年后摸到头顶上有一个坑，才知道颅骨给砸凹陷了。
我所以一直没注意他的形象，或许还因为他被裹在太过时的衣服里了。然而他又是追求完美的。他伤口上贴的膏药，也要剪得圆圆的，尽可能地美观。不过他的五官或是他的衣着，于他实在都无关重要，使人感佩慑服的，只是他的气势。他说话时每用简洁有力的手势打着加强号。他的大长胳臂横着一伸，起重机似的；一根食指重重地立起，大惊叹号似的；五个手指笔直地竖起，档板似的；五个手指一捏再猛地一散，爆炸似的。
然而人说他最大的缺点是感情脆弱，易动感情，容易上当。他夏日上时，一手拎包，一手提一块小毛巾。毛巾本来不小，但落到他手里就小得不相称。大家知道他是为了擦汗。而我知道也是为了擦泪。譬如他不敢再看电影《牧马人》与《高山下的花环》。否则一条毛巾不够擦泪的。后来我要走了，他送我上火车。他在车窗外。我在车窗里。他不再看我。我不再看他。他最好别看我免得他难过。我也最好别看他免得被他的毛巾感染。他把脸扭向一边。我把脸缩进车厢里边。他的毛巾太小。我的语言太拙。他尽力不让我看到他的脸但他明明杵在车窗前。我挥挥手要他离去但他是挥不去的，如同广袤的黑土地是挥不去的。离去的只能是我自己。火车载着我启动了，我一下跃到车窗前。他一下冲着我，举着他那滴泪的巾。
愿人人挺起胸膛
本来可以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在香港的人海里，我怎么就会认识他呢？
而且，一下子我也没看清他的脸。因为遮盖他五官的东西太多：皱纹、白发、眼睑。然而真实的他，穿透横的纹竖的纹突现出来，他才像一个木雕那样具有厚度和力度。不，不是木雕，任何雕刻总归人工。眼前这一位是自然生成，无法仿造，只此一个，朴拙浑然。见惯了屏幕上的风流倜傥，觉得俗了。而这拙，比黑陶比石刻更耐琢磨，蕴含着返朴而超拔的生之权利和生之力量。
生活，给他刻上、堆上、染上过多的印记。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印记，如果他的面部如他厂里生产的纸那样光洁平整，那么他又如何能拥有这样深沉的魅力呢？
他有多大？好像说他多大都行。说五十来岁，看他超前承载的皱纹也像；说四十来岁，看他对人的恭敬诚厚也像。他1992年底在香港《东方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国际学术会的讲台上，以他惯常的诚挚讲话。而这样的诚挚是真正可以“发功”的。听者是轻易不会被煽动被点燃的理性的学者和硬性的老板。他们竟如一个个火苗那样燃烧起来，热狂起来。他自己实在没有想到。会后他说，他不过是众多受难者中的一个，离成功更远。我记住了他的名字：林光如。
林光如的父亲，解放前在广东梅县振兴民族工业，资助进步书刊，盖图书馆，办中学。50年代披冤投河自尽。父亲以一死宣告人的尊严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从此小林光如承继父亲冤屈，更加低人一等，更加敏悟到，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尊的，为什么不是？
1963年，林光如也投入水中。不过不是河水，是海水，不是自尽，是要在人生的大海中寻找生存机会。当他一人无着无落地走上香港街头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年后，1988年7月他返回大陆时，《天津日报》报道：应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之邀，以林光如为团长的香港青年企业家代表团一行十五人，6日上午来本市参观访问。以及市委、市府的接待，代表团的了解投资环境等等。中国大陆终于开始重经济、重发展、重成功、重卓越了。
六七十年代从大陆去香港的人，如果把他们写一部书，也是一种奇观。一种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奇观，一种中国人的耐力和潜力的奇观。
