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破天惊的发现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发展脉络最清晰的国家，“二十四史”记述了数千年历代王朝之兴盛衰亡，堪称独一无二。尽管如此，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常常好似雾里看花，不过看到一个大概的轮廓而已。对于深入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重重迷雾依然笼罩着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然而，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往往会震开古代社会的冰山一角，让我们能够见识甚至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穿越历史，我们感觉到的何止是历史的深不可测呢？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如滚滚河流奔腾而来。可以说，太原隋代虞弘墓的发现，就使得诸多重要历史信息穿越千年的时空展现出来。

    丝绸之路，横跨亚欧，是一条曾为东西文化、物资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路，也是一条充满梦想、充满传奇的神秘之路。

    2000年5月，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数十名专家经过认真评比后，评出了“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太原隋代虞弘墓赫然列于其中，格外醒目。2001年春，也是在北京，全国百余位考古专家经过通信评选和最后评选程序，评出“20世纪百大考古重要发现”，其中也有“太原隋代虞弘墓”的名字。

    虞弘墓，一个小小的墓葬，由此在国内外声名鹊起。

    虞弘墓，一个面积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墓，为何受到如此重视？这个发现的具体过程和文化内涵又是什么？这还得从发现那年说起。

    （一）虞弘墓地的发现

    1999年7月，北方进入盛夏季节，赤日炎炎，天气异常酷热。

    王郭村正在修路，无奈天公不作美，推土机推平路面之后还没来得及硬化，一场大雨从天而降。顷刻间，雨水汇聚成流，满地流淌。居住在村子东南角路边的村民王秋生满心喜悦，对大秋作物来讲，这可真是一场及时雨，但转念一想，路没修完，还没修水渠，别让雨水浸泡了院墙，于是提锹出门，想在土路南边挖个小水渠，让雨水从路南流走。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挖两下，便蹬不下去了，好像一块硬物死死地顶住了铁锹。他连换几个地方，依旧如此。王秋生好生奇怪，就把仅半锹深的路土铲去，一长段白色石头露了出来。他忙大声呼叫媳妇来看，闻讯纷纷赶来的邻居们，左看右看却谁也看不明白。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地顺着石头四缘开挖，一个汉白玉石屋顶便显现出来。再向四面扩挖后，用砖砌成的四道墙壁将汉白玉屋顶围在中间。村民们终于认出，这是一个墓顶已被破坏的古代砖室墓，但汉白玉究竟是什么东西，人们此时还并不知道，有人甚至认为是一个墓里的石桌。

    这片名叫“石猪窝”的地方，原来曾是一处荒丘墓地，20世纪70年代开荒地为农田时，就经常挖出古墓。前几年村民修建新房，也不时有古墓被发现。这座古墓，应当是该地古墓群中的一座。然而，按村里的传统习俗，农历五月不动墓，于是他们商量着先看住，等过了五月再说。这是1999年7月8日的事。

    7月9日，在王郭村指导修路的区城建委主任武春晖得悉王郭村村民发现了古墓，便立即通知了晋源区文物旅游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局长张兴民、副局长李爱国闻讯后，马上率李爱民等人赶到现场。查看后，当机立断组织人员进行保护，并将此事上报省市有关部门，申请发掘。

    隋代虞弘墓便踏着历史沉重的脚步向我们缓缓而来。

    （二）虞弘墓的周边环境

    虞弘墓位于太原盆地晋源区王郭村村南一条东西向的土路上，路宽4米，路北边紧邻着村民的住房，路南皆为玉米地。

    太原盆地位于山西中部，左为太行山脉，右为吕梁山脉，中间是平原，北高南低，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由北而南蜿蜒贯穿其间。此盆地西端，有蒙山、天龙山、悬瓮山等一连串属吕梁山脉的小山，其山上山下散布有许多古代遗迹，尤其以战国、北朝、唐代遗迹居多。如建于春秋，盛于北齐、隋唐、五代的古晋阳城遗址；北朝已负盛名的晋祠；创建于北齐的天龙山石窟、童子寺、开化寺、西山大佛等。此外，从春秋至唐五代的墓葬经发掘的已不下千座，随葬品中还偶尔有来自西域或反映西域生活情景的器物。

