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饭店。合资企业，合资合资再合资，然而还是不如合作这个词叫中国人一目了然。合资搞了这么多年了，但是打开电视机还是看到主持人在问几号选手：三资企业是哪三资？请你回答。回答正确，加十分。如果不是独资合资地搞现代化，而是搞合作化，哪里还需要请你回答。只要有小道消息传来，大家一听全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又想抵御又没有办法，如同等着七点五级地震。
有一句常常用来自慰的话，叫：过去了的，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过去还没有“了”，还没有成为“过去了”。我们在今天的阳光下走路，却常常与那个过去相撞。走进京华房产有限公司，这是北京市第一家房地产合资企业。一听都觉得特现代。在门口却见两位衣着欠现代的人，他们的头发也是理发师一看就觉得没嗛头不提神的。如果我可以按一下摇控器把时光快速倒回到六十年代，使这两个人站在那年头的街上，他们两人也是挺协调的街景。在这家亦中亦洋的合资企业里，他们是办事员？是一一有人介绍了，说这位是常务副总经理陈腊生，这位是副总经理辛伟民。
我看陈腊生，想起标准像，一切都方正如标准件。面部是端正着看着你的，眼睛是正视对方的，目标正前方。想象中，他在五六十年代，党叫干啥就千啥，在今天，洋人港商又准保信赖他。干是想到时代对于塑造人有着何等不可推卸的责任。唯一不会选中他的恐怕是电视剧导演。反正电视剧里合资企业的经理从没有他这样的，不着西装领带，不会卡拉OK也许在导演看来。如果合资企业经理的形象是这样，就不具神秘感和刺激性了。其实合资企业中方经理不正是他这样的普通而正宗而具有承受力适应力的中国人？
辛伟民一笑，大眼睛黑白分明，明澈得像明朗的天空。他那宽阔的前额尤其地给人海阔天空任鸟飞的感觉。两道向上拉起的盾很灵活，如一只展双翅飞翔的大鸟。只是那双眉一皱出现的深深的竖纹，或是双盾一抬出现的道道抬头纹，看得出他是经历过艰难岁月的。继而才发现他的头发这么稀疏了。对不起，你今年多大呢？四十岁。
四十来岁的人，大都有“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经历。看他的抬头纹，便想起那犁过的一垅垅地。
京华房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华）是承建、管理北京第一座华侨村的。前些年路过建国门外的行人，往往用自己的想象勾画着这些漂亮公寓里的室内景观。如今众多大饭店如参加选美的美人，自然也见美不美了。不过华侨公寓一层的商业裙房还是像旋起的彩裙般地撩人：山姆大叔快餐屋、茶寮青年友谊商店、美容厅、花店。叫人想起电视广告里的几个字：新潮一族。
走进华侨村院内，先看到两个电视接收器，一个收美国电台，一个收香港亚视。绿草坪里，亭台曲廊旁，有一个像神话般的儿童乐园，好像餚时都会钻出一个长雀斑的小汉斯。另一侧是室内游泳池，自然配有桑那浴、按摩室、按摩师、健身房，当然还有那一池清澄的水，清澄得好像可以直接装进矿泉水瓶子喝下去。走进公寓门内，有摄象头，那就是每套房都有可视电话。理发室那头还有为满足住户需要的说不尽的服务项目，譬如代缝窗帘。人们天天都可能有新的需要，臂如外出时把钥匙锁在屋里了，怎么能飞檐穿壁取出那钥匙呢？京华人把自己从高处用保险带吊下，吊到那套房的窗外，推开铝合金窗，从窗户走进室内取出钥匙。过一阵来一次的高空表演，也是京华一景。
正说着话，一位大个子匆匆走来与陈腊生、辛伟民急急地说着什么，好像是讲雨水，讲修理。这位大个子的丁恤，相当一部分正在策动从腰带里溜出来。T恤这里那里地鼓起，像一个个笑得鼓起的脸颊。他一笑，脸部好像只剩下一张生动的大嘴，一张生来就是为了最充分地展示笑的大嘴。那弯弯笑着的浓眉大眼成了这张嘴的附件。他往单人沙发里一坐，真有一坐众沙发小的气势。一位可爱的水暖工。但是陈、辛二位介绍，该“水暧工”是他们三套马车之一的副经理刘玉森。
他说昨夜暴雨，有几间客房的铝合金窗进水了。因为，过去，也就是一九八三年为这华侨公寓订购铝合金窗时，北京买不到这新鲜玩意儿，深圳也是刚有，从质量到设计都有欠缺。刘玉森说怎么怎么改装一下，使这过去的窗框不进水。过去，随处在今天制造障碍。
过去意味着什么？譬如想为华侨探亲、经商盖华侨公寓但没有外汇，当时的政策又不允许找外国公司合盖公寓，所以找了北京驻港的京泰公司合资。譬如当时除了北京饭店、新侨饭店、友谊宾馆等几家，到底高档饭店是什么样的淮又见过？再譬如所需的墙纸、电梯、澡盆、马赛克、柚木板、可视电话等等，国内买不到。如今老百姓有了新房都会想到去购墙纸、马赛克。但过去，不过是不久以前的过去，有个单元房，有个黑乎乎的水泥槽洗碗池，水泥槽上的水管子一开就有自來水，往壶里装上水转身放在煤气灶上就能烧，觉得人生还能有这等享受，自我感觉好得好像在拍轻喜剧片。
然而。就是一九八四年左右开始，北京好似插秧似地不住地要插下一幢幢新楼。从大片的亚运村到华侨公寓近旁的长富宫和北京电台。华侨公寓原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动工，一九八九年三月交工。如今来一个长富宫是必须保证的，来一个亚运村是不能耽误的。大家都是重点，重点也是大家一为了赶工期，大家都可以上了，农民合同工也可以上了。植物性墙纸贴出了拼接处的缝，住户入住了煤气尚未通。有位住户一拉抽水马桶那马桶里就往上冒热汽，一查，是把热水管子接到抽水马桶上了。是农民工接的。还是正规军接的，抑或是把农民工接上了正规军？一位外籍夫入走进她花了那么些美元买下的一套公寓，哭了。说桉照她的习惯，走进新房如果看着舒服，就觉得一辈子都节福；如果看着不舒服，就觉得一辈子都要倒霉了。