林光如到香港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一无所有。不过，苦难和不公为他积蓄的承受力和爆发力，是他的原油地他的发动机他的火箭助推器。他找到一家印刷厂当校对工，晚上九点半至十一点时去读英语，回来后再接着校对。他在梅县小学毕业后不让上中学，因为“出身不好”。他十五岁只身从广东到江西劳动大学半工半读。如今他虽然没有正规上学的机会，不过他选择了校对工这就没有离开文字，而且每天晚上还能挤时间去学英语。二十多年后，1990年，他每月要去他在新加坡开的印刷公司，年年要去他在美国的业务部，他的一口英语，还亏得他当校对工那时每晚两小时的苦读。
1988年，获得香港第一届青年工业家奖的星光印刷集团董事长林光如，每星期天六点走出家门，赶往澳门的东亚大学读工商管理。傍晚下了课赶不上船，常常到午夜十一二点才回到港岛家。东亚大学的教授奇怪这个年龄最大的学生为什么要赶来读书，旁人奇怪这位大老板怎么像小学生一样兢兢业业奔来赶去。林光如对我说他第一天走进东亚大学教室的时候非常激动，他觉得他终于上了大学了。他说要不是那三年他读工商管理，现在就惨了，现在公司国际化就会有很大障碍。他说他很幸运。他的眼泪涌动着，我一下感受到他1988年第一次走进东亚大学的那份激动。
1993年3月；他在河南农村看到一条标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他4月在北京的国际展览中心办展览，包括他公司印制的各种包装盒，各种儿童书。他太想把这条标语写在他的展位最突出的地方，可惜这次来不及了。下次一定要写上，他说，下次！
80年代初，香港印刷业不景气，林光如引进了全港第一台四色电子油墨柯式机。1988年又引进香港首套电脑镭射数码分色系统。二手机市场活跃，林光如是不考虑旧机的。第一流的机器，有第一流的竞争力。他说产品的品质，不是检查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他在新加坡投资兴建的星光印刷（远东）私营有限公司，成为新加坡最好的印刷包装业所在地。他在美国、欧洲、日本的客户，都得到最佳服务。我看到他的一台粘合机，一天生产一百万个精美的纸盒。
林光如1972年辞掉印刷工自己办公司时，虽然只有五千港元，但他的志向在潜意识里已经倔强地抬起头来：要么不做，要做便要做得最好。而当他获得1986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奖，获得1988年香港第一届青年工业家奖，获得1990年香港第一届创业家荣誉奖之后，当星光集团在第一届香港印刷大奖评选中，一气夺走了七项奖座之后，在1992年的星光二十周年展上，作为星光总裁的林光如，对员工们说：凡事没有侥幸。
诚挚而尊严。
林光如是在一个人与人互不信任、自己备受歧视与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当他终于赢得做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时候，他尤其看重每个员工的尊严，尤其看不得人与人在一起时的倾轧。譬如大陆员工与香港员工在一起时的不自信欠自尊。他1992年12月又投资约二亿港元在深圳再建一个厂，再多一个人性管理的空间。他要让农村来的员工与香港过来的员工住一样的房，吃一样的饭，享受一样的培训一样的康乐设施，一样有机会提升到公司的中高层。他要给大陆员工很高的工薪，让所有的员工都觉得从事印刷业是令人自豪的，愿人人都挺起胸膛做人，成为完整的人。他 经常请各方面的人士给公司员工讲课，包括美容、仪表、歌唱、播音。星光为沙田工业学院设置星光包装设计奖学金，独家资助香港十本好书活动、（九二好书直选》及反吸烟的印刷品。星光独独不承制利润很高的香烟包装。林光如说，如果香烟是在今天才出现的，那么一定会被视为毒品。
