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香港箅不箅出国？香港不是外国，然而深圳与香港间有海关，过关要填出境卡。罗湖海关一侧有很大的传呼机广告：越界传呼。香港与深圳的传呼声多了，界线就快超越了。
正是周末，罗湖桥上铺满了等候过关的人。忽然想，要是把罗湖桥改成长长的自动传送带，人往上一站不用走动，直接传进香港，多好。或者叫越界传送？
一到香港，又见香港这边的人群像倾城而出的马拉松赛跑似 地奔向罗湖桥。周末，到底是香港去深圳的人多，还是深圳去香港的人多？
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我说，还是建一个深圳香港直通快递双向自动传送带，现在赶紧写可行性报告，立项，招标，承建，到1997年完成这项便民措施。不过这项专利是我的。
坐上朋友的汽车。窗外的香港，是黑夜帷幕上的林立高楼。因为太林立太璀璨，反倒像舞台布景。从灯的耀眼想起港女着装的浑然，比之港人，深圳女郎的穿着更刻意，脸部承载的化妆品用量更重。社会越发展越现代，人活得越丰富越简练。
这次来港，是应香港岭南学院中文系的邀请任驻校作家。学院本说要接我，我说不用，我有朋友来接，只要记下岭南为我预订的酒店和房号即可。我怕一到某地就接风。一位男性朋友把我送到酒店，一位女性朋友在酒店大堂把我接住。我和女友走进1609房间，关上门，我笑着叫着太好了，就我们两人，无拘无束毋需应酬！我到一地，想随意，想解放，想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我用不着到七十也不会逾矩。
自由自在于我，是用来累死累活的。好像，这次是专程躲到香港闹市来写作的？
看着舒特拉
好友给我买好两场金钟院线的电彩票。她是用信用卡购票的。在家打个电话预订，这笔票钱便从卡上销掉。看电彩前把信用卡往购票机上一插，预先订好的座位票就出来了。
《钢琴》和《舒特拉的名单》都是我很知道又一直看不到的。简直想像不出《钢琴》怎么能拍得这么雍容。得有怎样的文化积累和决不浮躁的心态才能达到这至情至真至美的境界。《名单》长达三个来小时，不过这是我走出影院后好一会儿才想起来的。当时则一无感觉，完全沉浸在1943年，沉浸在纳粹的暴行中，沉浸在对舒特拉的义举的颤栗中。舒特拉冒死救下的犹太人的后代，现在有六千。这六千人的顫栗会是一场地震。这部电影实在不像是导演拍出来的，实在只像是人类悲惨史的记录。人们啊，要永志不忘人类的苦难。
看着《舒特拉的名单》，不可能不想到发生在中国的苦难，那60年代中后期的悲剧。我希望中国有人，有作家，有导演，来完成 一部像《名单》这样水平的作品，把国人“文革”十年的惨剧浓缩在两三小时里，让今天的中国人和明天的中国人记住我们曾经付出的代价，知道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
去年政协会上，谢晋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至今没有一部能够真正反映“文革”的作品。是的，是的，没有！谢晋是真正的艺术家，所以他能在拍过极好的《芙蓉镇》后还有这样的感叹。或许，正是那十年的浩劫和几十年“左”的侵蚀，我们失去了应有的文化积累。我们有的创作太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类苦难的关怀，太多地回归自我，太少地走向人类。
看完电影，去中国银行一楼看了华新集团在中国投资的展览。总经理卢铿在沈阳建夏宫、建锦绣花园，在重庆、成都又是花园锦绣，还有——反正他建得过来我记不过来。然而他极动情地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曾经饥饿过。那是60年代初，他在四川上学。他身上总带一小瓶用油炒过的盐，上课时饿得支撑不住了，打开瓶盖用手指蘸一点盐抹在舌头上。班上的同学也这样。我想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几乎都曾经饥饿过。不过大都不再记起了。像卢铿这样记得很牢的，才有很牢的发展根基。
每一个人都会记得：我曾经年轻过，但是很可能不大记得自己曾经饥饿过、苦难过。这种善忘有利于身体，不利于思想。或许聪明的中国人生就的善保健？
最做不来的事
昨天岭南学院李先生问我可有时间，我说有事。我总觉得人家邀请我来，我要做好我应做的事，譬如讲一课。但要尽量少惊扰对方。今天早上李先生又来电，问是不是上午先和学院的老师们见见谈谈。我说明天下午讲课，早一点去学院课前见一见也好。李先生说那就这样。
