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中游的并州
黄河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河，流经九省区入注大海。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大多数朝代的都城，都位于黄河流域。所以有学者从这个角度讲，黄河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
黄河分为上游、中游、下游地区，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建立在黄河流域的中游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又是中国较早的文明社会和农耕区，有着连绵不绝的文化遗迹，还有丰富的神话故事与传说，所以又有学者据此说，黄河中下游流域是中国文化的摇篮。
其实，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地区。考古发现证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四川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滩等遗址，其蕴含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化高度，令今人瞠目结舌，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发源地。甚至北方的红山文化，它的丰富内涵也同样证明了上述观点。这揭示出一个相同的道理，中国从北方到南方，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黄河流域只是中华文明产生的重要地区之一，不过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黄河流域由于是政治、文化中心，显得更引人注目罢了。
黄河，一条切穿黄土高原、千山万岭的河流，一条日夜奔腾、汹涌向前的河流，一条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历史文化的河流。
中国人没有系统宗教，最崇拜天地，祭天在泰山，祭地在黄河，后土祠，就位于黄河之滨。
古往今来，歌颂黄河的文人骚客，有关黄河的诗词文赋，不计其数。
并州位于黄河流域中游，远古天下分九州，并州属冀州，后从冀州分出，单列为并州。
《晋书.地理志》：“并州，案《禹贡》盖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则其一也。《周礼》：正北曰并州，其镇曰恒山。《春秋元命苞》云：‘营室流为并州，分为卫国。’州不以卫水为号，又不以恒山为称，而云并者，盖以其在两谷之间也。汉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旧名不改，统上党、太原、云中、上郡、雁门、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别置朔方刺史。后汉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入并州。”并州界域历代不同，基本上以晋阳为中心，范围或大或小。
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古代属于并州，尤其是太原地区一直属于并州。本书中并州的概念，既指今太原，又扩大到整个山西，特此说明。
自远古以来，山西一直是人类生产活动、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方热土上，至今留存着难以计数和难以估价的古代文化遗址、遗物与遗迹。尧、舜、禹三位圣君均生活在这里，自古有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传说。
周成王“桐叶封弟”，晋国建立，春秋五霸，晋为其一，独步北方、雄视天下；战国七雄，晋有其三，法家变革，始源于斯。之后名人辈出，人杰荟萃，数不胜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王朝兴替，制度变革、民族融合、文化交流，文学流派、戏剧演化等等，均与这里密不可分。
山西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北为游牧地区，不乏牛马之贡，南有盐池矿藏，并兼盐铁之利。加上耕织发达、商贸繁荣、文明悠久这些条件，造就了古代并州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晋阳位于今山西中部的太原盆地。自董安于在这里为晋国赵简子修建晋阳城后，这里迅速发展为北方重要城市，发生过许多大的历史事件，公元前497年，晋阳城正式载于史册；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智伯决水灌晋阳，韩、赵、魏三家联手消灭智氏，保卫了晋阳城。三家分晋后，晋阳成为赵国第一个都城，加速了晋阳的繁荣和发展，至今还留存着昔日的城址和无数墓葬①。至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年），“初置太原郡”②。
两汉魏晋时期，并州是北方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是抗击匈奴的前线，担负着捍卫中原和民族融合的重任。发生过著名的“白登山战役”，也产生了卫青、霍去病等抗匈名将，雁门关（或称雁门塞）成为汉朝最重要的关隘。汉武帝置十三部刺史，其中就有并部③。史书明确记载，东汉已设州治于晋阳④。
从丝绸之路开通始，就有大量的西域人和西域商品进入并州。早在春秋战国，西亚商品已经到达晋南。在侯马周围晋国王公贵族墓葬中，常出土陪葬的锥形棱柱状红玛瑙佩饰，据国外学者研究，这些玛瑙与伊朗高原远古墓葬出土红玛瑙从形状到颜色都一致，很可能来自西亚⑤。另如1983年在朔州发掘的东汉墓中，出土过一些西域人面貌的铜俑，亦是西域人来并州的证据。
东汉后期，南匈奴内部分裂，请求汉朝保护，入驻汉境，被安置在并州，分为南、北、左、右、中五部，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州），左部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五部有众3万余落，20多万人。东汉末年，大批乌桓人又入居代北，拉开了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序幕。
魏晋以降，民族融合的高潮迭起，所谓“五胡”（实际上不止五个少数民族，至少有匈奴、羯、鲜卑、氐、羌、乌桓），都在并州频繁活动。西晋末期，汾河流域的匈奴族在部落酋长刘渊的率领之下，首先于304年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市北）建立汉政权，后建都平阳（山西临汾市），导致西晋灭亡。
后赵的建立者为羯人石勒，生长于上党武乡县，他本是粟特的石国人，其祖父时，迁居山西。刘渊起兵后，石勒追随他为部将，发展很快，公元333年，建立了后赵政权。
