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墒情是有丰富履历的，掀动这些屜历，我就想到创作的墒情。土地是肥沃的，气候是宜人的。收成如何？大概我们会有同样的心境。墒情里有炽热的期冀。墒情里有艰辛的履痕，墒情里有野草般的记忆。冻土下奔涌着不冻的热泉。我们的力量之源，大地的墒情。如果我辜负了这样好的墒情，说明理想对于我太狭小暂时的墒情是现实，永生的墒情是理想。它会给跋涉者的野心以耀眼的启迪。
当黎明用泥土的语言，不断书写着秋天，我们该以怎样的热情点燃秋野上的火燎杆，烘烤着板结的冬一人、秋天尚未来临，只有烘烤冬天迎接春。
在墒情里，我们噙肴眼泪重复的语言，是宽松肥沃、和谐的土壤。尽管这土壤里既长粗粮也打细粮粗粮调节人的胃口，细粮滋养人的生命。这里牵动无数热爱生活的视线，告别严酷的季节，即使在山地或是误广播种期的土地上，我们也想看到等待收割的好庄稼。斑斓的脊背驮着小麦、大豆和高梁。多情的土地，多情的太阳。
在墒情和收成之间，对收成的判断之所以比较困难，不仅依赖理想、信念和汗水，而且牵扯到气候。盼望风调雨顺吧。雨后的天空像湖一样湛蓝。天空与大地协奏，才有美好的乐章。
我的梦一样变幻莫测的原野，深藏着无数的眼睛。没有弯屈的山梁上，悬挂着无数只倾听生活颤音的耳朵。诱人的墒情集中表现在眼睹上，首先彼此相互注视，然后凝视共同的方向。墒情也集中萦绕在耳畔，敲响秋天的钟声：收秋喽！
怎么能对墒情回报，看到了，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民的微笑。你的微笑使我自信，你的微笑就是墒情。土地的墒情，便是文学的墒情。
人冬，冀东平原落雪了。
我最喜欢落雪天。望见雪；我的情绪就好。特别是穿上很暧和的衣裳，兜里装上小录放机，将耳塞放在两耳边听唐山驴皮影。今天终于实现了，我听的皮影是《汴梁图》。人的心绪和生活，需要调节。雪覆盖着脚下的黑土和我居住县城里古老的煤河。煤河冻着冰，落上的雪格外平。生活里到处都是被洁白遮掩的东西。我边走边想，到处都是与我们人生有关的东西，因而到处能激起我们的热忱和想象。它有时以美丽、自由和富有来吸引我们。有时则以苦难沉重和穷困来困扰我们。但我们也时常看到在大雪融化之前，有大量共同的利益促使我们在困难中前行。大雪丰富着我的想象。
无论怎样生活，人人有隐痛。任何角色都有遗憾的，就像眼前的雪，总会由白变黑。人啊，无论是做儿女、做父母、做官做文，做商做医等等，都有痛苦和烦恼，都有欢乐和温馨。回忆自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时感到偶然。我从小喜欢文学，但是读书时是学理科的。我觉得理科能直接把感情变成智慧，而文科能把智慧变成感情。可惜我至今没能读上中文系。
成功每时都在寻找严酷的机会，平凡每时在等待安平的恩赐。无论评论家怎样阐述苦难和坎坷对于创作的益处，可我依然希望生活中的自己，永远幸运和快乐。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苦难人生，只有苦难的心灵。热情而单纯的预期，一再使我误入歧途。希望是汗在欠缺处的花朵，希望也是劳动者的第二灵魂。刘醒龙有本书叫《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生命是需要不休止的劳动，而农夫若无原则的仁慈，就真落得草盛苗稀了。可是仁慈的劳动往往构成了生命的序曲和基调。
以上是雪地七的一番感慨。也许是不着边际的，只有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才是真真切切的。何申兄曾跟我说，写写你个人的经历，也许是挺有意思的。我没有何兄经历的深厚，但在我过去的日子里，还是有一些片断应该记录下来的……
我出生在冀东平原的一个普通小村。那是1963年的早春二月。我从小喜欢五月的麦地，我时常钻进麦地玩耍。我一直不敢把对麦子的感觉写进小说。我爷爷是天津的一个做袜子的商人，定成分时叫小业主。我爷爷回乡时给划定成分是富农。据说解放前我家雇了亲戚种地。“富农的帽子”跟随了我的整个少年。到十二岁才被落实政策摘掉了。小时候很压抑，从而造成我谦和缺少自信的性格。谈歌兄曾很善意地说我缺少激烈，爱恨不分明。面对谈耿兄的激烈，我是赞赏的。活得磊落痛快，而我顾及太多。我在北彩招待所跟谈歌讲了童年和少年，他终于理解我了。他说你得激烈些，既然这样就馒馒来吧。
小时候，父亲还是一个公社干部，母亲也是党员。可母亲曾很伤感地跟我说，你这出身，将来能不能说上媳妇还难说呢。现在听来可笑，可当时我挺往心里去的。后来听母亲说，你的老姨曾经有个想法，怕你长大打光棍，就想让她女儿给我做媳妇。我听后淡淡一笑，后来听说是真的。我富农出身的几个叔叔都四十岁以后娶上媳妇的。我很感激老姨这份心，近亲婚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把自己在县城的老房子让出来，将年迈的老姨接到城里来住。童年的口哨声在天空中如怨如诉，恍惚让我看见一种残酷的东西。
我在梦里时常梦见老家的泥房子。这房子太破旧了，就像株成熟过了头的老玉米，饱经沧桑。过分成熟的东西意味着冷落和衰老。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这所生我养我的老泥房倒塌了彻底趴了架。现在回想起来是父亲决策的英明。我是1974年搬出这座老屋的，随父亲到一个叫唐坊的小镇落户。母亲想过几年再搬家，让我读完初中。父亲很坚决，否则我真的没命]像这样的泥屋，人压在里面不砸死很快就会被泥粉呛死。村里很少有扒出来的活人。到了唐坊小镇子，看见了火车从这里通过。我住的镇上的砖房也在地震中倒塌了。当时父亲在稻地中学旁边的“五七”干校学习，我和母亲住的房子也倒了，有幸的是老天开恩，我家房盖的礁子顶甩到领居那家去了。记得当天晚上看的是《黑三角》的电影，散电影刚睡，就地震了。这一年我十四岁，觉多。我在碎石乱瓦中醒来，没有看见蓝光，只觉得晕晕地乱响。母亲护着我从窗前往外跳，如果早跳一步，墙头就把我压在下面了。墙头轰然一倒，我就势跳到墙头上跑到黄瓜棚下，傻蹲着。母亲受了伤行动不便。我们看见黄瓜秧下不断有裂缝！张一合，不一会儿就下雨了。短时间的宁静之后，就有人呼喊救人，我神情木然地加人人们救人、扒人的行列。经我手扒出来五个邻居，其中两个是死人。天慢慢亮了，我感觉换了一个世界，一下子苍老许多。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唐山人格外喜欢“福”。
我为“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所写的长篇小说就起名《福镇》。中国老百姓从骨子里喜欢“福”字。究竟啥是福呢？
兴安兄曾在1996年编过一本书，叫《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是一本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作家展不：这里面收入我的一个自传，题为《我乡间的月亮》。将文学称为我乡间的月亮，不知足否妥当，反正热爱文学是从少年的乡间开始的。那时能读的书有〈淋海雪原》、《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反复读，兴奋、激动或是落泪。
奔跑在故乡的平原上，一个动人的日子朝我走来。我在故乡的春天里，体味小草、太阳和大地的情怀。后来走迸课堂了，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又读《祝福》、《野草》等名篇，体味文学的力量。