我高兴把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会面，三次并作一次。我可以一个人关在酒店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时候想自己支配自己也是要动点脑子的。我住的卫兰轩酒店，几位香港友人都不知道。总要问：靠近什么地方？明明说了在轩尼诗道，明明是一千五百港币一天的挺像样的酒店，偏偏都不知道。当然，是家新酒店。还当然香港酒店太多璀璨的大厦太多，又多一幢酒店，不过是又多一处街景而已。酒店的房间是蓝色和灰色和蓝灰色和灰蓝色的组合。上午在蓝色和灰色的拥融中写了两篇随笔。好像觉得在像样的房子里，人也应该是像样的。刚写完李先生还是来了。与我商定明天讲课的时间、内容，问我是不是一起去吃饭。我特明白地说讲课之前不吃饭。
我说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心态，是讲课之前没有心思正经坐下来吃饭。李先生诚厚又现代，绝不勉强别人。我们三句、两句很快把日程定下。
李先生走后，我再没有开过房门。讲课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上，从北京压到香港。实在不会讲话不会讲课，早就想准备了，可是总有文章要写，总想只写文章。事到临头了宣布一概不应酬，只准备讲课，可是一上午又只是写随笔。讲课，实在是我最不愿做最做不来的事。
岭南学院从去年开始聘请驻校作家，每年从内地请一名，酬金悦人。我想总要对得起人家的信任人家的酬金。本来最不愿做最做不来的事也要做好。李先生说去年底我在香港大学讲的那课很好，就讲那些。我也明白可以就讲那些，可是好像觉得不重新付出一些劳动不换些新内容，对不起人家似的，虽然岭南的学生又没上港大去听过我的课。
于是想到，如果内地给教师的酬金美丽动人，教师自然要克尽职守地做好教师，做不来教师的也会有人去做好教师。
早上开始电视里播六十六届奧斯卡奖颁奖典礼的实况。这是我最爱看的。然而下午要讲课，再不用功准备就没有时间了。我用煮水、冲咖啡吃面包的时间“理所当然”地看了会儿。然后就坐下 来继续准备。桌子前的墙上，是一面质地极好的镜子，正好映出身后电视机上的影像。这样，可以一边看镜中的电视一边准备。我真是最坏的学生了，一边看电视一边准备考试。
想记下一点想法的时候，眼睛也还看着镜子里的电视。每到精彩处，赶紧转过身来直接对着电视机，然后再装模作样转回桌子前。如此转来转去转了一上午，其实还不如老老实实坐在电视机前看呢。
再想想，或许人常有自欺欺人的时候？两点半，可怕的时刻来到。李先生正在大堂等着接我。李先生说去年我在港大讲课有三十来人听就很不错了。香港文学讲座的昕者很少。港大请海外某某著名作家来讲课，只有两名学生昕。讲座几近变成个别辅导。
今天在岭南讲课，听者少，讲得也箅好。然而讲文学创作讲写作体会，终究是我最不愿做的事。还包括不爱写创作谈，不愿开文学会。为什么？说不清楚也没有工夫去弄清楚也完全可以不弄清楚。
讲完这课松下一口气，晚上可以和潘先生夫妇聚会。我说你们供两个女儿在美国自费读书，负担太重。潘先生说她大女儿还领养了两个黑人孤儿，小女儿领养了一个黑人孤儿，他自己在港也领养一个。两个女儿加四个孤儿。潘先生夫妇养了六个孩子。女儿是没有收入的，打工也不赚钱，因为她们只做义工。
我与潘先生本来已熟了，就是从来没昕他讲起过他家的四名新成员。今天吃完饭潘先生把剩下的莱都打包，说最不喜欢浪费，说一百八十元就可以养一个孤儿，于是讲开了这个话题。这世界上，可以讲讲的事真不少，实在不大轮得上文学。
爱笑的港人
正看岭南学院学生的作文，港报记者来，要请我一边吃东西一边谈。我说不用，问她要不要喝水，她说不用，我也就不客气。两人干谈。我喜欢就事论事，该干什么干什么。该谈快谈，该吃再吃，该笑就笑。
电话铃响，大堂说有先生找我，才想起十二点四十分岭南学院李先生来接我去座谈。李先生见我没吃饭，说买点吃的，三明治？我说不，我可以不吃不喝，座谈完了再说。我有一次与采访对象不吃不喝地一口气谈了整十个小时。李先生说还是买份三明治。我说你放心，等你来教室接我时我肯定还活着。
今天座谈的是大三学生。个子真大。问一个前排男生，你一定比你爸爸妈妈高吧？他说：我妈只到我肩，我爸也比我矮一头。再问，都比父母髙。就是笑起来都单纯得像小学生，好像永远也长不大。
他们不需要听父母讲不要得罪老师，他们不需要讲自己也不明白的庄严大话，他们不需要在爱笑的年华去肩负忧患意识。和同龄的内地学生相比，他们就像开口就笑的大个子小孩。
李先生驱车送我回酒店。香港的车价，中档的都涨到两千港币一个月，停车场中档的十五港币一小时。港人说养车比养孩子难。人也贵了。文化提髙，年轻人喜欢去大公司任职。饭馆的侍应生不好找。晚上香港大学宴请，到我们这桌来服务的三位小姐，来自北京、东北、新疆。港大教师向我介绍如今不少侍应生是从大陆招来的。我也很快看出这几位小姐不是香港的：笑容少。又想起岭南学院那些一开口就笑得可掬的大个子小孩，想像中，如果他们来这里服务，一定笑的。