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坚守晋阳城，抵抗刘渊和石勒，长达十年之久⑥。并州成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战略要地，十六国时期，先后被前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所统治⑦。
南北朝时期，并州先后为5个政权所统属，即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代。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后，平城成为丝绸之路东段最有名的城市，晋阳是其最重要地区之一。
北魏之后，并州成为东魏和北齐的战略重地，东魏时，高欢设丞相府于晋阳，史载：“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⑧后定议由洛阳迁都至邺城⑨，“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⑩。此举打破传统的丞相府必在京都的惯例，形成新的制度特点。一是丞相府不在京都邺城，而在数百里外的晋阳；二是军国政务中枢不在皇宫，而在相府，相府在晋阳，等于是决策中枢移住晋阳，与皇宫平起平坐，形成特殊的两都制。
高欢又在晋阳建起“晋阳宫”{11}，规模庞大，“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12}。由于东魏大丞相府和处理军国大事的机构多在晋阳，邺城号为京都，军政中心实在晋阳。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产生的奇特现象。
北齐时，晋阳仍然是政治、军事中心，文宣帝高洋登基之初，曾下诏：“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齐郡、渤海可并复一年，长乐复二年，太原复三年。”{13}
北齐对晋阳极为重视。北齐八帝，四帝在晋阳即位，四帝崩于晋阳宫{14}。文宣帝高洋生于晋阳，曾起名“晋阳乐”{15}，北齐晋阳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北周建德五年（576年）冬，北周占领晋阳，仍将并州视为战略重地，“州既齐氏别都，控带要重”{16}。
隋取代北周后，也很重视并州，“时朝廷以晋阳为重镇，并州总管必属亲王，其长史、司马亦一时高选”{17}。晋王杨广、汉王杨谅、卫王杨爽、秦王杨俊等都曾镇守并州。隋炀帝时，再次在并州营造晋阳宫和汾阳宫。
《隋书.地理志中》载晋阳所在地太原是“山川水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人性劲悍，习于戎马。”
隋末，唐王李渊父子起兵晋阳，晋阳成为大唐义旗的首举之地。加上武则天原籍并州，故在有唐一代，晋阳成为唐朝之北京。晋阳城规模之大，超越以往各代，周回42里，分西、中、东三城，分别位于汾河之上及其两岸，气势恢弘。五代时，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朝代兴替，此生彼灭，北汉王朝曾以晋阳为都城，向南争夺天下。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久攻晋阳不克。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议征太原”，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攻破太原城，因其地山川险固，城垒高深，屡为造反根据地，于是下令火焚水淹，彻底毁灭了这座1500年的古城。
晋阳城遗址至今被覆盖在厚沉的耕土之下，没有做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其内涵和价值鲜为人知。但是依据古代城址埋藏规律看，城市周围的墓葬、遗存展示的内涵，应当低于城市本身的内涵，其中有一个先后主次的关系。晋阳城遗址周边已经发现的数以百计的春秋至宋金的墓葬，典型代表如赵卿墓、娄睿墓、虞弘墓、徐显秀墓等，已经以它们令人惊讶的壁画和随葬品，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晋阳城遗址的内涵和丰富程度。据此我们相信，晋阳古城是一座尚未开启的文物宝库，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展开，一定会逐渐展示本来面目。
并州的中亚人
丝绸之路，自古便将世界东、西两部分连在一起，是世界上贡献最大的贸易之路和文明交流之路。有人顾名思义，以为丝绸之路仅是一条外贸通道，是中国以丝绸为主的商品以及技术文明向西方传播的通道。实际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物贸、文明互相交流的通道，这种广泛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社会文明的整体发展和提升。
以往学界谈论丝绸之路的东端，绝大多数只讲到西安或者洛阳，因为汉唐时期，这两个城市是都城，都城是一个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外国人汇聚之地，自然也是商业中心，吸纳了大量外国使者、商人和学者。因此一般人认为，都城为丝绸之路东端的代表。然而，熟悉汉唐历史的人都清楚，汉唐连绵一千余年，都城屡有变更。而都城变更带来的结果是，丝绸之路的东端中心所在地不断转换，所以我们说，丝绸之路的东端历代有所不同。毫无疑问，长安、洛阳是定都时间最久的城市，在很长时段是丝绸之路的东端，但并非在汉唐任何阶段都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这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汉唐之间的北朝，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起到独特作用，丝绸之路到唐代达到鼎盛，与北朝是万万分不开的。而探讨北朝的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与现在的山西省又是万万分不开的。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平城自然成为该时期丝绸之路的东端。尤其是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对游牧民族与外国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涌向平城，使平城成为丝路东端最重要的城市，留下许多外国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是北方军政中心，胡商辐凑，商贸发达，也留下无数外来遗物。
（一）北朝入并外国人
据史书记载，道武帝拓跋定都平城不久，就有许多中亚人进入京畿地区，最著名的如安同，其先祖是安世高，汉代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其父安屈，曾在慕容睇手下任殿中郎将。安同年轻时，到代北做商贩活动，遇见道武帝，“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18}。
