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好像伦敦好看的人都当了警察，男警察和女警察。不不，也许只是警察今天特别精神。他们笔挺的身子为全力以赴做着注释。当人全身心投入的时候，焕发着一种生动的光彩。不不，也许这天的警察就是长得好看，男警察和女警察都好看。警察散落在白厦街的前前后后。大约十天前唐宁街十号路边的一棵树中了炸弹，树身烧黑的部分，像黑黑的大眼睛，日夜惊恐不安地大睁着，告诉人们这个世界不太平。
我是临时昕说11月11日这天是英国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临时赶到白度街，整个一条街已经被人填满了。很远处的阳台上，是英国女皇和其他皇室成员。当然那边还有梅杰，还有戴卓尔夫人。仪式虽然还早，但我挤不到那边去了。我顺序排在队伍里，走向临时在人行道上搭的安全门。任何人都可以经过这个安全门参加这个仪式，包括任何外国人，包括我。我奇怪那检查过于简单，只要打开包给警察看看就是了。我的包本来就是打开的，我懒得扣上，扣上不是还常得打开嘛。开着的包多快活。警察看一下我的包，笑着轻轻对我说：把包扣好。他那笑，那么善，那么投入，好像这一刹那他全力以赴的一件事就是要我把包扣好。我扣上了包。
人行道上已经像千层饼似地挤着层层叠叠的人。平时在英国人与人不慎碰着了身体.互相都要说80117，这次都是这么挤着，谁也不了。因为，不分你我了。因为，都被同一种神圣的感觉净化了。是的，当街道中间站满了一队队大约七十多岁的二次大战过来的老战士的时候，你的心里还能有自己吗？
不过我是想到自己的，我想为我这个后来者占据一个好一点的位置能看清这个纪念日。我终于钻到第一排，跃上一根铁栏杆，小鸟一样坐在那里。铁栏杆上已经有了长长一排鸟，我庆幸我当一个个老战士团队，穿着不同的军服，戴着不同颜色的贝雷帽，同样地多了几根拐杖几把轮椅，少了几条胳臂几只眼睛。有的战士老弱得坐不住，像不到一岁的婴孩，只能歪放在那里，脑袋也竖不起来。然而那清癯的脸上满是刚毅和骄傲。一队七十多岁的女战士走来了，笔挺、尊严、年轻。她们一定又回到二次大战的情景里，踩着当年的步子，找回当年的感觉，周围几队老战士为她们鼓掌。满街的白发盖不住生命力，盖不住荣誉心。因为老，更有一种历经沧喿的力度；因为残，更有一种残缺的美感。年老体残，竟是这等动人心魄！想想，如果这些战士年轻而健康而红润，能有这等悲壮美吗？
没有谁要老战士一定来，老战士自己一定要来，只要还能拄拐杖，坐轮椅。他们的青春在二次大战的炮火中闪光，他们的同伴很多在刹那间燃尽自己的生命之光。英俊的小伙倒下去了，鲜血洒满土地，长起了大滴大滴血红的罌粟花。后来，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里，大家都佩上一朵罌粟花，比满胸的勛章更耀眼。因为，从战场上活下来的，有很多勋章，在战场上死去了的，只变成一朵罌粟花。
十一点正，随着伦敦大笨钟的第一声敲响，整个世界静止不动了。不见首尾的密密麻麻的老战士和两旁人行道上的人们，没有了一丝声响。好.像那大笨钟有一种定身法，把所有的人定在那儿了，成了一幅静止的画面。刚才还人声嗜杂色彩斑斓，现在如同一椹黑白照片，所有为阵亡将士默哀的人，都回到了那个没有色彩的战争年代。死去的人们永远躺在黑色的土地下，才有今天绿色的自由的草坪和蓝色的和平的天空。
礼炮响起，一炮轰起两只小鸟。小鸟的飞动，越发显得万万千千的人组成的长长的画面的凝重。突然又有什么声响，是一阵风，吹落了一片叶，飘飘落落而下。这一叶的响动，窸窸窣窣地撕着被肃穆凝固的上空。
牧师讲话了，那声音好像来自刚刚撕开的苍穹。悼念死难的人们，阿门。然后老战士们和所有参加纪念日的人唱起为死难者祈祷的歌。没有器乐来伴奏，来干扰，歌声更纯正，更深沉，更悠远。一直唱回半个世纪前的二次大战。
军号呼应着歌声，悠然而起，从很远很远、很久很久以前吹来，凄寂而骄傲。我看到弥漫的硝烟，一地的尸体，年轻的脸庞，遍野的罌粟花，满目的墓碑，苦难的十字架，残缺的电网上有一滴血红的罌粟花。
我用左手擦泪，用右手擦泪。英国友人大卫掏出面巾纸给我。周围不少人在擦泪。大卫拍着我轻轻说：OK？OK？
老战士团队在军乐声中，走向纪念碑为阵亡将士献花阖。拄着拐仗的一样走得飒爽，女战士一样走得雄壮，胸前一样地闪着勋章奖章。这种不可征服的美哬，再没有什么比为祖国建立功勋更加英雄悲壮。保守叙也好，工党也好，政党绝不等同于祖国。这里没有执政党，只有袓国。世上什么最大？祖——国。
隆起的肌肉
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看西方古代的人物雕像。網紧的大腿，撑起的胳臂，突现的线条，隆起的肌肉。肌肉，肌肉，肌肉；力量，力量，力量，向人们证明着，提醒着，人原本是多么有力量的。于是想起古代中国的雕像画像，不管是人是神，都被各种大袍子掩盖了吞没了。露在大袍外边的脸，不是慈眉善目做菩萨状，就是横眉立目做将相状。倒是那些非神圣的罗汉，喜怒哀乐各具个性各有特色。而那些大袍子上面的挺着的面孔，千年百年地制造着假正经假道学假圣人。