不潇洒
上午在王先生办公室。墙上是画，地上是画，书柜里有调色盘。我有他的画册，真正的不同凡俗。别人看他是老板，我看他是艺术家。他女儿的画上，有一位前辈大画家长长的题款。说到王先生因为不怕画卖不出去，所以天地不怕。说王先生若以画为业，以画为生，自有压力。但王先生业余着做，虽然出画集，虽然真画得好，不过可以此谋生，更可以此称雄，所以画来潇洒超脱。然而潇洒的前提是成功。
王先生是位很成功的老板，让人觉得生意追着他来，机遇追着他来。王先生说他做生意也是业余着做，声音轻轻的。如果光听声音不见其人，或可能以为这轻的声音是从一个单薄的身体里发出来的。然而王先生是非常地魁伟非常地举重若轻。有重的力才会运用这样轻的声。这样轻的声后必有重的力。于是想到，总是声势不足才需要虚张。也有声势很足的还是虚张，总是心态尚不足。
下午接到谭小姐？狄，特意告如今晚去AmiGo不要穿牛仔服穿旅游鞋。去年底友人请我去香港文华酒店吃法国菜前，也叮嘱我要穿裙装。大概我一年四季的运动装便装叫人不记得我是不是还会穿别的。
AmiGo是香港著、名的西餐馆。墙上的小彩画都是真迹。我问楼道拐弯处那幅水彩多少钱买来的，说是十几万。一楼有人弹钢琴，是北京皆乐学院钢琴系毕业生，在这里收入不菲，不过我有点为他可惜，觉得很年轻的在这里，难有发展了。友人说来这里的顾客口味很高，一般钢琴师来AmiGo是不合格的。也是。再说，何必一个思路一种活法要求个个都成钢琴王子？
平时来AmiGo吃正宗法国菜的，百分之九十是正宗洋人。只周末假日，洋人不愿再被西装领带架在那里，港人就多些。侍应生把餐车推到我们桌前，餐车上的食品堆放得像高高的水果蛋糕似的漂亮。侍应生一一介绍这是比利时的苦心菜，美国的芦笋，英国的龙利鱼，新西兰的羊肉，美闰的牛肉，法国的鹅肝，爱尔兰的蚝……我说哪样是中国的？龙虾，那么这顿饭得多少钱？谭小姐笑指林先生，说只有他那份菜单上是有价钱的，我们手中的菜单不写价钱，叫你吃个轻松。
好吧，我点个酥皮蚝汤和法国鹅肝，还有红酒。林先生说有一次他请内地来的人在这儿吃饭，也是要了一瓶红酒。那位先生说不喝这酒，要另一种。但瓶口已经打开，酒就不能再上另桌了。侍应生偏立即答应另换一瓶。内地先生夸这里的服务令人感动。林先生对我说，其实这瓶酒钱也结在账上了，对于到这里请客的人嘛，也不计这点酒钱了。这叫三大欢喜。
林太太说今天在这里小聚，气氛真好，可惜忘了带相机。大家说是啊是啊。正说着便有侍者变出一个一分钟相机为@我们照了两张，显影出来后送上。侍者给林先生送上账单的时候，给女宾送上一人一支鲜活的玫瑰，养在一只只精美的烫着AmiGo金字的花插里，里边有保鲜液，外边有金饰等。
在AmiGo，点点滴滴都是兢兢业业在做的。王先生潇洒的前提是大成功，AmiGo成功的前提是不潇洒。
凌晨两点睡的，六点多又醒了，大概心里有事。七点起床，冲洗自己，再冲咖啡，再吃芝士面包。百佳芝士十二片一包是十点八港币，在北京买至少要三十来元，当然包含运费等。如果我们在内地生产，价钱不就便宜了么？
认真想想，还有许多的空当儿和机会等待肯动脑子的人去发现去做。
吃完芝士写了一篇四千字的随笔，又到了该吃午饭也就是该吃芝士的时间。关在卫兰轩酒店的1609房间里，冰箱里存上芝士面包、水果，便可以早上芝士中午芝士晚上芝士地过日子。其实上午就有两个电话邀请吃饭，我只好一一说巳经有安排了。人家说那么下一天？我说下一天也有安排了。
想想也怪，从北京来香港，好像就是为了关起门来写文章？在北京，如果上午接几个电话，下午来两个人，晚上电门坏了，还有谁要我做什么事，还有我要推托什么事，还有一日三餐，还有还有 还有。来香港，替如去年香港大学邀请，今年岭南大学邀请，都是英式港式英港式的，请你讲一两课付你酬金请你吃饭，此外便Free了，自由了。不做额外的感情投资，互相方便。内地邀请客人，陪同的时间多，陪同的人多，陪同吃饭的人更多。自己不要Free也不给别人Free。现代社会里人们想要做的事可以做的事很多，也包括去捐献去做义工，香港很多青年做义工、如果太多的迎来送往全方位没遮拦不分青红皂白地感情投资，那么还能认真做几件事？
下午与女友相约上街。香港的商场、酒楼、电影院、地铁、停车场互相套着。这么一拐到了影院，那么一拐下了地铁。好像魔方，转来转去一会儿变出超级市场一会儿变出麦当劳。香港便如许多大大小小的魔方拼接起来的超级魔方。这大大小小，该有多多少少人动足了脑子才能有这样巧用地皮的设计？
晚上回到1609房间，觉得不适。我从来一缺觉要感冒要发烧，可又从来记不住我是不能缺觉的。头痛，发冷，一定别病了，还有好多事要做。怎么办？吃！什么都吃下总归有些好处的，至少可以吃困。奶茶、蛋糕、柚子、零食。到底吃困了。可是，今天的港岛日记还没写，还要补记昨天的。写。要不，差点白活。