    王郭村是一个有5000人的大村，东经112°25.6"，北纬37°40.6"，海拔高度约800米。该村原先面积较小，近年随着村庄的发展，才扩到目前的位置。现在北距晋祠镇约3公里，距唐代晋阳城遗址约5公里，距太原市中心约25公里；向东不到3公里，就是汾河；村西3公里，即为悬瓮山脚下的青阳河和牛家口，悬瓮山由晋祠一直向南延伸至这一带；村南基本上是平原，南边最近的村为张村，距离仅有1公里多。地势西高东低，由于历史上多年山水的流漫以及汾河的涨落，这里的地层除上面一层厚约50厘米的耕土外，下面均为含沙量多、呈灰黑色的泥沙土。虞弘墓就建在这种泥沙土中。

    距虞弘墓西南600米，原有北齐东安王娄睿墓，该墓已于1980年被发掘。据村民反映，在虞弘墓之南百余米处，地表上曾有体积较大的石猪、石羊、石狮等，修整土地时，被人埋入东面路边的土沟内。在距此稍远的南边，还发现过距地表很浅的北齐墓葬。据虞弘墓志所载，墓西约3里，还有西周初晋国开国君主“唐叔虞”坟①。

    虞弘墓的发掘与保护

    根据省文物局的安排部署，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和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于1999年7月13日正式开始发掘虞弘墓。根据考古发掘程序，先去掉耕土层，找到墓坑和墓道。该墓室北面一半埋在路下，南面一半压在玉米地下，再南即是墓道。在向南清理耕土时，发现一条东西向直径达70厘米的汾河引水管，这是4年前村里搞水利建设时铺设的，引水管距石堂南沿大约50厘米，铺设管道时曾经发现此墓，还拆掉了许多墓门砖，但是当时谁也没注意到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古墓，居然在铺设完管道后，又将该墓回填。真是“无缘对面不相识”！机遇带着遗憾与之擦肩而过，使它又在地下沉睡了四年②。

    发掘时正逢雨季，为避免雨水灌入墓室，影响考古发掘、破坏遗迹和文物，考古队员特意在墓室上搭起帐篷，派人日夜守护。这是一个热得令人难忘的夏季，正逢小暑、大暑两个节气，白天骄阳如火，帐篷中通风不畅，气温远远高于外边。在严酷的暑热中，考古队员们汗流不断，李爱国、畅红霞、田进民、李建生、李爱民等队员都是光着膀子，脖子上搭条毛巾，边擦汗边工作。晚上，外边满天星辰，凉风习习，帐篷里却更加憋闷，蚊虫肆虐，苦不堪言。幸运的是，村委会和村民们积极配合，有求必应，使清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经过艰苦发掘，一个完整的汉白玉石堂终于摆脱了千年积土的重压，呈现到今人眼前。墓底的随葬品诸如汉白玉人物俑、砂石人物俑、墓志、汉白玉柱、汉白玉莲花座等也在考古队员的手下，一一除去泥土，重见天日了。

    地不爱宝，今人有幸。石堂的浮现，让所有考古队员又惊又喜。兴奋之余，忧虑接踵而至。如此珍贵的文物，保护工作成了当务之急，而重中之重首先是如何保护彩绘色彩。石堂才露出一半，省文物局便给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报告该项发现，同时调请有关专家赶到现场，制订保护方案。次日，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黄克忠研究员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文保中心主任潘路研究员两位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带着许多保护药剂来到太原。经多次试验发现，国内外流行的化学药剂，虽可以做到长久保护不褪色，理论寿命能达到数百年，但是其弱点也不容忽视，这些化学药剂涂在汉白玉上后，由于化学反应，出现变色现象，雪白的汉白玉表层显现一层浅红色，这不符合文物保护中“不改变颜色”的原则。那怎么办？省局文物处处长宁立新和省考古所所长张庆捷到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拜访了几位古建专家。在征求古建专家意见后，决定采取古建筑壁画传统的色彩保护办法，即以胶矾水为主，配置一种不改变原有色彩的保护剂。

    方案敲定，具体任务委托给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的郝启德先生，他从事古建筑壁画的保护工作数十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对汉白玉表面色彩做保护还是初次。为保护好这批珍贵资料，他试验了无数次，最终试制成一种比例最合适的保护试剂，实现了既不改变原色，又能保证彩绘不掉的设想。