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有一份清代赐洋人的礼单。譬如锦锻四匹，香粉二匣，鼻烟壶一件，普洱茶八团，还有哈密瓜干、香瓜干、高丽纸、青玉莲花瓷等等。这些显示的首先是传统文化，不是经济实力。1793年，第一个来中国的外国政府使团一英国皇家使团，去颐和园参观，当时叫清漪园。清皇家园林使他们惊叹。一个国家对外的吸引力首先来自今天的国力而不是过去的辉煌。过 去的辉煌可以吸引旅游者，今天的国力才能在世界竞技场上展示国家健壮的体和隆起的肌肉。在1793年英皇家使团来中国之后的第二百年，也就是1993年，外宾尤其是外商纷至。吸引外宾和外资的是开放的中国的潜在力量和经济牵制力。我们原先对世界的吸引力太小。今天一个个特区乃至京津沪苏锡常，如同一个个改革开放的展厅，又如袓国肌体上一块块隆起的肌肉。
中国馆上有一行字：Britain s First view of China，即英国人看中国的第一眼。第一眼的直感，可能是有些道理的。不过也不一定。我在大英博物馆的哪个展厅门口，一眼看见一个深色木刻雕像。穿着制服，好像看守展厅呢，跟真人一样一样的，简直就像真的，天，原来就是真人，穿着博物馆制服的黑人。如今外国人看中国，也未必是第一眼就能看明白的，譬如像我似的，把真人看成了木雕。
等待柯赛特
在曼彻斯特看歌剧《悲惨世界》，内心的宁静，如同这虽然坐满但是寂静又寂静的剧场。因为从小说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都看过了。然而这歌剧如一幅幅浓郁撼人的大油画，如块块涂在灰色油画布上的大红色块。灰得沉郁，红得滴血。色彩的冲撞，把人的情绪激发了又激发。小组轮唱，全场轮唱，连歌唱也像大色块的组合。冉阿让从景深处走来，抱起小柯赛特在音乐中旋转，还是他们转出了满台美和善的音符？炮火连天后，像暴风雨过后出现了一缕阳光，一个小男孩从街垒里爬出来，为公社的勇士们捡子弹。突然，孤零零地响了一枪，这一枪比刚才密集的炮火更震响。因为，小男孩倒下了。高高的街垒上，挂满了公社勇士的尸体，顶端覆盖着巴黎公社硕大英勇的红旗。深不见头的隧道，
上方有一个个方格窗框，漏下缕缕的光。这儿那儿的滴水声，强调了隧道的阴冷、空寂。冉阿让背起在起义中负伤的马兄斯，虽然马兄斯“夺走了”冉阿让的生命柯赛特。警察沙威在隧道中追踪冉阿让。河边一行铁栏杆，两个街灯，满天繁星。沙威一人在灯杆旁悲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舞台旋转起来，把他转入河里，沙威投河自尽。
舞台布景可分可合可横可竖，组合成一个个大色块，用灰暗与血红的强烈反差，突现出人性人道与人格的力量。而这，永远是撼人心魄的，不管是古是今是中是外，甚至不需要语言就能看懂就能沟通。歌剧《悲惨世界》是用英语唱的。演出中间休息时，我看观众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只有我听不懂唱词。可是我的激动，恐怕不在所有的观众之下。因为我听懂了那乐曲，看懂了那布景，那演员，那支撑人类进化到今天的人的力量。
冉阿让的魅力，不在于他千斤顶般的力气，而在于他人格的、人道的千斤顶般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对世界、对自己的不满和抗争，是自身力量的苏醒和展望。而力量，在展现中更具力量。
后来在英国的利兹市遇到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书的同学。他说他在美国一年看了不少戏，最好的始终是这出英国歌剧。他三次掏钱去买那昂贵的门票。在英国，这出歌剧的门票是三十六英磅，大约相当于不到四百元人民币。尽管英国经济不景气，然而这着三十六英磅一张的门票，很不好买。然而我还是想再看再看，尤其苦苦地想着怎么把这台戏引进到北京来。
我坐在北京到新加坡的飞机上，突然，大屏幕上打出我熟悉又熟悉的英国歌剧《悲惨世界》的广告画，可爱又可怜的小柯赛特！哦，1994年2月要在新加坡上演，现在已经成为新加坡的旅游宣传了。回到北京不久看介绍《北京人在纽约》主题歌的电视片，纽约纷繁的街景上，我独独看到了我可爱可怜的柯赛特，《悲惨世界》又在纽约上演，我就不信，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这么好的歌剧请到北京来？一流的演出，培养一流的观众。我等待柯赛特。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