入仕北魏的安息人还有安吐根的曾祖，《北史》卷92《蠕蠕传》记载：“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于酒泉。”
明元帝拓跋嗣时，西域诸国来朝觐者络绎不绝，泰常四年（419年）四月，“享东庙，远番助祭者数百国”{19}，这其中就应该有大量中亚使节。使节往往结队而行，使团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
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已经明确记载柔然、车师、焉耆、鄯善、龟兹、疏勒、高丽、粟特、渴盘陀、破洛那、悉居半等国来朝觐。到文成帝拓跋濬时，除粟特、波斯等国外，新兴的嚈哒国、悉万斤、厨宾、颊盾等国也派使者远赴平城朝贺{20}。这些国家，多位于中亚，甚至有的位于西亚。
北魏一度“遣使者二十余辈使西域”{21}。平城与西域的往来，除了特殊的政治军事目的——建立双方外交联系外，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物贸交流。
史书记载，并州有许多来自西域的中亚民族，如翟氏即为一例，《晋书.慕容垂载记》：“封翟檀为弘农王，翟德为范阳王，翟楷为太原王。”{22}到北朝后期，翟氏家族仍是并州大族。
《隋翟突娑墓志》：“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突娑）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615年）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寝，卒于河南洛阳县崇业乡嘉善里。”{23}
墓志记翟突娑为并州太原人，可能是指他的出生地，他的祖籍实际在西域。他家很早迁居晋阳，其父翟娑摩诃，是并州大萨保，即并州胡人的政教大首领。翟娑摩诃任职的年代，与虞弘相近，一个曾“检校萨宝府”，一个曾任“大萨宝”，表明并州萨宝府级别很高，同时设置多位高级官员。
翟氏确是西域人。敦煌本S.0367号《唐光启元年（885）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伊吾县“火祆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有祆主翟磐陀者，高昌未破以前，磐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24}此翟磐陀身在西域，未说哪国人，但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祆教徒资料显示，这些祆教首领都是中亚人，由此可证翟磐陀也应是中亚人。另外还有一证，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对入华中亚人姓氏进行过溯本穷源的考证，文云：“高车丁零有狄氏，为古赤狄之余种。狄即翟也。”{25}由此看，翟突娑或许是太原王翟楷之后。
高车族是西北游牧民族，活动范围很广，从中亚到东北亚都有其记载。《资治通鉴》明确记载：“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26}这一年是公元330年，赵即石勒的后赵政权。至是，我们也寻找到了中原丁零翟氏的源头，是从康居迁徙来的。康居是古史记载的西域“昭武九姓”之一，与大月氏相接，其民活动于中亚锡尔河流域，正属粟特地区。
除粟特人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并州还有许多柔然人、高车人与突厥人长期居住着，《北史》与《魏书》都记载，柔然衰亡前后，许多柔然人与高车人迁徙到并州北部。在出土文物中，我们还能看到突厥（或柔然）人的形象，其中，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骑马陶质突厥（或柔然）人物俑最有特色，其通高25厘米、长22.5厘米{27}，在一匹健壮的骏马背上，坐着一位游牧民族骑士，身体肥胖，头梳长发，十几条辫子留在背后，圆头圆脑，面向上仰，穿一件圆领窄袖宽肥红袍，脚踩马蹬。一手牵着缰绳，一手举向嘴边，两指弯曲伸进嘴里，作打唿哨状。神情自然，似乎行走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上，四顾无人，打口哨作乐，强烈地表达了游牧民族的乐观旷达的性格和一种野性的自然美。
据荣新江《北朝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一文勾稽的材料，北朝、隋唐时期，著籍太原的粟特人还有安师、康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和他们的先人，他们应当是属于并州胡人聚落的部分成员{28}。北魏、东魏、北齐政权中，都有大量外国人活动在并州地区。
（二）隋唐时期入并外国人
《西厢记》 中崔莺莺国籍的讨论
山西永济唐代黄河蒲津渡遗址有四组铁牛与铁人，四个铁人既像是牵牛人，也像操舟人。其中有的身着一种一侧翻领的服装，以往在北朝、唐代胡人俑中看到过这种服装，有人说这是来自丝绸之路的服装。
设计者为什么要把铁人铸造成这种形象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应该是，在当时的山西，存在许多中亚诸民族成员，至少是，外来人口众多，流动性较大，所以有必要在黄河最大渡口上，采用艺术形式，铸造多民族形象，这既是现实的反映，又利于民族融合。
永济文化遗产颇为丰富，普救寺、莺莺塔与铁牛同样闻名于世，唐代著名的《西厢记》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现代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参照胡姓、胡名和胡俗三项标准考证，推测《西厢记》的主角之一崔莺莺，对应的粟特原名可能是曹九九，是一个中亚粟特种族移民的“酒家胡”女子{29}。
近年来，葛承雍先生又进一步收集材料，证明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崔莺莺原型是中亚“胡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蒲州是唐代河中府所在地，位于长安、洛阳两京之间，是来往两京的最佳路线，唐朝皇帝、官吏、文人、商贾都往返于其间或驻留于此，也是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后中亚粟特移民的居住区。唐代河中府的治所官衙名为“绿莎厅”，“绿莎”或许是粟特语“Xsevan”的译音，即“首脑”、“头子”的另一种称呼，为胡人比照粟特语统称州府官衙的叫法，说明蒲州曾有中亚胡人聚落的存在。
其二，唐代大历至贞元年间，蒲州为河中尹李怀光的根据地，他统领的朔方军部下多为胡人，其养子就是西域胡人石演芬，“芬”是粟特人男子常用的胡名，这是史书上蒲州有粟特胡人最明确、最直接的记载。
其三，蒲州盛产名酒，唐代元和年间文人李肇撰著的《唐国史补》中记载“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闻名四方，“乾和”是突厥语“qaran”的音译汉名，原意为“盛酒皮囊”或“装酒的皮袋子”，从语源上说，“乾和”葡萄酒肯定是操突厥语的胡人的叫法，证明唐代蒲州有胡人葡萄酒作坊的存在。