终于可以躺下看报了，一大堆《明报》、《新晚报》、《联合报》。友人告诉我今天的明报登了关于我的专访。我看了报上我的照片，没看文字，标题也没看清，什么标题？不知为什么，从来不爱看别人写我的文字。好像，随便别人说去。说对了，最好，说得有出入了，鸵鸟般把头缩起来。自己发表的文章出的书，也从来没看一下标题或封面装帧，文字是再不愿看的。对做完的事过去的事再无兴趣，或者说再无时间去有兴趣。
埋在报纸堆里睡去了。不过明天一醒来，第一思想一定很清晰：今天要做什么事？
传闻
中午曾敏之先生请吃饭，还有潘先生、罗先生等。都是文学界中人，话随意识流，话与话在桌面上架起立体交叉桥。或是你打断我的话，我截住你的题，好像大家拥挤着抢上楼梯。
我也“差点”和罗先生在京同住一楼。他说他离京赴港前，看到一封寄到北京双榆树他家那楼的信，是寄给我先生梦溪的，然而写着他楼里侯德健家的旧址。真是怪事。至少已经有两三人问过梦溪，听说你家要搬到侯德健的旧址？问者都是正经研究正宗学问的教授。今天才知道还真有信寄到了双榆树。那么寄信者必是又知道侯的旧址又知道梦溪的名字，尤其还“知道”我们搬家的故事。如杲不是上了年纪的罗先生郑重地对我说起这封信，我真不能相。
我和梦溪根本不认识侯德健，我们也不想搬家。那么关于我们迁往双榆树的童话是怎么流传开来的？
传闻，常常是无稽之谈。然而如同人们喜爱看电影看与己无关又生动的故事，人们也需要与己无关又共同有兴趣的谈资。可以多一些谈话的支点，可以增添暇时的色彩，可以在别人的传闻中放松自己的神经。传闻，也是人生的零食。
港人的消化功能
港岛在50年代启动，用上海人的资金、人才，用广东人的劳力和魄力，用英国人的法制。也有人说是上海人的长袖善舞，广东人的勇敢冒险，英国人的老谋深箅。我想，一定要加上的，是香港人的消化器官。
有一副好的消化器官，香港开始了兼容并蓄从无到有。香港自身有什么水果？然而香港又有什么水果没有？当然，开始从世界各地运来水果自然贵，不过这国贵可以从那国进，再加上免税，结果并不贵。餐馆更是好多叫得出名堂的都有，是南印度还是北意大利，是中东还是印尼。
港人的节日，也是把中国的西方的全拿来6有时复活节正好和清明节连在一起，一共放五天假。中国的传统节日如端午、中秋、重阳都放假。最热闹的是三天圣诞节。如果说内地城市的圣诞节更多消费意义，那么香港圣诞节还有相当百分比的宗教气氛。学生的节日更多。譬如孙中山生日放假一天，还有英女皇生日等。
比之内地，香港更现代更西方，也更传统更尊祖拜佛重风水信卜箅写繁体字喝盖碗茶。还买六合彩。彩票是中的西的哪门子的？有一天我去厂商大厦，旁边一个门里就在卖六合彩，卖马票。我想如果我有很多钱，也不会买马票。但我看买者那么投入，他们有了这样一个剩余精力渲泄口，再无可能在打工和买马票之余顾及其他。或许马票于社会也有镇静作用？
香港的三级片票价压低、广告做足，还是生意极其清淡，香港放精彩艺术片的影院票价涨了又涨，还是常常满座，还是常常在售票处外排起静静的长队。
不偏食的人消化器官就好。消化功能好，身体就强健。世上有两种观念：是非观念和成败观念。若以成败论英雄，那么从香港的诸多世界一流很可以测定其成功度了。罾如玩具出口、钟表出口、集装箱码头、人均报刊消费量等。当然，人均垃圾产出也是世界一流。环保怎么办？不过前边讲了：如桌以成败论英雄。
本来没有什么好笑的
李先生按时来接我去香港的仿膳，这是岭南学院中文系的宴请。刚到港时李先生到我1609房间来商谈讲课日程，我没有泡茶他没有虚言几句话就一切谈妥。中文系其他老师一概没来过。我喜欢这种人际的松散结构。谁也毋需陪谁，谁也毋需谁陪。少应酬少寒暄省下时间干活逛街看电视干什么都好。
中文系十位老师和我围坐一桌。我在岭南讲课时和大家都已见过了，但我还记不大清谁是谁。因为讲课时自己是紧张的，因为台下的人于我都长得一样都不分谁谁都希望他们不要失望。大家客客气气彬彬有礼。
今天这顿饭，既是中文系主任陈教授的诚意，也是学院例行的程序。好比我需要做个讲座，他们需要请我吃饭，都是需要去完成的一个个过程。
中文系的老师朴实率真，大家静静地说起电影片名的翻译。我说《我的左脚》何必一定译成《无悔今生》。有人说不这么译香港 人谁看？我说《钢琴》译成《钢琴别恋》是好的。又想到相识不相识的人在一起，常常从大家共知的电影电视或耿唱上谈起，常常感觉着影星歌星给人们带来的愉悦。
不途教授们大体不是影迷。我转换一个话题，说到一向关心电影事业的周恩来总理，大家说周总理怎样都是最好的更好的。
说到周总理好，陈教授无声地笑着说用一个北京写社论喜欢用的词，叫：雄辩地证明。大家笑。我说这个词现在不大用了，是过去老用。好像陈教授对内地60年代的词汇很熟悉？
