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的新戏《鸟人》，演北京的踊鸟闲人阶层。从美国回来的精神分析家丁保罗，要把养鸟人的场所改成“鸟人康复中心：戴着联防红袖章的人嚷嚷着轰人，说这儿已经划为外资。众“鸟人”自然不悦，联防揪住一个鸟人说，你成心捣乱，哪单位的？鸟人答道：“火葬场：
观众大笑。因为太熟悉这种京味的恶心人。中国最过剩的就是人，所以历史观地看问题，火葬场也是办喜事的地方，也带有了喜剧色彩，鸟人说，在中国“没有”什么都是可能的，就是不会没有人。珍责的鸟是一类保护动物，天绝了就再也没有了，而人有的是。
有的是，也就有的是闲人，有的是提笼架鸟的人。三爷原先是京剧的名角儿，京剧观众流失，名角儿也玩起鸟来，玩成鸟市上的权威。三爷一到鸟市，那么一站，虽敞着小棉坎肩，穿着圆口布鞋，一身胡同里混混的打扮，然而那威势，那做派，包公似的有分量。众鸟友全体起立喊三爷，三爷说：“少礼，少礼。”众生习惯于干什么都得有个权威，去信赖去听从，去在他的行为规范内走动，在他的思想框架里说话，于是嗓音更明丽，羽毛更光泽。这种自筑鸟笼式的崇拜癖，从膜拜皇帝，到创造偶像，到习惯了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流传着，传染着。
三爷自己也何尝不是生活在自筑的鸟笼里。他玩鸟，还是在玩自己？他的舞台，已经失去了；作为男人，已经不行了。晚景不忍看破，“我也不能为了逞能犯回错误广他自嘲自欺自尊自持，他非要教啥也不僅的农村小伙黄毛学京戏，黄毛说宁肯蹲监狱也比唱京戏好。三爷说只要能排戏，能养鸟儿，监狱怎么啦？
如果说芸芸众生愿意关在权威思维的笼子里，那么权威愿意关在自己思维的笼子里。
戏中另一个权威是丁保罗，或叫保罗丁。他奉若神明的精神分析法，在三爷看来不就是过堂？“我还不用你那套洋聊天儿，我就用咱们京剧，就能问你一个底儿掉广本来，中国的过堂和西洋的精神分析，一个重板子，一个重分析；一个重长官意志，一个重人性重个体。不过人一旦把自己关进自个儿思维的笼子里，终会走向错位，走向荒诞。丁保罗把伊底帕斯的杀父恋母情结硬套在三爷的追随者胖子身上，三爷便用过堂断案来治疗丁保罗。以荒诞攻荒诞。三爷勾脸，一身包拯打扮，众鸟友站立两旁充当衙役。鸟儿怎么办？“挂于大堂之上。”三爷一声“升堂”，说：“下跪何人？”丁保罗回话：“密斯脱保罗丁。”衙役甲胖子说：“别老觉着外国月亮圆，中国的名人，姓儿也是放在名儿之后。有爆肚满，烤肉季，馄饨侯。”三爷说：“有面人儿汤（一锣），泥人儿张（一锣），葡萄常（一锣）。”三爷继而传丁保罗的老师佛洛伊德。丁说已死多年。三爷说：“为何还将死人之言奉为经典？”
当然三爷自己头顶上也罩着些个死人的笼子。外部世界很难进入他的笼子。过堂时，一名我朝女子陪一名番邦男子来见。三爷一声喝：“叉出去。”胖子说今年是旅游黄金年，大人要以礼待之。三爷对那女子说：“这番邦之人朝三暮四，尔要仔细了广那女子轻轻松松地说：“本来我也没打算嫁他一辈子。”这正是今天的一种时尚，一些人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写此文前，我在街上听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学生在对他同学布道，说要留意三种人，一种是自己崇拜的人，一种是自己爱慕的人，一种是对自己有用的人。天，那么，弱小的、不幸的、命运对他不公的人呢？而这位小布道者只是个初中生。新的歪歪邪邪的笼子，又罩到我们很多人头上，重叠着旧的笼子。
《鸟人》的荒诞，用该剧导演林兆华的话说，是自自然然的荒诞，生生活活的荒诞，真真实实的荒诞。从“火葬场”到“黄金年”，北京人哪个不熟知？中间不休息的这出话剧，竟如长达两个多小时而一气呵成的化装相声，叫人大笑不止。问观众笑什么？一观众说：“从头笑到尾，也不知笑什么。”
《鸟人》是道地正宗的北京“人艺”风味，又是出格的人艺新品种。主题是什么？冲突在哪里？戏结束在何处？模糊又朦胧。观众走出剧场时可以随想，也可以有一点思索，也可以不会思索只会笑。人们是不大有机会大笑两小时的。这两小时对身心健康，是一种积极的治疗和康复。
这样一出散漫不经的戏，如果不是北京人艺的导演和名角儿们，恐怕都很难在台上立起来。敢于把这出戏搬上舞台，唯有林兆华、林连昆（饰三爷）他们了。四月十三日我去看《鸟人》。五月上旬的票都卖空了，剧场外黑市粟价已经从八元炒到三四十元乃至六七十元。林兆华被要票的人追逐着。一个从百十里外赶来的乡村教师，每月收入无多，也在等黑市票。林兆华见状将他带进剧场，找个空位坐下。剧场的加座都满了，空位都填了。我走进剧场，直感到人艺剧场变窄了。我从左右拉开加座的窄窄的过道走向我的座位，我想，即使话剧的路窄了，即使话剧面对消费结构改变造成的笼子，有林兆华、林连昆这样的“一类保护动物”，还是能飞出一片灿烂。
中魔的浮士德和发飙的林兆华
话剧《浮士德》演出结束，观众站起来鼓掌，演员走出谢幕。最后一个走上台的，一身沧桑。我对旁人说，你看这就是导演林兆华。旁人说，他就是林兆华？我说是。不不，那不是浮士德，不是浮士德的扮演者吗？我怎么会把浮士德看成林兆华了？或许，在剧场里被魔幻了两三小时，就把浮士德鹰幻成林兆华了？还是从浮士德的苦苦求索中看到了林兆华？或者使浮士德走上大陆舞台的其实不是林兆华，而是充满奇想的浮士德自己？
