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很会在胡同里找捷泾。遇上大街堵车，出租一头扎逬胡同群落‘三下几下的就从尺知道哪个口子里吱溜出来了。若黾正经从大街走，好几站路呢。全北京每天得有多少各式午：辆在胡同里潜来游去？
比之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堂短而窄而少包容摄和神秘感。上海人很能包容比自己现代的、富有的、洋气的，不大有余兴接纳比岛己落后的、贫穷的、土弋的，务实询少虚妄之想。大而广之的北京胡同，孕育着大而华之的行为方式。北京人雍容大度来秆无欺土洋皆宜，还有讲大话尚空谈的雅兴。
胡同群落里，四合院复四合院，胡同套胡同、“圈圈，一层层，织着唠唠叨叨、融融自得的京味儿。胡同里的人一家家一代代搬进了高高的居民楼。离胡同远了，住胡同生煤炉上公厕的诸多不便淡忘了，那联系着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前辈自己的根的盘根错节的胡同便激发起北京人密密层层如陈年老酒越久远越醇厚的感情。于是电视上有没尽没头的胡同里的故事，报纸上有没完没了的胡同里的味儿。上海人喜欢海味，从大海彼岸来的味儿。海风很容易灌满短浅的弄堂，弄堂里的人阿拉阿拉着男人“嫁”外国女人，女人嫁日本农人，好像哪家都在国外有娘舅爷叔继爹阿娘，好像谁都有办法留洋。上海的很多时鲜故事发生在留守女士和留守男士一族。上海有多少弄堂人家的后代是洋生洋长的“外国人”。
上海人身居弄堂心怀天下，北京人住在高楼也不失胡同古风。于是能自得，都能自豪。无从自得的是北京籍上海人或上海藉北京人。譬如我，是上海人眼里的北京人和北京人眼里的上海人。叫我写胡同，写写就写进弄堂去了；叫我写弄堂，写写又绕进了胡同。
高八度
写下这个题目，觉得写了一句废话。只是今天，大年初四，我翻开三份报纸。第一份报的头版，大大的黑体字向我凸现过来，什么什么再度辉煌。我不觉叹口气。不是题目不妥，更不是文章不妥。可是好像有多半年了，从电视晚会到歌曲到新闻报道，常常看到再度辉煌，走向辉煌或者什么什么辉煌。辉煌既然是个词，当然是给人用的。陕西作家陈忠实写文《悼路遥》，讲到路遥“在如此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辉煌如此有声有色的生命的高质量”，读到这里我心里也辉煌起来壮丽起来。不过辉煌这个词如同焰火。焰火要是天天放，要是一天放几次，还能有辉煌感吗？
放下第一份报，打开第二份报。第四版头条的文章里，写到什么什么再现辉煌。这一天里已经辉煌了两次。打开第三份后，第二版头条的大标题，又是什么新的辉煌，而第十六版的一篇文章里，写着再度重现辉煌。
我家里还有几份报未及看，全国还不知有多多少少的报。还有多少个辉煌的白纸黑字呢？
如果一天经受几次再度辉煌、再现辉煌，就好像听一个女高音的歌唱，已经唱了高八度，还要唱高高八度，还要再再八度，还要再度的八度，还要走向新的八度。然而听者早已被震得麻木而失去了感觉。听者眼睛并不辉亮，心中也未必堂皇。
于是想起又一个词“无私奉献”。当一个人舍身救火的时刻，确是无私奉献。不过乎日里做好了本职工作或者很有献身精神地行善助人，怕不能动辄叫做无私奉献。私，是对个体的承认。良好的品德或良好的社会，不是因为无私，而是因为有素养很好的无私。
偏偏常常听到无私奉献这个词。常常无私并常常辉煌，便常常提醒我想起过去假大空年代的遗风。过去的年代里，很多的人被施了法术用自己的嘴讲别人的话讲自己也不明白的假大空话，很像那种可怕的科幻卡通片。
可惜了最丰富多采变幻无穷的汉语。在一九九四年的今天，实在不想写这篇文章。常识尔尔。废话尔尔。
或许，用自己的嘴说自己的话，还真挺费事的？
金融那敏感的神经
不知道是因为春节缺乏新鲜感，还是自己缺乏过节意识不会过节，总之年前决定南下去深圳躲节。
有一位原先在内地后来移居香港的女友，便赶到深圳与我相见她说及一件趣事：她全家迁移前，把一位世交请到自己家，请对方尽情地取走各种东西，醬如冰箱、彩电。反正好东西任人拿，唯有一件当时她认为最不是回事儿的东西随便送给了另一个不大相干的人。那是一九八八年，那只能送不相干人的东西，是看来死样样的纸片股票。那位不相干的人自己也没想到后来这面值一千元的股票就变成了一万元。