    （一）虞弘墓墓志的发现

    考古发掘进行到中期，新问题接连出现，迷雾疑云，层层叠叠，这到底是什么人的墓葬？来自何处？葬于何时？这些问题，将考古队的注意力自然地吸引到寻找墓志上。

    再明白不过，虽然石堂图像价值无比珍贵，但仅有图像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墓志，对图像的理解将倍加困难，必将阻碍研究的进展，甚至会走入误区。时至今日，大家回忆此事，依旧一致认为，若非墓志的出现，图像上的神秘面纱至今也难以揭示。

    考古人都清楚，墓志相当重要，它不仅会告诉我们墓主人的身份和履历，也会告诉我们这些图像产生的基本背景，比如，我们因为读到墓志中关于虞弘“检校萨保府”的经历，才看懂图像中火坛的宗教意义，并找到了解读祆教图像的途径，首次以实物的形式证明了萨保和祆教圣火的真正关系。总之，墓志与图像是相辅相成、互补有无的珍贵资料。

    面对一幅幅陌生的、充满异国风情的石堂浮雕图案，墓志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清理工作接近墓底时，大家都企盼自己“手气”好，第一个发现墓志。谁都明白，如果没有墓志，读懂图像异常艰难；如果发现墓志，就会事半功倍，等于找到了开启图像境界的钥匙。

    令人激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7月20日上午10时30分，清理过程中，在石堂前发现了一方墓志和志盖，经过去土剔刷，仔细辨识，认定是墓主人虞弘的墓志，工地上顿时欢呼雀跃。真是好事成双，当天下午5点左右，又在石堂西侧发现了虞弘夫人的墓志。两方墓志均是细砂石质，有盖有志。虞弘墓志盖完整无缺，为斗形，长、宽均约73厘米，厚约8厘米，四周呈斜坡状，志盖顶中部先阳刻出9个边长约11厘米的方格，再由左至右，由上至下，阳刻“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9个篆字。四周斜面上阳刻着忍冬和带叶莲花，盖侧四边另有细线刻的蔓草纹饰。

    虞弘墓志长、宽均约73厘米，厚约7.5厘米，右下缺一角。志面上先阴刻上小方格，每格内又阴刻一字。共25行，行26字，除右下角缺25字外，还存字625个（包括左边上部残缺严重的铭文），分志与铭两部分，志文基本为隶书，铭文为楷书，志文由右至左竖写。

    果然如考古队员先前期望的，墓志内容向我们揭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并与石堂雕绘内容相互呼应，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雕绘图像的注解说明。

    据墓志记载，男主人姓虞名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和安息、月支等国故地，后出使北齐，随后便在北齐、北周和隋为官，在北周一度任“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开皇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③。死于隋开皇十二年，即公元592年。

    墓志中所载墓主的国籍鱼国，是一个史书失载的古国，志中记载了虞弘一家三代人的概况，透过他们的职务变迁，还窥测到古代民族之间的往来与交融。志中还有许多史书少见的内容，对研究柔然的职官、外交及与北魏的关系，对研究北朝的民族政策等，都有很大价值。

    墓志文中有两处较为特殊，反复观察，可以肯定这两处是被改刻的。为什么要改刻呢？说明这两处很重要，不改不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两处经过改刻的字，同为“鱼国”的“鱼”字处，一处为“鱼国尉纥驎城人也”，一处为“鱼国领民酋长”。仔细观察这两个“鱼”字处，明显比其他处低凹，色泽也不一样，用手指触摸，感觉更明显。

    可以肯定，这两处都是改刻的，原先所刻二字肯定不是现在的“鱼”字，而是其他字。墓志刻成后，主家发现不妥，又将原先所刻之字凿去，重新刻上现在的“鱼”字。原先是什么字呢？妄自揣测，只能是“虞”字。主家改刻的用意，估计是想在墓志上恢复本来的国名。

    虞弘既然是鱼国人，按照姓随国名的规律，虞弘原来姓名应该是“鱼弘”。因此宿白先生读罢虞弘墓志，提笔写下“鱼弘”二字。“鱼弘”为什么要改为“虞弘”？死后墓志改正了国名，但墓志盖上为何仍然保留“虞公”？这和当时的政治有什么关系？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今天看来，主家的“一念之差”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这一次改动，我们看到的就是赝品“虞国”，而不是“鱼国”；就不会看到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国家名称，甚至可能会被导入歧途，使学界对鱼国地望的考证难上加难，至少事倍功半。