第一天住进伦敦的帕斯特利亚饭店，发现水箱不出水，打电话到服务台，请人來看了。挂上电话，听见有人敲门。门口站着一位西装领带挺括的马基斯坦先生。他说你找我？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找你。他说刚才你打电话找我了。我说没有呀，哦，天，是来修水箱的？可是整个穿着派头好像这就要去听歌剧。而且我刚放下电话他就出现了，镜头怎么“剪接”得这么快，好像电影蒙太奇，把中间的过程省略了。可中间的程序是省不掉的：接电话的人转告他，他再来到我的房门外。除非他就是接电话的人？
我脑子里刚刚开始推理小说，他已经查看完水箱，说没毛病。我一试，真的没坏，是我刚才使的劲儿过小。我很不好意思。喊他来又把他挡在门外，最后又证明水箱没故障，是我出了什么故障。
这位挺括先生挺括地走了。去参加时装模特大奖赛？当晚一觉醒来，是凌晨五点。我箅了算伦敦与北京的时差，又想此时打电话给丈夫可以半价。可是，先拨个什么号码才能拨到北京？我没法用我的一点点英语向总机问清楚这件事。如果见了人，可以用眼睛交流，用手势比画，总归多一些辅助手段。我下楼到总台，怎么又是他？挺括先生。我说我想打个电话到北京，不知怎么才能拨通。他告诉我拨多少号码，说上自己房间打就是了。我说这是我私人的电话，我得自己付钱，不该记在住宿费里。他说他不能收钱，早上八点另一个人来了才收钱。我说八点我就离开饭店了。他说那你七点下来一次。
这段对话于我是很困难的。60年代上学时学过的英语，经不住这三十年时间长河的冲刷，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痕迹，如同“古迹”可供参证，证明曾经学过英语而已。如果身边有翻译，我决计是说不上来的。可这凌晨五点，饭店前厅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一个完全不会中文，另一个等于不会英文。我想我一定是给逼成了一个“快译通”（好像有一种电子翻译机叫快译通），我自己都想不到都不明白我怎么能把这些意思讲清楚让对方听懂的。自我得意之后，又想真正应该得意的是挺括先生。他怎么就能终于听明白我自己都不明白的英语呢。也许，正是他的非听明白不可的精神，使我从三十年前的“古迹”里拾回了英语。
后来发现，挺括先生有时在餐厅服务。我在英国跑六个城市，回到伦敦都住这个六层楼的饭店。房间很小，小到放一张单人床、一只床头柜、一张写字桌、一把椅子、一张沙发、一个电视机外，只能再放下一个我了。有两个人就觉得局促。不过盥洗室不小，事实上住这儿什么也不缺，简朴而实惠，而且上哪儿都方便：肖像馆、国家画廊、唐宁街、牛津街。我住帕斯特利亚饭店，员工们好像每次都是那么几张熟悉的面孔。旋转木马似的在餐厅、总台等转来转去。我想，私人企业一切都得简而精之，用不着号召提高效益，自然会时时刻刻算计着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效益。
英国保守党在1979年的竞选屮，说更多的国有化使国家更加贫困。1982年，英工业大臣强调对赢利的国有化工业公司实行私有化。臀如先出售部分股份逐步非国有化。鼓励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处于同等竞争的地位。1982年4月开始，允许私营公司利用新的电信网与英国电信公司竞争。电信业需要大量投资，如果不搞私有化，英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我走进英国电信管理办公室，简写为OFTEL。这个办公室可以从消费者那儿直接得到信息，保护消费，每年公布电信公司的各项数字，使电信服务公开化。1984年拨不通的电话占百分之二点五，现在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四。1980年公用电话只有百分之六十能工作，现在百分之九十都是完好的。
原先新成立的公司很难与英国电信公司竞争，OFTEL鼓励竞争，对英国电信公司作了限制，譬如不能提供大哥大，不能承担电缆业务。现在还有三十家公司希望得到OFTEL的经营电信的许可证。伦敦城中心的水银公司基本上垄断了企事业单位的电讯。竞争的结果，各公司亮出服务新招。英国电信公司在圣诞节前三个月内实行星期天优惠服务，就是在星期天打长途不管打到哪儿，都按本市电话计价。从1984年至今，电话用户的费用平均下降百分之一点五。
走进英国电信公司，一位姑娘正在打电话：你好，汤姆先生，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你家的电话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声音圆润而甜蜜，像一串甜葡萄，不像是查询，倒像在关切亲人的起居。
当今天世界上有二千二百万人手握大哥大的时候，当我们迎接21世纪同时也是迎接无线通信时代的时候，当很多人意识到在未来世纪里电信工业的效益很可能超过汽车工业的时候，电信业的独家经营终将成为过去。