戏开演时，台前是电子琴、八音鼓、吉他和歌手。奇特慑人的摇滚乐一下刺激起观众的共震。摇滚乐不可能把观众带入歌德的德国，但是可以把观众带出各自太现实的世界，带入一个梦幻境地。像浮士德说的：“这是一场梦，没有地点也没有时间。”
舞台上是左右两个通天的梯子，中间一座连接的钢桥。在第一部里，上帝出现时高高地站在钢桥上边。浮士德的恋人葛莱卿入狱后，钢桥滑到地上，那一格格钢栏，就成了监狱的一格格铁窗。葛莱卿被判死刑，灵魂升天，钢桥载着她缓缓上升。
在第二部中，左右梯上坐着合唱队一起学鸟叫，两梯之间就是大自然温馨的怀抱。众大臣垂立左右梯，站在钢桥上的一定是皇帝。梯上可能坐着魔鬼，可能坐着天使，可能是书斋，可能是邻家。年轻的浮士德与葛莱卿相爱了，葛莱卿撕着一片片玫瑰瓣：他爱我，他不爱我。走到左梯旁刚撕完：他爱我！葛莱卿一下跃上左梯喊着“他爱我，他爱我！”浮士德跃上右梯大喊“是的，我爱你！”这时的左右梯，什么也不是，是两人升腾的爱情阶梯。两人从左右梯跑向爱情的顶端。
梯子和钢桥，幻化出《浮士德》五十多场戏的情景。常常最简练的就是最丰富的。
浮士德在有限的空间里天下地下自由来去，好像宇宙万物都包含在这一桥双梯之中。自由实在是自己给的。有多自由的思想，就有多自由的天地。
巨大、狂欢的人影中走出生命
林兆华的话剧、木偶、皮影都有权与真人同台演出。而这出戏是用真人“饰演”影子。《浮士德》中有不少大的群众场面。如果把这一切端上舞台，每个场面几十名演员也难制造出强效果。《浮》剧只在舞台口垂下与舞台框架一般大的白布，布后由十来名演员在强劲的摇滚乐中，或走或舞或远或近或小或大，或大到一行三四人的投影就充满了白布，充满了视觉屏幕。浮士德从死沉沉的书本里走出来，走向街头复活节。巨大的狂欢的人影在巨大的声响中走来，走出了无可置疑的生命，让浮士德一下走进活生生的人间。那些影子从白布后走到台前，也大都穿着影子般空幻的眼装。男角尤其是一身浅灰色紧身衣裤。演皇帝的不过加一斗蓬，加一纸皇冠。演酒鬼的都是灰色紧身服外随便穿件坎肩、外套。一排四个魔鬼穿着宽坎肩戴着黑礼帽吹着口哨上场，我知道这是戏里的魔鬼，然而又实在觉得像黑社会的流氓。复仇女神、挑拨女神、猜忌女神和智慧女神从景深处踩着摇滚的节拍很有韵律地款款走向台前，又分明像模特儿在做时装表演。
演员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当代中国人，服装一望而知是非中国的，也是非任何一国、非任何一个年代的。愿意是哪国就是哪国。本来人的善、恶、活动、追求都是共通的。满台角色哪个不是人性的投影？
魔鬼梅菲斯特说浮士德“一心追逐变换的形体，没有快乐也没有幸福能使他满足广然而生命正是在由不满求变换中繁衍发展生生不息。死去的，在人世留下一个投影；活着的，又是一个人性的符号。在变幻无定的天地间，人其实很渺小。戴上纸冠的做皇上，戴上礼帽的当流氓。从不停的运动中证实自己
梅菲斯特和浮士德驾着一辆破车开上舞台。他们的车座后高高地竖起一根破木棍，挑着一只高音喇叭。车一侧可笑地挂着一个个自行车轮胎。这辆车好像是一堆废铁拼凑而成，又像是一个乱糟糟的自行车修理铺。歌德笔下有这种车？魔鬼带浮士德周游世界到底乘坐什么？縻鬼还是愿坐什么就坐什么。
高挑的喇叭和张扬的轮胎给人一种荒诞不经的强效果。在摇滚歌手沙哑的热唱中，这辆破车也如一个充满生命的沙哑嗓子。大大的喇叭可以释放内心的一切，多多的轮胎可以不停地运动。浮士德原先从一堆书本走向又一堆书本，归纳出“人只有不停的运动，才能证实自己。”然而他终于能运动进大千世界，终于能证实自己，却是靠了魇鬼的帮助。
浮士德声称自己是为了“争取最高的生存”，“不是求取欢乐”。然而他追求他在街头见到的第一个可人儿。被皇上招安后，为实现造地计划又给孤苦的老农带来灾祸。浮士德是不倦的探索者，从书本的追求到对爱情、理想的追求。然而浮士德的身上也有麂鬼的一面，如同魔鬼身上也有浮士德的一面，替如智慧，总有共性，才能互相吸引。国外排《浮士德》，都是排上部。下部更恢宏，难以塞进舞台的框架。然而正是在下部，浮干德证实了他自己太多幻想，甚至去追求空幻的美人海伦；证实了他这个博士的未必都坚定和未必不虚伪。浮士德来到的一个王国，“人人都在聚財和搜刮，而国库早已耗得精光”。梅菲斯恃和浮士德帮助皇上大量印制钞票，面值为十元、三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他被皇上招安后很想为大众做一番事业，然而在实现他的“大”我的时候，不排斥牺牲百姓的“小”我。浮士德的精采与魅力，在于他的不停的运动。不过若没有梅菲斯特的相助，他恐怕还在书本堆里絮絮叨叨地说空话发牢骚，一个多余的人而已。那么到底是浮士德被梅菲斯特耍弄了，还是梅菲斯特被浮士德利用了，还是浮士德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了？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导演不同的观众看到的浮士德，都是不一样的。浮士德永远在运动在丰富在变幻，譬如幻化成是歌德手下也是林兆华手下的角色。
伟大的尝试总像是在发疯
梅菲斯特从来是男的，只是到了林兆华手下就变成了女的。或许鹰女更能迷惑人？或许魔女实际上爱上了浮士德？梅菲斯特最终发现她也被上帝耍弄了，仰天长叹：他们夺走了我唯一的宝贝！