这才多久，深圳的股票交易所里，那些穿马甲的青春焕发的经纪人们，已经非常老到地演活了中国金融的新的一幕。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费劲地想看僅电脑显示的行料示；最高价、最低汾、！“騎、开盘价、买入叫价、工出叫价。这一切对我这个从未见过股票、不知道股票长得什么模样的人来说，使“像在看一部外国电影中的一些镜头。
看外国电影，或是读外国的通俗小说，醬如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常会看到在银行里作弊、作案的慷节。中国的小说家往往不会写这样的场面，因为不僅金黻，因为全民性的金融意识至今也只出现在深圳、上海等城市。金融的紧张、惊险、富于刺激性和戏剧性，与我们过去吃大锅饭养成的一慢二看三通过的习惯反差过大申但是股市具有的可能使你一夜之间先富起来的挑逗性和诱惑力，竟然使深圳市民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的某一天晚上，倾城几十万人通宵排队买股票，虽然命中率只能有百分之三。我认识的一个人本不想牺牲睡眠侥幸成为那百分之三，但是别人劝他：你睡一夜觉能值几千元？是的，如果买上了原始股，那么，这一夜起码赚几千元。
多少年来我们听愤了、看愤了这样的语言：一方面要怎么样，另一方面要怎么怎么样。总之把两方面的话都说全了，不会失之偏颇，也叫人不得要领。说话如果说得周全到滴水不漏，那就等于不说。然而，这种等于不说的话不等亍没有作用。人们久而久之地被泡在这种语言里，抑或自己也吞吐起这种语言，人们的风险精神便越来越被消蚀掉。我在深圳遇到一位港商，他是七十年代末从大陆去港的。他说及他本来可以很有钱了，但是他自己丢失了一些发财的机会。因为他的性袼在大陆时已近定型。在香港赚了些钱后，首先想到的是存进银行，日后用利息便可使家小得以温饱。活钱成了死钱。
我这次去深圳，一个感觉，夸大地说是“言必称股票”。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企业里人说话总是税前利、税后利的，“税”字变得明晰而突出。从深圳回京读到《金融时报》的《周末纪实》有奖征文，便觉得尤其亲切。读《股票市场在中国》，眼前叠映着我在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的所见所闻。读《“老北京”的金融意识》，便融进了我这个半老北京渴切了解金融的心态。怎样才能真正有主人的实感？股东是主人，纳税人是主人。金融业的发展必定增强平等精神和民主意识。《金融时报》的这批征文，相当敏感地抓住了商品经济发展到今天的一些热点。譬如股票，罾如纳税，罾如进城热，瞀如泛滥的临时节日，譬如充塞的洋货，譬如功能消退的分币等等。金融的神经是最敏感的。《金融时报》的征文相应地敏感。深圳那倾城而出的买股票，不如同金融发展史上的盛大的节日吗？
这批征文，把一个最新鲜的中国端到了我的面前。读完之后，自己也觉得新鲜了许多。
不参加追悼会
写下了一个大逆不道的题目。
我想，先对我所有的活着的朋友们说一句，日后不管哪位先我而去，我不参加追悼会。
我一生参加过两次追悼会。第一次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的时候，某国的总统还是总理去世，不知为什么叫我校的部分学生到该国驻上海领事馆去参加追悼会。我一听就紧张起来。全世界每天有许许多多人去世，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褐色的彩色的。我不认识不知道的人，不可能为之一一悲伤。我又爱笑，没来由地笑，越是不该笑越是叫自己别笑越可能大笑不止，一笑千里。一想到叫我去悲伤的那人不知是谁，一想到那场合绝不能笑的，就想笑。我胸戴黄花排进了长长的队，走起了慢慢的路。我开始颤抖，因为用太大的力去镇压体内的笑。我想起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我用右手掐左手，掐得很痛，再掐再痛，用痛去笑。原先觉得那位总统（总理？）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后来再从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只想起自己的一路笑场，庄严变为滑稽。