其四，唐代蒲州地区有“酒家胡”，唐代山西籍诗人王绩从长安弃官回乡后，酷爱美酒，写有题壁“酒家胡”的诗：“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沾。来时长道贯，惭愧酒家胡。”王绩题壁的酒家乃粟特胡人所经营，他是这里的常客和熟客，经常赊酒喝，并赞美胡人酿酒名优出色：“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竹叶”是绿色的竹叶青酒，色泽呈红的葡萄酒是酒家胡的特色。
其五，元稹对胡人生活非常熟悉，写有许多有关“胡化”风气的诗歌，他曾感叹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他后悔“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他描绘胡旋女“妙学香莺百般啭”；他赞叹“胡姬醉舞筋骨柔”……元稹写胡人生活细腻深入，尽管他把崔莺莺打扮成大家闺秀，假托为高门千金，但还是透露出莺莺原型的痕迹{30}。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葛承雍提出的以上证据，证明了河东地区粟特人、葡萄酒和“酒家胡”确实很普遍，是这个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对考察山西古代粟特人的活动，考察蒲津渡铁人的艺术背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外商聚落
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于晋阳举起反隋义旗后，率军西进长安，在现在晋中灵石县境内，遭到了隋军抵抗。大军屯军地很有意思，名为“贾胡堡”。
《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隋大业十三年）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丙辰，师次灵石县，营于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
“贾胡堡”，顾名思义，自然是外商居住之堡。以贾胡命名堡子，可以理解为，这里是外商长期居住之地，为了长期安全居住，还建造有堡子。日子久了，得到当地人认同，便自然以“贾胡堡”称呼此地了。《新唐书》也记载该地有贾胡堡。《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载：“（武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调法。令文武官终丧。丙戌，州置宗师一人。甲午，赦并、浩、介、石四州贾胡堡以北系囚。”李林甫著《元和郡县图志》时，也提到此地的“贾胡堡”。表明从北朝，至少从隋朝到唐中期，这个地名一直在使用。也表明，在此地名产生之时或之前的北朝，这里居住着大量的外商及其家眷。
无独有偶，晚清入华西人曾在灵石县发掘得到罗马古铜钱十六枚{31}，钱币的文字，表明是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所流行的钱币。它们在灵石的发现，也许与贾胡堡的外商有一定关系。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早年就认为，此地名贾胡，或因有西域贾胡常来此贩卖货物，故残留此名以作纪念{32}。在太原唐代墓葬中，曾发现过古罗马金币，显然也是由外商携入中国的。
（三）入并中亚人的职业及种类
并州向来是中原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区，所以，东汉以降数百年间，尤其是北魏以来，并州一直是外来民族成员落脚的首选之地，中亚人也不例外。
丝绸之路空前畅通，各国的商人和使臣携带着货物和贡物源源不断涌向并州，或择地定居或展开商贸活动，其职业主要有官员（包括萨保）、商人、乐伎和高僧等。
官 员
检索史籍与墓志碑刻，来并粟特人的职业首选是文武官员，如北魏前期的安同、安吐根，北齐时的和士开，前文详述的翟突娑及其父亲，虞弘及其父亲；另如《安师墓志》提到的其曾祖安哲，任北齐武贲郎将{33}；《康达墓志》记载的“曾祖蕞，齐任上柱国，祖逵，齐任雁门郡上仪同”{34}；《安孝臣墓志》题为“大唐故翊麾副尉泽州太行镇将骑都尉安府君之墓志铭”，志文记载“君讳孝臣，太原郡人也”{35}；《大晋何公墓志》记载的何群政等人，都是官员。这也是入华粟特人中的最上层人物和最佳职业。从最崇拜商业和追求商业利润转向选择做官，是入华粟特人的一大转变。分析这种转折，显然受中原官僚特权阶层的影响，经商是为追逐利润，官僚阶层有权有名更有利，可以比经商带来更多利润和财富，所以精于计算的粟特人，入华后的首选职业就是做官。
商 人
商人在中原士农工商的序列中排名最后，实际上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僚阶层，特别是胡商，交通官府、互相勾结、财大势雄。胡商数量庞大，各地都有，经营各种生意。如墓葬出土随葬品中就常见有骆驼胡商俑，娄睿墓壁画中也有胡商形象，娄睿墓墓道两侧的胡商驼队图，在两壁上层，前面各有一幅行旅图，一犬在先，后随四排十余骑，有骑马者，有步行者，有男有女，汉族人装扮。其后绘胡商与骆驼组成的一个商队。为首一人深目高鼻，似为商队首领。其后有一胡人牵着骆驼，驮圆鼓大白软包。驼队间，还有几个胡商的身影，显然，这是一个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原的商队{36}。
见于史载的商人有粟特人、大月氏人、波斯人、柔然人和突厥人等。有的家族是先作商人，然后等有机会，再摇身变为官僚，如《魏书》记载的安同一家就是如此；《北齐书.和士开传》也记载：“和士开，字彦通，清都临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也有商人后裔因志趣改变，由商转变为其他行业的，《太平广记.赵小儿》：“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国，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时朝官及道俗观者千余人。大德名僧，官人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37}
乐 伎
入并外国人中也有不少乐伎，史书保留着不少有关资料，《魏书.乐志》：世祖“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38}《隋书.音乐志》也记载：“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北燕），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北魏灭北燕是公元436年，可见在太武帝时，西域乐伎已经到达平城。北朝后期，许多粟特人以善于演奏琵琶等乐器闻名于世，甚至得以封爵开府，如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39}。根据考古出土资料，粟特的胡腾舞、胡旋舞等，也是在北朝流传到并州的。