便有最年轻纯真的李先生讲了一句什么，大家大笑，显然涉及个人之事。陈教授依然头都不转动，只稳稳地做笑&；：也许过些年也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她是岭南陈先生的女儿。
大家哄笑。本来，莽撞之我和年轻之李先生不礼貌地给陈教授出了个不该问及也不便讲述的问题。陈教授一句玩笑就叫我们髙兴非常好像获得了最令人满意的回答。
大家还在轰轰地“炒”笑声，陈教授还是无声地做笑状，说陈祖芬今晚可以写篇文章了。题目就叫：从周总理到陈先生。
于是有人说起内地有最多的读者，于是有人问我内地现在流行什么。我说吃得好了，流行吃窝头。时间宝贵了，流行坐小面。个体突出了，流行与众不同的四字名字。四个字的名字？对啊，社会发展了，电话号码的位数越来越长，人名也可能变长。名字四个字？对啊，有人说某女喜欢照着镜子梳头，就可以起五个字的名字，叫：梳头照镜子。
好像一直有得吃，一直有得笑。
陈教授平素忠厚寡语，没有想到今天频频抖出冷面滑稽。大家高兴得哇哇直叫。他也笑，但是无声，原来笑林高手在此。
我想大笑可以帮助快速消化食钩，即刻腾出一些胃口。再笑再吃，再吃再笑，我惊讶自己怎么有这么大的“肚量”。再看看在座诸君都笑容可掬肚量不凡，好像我们围桌而坐的是十一尊弥勒佛：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事，大肚能容容世上难容之人。
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了。某君特深沉地问我，你什么时候离开我们？我极不礼貌地报之以大笑。大家也个个笑个出奇。我说听口气好像我要离开这个世界而去了。
不对，某君这么恳挚，我还没回答他呢。待笑声参差落下，我清晰地告诉他我是几日离港。大家竟又笑个失态，这本来没有什么好笑的，只是大家的笑兴还在还没笑尽，这时不管谁说句什么大家都还要一笑方休的。
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设防坦荡荡，人间可以增加多少多少倍的笑声朗朗？
没有想到，一个例行的程序进行得这么欢畅。饭前我们客气礼仪，饭后我们亲近欢喜。我问陈教授：你们平时不常常这么热闹吧？陈教授说：我们也是第一次，这样，后天你讲课后，我们再聚一聚。明禾就去定位。
这次，是程序之外的。
各有所爱
王先生夫妇请喝早茶。我说我们三次见面是在三个地方。第一次在海南邵逸夫中心，第二次在北京香山饭店，第三次在香港。他说现代人见面常常是这样。他说及香港新界最近的事端，问我有没有兴趣采写。我说你今晚去新加坡下榻的贵都饭店，那老板，我在新加坡时认识，常常整夜做紫砂壶，非常有特色的人物，你有兴趣可写一写。
好像，我无意写新界他也无意写贵都。写作人，都有自个钟情的事物。别人看上的你未必看得上，你爱上的别人也未必会动情。各有所爱。他说某某华裔作家要在港迎接1997，从现在到1997年香港很有的可写。我说某某真是聪明之举。去年我在港时也有人叫我专程来港写1997前的香港，我知道这是很好的题目，但我不是很好的人选。我志不在此。
中午上街走走，明白今年香港报上的明星和街上的女郎时兴长袖外边套短衫。我大约前年开始这么穿的。倒不是有超前的想 像力，而是买了两种短袖衫，一穿，领口袒露太低，只好套在长袖衫外边穿。自己觉得倒挺好玩。就是有人叫我稍微正规的场合不要穿，于是只在不大正规的场合不大正规地穿。如此两三年了，今天突然发现时髦的港女都这么穿，我再穿倒成了赶时髦。不如拜拜，等短袖衫们再不敢跑到长袖衫外边的时候，我再不大正规地穿。
不好意思
今天在岭南学院讲最后一课。然后徐先生陪我回中文系。系主任正在大忙。我看表，十二时三十分了。徐先生说及他接到邀请去西安参加一个现代文学会，他没有去过西安，很想去。如果去一周，他那一周十几节课需要和系里几位老师多处调换，要影响系里几周的课程表。本来学院规定每人每年出外开会可以报销两万港元的旅差费。这钱可以每年去一次美国和欧洲。但是课程太紧，很多人要放弃很多旅差费的。因为每人有每人自己一份实实在在的活。想到内地公费旅游的盛况，而且有越来越正大越伟大的理由。我想有一个真真实实的理由是，我们还是很多人没有很多的事做，好像什么时候都可以出走几天的。
敬业，是我在香港常常感觉着的。在岭南学院楼上比较不普通的教师西餐厅吃饭，想到要给潘先生打个电话。接电话的小姐说，啊呀不好意思，潘先生不在，他出去了，过一会要回来的。等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电话，你过一会儿是在酒店吧？不好意思。