或许林兆华决定把《浮士德》搬上舞台时他也中了魔，也有一个隐形的魔鬼诱惑着他发疯。想把《浮士德》搬上中国舞台的导演，林兆华不是第一个。果真把《浮士德》搬上台的，林兆华是第一个。浩浩然一部《浮士德》，宇宙阴阳万千气象，如何能塞进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剧场？林兆华选中一个尽可能大的舞台一一中央戏剧学院在棉花胡同的剧场。当上帝和魔鬼、过去和现在同现一台时，舞台背景后的防火幕都拉了起来，幕后的红砖墙一无遮拦，墙上纵横的下水道还是暖气管，墙上张貼的“请勿吸烟”，大模大样地坦露着。裸体的红砖墙，站在钢桥上拿着麦克风说话的上帝，从布景到服装到表演，间离效果无处不在。觉得浮士德的故事就发生在有暖气管、请勿吸烟的今天。觉得今天的林兆华又在发疯。
浮士德的学生华格纳用瓶子造人时，说：“伟大的尝试总像是在发疯，可将来谁也不会再说这是心血来潮。”当然，林兆华能疯出一台《浮士德》，得有中央实验话剧院、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他那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戏剧工作室的出资出人出力。他才能像浮士德驾上破车那样去疯颠一番。本想这样一出哲理的戏能演几场给知识界看看就是，没有想到这出戏使这个在胡同里的剧场夜夜傷满。
不过林兆华说这次演出只是《浮士德》的通俗版，或叫立体连环画。终究《浮士德》沉淀了歌德’生的思考和六十年的辛劳，哪里就能都理解了？
浮士德说：“如果我感到我已完美无缺，那将是我生命的终结”，“如果我对某一瞬间说停下来吧，真美！我甘愿把自己销毁”。《浮士德》的排练、演出，只是林兆华发疯的又一个过程。林兆华的戏老是给人意外的惊喜。我在棉花胡同剧场外看他决不松弛的神情，知道他还在疯麋。看完戏的一个中午，我走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那间小屋外。门照例又朝里敞着。门框上只拉着一块大半米长的布帘。我不能破帘而入，又无门可敲。看到门外对面有一只木柜。我就走到一边把木柜当门敲，也来个“魔幻”。林兆华被敲门声惊醒喊“请进”。他从一张狭小的床上坐起，床上还有一条弯弯扭扭的毛中被。我想，他醒来前，大约也如这毛巾被，乱糟糟地团在那里。他这间刚刚可以坐下一个他和一个我的小屋，那破乱拥挤一如浮士德乘坐的破车。林兆华就是乘坐这辆“破车”周游戏剧世界的。又想起浮士德的话：只有每天争取生活和自由，才能把自由和生活享受。
两台晚会
好久没有激动过了。
我是说，从电视里看文艺晚会的时候，生活中是常常要激动的。
晚会越来越热闹，看完常常觉得寂寞觉得无聊。事实上也鲜有看完或者说完整看的。三月一日晚饭时打开电视机想随便看点什么佐餐。又一台晚会推到我的眼前。几个镜头就叫人感觉着一种整体的韵律，这是台什么晚会？我认真起来。总政的？然而家中电话不断，只好在电话的空当儿中看。电视上正在演小品，讲海岛缺水，前去慰问的演员老想为战士做事，一边为战士演唱，一边拎起一桶水当道具就泼了出去。海岛缺水的事，早就知道又知道了。好像没什么好演的，不会有什么剧场效果。然而当女演员拎起塑料桶泼水的刹那，我冲着电视机“啊”地一声惨叫。我生怕水泼出来。我内心之紧张之害怕，倒像是在非常投入地看一部惊险电影，只有看惊险电影才会这样惨叫0虽然那道具塑料桶里是不会有水的。可那一桶水是海岛战士的饮用水活命水呵。然而这不是演戏嘛，而旦是短短的小品。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这么当真这么揪心。
在家中电话的不规律隔断中，又看到一个甩手绢的舞蹈。怎么满台演员都把手绢甩得这么好？怎么有这么多艺高胆大的演员？最后一个长长的仰拍镜头，只见满台飞起的红一行绿一行黄一行的手绢，好似满天的焰火礼花。然后是一个春姑娘的独舞，水声春色舞姿，把春搅个淋漓尽致。又一出杂技小武术，不像常见的杂技音乐，容易流俗。这出杂技用非常雄壮的乐声尤其是歌声来烘托。演员在越来越雄壮的伴唱声中做连续腾空后滚翻。演员的后腰像滚轴，身子向后弯成车轮，车轮滚滚，奔向前方，前方是火红的太阳。演员一个一个翻着，我啊呀啊呀叫着。在我的伴叫声中。演员翻出一个英勇雄壮，翻出一个有韵律的威风。
我想，现场的观众一定都是振奋的。当然，出了剧场回到生活中，或会被私事公事冲淡晚会的印象。但是至少在剧场里是振奋的，至少很久没有被晚会这么振奋过了，至少感受到了一种不大感受得到的剧场效果。
还是在电话的间隔中又看到一出小品：两位农村老汉讲述当年他们参军支前的经过。本来两人都要参军的，出发前乙的对象悄悄走过来给他一个一乙刚说到这，甲说停，不要过细地描写这个不健康镜头。乙说什么呀，对象是悄悄给他一个烟荷包。就这么一会儿耽搁，乙没赶上部队，只能支前，留下一个这辈子没能穿上军装的遗憾。这个小品真没什么新鲜的，讲一些“老掉牙”的事，连故事也谈不上，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感觉、一种感情。演员的感情是朴厚的，表演是朴拙的，使人想起粗粮细做的小窝头。过去谁不知道那粗大的窝头，如今巧思妙想做成小小的，那小窝头就清新脱俗又适合现代人的新口味新感觉了。这出小品就看得我又笑又流泪，笑着笑着又感极而流泪。小品演到了返朴归真的境界。