200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大同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了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出土物中，就有不少粟特伎乐俑、陶制毡帐模型和骆驼，反映出粟特与平城的密切关系。其中M2出土的一群陶杂技俑很有特色，共8件，高约20余厘米，均为成年男性，身材粗壮，小腹前凸下沉，头戴圆顶帽，帽后有裙，个个面相丰满，面带微笑，神态安详，身着圆领窄袖红地带花长袍，脚蹬黑色长靴。八人中，有人似正在鼓掌，有人似正吹横笛，有人似击鼓，有人似捧乐器。有一人最为特殊，高约26厘米，身体壮实，是这批杂技俑中的主角，他脸向上仰，左手叉于腰后，右手置于额上，上身微倾，两腿略曲，额上支竿，两个小俑正在竿上表演，好像是后世杂技中的“顶竿”项目。在大同电厂北魏墓壁画中，也有这种杂技表演、乐器伴奏的画面。
外来宗教人员在并州的也有许多，如厨宾沙门师贤，先到凉州，又由凉州到平城，兴光元年（454年）秋，在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太安初年，“有狮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素像三，到京都”。
佛教在平城传播过程中，就个人而言，做成最大事业者，当属“马识善人”的沙门昙曜，他“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这就是至今仍存的云冈石窟中的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其后，他又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40}。
昙耀的国籍，史书阙载，推析他极可能是中亚人，理由有三：
一、他来自凉州，《释老传.宋伪魏平城释玄高》记载：“时河西国沮渠茂虔。时有沙门昙曜，亦以禅业见称，伪太傅张谭伏膺师礼”{41}，当时凉州有许多外国高僧，如昙无尘等。
二、所谓“昙曜五窟”，渊源于犍陀罗、秣菟罗、笈多、河西等多种艺术，如果没有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创造出这样“雕饰奇伟”的艺术品来。
三、他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如不懂那些佛经的本来语言，怎么能算作译经？由上面三条理由可见，他应该是一个深谙佛理、熟悉西域艺术的入华高僧。
入华外国人的宗教信仰比较复杂，有的信仰祆教，有的信仰佛教，还有的信仰景教。汉化深的家庭，有的信仰了儒学与汉民族的民间信仰等，如《大晋何公墓志》所记“以年匪顺，灵圹不迁。今就吉辰，方茔宅穸”，以及“卜其宅地兮，广莹藏事”等，是已按照汉族葬俗及其信仰来做了。
黄河中游两岸，分布着许多入华粟特人，近年发现的西安北周安伽墓（2000年发现）{42}、西安北周史君墓（2003年发现）{43}、西安北周康业墓（2004年发现），都出土有石质的葬具，上面雕刻着成组的反映粟特人生活风情的图像，特别重要的是，几座墓都有墓志或题刻，清楚记载了墓主人的国籍家世和埋葬年代。安伽墓、史君墓、康业墓，分别是中亚安国、石国与康国的粟特人墓葬。
平城、晋阳的外来文明
文明碰撞接触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血与火构成的战争，有的是互惠互利的商贸或者其他和平方式，有时候两者混织一起。
工 艺
并州的外来文明内容很多，其中一项是外来的先进工艺，典型例子如《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传》记载的“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至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这条珍贵史料，不仅仅记载了大月氏人在平城经商之事，还记载了他们把大月氏生产玻璃的工艺与技术传到中原，中原从北魏起就有了自己的玻璃生产作坊，开始成批生产，市场上很多，致使此后“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金银器
在北朝墓葬中，常可见到来自西方的器物，上世纪在大同还出土过许多外来金银器，如大同电焊厂北魏墓群内曾出土了来自波斯的琉璃碗和鎏金刻花银碗各一件。大同小站村花疙瘩台北魏墓，也出土过波斯的鎏金银盘和高脚杯等{44}，鎏金银盘高4.1厘米、口径18厘米、圈足直径4.5厘米、高14厘米。盘中央用锤揲法锤出一幅狩猎图，画面中是一伊朗脸型的中年男子，深目高鼻，卷发长髯，头戴冠，耳、项饰璎珞，着紧身衣服，手执长柄武器，周围植物丛中有三头野猪。显然，这些器物，都是经过丝绸之路传来的。
日常用品
随着胡人的涌入，一些外来的日常用品也得到了汉人的喜爱，如胡床、茵褥等，汉代后期已经出现，并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后汉书》志十三《五行志一》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到北朝时，随着入华胡人数量的剧增，《汉书》中所载的胡帐、胡床等更加普遍，具体实物也在北朝墓葬中出现了，如在太原北齐徐显秀墓葬壁画中，就有关于这些日用品的画面。在徐显秀墓室西壁的壁画中，有一群女扮男装的侍女，其中一人左肩扛一胡床（即现在所谓的“马扎”），其身后一人为壁画所绘人物中最矮的女扮男装者，身高1.42米，腋下就夹着一个茵褥。茵褥在《洛神赋图》中也有，唐代已经普及，在李凤墓壁画及李寿墓石椁线刻图中均有，仅李凤墓壁画中就见有几个，也是挟在侍从腋下，或搭在手臂上，有人称此为衾绸，孙机先生指出是茵褥，“作对折状，此物可垫于坐处”{45}。
在徐显秀墓壁画中，还有许多明显的外来因素，墓室西壁壁画正中为一红色骏马，挺立于人群之中。马颈下挂一缨子，为蓝色竖条纹，是萨珊风格，一望而知源自丝绸之路。
壁画中侍女长裙上，还有类似的联珠纹对兽、对花草图案等，都是西来的日常生活用品，这种带联珠纹的纺织品，就是所谓的波斯锦。墓室东壁的牛车后有一内着白色长裙的侍女，裙边饰有花瓣，裙上饰有联珠纹，联珠纹内有一头戴莲花冠的人头像，这也是域外流行的图案。这些外圈为联珠纹，内为人头像的纹饰，在伊朗也出土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徐显秀墓中，出土了一枚形制复杂的蓝宝石戒指，由黄金戒托、戒指环与蓝宝石戒面组合而成，重约为23.443克。
蓝宝石戒面被镶嵌在黄金戒托表面中部，图案中一人物头戴一顶狮首形头盔，深目高鼻，上身穿紧身圆领半袖衫，下身着紧身裤，脚蹬皮靴，双手倒提着两件上有装饰的杖形器。该戒指图案中人物造型与衣饰以及指环上的连珠纹、两兽首相对之形，皆非中原传统式样，显然均来自遥远的西方。
徐显秀墓所在的并州晋阳，因为当时是北齐军事中心，皇宫衙署、政要权贵，遍布晋阳内外。徐显秀时为太尉，位列三公，官居一品，是晋阳炙手可热的人物，自然也是粟特商人极力巴结的对象。这枚戒指极可能就是由粟特珠宝商带进中原，上贡朝廷或赠送达官贵人而落入徐显秀之手的。
胡 服
在并州出土的北朝到隋唐墓葬的随葬品中，还常有各种胡人俑，如粟特商人骑骆驼俑、突厥骑马俑、异域伎乐俑等，身穿各种外来服装。在徐显秀墓壁画中，就有身着外来男式服装的侍女，开了“女扮男装”之先河。