这样地道地，还要直说不好意思，好像是她耽误了我什么事。在香港天天有先生、小姐对我说不好意思。其实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我托陈先生帮忙买一张飞回北京的机票。他给我机票的时候说不好意思，赶上旺季只好走后门买来的真不好意思。他觉得走后门很汗颜的，绝没有一些聪明的内地人走后门时的英勇豪壮。
我也开始对人说不好意思，虽然也没有做不好意思的事。这个“不好意思”，是对不起很抱歉过意不去难以为情，更是一个语气词，一种友好的叹息，一种感情的呼唤，一种亲密的连接。
我们的汉语，本来一个意思可以用多种语汇来表达，或者一个语汇可以表达多种的意思。以汉语之丰富博大，用汉语的人实在应该更礼仪更幽默更有人情更具公德。讲起道理来了，不好意思。
出事
昨天就对自己说，我离港前可能要出什么事。因为这次来港顺利、快乐，该做的事做了，想写的文章写了，要看的电影看了，从《名单》到《钢琴》。晚间电视里英语对白中文字幕的电影也看了几部，很多的惊险镜头，一个人吓得冲着屏幕哇哇叫。
才松下一口气，就想到乐极生悲的古训，告诫自己不要粗心大意。人家有为的人，胆大而心细，我偏不幸，胆小而心粗，而且有一种爱护小零碎丢失大物件的特长。昨晚一边看电视一边收拾行李，相信全部收拾妥貼，再不会落下外衣在壁柜里。这是我最可能犯的错误。这次把大衣和上飞机要穿的衣服、旅游鞋放在一起，绝对忘不了。
到了机场，和两位香港好友道再见，过了海关，过了安全口，好了，这下真正的什么事也没了。只等上飞机。
找到飞往北京的第七登机口，排上队，把背包放地上，还有一一大衣呢？我的大衣呢？北京与香港有温差，我特地随身带着准备飞到北京上空就披上的。可是，大衣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这件大衣是去年底在西单商场看到的。那天本是去文件柜台买东西，偏偏远远地看见这件大衣孤单地挂在高处，或者说这件大衣望眼欲穿地看见了我。是的，就这么一件，独一无二，像洒脱的短裙像放大的童装，是为我而生就等着我向她走去。她的身上已经落了些许尘土，大概很多人不明白这件衣服谁能穿？大人？小孩？都不对。好像谁也不能穿，当然，因为她只属于我。
可是她呢？我要找到她！在港的一切顺利、快乐都因她的离去而消失了。
她充塞了膨胀了我的头脑。我离开登机口顺着来路寻找。等等，还有比大衣更重要的事一别误了登机的时间。到底还是应了昨天的预感。上天不会让事情十全十美，如何叮嘱自己，到底还是生悲了。
飞机开始滑行，窗外是港式林立的高楼，简直如同在街道上起动。然后是海，机翼好像从海面划过，机翼如桨，飞机靠划水前行。香港机场小得使驾驶员不能不分外小心0想到人们常常在出行时遇到不测，我嘛，再怎么情有独钟也就是丢了件大衣。不如拉出机上小餐桌写文章，把不悦从身体里转移到稿纸上。写完了，这是这次来港的第十五篇随笔。高兴起来。当然，如果不丢失大衣
正在家整理从港带回的资料，收到一封皇家香港警务处寄来的信，一惊。立即觉得好像进入了一部什么电影，譬如国际贩毒网或是什么喋血什么猛龙再穿插很多口语。好像香港警察说“是，先生。”时常说英语。信的下款写着香港机场警署指挥官的名字。信中详尽又简括地告诉我机场警署发现了一件大衣，经过调査相信是我的。请我证实一下，然后可委托什么人来办理，怎么委托人办理，还有机场警署的电话电传地址和本署档案号等。
机场警方把取回丢在香港的大衣这件我够不着的事，帮我分解成几个具体可行的细节。也就是说，我只需给香港的随便哪位友人写几行字的授权书即可。
也就是说，我丢失的大衣自己找回家门来了。我早认定我已失去了她，我告诉自己对于一切无可挽回的事不要懊丧，我告诉自己生活总要有一些不完美。
我告诉自己，不，是香港机场告诉我，世上有很多本来叫人伤脑筋伤心的事，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丽很动人的。
依旧依旧唐人街
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看到一个英国小伙子在啃中文书。我说，你喜欢中文？他说是。我说怎么喜欢上的？他说因为喜欢中国的功夫片，还喜欢张艺谋的电影。还有呢？没了。
我笑，他也笑。我觉得他很有趣。他觉得功夫片和张艺谋很有趣。
摆在寻常英国人面前的中国，首先不是北京，不是大陆，而是唐人街，是唐人街上的中国餐馆，是比中国还中国的餐馆。挂着国画、年画，或者不是国画不是年画又是国画又是年画的什么画，画着舞龙、弹筝、对弈、飞天。比画更多的是联，譬如龙飞凤舞，莺歌燕语，财源广进，万事如意。比联更多的是广东话。
在餐馆坐下，一看就是原籍广东的侍应生趋前殷勤地问要什么“踹”。“踹”？菜？是不是广东话经过英语的熏染再转成国语，就会把菜字带上英伦的语感杂烩成“踹”？我用脚使劲踹餐桌下的地板，希望能踹掉正在我心里发酵发痒发作眼看就要“喷薄而出”的 大笑。我说我要一碗叉烧炒面。他说好，一碗“插销”炒面。我赶紧用双手捧住额头挡住笑脸，不，是鬼脸。任何事物过了度都会走向反面，譬如笑过了头笑脸就变成憋得通红流着眼泪的鬼脸。他端上面站一旁，一再说慢慢“死”。我可以慢慢吃，要说死，不如快死速死干净利落嘎巴脆。