这时候，我钻进故乡的芦苇荡遥望南边的海湾，猜想外面的世界。文学作品与人生的关系成为少年玻译心灵的课题。
乡间的风情，乡间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上高中时，我写了篇小散文《故乡的秋天》。在县办刊物“丰南文艺”上发了出来。我很激动。
后来我没能考上大学，只考中昌黎师范学校。1979年至1981年的两年校园生活使我难忘。在学校，我是个活跃分子，在学生会搞宣传，当班干部，演节目，写书法，画画，编辑校文艺橱窗，杂七杂八什么都干。后来学校里成立了碣石文学社，我当社长。那时就赶上新时期文学大潮初起，读小说，也练着写小说了。昌黎是有名的花果之乡，山清水秀，我们的校园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果园。每一株苹果和每一串葡萄都给校园带来鲜活、生机和灵性。那时候学校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两样东西，就是杂交玉米面饽饽头和高粱米粥。当时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细粮，大部分吃粗粮。老师们千方百计为我们搞好伙食，存时候饽饽头吃腻了，就拿油炸一遍，脆酥酥的，吃肴满香：我们就叫它“势金塔”。当时吃着“黄金塔”满腹牢騷。现在回想起来是挺有意思的。远离什么，便渴望什么。这阵儿儿乎没人整日捧着“黄金塔”啃了，但我接触的一些人，还愿意吃吃这一种东西宽宽肠子，喝玉米碴粥几乎成为改善生活的雅趣了：我的老乡老师，老作家管桦对我说，你来北京时给我带一点五米碴、玉米面来，我很想吃这口儿。我笑了。我向老人讲起在昌师上学时吃“黄金塔”骂大街时的情景，老人感到好笑又不解了。我想，珍贵和平庸的东西是随时间地域变化而变化的。没有平庸的日子，只有平庸的感觉。在北京大饭店吃“黄金塔”时真成黄金了，它不再是一团难咽的“刺猬”而变成一团金色载体，牵走我眷恋的思绪到了遥远而美丽的校园。
另外一件难忘的事是编《五峰文艺》和《碣石》校刊。这是我文学的启蒙。刚入学不久，中文系大专班的杨立元、伦洪波在张雨天老师的指导下办起了文艺性校刊《五峰文艺》。编委里仅有我一个作为中师班的代表。这时我开始进图书馆读那些中外小说了。当我升到二年级的时候，由语文组老师倡议，中专班里也办了一个橱窗型校刊，名为《碣石》，主编的担子落在了我的身上。一种对文学的爱和独有的兴趣，促使我编辑它。《碣石》很快出刊了，一连几期效果挺好。同学们把自己创作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等作品抄写工整给我们，我们编委会配上插图，规规矩矩又灵活多样地张贴在橱窗里。每期都围了好多人观看，有表扬，有争议，也有批评。那时候的文学真是太抻圣了。我们有专门的编辑室，小小编辑室凝结了那么多同学洁白的纯情和笔耕的硕果。我被感动了，也学了不少东西。当时来稿很多，文笔清新流畅，题材了泛，情真意切。就是“学生腔”浓了些，缺乏生活气息。当时我很满足！”，完全被他们袒餺的心灵所诱惑，注定为文学而痴迷，而快乐，而把汗水洒足。当时我就觉得文学之路太拥挤了，这条路太艰难了，这条路不是谁都可以走的。我畏惧了。
昌师毕业后，我就回到县里老家的唐坊小学教书。我又看见了乡间的月亮。我将儿时母亲的油灯比喻成乡间的月亮。怀着这样的情感，我在小学教书时写了一篇散文《亮晶晶的雨丝》，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发表了。严格说来，这才是我真正的处女作。皆因这篇小作，我走出了校园。有人说文学是改变命运的敲门砖。在我身边那么多文学爱好者都换了工作。1982年的春三月，我被调到唐坊工委文化站当了站长。这是煤河旁的一座古镇。父亲在这里当工委副书记。我想进县城，求父亲托人，父亲不愿我离开小镇。还是因这篇小作，被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看中。他通过县文化馆找到我的地址，调我到县城搞县志和党史征集工作。我终于凭文学这块“砖”，敲进了县城。我在县志办公室工作，到处奔波、采访、收集资料，没成想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铺了一条通路。历史和民俗都进人了我单纯扩视野，使我深感这方土地的厚重和风情。
由于纯文学写作太难闯了，我认识了唐山市群艺馆的杨帆里老师之后，开始了通俗小说创作。先是与杨老师合写了一部长篇历史通俗小说《胭脂稻传奇》，198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后来一鼓作气写了几年中篇侦破、社会传奇一类的通俗之作。写了近两百万字。我不知道这是弯路，还是后来创作的准备。后来有一件难忘的事使我面对乡间的月亮，审视这些作品时有些惭愧了。1989年年底，扫黄的时候，我去石家庄出差，一下火车，便有个卖书的人很诡秘地跟踪我，并悄然靠近我，左右一看没奋警察，就问我兄弟买书吗？禁书。我好奇地看一看他，他从棉大衣里拿出几本书，一看我脸就红了，其中有一本是我写的《血染美人纱》，封面是穿三点式的美女照。我说家里有这书，就怯怯地甩开卖书人。这是我写的一本侦破小说，内容不黄，包装成这样都没法送人。当时因出版气候，我另一本侦破小说《杀手与交际花》，不能出版了，出版社把二校书稿还给了我。后来唐山一位书商找我要这本书稿，他没钱给我稿费，说他哥哥积压几十吨玉米淀粉，跟我商量给我价值八千元的淀粉。我当时想转纯文学，羞于谈这个，就连署名权一起卖了，换了两汽车淀粉。过去在唐坊，我母亲养猪，进城后不养猪淀粉没啥用了，我就托朋友卖掉。朋友跟唐山万里香烧鸡店的公司说妥，将这些淀粉买下灌肠？用，朋友还说人家不想进货，他听说是作家换的稿费就要了。那家经理喜欢读书，很尊重作家。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我算什么作家呀？
那天早上，我和朋友送淀粉，我往车间里扛淀粉袋时脸都白了，只有眼睛和嘴是三个黑洞，挺吓人的。那经理想结交我这个作家，满车间嚷嚷，哪位是关作家？我的朋友见我与工人一样满脸白粉，认了半天没认出来。我又不好意思张嘴，车间里工人都瞅着。后来退到楼道里洗了脸，我才敢见那位经理。经理是个老头，从谈话中知道他比我读书多。他说作家写书不易呀，你这淀粉质量差点，我还是按市场价，并给你现金。我喜欢交你这位青年作家！注后好好写！我又惭愧又感激，又不敢说是写通俗小说。倂我看出，老人喜欢的是那种有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我的心被深深触动了。
这两件事，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创作。不能这么写下去了、可是纯文学那么好搞吗？面对新的生活和严肃的文学，我表现出极大的陌生和惊异，甚至失去了与之对话的勇气和信心。我困惑，我乡间的月亮在头顶消失了。
后来我认识了北京老作家管桦，还有他的儿子鲍柯杨。管老让我读些名著，让我真正深入生活，去写有艺术品味的作品。他儿子鲍柯杨很有思想，给我讲了好多尼采等国外思想家的理论，还给我推荐了十二本好书。我记得自己将老作家冯至的一段话抄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真实的造化之工都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包含无限永恒的美。所谓探奇访胜，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这句话我反复琢磨，成为我由通俗文学转向纯文学的朴素而深刻的理论支柱。我深深感激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头望路随想