唐代墓葬壁画或石堂图案中，女扮男装或身穿低领露胸服装的侍女，业已非常普遍。这些服装显然是受入华中亚人的影响。如在山西万荣县皇甫乡皇甫村南唐代薛儆墓内的石堂，整体如一庑殿顶之房屋形状，由屋顶、墙体和底座三部分组成。石椁上有许多线刻画，其中墙体石板上的23幅侍者人物图最引人注目。皆为立像，高在1米上下。我们择要介绍三幅，第一幅是一对守门侍女图，以门扉为背景，雕刻着两个相对而立、装扮相同的侍女，二侍女头挽高髻，面庞圆润秀丽，双眉弯如新月，鼻梁挺直，仪态恬雅。身穿开领袒胸宽袖长衫。长裙曳地，露出一双重台高履。从整体看，线条流畅劲拔，浓淡相宜，庄重脱俗，清秀美丽。
第二幅是持扇侍女图，持扇侍女头挽一高髻，戴贴花发罩，面庞丰腴，弯眉凤目，鼻直口小。身穿低领袒胸宽袖长衫，正面站立，镶有宽阔花边的长裙系在胸前，裙腰高及双乳，裙裾拖地。在双肩上，还披着一条帔子，手捏着一面扇子。
第三幅是一幅女扮男装的捧物侍女图。侍女头戴顶部前倾的软脚幞头，身穿大翻领缺胯长衫，内着圆领衫，腰系蹀躞带，腰右侧佩一云纹磐囊，足穿软锦靴，靴尖上翘。双手隐于袖内捧一长方形扁盒。从隋至唐，侍女捧盒也是墓葬壁画雕刻的常见题材之一，所捧扁盒，内盛梳妆用具。该侍女尽管身着男装，但从眉目脸庞看，仍能判定，此乃女扮男装。
薛儆墓石堂上还有几幅女扮男装的捧物侍女图，皆身体侧立，细眉小口，戴软脚蹼头，鬓角上还留有未梳拢起的青丝。身着开领窄袖缺胯长袍，内着花边圆领衫，外罩一件花边半臂衫，足蹬锦制翘尖鞋，双手捧一花盘或其它日常用品{47}。
所谓女扮男装的男装，大都为胡装，这种风气滥觞于北朝，兴盛于唐代，是当时一大时代特征和社会风尚，表现在考古资料中，是在唐前期墓葬所见陶俑、线雕和壁画中，都有大批女扮男装的侍女。
葡萄种植与葡萄酒
大量粟特人生活并活跃在并州，促进了并州的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领域和项目很多，还有一个例证，即推动了并州葡萄种植业的发展，催生了葡萄酒酿造业。
早在汉代张骞通西域时，就将葡萄种植业带回中原。但只在宫苑种植，为皇家观赏植物。一直到东汉，葡萄酒都是非常珍贵的礼品，最著名的事例，是有人以一升葡萄酒送给主持朝政的中常侍张让，便得到一个郡太守的位子。如司马彪著《续汉书》卷5记载，“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斛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48}此事在历史上很有名，一直到唐代写《晋书》时，史臣还在《晋书》卷43末以此事讥刺道：“自东京丧乱，吏曹湮灭，西园有三公之钱，蒲陶有一州之任，贪饕方驾，寺署斯满。时移三代，世历九王，拜谢私庭，此焉成俗。”
蒲萄、蒲陶即今天的葡萄。讥刺是讥刺，不过确实表明葡萄在当时的特殊价值。
葡萄的大规模引进路线，应是由今新疆地区进入甘肃，即所谓北朝河西地区，北魏太武帝平定西凉，从凉州迁徙到京畿地区大批人口和各种人才，其中当不乏精于种植葡萄者。葡萄的种植技术进入并州，很可能是在此段时间。从凉州内迁的人口有凉州人，也有粟特人，粟特人与凉州人就是葡萄栽培技术进入并州的传播者。
史书也记载，北魏不但有葡萄酒，而且还作为礼品赠送南朝官员，如《宋书》卷59《张畅传》：“既开门，畅屏却人仗，出对孝伯，并进饷物。虏使云：貂裘与太尉，骆驼、骡与安北，蒲陶酒杂饮，叔侄共尝。”
另外，在大同轴承厂北魏遗址出土的一批来自中亚或者西亚的鎏金银器，时代在北魏迁都洛阳前，其中一件鎏金高足银酒杯，器身周围满饰着葡萄叶蔓、成串的葡萄与一些禽鸟，葡萄与葡萄叶蔓组成5个圆环，在每个圆环中，还分别有1个人物，像是跳舞，又像是采摘。在云冈石窟中，也有葡萄图案，甚至在大同方山永固陵遗址，在一些残存的石构建上，也有葡萄蔓枝纹的图案。方山永固陵修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公元479年）至太和十四年（公元491年），说明在北魏平城时代，葡萄及其图案已经比较普及。
种植葡萄的主要条件是技术与合适的地理环境，这两大条件在当时的并州均已具备。一是以后的山西葡萄种植史证明，山西的地理、土壤、光照等条件，都适于葡萄的成长。二是北魏太延年后，粟特人大量进入并州，许多人与虞弘家族一样，在并州世代居住。这些人喜饮葡萄酒，有人随着商贸或者其他原因奔赴并州各地，长期居住后，在各处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
北齐时，葡萄的种植已很普遍。北齐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就专门谈到了葡萄的种植法、摘取法与保存法。其书“种植法”云：“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薄安黍穰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即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
摘蒲萄法：“熟者一一零叠摘取，从本至末，悉皆无遗。世人全房折杀者，十不收一。”
作乾蒲萄法：“极熟者一一零叠摘取，刀子切去蒂，勿令汁出。蜜两分，脂一分，和内蒲萄中，煮四五沸，漉出，阴乾便成矣。非直滋味倍胜，又得夏暑不败坏也。”
藏蒲萄法：“极熟时，全房折取。于屋下作荫坑，坑内近地凿壁为孔，插枝于孔中，还筑孔使坚，屋子置土覆之，经冬不异也。”
这些关于葡萄从栽种到收藏和加工过程的详细记载，说明葡萄种植已是北齐农家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到葡萄酒的制作技术。不过也可理解，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主要是与农家有关的事情，葡萄酒的制作技术，这时极可能没有普及，还掌握在少数人特别是粟特工匠手里，秘而不宣地藏在专门生产葡萄酒的作坊。
晋阳居住着很多粟特人，虞弘就是在北齐时入华来到晋阳的。太原虞弘墓、西安安伽墓、史君墓出土石葬具以及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安阳墓出土石葬具、日本弥贺博物馆所藏北齐石葬具图像中的许多葡萄叶蔓和成串的葡萄，既是粟特人喜爱的图案纹饰，也是北齐、北周种植葡萄的反映。虞弘墓石堂图像和甘肃天水出土石葬具图像中的酿造葡萄酒图，实际上正是当时并州和凉州粟特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生活在隋末唐初的并州大诗人王绩在《题酒家五首》（一作《题酒店壁》）中也写诗赞叹过并州的葡萄酒：
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
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
唐初酿造葡萄酒的高手几乎都是中亚人。汉人中据说唐太宗和魏征善于酿造葡萄美酒。据柳宗元记载，魏征酿造葡萄酒就是学自粟特人，其云：“公此酒本学酿于西胡人，岂非得大宛之法？”{49}
有唐一代，葡萄酒成为并州特产，一直是名闻天下的贡酒，只有凉州葡萄酒可以与并州葡萄酒齐名。《新唐书》卷39《地理志》：“太原府，太原郡。本并州，开元十一年为府。土贡：铜镜、铁镜、马鞍、梨、蒲萄酒……”
《册府元龟》卷168《帝王部》：“开成元年十二月，敕河东每年进蒲萄酒，西川进春酒，并宜停。”
这些诏令，是并州生产优质葡萄酒的最好旁证。