4月2日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到北京了。当晚我们在一家餐馆吃晚饭。长长的餐桌，我和他坐在左端，他带来的员工们是二十几岁的姑娘。棉毛衫外套伴极平常的两用衫，短发，一无化妆，一个鼻头翘翘的，一个大眼睛长得宽宽的，一个笑起来嘴好像不是向左右漾开，而是向上下漾开。一个个这样的纯真、朴实，立即使我感受到星光营造的筑围。
林光如似乎是那种工作欲很大而食欲不很大的劳碌命。我们这边吃不完的菜，被姑娘们源源地要去。她们还在要泡菜，还在要面条。林光如说话间不知哪儿偏差了，姑娘们说他“欠文化”。感觉中，林光如像一个节俭的父亲，姑娘们像一群被宠爱的孩子。果然林光如叫她们孩子们。
她们呢？她们背后叫他林校长。那个翘鼻头姑娘正对一位先生说“你——”，就被林光如打断了：“怎么叫你？要称先生。”又听大家在说星光把去年评出的杰出员工，送到美国一所世界最好的印刷管理学院留学去了。
“校长”审视着席上的杯碟，说谁的盘里还有剩下的泡菜没吃净。孩子们习愤了不准剩菜。只有一个“坏孩子”的盘里明白地剩着牛肉片。
我是这些好孩子里的“坏孩子”。那个笑起来嘴向上下漾开的好孩子，是星光公司今年评出的杰出员工，这次奖励她来京度假的。她在港每天要来回三个半小时地赶到公司上班，还天天在顾客脤务部加班到晚十点半。顾客服务部因为她生意也越做越大。林光如看不得这孩子这么奔波，干脆让她住在他家。早晨去公司上班，他的车里坐着他妻子，还有这孩子。我问她有男朋友了吗？旁人笑道：男朋友找她就麻烦了，她天天加班，一礼拜只有休息天不加班，那天还要回家见妈妈。
林光如唱《把根留住》，唱英语欹《爱情故事》。他说他在发神经病，然而他的嗓音这样浊重浑厚，好像得加上冰块，加进柠撩片才能稀释，才能被消化吸收。这份厚重实在是他人生的浓缩。
星光集团3月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林光如觉得这是星光对社会的一份承担。人称星光为印刷王国，林光如说一间企业的平均寿命为三十年，其中最灿烂的时刻，一般只有五年。不前进就要失败。他说他5月还要来京，而且不仅仅是来北京。我明白，不久这市那市或是先后几个市，会出现星光集团的独资或合资企业。中国将要加入关贸，产品面对海外名牌的竞争更激烈。如何提高产品包装的质量和印刷业员工的素质，林光如又感到一种涌涌的使命感。他想，如果有几家厂，每家厂有多少员工，如果让大陆员工享受香港员工的月薪，如果有很多挺起胸膛做人的印刷工……
我本以为饭后林光如一人上我家，因为我原本只认识他。没有想到他带了来京的全体员工前往我家，-行十来人。我说，你给我一个拉家带口的感觉。他说他们公司是个大家庭，他每年让公司停产五天，带着全公司员工一起去亚洲各地旅游，东南亚都走遍了.
为什么不轮流分批出游？停产五天公司损失多大！不过，出外旅游，当然是一大家子一起走才有意思。
与林光如道再见，又如同匆匆人生中的一瞬，一瞥。不过这一瞬，这一瞥，便好像有了久远的印象。他还是穿着星光统一的制服：蓝西装、白衬衫、红领带、黑皮鞋。他规定衬衫不准有条纹，要平平实实的。他的旅行包里肯定装着几本书，他总是同时吞服四五本书。明天早上，他照例六点还得起床。
人际星光
世纪初纽约的贺尔（Hall）到西部肯萨斯州闯世界。这个贫穷汉的行李是一只鞋箱，然而他的决不贫穷的思维使他的构想像缤纷的贺卡那样令他目眩。
不，当时美国还没有贺卡，只是贺尔想到了用信封邮寄情人卡和圣诞卡。到了20年代，他的贺卡公司Hallmark想在全国作广告，当时的广告专家们笑它是贺尔的蠢行，说难道贺卡还有什么名牌？说买贺卡还看牌子？
Hallmark的绝招是源源不绝的。譬如一个“让个性流露”系列，就有二百种款式的卡。可以让顾客在已经拟定的诗句中加入个人信息，一个只有对方知道的外号，一个曾经共享的笑话，一个心领神会的回忆，等等。