告别又去英国煤气公司。他们是五年前才开始私有化的。向我们介绍情况的三位先生开门见山，滔滔讲来。过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我们都坐着而他们都站着。对不起，你们快请坐。于是想到英国最大的保险业组织劳埃德的先生们向我们介绍情况，也都是站着，煤气公司这三位先生长着优雅的银发。这里没有不懂行的小青年，也没有好像什么都懂又什么都好像不懂的领导。他们都没有专职接待人员，所以一讲业务简明而清晰而直接了当。我想起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的第一句话广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小说开得这样简练而务实，实在是一种现代精神。
煤气公司一年三百六十天提供二十四小时紧急服务。用户打电话来，三十秒钟要给予回答。用户来信，五天之内要回答。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服务不到，赔偿十英镑。公司有一百二十辆紧急修理车。我看那车，整个儿是一个小车间。层层叠叠摆满各种零件、工具、煤气表、管子、梯子，车顶上还有一个梯子。用户煤气有故障，公司必须当天派人赶到。用户漏气，一小时内必须赶到。用户打来的电话连同地址都当场输入电脑，一切有案可查。打开一个 电脑，随便按出一个用户姓名，他的名字下写着一行行几年几月几口做过什么修理的记录，活像一张煤气灶的病历卡。
我从八点到十一点在煤气公司这三小时，计箅机显示公司已经接了四百二十七个用户电话，公司平均每天为用户做七百件事，包括安装煤气灶。公司1987年私有化后裁员，但服务人员不裁。效益高了，有能力在海外投资了，企业遍布四十多个国家。
当晚我从帕斯特利亚饭店去一家娱乐场。一个售货员小姐从柜台后熟悉地向我笑，笑着就走出了柜台向我走来。我在伦敦是第一次去娱乐场，怎么会有熟人呢？她是谁？她，哦天，她是帕斯特利亚饭店的餐厅服务员，每天早晨给我送桔汁煎鸡蛋的。挺括先生只是偶尔出现在餐厅，而她每天早晨必在，哪怕我六点多就要吃早餐，就要离开饭店。她夜里还在娱乐场打工，已经十点半了，她还得干到几点呢？我这才注意到她脸上的苍白。
生存竞争本是人类前进的动力。私人企业必须节约开支，增加效益。个人必须不节约精力的开支来增加效益。道理又简单又明了。如同那个著名小说的著名开头：“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
荷兰律、大睡莲和高个子
在北京上集市买东西，不敢还价。在新加坡与同行的同宗同祖的中国教授购物，就喜欢帮他们用英语还价。倒也没有深究过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再也不能任人宰割了，而是觉得好玩。像小孩学话那样好玩。一个印度人向我们举起一块方毯喊着“阿里巴巴”。他不懂中文，不过他知道中国人一定懂得故事中的阿里巴巴是乘坐飞毯的。我不由得再看一眼与阿里巴巴沾亲带故的方毯。印度人立刻用英语说二十五元。我们怎么可能买这样又重又大的物件带回京？印度人冲着我们坚决的后背喊十元。我摇摇手继续往前走。他的喊声好像乘坐飞毯追赶过来：“你说多少钱吧？”
世界上的个体户都一样聪明。
两位中国教授看上了一家印度店铺里的一尊小佛像。店主开价二十五元。我有了刚才从二十五元一下杀价到十元的新鲜经验，又想起去年在英国买一只玩具大皮靴，就是因为我一下喜欢得跳起来，货主当即抬价。我对两位教授说，你们再怎么喜欢这尊佛像也不要露声色，由我来杀价。
那位印度店主一直貼在我们一边。我好笑我们就这么当着面“箅计”他，他傻傻的什么也昕不懂。
有我这个“高手”出手，两位教授果然作出可买可不买、无可无不可的中性表情。我开始英勇杀价：十五元。店主说不行，那面孔上，竟也是可卖可不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表情。这印度人非那印度人也。店主无所谓，而教授是非要这佛像的。好吧，二十元，我说。不行，店主那么坚硬，黑黑的脸像凿不开的铁矿石。怎么二十元还不行？店主眼里掠过比阿里巴巴还聪明还狡黠的一笑，说那就二十二元买下吧。
等等，这句话不是英语，这不是句北京话吗？这句北京话不是我们说的是印度店主说的？他装傻充愣然后将计就计然后再让我们知道他是略施小技就使我们乖乖就擒。两位教授掏出了二十二元。
新加坡多民族多语言。我在印尼饭馆对侍者讲中文，他说对不起请讲英语。我用英语结结巴巴地对出租车司机说我要上哪儿哪儿，司机说你讲中文好了，我也是中国人。我在丽晶饭店上上下下，常有旅客和侍者问我是日本人吗？我又把中国服务员当成马来人。常常对会讲中文的讲英文，对不会讲中文的反而讲中文。处于半懂不懂、甚至自己也搞不懂自己懂不懂的懵懵懂懂的状态。