她哭得在理，陈腊生觉得自己如何解释也是没理。请示京华所属的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总经理张包铨。张总说抽出技术力量突击返工返修，尤其要以优质服务弥补房子质量的不足。陈腊生带人给那位觉得倒霉的夫人送水送饭。夫人说她很感动，说房子的质量问题你们应该告施工单位，开庭时她去作证。可当时插秧般地盖起那么多楼，也是秧田长年荒芜后的一种必然和必需。谁怪谁去？再说当时也还没这种法律观念。
一九八九年四月开始有住户，到六月就只有出的没有入的了。空空的一套套公寓，如一页页开了天窗的报纸。大约半年后才又开始入住。这半年陈腊生、辛伟民他们设想如果自己住这儿还需要什么服务。有的境外房产公司新增添服务设施往往靠住户集资。京华人要用京华的资金搞长期行为。小卖部、快餐、中餐厅等等一样样开办起来。我在京华时听说华侨村大门内那个上下三层的停车场，就要安装刚刚购进的意大利自动防护栏，即汽车一到门自动打开的。如今华侨公寓的房间不仅售完，而且供不应求。除了非洲，公寓里各大洲的华人都有。各种性格习惯的人都有。就是没有投诉的。华侨公寓成为首都最大的华侨集居地。一位住户说，房子质量虽不尽如人意，但这么好的服务在香港很少见到。
不过，那位倒过霉的夫人的泪水和抽水马桶抽出的热水，一直滴滴答答地响在京华人的心头。如同一只钟，时间停在一九八九年四月，钟声则滴答不停地响着，提醒京华人记住那个多难的四月。张包铨总经理提出，一九九〇年开始，每年四月搞服务月，为住户义务劳动。辛伟民用加强音说义务二字，说我们毕竟在国内。
合资企业是把外资合到国内，不是把国人变成外国人。再没有比日本更能兼收并蓄几近没头没脑地拿来西方文明的了，但是日本在回敬西方冲击的时侯，显示的正是日本的精神。东西方相比较，西方更重个体的充分发展，东方更重个体之间的亲和力。京华公司办了京华人报、英语班、健美操班、计箅机班、京华征文赛、京华杯篮球赛。新修建的京华人自娱的舞厅和卡拉OK厅，很可以让非京华人瞠目。京华人就怕自己出差错，谁出了差错就觉得丟了京华人的脸，把京华人给卖了。
刘玉森拿来一张新的四合院图纸给陈、辛二人看。我说盖四合院是不是简单得多？刘玉森说和盖个楼一样，各个关口都得跑，一点不能有差错。景山东街那边，他们开发的一个四合院本来是想保留的，可有的华侨就是喜欢买四合院。
北京的一个个旧四合院，如同一个个孕育今天的胎盘。今天是从过去的经络里生长起来的。堂堂京华房产有限公司的经理陈腊生，过去是常州附近农民的孩子。十一岁时村里每户派人给日本鬼子修碉堡。他也给拉去了。十六岁到上海做学徒工。两年后解放军进上海坐在马路上，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兵。只知道跟着上海人一起买咸菜、买咸鱼的防兵荒马乱。后来一边当学徒工一边识宇、上小学。然后考工农速成中学，再考进同济大学建筑系。正好赶上大跃进，大家唱着杨呀杨柳青呀，停课到地里拣废铁，又在地里炼钢。然后迎接困难时期，学校食堂把米先炒一炒，再用开水煮，这样米涨得大大的，可以让学生当场“吃饱”。
吃“饱”了的人很有信心地唱：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再往后，就是唱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往后到没有后路了，才明白我们处在初级阶段，那就是说，是个小孩儿。小孩吵架时常常说谁怕谁。小孩懂事了就知道好好学习。京华房产公司刚成立时，陈腊生连合资企业得找谁也不知道。在办事过程中他才一家家地认了门儿：市经贸委、外贸处、商检局、会计事务所、侨办、外资服务中心等等。如今市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再成立哪家合资企业，新企业的中方人士就得找京华人了解规则、税收等等，还有：找谁。
陈腊生说京华的文件都是辛伟民起草的。辛伟民说，连标点符号陈腊生都改过来了。说他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工作？他六岁到上海，进大世界游乐场看哈哈境。一看自己在哈哈镜里变成了怪物，吓得转身就逃。上小学后唱的歌，印象最深的是《长大要把农民当》，后来果然插队十年。那时他看到一些商店把“商”字一律贴掉，只剩一个“店”字。一九八七年他调到京华当办事员。如果不是到了京华，或者说如果不是今天派生出京华，辛伟民不可能有现在的这个感觉，这个体会，这个眼界。今天赐予他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工作？他说得飞扬起来，我看到他的双眉如大雁在那海阔天空般的前额展翅高飞。
我在他们的办公室翻到辛伟民起草的《关于京华房产有限公坷外方出资期限合同补充协议的请示》、《关于京华房产有限公司修改中外双方出资比例的协议》、《关干京华房产有限公司拟在港设立房地产经营机构的报告》、……这些文我不明白，我看得明明白白的是辛伟民时不时地在吃什么药片，咀嚼着，很好吃的，吃得我都想吃了。我说你吃什么药？他说嗓子不好。陈腊生笑道：市房产总公司明天要举办文艺演出，辛伟民要唱京剧。
我又想起京华有点不惜工本地为员工修建的卡拉OK厅，谁都可以登台表演。事实上谁都需要展现自我。不让展现、不让发展、偏要挺着脖梗髙唱谁怕谁的过去，如同陈旧变色得令人生厌的一页。对，辛伟民，为了明天的歌唱不跑调。我们来把嗓子清清好。
七十年代，有同学从外地来，我陪他去了次颐和园。之后再没去过。人在北京，觉得随时可以去的，也就随时没有去。上月与友人驱车去颐和园开会，友人忽想认真地方便一下，说正巧近处有他岳母家，邀我到岳母家客厅坐下，耐心等他。我没头没脑地与有头有脸的岳母岳父对坐，说些什么好？我说今天我们去颐和园。岳母岳父说他们离休后常去颐和园，前几天看到颐和园景明楼里正在布置石头展览。