至今依然在肯萨斯州的世界最大的贺卡公司Hallmark，每天生产贺卡一千一百万张，占世界贺卡市场的百分之四十几。贺尔的贺卡走了近乎一个世纪的路程，在本世纪末的1994年初，来到了我的桌面上。让我明白，名牌贺卡，其典雅其高贵就是风度超群。用句常常听到的广告词：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送我Hallmark贺卡的，是香港星光集团有限公司。1993年9月违公司与星光集团签订协议，授权星光创作、经销中文或中英文对照的贺卡，也就是把贺尔贺卡的世界中文市场托付给了星光。
Hallmark看上星光，或许是一种缘分。因为星光集团总裁林光如当年也是个贫穷汉，一个香港70年代的印刷工，也是以一点点的美元开始了很多很多关于印刷的构想。
林光如看上贺卡，或许是一种心愿。他在孩提时代就感受到人际的、人性的扭曲。50年代他十几岁时，致力振兴民族工业的父亲在广东梅县含冤弃世。小林光如失去父亲的同时，也失去了升学的权利和平等做人的权利。他只身到香港做了印刷工，也只是为了至少每天还能触換到文字。如今作为跨国综合性工业集团上市公司总裁，作为香港青年实业家、香港杰出青年的林光如，在港人眼里是人板了（港语，样板的意思），很可以自豪了。然而青少年时代深扎进心底的自卑乃至恐惧，不定什么时候也不知因为什么就从积淀的岁月里浮了上来。他原来真情感人震撼心灵的演讲就会因之差了一些。少年林光如长个子的时候，那不敢讲话、不敢表达、不敢酣畅淋漓、不敢展现自己的烙印一起长进他的肌肤里了。而一张贺卡，当你难于启齿、词不达意时可以帮助你，可以密切我和你可以简约可以丰富交友的方式，可以理顺人与人的关系。
定期出版的《星光文化》第一页上方，醒目地写着Love&；Care，爱与关心。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世上可以有电话、电传、图文传真、可视电话等等手段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而贺卡是无可取代的，如同电脑再发达也取代不了手书能传达的情谊。贺卡，又现代又古典，又浪漫又凝练。贺卡在人间播种Love&；Care.
星光在中国市场开设的第一个贺卡专柜在北京燕莎商城。我看这批中文卡，不知怎么想起了丽萍的小屋。丽萍是香港星光的一名员工，家远又老加班，林光如或林太太每天下班时就开车把她带回自己家里住，把儿子的房间腾给她。儿子回家就打开折叠床在客厅睡。丽萍的小屋，像个礼品世界。戴博士帽的鸡、戴老人帽的小狗、米老鼠、小花球……我想，有这样美丽缤纷的心灵，有这样美丽缤纷的员工，星光一定是美丽缤纷的。
林光如家一共只三室一厅：他的小书房，他和太太的卧室，丽萍的五彩屋。我说我至今没有见过老板和老板太太让加班的员工长住自己家的。林光如说难的不是住我家，而是其他员工不嫉妒。星光轮流把优秀员工送到美国留学。下一个留学的是丽萍，下一个接替丽萍住进老板家的是小慧。小慧看上去又小又慧。我见到她时大约晚上八点半钟。我问她几点下班？她笑，说好像现在刚刚上班。
真的，公司里真像刚刚上班似的，都在各自的桌旁抖擞着，忙活着。谁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的第二家庭，谁也不愿先离开这里。 林光如走来笑指一个披长发戴眼镜的小女生，说她最能干。小女生说每个人都能干。林光如说她一个人从西安走到新疆再走到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走了三个月。她说不是一个人走，是两个人。林光如又说她经常怎么样，她说不是经常是长期。