第二次追悼会，我不想在这里记叙。周总理去世后我天天到天安门广场，但那不是走形式、讲规格的追悼会，那是用全身心去悼念。
后来，有一个人又一个人又一个一个人，有很多的人说死后不开追悼会。但是不大听得到有人说不参加追悼会。相比之下，说死后不开追悼会的都是单个的人，而参加追悼会的是成群结队的人。既然有很多的人参加追悼会，自然还有很多的追悼会。
我想，如果我死了开追悼会，那真是好生茺诞也。平时我不事修饰不爱出头，死后偏浓妆艳抹地梃在那儿给活人挡道。活人得骑着车或挤上车或自己掏钱坐“小面”或是劳动I位司机多开两次车赶到明明脸色比活人还好的我的跟前夹看望。活人得少上半天班，少写一篇散文；多花公家汽油，多花自己的“打的”钱，更有精神的损耗。不不，我活着没能为大家做什么，干吗死后还要连累大家？我死后，我的亲友必是痛苦的，只希望他们尽早淡化痛苦，忘却痛苦。如果再要他们来开追悼会，那无疑是使他们传播痛苦，扩散痛苦，重复痛苦，来回痛苦。人活着互助互爱，死了万事皆空。今晚突然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这世界又少了一位辛勤耕耘的长辈：骆宾基老。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作协的会上，一位长者很褒奖一个新手的作品。新手不知道。坐在她对面的这位长者是谁。长者也不知道我就是他正在说的那个新手。会后我问人他是谁，旁人大惊：这是我们作协的骆老，你怎么不认识？我？大概我很少参加活动又不认人。当时北京作协文坛前辈林立，我一概敬而仰之，哏有一段时间分不清谁谁。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什么会的休息期间，人家给我和骆老照合影，他坐我站，很亲密的。
再一次是在骆老冢里。他的身后是一墙线装的二十四史。一封套一封套二十四史如同一方方的砖。他的家是用史书的砖砌就，他从中国几千年厚重的文化积淀中走来，用他仅有若无的视力孜孜于金文的研究，没有听他说过难。在当今作家里，像他这样砖玦似的“顽固”，一坐多少年地在迷宫般的金文里探索而且卓有成效的，大概不会有第二个。作家浮躁的多，不定性的多，譬如我。骆老以微弱的视力，只能写硕大的字，而且都歪邪，像画符，像现代金文。骆老以“金文”写作，没有听他说过活得累。
骆老腿脚早巳不行。他的身体，可说朽矣。但是他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表面似朽，内核极坚硬。
有一个坚硬的核，才有一张常笑的胎。我打开我记忆库中骆老那一册，看到的便是骆老的笑脸。在现代的快节奏中，忆旧也是一种奢侈。等我老了再来享用这份奢侈。平常没有闲心回忆。今天一时间脑子里充满了骆老。这一本记忆册是美好的。
再加上任何一页都是蛇足。我一阵冲动下曾想打破我选择的生活状态去参加骆老的追悼会。然后自己和自己打一架，不，不能去，我们总归还会见面的。总有一天，我会悄悄从这个世界溜出去，轻快地跑进了那个世界。人活着鲜有能完全不受身外之物之累的，人死了何苦再受身外之人之累，何若累身外之人？骆老，再见！
过家家
走进冰心妈妈家那个二楼，就听门里有好多人声。正要按门铃，门开了出来两三位妇女，我便乘虚而入。厅里一屋子人，等着轮到他们。都是要冰心妈妈写序、题字、当顾问什么的。还要签一份稿酬合同，商定是按一千字三十元付，还是按版税付。我说给冰心妈妈一千字三十元这实在太低了。他们说也是没办法，这是按规定的最高稿酬。所以现在有的作家自己拍卖书稿，卖高价。于是说到作家下海。
他们走后，我才能静静地坐在冰心妈妈一边。她要我喝水，我说我喝了很多水来的。她笑道：那么要不要上厕所？说完她自己笑成一朵花。
我问冰心妈妈怎么看拍卖。她摇摇头，又摇摇头，说写作是情感抒发，是真情实感。说她不会拍卖她的稿件，否则等于连同她的名字也拍卖了。“钱多又不能带走。”她笑了，“当然，也许人家会花钱，我不会花钱。”
作家下海已是一种客观存在。索性再听听我们政协几位艺术家、作家们的高见。好在因为开会都住在京丰宾馆。