1987年的秋天，我主动要求从县政府办公室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一切重新开始。1989年，对于我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我在痛苦困惑中选择？故乡的一片海湾，叫黑沿子，也有人叫它“雪莲湾”的。我主动要求到那里小渔村涧河挂职副村长深人生活。有人风趣地称我是“下海”了。在村里，我跟渔民出海打鱼、植树，还管了一阵子计划生育。这些文学活动，应该感激河北文学院。我于1992年加入文学院，没有进文学院就没有这样自由和充足的时间。省文联主抓文学院的领导铁凝、文学院负责人陈映实老师和老城兄对我深入生活和文学创作都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令人难忘。如果说社会生活是我创作的大课堂，河北文学院则是一个小课堂，我是受益者。
大海帮助我理解人生。海能养育小命，海同样要养育文学。渤海湾的一隅，我起名为“雷莲湾”，我保这块黑坦坦雾蒙蒙的地方留下一串足迹。海里啥都有，有鱼、有虾、有蟹，海里也有落魂天”、“红旱船”、“蓝脉”、“太极地”、“国年灯”和“醉鼓”。这是一脉有特殊历史、民俗风情的地方。一切都成为我的载体，载动我的小小思索，走着这样寂寞的路程。我发现，海浪就是一条纤细而又刚强的白线，雪一样的白，穿过无限的时空，比生命长久，越过历史和传统把我的欲望与激情、希望与梦想以及忧患悲伤结合在一起了。自由的大海使人的精神自由。
我不能真正地认清自己，甚至看不淸弄不明了。不是海边雾气太重，而是我自身的弱点。看见海，我感到自己渺小，特别是出海打鱼的时候。我出过几次海。在北京开会，我见到天津写海的作家王家斌先生，他在海上摔打多年，他写了我喜欢的《百年海狼》，他见到我很亲切，他说咱们海的情结，是“旱鸭子”体味不到的。他对肖克凡说，我瞅小关的走路姿式，就是海边人的步子。我很惭愧地说，我不是真正的渔民，我也是“旱鸭子”。对于海，我看不透，是个旁观者。
但是，是海给了我根，给了我力量。在商潮汹涌的社会里，我时常感到一种隐形的海在涌动。我感到孤独，我敬佩大海的品格。没见到真正的海之前，我曾浮泛地、迷惑地以为自己博大。可见到海，就会看到大自然的品格。人只有在内心的风暴潮过后，才感到自我生存的宁静。在浮躁的世界，在金钱包裹的世界，宁静地生存是幸福的。
我在渔村深入生活的时候，有位箅命先生曾给了我看相，说我命里喜水，利于见水。那么，我的小说创作，就从水上来吧。像我这样父母没文化，自己又笨的人，纯属在基层文联苦苦奋斗的文学青年，借大海点仙气吧，兴许就能从古老的黑泥滩上跋涉出去呢。我告诫自己把握机会。
后来的日子证明，我是幸运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老师热情地称我为“又一个海的歌者我很髙兴，一静心又不敢接受。我哪里是海的歌者，是大海成全了我，是海潮推涌着我在文学道路上走了程。尽管这一程路，我走得不完美，毕竟还是起步了。我在海上的路，永远是拖在船尾的一条缆绳。珍惜过程，不问结局，还是感激大海吧！我觉得，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大海这样丰富。海是一个格外热情的老人，交往久了，他用另一种原色还原你。于是，我们便有了穿透海水的“海眼”，看啥都是蓝色的，一个辽阔而奇妙的蓝色世界。甚至连自己的脉管里殷红的血液也变成了蓝色。蓝色世界给了我多种多样的文学启示。下海，即使是苦难，对我也有着妙不可言的诱惑。海即人，人即海。每当我提笔时，总是有一种错觉，海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那蹲在海滩上吸烟的渔佬却是一个写不尽猜不透的海。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就是一张揉皱的海图。我想，人与海的沟通，最终将发展为人类自身对生命意义及生存方式的诘问和探寻……大海里啥都有，又啥都没有。大海能成全我，又能阻碍我。
海里有珍珠，岸上有黄金。我时常想，心中的海推到极至，就该从它的负面思考了一个好的作家、不仅是固守，主要是开拓。1993年，我的小说在香港《亚洲周刊》获冠军奖时，香港评论家也斯先生撰文评介我的小说《船祭》说：“关仁山小说大海意象浓艳，吸收了魔幻与写实手法，在虚实之间写传统和现代。但这种写法容易形成模式，不易拓展：这又使我想起我的创作急需开拓新的艺术层面。在全国青创会上，外省作家说我们河北作家太老实，我感触很深。做人老实，做文万万不能老实啊！下一步，我该借助什么才能使“文体”飞翔起来？仅仅依靠大海，看来是远远不够了。不论如何，这一步是要跨跃的。探索，哪怕失败也好。只担心一点，大海在咆哮，我能静心看世界吗？又能静心写人生吗？我得强迫自己静下来，静！来。我将以怎样的苦难，来修炼自己的人品、艺品？时下创作越来越艰难了。我们千万别指望什么机构来救作家，不要求别人施舍来确立作家的价值。商品社会向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要独自求生存，然后才能凭着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去创作，去追寻美好的理想。不管生活怎样艰辛，不管日子怎样无奈，都不能丟掉追求！为文学遭受苦难，不悔！
闯海人最眷恋家园，我在寻觅家园，寻找灵魂栖息的家园。雪莲湾有句古谣：船头无浪秋帆远，船后泪眼望家园。
1993年5月，由河北文学院、《小说月报》编辑部和《人民文学》杂志社在石家庄联合召开了我的作品讨论会，使我深深受益。
在1995年的秋天，我们河北文学院学员在石家庄聚会。谈歌兄单独找我谈，他说《太极地》有些变化了，还应加大关注现实的力度。不能再写海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记住！我记住了谈歌兄的话。回到县里往基层跑了跑，一口气写下了《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破产》等贴近现实的小说，是生活本身唤起了责任和良知，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1996年元月，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根据我的小说《醉鼓》改编的四场话剧《鼓王夂这剧获文化部“文华奖”后，有位编辑朋友对我说，你近来小说离开雪莲湾像“醉鼓”这样的阐俗小说还要多写啊！我说过两年再杀因马枪，眼下是想变变路子。我将笔伸向平原、城镇和山梁，想淡化民俗风情的东西，更有力、更直接地贴近现实生活。没想到一上！岸就被套上了“马车”，我与何申、谈歌兄有幸被称做河北的“三驾马车”，竟然这么叫开了。何申的幽默和谈歌的激烈，还有他们深厚的生活功底，一直是我应该学习的。在丰收的大平原上，用马车收秋的不多了，乡路上奔跑的多是汽车和拖拉机，所以我吏加想念故乡运粮食的马车。马车是最具平民化的交通工具。我喜欢平民生活和平民生活的空间。