石头？对于我，一个石展比一个颐和园更有吸引力。总是石头与我有缘，否则我怎么会偶得这个信息？否则友人怎么突然就想找一个可以痛快淋漓的去处？否则怎么正巧眼前就出现了岳母家？好像神话中，眼前突然出现一所房屋，仙人变成岳母岳父来指点我来面授机宜。
一到颐和园，我对初次见面的园中人士开口就说能不能去看石展？他说还没布置好，过些日子邀我去。
过些日子，七月十四日，高温三十五度。早上六七点钟，太阳就大亮着给我脸色看。但是，在大太阳的后边有石头在等我。我便如童话中的勇士，穿过九十九道火焰山也要投向那属于我的地方。
到了颐和园的景明楼，说是运石时这里的门窗只好拆卸掉。譬如一块乾隆玉石，就重两吨。这方黄玉翡翠石，当年是乾隆的宠物，后来外流英国。一八八六年，一位中国的石痴专程奔赴英伦，达成交易，为此石赎了身，带到台湾家中。黄玉石重返家园，享尽恩宠。
这位石痴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叫张荣光。一九〇三年，张荣光的爷爷在广西捡到一石，恰似一羊头，运回台湾。三十年后，张荣光的父亲在广西捡到一石，说不上像什么，只是觉得必须带冋自己家中。又过了多少年，有一次张荣光整理诸石，随手将羊头放在那块说不上是什么的石头上。偶然回头，却见有活物显形，那不是一只羊？爷爷和父亲相隔三十年抱回的两块石，竟是一只羊的头和身子。一石呼唤另一石，生命的这一半呼唤那一半。
张家六代人，遍寻五大洲奇石，小的不到一斤，大的二十多吨。八十年代中，李光耀为他在新加坡盖一所奇石博物馆，邀他全家移居狮城。然而当他终于第一次坐飞机在北京降落时，正是黄昏，满天晚霞升腾着温暖的乡情。他想着这就是故乡，故乡，想着此情此景怎么这么熟悉？对了，好像他新加坡家中有一方石，自然生成这晚霞人家的景致。回到新加坡家中翻找，果然有一长方扁石，与他第一次看到感觉到的北京一模一样。这方石本来淹没在他家万多块石中，如今身价陡增，寄托了张荣光对故园的思念。
张荣光终于带了千多块石来到颐和园展出。可惜建于乾隆年间、复建于一九九二年的景明楼，虽则华美壮观，只挤得下四百件石头。奇石或如流水或如高山或如重雾或如积雪或如秋雨或如春色或如长城或如昆仑或如女娲补天或如嫦娥奔月或如神龙过江或如贵妃出浴或如十二生肖，或如一个“怫”字。一组岁寒三友，一方“松”，是一九〇八年在山东收藏的；一方“竹”，是一八八八年在日本收藏的；一方“梅”，是一八一七年在河南收藏的。一组《飞碟，一九八七，南洋》和《外星人，一九八六，泰国》等，又给人一种现代感和空间感。尤有一方石叫“虎，虎，虎”。石上方有一螺旋桨飞机，有呼呼呼的炸弹往下掉，有刷刷刷的炮弹往上射。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就用这样的飞机。偷袭珍珠港的代号叫“虎，虎，虎”。叫“虎，虎，虎”的石头炸弹震响，炮弹开花，要人们铭记这人性泯灭惨不忍睹的一页。
石通人性。一方起名叫“科学家”的石，本来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张荣光为他戴上一副眼镜，立刻如一位神情深邃的科学家。又一对石叫“金婚”，一方是绾着发鬌的老太太，有一种尽阅人间后的超然和幽默；紧挨着她的一方似瘪嘴老头，有一种饱经沧桑后的活神仙的悠然和自得。谁看到这对金婚夫妇，都会张着嘴儍笑，笑了再看，看了再笑，觉得金婚原来比初恋更有意趣。
有些石一眼能看出明显的图案。“嫦娥奔月”石，有一轮叫月，有向月奔去的古典女子，一九〇六，在日本收藏、这种石，最能获得观者的惊叹，但是还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展出的四百方石、更多的是似这又似那，似是而又非，耐人琢磨，随人想象，千变万幻，时出新意。画家画不出，摄影家拍不到，智者解释不了。不不，毋需解释，毋需全懂、因为石们本身那么丰富，这是一门无法穷尽的功课，天存而世无。
还有一组组明明白白显示文字的石。一组英文二十六个字母一组阿拉伯数字，一组日本片假名。分别是一八五六收齐，一八五八年收齐，一八五九三年收齐，一八五八，一九六六年收齐，都积聚了一百来年的辛苦。石头的收集地，有美国、加拿大、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缅甸等等，允其有大陆各省。有一只石钟，上边有十二块显示着十二的小石块。张荣光称这只嘀嗒走动的石钟为天下第一钟。找到有十二个数字的石已是千难万难。还要大体差不多大小，这天下，还会有第二只吗？
越是奇石，越可能长在悬崖峭壁。要取，取不来；要走，走不开既然看到了，怎样也要把它清进自家，和那一万来块的孖家族团聚。因为爱石，舍财舍命都是平常的故事。有一次张荣光从另一石迷处买回一石。那石迷事后反悔找来，要用加倍的钱买回。说否则他会生病的。张荣光说石既已迁注自己家。便是家中成员，送走家人，如割心、头肉，他也会病的。这石要是闪我…那儿子也可卖了。儿子卖了还可再生一个，荦到你家我也可去看望，儿子也可回来探望。石头都是独一无二的，卖到你家我就再也见不到了。
张荣光那个万名成员的石家族，每一块都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每到过年，他摆七似鸡似鸭似鱼似肉似蛋的各种石，作为供品，拜石祈祷。石与人应，拜石者也终如一方朴拙的石，自然而灵性而笃诚。他说石耐看，人不一定耐看。石越肴越有看头越可以引起各种奇趣奇想。人嘛，太细看了就不一定好看了。