我和教授朋友专程去新加坡一处最有欧洲特色的所在“荷兰律”。荷兰律这三个字很有点神秘感，所以更吸引我去。这“律”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街啊，路啊，坊啊，镇啊，可这个“律”是个什么呢？
到了荷兰律，一看明明白白用英文写着荷兰路。英语的“Road”中文的“路”，闽南话念来“律”，于是叫做荷兰律。那么，我北京家那边的团结湖路就是团结湖律了？团结湖律？果然有了神秘感。
上海人讲北京话容易讲串了讲跑了，新加坡人把英语中文马来语等串着用，更潇洒更自如。多一种语言就多一层聪明。要不那印度店主不用坐飞毯就能擒拿我们呢。
和新加坡语言的多姿多彩反差很大的，是新加坡绿色的一统天下。大街正中隔开左右车道的水泥矮墙上，植满了绿草。好像那不是水泥墙，而是一条长长的草地竖起在路中。人行天桥的水泥壁上也植满了绿，好像绿色的帷幕从大街两边拉向中间。有些房舍用一株株挨紧的绿树作围墙。建筑工地自然要用挡板围起来，而那挡板上也画满了绿的椰树。得绿且绿。有一条人行道边上，有条一米多长的斜的非水泥路面，宽处半尺，窄处是零。这么一条像裁衣服裁下的废布条似的空隙；也严严整整地植满了绿。即使人行道上，也能无中生绿，譬如挖出一个个四角花瓣图形，图形里边无水泥。植绿。
没有绿就不是新加坡。绿，是只会嫌少不会嫌多的，在水库上段，铺天盖地的绿，叫人真想一下扑进这绿中，顺着坡顺着绿，咕噜咕噜滚下去——如果不是下边有一条水沟的活。我们冒雨走进植物园。蒙蒙雨烟中，看远近左右绿色茫茫，只有我们四个人。好像今天新加坡只有
四个人，不。让我们四个变成四朵大睡莲躺在这绿中吧。
新加坡这么多大片大片的、不尽不尽的绿，如果拨出一片来盖房，可换取多少高楼。然而新加坡人是宁可花钱填海造地也不侵占绿地。一个圣淘沙发展局就已经耗资一亿一千八百万元进行六十九公顷的填土计划。我问友人土从何来？他说花钱从印尼买来。
高价买土，也是高价买绿。在这绿色王国的花果山，突然看到直冲蓝天的通红。几棵大树从树底到树顶都缠绕着通红的密密的花朵。树是松树，花叫九重葛。松男葛女，女傍男，男护女，书写爱的诗篇。红女绿男前有一个电话亭。我拿起电话筒做打电话状请友人照下我和我身后的爱情故事。友人说在这儿打电话一定情意绵绵。又有人说了句：情人耳朵出黄莺。
醉绿之后，皆成诗人了。
新加坡国土小，抱负大，有闻各世界的绿，有世界数得上的大机场，有载货量最大的码头（还有阿姆斯特丹），有世上最髙的酒店——七十五层的威士汀酒店。我问友人，那么，你们新加坡人选举国家领导人是不是都喜欢选高个子？要不怎么一个个都髙人一等。
我从横跨海洋的缆车上看下去，集装箱码头上一排排起重机举起高高的手臂，像是舒展身子扬眉吐气，又像是把一个个大大的乂字写在海上，写上天空。哦，还有一艘打捞船，勤勤恳恳地打捞飘浮在海水里的废物。
我想起不知是从新加坡报上看来还是昕新加坡报人说的：每一天都是历史，都是责任。
雨，下了会儿又停，再下了会儿再停。新加坡的雨老是下下停停，是不是生怕再下一会儿就要下出国境了？
被当成杰克逊之后
1993年8月30日飞抵新加坡。友人驱车来接我，说杰克逊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了。宾馆都住满了从各地、各国来的人，参加国际作家周的作家只好分散住在丽晶饭店的各个楼层。
杰克逊，在我听来如同蝙蝠侠，又好奇又遥远。这位包装了又包装的星，对于真实的他我所知太少。我只是遗憾他的出现使本来就不大认识的来自三十几个国家的作家，像一把撒落的乒乓球，谁也见不着似的。
31日的《新明日报》头版有个标题：《登台唱两晚，就赚九百万》。杰克逊在新加坡两场。第一晚演出时，场内场外出动了三百多名带位员，九辆镇暴车，千多名警察，三辆救护车，五十多名救伤人员。演出中杰克逊轻吻一前排少女，场内女歌迷还有男歌迷大喊不公平，其实应该大喊不公平的，是那些倾囊而出赶来的歌迷。有辞了职、卖了汽车从英国赶来的，有把做女佣的钱潇洒花一回买三百五十新币一张黑市票的。我问一位家境不富裕的女孩，你花二百新市看这场演出，你觉得值吗？她说值，用了加重的拖音。
我们住的丽晶饭店是五星级，每天四百新币。杰克逊下榻的莱佛士酒店最少要六两美元一天，他住的总统套房大约四千美元一天。杰克逊的身价是歌迷们送给他的，用新币、美元、台币、英镑堆起来的。那么杰克逊送给歌迷什么？是谈话的作料？是忙中的偷闲？是自娱的机会？是循规蹈矩生涯中的偶尔放荡不羁？是转换一个生存空间的新奇刺激？是一个似乎人人都认可又与人人相距太远太不相关所以谁都可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说上几句的公众话题。没话找话时可以说说杰克逊，无聊沉闷时可以用杰克逊活跃气氛，用杰克逊来解闷来逗乐来解围来宣泄。在紧张忙碌的现代节奏中，杰克逊为很多人提供了润滑剂和轻松剂。或许这是一些现代人自娱娱人的需求。