关注现实的文学，眼下有多种说法，我们对“现实精神”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现实生活本身就鲜活、复杂、立体、深刻。文学不应该是一曲颂歌，文学的内涵应是了博的。小说应背负这沉重，表达善意的人间情怀和人情、人道主义内容，对社群祈愿、期待与预言。
眺望乡村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木，只有不穷的精神。家园向何处去？我感受到了一种激情。诗人需要激情，小说家同样需要。
我曾在《青年文学》封面人语里写下一句话：信念将使一切苦难埋葬于夜晚的涛声中。我行走在乡村的海滩上、平原上、山道上，明天，不再为故事匮乏之时，我该怎样讲好我的故事呢？如何将公共话语转化成个性化声音，深感自己创作的不足，还要努力啊！我喜欢这样一句话：在天为翔，在地为泥。
燕赵壮歌——谈歌印象记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耿之士。到了90年代中期，燕赵之地的河北文坛，杀出一员虎将谈歌，迅即名噪全国文坛。以地平线划定的视野，谈歌带着满腔的激情，携着真诚的忧患，吟唱着城市票友京戏小调，行色匆匆地朝我们走来，所有心灵的聚光，所有读者的视线，都用文字来沟通了，以天地良知和责任照亮这里的生活。有人说，谈歌是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文坛的，其作品也带着沉实的美学品格。
之所以说沉重，是从他人与作品中感受出来的。弓弦拉得越紧，生命之箭射得越远。有人说，1996年的文坛是谈歌年。不管这一说法是否准确，但是谈歌的中篇小说《大厂》及续篇，和其他一些中篇短篇小说，如集束手榴弹般地炸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与谈耿是河北文学院的同学，1994年春天，在石家庄相识。在这之前已读到他的《山毛榉》、《空槐》等小说，但不知他是河北保定人。这时我听陈映实老师说，谈歌是有实力的，几年来，他为文学做着生活和艺术上的准备。那时我首先感到谈歌是一位坦诚、止直和恪守信义的人。谈歌说，燕赵大地的根性是骨气和信义。那时起，谈歌话语咄咄逼人，使我觉得一个志气髙傲的灵魂是不违背信义和良知的。谈歌之所以敢说，与他为人的刚正是分不开的。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使命是“存在的勘探者”。曾做过地质勘探队员的谈歌，不也在中国工业的困境与突围中，揭示了工人的生存状态吗？既然“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复合体”，那么当下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在“大了”里产生作用，引起变化，初期对“铁饭碗”、“大锅饭”的打破，使企业进人市场经济的漩流中，优胜劣汰的急骤残酷的竞争，致使工矿企业和内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明显分化。谈歌是这一群中人，他所在的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与突围。谈歌不是了长，但他在党委办公室工作，接触着许多了长和工人。而且他所在的单位与他描写的工了一样。谈歌对我说，我们单位发不出工资来了，看着那么多人面临下岗，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他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谈歌小说走红之后，南方的、家报纸曾报道，说谈歌当上了了长，几千人的中型企业，困难重重，谈歌一边写小说一边抓改革，带领职工干部奋力拼搏，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谈歌笑骂，这是谁编的呢？我听后也好笑，笑过之后，又想出另一番的道理来。之所以有人这么去想象，除了新闻效应之外，读者从他的作品中感受着一种分享艰难的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理想和愿望。谈歌没有当了长，却像了长一样累心。他对自己所在企业的工作，对目前企业的现状、工人的心理了如指掌。他、边写小说，一边为其所在企业写材料，有时还被部里和保定市莨传部抽借写大材料，仅材料每年就写上二十多万字。他说他的小说是写给“圈子”里的人，看过之后，才敢拿出去发表的。他的那“圈子”不是指文人的圈子，而是他多年的工友、棋友、亲戚和酒友，或是他办公室的同事。在我们河北文学院里，谈歌属于不脱产的合同制作家，边上班边写作。
《大厂》发表之前，谈歌曾发表了反映工业现状的两篇有代表性的小说，一个是《北京文学》发表的《大忙人》，另一篇楚《中国作家》发表的《年底》。均被选载，产生了一定影响。谈歌曾对我讲，其实这时已经写出了《大厂》，他是先拿这两篇投石问路，看看反映，随后才在1995年秋末寄出了《大厂》。谈歌是坦诚的人，也是有计谋的人。他说，工业不比农村题材，写农民犯忌的地方不多，可工业不行，政策框框多，弄不妥会招麻烦的。另一层意思，他从各大报纸上看到，全国大中型企业改革，到1996年初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大厂》早拿不行，晚拿也不行，1996年第一期的《人民文学》推出《大厂》，可以说正是时候。他后来对我说，他之所以敢抛出《大厂》，是因为《年底》使他心中有了底。《年底》被《小说月报》1995年第八期转发后，他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小说月报》也刊登了很多来信。读者是支持的，尽管小说中“女工献身救了”实属无奈的招数，大体上还是被读者接受了。小说中鲜活的人物感动了读者。可以说是“亦歌亦哭亦温文弋他在《大厂》里就加大了力度，让人唱、让人哭、让人骂、让人笑。
1996年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是以谈歌的《大厂》和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为起点的，“冲击波”还可追溯到1995年何申的小说《年前年后》。谈歌对我说，小说是以年度为单位的，这一年中的工业题材，我要占满，我小占，别人就要占。所以他除了《大厂》、《年底》外，又写下了《天下大事》、《天下匆匆》、《车间》、《热风》、《城市热风》、《雪崩》等小说，从了长、书记到班组工人都写遍了。除了工业题材小说，谈歌在这一年里还写了二十几篇保定历史民俗的“绝”字头笔记小说，如在《中国作家》杂志获奖的短篇小说《绝屠》和《绝厨》等。