不是很多人都具有能接受他的语言符号的频遒。误会包裹着他。如同一个又丑又俗的襁褓包襄着一个挥着小拳头、蹬着小腿夸张地大哭大叫的赤裸的婴儿。其实，婴儿的这种表达方式，只是希望别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认识他是一个偶然。他一开口使我感到愕然。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珲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辨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他说这是恩格斯的话，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过的。他叫我随便打开恩格斯给施密特的信或是别的群—篇，叫我随便起个头他便可背诵下去。
我还来不及找到书打开书，他又随手在纸上写字了。笔画是从上至下、从下到上、从右往左、从沒及甘全方位转圈儿怎么写怎么是。即兴写下一副对联，字字双勾，标准行书体。放下笔，他来个杂耍：他的左胳臂从外往里转圈儿，同时右腿反方向从里往外转圏儿。上下两个圆围平行地逆向地转个不停。他说这么样你会吗。我手转圈脚不会转圈脚转圏手不会转圈手脚乱划一气。他宽容地笑仁慈地笑。他说他是梁山好汉的现实显现。后来我在他家中看到一把丈八方天画戟，倒像水泊梁山的遗物。
他突然扬起长长的胳臂，悚慨激越地朗诵起来，那架势，如同他一人站在地球之類一一
天山雪顶下，万壑草不生。戈壁沙野阔，古来有行踪。丝绸知路远，险境骇人听。瀚海八百里，我曾一步行。
我问六七十年代他是怎么跑出新疆农场穿越戈壁无人区孤身只影走回北京的，他说农场那一丈高的红柳墙他一跃而过。说着他一抬腿踢到吊灯上。“恕小弟放肆。小弟是前朝君子落到今日了。”
这位前朝君子是十年前落到北京画坛上的。一九八〇年三月的一天，北京书画界的一次盛会，参加会的人著名到彼此都知其名知其著，不过主持人还是不胜荣幸之至地把每一个响亮的名字介绍一遍。大家为每一个名字撤上郑重而精致的掌声。“大家狰一諍！”一个激扬而凝重的声音响起，把会场猛然收住，收口就在这个四十来岁的陌生人身上。他说今天还特意请来了肖墅肖先生，大家欢迎！大家鼓掌！
大家鼓起了欢迎的掌声。鼓着掌，大家又显而易见地在用目光寻找这位肖先生：这么著名的肖先生，我怎么不知道？
“我就是肖墅肖先生。”就是那个激扬而凝重的声音，就是那个把全场猛然收住的陌生人自己？他几步走到画案旁不请自来地挥洒作画。
十年后，一九九〇年三月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及这件事。他说他从新疆走回北京，谁知道他。“谁介绍我也。”他就这样在拥挤的画坛上亮出来了。他说他一出现，灯泡就憋了一一一供电局拉总闸，全黑，只有他是亮的。说着他哈哈哈哈仰天大笑，笑得大张着长长的两臂，笑得人虽然坐着两腿全弓了起来抬了起来。
好像肖墅的名气有多大，关于肖墅的狂傲的传闻就有多大。肖墅说他可不愿在庸人前出众，否则就比庸人还庸人。他说他其实是一个理智的存在，健全，健康，像三十岁。
他站起身告辞，要返回一个朋友家。他把牙忘那儿了一一他的假牙。
说着他又掉转身来，说我家的茶太好。他从桌上拿起一一把改锥当筷子，把杯中绿叶当饭粒一样扒拉进嘴里。然后汪洋恣肆如一个療僧，脚踏流云地去了。
我拿起他背诵恩格斯给施密特的信时随意画的两幅墨竹。潇洒、清俊、超拔，集名家之长而尽洒肖墅之才情。一幅的题款一一竹本无心，节外偏生枝。
又一幅的题款是一一不疏亦不密，干直而独立。虚心以待人，有节尽知己。
肖墅一来，我觉得他怎么老了一些。眼角有点儿垂，少了一只门牙，讲话嘶嘶地露风。他是去我家对面楼里一个画家那儿，顺便来小坐。今天他的情绪似有落差，越发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空灵感。他好像在说他人的离婚问题。语言似在空间轨道上飘行，我难以一一捕捉到。好像是说女方本来要离，后来不离了。反正他结婚只结这一次，如果离婚也只离这一次。
那么，他说的是他自己？我只知道他是从新疆走回北京之后才结的这一次婚。好像，也才五六年。听说有一次他与妻路过一个地基坑，两米来深。他让妻站坑边看，他一个跟头转体三百六十度翻到了坑底，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他和妻子的全部了。
他依然像个来去无踪的空灵道人。但我看得出他在用淡的语言去兑去冲去稀释那深褐色的苦痛。我不便多问，他也无心多坐。我说怎么这就去了，他说他一两天没洗脚了怕有味。他嘶嘶嘶地。我说为什么不去镶上这只门牙，他不以为意地一笑。
几天后我从画界听说肖先生在街上见三个小青年欺负一老妪，上前责问，遂一人与三人开打。只三个动作就叫那三人趴下。手撂倒一个，膝盖顶上第二个的小腹，第三个动作已经坐在第三个人的肋上了。他自己嘛，付出了一只门牙的代价。
后来我见到了肖先生的妻子。她说刚为热水器吵架。肖墅说不买，说要不是她，他什么都不要，冰箱也不要、只要一张画桌。躺在地下就睡觉，站起来就画画。妻要把新居弄好点，家里来人多。他说是来看我房子还是来看我人？那你衣脤往哪放？冬天有一身穿行了。那秋天呢？都扔了，到冬天再买。他倒好，有时在地上画画，一甩画笔，床单上都是墨点。早晨起来饭也不吃，只咔嚓咔嚓咬苹果。他说他是从花果山上下来的。
他俩是一九八三年在一个笔会上认识的。你叫什么？赵磊。你叫什么？肖墅。未婚的肖墅与离婚的赵磊第二次见面时，肖墅问赵磊为什么不再结婚？进而说：你看我怎么样？
赵磊是个上海人，白的肤，黑的眉，朱的唇。眉眼紧紧挨着玉琢的鼻梁，看得出这个纤巧的人儿给生活无情地挤压过。再要结婚自然不敢轻易迈出这一步。“哪怕是猪八戒。只要人好。”她说。