我们国际作家周一天三单元的活动使我不可能顾及其他。9月1日晚上我们在新加坡博物馆朗诵自己的作品。会后时间尚早，几位华人作家相约去看看莱佛士酒店。倒不是因为杰克逊下榻此地，而是莱佛士历来住的名人最多，当年英国作家毛姆来新加坡也住此处。这个名人效应使人住进莱佛士就有一种成就感。房钱居髙临下，客人还是就要住莱佛士，客房到年底都订满了。
远远看到莱佛士饭店前围着五彩追星族。新加坡多民族，缤纷的服装如彩云烘托起云里雾里的莱佛士。我们漂亮的小轿车缓缓开过去，大家看我们这车，照我们这车。对了，杰克逊今晚——9月1口晚演第二场，该下台回来了。追星族把我们想像成了他们的星。本来么，星大半是用想像加以辉亮的，再说我们也是刚从台上下来——讲台。
我们的车刚进莱佛士，就听"麦克杰克逊！”的叫声。真杰克逊的车尾随我们而来了，我从停车场跑进一道小门又一道小门，又一道小门，只见五六个人打开一条门缝往外看。我一下爬上一辆空餐车（是餐车吗？）一手攀援一个什么箱（是箱吗？）和一帮戴高高的白帽的人一起伸长脖子看。所有的脖子蜂起所有的脑袋，所有的脑袋在门缝里摞成一串，糖葫芦似的。
杰克逊的小车从糖葫芦前开过。哦，他不从正门走。他要从一个专门送菜的电梯走。我就是变成糖葫芦也看不到他了。糟了，友人们一定找不到我了。我刚才的当场失踪一定叫他们着急了，我推开一道小门又一道小门又一道小门，哦，他们正找我呢。这时听到歌迷们一阵喊：麦克！杰克逊！我一通跑向大门口，歌迷们正朝着饭店二楼杰克逊房间的窗口呼唤，希望他能一展尊容。麦克！杰克逊！呼叫的人群中，有一些十来岁的孩子。是不是成熟期提早了，发烧的年龄也提早了？麦克！杰克逊！姑娘们举着大大的红心。然而那天皇巨星的窗子里，只有一只吊扇在转动，旋转出地上的人们一个又一个空渺的希望。
“你发烧发好了吗？”友人又找到了我。我为什么要发烧？我对并无所知的事怎么会发烧？然而在新加坡一两天里昕多了杰克逊，便如同想看蝙蝠侠或超人那样地好奇，便当了回青春发烧友。是的，发烧，是一种青春的宣泄。我也是聊发少年狂，难得淋漓难得恣肆难得放浪。
后来一女友说她在办公室昕了今晚的演出了。她儿子进场时带进了一个大哥大。演出一开始，儿子就拨通她的电话，叫她拿起话简一面听演出一面昕儿子的实况介绍。妈妈，好莱坞长青树伊丽莎白“泰勒和她的新任丈夫也来了。现在，镭射灯光芒四射，满台放花满台烟雾，麦克从烟雾中出现了！他背对着观众，他背对着观众，他还背对着，快两分钟了，四万五千名观众还只能看到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的背影。麦克手一扬转过身来了，妈呀！
9月2日，上午我去访问一家工厂，中午匆匆赶回丽晶。原定和我一起去演讲的三位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男士已经等不及我先走了。啊呀，我晚了！这可不行。我赶紧“打的”要求司机快快开车。晚上又在国家博物馆进行中国文化的讨论会。十点来钟走出博物馆，有人递上我的书叫我签名，我说这本上海出的书哪来的？新加坡人说这边书店有卖。正签着，看见两个熟悉的身影。两位新加坡女友正贴着墙站着嘻喀地笑呢。嗨，你们来了？来等你，请你去看看我自己烧的紫砂壶。你怎么有时间搞这个。你这酒店老板怎么当？照样当。我在上海、广州开贵都饭店，我还要开六个酒店，那我也能在晚上烧紫砂。我的壶巳经参加几次展览了，特别好看，走！你这个贵都、都贵大老板一天能做多少事？嘻嘻，走不走？
突然想到，昨晚从博物馆出来就去莱佛士。今天嘛，几乎不记得有个杰克逊了。每一天要做很多事，每一天会有很多故事，杰克逊，好像是上一个世纪的事了。
两位女友还在甜甜地嘻喀着。我们走！我挽住她俩，好像自己还有很多精力还能开大酒店还能做紫砂壶。
绝活绝唱
天桥乐茶园，是曹禺题的匾。匾下一副联是于是之的手笔：集粹天桥民间艺术，综览故都风土人情。集粹故都风情的，当数老舍的作品。
老舍的剧本《茶馆》，是1957年夏发表的。1957年，或者说五六十年代的作品，还能常演不衰越演越经典的，恐怕只有《茶馆》。然而剧本发表后的仅仅第十年，1966年夏，成堆的戏装被烧成血红的大火，就在老舍的面前烧，就让老舍看着烧。第二天，老舍走向太平湖离开了这个血红的世界。
这是老舍1899年来到这个世界的第六十七年。今年2月，他该是九十五岁了，如果他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1月290，天桥乐茶园的舞台口挂着“老舍作品欣赏”几个大字。一楼二楼挤满观众。我想到门口打个电话，先得用眼睛侦察肚一条可能达到目的地的曲里拐弯的路，然后一边走一边对人说“对不起，请让一下”。
台上仪有一个观众。幕布正中桂着巨幅黑白老舍头像。老舍昂着头，鮍着眉，抿着嘴，从历史的深处看舞台，看今天。或许，他比今人看得更清楚。