好像林光如每说一句她都顶一句纠正一句。不过林光如没有这个感觉，小女生也不觉得自己在顶老板，只是随意地、坦诚地、融洽地、习惯成自然地，就像兄弟姐妹之间说话其实不是一定要说什么而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又一位小女生独个儿对我说，她才来星光两个来月时，有一次林生（港语，把“林先生”简称成“林生”）突然对她说：“也许我可能讲话没讲清楚，也许我什么时候讲得过分了，如果有的话，请你原谅我。”小女生很惊讶，她想不起什么时候林生过分严厉了。而且她刚来公司，老板怎么这么尊重人？再说香港的老板们表达方式一般不会这么直接。可能今天骂了你，明天觉得不妥了又买束花放在你桌上，不会这么面对面眼到眼地说请你原谅我。
事后我问林光如。他说他少年时人家叫他揭发父亲。他希望星光公司人人脸上是晴朗的天空和灿烂的朝阳。去年底有一天，林光如坐在从香港去马来西亚的飞机上，想到一个叫双的小女生怎么不笑了？她本来是最爱笑的嘛。他不安起来，立即在机上给这位员工写电传：Wincy，你怎么了？是工作压力还是备其他不顺心的事带走了Wincy常挂脸上的笑容……信末署名：你的资深同事林光如。
或许，失去过爱的人更懂得爱。谈起过去，他说很好，说没有过去的苦，他不会有今天，他感谢人生。他说如今他心中充满了爱，没有空隙。
当然，因为深爱才会派生出其他错综的情感。1993年9月他在香港《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叫《黄金宴黑板刷》。从大陆未富先骄的黄金宴，说到甘肃农村有的小学的桌椅用泥巴塑成，黑板刷要两个课堂轮流用。林光如愤极而写“百姓黎民世世代代安身造一个能在大公司内部创业的机会。因为是人才就会想着创业。公司有计划地从台湾省、新加坡、马来西亚招纳人才。主管生产的戴祖玺是从台湾招来的。原先他在台湾的公司先进设备也不少。但是星光正向多元化发展，有很多最先进的科技、设备、管理、作风。他说来星光四年，跟着林光如出国十几次了，林光如总是从头到尾在工作。每次出去前要准备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要点，在国外的每个晚上要开会汇报今天看到的和明天准备看什么有什么可吸收可引进的。
我看戴祖玺，厚实的面孔厚实的五官，头缝清晰划一，厚重中又见淸正精干。
星光去年从内地招聘了四十名专业技术人员到香港培训。这是公司向内地拓展的前期工程。我问一个江门来的工人，我说你上班一直穿星光工作服吗？他说如果有人穿有人不穿就不能代表团队精神。我说讲得好。他说是林生讲的。他说原先在江门的厂里没有电脑系统，现在电脑的概念有了，不过要精通需要时间。不轼他就是要学会这里的技术，加强自身的实力，好在社会上有自己的贡献。
好像道理很明白：机会摆在眼前，就靠自己努力。然而事实上，从大陆到香港，真叫做“想得美”。武汉的梁广明，原先以为武汉是火炉，到香港常在空调房里很愜意的。然而他在这里一个小时的工作量相当于原先的一天，在这里一天的工作量几乎相当于原先的一个月。刚来香港，每天早上一醒来想到又要去上班，心里好不快。星光的八点上班，那是要八点机器都运转起来。梁广明一走进大度，就觉得天昏地暗无出头之日似的。后来习惯了，不过自己知道与星光人还有距离。如同林生走路那么快，总是叫人很难跟上。不过，不过熬过了那个快熬不过的初来阶段，觉得来港对自己一生，对自己的能力、耐力都有不可想象的影响。
梁广明白净的娃娃脸上，头缝也是像戴祖玺那样的清晰划一，给人一种小孩梳大人头、穿大人衣、只想快点长大的可掬感，新生感。
从内地来的，两年后再送到星光在内地的各分公司。从1994年开始，星光决定在哪个城市发展，就从当地物色高中毕业生，包下他们大学五年的一切费用，毕业后请他们在星光分公司工作五年。五年后在不在星光由他们选择。
我想，星光或还会把内地招来的人送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分公司去培训。星光在新加坡的公司我正好也去过。1993年9月我在新加坡参加国际作家周，有一天上午溜到星光。公司前方正对着新加坡的班丹蓄水池。清澄的水波，清甜的空气。一进公司大门，是一个人造瀑布，新加坡四面是水，是世界著名的大港口。水，给新加坡带来了繁荣。新加坡人特别崇水，很多家庭都有一个小小的人造瀑布，以祈带来財运。那么，偌大一个班丹蓄水池，当会给新加坡星光带来偌大的好运了。