半年后赵磊与好人肖墅结婚了。岂止是好，而且是一个真正的男性：才气，志气，骨气，阳刚气。但是他一个人阳刚惯厂，赵磊觉着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一边作画一边对赵磊讲画，手舞起來墨点溅到她新买的任伯年画册上。她用宣纸细细地擦墨迹。刚才那么孜孜讲画的肖墅突然气急地说：我跟你讲课的时候你怎么去擦墨迹？我不擦这墨迹怎么办？擦一下不就一秒钟嘛。你应该等我讲完了再擦。你这样不尊重人！你那么起急干吗？我说活你不听我把这画都撕了！
肖墅跳脚。双脚一起跺，好像跺开了两个闸门，赵磊的双眼哗哗地流着泪水。第二天肖墅冲她一乐，说你生气累心不累心呢？特憨厚特没审儿人特逗特傻。赵磊的嘴无论怎怍想嘁起来到底还是噙开厂你这人拿你真没辙叫人干生气，闹性子闹着玩儿都小孩儿似的可乐。
准跟他过一个月都过不了。她说。他骑车也跟小小子似的。叫人直担心。肖墅，别忘了你五十来岁了不能跟小小子似的，什么你都说没够儿。咳、不就一死嘛。人反正早晚得死。
肖墅遇到性分相投、相悦以解的便诗兴与酒兴共增，忘情之间也忘了曾经结过婚，已经有了家，家中有一个妻子，妻子正等他回家。他又如云游四方的癫僧那般，放浪不羁。终于赵磊晶莹的泪滴化了他那其实连大戈壁的烈日也没能烤干烤硬的心。从此纵然狂风暴雨，每晚必定向妻报到。肖墅独自在深夜空寂的街上向家里驰去。反正夜深无人，不妨亮开嗓子唱上段京戏。狂风，汪阅如何之大，也只能在林立的楼房间穿行，在有限的衍道上疾驰。这风只能吓唬没有去过戈壁滩的人。戈壁滩的狂风刮起的是整个戈壁滩，刮不动的是他肖墅。啊，痛快！啊，啊，啊！肖墅像发狂的狮子在野生森林中狂吼。他背着手，舞着手，不扶车把。他不是在骑车，他是在踩动两只风火轮，风风火火叫叫嚷嚷回家转。不管多迟总归是晚间乖乖地回到了家里。好比野生动物经过人工饲养调理终于生活有了一个大体的秩序。
有一天晚上他说：赵磊，我不舒服。那样儿，小孩儿似的。可爱极了。问他怎么了。他说肚子痛，可能临睡前吃糖妙栗子吃撑了。
没有想到肖墅的家这么简，这么陋，然而又这么超拔脱俗。几乎与一面墙那么长的一块横匾，或者说，是一个木制空框。肖先生说这是空矿无心，天地宇宙，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凡脱俗之品，必出于脱俗人之手。这天地宇宙尽得风流之横匾的主人，他的“载体”，就是这间陋室。一只二十瓦的日光灯下，电视机蓬头垢面的什么都不盖。我说像这样电视机容易坏。他说坏了他自己修。门的上方用木、板搭出一个吊柜，放着一只一般人早就扔掉的老式旧木箱。老掉牙的小铁床旁，放着一把扫帚。床上一条薄被一件军大衣。窗外阳台上，竖着一根方天画戟。墙上有他画的一幅《雅室秋情图》。
我想起他的一幅一天半画就的十四米长的画，画中有三头气韵极为生动的骆驼。其中两头不胜负荷地互相挟持着、较着劲儿地奔跑。另一头清清淡淡地独自前行。画幅下方有跋语：一驼名，二驼利，三驼一身聪明气。肖墅说你看，这一只骆驼清清爽爽地活在这个世界七。我难过起来。
尽管我知道如今他不可小视的经济实力结结实实地印证着著名画家肖墅在海内外的影响，尽管我看到他画案：的盆里瓶里塞着、摞着、卷着的大票面人民币，我还是难过起来。
肖墅雄赳赳地说本人不爱过日子，就爱过生活。然而，我只望着他那依着旧铁床的扫帚。我痴愣之时，就听肖墅说他有时没出被窝诗就几首。扫扫地，又是两首。心之官则思。好比大布袋不装米，怎么能站住？人脑袋不装知识，又怎么能站立在这个世界上？他每到凌晨两点，起床抽烟、思索。清晨起来追记笔记，写诗。他认为情在格外，所以写诗而不愿受格律之约束。他说话间常常背诵他刚写的诗句。我只记得他写北戴河的几句：立秋方五日、乘车赴东海观潮虎卧石凭临碣石台闭目听海语声如兵马来浪激石崖碎杜士惊眸开一望波万顷忽觉天地矮侠胆抒猿臂擎天意自裁。
我说他天地皆成文章。他说他扫地特别认真，先泼上水，再把旮旯都扫了。
我想他一直生活在被误会中，人家认为认识了他其实又处在一个误会的死区。他说他是有平常心的平常人。随即脱口吟诗——
不要把自己当作珍珠
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捏成泥巴吧
让大众把自己踏成一条平坦的路
事隔四个月。四月十四日傍晚，他来我家。他从来没在我家吃过饭。他每次离家上别处前，总是往肚子里灌满了水和锒食，然后便可像骆驼那样不吃不喝了。只这一次，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一块馒头。我想他不到饿急了都不会开口。果然，他胃都痛了。我和我丈夫吃饭是没有“袼律”，真正自由体的。家中有牛奶、面包、方便面。我丈夫说快煮奶，肖墅说他不喝的。我丈夫说下方便面，肖墅说不要放进方便面里的作料，怕有荤味儿。我烧方便面，煮鸡蛋。怕他饿，先递给他一只长长的法式面包，北京人称“法棍”的。肖墅并不动手掰面包。我拿过来给他掰。他说他怕掰断了，出什么事儿。
然后端上煮鸡蛋。他说不吃。早上吃过一只了。我说我们早上也吃了，现在还吃。
我说他脸色发黑。他说被人骗了，不过他一直是这个脸色。肖墅以豪侠之心真诚待人，唯其真诚就可能受骗。真诚的面越博大，受骗的概率可能越高。我说肖先生你交往人也要注意。不过我知道他的真诚不会因为被狠心地骗过一次就减少一点。
他说他不会再受骗了，他垂下头垂下眼。就在这个瞬间，他的皱纹退去了。缺牙看不见了，眼里的沧桑眉间的坚毅都不见了。只看到他微微鼓起的腮和微微嘟起的嘴。他原来满脸的孩子气。只是经过戈壁的“砂洗”和“石磨”，他就像砂洗、石磨的牛仔布那样粗犷而坚硬而耐穿耐磨了。所以他的阃在苍劲浩渺汪洋恣肆中透着真趣。
他的大眼睛变得明澈而善良，他说他觉得我和我丈夫这样辛苦地工作安静地生活很好。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很快就不会误会他，因为实际上这位“梁山好汉的现实显现”所希求的，也和我这个凡俗之人一样，不过是辛苦地工作和安静地生活。
佛光