压轴节目唱出呵，中国，中国，十五年的风，通向新世纪，等等。以前常常看到一些晚会，或有节目庄严大话叫人不得要领，或有节目低俗戏闹叫人不敢问津。而此时此刻听到中国，中国，觉得激动。因为这一台节目真能代表中国的水平。因为没有这十五年就不会有这台节目的艺高情真。因为有了这台节目更觉得十五年来的风，确实是正在吹开新世纪的大门。甚至想到中国的人民币已经在纽约唐人街上受欢迎。
人民币走出边界走出香港走到纽约，这是一件叫我激动的事。还有不少叫人激动的事，譬如二月八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新型火箭“长征三号甲”发射成功，不知为什么九曰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叫人激动的事好像被简化成’一件：马家军。不过中国这一年如果只有一个马家军，不会吸引来那么多的外商外资外宾，德国的科尔来了，法国跟上来了，美国也不甘落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吸引世界的眼光。
这里不是说晚会需要例举我们生活的成就。但是春节的晚会需要有这一年的生活气息和一个整体的气氛，譬如：欢快。让人欢笑让人忘忧让人从笑声中得到高品位的享受。当然不能要求晚会都是成功的，但是春节晚会不能失败。否则就夺走了多少亿中国黎民百姓一年一度的娱乐。节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每逢除夕必傻坐在电视机前看晚会，不好看的也赖在那儿潇洒傻一回。这次看了总政那台晚会，明白晚会其实也可以搞成精品，明白看多了掺杂伪劣节目的晚会，自己的晚会意识也退化了。于是想到晚会品位对人的品位的影响。
再说，我们中国人那么聪明那么有为怎么就办不好一台晚会？怎么搞一台晚会就这么难，比西昌发射火箭更难，比把经济搞上去更难？
我真想，谁能办好春节晚会，应该给谁最高的劳务费。因为全国百姓要消费一台精彩的晚会，全国百姓一年一度要有一次高消费。包括消费明星。捧出来炒出来的，叫流星；演出来的叫明星，明星走上舞台唱歌，说一句：“希望大家喜欢”。观众的喜欢是明星的生命。悦人的同时已经把明星事实上置在服务于人的地位。何况明星给大家带来亮色带来欢乐带来享受。总政那台晚会的成功，也离不了荟萃的明星。中央台晚会的不大成功（有几个节目很成功），也证明了明星的不可少。少了明星，就少了文化的晶莹，也少了色彩少了欢愉少了青春气息。为什么要逃避青春逃避激情呢？
三张头等舱机票
亚诺什斯塔克提着大提琴笔挺地走上台。斯塔克是笔挺的，大提琴也是笔挺的。斯塔克向观众缓缓鞠躬，大提琴也向观众缓缓鞠躬。感觉中，斯塔克与大提琴其实是一体。在人前，一个是斯塔克，一个是大提琴。在人后，斯塔克就是大提琴，大提琴就是斯塔克。
斯塔克是美籍匈牙利大提琴家，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有大提琴王之称。这次专程到中国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是免费演出，只要求给他三张头等舱的机票。当然，一张是他的。一张是钢琴家的一一他说―定不能讲伴奏，是合奏。那么第三张票给谁的呢？那把大提琴。
那把大提琴是一七〇五年制造的。斯塔克是一九二四年出生，提琴的年龄比他大二百多岁。当提琴终于投入斯塔克怀抱的时候，提琴觉得眼前这个人，她已经等了他二百多年了。从此他们形影相随。斯塔克坐头等舱，大提琴一定坐在他身旁的座位上。不过，斯塔克要是去爬长城，那怎么办？
演奏钢琴的希吉尔内律基，是造诣极深的美藉日裔钢琴家。当他的手指在琴键上滑动时，立即激扬起我体内生命的河流，浦向我的眼睛，我满含着泪水，感觉着一种痛苦的甜蜜，我小时上海老家的附近有一幢高楼，高楼的哪一个窗』天天飘落下来丁丁冬冬的钢琴声，并不熟练的，我想是一个与我一般大的女孩在习琴。妈妈老是说我要是能弹钢琴就好了，因为我手指长，五指可以分得很开，生来可以在琴键上“纵横捭阖更因为我喜欢钢琴，说不出来的喜欢。虽然明明知道那从天上飘落下来的音乐与我无缘。当教师的爸爸妈妈月薪只够维持全家的生计。这次来听音乐会，在大厅里碰到一位女友带着她的十多岁的女孩。女友快人快语地说女孩上重点中学了，她一高兴就给孩子买了架钢琴。“买了架钢琴”，这句话顶多用了一秒钟疾驶而过。这项消费在今天有独生子女的家庭早已不是新闻。尤其那女孩儿的品犷出众叫人爱得不行。音乐，毕竟需要经济载体的依托和文比氛围的熏染。
六月北京国际释乐节，有两场演奏会只卖出几十张票。比起“追星族”在流行歌星演唱会上的热狂疯颠，钢琴独奏会还是如那琴键一般冷清。想到音乐家从台上看座位空落的观众席，真如缺了很多牙的口腔。我便想去音乐厅“补”上一只“牙”。我正在远郊，参加市作协的会议，只’能赶囡来看那最后一场大提琴演奏。我与作家们说此事，一下鼓动起连我共十七人要去音乐厅“补牙”。然而我险些搞不到票。因为，不知为什么最后一场演奏会突然火爆起来。是突然意识到北京终于能举办这么一个国际音乐节，也是社会发展到一九九三年的产物，怎么能不珍惜？是不约而同的“补牙意识”？是斯塔克的魅力？