谈耿的工业小说，不仅受到文坛强烈关注，而且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甚至是激赏。有一个工了的工人读者们，围在车间的机器旁分析品评谈歌的小说，工人们曾给谈歌来信，约他去了里写写他们，并凑钱购买谈耿的小说集。这些读者来信，谈歌总要抽空回信。他说，我的这些小说，就是写给工人兄弟的。这些读者不仅品评他的工业小说，还对他的《天下荒年》、《天下忧年》等社会小说感兴趣。读者在信中说，你的《大厂》写得挺真实，但是《天下荒年》更打动人心。有些评论家对谈歌《天下荒年》的历史观提出批评。但是谈歌对我说，他最满意的小说还是《天下荒年》，他接到读者来信最多的也是这一篇。谈耿说，透明的生命与复杂的生命，是两种精神。在现实中告别的，都在回忆中相逢。所以他在《天下荒年》的题记中写道：“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惟有这种人群，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坚强地再生。”这段话是他的心里话，谈歌的忧患意识完全体现出来了他要以“稍神”之旗与社会对话。关于这类问题，1996年1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开第五届作代会时，我与谈耿接待了一些记者的采访。为此，中国作协主办的《作家通讯》还在“会议花絮一束”中写了这样一段，名为《编辑部多“马车”》。我和何申、谈歌被《小说选刊》称为河北的“三驾马车”之后，还就这么叫汗了。会议安排，我与何申在一屋，谈歌兄弟身体瘦弱，可他一汗会就是活跃分子，而且是夜猫子，只要有烟吸，永远不困。他昏：我们屋里吸烟聊天，还喊来，天津作家肖克凡，谈到夜里二点，还在兴头上。何申兄会保养，不吸烟也不熬夜，他生活极有规律，晚上十一点前就睡。谈歌这一闹何申就睡不着，谈歌故意问，何兄，您睡您的，我们小声聊。何申兄支撑不住了，抱宥东西说，我到你那屋，跟赵新兄住一屋，咱俩换吧。丁茫，谈歌就很兴奋地跟何申换了。
当时有位记者问谈歌，你总那么热衷社会写作，为什么不来一些个人化的写作？谈歌皱了半天眉头。其实这位记者不知道，谈歌早期也是搞一些新潮探索小说的。谈歌在1991年发表了新潮小说《那一阵我正活得没滋味儿》。当时在王朔小说走红之时，谈歌的小说也进行着讥讽和调侃。谈歌作品主人公经历了从游离于社会结构之间的单个人到社会组织结构中举足轻重的一员的变化；谈歌作品主人公还经历了从拒绝、排斥一切社会赍任到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社会责任的变化。
面对记者的提问，谈歌做了质朴坦诚的回答。谈耿说，我已过不惑之年，写作的年头不算短了啊。我确实追求过一些新式的写法，弄得很累，但我吃力不讨好。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的艺术。小说要与大众接轨，不管什么时代，大众都霈要小说为自己代言。当我们大声疾呼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小说如何先与中国的大众接轨？
伲是谈歌也不反对个人化写作。1996年11月，在《芳草》杂志社主办的三峡笔会，刘醒龙主持了一个叫“我们说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讨论。谈歌发言说，文学需要民间的支撑。小说写给谁看是个大问题，我的小说想写给众多的老否姓看。作家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咱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不要不在乎读者。只要刊物和“小说”封底有“定价”二字，读者永远是麇家。小说有各种写法，作家也各有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理解是各人干各人的。受谈耿的感染，我在会上也谈了自己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看法。
谈歌于1954年出生于保定顺平的矿山。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年参加了工作。先后当过工人、地质队长、宣传干部和报社记者。早在1978年，他就开始与文学结缘，在文学的海洋里苦苦追求。
谈歌是个有脾气的人，也是拥有朋友的人。谈歌兄交友是有选择的。一旦被他认定是朋友，你就经常听到他憨憨的笑声。如果你做错了事，谈歌就会跟你闹一通的。他闹你骂你，没私心，完全出于对朋友的爱护。他想以自己的处世哲学和人生观来影响朋友。他愿朋友越来越好。朋友出了事，有了困难，比他自己摊上事儿还着急。谈歌很讲交友原则。
在北京开会，谈歌的一位朋友酒喝多后打电话找谈歌。谈耿怕这位朋友再拉他出去喝酒。我见谈歌已经暍得不少了，来个“梅开二度”就坏了。我知道他身体不好，他在地质队时骑马摔下来，摔个肝损伤。当时他去医院当肝炎治，后来才知道治错了。肝不好的人是不能过量饮酒的。可谈歌是血性暴扬的汉子，有股燕赵侠气。他的口头禅是“喝一杯少一杯，人这辈子不能慢怠了朋友了明知身体不行，他还要喝。每次外出开会，我与他通电话，他夫人王英就叮嘱我几句，你当兄弟的，在外看着谈歌，让他少喝酒。我爽快地答应下来。一般时候，他是听我相劝的。一旦谈歌兄“酒逢知己”就喝离了眼，我劝啥也白搭了。这个电话，我听他朋友又要拉他喝酒，就朝谈歌递眼色，谈歌示意让我撒谎，我就说他不在。可那朋友误以为我是谈肷了。我说谈歌不在，我是谈歌的朋友关仁山。那朋友不是文学圈内人，一口认定我是谈歌。后半夜，那朋友又来电话，又是我接，那朋友还认定我是谈歌。后来我想，可能是我说话口齿不淸的缘故，但我自信比谈歌兄淸晰一些。那朋友火了，在电话里狠骂了我一顿。第二天，谈歌醒了酒，我一说，谈歌就火了，去找那朋友，还说让那朋友跟我道歉。我说没这个必要，喝多了的人。谁知在中午，我在房间里接到了谈歌的电话。谈馱说，在我们开喝之前，先让这个朋友听听你说话，然后再让他跟你承认镨误。这个朋友再听我电话里的声音，叹道，你俩声音咋这么像？对不起了，兄弟！我说没关系。放下电话，我就想谈耿这老兄是个太认真的人。
谈歌是个非常爱家的人。他妻子王英是摘计箅机的科技人员，谈起谈歌是满口称赞，说谈歌是个爱家、有责任心的丈夫。对小女儿，谈歌有一份特殊的爱。从他的眼神里看出，谈歌对孩子既严格又爱护。谈歌对待他儿子的方式更是特别。按常人眼光，没有揶个父亲让儿子喝酒的。可谈歌跟我和肖克凡讲，他与他儿子碰杯喝酒。我问他为什么呢？谈耿大声说，男人就得有个汉子样儿，男人哪有不喝酒的？儿子走出校园进入社会闯荡，喝酒也能交往，酒德能看出为人！我和肖克凡都笑了。父亲对儿子的爱是藏得很深的。喝酒中，也寄托着谈歌对他儿子的希望。他渴望儿子刚强、正直和骨气。望子成龙的盼望都装在这杯酒里了。儿子在谈歌眼里就像一株小树，树能经风雨长大，用许多奋斗的泪与汗来浇灌，忍受岁月季节的绿肥红瘦，终不曾向困难低头，等到笑看天下的那一天。
谈歌的孝心是有名的。就在谈歌加入河北文学院，在文坛拼搏的1995和1996两年间，他的岳母患骨癌住进医院。他要与妻子、大舅哥等人轮番到医院照看患了绝症的老人。谈歌时常对我讲：“人要有孝心，孝心是人格呈现的标志。我岳母对我很好，支持我创作。当年我穷，是老人家省吃俭用攒钱为我买下一台电脑。我肝损伤了，每天喝中药，我一边喝药一边写小说，是岳母大人天天给我熬药。那时退稿很多，赚的稿费不多，没能力孝敬老人家，这回我稿酬多了，可老人家又住进了医院。她吃不进喝不进，我要挣稿费为岳母治病。尽管老人家的病是不治之症，我要多照顾她，尽力用好药减轻老人家的疼痛……”