当各沖摄象机和照相机的灯光一起射向他的时候，当他浑身披挂着灯光加眼光的时候，当他在光圈中闪耀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着他成功后面的悲苦。你的微笑不是甜的，是苦的，是不是？我问他。
他本来具有一个多么热情、活跃、不安分、不满足、有破坏力更具有创造力的生命。这个生命要发光，要燃烧，要重彩点出斑驳、璀璨、变幻的人生，要活泼泼地挥洒他的生命的汗水，如泼墨山水一样泼出他的源源的生命之汁。他透心透肺地笑的时候，喷红着像个新生儿。他生来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偏要他谙，于是他懵懂了，黯淡了，失神了，失真了，像一部披着灰尘的历史……
他小时候，娘用一月二十一元的工资喂养他和三个弟妹。一张床上挤着十条腿。他上小学后，非常得意地告诉娘，说他会箅术了：我家顿顿喝稀粥。一天吃三顿粥，连着吃七天，就是吃了二十一顿粥。对吧娘？
他父亲原在国民党蒙藏委员会任事，一九五五年坐牢，一九七五年政府特赦时获释，备受关照，到处参观访问，有关方面打招吖，哪个也不准说老杨是国民党反革命。然而老杨的儿子杨玉琪从小就知道自己比不上别的孩子，只有学习能比别人强。一九五四年他七岁的时候，苏联国家元首伏洛希罗夫访问中国，我国少年儿童送礼物给苏联小朋友。孩子们的画一层层送上去，最后被入选的是一幅松树画。江苏泰州全市少年儿童开大会，把这幅画像锦旗般地挂起来。因为画的作者是泰州小朋友杨玉琪。到一九五六年梅兰芳返故乡泰州访问，全市小朋友夹道欢迎。小玉琪在第一排，朦胧中觉得梅兰芳这样才是个人物。他小手拍得也不感觉痛。他只感觉着一种并不清晰的顿悟，一种浑沌初开的庄严伟大感。
就是想紙
人类释放能力的欲求是与生俱来的。杨玉琪童年时的欲求是一纸。街上浆糊干裂吹落地上的宣传画，他捡起裁去粘着浆糊的部分，剩下的就可以画画。学校用旧变黄折叠处断开的地图，他裁成小块画画。街头小商店里一分钱一张的纸，对于他这个天天捡菜帮子的孩子，近乎是奢侈品了。他把他课本上的空白边都画满了画，连两段课文之间的那一点空白处也高密度地住满了他笔下的人物。他再没有一星一点的纸吋以画画了。然而他的画停不下来。他再也不会笑，就是想纸。这天娘突然给了他八角钱。八角！他想这是他平生最富有的一天了。他真是太富有了！八角钱可以买八十张一分一张的纸！他一路狂奔。他简直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怎么会一下子有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的纸！过了很久他发现娘那件结婚时穿的蓝上衣、逢年过节都要穿一下的，怎么老不见娘穿了？问娘。她说她把那件衣脤卖了八角钱。
凌云堂
一九六〇年他在泰州画像店里看到几幅很好的画。一打听，是请一位叫冯天培的老先生画的，挂这里撑门面。杨玉琪找到冯先生家。冯先生说你这孩子胆子不小，没人介绍自己来了。杨玉琪说他太想找老师了，什么也不管了。冯先生看杨玉琪画夹里的画，不错不错，他说。他进里屋拿出两本十六开的风景画，讲画的基础知识。两本画册七八十幅画。杨玉琪从来没见过正儿八经的画册。他真不知他捧着的是什么样的至宝！居然冯先生让他带回家慢馒看。他捧着画册走出门来，怀着一种神圣感！他有老师了！从现在开始，上路了。这两本画册就是他前边的路。他要把这两本画全印到他脑子里。他也想表现一下自己，让冯先生知道他实在是真正要学画的。他要给冯先生一种信任感。这一周里，他几乎夜夜不睡。一周后他上冯先生家还画册。借的时候是二册，还的时候是四册一他用铅画纸把每一幅画都临摹下来了。每一幅画下也标着页码，只不过没有装订。
冯天培那孤寂的心从此向杨玉琪打开了。他家那一间屋用齐屋顶高的框子隔成里外间。柜子门都朝里间。外间只一张方桌两把椅子。里间除了床全是到顶的柜。柜里是冯天培积攒一生的画册、印谱乃至单篇的画页。每和杨玉琪谈起不管哪个朝代、哪种风格的哪个画家，他搬只凳子进里屋。杨玉琪估计里屋除了柜子和床，顶多放只马桶。他听见冯先生爬上凳子摸黑沙沙沙地一会儿就拿出一本《张书旅画集》或是张善孖、张大千兄弟画的山君真相。从来没有拿错过。沙沙沙的声音像老鼠，然而这声音从那黑暗而神秘而无奇不有而无比绚烂的屋子传来，对杨玉琪是太具诱惑力太令人神往令人陶醉令人按捺不住了。
冯天培，清癯、黄白如骷髅的睑。祜枝般的手指，皮里的骨骼一节一节可以看得出。走路如幽灵飘忽，了无声响。说话声音黯哑如气声，稍一激动就气急。瘦而不驼，体轻而精神有分量。从不咄咄道人，但超然之气、傲然之气如仙风道骨！解放前在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在南京最大的商场挂牌刻金石图章，斋号叫凌云堂。刻的章如艺术品。解放后回泰州当中学美术老师，一九五七年他被扛成右派后，辞职不干了。虽然他四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在工作，月薪二十多元，妻子的月薪也是二十多元。冯先生写就篆书：“凌云堂”三个字装在家中的镜框里。收集了几百种蝴蝶开始画百蝶图。又编了好几本《凌云堂集印》。自己集来印章，自己为印，自己装订，自己看。先生用他那祜枝般的手捧着那沉甸甸的集印，说他想有所作为。只是想，而没有可能。像他这样的人哪有出书的权利？于是杨玉琪明白一个人一旦立志追求，再难再难也要终生不渝。后来人们说冯先生是饿死的，瘦死的，闷死的。杨玉琪明白先生忧郎而死也不是因为心死，而是因为凌云之志不得实现，虽然他从未听到过先生任何一句怀才不遇一类的埋怨，虽然他知道先生至死心也没死。
当时的杨玉琪从来没有想到先生会死。总以为先生会一直这么教他下去。一九六三年的一天他听说冯先生去世了。他拔腿就往先生家跑。先生家里成了灵堂。先生头朝南脚冲北地躺着。苍天塌陷了，躺倒了。杨玉琪扑通跪下，大哭着磕着。叩击大地，叩问大地！有谁在说，昨夜冯先生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说借给玉琪的画册，不准家人向他去要，留给他作个纪念。玉琪大哭着磕头。