是斯塔克用弓弦拉出了贝多芬、舒伯特、德彪西、勃拉姆斯，还是大提琴拉出了斯塔克？乐声中，他和琴交融为一体。那琴，不是搁上他的左肩，而是从他的左肩长出来的。琴端支在地上，便是他生命的支点。胳臂与弓长在一起，胳臂也是弓。拉到激越处，大提琴向前或向侧伸出穿着黑皮鞋的左脚或右脚。乐声舒缓时，不会注意到斯塔克的脚。他整个人，尤其是面部，如木制提琴那样庄重而不带表情。斯塔克的世界里，只有2小调奏鸣曲、0小调奏鸣曲，没有一个杂音。
不，有了杂音。或许别人听不到。但是斯塔克的耳朵受到了刺激。有些观众在照相，按动快门的声音刺进了享德尔主题变奏曲。曲毕斯塔克进幕后。上作人员向观众们递话：不要拍照。观众感谢这文明的提醒。如果说，变奏曲演完时观众报以热情的、恰如其分的掌声，那么，当斯塔克从侧幕复出时，观众们报之以加倍的掌声。
演奏会结束，十几个现众奔向台上向斯塔克和希吉尔内律基献花。掌声变成整齐而有节奏的要求。斯塔克，原来你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知音；斯塔克，原来你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尊敬。终于加演了一曲。曲毕掌声还是不依不饶，坚忍不拔。从这掌声中，我看到我女友那刚买了钢琴的女孩在这噼噼啪啪的声响中，在这噼噼啪啪的春雨中向上成长。如果说，斯塔克第一次从侧幕复出时观众的掌声还带有相当的理性，那么这一次的掌声几近完全是感性的，不是致礼，不是尊敬，而是热爱，而是钟情，是因为我们要听斯塔克，是因为我们喜欢这把一七〇五年的大提琴。
但是斯塔克太累了，他生命的音符在大提琴的弓弦上流淌了一个晚上，尽情，尽意，如何还能有不尽的精力？然而掌声一发而不可收拾，哗哗啦啦铺天盖地，如汹涌的潮，拍击着空寂的舞台，一浪，又一浪。纵然徒劳也要汹涌，也要拍击。这是心的呼唤和情的宣泄。亚诺什斯塔克提着大提琴走上台。呼啸的大海顿时安静下来。阳光辉煌，大海灿烂。音乐使人类相通，人类在相通中走向共同的光荣。
这次是一人独奏，无伴奏奏鸣曲。当最后一个音符从弦上落下，那弓还平行地横在琴上，那右手还那么悬着，那左手也还长在弦上，那音符还没从斯塔克心中落下。亚诺什斯塔克便成了一座雕像，在缓缓落下的音符中升华。什么时候，我们还能为斯塔克准备好三张头等舱的机票呢？
美丽的劫持
如今谁敢吹牛说他策划一台晚会准保特来劲，准保叫台下全疯魔似的高兴，谁敢？
今天的观众见多了。金鸡奖、金球奖还是奥斯卡奖的片子，见过。美得耀眼的林青霞和丑得夺目的凌峰，见过。我写此文的九月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有纽约麦当娜的出。我看到报纸广告时以为是美国的又红又黄大歌星麦娜来了。后来才明白是一位像麦当娜的歌星，号称纽约麦当娜的。从彼岸请来的演出还要用这样乱真的广告来吸引购票。北京的百姓，早就知道了麦当娜，吃过了麦当劳，想叫他们还有多少热情上剧场看演出，可就不好说了。
九月十二日晚匕，友人把我。“劫持”到剧场，我心里惦着手头做不完的事，实在无心去看一支安徽合肥来的总参电子工程学院的战士业余演出队的演出。
外省的，战士的，业余的。然而剧场里一阵阵叫好声好像要把一排排观众弹起来了，大伙儿都嫌嘴不够大似的哈哈哈地笑着，如果观众席宽大一些，那么就可以把脚丫子也拍得呱叽呱叽响了。
演出结束了，全体演员排成两行谢幕。我急急地扫视这两行演员，寻找王红涛，只是想，再看她一眼。早已看腻了、听急了绵软、空妄的爱的惆怅。所以说听急了，因为在事情来不及做的现代节奏里，实难挤进无尽无休的拖音与颤音。通俗歌手多得好像尽人皆是，去掉一个最禽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总会有个中间分。艺术忌模仿，忌雷同，忌泛忌滥。艺术不比抽烟，可以不分彼此。艺术，是一个最不安分的新生儿。新生的，才是有生命的；只有生命的喷发，才有艺术的震撼。
九月十二日晚上，我完全意外地感受了一次生命的震撼。
“震中”王红涛一人主演了黄梅戏、独唱、相声、凤阳花鼓、花鼓灯等，还在两个节目中主翻跟斗。她自编自唱的《南腔北调》，把豫剧、沪剧、黄梅戏、京剧接唱得时柔时刚，时而花好月圆，时而风急天高，时而小桥流水，时而万顷波涛！
一曲《南腔北调》直唱得她摘下了全军业余文艺调演的桂冠，直唱得军委的首长们全认识了这个娃娃。她在一个小戏里用不同的曲调唱出几个不同性别、不同性格的角色，唱疯了观众，观众呱呱地鼓掌、哇哇地叫好，山呼海啸大地震似的。
“震中”王红涛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小得我直向舞台上站成两排的演员看来看去也找不到她。哦，在那儿，在第二排左侧的最边上。
王红涛，白净鼓鼓的睑颊，灵动圆圆的大眼睛，加上红润的嘴，一下使我想起小白兔。不过那两道长长黑黑的眉，透着生命的顽强的张力，又使人感到后生可畏。
她在安徽一县城上小学时，就爱看人排黄梅戏，然后回家用橡皮筋把大枕巾裹在胳臂上当水袖，甩着演小姐丫环。十岁考上了六安市京剧团。京剧讲究幼功，她跑圆场练得闭着眼睛貼着舞台边沿跑也不会摔下乐池。就怕挨罚，二罚就得拿一个小时的大顶。头朝下脚朝上，眼看要倒下，老师叫劲儿大的男生把她的双脚紧按在墙上，倒挂着想倒也倒不下。小红涛用数数来捱过这倒挂生涯。一、二、三、四、五地数，好像在数啪啪掉下的眼泪和鼻涕。