王蒙要出访新加坡，提前离开了会场。我想房子是给人住的，于是我就从双人间迁入王蒙的单间。后来听丁聪说及凡七十五岁高龄或部长级人士住单间，我才惶惶然地想到我的左邻右舍吴祖光、戴爱莲等的高龄与德髙望重。
“王蒙故居”的桌上，有一封封热情读者写给全国政协转王蒙收的信。信封上，有写“王蒙政协委员”的，有写“王部长”的。其实王蒙这个名字的后边不需要任何头衔。可以当委员当部长的人很多，可以当王蒙的人只有一个。我匆匆拿起电话简。
王蒙：关于作家下海吵得喳喳呼呼的，其实绝大多数作家该怎么样写还是怎么样写。真正的作家，追求的是永恒的、不可论价的，市场上谁爱发財谁发財，曹雪芹喝粥也一样写，过去一本书可以印十万册，现在印一万册，也好嘛。
就是有一部分作家。写的作品不合读者口味，又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思维定式，他们有一种惶惑感。也有的作家跟歌星比，歌星唱一支歌就多少钱，那跳脱衣舞就更多了。这样比就失去了作家的自持。有的本来就是被逼到文学队伍里来的，现在机会多了就跑了，他们能下海賺几个钱也好嘛。
世界上的大文豪，从来没有被市场经济消减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克服行政命令和专制主义，比“左”好，比戴帽子好。市场经济发展一段以后，文化消费的品味，就提高了。
吴冠中先生在赛间里？心里盛着太多的尊敬，敲门时不免怯怯的。感觉中，他应该长袍覼拂，缓缓踏云而来。门开了，出现在我前边的是一个精瘦矫健的身子和热诚清明的嗓音，这是一輟中国文化人的最具实感的肖像，他淸癯脸上那头丰厚的白发，他那因为凹陷所以尤其地富有雕塑感的双眼，使人感觉他真是集天地之灵气。
吴冠中：有审美价值的作品，迟早要成为商品。作品能在作者的生前成为商品，是幸运。像梵高生前就不被人认识。现在我还没有成为出土文物时画就能拿出去，我觉得很幸运了。我当初是有一种自信，相信会搞出一点脚印，供后人参考。如今我的画有时标价很高，我觉得与我无关。有的画家生前就为自己建纪念馆，我什么也不要搞，我只画我的画，只对作品负责。生前搞纪念馆，也许二三十年后人家把纪念馆改成文化馆、改成小学了呢？
文艺创作在一开始，不是为了利益。在商品浪潮中，商业性应该是副产品。能卖就卖，卖不掉也不管，要保持作品质量。有的人为了利益而创作，质量必定受影响。还不如索性不要画画了，干脆去挣钱。又要画画，又只是为了经济利益画。那我就不理解了。
金钱买不到自由，但自由可以被金钱卖掉。金钱买不到文明，文明也可以被金钱卖掉。商品大潮涌来后，有的冲走，有的站住，还要淹死一批。
冯骥才的房间，好像刚刚举办过文艺沙龙，或是刚刚策划过一部电视连续剧，或是就要提起公文箱谈合同，或是刚刚送走他的文学崇拜者和绘画崇拜者和俊男靓女新潮一族。
他来了，那么准确地接受信息又那么准确地传递信息。冯骥才：下海是一种转业。如今就业机会多了，转业机会也多了，人才流动机会也多了。
但是，对提倡和号召作家下海，我感到惊讶。选择文学艺术，是信仰的选择，不是利益的选择。如果当年斯特劳斯下海，现在连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没了。可是有人说早下海比晚下海好，快下海比慢下海好。这种说法如果放在三十年代，我们连鲁迅、巴金也没了。
文学创作是一种欲望，是内心的煎熬，是痛苦者在追求幸福。如果没有这种煎熬，不必为写作而写作，不如干别的，可以下海。
文学界要留给对文学有追求的人，留给那些内心受煎熬的人。
从大冯的房间出来，走进贾平凹的房间，反差很大。大冯像一个什么都可以变出来的魔术师。而贾平凹愣把宾馆住成了窑洞一一感觉中，他屋里简朴得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贾平凹。
于是屋里泥土飘香，古风醇厚。他那叫人半懂不懂的浓重的西安口音，更使人感觉着西部的神秘与悠远。
贾平凹：不要说下海不好，也不要说不下海不好。不要一窝蜂。如果有经商这方面才能又愿意干，那就下海。我有点迷信，一个人在世上吃什么饭是有定数的。本来不是吃那行饭的，就不要去吃那行饭。