越往后，人本身的价值越来越贬值，“出身”越来越增值。杨玉琪因为“出身”，小学毕业后只能入民办初中。初中毕业后不能入高中。到一九六三年他决心要考大学，先在泰州参加了一次高中课程的考试。经市文化局考核盖章承认同等学历。娘说你这种出身，学校怎么会录取？他说他能考上。他退休的姑夫把手表借给了他，说有块表考试好掌握时间。他到上海上了公共汽车，一路上只用戴表的那只手拉汽车上方的横杠。因为别人拉横杠的手腕上都有表，因为他老想看看自己手上这块表。真是体面极了光彩极了。
当他极体面极光彩地站在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招考老师的面前，接受他们目光的审核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那么瘦小，穿得那么不体面，而且自己的模样可能一下就给人看出是上海很有些人认为的不光彩的江北人，这种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地域偏见！这已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上千报考的考生中只能录取二十人。老师很想卡掉一些考生。杨玉琪只带了水彩画，不知道还要带上速写。他恳求老师让自己报个名，老师说不带速写就是不能报名。杨玉琪一急，把背着的画夹拉到身前，从画夹里扯出一张纸，嚓嚓嚓几秒钟画厂考场人头济济的场面。的确是一分钟都没用了。用这么流畅的线条画出了活脱脱的考生！在场的考生把他围上了。老师也一个个站起来看他的画。一举震了考场。他不仅拿到了准考证，老师还把他的准考证号码记在一个本子上。他知道这是好事，是格外重视他这个考生。虽然他是江北人，是穿得那么破旧的江北人。这些教授真好！当时他以为凡在大学教书的全是大学教授。
当晚在考生住的楼里，他在楼梯下搭的地铺那儿，形成了一个中心。大家争看他的画。离考试还有两天，大家结伙去西郊公园写生。杨玉琪初到上海，第一件大事是想画熊猫。两个考生紧随着他，一个非要帮他拎包，一个非要为他端着一杯画水彩画的水。他无论怎样也没有办法叫他们不拎或是不端。他飞快地画下一只熊猫，然后把这幅水彩画用水一冲，熊猫变得毛茸茸的，不摸都能感觉着这种手感。考生们尊称他为熊猫画家。哦，他成了画家了！很多考生送他照片，都写上：送给熊猫画家。风头出足。到考试时，临考老师走到他桌边，敲敲他的桌子说，你不要紧张，慢慢画，你不受考试时间限制。考生们当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一个一定要录取的佼佼者幸运儿。
两天后初榜公布，名单上没有熊猫画家的名字。杨玉琪到底没被录取。
考生们哗然了，像这样突出的考生不录取是为什么？他们到接待部门要求回答。回答涉及种种原因，其中有一条，要考虑政治因素。
明白了。对杨玉琪来说，就是主要考虑政治因素了。像他这样生来带着“政治因素”的人只能是高等学府的叼外汉。一个梦，软弱就走不下去，就将失去自我，就将在这个世界上了无痕迹。
他这个十九岁的“反革命子弟”被关押、吊打九天后放了出来。他如同从炼狱重返地面。既然已经死过一回，生死也就置之度外。身上吊的、跪的、被打的、被勒的伤痕复伤痕，再加多少心灵的伤痕，也不过如是了。他觉得地狱虽有十八层，他是下过十九层了。现在哪怕回到十八层，也很好破灭了。那是他的一个最辉煌、最隆重的梦。他躺在楼梯下的地铺上，两三天不吃饭。考生们纷纷下来劝慰。
他回泰州后的第一件事，是把他从来不准弟妹碰的纸和颜色全部送掉。他送掉的是照耀着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梦。朋友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也不需要别人明白。他从小埋下的孤独感，如今渗遍了他的全身。他已无所寻无所觅，他觉得他开始养老了，时年卜七岁。
他“养老”不久又开始画画。他不承认这是画画，他说涂涂玩玩的，也无非在寻找心理上的托词。直至“文革”开始，抄家时烧尽他一张一张积累起来的万多张画页和他自己所有的作品。他青少年时代的画一无痕迹厂。他今天回想起来，他在人生路上稍息了，他的心灵平静到近乎麻木，从此他反而可以屏除尘念静心画画。这种经过磨难的超脱，屏弃了乖巧甜滑小智小技。苦难是一种积蓄，一种不断给他的艺术生命补充养分的积蓄。尊崇人类的苦难吧。
他们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如同一级级楼梯的断裂、塌落，活活地压迫着、掩埋着、窒息着杨玉琪这个不安分的生命。
他觉得水彩画终究欠深沉。从此改行习花鸟画。他想法找来旧的美术书刊，裁开，剪断。每天到厂里劳动时藏几张在身上。万一被人查出只说地上捡的。上厕听时能读一点是一点。被人撞上只说这是手纸。他每天画画的高峰期在半夜到凌晨。当此之时，人们都进入梦乡了，他感觉中好似进入一个空旷的大厅，讲话都有回声。世界有多大，这大厅就有多大。这厅里、这世上只有他。他旁若无人，或者这世上本来就前无古人，除了大自然就是他。他的笔只听他的使唤，他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他的笔需要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光华。他想尽办法左踏遍名山大川。听说雪天峨嵋山的金顶，偶有佛光的显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他爬了六十里山路上到峨嵋山的洗象池，找个庙宇借宿。