    通过墓志上“鱼”“虞”改动之例，学者们注意到《隋书.虞庆则传》的一段记载，该传云：虞庆则“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虞庆则“本姓鱼”，却将姓氏由“鱼”改为“虞”，其情况与虞弘相同，推析当时存在着一段有关姓氏变革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两人都将姓氏由“鱼”改为“虞”。

    （二）揭开虞弘墓的神秘面纱

    直至7月26日，墓葬清理工作结束，这座具有1400多年历史的隋代墓葬就完全展现在人们面前。

    该墓为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几部分组成。总长13.65米。墓室顶部已被破坏，平面呈弧边方形。东西弧边中部长约3.9米，南北中部长约3.8米，墓壁厚0.34米，残高最高约1.73米，比墓室中部摆放的石堂顶部还低25厘米。墓壁略带弧形，砌法是三顺一丁，共四组。

    葬具是一个汉白玉石堂，位于墓室中部偏北之处。石堂外观呈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底座、中部墙板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总长约295厘米、宽约220厘米、高约200厘米，四周内外皆为雕绘。石堂下四周各垫两个兽头，兽头冲外，背上负着底座。尤为重要的是，在石堂正面、里面正壁和两侧壁及底座四周均有浮雕彩绘图案，表现出浓厚的中亚波斯文化色彩。

    如此精美宏丽的汉白玉石堂，在当时中国考古界尚属首见，直到今天，它依然以其唯一性占据着独尊地位，它的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令人惊叹，难以用言词形容。

    石堂内外有两副散乱腐朽的人骨，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人骨鉴定专家韩康信专程来到太原，作了人骨鉴定。经鉴定，两副人骨属一男一女，证明这是一个夫妻合葬墓。

    由于男性人骨保存下来的只有2/3到3/4之间的骨骼，鉴定难度较大。鉴定结果出来后，确定死者去世时身高约1.67米，年龄约在55岁左右。墓志记载墓主人虞弘下葬时59岁，与鉴定结果基本符合。同时，根据头骨残片，判断他眉弓不突出，眶型不高，应该不是蒙古人种。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是高眶型，具有倾斜的眶上缘。墓中残损过重的骨骼保留的信息太少，难以对虞弘的种属作出精确的判断。

    为了弥补依靠骨骼鉴定虞弘种族来源资料不足的缺憾，韩康信又仔细对雕绘中60个人物的面貌特征做了观察，并且拍照绘图，详细记录。

    雕像中的头发衣服等颜色都很清晰，人物均是黑发。男性发型则有三类，一种为平梳的短发，一种为波形长发，还有少数几个为长披发。图像人物的鼻子特征最为鲜明，全部是狭长而高耸的形状，嘴唇较薄，前额丰满突出，面颊偏长。

    对比各人种面部特征的结论是，虞弘墓图像人物种群特征接近于印度——地中海种群。印度——地中海种群主要分布于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及印度、非洲北部等广大地区，其中以地中海地区最具代表性④。

    骨骼鉴定全部结束后，考古队又两次选送人骨到吉林大学，请朱鸿教授组织人员进行基因分析。

    分析结果是：虞弘本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具有欧洲序列特征，而虞弘夫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则同时具有欧洲序列和亚洲序列特征。⑤

    出土随葬品除石堂外，还有墓志、瓷碗残片、石人物俑、八棱彩绘雕刻柱、莲花底座、陶俑残片，铜钱、门楣等，共计100余件。

    墓志所载墓主人虞弘的故国鱼国，在二十四史中并不见记载，它到底位于地球什么位置？笔者请教过许多中外专家，甚至包括俄罗斯中亚考古权威，都没有具体肯定的答复。显然，这是一个现代人以前并不知道的神秘王国。它的问世，为古代史的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却也提出了一连串疑问。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石堂图像反映的文化背景看，与此一系列图像特征相符合的国度，应当是在中亚至西亚之间，也就是说，在丝绸之路的某个地方。

    出土随葬人物俑分汉白玉和砂石两种石质，共16件，可分侍从俑、伎乐俑和柱剑俑三种类型⑥。

    脚踏莲花座的伎乐俑和柱剑文吏俑以前未曾出土。莲花是佛教中最圣洁的花，伎乐者和莲花联系在一起，透露出佛教文化对这种葬俗的影响。

    这些俑和墓志固然很有价值，然而令参观者和研究者心灵震撼的，并不是俑，也不是那雄宏的仿汉族宫殿的汉白玉石堂，而是那些雕绘在石堂内外、色彩缤纷、完全是域外风情的画面，是画面中所展示的浓厚的波斯、中亚文化内容。这些内容对研究丝绸之路与古代东西文化交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表明，古晋阳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城市⑦。