当然有的人又能写文章又能做生意。我只能吃写文章这碗饭。我写作是一种爱好。我连列车时刻表都不会看。我上街不认路，说话口音重人家听不懂。如果叫我下海，如同叫我当官一样，肯定做不好。
走进张贤亮屋里，他正走动着对一屋子人谈他的生意经。有几位听者被他的生意经定在那儿似的，张着嘴、竖着耳、弯着眼。张贤亮说祖芬你坐下。然后他接着开讲。我想趁我还没变成那张嘴竖耳的一族，赶紧拔腿走先去办别的事。
张贤亮其人，犯人当过了，太平间进过了，一不留神就给枪毙了。居然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活了。写小说还不能过生之瘾，办起公司，当起张老板。
他从床上蹦起来比画着说，又一下躺到床上，然后大叫哇，我的腰，我有腰病！说着说着又蹦起来，又倒下去，义大叫呻，大叫我的腰。
张贤亮：小平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几百年来最深层次的革命。
去年十月以来，我五个月办了四个公司。宁夏最热闹的街，有我公司的两块电子屏幕。以前写小说，我掌握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现在做生意，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拿握在别人手里。不过，十几年前我是从一个被专政对象空着手走上文学路的，我不会怕从零开始畠抱着这种心态，我不会失败。
参与市场经济，稱个作家也没有我这么投入。小说也要写，十月要把《烦恼就是智慧》的第二部交给作家出版社，张贤亮桌上一张纸片上记着钢材多少吨。我们组里的作家经常笑话他，说他做经商状。谈话间大冯还进来笑他。他说你们这些文人什么也不僅！他指着纸上的钢材数字对我说：这可不是冯隳才进来后我才写上的，这是真的，不是小孩过家家。
他对我说了两次还是三次：我这是真的！
那没有一丝声响的征服
今天电视的经济信息联播节目中，讲到今秋纺织品市场趋势：纯棉布销售有所下降，牛仔布销售有所上升。我并不想去购进纯棉布，或是拋售牛仔布，而且经济信息联播这个节目开办已经十天，然而这单位时间里的密集的经济信息，仍使我涌涌地激动。
继而，从牛仔衣的盛行，想到牛仔心态的看涨。这半年多，商品经济惊涛拍岸，铺天盖地，披头盖脸。有钱没钱的爱做富豪梦。商店与商标，好沾个“富”字和“豪”字。这种暴发情结，每使我想起美国牛仔片里策马圈地、枪声纷起、尘土飞扬的镜头，够刺激。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粗犷、粗魯、粗糙、粗俗，但是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带来了铁路，带来了机器，带来了工业文明。
任何时代的开发，都需要代价。今天的文学，在股市的喧闹声中，好似电影中的淡出。文学也是买方市场，读者喜欢什么，什么就是俏货。读者的口味巳经不是上海三黄鸡，不是北京有几处分店的肯德鸡（北京人每把肯德基家乡鸡简称为“肯德鸡”）。如今的读者时兴吃股票，吃钞票。何况文学的有无本不会如钞票的吃紧那么牵动众人的心。当企业家们在强化精品意识的时候，守身如玉的文学家们，或如精品屋旁的没有钱装修的昔日老店。文学，很难征服穿着牛仔系列的今人了。
然而，没有文化的浸润和酿造，人们或如那原初的高粱和小麦，如何能发酵成醇厚的大曲酒？
偏有一个文学圈外、经济圈内的人，即使与我大谈如何把他那企业改造成股份制，如何明年向社会发行股票，他总也间杂着念他的诗。我去年到四川江油市采访长城特殊钢公司，认识了这位总经理刘立中，不，如今他是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在我心目中嘛，则是位钢精兼诗痴。月初他来京奔波他那股份制，我才知道大半年不见他又出了一本诗集。“我手头的诗又可以再出一本集子了。”他说。
越忙，越是风波叠起，越有感触，就越出产诗。他那近一米九的高个子，便如那炉火正红的高炉。