庙内空洞阴森，空无一人。当晚玉琪娘和玉琪所有的亲人朋友三十来个，一个个来和玉琪言别。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一起来看我？杨玉琪这一问，他们一个都不见了。是不是娘来托梦告别了？这梦分明是告诉他这山是上得去出不来的。从洗象池到山顶的三十里山路，都是半米厚的雪。认不出路，辨不出坑。悬崖边上都堆着雪，叫你看不准就—脚踩空。如果命定今天他气数将尽，那他更要去看佛光、画佛光。上山走是走不了的，每走一步不知那雪的下边是人间还是地狱。只能爬。爬的时候他得“鼠目寸光”，只想眼前几秒钟内的事：这一步不要滑下去，踩实了。也许他一生的一步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就是比常人多花十倍百倍的代价？
上了金顶，正是下午两三点钟佛光显现的时分。天，蓝得不能更蓝，蓝得简直像假的。这个山头和对面那个山头之间有云海。一阵阵清风把云海一层层吹起，飘起一幅幅轻纱般的淡雾或淡雾般的轻纱。就在这淡淡雾轻轻纱上，突然显现一个七彩的光圈，很大很大的光圈。茫茫云海翻动着，向这个七彩佛光顶礼膜拜。佛光里有一个人头像，戴着鸭舌帽。这个戴着鸭舌帽的“佛”，不就是他杨玉琪吗？他虽死不辞地来画佛光，结果画进了他自己。佛的昭示竟是人本身。
一九八四年，三十八岁的杨玉琪终于进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进修。他看看同班的同学，大都二三十岁。他三十八岁上学，而十四岁的时候却当了老师。那时娘说他在家里是老大，既然没资格念高中，那就去教小学。从此他在家是老大，出门人称老杨或杨老师。现在三十八岁的货真价实的老杨坐在课堂上，觉得周围的学生这么小，自己坐在他们中间像只大河马。他每晚画到天亮，笔放下人才倒下。醒来就是中午。他端一只小脸盆上学校食堂买一盆饭，上边浇上份菜。他在这盆饭上划一道线。中午吃线这边的一半热饭，晚上吃线那边的三分之二份冷饭。到夜里画饿了，再泡上开水吃下最后那些剩饭。既然不是早晨醒来，往往也就免去了洗脸等“晨课”。但他正是在南师大老师们的肯定下，看清了自己，使他开始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他至今想起南师大的老师们，心里就涌着一股热呼呼的感情。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杨玉琪画展在南京展出。老画家亚明和当代大书法家林散之都为他题了展标，画展这天南京画界的亚明等前辈差不多都来了。前辈画家的学生们，南师大美术系的师生还有泰州市、南京市和江苏省的多方领导，更有各路记者都来了。画展挤得像庙会。挤得看画竟不能远观只能近视。一位美国教授说无论出多大价他都要买下杨玉棋的一幅《江南春雨》。杨玉琪只是不卖，不想卖，不愿卖。当各种贺词像鲜花般撒向他的时候，当各种镜头为他涂上亮色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真正为之激动的是林散之先生对他写的评语：“画是佳品，用笔用墨得传统法度，有力量，将来成大名，驾江苏之上”。林老说“驾江苏之上”？江苏画界人才荟萃，群雄鼎立。林老怎么会这么说？这张评语可不能给任何人看。至于笔者怎么窃得这张纸，这里不想披露了。
在泰州市的大力支持下，杨玉琪画展在南京结束后一周，又在泰州举行。继而在一九八八年底，香港印制、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杨玉琪画集》发行了。杨玉琪的画已经遍及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二十多个国家。他这个名字正式载入《中国当代国画家辞典》，人们不再记得他只是江苏泰州市包装公司的一个美术设计师。你看看他的画集，那种传统基础上的反传统，那沖一反文人画的令人感奋的力度和气韵，那种抓住自然界瞬间变化达到的浑化无迹的强烈的艺术效果，那种有些无所不用其极的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尤其是他那种自身经历过大痛苦、牢记着苍生的疾苦、而奋力去承受生命的盛衰去拥抱世界的大气魄、大胸怀。这是只有少数幸运的、更是不幸的大艺术家才具有的生命意识。我看着吴作人、廖静文题的《杨玉琪画集》，看着蔡若虹在画集前边作的很见精神的序，这本画集对于杨玉琪，确实是一个漂亮的句号一一不，是间歇号。
但是杨玉琪一点看不上已有的成绩，他一点高兴不起来，他感到索然无味。他的心如新的荒野。他苦闷、怅茫、困惑、焦躁不安，除非他分娩一个新的高度。他最怕听到别人说：现在你是名人了。这种不理解使他感到孤独。他已经四十三岁了！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他要来不及了！他要探索，要探索。他能画到他的画集那水平，一步一艰辛如同登峨嵋山；他要抛开自己达到新的高度，更要经受登天之难。
他不笑的时候，是沉郁的，看起来可不止四十三岁。他笑得快活时，像十三四岁，乃至像三四岁。毕竟他把沉重的过去翻过去了。他十四岁开始人称老杨、杨老师，从来没被人称过小杨。大概因为惯于装大人加之惯于夹起尾巴做人？步入中年后开始倒插进孩提状态。他鼓起两颊喷红地笑着，我想，他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抑或他现在就是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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