    在那段日子里，省考古所负责工地发掘，晋源区文物局的局长张兴民、副局长李爱国除参加工地发掘外，还负责工地后勤工作以及与村民协调等事，忙里又忙外，白天在工地上，晚上还要安排值班保护。遇到人手紧张调不过来，两人干脆直接顶班上岗。发掘现场的考古队员每天下班，都是夜幕完全降临。

    面对石堂图案，所有的考古工作者和来视察的专家领导，都在惊喜之余深深感到，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把历史编成小说、剧本，或电影、电视，但是我们对古代社会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这次虞弘墓的发掘再一次证明，我们已知道的历史大大少于我们所未知的历史，古代社会之丰富多彩，远远超出我们贫乏狭隘的想象，以至面对这批绚丽的图像，无人能够予以准确清晰的解读。

    画面所反映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内容罕见，扑朔迷离，至今还难以准确解读，因为我们不能清晰地说明每幅画的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甚至还不能判断出画面中的人物哪些是神，哪些是人？人与神的区别是什么？图中那些舞蹈与宗教、生活、丰收有无关系？那一幅幅画面之间有无联系，想表明什么？与墓主人有多大关系？

    目前，根据前人积累的研究成果，从图中人物形象与文化因素看，它应当与（粟特）鱼国、波斯、突厥（或柔然）和印度有关；而从图案反映的文化地域方位分析，图案中所见文化界域，应在中亚至西亚之间。2001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特地邀请俄国著名中亚考古学家马尔沙克夫妇前来太原，专门考察虞弘墓石堂，马尔沙克仔细观察后，在座谈会上发表意见认为，画面所表现的东西至少与5个国家或地区有关，包括波斯、印度、阿拉伯、突厥和（粟特）鱼国⑧。

    通过长期、反复的观察，我们对图案有了一些初步认识，即图案中的飘带、系带鸟、系带马、长帔等多次出现，其使用程度与波斯图像中所见接近，而超过古代中亚两河流域图像中所见使用程度。尤其是人物脑后的飘带，英雄式的人物纪念图像风格，多见于波斯萨珊王朝诸王图像，其他地区不见或少见，这反映出墓中图案与西域许多国家的文化有关联，尤其与萨珊王朝的关系最为密切。之所以如此，似乎与虞弘在波斯长期生活过的经历有关。虞弘墓的图案似乎也透露了鱼国和波斯地缘文化关系的某些信息。

    从图案反映的民族特色考察，图像内容体现的是西域文化风情，应当与墓主及其本民族的生活有关。有的则显然与宗教信仰有关，如在石堂底座正壁图案中有拜火教的圣火坛和祭司，即与其民族的信仰有关。

    拜火教原先又称为琐罗亚斯德教，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起源于伊朗古代文明的一种宗教，根本经典是《阿维斯托》，崇拜火，供奉火，把火分成许多种类，除最重要的胜利之火外，还崇奉三大圣火，即祭祀之火、战士之火和农业之火。该教徒又自称为“马兹达教”，最高神是阿胡拉马兹达。在西亚和中亚流行了一千多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商贸的兴盛，拜火教也由商人传到中国，这幅画就是明证。

    有学者考证，该教大约在三国时代传入中国⑨，还有学者认为，拜火教及萨宝（萨保）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至晚在公元4世纪初叶，即西晋后期⑩。北朝以来，国史称之为天神、火神、胡天神等{11}，如《魏书》卷101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12}。该教在中国被称为祆教的说法，是唐代才出现的，“祆”字首见于唐代杜佑的《通典》，其文引杜环《经行记》的所载：“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一名萨末建，土沃人富，国小，有神祠名祆。”除此之外，唐代还有一些有关记载。

    虞弘墓的发掘工作还未结束时，山西省文物局便及时向国家文物局作了汇报，并指出其与波斯文化有密切相关。国家文物局领导和许多专家随即前来检查指导。

    面对出土器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发出由衷赞叹，并对下一步的保护和科研做了重要指示。新华社也在该墓出土不久，便在大内参上作了报道，上报国家领导层。从虞弘墓发现至今，参观者络绎不绝，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法国、韩国等国的许多学者和专家均慕名而来。该墓出土文物也多次远赴美国、日本、香港等地展出，相关文章也被伊朗、英国、美国等国翻译或发表。