蓄水池、人造瀑布更会给新加坡星光带来好运的，是世界印刷业一流的各式机器。一台粘盒机，是德国的，东南亚只此一台，一小时粘十万个包装盒。十几米长的机身无需一人。只在终端 有两人检查、收货。比机器更给星光带来好运的是人。我问印前部副总经理刘国荣，你每夭加班有没有加班费？他说工人有，领导没有，不过有兴趣，有归属感，就不会觉得辛苦。顾客服务部的彭建英，星期天常常来办公室，因为生产部的机器天天要转的。“星期天没事去哪里？”“回公司。”她说，自自然然地，就像在说回家一样。她的男朋友怎么办，我想。
在新加坡那几天，到处听人讲麦克杰克逊在新演出。从各国来的歌迷住满了所有的饭店。当然最兴奋的是新加坡的男孩子女孩子。我问星光的男孩女孩去看演唱会了吗？他们说星光人不迷杰克逊，没人去。他们迷星光的产品。新加坡星光在1992年取得了ISO9002国际品质管理及品质保证标准认可。ISO9000是国际公认的标准，包括设计、制造、管理、售后服务。分三个档次，从9003到9001，9001是最高档次。星光人的工作台上竖着ISO9001的“四全”方针。第四个“全”是“全情投入”。
1993年9月，星光集团获得ISO9001认证。这在亚洲是首家获得此项国际认可证书的印刷企业。10月31日下午，我正从香港文华酒店与几位学界前辈走出来，我哪里知道在港的星光人正在走进文华酒店，举行ISO9001证书颁授典礼。第二天下午我去九龙的星光公司，只见门厅里摆满了大花篮。我记不住那一条条红缎子的落款，只清楚地记住了大陆人皆知的金利来集团公司主席曾宪梓敬贺的字样。
花篮，总要收起来的。不会收起来的，是星光公司哪儿哪儿都有的世界大地图和大地球仪。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公司到处摆着地图地球仪。林光如说香港才一点点大，要培养大胸怀，不能满足在香港的出人头地，要面对世界竞争。
我想起他的一些书，簪如《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上、中、下厚 厚三卷本。我虽然知道他出差的公文箱里总是放上四五本书，可是他怎么还有时间啃历史？他说历史不能忘，中国不强盛人家还舍从各个方面欺负我们。
说话的时候，他双手交叠在身前。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好像在把自我收缩起来。他的嗓音更是低沉沙哑从不张扬，即使内心多么激情澎湃。他的脸，也是“沙哑”的，一种不尖利不张扬不剑拔不扩张的面容厚道稳重。
巳经很晚了，我问一位小女生走不走。她说林生常常在外边应酬完了还要回到公司。她说那不是，林生的行李箱还在这儿，他昨天刚从厦门回来。
我到林光如办公室问他要不要把行李箱带回家。他说啊呀忘了，明天早上七点要坐去深圳的船，忘了拿回乡证了。我也不懂他的回乡证放在哪儿，我只知道他明晚必须再从深圳赶回香港，这边有一个关于向内地投资的会议等着他。星光人已经走向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武汉。
我和丽萍一起坐上林光如的车。前方一片大亮，怎么回事？林光如说那边是跑马场，正跑马呢。他来港三十年没进过马场。“我要保持这个纪录”。他说，一边开车一边拿起车里的电话用英语告诉他家中的菲佣他正在路上，这就回家。我说你当年在港做印刷工上夜校苦读学来的英语，这些年谈判，在美国新加坡办公司全用上了。
他说：可就是还有比我吃过更多苦的，还没出头。汽车里的电话响了又响，都是追着林光如讲事的。林光如拿起话筒：是我，我在路上，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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