不是国语不是粤语也不是英语，是唐人街上的唐语。很有些英国人昕多了唐语，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国语。有一个正在英国讲课的北京人，英国人问他怎么说话与别的中国人不一样？怎么不开餐馆？
中国人在英国，难道都是皮肤黄、身子瘦，给人端“蹐”端“插销”炒面的？
晚上我走到唐人街的僻静处，看到路边有块牌子写着俱乐部。顺着阶梯走到地下，却只见几张大桌子，每张桌子围着一堆人在干吗。在用姜片什么的賭。姜片怎么能賭？或许那不是姜片，是什么我也没看清。如果一个人被过强过炽的灯光照着，还能看淸自身以外的东西嘛？我一进去，第一张桌子周围的人全都看着我，盯着我，好像他们的体内突然掉进了什么异物那么惊觉，每一张面孔上射出两道白炽灯光。我在“追光”的照射下往里走，第二张桌子，第三张桌子，都变成一圏圏的聚光灯。在刺人的灯光的交织下，我如同被百十把剑架起来然后又把我叉了出去。当然我是自己退出去的。我不知道如果我不退出去会发生什么故事。
不远处地面上又写着什么俱乐部。这一个俱乐部也许不一样？我顺阶梯走到地下，推开门，便觉得被人旎了法术定在门框上不能动了。这里的聚光灯更强。此时立即撤出，用句广告语说，是明智的选择。
回到街上，看到塘上貼着一大张纸，写着大大的谋杀二字。讲某人被杀身亡，事件发生在下午八时，在几号地窖内。事后有人看见杀手持刀走出，望协助提供线索，一定给予保密。
我好像走进了外国电彩中的华人黑社会。我才明白为什么有的外国电彩把中国人拍成那样。中国人实在应该更多地走出去，带着文化，带着科技，带着产品，带着效益，带着风度，带着美丽。
我走进伦敦一家书店，找不到一本大陆的书，只有在大陆也畅销的从琼瑶到梁凤仪的港台书。当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有不少中文书。我想查阅有多少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书，电脑立即显示出四十多个书目。
我想，我们先得找到自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显示出实力了，人家不会不、不能不关注我们。在千变万变的世界里，依旧依旧的唐人街与今日大陆相距太远。我希望在英国少几位弯腰迎客的小餐馆老板，多一些走上大学讲台的中国教授，多一些西装笔挺走向谈判桌旁的中国商人。
当然，闯世界难。从唐人街来到莱斯特广场，看到一群同胞青年，摆了不少画像架，画一张十英镑，但鲜有人坐在那儿让画。他们自己说话解闷儿，说的全是我的家乡上海话。你们是上海人！我走过去。他们说侬也是上海人，侬城隍庙去过吗？我说这里哪有城 隍庙？有，他们说，唐人街。我笑，是有一点像。又问我外滩去过吗？我说哪有外滩？他们说伦敦的大笨钟不等于上海外滩的大时鸣钟嘛。他们说他们到了伦敦老觉得还在上海。
越是说伦敦像上海，越是显得伦敦毕竟不是上海，所以需要把伦敦描绘成上海，用上海话充塞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在伦敦营造上海。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一位在伦敦当编辑的北京人请我吃饭。他挑了一家富人常去的意大利餐馆。坐定，他说他今天很想和我聊聊，因为今天这个日子于他是不会忘记的。1969年的今天，他从北京去北大荒插队了，那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现在只要国内来人，他总要带他们去看马克思墓，老去老去。
我是晚饭前才认识他的。他喜欢见国内去的人，老见老见。他和北京就近了一点，近了一点。
曼彻斯特奇遇
晚饭后回到布里塔尼亚饭店，已经二十一点半了。我对同伴说，我一人去街上走走。我这么说的时候，双脚已经快步走开了。也许是先走开了再把话向后甩过去的，迅疾得出人意外得倒像芝加哥公牛队的篮球明星反手传球。
同伴急急地从我身后传来一球：要是碰到坏人呢？我接住球抛了回去：不——会——的。
我公牛般神气地走在曼彻斯特大街上。每到一个地方，我喜欢当晚一个人走走，获得一种直感。第一眼看到的是有轨电车，漂亮得总想叫我再看一眼。别人说这里的电车可以直接开进火车站，在铁路上接着开，与任何一辆火车接起来。乘客从电车换火车方便，车体不排废气。有轨电车开通时，梅杰驾上电车，以五十英里的时速在市郊开了一圈。