众生相在老舍笔下，好像用十八般武艺也写不过来。话剧、京剧、梆子、曲剧、儿童剧、鼓词、琴书、相声、数来宝、散文、杂文、诗歌，当然更有他的一部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29日下午的作品欣赏，有十二个片断。第一个节目是《有声电影》，这是中国第一部译成英文的作品，译者是林语堂。不管是有声电影的出现还是林语堂，感觉上都是历史书上的事了。然而老舍创造的男人女人都是正宗地道的老辈子北京人。今天的观众自然熟悉他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李翔和李婉芬演《骆驼祥子》的片断。祥子和虎妞，是李翔、李婉芬的“专利”了。虽然李婉芬68岁，李翔也六十好几。但是李婉芬穿红鞋，披红围巾，假发辫上下系着红头绳，一摆头一扭臀，一声一声“傻骆驼”的，真是天下第一虎妞。祥子穿一件过小过短的白褂，时而梗脖嘎声，时而抿嘴憨笑，活脱一个“傻骆驼”。台上几乎没什么布罟，两人演得满台是戏。老舍和人艺这台演员也是天作之合。
近来《北京晚拫》有个栏目叫虎妞祥子逛北京，当然是因为北京百姓大熟悉太崇爱这两个老北京。不过，在北京人艺好像生来就是投胎到老舍的人物中的这代演员之后，谁来演活这些大家都已经熟悉因而实难演好的角色？老舍虽然旅居欧美很多年，也认为土比洋难。
有人戏言虎妞和祥子是北京的荣誉市民。当然，荣誉市民多了：王利发、松二爷……。于是之、郑榕、黄宗洛演出的《茶馆公第二幕片断，松二爷一上场，右手提鸟笼子，左手提起大褂，朝着王利发连连屈膝行礼，他用一种特京味峙民国特可笑特悲凉的嗓音连连喊着：王掌拒您好！太太好！少爷好！生意好！天桥乐茶园本不是演话剧的场所。台下一个个八仙桌，一只只盖碗茶，台上没有演话剧的灯光布景。小小的舞台小小的片断，大大的演员一上戏就全情投入。所以人艺的演员才能成为大湏员，所以才能和老舍的风袼合柏。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我不可能捕捉住每一句台词，但是我能感觉着一个声音，一个贯穿在各个节目里的声音：人应该怎样活着？松二爷对常四爷说：“我还像个人吗？”（《茶馆》）方珍珠唱：“难道说做一真正的人是痴心妄想？”（《曲剧《方珍珠》）月牙儿说：“我应当活着，可不应该这么活着。”（小说《月牙儿》）还有祥子等的呼声。
话剧《人同此心》没上演过。这本是老舍写的电影剧本。江青说了句“老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知道什么知识分子政策？”这部电影便失去了生的权利。这次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唳天剧社把电影改编成话剧纟已念老舍先生。《茶馆》、《骆驼祥子》里的角色都成了北京的“荣誉市民”，《人同此心》里的人物都还没有“北京户口”，都不为人知。因为只演片断，我甚至没有记住剧中那个五十年代初从囯外归来的知识分子的名字。只记得他说，他路经香港时，听说在3内只准爱毛主席，不准爱爸爸。回来一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就放心了。老舍自己是1949年底从美国经日本、香港回到北京的。十几年后果然出现了一个只准“爱”毛主席，不准爱爸爸，不准爱的世界。
那世界不属于老舍。老舍在1935年写道：“他们对于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属他们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们，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老舍不会想到他也会成为一个时代的弃儿。他以一死解答了贯穿他.作品的主题；“人应该怎样活着？这台节目中有一个散文朗诵《自传难-写》。文中老舍讲到他生下时妈妈奶水不足，贴吃些糕干粉。所以现在还经常犯糊涂。我想他谢世的那一刻，是不糊涂的。他到底掌握了与己的命运。
冰心妈妈说：“施者比受者更有福。老舍先生像宗月大师一祥，他一生也是施者。他应该是最有唱的……”
看完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好似看了老舍先生浓缩的一生，好似看了一部《老舍传》。如果说老舍的戏是绝活.那么从于是之的王利发到李婉芬的虎妞，怕是绝唱了。
那么，老舍一生的最后一幕：太&；湖，是老舍先生的绝唱了。
舞台两侧也有对联：“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如果老舍现在是海外游子，他会忆家吗？我看老舍黑白大照片，那么关注地望着台上的北京人。是的，他当然是要回到北京的。
艺术的尊严和人民的苦难
日历上写着十月二十三日霜降。二十二日的天气预报告诉大家有一股北下的寒流。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交接之前，也就是二十二日晚上，北京保利大厦国际剧院的前厅里，辉亮的灯光和女士先生的盛装，涌动着生命的热力。