我读到刘立中手边还未发表的两组诗。一组是汸美时写的。这里随便摘录两首。《酒鬼大亨皮特》：“在他的国度里又他是国王走在街上两边的楼房随着摇晃观察他的呼吸又可以预测天气花大钱他到这里来买荒唐，他扒在椅背上吐，吐出臭虫又吐出蟑螂，吐出尖叫着的美女，还吐出了又秃了顶的部长红红绿绿青青黄黄。”又一首《女子用品商店老板的话》——女人是上帝，她们敬酒的时候——美丽，她们骗人的时候——也美丽男人们还有男人们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权利被她们吊在耳朵下、戴在手指上放进手袋里”，“任她们剪成花边裁成胸罩缝做外衣。
这组诗于刘立中，如同一个足球运动员一时兴起去玩排球，打得洒脱而别出心裁。另一组《归乡曲》才是正宗刘立中：“睡着的岁月，一碰就醒”，“时光散落两岸消融到泛黄的树叶里，缓缓裂开的暴露，是赤裸的痛苦。”
刘立中在故乡，感觉着“陪伴我的是参天的松柏又远离嘈杂只有两三天，两耳已长满青苔，淙淙的溪水，响在心灵以外。”
他不禁长吁：
“我好怀念昨天美对周围那没有一丝声响的征服又卑微又羞怯地躲向暗处。”
刘立中怀念的昨天，就是那“像是叮咛，像是牵挂”的故乡的风，就是那使人耳朵长满青苔的那树那草对人类的没有一丝声响的征服。
对昨天的怀念，正是因为他深深地涉足了今天。“好像又人也如花彳只能活一个春天‘每在风前都争芳斗艳我敬慕青青的草在雨里细品清闲。”“闪光的东西都易碎，我也像胆小的露珠儿不敢安睡。”
是的，企业家不能不增强风险意识：“哗啦啦，嗵——先上山的人在我头上，把一石碰落不知为什么到现在还觉得，被碰落的是我。”
但是，刘立中知道，“今晚的梦后，风会很清”，“又是又这样的季节，挤满山路的是唠唠叨叨的雨河水不会长起来又希望却在远方，袅袅升起。”
他欢呼“每阵风过后的每个日子，都像穿着新装的孩子”。而刘立中，也正如一个穿起新装的孩子，在每一个日子里，体味着新的感觉，新的创意。他的诗篇，便如沾满露水的青草地，清新得叫人想深深地吸一口，或是深深地叹口气。于是应了他的诗句：那没有一丝声响的征脤。
当高个子刘立中谈钢铁，谈改革的时候，他是通红的烧化各种矿石的高炉。当他深夜面对自己写诗的时候，他拥有那清澄的月光，宁静的晚风，晶莹的星星，光华的晨曦。他的诗，便如用月光和晚风和星星和晨曦酿造而成的晨露。一苜小诗，似一滴滴露珠。那些诗，大都那么小，小得好像还没有完，还不完整。然而露珠掉在草地上，叶片托起的像完整的小圆球，挂在草尖上的，上尖下圆的不规正，或者只是挂在草叶边上的半个圆。如果要求完整一律，可以去看人造珍珠项链。但唯有晨露，滋润着我们每个新的一天。如果想把挂在草叶外边的半圆的晨露变成一个完整的圆，那么那滴露珠也就没了。
在牛仔布销售看涨，牛仔心态允其上涨的世界里，风呀，轻些，再轻些，不要碰落了青草上的露滴。
像爸爸的孩子和像妈妈的孩子
罗门的妻子叫蓉子。蓉子的丈夫叫罗门。
罗门和蓉子生了许许多多的孩子。很多孩子像爸爸，阳刚磅礴。很多孩子像妈妈，纯真明丽。
像爸爸的孩子是罗门的诗。像妈妈的孩子是蓉子的诗。罗门说起话来，双手向上竖起，手指有力地弯曲起来，旋转着，舞动着，灼热着，像两柱向上升腾的火。
蓉子说话低婉清朗。她说诗人只有写诗的时候才是诗人。在平时，别人劳苦他（她）也劳苦，别人欢笑他（她）也欢笑。
蓉子的手是劳作的手，蓉〒的心是可掬的心。在她的诗里，看到大批的绿迎面而来，绿草地开放着小红花。而笑，是自然开放的小红花。没有人践踏一棵小草，怕小草疼痛。井壁上全是一圈圈唱片上的纹，井里青蛙在做好梦。大母鸡摇头摆尾走来，因为生了一只蛋，“咯咯咯，咯咯咯咯蛋。”太阳沿途把色彩分送。泉水里有小仙人掉落的小帽子。
童话诗只是蓉子诗歌的一个小小的花园。不过我走进她的童话世界就不想出来了，就想赖在那里不长大。就像蓉子一样。蓉子一定是从来没有长大。她和罗门都是1928年生人，六十五岁的年龄只是大海的一道道波纹，晶莹神奇的海底世界才是蓉子的精神。
我和罗门蓉子和海内外罗门蓉子的爱好者一起坐上大轿车在海南作环岛游。蓉子在车上老在记笔记，像一个用功的小女生。
在东郊椰林吃了海鲜上车就坐，就听罗门大叫：“糟糕了，蓉子呢？”他说着身子着力一顿，变成一个惊叹号。罗门弃车去找蓉子，大家急起来，感觉中好像罗门丢了小女儿。然而就这么一点路，就在这么个大中午，蓉子如何就会丢失呢？果然远处蓉子和另两位女性说着什么走来了。我说罗门可急坏了。蓉子低婉清朗地说：他是很强烈的，可是他只知道往前走，也不管我。
罗门走路，是有一种无前的劲头。而且他的眼睛总忙着“吃”。记得一次到某风景点，司机说先吃饭再看景。罗门说：“我们眼睛先要吃好东西。”他说中国人在欧洲也常常是先吃饭，再好的风景也靠后。