谈歌的话说得实在，又很真挚。在医院里，与他岳母同房的病人都夸这个好姑爷。他给了岳母与死神搏斗的力量，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陏床的两年中，他面黄肌瘦，无精打采。换班时，他要埋头进行小说创作：两个月瘦去十斤肉。保定文联的朋友对我说，谈歌是拼命三郎，就这条件，还写了那么多、那么好的小说。当谈歌夫人王英说了一些谈耿克服困难写小说的细节时，我不由深深敬氰谈老兄，真是条汉子。谈歌家塊本来就不好，老父亲退休后，也面临发不出工资的困塊，他弟弟有困难也等他补济。当他听说有个医疗器能减轻岳母病痛时，花三千七百元咬牙买下了。在他岳母弥留之际，别人都因碰上久病老人孝心减退，而谈耿始终守护着老人。老人昏迷中睁眼见谈歌，再睁眼是第二天黎明，看到的还是一脸倦容的谈歌。谈歌在腿上写了一夜的小说。岳母默默地叹一声，老泪纵横。老人家死前回光返照，就只有谈歌一人在身边。老人家忽然精神了，跟谈歌要“酸梅汁”饮料喝。谈歌就知道老人不行了，匆匆下楼，跑出病房打出租车，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找到“酸梅汁”，又找了一个钟头，他终于找到了“酸梅汁”，买了一大包儿回到医院。岳母真的喝了不少“酸梅汁”，安祥地闭上双眼走了。谈肷该做的都做足了。提起这段日子，原来负责我们河北文学的陈映实老师有一番感慨。当时陈老师来过保定，目睹了谈歌当时家里家外的困境，曾叮嘱谈歌放下手中的长篇小说，写些中短篇，不要因为上了文学院，而压力过重。谈歌心里是这么想的，上了文学院就要按文学院的要求干活儿。听陈老师这么一说，他心里踏实一些，改变了作战方针。改写工业题材的中篇。现在看来，路线是正确的。文坛新人靠中篇打天下，老作家才靠长篇守天下。现在想来，如果谈歌在《大厂》、《天下荒年》之前还默默地哨那个长篇，长篇出来恐怕也在滚滚长篇漸中淹掉。在文学的一个会议上，陈映实老师讲起谈歌的这两年创作，激动了。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作家，真诚地抬起手臂向谈歌敬了一个礼。这个场面，谈耿激动不已，我坐在谈耿旁边，透过他的眼镜片，我分明看见他眼窝里的泪光。我感受到一种“精神”，搞创作也需要一种“精神”的。谈歌兄的拼劲儿，也时常鼓舞着我。既然我们选择了文学，就选择了辛苦。写在稿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沉重的……
我感觉谈歌的小说中每个字还带着“酒”味。我说的“酒味”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指谈歌在酒场中与人真诚的交流。燕赵志士自古也是酒场上的壮士。据谈欹一位朋友李林讲，几年前他们奉命写几篇反映企业改革的报告文学。他们采访了几个企业，每到一个企业，工了干部都要陪几顿酒。见到了长和工人，谈歌就亲切，喝酒更是来者不拒。朋友李林在一旁劝谈歌，你这人是不是贪酒啊？酒是了里的，胃可是自己的。几个企业下来，我们都喝得晕头涨脑的，我有恐酒症了。他说话时看见酒桌上的谈歌脸色黄黄的，好像患了一场大病。谈歌会意地一笑，喝！李林无奈就硬陪着。了长见谈歌豪爽的样子，格外喜欢。
到了最后一个工了，谈歌已经很少吃饭了。李林心疼他，说前几个了子你尽力了，这最后一个我打头阵吧。谈耿摇摇头说，不行，还是我来。见到工人和了长，我就想喝酒，不喝还叫爷们么？据李林回忆，谈耿他们这最后一场酒喝得惊心动魄。谈歌在开喝前就撒谎说，李林刚刚切了胃。当时李林愣愣地摇头，谈歌在桌下用脚蹰他。谈歌说李林的酒我来喝吧。于是，谈歌陷人重重包围之中。谈歌与那个工了的书记、了办主任等人连干了七瓶白酒。这天晚上谈歌4了个天昏地暗。结果第二天走不了，连买好的车票都退了，谈歌在招待所里昏睡了两天。谈歌的做法放在文坛也许粗了些。可在工了，却博得了了长、书记和了办主任的极大好感，在谈軟醒酒之后，他们主任找谈歌交知心朋友，真诚地谈了报告文学采访时没有说出的内容。了长和了办主任向谈歌诉说企业的现状、困境和内心的痛苦以及希望。谈歌醉了一场酒，交了知心朋友，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小说素材。
1996年冬天，大雪天。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孟庆春主任和导演马成林来唐山找我，并想见谈歌。他们弄混了地理概念，以为唐山挨着保定。谁知在唐山去保定比北京还远呢。他们让我与谈歌联系，搞一个工农结合的电视连续剧。我说我没问题，听听谈歌的意见。他们在唐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去了保定。见到谈耿，谈歌见到陌生人，闹旦是搞电视的人，一直没有跟工人的感情亲近。到了酒桌上，孟主任和马导演提起沈阳的工业现状和工人，并提出拍工人和农民的电视剧，谈歌就有了话说，而且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据马导演在电话中对我说，开始谈歌有点端着。我说，请你们谅解，我那老兄是性情中人，…旦对了脾气他就有掏心窝子的话。马导演兴奋地说，是啊是啊，我们一谈工了和工人的难处，谈耿情绪就上来了那种优患也上来了。他开始说不喝酒，岳母在医院，他陪床。后来一沟通，谈歌主动提出来两瓶北京二锅头。一喝酒，我们谈得特别好。我这就放心了。说实话，孟主任和马导演冒着大雪人关来找我们，这行动本身已深深地感动了我。晚上，谈歌给我家里打来电话，声音里比平时还口讷，我一听就知道他喝多了。他说，咱们去沈阳给人家好好弄本子。后来我听肖克凡说，他醉酒后也给天津打了电话，还约肖克凡给辽宁写本子。可见谈歌是个热心肠的汉子。
去年11月，湖北武汉《芳草》杂志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分别举办两个“三峡笔会”。那时谈耿岳母正病重，谈耿每天陪床。刘醒龙、把电话打到我这里，让我跟谈耿说。谈歌曾去过三峡，跟我的心情不一样。谈歌犹豫不定，经我再三催促，谈歌终于说只要我岳母这几天不咽气我就去。我与何申、肖克凡从北京上了火车，在火车上给谈耿打电话，谈歌家里没人。到了保定站，我与肖克凡下车张望，终于接上了疲惫不堪的谈耿。他穿着油渍麻花的旧绿棉袄，说自己没空回家取东西换衣裳，从医院直接奔火车站来的。家里人不让我来，我怕你们哥几个不高兴，醒龙那边也为难，还是去吧。我随时跟家里联系，只要岳母有情况，就坐飞机飞回来。这一行，谈歌见到湖北的朋友很高兴，但他一直牵挂着病床上的老人，走一个地方打一个电话。那天到了屈原祠，谈歌对我说，他想起了屈原的生死，心中就多了几分慨然，不想再看，就溜出人群，呆呆地看着滚滚长江水，似乎能听到诗魂在江中吟唱。尽管谈歌来过三峡，神农溪漂流还是第一次。向导是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她让大家叫她伙计。谈歌一个劲嘀咕这伙计与北方的伙计有何不同之处。这姑娘姓谭，人们喊她谭伙计，正与谈歌同姓，因为谈歌原名叫谭同占。谈歌就来了兴致，漂流时一路随谭伙计唱歌。我记得歌的第一句是“一呀个凤凰一呀个头”。谈欹就说，为什么不唱一个凤凰两个头呢，岂不更浪漫些？那谭伙计瞪了他一眼。江风悠悠吹过，大家唱得很来劲，谈歌、何申和刘醒龙喝得最好，很投人。后来这个笔会散后，我们又在宜昌参加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另一个会。在饭桌上，大家稍有醉意，谈耿鼓动刘醒龙、何申唱那支谭伙计唱的民歌。于是这一桌人就唱起来，加之后来的邓一光加盟，效果十分好。弄得别的文友们发愣，后来一问才知这伙人刚从神农溪漂过来。《芳草》杂志的钱鹏喜主编说，这一行，谈歌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文如其人，一股燕赵之地的亲气！可谓燕赵壮歌。