嘉宾云集国标剧院，进门先碰见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简练的黑色套装衬着白净的肤色，使人联想起她是白纸黑字的出版业和学界不懈的追求者，纵有分身术也只是在白纸黑字间求索，今晚竟也来看舞剧了。然后就见汪曾祺和范用两位老先生，无论汪老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少种文字，他本人可总是一副好像刚从京城小胡同四合院里踱出来的模样，整个儿如一坛用京味酿出来的陈年老酒。今晚是潇洒走一回了？范老是三联书店前总经理，灰白雅静的衣着配上灰白雅静的头发，越是消癀越显得气度不凡，他得了肺气肿，所以晚上都不出门了，那么今天呢？那边是舞蹈家资华筠，一袭飘逸的长大衣，一副美丽的眼境，加上大衣里灵动的身姿，觉得她即席即兴就可以舞动起来，闪光起来。再那边是大陆第一代芭蕾明星白淑湘，一见她就想起白天鹅黑天鹅。哦，谢晋！我一招呼，又引来了作家张洁。张洁个性强，不想做的事不做，想说的总是要说，阻挠不得也勉强不得。她想起票还没拿到呢，还在董秀玉手里呢，我说你快到门口找她。我与谢晋三月在全国政协会上分手后，再没见过，只通过一次长长的电话，忙碌人生，还是有事才登三宝殿才好。在这里不期而遇自然高兴，谢晋说看来要明年三月开政协会再见了，我说是的。我们把这半年的友情支付了，把后半年的友情也预支了，接着就分头挤进剧场去看云门舞集《薪传》。
从闪亮的前厅沉进黯淡的剧场，一下把人拉到三百年前开拓台湾的大陆先民前。男性光着上身，穿着黑色长裤，女性穿着黑色长裤和大褂，头发各向后梳个鬌，连留海也没有。黑乎乎的背景下，一群黑乎乎的先民在挣扎。他们张大着嘴，伸直双臂，张开五指，劈腿、跨跳，透心地惨叫，把先民在混沌中的生命力延伸到无边无际。女人打鱼的时候，头上包着一方头巾，种地的时候，把大褂一角系在腰部。此外女人和男人一无区别，没有化妆，没有娇弱，没有多情，没有色彩，没有女性。人类为生存为生计而斗争的时候，只有生或者死的区别。
先民用手掌和赤脚猛劲击地，像蛮荒的脚步声，穿越几百年的时间隧道。我一顫，哦，是鼓声，好像直接从头顶击进心腔。人类的苦难，人类与天地与生死的搏斗，这苦这难不也几近到了承受的极限了吗？先民的开天辟地，今人的追名逐利；先民的要活下去，今人的要活出个人样儿来，天知道在写字楼按动电脑比之在荒野搬动石头，哪个更艰险困难？观剧的前一天我走进眼科门诊，满满一层楼的眼科病人，无神的眼，闭着的眼，用纱巾缠着的眼，上了麻药呆滞的眼，然而还要排很长的队，等很长的时间。人类活得真难！越是成功的人物，越有一部不堪回首的艰险史。
与巨浪对歌
云门舞集的创办人和艺术总监林怀民，当初带领演员进行野外训练，在河床的乱石滩上爬行、快跑，一起搬运巨石，一起到海边迎着呼啸的海浪扯开嗓子呼叫，与巨浪“对歌”，演员们才有了与天奋斗的实感与坚忍不拔的精神。这里且不说演员高超的现代舞技和中国京剧武功的功底，只这种演出时一丝不苟的全心投入，已经令人震撼。这些年一讲台港艺术，容易想起满街皆是的台港歌曲。这本也无不可，本来都是同宗同袓人，到一九九七年北京香港已是一家。如今界限逐渐淡化，到那时或如大陆今年取消粮票那样，人们几乎连感觉都没有。大陆的很多欹唱港台化了，很多少男少女都有自己的歌星偶像。不过甜甜的歌听多了，如同甜食吃多了，人或傢水果糖那样美丽虚空，而不经咀嚼，不经摔打，不具分量，不够索养。
演出前林怀民先生希望大家不要照相不要咳嗽，但演出结束后咳嗽喝茶喝采请随兴。然而演出开始从三百年前先民的喘息声中，偏偏时时有前后左右咔嚓咔嚓照相机的按动声。像这样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潇洒的北京人，如果接续先人的《薪传》，也还需要经历一番痛苦的文化整合，否则是很难与人类苦难的艺术表现力量契合共鸣的。
林怀民先生说，他非常髙兴来到曹雪芹、齐白石、梅兰芳、沈从文、钱钟书生长或居住的北京。是的，我们的先祖走到当代，走到现代，走到今天，走出了多少了不起的北京人。我们今天唱的甜甜的歌，甜甜的少男少女可以有自己甜甜的偁像，真是太好了。但倒转二十年，回到七0年代中期，这一切还都不能想象。然而，我们不能回避人类的苦难，演出结束时舞台上方一左一右地落下两条宽宽的红椹，一条写着“风调雨顺”，一条写着“国泰民安”。正因为人类苦难太多，所以自古以来百姓就祈求顺利平安。虽然同宗同袓的华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堪称世界一流，就如《薪传》中的众男众女。
全场观众被人类的苦难震撼，被人类的力量振奋的同时，深深地为艺术的尊严感动了。
一再一再的掌声，歒给无愧于今人的先祖和无愧于先祖的今人——林怀民先生和云门舞集的全体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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