罗门的眼睛不仅“好吃”，而且有吃福。他出生在海南，迎接他的除了无边的绿，便是无边的蓝一蓝得像天空的大海，和蓝得像海洋的天空。后来他从台禱航空投到了美国民航中心。飞行员罗门，一踩油门，飞机直上云天。“在没有终点的混沌里，问时间，春夏秋冬都在睡，问空间/东南西北⑽都不在，整个世界空在那里……”
这世界，空出版面等待一个一诗人。这个人用踩油门的力度和在云天的气度，喷射出他的诗行。他的名篇《麦坚利堡》，是纪录在马尼拉城郊看到七万座大理石十字架，刻着二次大战时在太平洋战死的美军名字。“……血已把伟大的纪念冲洗了出来”，“七万朵十字花，围成园，排成林；绕成百合的树”，“沉默给马尼拉海湾看，苍白给游客的照相机看”“凡是声音都会使这里的静默受击出血”“死者的花园，活人的风景区”“静止如取下摆心的表面，看不清岁月的脸”“麦坚利堡是浪花已塑成碑林的陆上太平洋，一幅悲天泣地的大浮雕”……
一位美国诗人说《麦坚利堡》具有将太平洋凝结成一滴泪的那种力量”，“他的意象燃烧并灼及人类的心灵，我被他诗中的力量所击倒。
罗门写战争与死亡，写城市与喧嚣，都是对生命的呐喊。这呐喊，又因为现代手法更具冲击力。在《都市之死》里，现代人“用纸币选购岁月的容貌”“行车抓住马路急驰，人们抓住自己的影子急行，在来不及看的变动里看，在来不及想的回旋里想，在来不及死的时刻里死”“人们伏在重叠的底片上，再也叫不出自己”“酒宴亡命于一条抹布，假期死在静止的轮下”“伊甸园是从不设门的”“美丽的兽便野成裸开的荒野”“再也长不出昨日的叶，响不起逝去的风声，一棵树便只好飘落到土地之外去”……
这样的空间扫描，几何结构，这样的时空交错，现代精神，叫我特别地想起毕加索的画。我问及罗门。罗门说现代社会往往使人不能静下来对话，不过越是能接近西方文明的挑战，越是了解东方。“作为一个现代中国诗人与作家，他首先必须是中国人，同时必须是现代的中国人，也必须是关心到全人类的中国人，最后更必须是他不断超越中的独特的自己。”
可是他不无痛憾地觉得现代人太多髙明而太少高尚。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鲁迅是有大悲剧性的。鲁迅或有片面，不过他的片面比全面深刻得多。
于是明白罗门的诗震撼力之外，还有孤独感。“雨中的伞，走成一个个孤独的世界”“他愕然站住，把自己紧紧握成伞把，只有天空是伞”……
罗门说寂寞是消极的，而孤独是力量。当然物欲正在占领心灵空间的时候，诗歌保卫生命、文明和智慧。诗歌就是环境保护，诗歌就是罗门的宗教。当然，当诗歌飞到一个高处在那儿回旋高飞的时候，诗人是沉重的。
是沉重的，又是自由的。罗门说在人类自由的内心世界里，诗人有上帝发给的通行证，诗人以生命来穿越，来创造。他说小说是卡车，装满了故事和人物，而诗歌是飞机。
可是，我不能不感觉到诗歌的消褪，臂如在中国大陆。不，罗门说：诗可能有时搬个家，搬到别的艺术形式里。但是诗不会死，诗是住在语言里的。
而罗门，是住在飞机运载的诗里的。而蓉子，是住在青鸟歌唱的诗里的。
而罗门蓉子和他们许许多多的中文英文诗集，是住在台北一方平常的土地上的。
读者是怎样变小的
XX
你好！明天的会我本来当然要去的，你也知道我对《绿叶》的“红心”。但真不巧，刚才有人要我参加明天上午九点召开的“把厦门建成自由港”的会议（半月前我刚参加了“把大连建成北方香港”的会议），对方的邀请使我不好不去。当然我自己也喜欢参加这种会，因为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在率先改革的经济界。经济改革蕴育着突破性的发展，文学只能望洋（经济改革的海洋）兴叹。参加这种会，我总是竖起我所有的耳朵来吸收的。
评选作品看了，看得不算细，因为我这些天在赶我的一本随笔集（大体赶完）。能拆成随笔写的就不写成报告文学，因为报告文学这个品种的假冒产品过多，消费者（读者）看到后，顶多是弃之一边也不能上诉。这次《绿叶杯》的作品，也是杂文比报告文学强。有一篇文章讲到中国美术馆那儿有一大牌子监测噪声分贝，我想如果有一种高科技显示牌能监测并显示人文环境的噪音分贝就好了。