小红涛是个不安分的孩子，除了“本职”文武花旦外，什么都学：青衣、武旦、老生、武生、小生，但正值京剧不景气，有时台下的人不如台上的人多。一九九〇年招兵时，她一步跨进了部队，从此跨进了比六安大得多的世界。从此演出如战斗任务一样压下来，压在这支战士业余演出队的男孩子女孩子身上，压出了他们结结实实的功夫。一九九一年水灾，总参政治部下达任务创作一台赈灾义演的节目，让十八天后去江苏、安徽的灾区演出。负责这支演出队的电子工程学院宣传处长俞荣斌，赶紧计箅十八天一共有多少小时，如何一小时一小时地把时间分配给一个个节目的创作、排练。每天睡不了一会儿。十八天后在安徽灾区演出，激动的群众挤倒了音响。然后到南京演出，常常每天演两场，第二天又挪一地方装台。舞蹈演员们每人每场要上七八个舞蹈节目。有的女孩累得舞到背对观众时就掉泪，一转身又面对观众甜甜地笑。后来，需要安徽省出一+节目参加中央电视台《综艺大观》特别节目《重建家园赈灾义演》，省里那么多专业剧团没被选上，单选了这支业余演出队的歌舞《凤阳花鼓》。继而中央台的电视专题，《九一抗洪曲》又选用了《凤阳花鼓》。
我会的这台演出，是两三个月前才开排。场场爆满，场场爆响，军人拍打起巴掌来好像比打枪还响。王红涛依然是这台节目的主角。人原来有这么多潜能！在别人看来文武全行的王红涛，她自己却隐隐地感觉着沉沉的不安和无法拂去的危机感。过去的两年已经过去了。又一个两年后呢？她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不同于今天呢？
干净的眼睛
谢幕已经六次了，掌声还如连绵的雨，向舞台上喷溅过来。主角男孩再一次毕恭毕敬地向观众鞠一个躬就蹦跳进侧幕。北京儿童艺术剧团的团长说广你演得真好，覃琨！”覃琨哇地大哭起来，说：“我演的就是我儿子呵广戏中的男孩面对的是父母离异的新学科。当年覃琨的丈夫离去时，她儿子也是十多岁。她演这出戏时穿的就是儿子当年的衣服，只不过把衣袋捅破，演出时调皮地把手从口袋里一下捅出来，演得观众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每次戏演完，主持人在掌声中提高嗓门说：“你们知道扮演小男孩的是谁吗？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表演艺术家蕈琨，今年五十多岁了！”
离婚在今天已经是常见的、正常的、平常的事，自然地进入了儿童剧的情节。随着九十年代进入儿童世界的还有数不清的外国卡通片和大陆发财梦。有的小学生用压岁钱买了电子游戏机，再用低于外边两毛钱的价格吸引同学到自己家里玩游戏机，收入颇丰。或许这是卡通片与发财梦的综合效应。今日的儿童剧，也如多棱镜似的反映了从儿童到成人的种种生活面。从优化生存环境到保护大自然，从对人生对社会的新视角到对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的选择，
从自强自立自主到自己教育自己，从外国童话剧到中国寓言。
一九九二年冬，举行全国儿童戏剧评比调演，从剧名也可以看出内容的多彩：《长城有个黑小子》、《丑小鸭》、《潇洒女孩》、《门插、门鼻、苕帚》、《世界民间短剧集》、《夜明珠》、《太阳、气球、流行色》、《小小男子汉》、《四弦琴》、《希望号，欢迎你》、《诚实的谎言》等。全国有二十四个儿童剧院和儿童团，如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儿童艺术剧闭、哈尔滨儿童艺术剧院、中国福利会上海儿童艺术剧院。这次评比调演，有二十三个专业院、团报了三百二十八台剧目，业余演出单位也报了一百一十三个节目。其中别开生面的是课本剧，把课本上的历史故事、成语故亊用小戏来表演，比如：《东郭先生和狼》、《晏子使楚》、《狐假虎威》、《自相矛盾》。
九十年代的儿童剧，长大了，长高长胖长丰满长漂亮了。不过，儿童剧工作者，真正的儿童剧艺术家，是长不大的。覃琨今年五十七岁了，演艺圈里的人都爱叫她小男孩。她挺着一个往前冲的鼻子，睁着一对童真的眼睛，一米五几的个子，在台上咚咚地摔交，在台下咚咚地走道。过街时迎面驰来一辆自行车，她让车，车躲她，两三次让来躲去，正好还是互相挡着。这种事生活中常有。终于让出道，自行车可以从她身边过去了。她觉得刚才很好玩，冲骑车的小伙子友善地笑了。谁知那小伙怒冲冲地回头甩出—句脏话。覃琨愣了。小伙见她不回击，更怒，下了车骂。看热闹的人已把两人围住，只不知那小伙在骂谁，因为听不到反击声。小伙第三次大跳大骂后反身骑上车就走，正好撞上前面一个骑车人。那人的厉害又绝不在小伙之下。一场大战开始了。覃琨一阵痛苦。
儿子对她说：“妈，你演了一辈子儿童剧，你闭着眼睛看到的是美丽的童话，人与人充满了爱。你睁开眼睛一看，现实那么严峻，你就适应不了。”
长不大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儿童剧工作者。用儿童的眼光写儿童。用儿童的心态演儿童。有的儿童剧把儿童纳入成人思维的轨道，儿童讲大人话像扭曲的小大人。这是儿童剧的大忌。社会从一无商品意识一步跨入全民想发财（极而言之）的骤变，欲壑难填，心绪浮躁，一触即发，唯钱是好。今天，一双儿童的干净的眼睛尤其珍贵。在呼吁优秀儿童剧目的同时，更需要呼吁多一些干净的眼睛。