来回的车流交织着一个工业城市的繁忙。哪儿哪儿都是银行，一半是外国的，包括中国银行。车流和银行，都向人们提醒着 这个城市过去的荣耀。
行人怎么很少？真的，前后左右几乎只有我这一头“公牛”。当然，也有人。前方两个高高的小伙正向这边走来，走来，然后向我跑来，喊着Lady。越喊越频，越跑越快。真正的公牛在向我冲来。天，我周围再无一人。我，我只是像一只在原地转动的球。有了，近处有一家亮着灯的快餐厅，我刷地一下射入门里。进门后先站稳了，然后特绅士地视察柜台里的点心。一样一样地察看，看到不好意思光看不买了，看到估计那两头公牛以为我在这里坐定了，这才款款走到店门边，确认出门后没有公牛，放心走将出来。决定立即回布里塔尼亚饭店。
走不多远，我跟前出现了一个公——我不知道是公民还是公牛。他又招呼我，不过他说话文雅衣着入时，我不认为他是公牛，他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好像听明白了什么。明白了这是一头时装牛。我向周围扫一眼，看见一个地铁口。我像扣篮那般把自己一下扣去。还好，这里有人。这里不是地铁口，是公共电车站。有好些个等车的人，都是男人。
多想快些回到布里塔尼亚饭店。那蓝色带金黄图案的地毯，温暖而气派。圆柱上的浮雕，古典而高雅。总台挂着的雕花镜框，金碧而辉煌，硕大灿烂的烛光吊灯从一层层楼梯上垂下，叫人宁可不坐电梯而愿意走楼梯，享受这金黄橙蓝的氛围。
终于走回饭店，又想站在门外再看一眼曼彻斯特的夜景。在明亮的灯光下，在高高的台阶上，安全而稳当。一辆轿车开来，停在饭店门前的马路边。驾车的公民打开车门喊我上他的车。天！我扭头就跑上两级台阶冲进大门。投进那金黄和橙蓝。门卫喊住我。声音像蓝地毯那般温厚，如果地毯也有声音的话。我才想到我怎么能“逃”进四星级？我说我今天刚住进这里，刚才碰到坏蛋了，我害怕，跑回来了。门卫的声音像地毯加烛光了，问我住哪个房间。住哪个房间？不记得了。我的记性在奔跑中丢失在街头了。我的房卡呢？也说不清记不得不知道了。
第二天对英国女友说及我的夜游。她说这里的妇女夜里不会单身上街的，说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增加，犯罪率上升。我想起丘吉尔的活：“最重要的一个自由就是免受恐惧的自由。”女人夜里不能单身上街，似乎失去了一半的自由。
曼彻斯特巳故名画家劳伦斯笔下的人物，脸长身子瘦，活现了工业社会对人的挤压。可是多少人想被挤压而不能。
有些人失业后想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有些人需要培训才能参与就业的竞争，有些人已经就业还想得到更好的工作也需要培训。还有一些人需要特别的培训，訾如身体有残疾的人，刑满释放的人。曼彻斯特市府建了一个培训中心，为企业培训人员，让人员发展企业。政府不是把钱直接投入企业，也就是说，不是提供鱼，而是让人学会钓鱼。失业者在这里可以选择培训的项目，得到一定的资助。
曼彻斯特的信心，飘扬在三百英尺高的市府大楼的顶上：曼彻斯特迎接2000年奥运会。市府大楼的门厅里，一右一左有两个大塑像。一个是曼彻斯特的物理学家，一个是曼彻斯特的教育家。我想，套用我们的话讲，就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大楼里没有警卫，自由出入，连外国人，譬如我，也自由出入。我又想起丘吉尔说的免除恐惧的自由。在这里，官员不用恐惧是不是有人来玻坏，百姓更不会恐惧进衙闵，没有警卫比起有警卫，自由似扩大了一倍。
曼彻斯特青年活动中心的人讲，他们希望办奥运会，那么铁路还要发展，有轨电车还要延伸，商业网点还要建设，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也有的政府部门的人讲，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不明白为什么要争办奥运会，不认为争办奥运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中午与英国朋友一起进餐。他们笑道，如果到时由中国转播奥运实况，他们收视不巧是晚上。我笑：那么你们转播奥运实况，我们收视也在晚上。他们说我们签个协议吧，曼彻斯特与北京一方承担一半奥运会。
好，我们都有了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我想，如果曼彻斯特争办到奥运会，妇女在夜里上街可以像公牛一样神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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