报告文学部分，看得出作者们写得很认真。当然，杂文作者也很认真。所以我觉得还是评得宽松一点好，不一定像金鸡奖那样空缺。就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类“报告文学”实际上不是文学而是论文。定下一个伟大的题目，然后写“公元一九九〇年”，叫人看后先得想想这到底是哪一年？原来就是一九九〇年用写科学论文的覆盖面和纵深度来写报告文学，这种勇气可嘉。但终究不是文学。报告文学可以只写事不写人，可也得是文学的，有文学魅力的。否则，叫文学读者很难读得下去。
报告文学题目往往过大，动辄“历史”、“世纪”的，在这样辽阔广大的题目面前，读者立刻觉得自己变小了，小得不敢问津这样的大文章了。附上我的评选结果。
搭积木
好像写了一辈子报告文学了。又好像那是上辈子的事了。
那时候我想，我只能做一件事：写报告文学。一心一意的，实心实意的，海枯石烂心不变的。
然而，不知怎的近两年就移情新的创造天地了0报告文学几近成了一段往事，偶而重返故里，可是心已他顾。大约两个月前太白文艺出版社说要出一套名家自选集，都是小说家，当然我不是。当然我可以先出选集再写小说。
平素爱去自选商场，新奇的用品、别人的创造给我带来惊喜和聪明。而过去于我，就像一个卸了货就上锁的仓库，熟知的东西再无兴趣光顾。既要自选篇目，只好拿点时间往回走，拾捡我的过去。
走进仓库，觉得一排排货架压得很重，自己惊讶自己这一件件货当初怎么搬得动？从货架上选了三十万字，排出篇目。这么一看，觉得我上辈子是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只有我来做，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字只是我的。我用我的文字搭出我豭里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三年的中国和中国人。写了很多的别人。不过所有的别人加起来就不是别人，就是我，就是我的经历，我的情感，我的日记，我的自传。篇目分三类：知识分子，经济改革，不一般的人物。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的形象怎样，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往往怎样；中国企业家的命运，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命运；至于不一般的人，其实随处都有，但是在一个不一般的年代，一般的人也不一般了，好得不一般或者不好得不一般。前天接到香港寄来的一张报纸，标题上写着我是传奇人物。我笑。我想在中国最不具传奇性的人就是我了。我们家家户户每一个窗户里每一盏灯光下，几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辽阔中国真是一方不一般的土地。
在这方土地上，我用脚写出了文章。我的采访前后常常有故事。这些故事，自然不在这本自选集里。自选集里有二十个故事，自选集外有更故事的故事。
好了，书编完了，就给我的过去画下一个问号。小孩子辛辛苦苦搭积木，搭了推倒，再搭再推倒，毫不留恋已经搭好的，总有兴趣再搭新的。我也要搭下一个积木了。我不觉得文学有什么危机。当然文学的座椅好像靠后了。不过文学很可以自得呢。好比宴会，坐在前两桌的人，得一本正经斯斯文文地寒喧应酬。坐在后几桌的人，可以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思想驰骋灵感顿生。好，我们来搭积木。
陈祖芬
好像有书就有序和跋。
好像作家老是可以写出很多的话。
出第一本书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第一次。
出第十本书的时候说，这是我第一次出第十本书。
我把我所有第一次出的书全塞进了壁拒，特第一次地编选了我的第二本随笔集。这次签的合同上，乙方（出版社）要求甲方提供零岁至今的生活照十五张。这可真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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