二月一日晚上十时，北京电台邀覃琨讲话然后接热线电话。她想这么晚了谁还来听儿童剧演员的讲话？这个时候很多人在看各频道的电视连续剧。然而电话频频打来，主持人发话请大家电话短一点，结果这个节目还是延长了五分钟。
“覃琨，我小学四年级时就看你的戏，现在我儿子小学四年级了，我还记得当年你的台词，我背给你听。”“我的孩子佳佳本来早睡了，他要我代他感谢你，他在电话旁听你讲话呢。”
“让佳佳早点睡吧。”軍琨说。睡不踏实的是有良心的儿童剧工作者。拍片、演戏都有个前提：经费。儿童剧要创造梦幻世界，制作经费常常比成人剧高。可是票价是成人戏剧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要不儿童怎么消费得起？有关部门对儿童剧的演出有一定补貼。然而这点钱如同“扶贫”，不能“致富”。比起电视连续剧的高稿酬，又有几多能人会投入儿童剧的创作？去冬的评比调演，北京的剧目在剧场演出，外地的调录象带来看。这里自然也有个经费问题。今年五月下旬到六月初，评比中获一等奖的部分剧目来京参加全国优秀儿童剧调演。北京的儿童有戏看了，那么外省呢？以后呢？当然，文学、戏剧都被商品的大潮冲掉了原先的优越，儿童剧怎么可能插翅高飞呢？
不过，覃琨说，她演一辈子儿童剧，老在地上摔打滚爬，她至今也想着演一出在舞台上飞起来的戏，像日本长演不衰的《自然的精灵》里起飞的精灵。可是布景、道具、激光，哪有这钱呢？
不知道长大了会怎样
初春，蒙蒙的雨，泥泞的地，乍暖还寒的天气，灰蒙蒙中萌动着新绿，如果说二十来岁是人生的春天，那么十几岁的中学生，便如那未必绚烂、未必盎然的初春：一阵迷雾，一阵春风；忽而灰冷，忽而明媚。灰冷如那绵绵汩汩的春雨，明媚如那化尽冬雪的艳阳。
较之春意勃发的二十岁，十几岁便如同还埋在泥土里，还压迫在残雪下的新芽、新蕾。自己都不知道一巨抽出枝、绽开花是什么样。希冀、困惑、惶恐、躁动、兴奋、不安。既希望长大，又不知道为什么要长大。既怀恋儿时的无虑，又要求父母把自己当作长大了的人。
初春的新枝新蕾是柔弱而敏感的。那位老师带进一股不祥的寒风，那次做不出习题如入五里雾中，那位同学的智慧如春天的闪电照得自己黯淡、见拙，那次卖力气想给病中的同学带去春天的喧闹，偏偏同学不笑只好自己怪笑。少年人可能责怪那寒风，那迷雾。但是一切的一切，只是因为自己对自己把握不住。那灰蒙蒙的雾，原是从心底升腾起来，弥漫到所有的景物上。分不清是对自己的失望、对自己的不满意，还是对别人的失望，对别人的不满意。雾大的时候，就对自己、对别人都不接受。怪父母不了解自己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可是又像傻孩子一样等着父母的劝慰。少年人对这个绝非完美的世界太少承受力。然而又怎么去要求他们呢？初春的、没有绽放的小花蕾到底算花还是不算花？十几岁的少年人箅小孩还是算大人？一阵风吹来，就可能吹落了花蕾，我们又怎能要求小花蕾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承受力？
有中学生埋怨：学生的冬天是一件旧大衣和一条长长的人行道。不，学生的冬天至少还有新鲜温热的牛奶，还有厚实热烘的被窝。实际上，做父母的往往比他们的孩子所想象的要小得多。父母以为他们尽其所能了。而孩子要求父母适应并理解自己不同时候的不同心态。孩子感到失落，觉得长大了原来就是这样。不，如果长大了就是这样，那人生就太少波折起伏了。至少，要长大到自己也有了个中学生的孩子，到那时，或许刚刚知道长大了会怎么样。
让我糊涂一回
总会听到类似这样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哪！”然后是各种貶义词。
如果以自己为标尺去丈量年轻人，年轻人恐怕没有一个够标准。
如果以为只有自己是标准的，那他就把整个世界排斥、在外了，包括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一谁都有一个年轻的、不成熟的、未必不糊涂不荒诞的、充满了奇想和创造力的时代。只是，有的人比较健忘，以为自己生下来就是老人，身体的各部都用标准件组成的老人。于是对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如外星人一样不能接受。
人是不是年轻，其实也不在年龄，而在心态。譬如，能不能“糊涂”一回。“糊涂”到一切都不规范、都越出常规，“糊涂”到穿着长裤到河鱼走，穿着凉鞋去爬山，扛不起柴捆就踢着走，没有被子就盖报纸。腿划破了好多口子，脚扎进了树枝，然而还要逞能，去走山里人都认为只有胆大的人才能走的险路。
如果盖报纸睡觉着凉了呢？如果腿划出血感染了呢？如果在河里长着水草的石头上走扭了腿呢？如果穿着凉鞋爬山掉下来了呢？
不，这些“如果”不属于年轻人。“如果”越多，心态越老。年轻人可能受骗穿凉鞋爬山，可能逞能而出什么事，就是不会揣上一兜“如果”。
他们真是太不成熟了。他们想入非非、别出新裁、标新立异、争强好胜，他们也因此而拥有新的梦幻、新的设想、新的创造、新的世界。多少习惯的、传统的贬义词，其实都有褒义的一面。譬如，不成熟难道不正是一种创造的优势吗？
让我糊涂一回！
一个人有一个主题
小C：