唐代诗歌是唐文化中最耀眼的领域，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其中不乏赞美并州葡萄酒的诗歌。
刘禹锡与葡萄酒
赞美葡萄酒的唐诗中，最著名的当是刘禹锡的《葡萄歌》，其云：
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蒿。
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
分歧浩繁缛，修蔓蟠诘曲。
扬翘向庭柯，意思如有属。
为之立长檠，布濩当轩绿。
米液溉其根，理疏看渗漉。
繁葩组绶接，悬实珠玑蹙。
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
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
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
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
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50}
由此诗可见，刘禹锡不仅写了种植葡萄到收获葡萄的全过程，而且自豪地描述当地“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可见到了刘禹锡生活的唐代，葡萄与葡萄酒的种植、酿造技术已经在并州汉人中流传，马乳葡萄酒档次很高，借东汉孟他以一斗葡萄酒换取凉州刺史的历史掌故，反映出世人对并州葡萄酒的珍爱和并州葡萄酒受人欢迎的程度。
这首描写唐代并州葡萄酒生产的诗，于1869年被特奥斯.桑普森（Theos.Sampson）译成英文{51}，传向西方。
刘禹锡还在《和令狐相公谢太原李侍中寄蒲桃》的诗中写道：
珍果出西域，移根到北方。
昔年随汉使，今日寄梁王。
上相芳缄至，行台绮席张。
鱼鳞含宿润，马乳带残霜。
染指铅粉腻，满喉甘露香。
酝成十日酒，味敌五云浆。
咀嚼停金盏，称嗟响画堂。
惭非末至客，不得一枝尝。{52}
此诗再次提及马乳葡萄何等地甜香可口，太原李侍中不远万里，作为珍贵礼品送给朋友，说明马乳葡萄是太原有名的特产，而且是酿造高级葡萄酒的重要原料，用这种葡萄酿造的葡萄酒，“酝成十日酒，味敌五云浆。咀嚼停金盏，称嗟响画堂”。这是多么令好酒之徒垂涎三尺、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琼浆玉液啊！
白居易与葡萄酒
白居易，是所谓“天下谁人不知君”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与刘禹锡是同时代人，又同样熟悉并州，他也在《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诗中明确记述了并州葡萄酒天下闻名的事实，略云：
晋国封疆阔，并州士马豪。
胡兵惊赤帜，边雁避乌号。
令下流如水，仁沾泽似膏。
路喧歌五袴，军醉感单醪。
将校森貔武，宾僚俨隽髦。
客无烦夜柝，吏不犯秋毫。
神在台骀助，魂亡猃狁逃。
德星销彗孛，霖雨灭腥臊。
烽戍高临代，关河远控洮。
汾云晴漠漠，朔吹冷颾颾。
豹尾交牙戟，虬须捧佩刀。
通天白犀带，照地紫麟袍。
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53}
白居易在“燕姬酌蒲萄”后面特地加了注释：“葡萄酒出太原。”表明太原是葡萄酒的重要产地，太原生产的葡萄酒是天下最好的葡萄酒。
一直到元代，太原葡萄酒还享有盛名，《元史》卷19《成宗纪二》记载：成宗元贞二年（1296）三月，“罢太原、平阳路酿进蒲萄酒，其蒲萄园民恃为业者，皆还之”。说明从唐代到元代，并州的葡萄酒一直是贡酒，许多人专以经营葡萄园维持生计。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政府供职17年，他所著的《马可波罗行记》第一○六章《太原府国》专门记载太原葡萄酒说：“都城甚壮丽，与国同名，工商颇盛，盖君主军队必要之武装多在此城制造也。其地种植不少最美之葡萄园，酿葡萄酒甚饶。契丹全境只有此地出产葡萄酒，亦种丝养蚕，产丝甚多。”{54}
本世纪，法国学者童丕先生研究，山西的葡萄种植业，是粟特人的遗存，一直到元代，山西仍是全国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地{55}。
2002年，法国著名中亚考古学家葛乐耐教授和黎佩兰博士一行六人来太原参观虞弘墓石堂，午餐时，笔者专门为法国客人准备了清徐县特产柔丁香葡萄酒。葛乐耐教授饮酒后大加称赞，说此酒尽管掺杂了丁香花的味道，但仍旧保持了古代粟特人的标准葡萄酒味道，此种味道的葡萄酒因为造酒方法的改变，现在已经在中亚和欧洲绝迹。此酒加上柔丁香味，不仅味道特异，而且更觉回味无穷。
事后，笔者去清徐县寻找清徐葡萄酒的来龙去脉，拜访了柔丁香葡萄酒品牌创始人、国家一级品酒师鲍明镜老先生，听他介绍：清徐以前的葡萄酒历史悠远，是传统的红葡萄酒，现在的柔丁香葡萄酒出自他的手，这是他大学毕业分配清徐后研制的配方，就是在传统葡萄酒配方中又添加少许丁香花味道，这种酒试制成功后，得到人们广泛好评，逐渐代替了传统的葡萄酒，成为清徐葡萄酒的品牌。
此话与本书主题离远了，只是一个小插曲，还是书归正传吧。
参考文献与注释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75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二十四史”通用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冬）“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师古曰：‘《汉旧仪》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资治通鉴》卷21：“上既攘却胡、越，开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西汉后期，诸州已有实职，称州牧，如《汉书.成帝纪》：“（绥和元年）十二月，罢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汉书.王莽传中》：“乃遣并州牧宋弘、游击都尉任萌等将兵击匈奴，至边止屯。”《后汉书.郭伋传》：“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也。高祖父解，《前书》云，解字翁伯，河内轵人，徙茂陵也。武帝时以任侠闻。父梵，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间辟大司空府，三迁为渔阳都尉。王莽时为上谷大尹，王莽改太守为大尹。迁并州牧。……（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属并州。帝以卢芳据北土，乃调伋为并州牧。”
④ 《后汉书.郡国志》：“晋阳，本唐国，有龙山，晋水所出，刺史治。”
{5} 2009年暑假期间，笔者陪牛津大学副校长罗森教授在山西考察，曾在侯马逗留四五天，专门考察晋侯墓地和周围同时期墓葬出土的这种佩饰，从大同返回太原后，再次去省博物院考察这种佩饰。罗森教授认为：从形状和颜色看，与西亚同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墓葬所出土玛瑙佩饰完全相同。但是如果能做一个成分分析或者检测，证据就更充分了。