    学界震动

    北朝中亚人墓葬惊现太原市晋源区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首先是北京的专家学者闻讯而来，中国前考古学会理事长宿白先生和徐苹芳先生接到山西省的报告后，立即率人亲临现场考察，并对下一步工作和保护做了及时指导。

    紧接着，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等学者接踵赶来，然后国外的学者也一批批来到太原。

    一时间，虞弘墓吸引了世界的眼球，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巫鸿先生正拟与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在北京大学于2000年联合召开“汉唐之间东西方的文化互动”国际会议，听到虞弘墓出土的消息后，立即联系，将虞弘墓的发现列为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并且将虞弘墓石堂图案作为会议海报图案。开会时，原定会址是北大勺园宾馆会议室，不料届时会议室内外除正式代表外，还挤满了各系来听会的教授和研究生，走廊里的人听不到发言，看不到投影，意见很大，以至于会议刚开，就不得不决定临时休会，将会场调整到北大新建好的国际会议中心。

    牛津大学冒顿学院以东方学闻名于世，院长罗森教授以前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是著名的中国文物专家，也是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虞弘墓石堂图像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会后，她利用到日本出差之机，专门收集了一些与虞弘墓有关的波斯图像。一个月后，她与课题负责人张庆捷同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她将在日本收集到的资料送给张庆捷。同时，她向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推荐，说该批资料太珍贵了，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也是第一流的博物馆。为了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该馆有关人员耗时7年，筹备了一个美国最大的中国文物展，名称为“走向盛唐”。意思是以繁荣开放为特点之一的大唐王朝，奠基于南北朝时期，这与东西方文化、物贸的交流和民族融合有极大关系。这次展览，就是要以实物证据来重现、复原这个过程。听说虞弘墓出土后，该馆馆长菲利普.孟特伯勒先生、副馆长和亚洲部主任屈志仁先生以及何慕文先生、孙志新先生等，先后几次赶到太原，见到石堂，喜出望外，一致认为，赴美文物大展中，不能没有虞弘墓石堂。

    此外，还有一个缘故是，原来有人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一件精美的石刻，那件石刻外形像是一个石棺床底座的一部分，上面满是图案，尽管那些图案的构思和风格令人拍案叫绝，然而让人疑惑的是，那些图案的内容和表现手法非常陌生，以往没有见过，甚至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听说虞弘墓石堂的图案与此相近，大家都急于想通过对比早点知道，那件石刻底座是否赝品。经过与虞弘墓图像的对比，两者的图案风格非常相近，也应与祆教有关。现在已经无人再怀疑那件石刻的真实性了，它的文物价值和美术价值，都得到了充分肯定，那是一件入华粟特人的石葬具构件，也是反映中亚艺术和生活的优秀艺术品。

    虞弘墓石堂图像的价值有多大？从它源于西亚、中亚，与多个国家关系密切，又具有广博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这批图像来看，其画面内容之丰富，艺术特点之独特，传播地域之宽广，全世界也极为罕见。作为古代东西方艺术交流之物证和杰出的艺术品，其价值目前还难以给出准确估计。因此它一问世，如何保护，便成为发掘者和参观者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该石堂图像还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众所周知，有关中亚古国文化的图像考古资料，即使在中亚也不多见。俄罗斯考古工作者在中亚两河流域的片治肯特和瓦尔赫沙发掘古代粟特人的遗址时，出土过严重残损的壁画，这些资料已经整理出版，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重视。俄罗斯、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学者研究丝绸之路中亚段时，依据的图像考古资料主要是这两批。类似资料国内只有零星发现，在新疆、甘肃敦煌和其他省区，都有人发表过资料和研究成果。

    太原隋代虞弘墓的图像资料与片治肯特和瓦尔赫沙等地的内容有许多不同。可以说，这是目前中国关于丝绸之路中亚段和波斯、中亚文化最丰富集中的一批图像资料，完全可以与片治肯特和瓦尔赫沙的资料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古代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是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热点，这一大批新资料极可能促使该热点升温，并再次把国际学术界东方学的视线引向中国。可以引申、拓展世界上关于丝绸之路和古代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探讨。

    以上两点现在业已成为现实，2000年，西安史君墓石堂出土后，在《文物天地》作了报道，该刊物编辑在随文介绍祆教资料时说：“直到1999年，中国的祆教画像石才开始被学界注意。太原隋虞弘墓祆教画像石墓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一场地震，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3}