关于谈歌和他的《大厂》系列小说，在文坛着实热闹了一回。谈歌没有沾沾自喜，他不喜欢别人“炒”他，他说呆在锅里的滋味也不好受。最近，谈歌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城市票友》，其实在这之前，他的“城市”字头的小说《城市行为》、《城市热风》、《城市警察》等，发了不少。他的“大了”系列小说，背景也是城市，所以在这篇小文里，最后写写谈歌这位城市票友，还是挺有意思的。
作为熟悉谈联的好友，都知道谈歌本人真是“城市票友”。他所在的河北保定市，虽然不大，但是古城味道很浓，文化氛围也很好。这里是出作家的地方，这里的京剧票友活动也很热闹。前几年，谈歌唱京戏着了迷，时常到公园或老城根儿的票友活动地参加活动，有时唱，有时拉胡琴。凡是见到谈歌的人，都爱听他唱两嗓子。唱腔味道纯正，不兜底的还以为他是京剧团演员呢。天津作家肖克凡曾风趣地对谈欹说，老谈，你这两嗓子京戏，比你口寸好多了。这可不像从你这大嘴里出来的调儿，谈歌就笑。肖克凡对京戏有研究，喜欢听，但不能唱，对老谈这口儿京戏既喜欢又羡慕。自从认识谈歌，我也渐渐爱听京戏了。
去年冬天，全国的京剧票友大赛，谈歌还寄给中央电视台一一盘自己唱的录音带。一个月之后，他便接到通知，入围了，让他到北京决赛。谈耿既激动又为难了。妻子支持他写小说，没有二话，可他去唱戏，妻子就说他。岳母患了癌症躺在医院里，谈耿边写小说边陪床，是个有名的孝心姑爷。谈歌听妻子一说，也就蔫了。后来又赶上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五代会”，谈歌就放弃了这次票友大赛的决赛机会。据行家说，谈歌去了能捧个奖来。
“五代会”散会后，应天津广播电台广播剧部之约，我与刘醒龙、何申、谈歌兄来到了天津。晚上，刚刚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蒋子龙代表天津作协招待我们。谈歌唱了一段京戏，同时还唱了一段《列宁在1918》的评戏，赢得满堂喝彩。蒋子龙老师是我们河北沧州人，见到了老乡，也就放开了嗓子，唱起了京戏。唱得也很好，但他由衷地表扬谈歌唱得好。
今年正月初十，谈歌兄打来电话，让我快速到保定，加盟一个三十集儿童室内幽默剧剧本创作，他发话了，当兄弟的不敢不听。第：天我就去了保定，白天写剧本，边写边拍摄，剧名叫《明天的太阳》。那天，谈歌的爱人带小女儿来看我，中午在一起吃饭。谈歌的女儿十分可爱，孩子受谈歌的感染，也特别爱唱，还说她已经改名了，叫谈小耿。我被逗笑了，嫂子说是真的，这孩子非要改名儿，说长大也要当作家。谈歌很喜欢孩子，平时创作的劳累，抱一抱亲一亲小女儿就过去了。他这时又唱了一段，制片人田英大姐很吃惊，都在一个城市，平时也熟，却不知道谈歌唱得这么好。剧本写完，我要回唐山。谈歌与剧组的朋友欢送我，晚饭后到了歌厅。谈耿不跳舞，可劲儿唱京戏，唱盘里的京戏几乎唱完了，唱得他直冒汗。
私下里，我曾问过谈歌，为什么这样喜欢唱京戏。谈歌说，京剧作为中华民族的国剧，有它独有的魅力。这里有一股气，气在人正，而且对人是一种陶冶。我喜欢京剧中刚烈的品味儿，有咱燕赵的侠气和悲壮。我明白了，所有艺术都是相通的。京剧中的内气，对谈耿兄的做人作文都有深刻的彩响。何申兄也喜欢唱足戏。
谈歌兄作品的强烈情感张扬，是我想学习的。谈兄为人正直、义气，有一种北方硬汉的侠胆义骨。正如著名诗人郭小川之子郭小林兄所说：“谈歌壮歌。读他小说时，总是感到人物要跳将出来，涕泪淋漓地对你直抒胸臁的样子，可谓“此中真歌哭，情文两俱备。”一种人格完善的骨气。
谈歌多次劝我，你性格柔弱一些，但你人是正的，也厚道，所以我喜欢跟你老弟交知心朋友，是可以交一辈子的朋友。但我劝你硬气起来，难得他一番真诚。我跟他说，我的性格形成与童年的坎坷有关。那天，在北影招待所的晚上，我跟他讲起童年。谈歌终于理解了。每个人背后的文化背景不同。
谈歌父亲曾是军人，后又当警察。他父亲因为正直而屡屡挨整，他自己当过几年工人，当过地质队的队长，至今自己仍是一名普通干部。他不媚权，不媚钱，只认做人的准则。可谓爱憎分明。这一切，对于他的人格和个性的形成自然产生影响。他周围有个“闽子”，不是文人“圈子”，而大多是城市产业工人、普通百姓，包括京剧票友们。他写了作品，没发表就让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喜欢。他对普通市民的血肉相连和貼心了解，奠定了他创作中关注社会现实，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为民请命的基调，也使他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
有人说，谈歌小说非艺术因素多。谈歌沉不住气了，他说，我就是要明说，小说与大众接轨，我就是要写给工人兄弟。工人不僅艺术吗？他们在劳动中的美，是最真实丰盈的。大的基调定下了，其实，谈耿也在研究提高艺术品位的问题。当我们读到他最近发表的《危矿》和他发奉的百余篇笔记小说时，能说是“非艺术因素”使他成功的吗？他说，艺术诞生于民间。
在北京开会时，有一位做服装生意的女老板找他，让他帮助写剧本。谈歌拉上我去见这老板。女老板没见过谈歌，只是给他写过一封读者来信。她从“谈耿”这个名字分析，谈歌本人一定长得帅。见到后，她似乎有些失望，她不明白这“身板”的男人，这瘦弱的身躯，作品中是怎样激奋起来的呢？怎样去忧患别人？谈歌不在场时，女老板曾跟我打趣说，这个谈歌长得真像“天下荒年”里来的人。我笑笑说，人不可貌相，看看谈歌那两道重眉，还有，他的力量是来自骨子里的！他唱京戏时可谓是字正腔圆，底气十足啊！女老板说等有机会一定听谈歌唱戏。我说，谈歌是性情中人，他唱戏跟喝酒一样，不对路的人，他是既不喝又不唱的。果然给我说着了，谈歌最终也没给这女老板唱一句。通过这件小事，我觉得谈歌是复杂的，也是透明的。
过了正月，谈耿又进入了紧张的创作。创作之余，他心里还想着保定老城根儿下的票友们。这里都是普通人。谈歌曾对我说，票友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彼此面熟，谁也不知道彼此姓名及职业，不问，就是唱戏。这里有许多人生况味，有商潮里找不到的人间真情和友谊。我不会唱，可我能想象这里的乐趣，人生难得的乐趣。戏里有他人生光阴的长河，戏里有一瓣恒久的心香。打电话时，听说谈耿又找票友们唱戏去了，我放下电话就想象老谈兄佝腰摇头，有板有眼地唱那段《空城计》，还有保定老城根儿下的胡琴声。我眼前晃动谈歌的身影，还有他的唱腔：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生命是一条河，乡村便是每一条河的源头。乡村作为我们的背景和摇篮，滋养着乡人。就是远离土地的都市人，也挣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作为本土作家，感受了乡村的苦难，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命和生机。当生活激活我的想象，我便感到创作不仅仅是兴趣，一切有关乡村的叙事，便有了一份深重，多了一份亲情，添了一些责任。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文学的眼睛永远凝视这片土地。让文学紧跟时代步伐，让文学根植于人民和大地之中。这些真理性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少年了。时代主流在哪里？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恐怕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社会转型时代，农民的精神痛苦与矛盾是丰富而有况味儿的。