{6} 据《晋书》卷62《刘琨传》，306-316年，刘琨被任为并州刺史，力挽狂澜，抚和戎狄，坚守并州十年。又见《元和郡县图志.太原府》。
{7} 见《晋书》卷101~卷128，诸《载记》。
{8} {9} {10} {11} 《北史》卷6《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第217页、第222页、第224页、第229页。
{12} 《北齐书》卷8《幼主纪》，第113页。
{13} 《北史》卷7《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第246页。
{14} 《北史.齐本纪》：北齐实际为6帝，连改国号前的高欢、高澄，共是8帝，即神武帝、文襄帝、文宣帝、废帝、孝昭帝、武成帝、后主、幼主，其中在晋阳即位的有废帝、孝昭帝、武成帝、后主。在晋阳驾崩的有神武帝、文宣帝、废帝、孝昭帝。
{15} 《北史》卷7《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第243页。
{16} 《周书》卷40《宇文神举传》，第715页。
{17} 《隋书》卷56《宇文弼传》，第1390页。
{18} 《魏书》卷30《安同传》，第712页。
{19} 《北史》卷1《魏本纪》，第32页。
{20} {21} 《北史》卷2《魏本纪》，第68页、第49页。
{22}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四，中华书局，1962年，第310页。
{23}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四八四，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24}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40-41页。
{25}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第四，中华书局，1962年，第310页。
{26} 《资治通鉴》卷94，中华书局，1982年版。
{27}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太原考古》，山西古籍出版社，第194~209页。
{28} 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6卷，第62~63页；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9期。
{29}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120页，三联书店，2001年。
{30} 葛承雍：《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第44~59页，中华书局，2006年。
{31} 张星烺编著、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中华书局，2003年，第130页。
{32} 桑原骘藏：《隋唐时代来往支那之西域人》，《桑原骘藏全集》第2卷，东京，1968年。
{33} 荣新江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34} 《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35} 《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44页。
{3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第31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37} 《太平广记》卷248《赵小儿》。
{38} 《魏书》卷109《乐志》，第2828页。
{39} 《隋书》卷14《音乐中》，第331页。
{40} 《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6页。
{41}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13页。
{4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
{43} 杨军凯：《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图像初探》，北京“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2004年4月23~25日。
{44} 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疙瘩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文物》1983年第8期。
{45} 见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4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年、太原是考古研究所：《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47} 张庆捷：《唐代薛儆墓线刻人物》，《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8} 周天游辑注：《续汉书》卷5：“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斛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
{49} 柳宗元：《龙城录》，《古今说部丛刊本》卷2。
{50} 《全唐诗》第十一册，卷354《刘禹锡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963页。本书引《全唐诗》皆用该版本，不再详注，特此说明。
{51} 【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52} 《全唐诗》第十一册，卷362《刘禹锡九》，第4090页。
{53} 《全唐诗》第十四册，卷475《白居易一》，中华书局本，第5182页。
{54} A.J.H.Charigron《马可波罗行记》全三册，第424页。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4年。
{55} 童丕：《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2004年，北京“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论文。载《中国汉学》第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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