来信收到。在巴黎的北京女孩的信，简直是最好看的电视连续剧。你说感受太多写方块字是挡不住的诱惑，我说你太应记录一些片片断断，将来，当巴黎的一位服装界新秀，二个北京女孩子第一次开自己的服装发布会的时候，她的电视连续剧脚本也完成了。
这里，随着经济发展现代意识增强，原始积累时期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也在“走俏”。有一位美国的老教授，他说国内人的变化叫他吃惊。他说七十年代末他回国时，觉得国人实在太忠厚老实，实在好得叫他难过。现在回来常常觉得有些人真是太坏了。当然，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而文化教育太脱节，加上一些深远的文革遗风正在显影出来一这里不是指“左”，“左”是大家早就明白的，早就显影的。我是说文革中的或整人或被整或为生存或为逃避而逼出造成的不讲信义不管情谊不顾脸面不择手段，这一切，当商品经济同时诱发出人性善人性恶人的各种潜能潜欲的时候，就呼啦啦轰隆隆地出来了。
所以我高兴在你的信里，我看到的是天空与海（借用你的花布图案设计的名称），是纯蓝复纯蓝，是一个明朗单纯的世界。你说你只有一个主题一服装。其实，社会中的人，本毋需关心太多的社会，每个人只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自己塑造好，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就不会有很多的错位和越位，大家立体交叉着，人际关系自然复杂起来。一个人只有一个主题，多好！那么很多的人在一起，就是一个有很多色彩的美丽世界，如同你天天面对的图案、花布。
我至今很难想象你这个撞到巴黎的女孩子怎么就过了法语关。你的满分、满分、满分的背后，有多少难以想象，的艰辛和你的聪明。你的天资和潜力，若不是出去闯世界，怕也未必能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我一切都好，就是忙乱不堪。相信三年后，等你重返故里，我这边的一切都有序了。当然，也许到那时，又有了新的梦幻。这就像你经常做的那个梦：效果图还差一张，还差一张。
送你一副友人在台北庙宇中看到的对联，同在梦中无你我，放下身心即乾坤。”
此信到？訂8时快春节了，春节快乐！
祖芬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从香港到北京有几条路
你好！下午我听说你考上了东北大学，我想，我得给你写封祝贺信。一个内地小姑娘，后来在香港定居读中学，后来要到东北读大学，每一次地域的跨度都这么大。这种大反差给人带来的冲撞和体验，是一份多么丰厚的人生礼物。
能够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有很多。能够像你这样“纵横捭阖”地大跨度地上学的，有几个？我所知道的学生中只有一个：你，幸运的小丫。
我知道你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你也并不怀疑自己能否考上。有这样的志向，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单纯明确果断简练的思维，这一切都是可爱的，可喜的，可贵的。结果考上的不是北大，也是可贺的。你的爸爸妈妈外公外婆一定一个比一个更舍不得你。然而上帝或许觉得小丫的家庭太温暖了，赶紧送她一个苦其肌肤、劳其筋骨的机会，让她一个筋斗翻出十万八千里，然后咚地一下掉在地上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东北的土地上了。
你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插队，并不知道她沾满泥水的双脚将来还会行走在大城市的柏油马路上。你嘛，现在巳经在香港吃腻了麦当劳。我十来岁的时候告诉我妈妈，说老师说的美国的椅子一坐就塌。后来到像你这样高中毕业时，对美国的了解也没有增加多少，譬如从来不知道麦当劳。我珍惜今天世界向我开启的每一扇窗户。你妈妈嘛，第一次从香港回京到我家时，啃着一只烤白薯当晚餐，感觉中好像她刚刚插队回来，虽然她是堂堂经理了。年轻时的一切艰苦，都是今后人生用不尽的财富。
小丫，如果你从香港到北京怎么走？当然，可以乘坐从启德机场直达北京的飞机，不过这需要一笔不少的港币。也可以从九龙坐火车到广州，然后飞往北京，还可以在深圳过关，坐深圳直达北京的飞机或火车。或者干脆坐船从香港到大连。一路航行。再从大连坐一小时飞机到北京，再不经七海来北京，经南京来北京，天知道有多少条路。人生也如此‘面前的路其实很多很多。如果不走，就没有路；认真地去走。路是越走越多的。
再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当你到了东北，在女生宿舍里一觉醒来，想到今天不再有大人叮嘱你该穿几件衣服了，你会觉得多快活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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