    中国史书上有不少关于祆教的记载，但科学发掘的实物尚未发现。虞弘墓石堂上有关祆教的图像，有墓志准确纪年，有具体圣火坛、祭司的形貌，所以能更深入了解祆教的内容和流传。

    在日、美、法、英、德等国博物馆，还有一批由我国流失出去的内容相似、时代相近的石葬具零散图像资料，国内外学者也都做过程度不同的研究。对这批图像资料的真伪，许多人抱有怀疑，导致有的研究进退维谷，严重阻碍了研究的深入展开。笔者曾听一位美国学者说，在日本滋贺县弥贺博物馆，有一件出自中国的石棺床，棺床也有与虞弘墓类似的图像资料，她本拟深入研究这批资料，但由于周围许多学者怀疑那些资料的真实性，不相信在中国古代的石棺床上，怎么会出现完全反映中亚生活的图像资料，而且图像非常陌生。她担心研究结果不被学术界承认，始终未能放开手脚去研究这批资料，致使对这批资料的研究时断时续。如今虞弘墓图像的问世，提供了无可置疑的证明与新的内容，给她的研究加入了新的动力。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现在，虞弘墓的发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一是因为虞弘墓是经过科学发掘的，无可怀疑；二是墓志上有准确纪年，时代明确；三是墓志上清楚记载虞弘乃鱼国人，地处西域；四是虞弘墓出土石堂是完整的，图像齐全。有此四大优势，所以虞弘墓的问世，除可证明国外类似图像资料的真实性外，更为重要的是，还为这批流散国外时代不明的类似零散图像资料提供了断代标准。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入华中亚人及其活动的记载，但墓葬和墓志很少发现，反映其民族系列生活的图像更是少而又少。从这个角度讲，虞弘墓的发现，填补了这个空白，撩开了古代入华西域、中亚人的神秘面纱，使人们对这些人在华活动的情况及那时中国古代的开放情况有了许多新的了解。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对北朝、唐代入华中亚人诸方面情况，我们有了更全面清楚的认识。。

    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北朝、唐代的对外开放，不论从规模上说，还是从深度上说，在中国历史上都可谓是史无前例的。那次的对外开放，大量外国人和域外物质文化涌入中国，导致了盛唐数百年的繁荣与文明。我国现在的对外开放，或许是历史的又一次轮回，也是给予中国的又一次机会，必将导致中国的再次大繁盛与大崛起。虞弘墓的发现，正是古老文化给我们的一种启迪和征兆。

    参考文献与注释

    ① ［唐］李林甫《元和郡县图志》内也有如此记载，但根据至今为止的考古资料来看，此说并不可靠。

    ② 张庆捷、常一民：《虞弘墓展示的中西亚风情》，《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8期。

    ③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张庆捷：《虞弘墓志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1年第1期。

    ④ 韩康信：《虞弘墓人骨鉴定》；韩康信、张庆捷：《虞弘墓石椁雕刻人物的种族特征》，同见发掘报告：《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⑤ 谢承志、崔银秋、刘树柏等：《虞弘墓出土人类遗骸的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太原隋虞弘墓》附录五，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⑥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

    ⑦ 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的初步考察》，《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⑧ 关于虞弘墓石堂图像包含的文化因素，学界可断定的有三个：粟特、波斯、印度；另外从墓主是鱼国人考虑，不能没有鱼国的因素，只是它与粟特和波斯文化比较接近，不易辨认而已。在北京大学2000年、2001年、2002年学术讨论会上和参观虞弘墓石堂时，这种观点基本得到大家的认同，参见张庆捷：《虞弘墓石椁图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伊朗人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马尔沙克先生认为，虞弘墓石堂第一部分图像中，还有阿拉伯因素，具体表现在那幅猎人饰有头光，颈后飘带飞扬，跪骑在骆驼背上与两头狮子搏斗的图像上，去年马尔沙克在法国、日本发表了有关文章，也没有具体阐释这幅图。不论如何，马尔沙克先生的观点都值得我们重视。

    ⑨ 王素：《魏晋南北朝火祆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

    ⑩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1}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

    {12} 《魏书》卷101 《高昌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本书所引正史皆为中华书局标点本，特此说明），第2243页。

    {13} 杨军凯：《关于祆教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西安北周萨保史君墓》，《文物天地》2003年第11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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