乡村历史与现实、新与旧之间相互纠缠，渗透和挣脱。我茫然。几年前，我进行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创作时，试图在乡村多情的沃土上挖一眼小井。1991年春天，我从城里到渤海湾涧河村挂职深入生活时，想将这里的风情写得清丽些，可是渔民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沉重，迫使我不能太轻松。真正走进农民中间，就会发觉，个人的孤独悲哀微不足道。时代与社会的联系十分突出。生活把什么没有展示出来呢？如今的乡村是日新月异而又充满诱惑的世界。中国社会成员大多是农民，就整体来说，他们仍然是活得最苦的一部分，对于急剧转型的商品社会，他们缺少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力，他们不能一步入阁，走向真正的富裕，却失落了文化传统秩字，每前迸一步，都是以道德和精神沦丧做代价的。乡村开始零乱，脚步匆忙，为生存奔忙的个体身影变得飘忽不定。无论是坚守乡土进行变革的农民，还是弃农逃离家园闯荡都市的农民，都在经历一场从没有过的灵魂的震荡与洗礼。农民问题，一直是社会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关注人类的文学理应表现他们。可有时，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它的残缺。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可是乡村又不断出现干群矛盾激化、产销失衡、打白条子、盲目引资、资源浪费、新的浮夸现象以及出国热、上城热等，为社会提出各种难題。我们茫然，无法理解它，但要正确把握它。这些严峻的问题并不能剪断我们的乡村情结，谁也无法否认，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我们还是发现弯曲绵长的乡路上开满鲜花，把对土地的深情歌唱还给乡土。乡村的新故事酝鷗着新的生命力，乡村温情的童话展现在自然的怀抱中。农民的淳朴、坚韧，乡村变迁的脚步声，虽然充满悲怆的情调，但是人与土地的美质熠熠生辉。这里，道德的评断和审美的评价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作为村社文化的最后光环，正随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道德演变而变化，既写出了中国老一辈农民辛劳而盲目的生存奋斗史，又透示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景观。文学，虽然不能够一一解决农民问埋，但是，它们应有的步隳和形式，以血肉丰满的农村新人艺术形象，向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发出凝重的叩问和深情的呼唤，其深隐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乡村自身了。我们对乡村与土地的深情与理解，会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大地的丰厚意蕴，孕育并导演着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我们的种种人生。沸腾的现实生活总是将乡亲们纯朴自然的乡土状态打破，造就特殊的人生规则。乡村的四季，一块块土地解冻，又有一块块土地结冻。我的创作从海上走到平原，在故乡的大平原上，我看到热土也看到了冻土。1995年秋天，我跟踪了一家乡镇企业破产全过程，有了一些想法，也听到一些农民企业家的心里话。农民企业家和乡镇企业的工人面对破产与城里人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有土地种。同时，我回老家给母亲的口粮田办过户手续，二叔在村里截住我，让我帮他到县城告状。二叔是村里的售棉大户，他说村里又要重新分地了，他与村里的包地合同作废了。细一问，我才知道，有两部分人还乡。一部分是破产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是上城打工人员。他们在九月里还乡是奔土地来的。我没能待到分地那天回城，二叔也跟到城里。我带二叔去县政府，到了县政府门口，二叔扭身不进了。他湿着眼睛说，咱不告了，都得有碗饭吃吧。我记住了此时二叔痛苦的脸。在年根儿，我听母亲说二叔一冬都在开荒地。我仿佛听到了一种悲怆的声音。冻土是博大的，冻土又是残忍的。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代相递嬗的瞬间景象。
今年秋天，又有关于土地的消息传来。县城北关的一个村，上企业、卖耕地。耕地竞被南方几户农民买走。我去后才知道这几户温州农民曾是给他们打工的。今年企业破产，村里农民又从温州农民手里租地种，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别人打工。与我同去的一名记者感叹一声，农民啊！他这一叹，促使我在村里多住上几天。
我曾对朋友说，今年是我大开眼界的一年。我有幸过长江，到了南方珠江三角州的南海罗村，看到了经济发达的乡村。7月份，我又有幸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看到了美国的乡村和美国的农民。在汽车里，坐在身边的陆天明兄问我，看到窗外的美国乡村有何感觉？我一时找不着感觉，只说，这成片的庄稼地里看不见劳作的农民。而且我还看到了美国农民用大片耕地搞装饰。肥沃的小山上，有美丽的小房子和一棵茂盛的树，余下的是一片草坪。我说人家人少地多，我们人多地少，先吃饭才能去想那片美丽。这片美丽好像与我们无缘。回到我们河北的乡村，再全面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乡亲。这时才看到，深入生活不能盲目地陷入，还要头脑淸醒地跳出来。对生活的亲近和距离都是文学所需要的。深人生活的过程，也是我们作家自身成长的过程！特别是青年作家。
面对现实的写作，是需要现实精神的。有人说，就农村题材作家而言，现实精神就是土地精神。中国乡村的土地精神是什么？回望田囷的早晨，万情浦动。时代没有摹本，只有不穷的精神。文学需要承接这种精神，背负这沉重，亲吻大地，抒写人间情怀，透视时代变革的辉光。
我觉得拥有土地的人，是最富有的人。土地上成熟的果实是根和叶，即使流水冲走了叶，还会留下根的。过去热情单纯的预期，一再让我们误入歧途。丰厚的生活需要精美的艺术形式，但内容和形式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怎样看待“生活流”，站在时代、哲学和美学高度穿透生活，把握生活？为了这个目标，我觉得自己还需艰辛地努力。
现实精神，一直像火炬，在我们的土地上冷静地燃烧。它能照见坚韧的民族心性，也能触摸农民劣根的精神内核。源于生活的文学必然孕育着、生长着，因为土地永存。带着乡愁的情结寻找家园，我们想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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