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的传统葬俗

    粟特人的活动区域位于中亚的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以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撒马尔干为中心，在此地区散布着一些小的国家，中国古代称这些国家为“昭武九姓”，即所谓的康国、曹国、何国、安国、米国、史国等，这些国家在中国的史书中均有记载。

    《魏书》卷102《西域列传》：“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檬以皂巾。丈夫剪发，锦袍。各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

    “昭武九姓”是中亚九国的泛称，实际上超过九个国家，如还有石国、钹汗国等。《北史》卷97《西域列传.钹汗国传》：“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铁。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可汗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

    此外，石国也位于粟特地区，《北史》卷97《西域列传.石国》：“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国城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置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灭之，令特勤甸职摄其国事。南去钹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粟特国家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基本相同，在北朝唐代时期比较活跃，因此可以作为古代中亚人的代表。

    粟特人的传统丧葬习俗资料，有三个来源，一是《阿维斯陀经》经典中涉及到的，二是史书中记载的，三是出土资料中反映的。

    粟特人去世后，要举行一系列仪式，日本弥贺博物馆藏北齐石棺床上，就保存了一幅珍贵的中亚人丧葬图。美国学者Jadith Lerner最早研究该图，专门撰写了《六世纪中国的中亚人——琐罗亚斯德教丧葬仪式》一文，解读该图像的内容：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中央站着一位身穿长袍的祭司，戴着一种口罩，前面有一火坛，站在火前的祭司正在护持圣火。她认为这就应当是进行“户外奉献仪式”（afrīnan）①。

    中亚片治肯特（Panjikent）遗址发现的反映突厥人丧葬仪式的壁画中，也有类似图像：有人守着尸体悲哀痛哭，有人在室外用小刀嫠面。嫠面是整个中亚丧葬仪式的组成部分，突厥人如此，粟特人亦是如此。

    嫠面习俗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在他的伟大著作《历史》中记载，斯奇提亚人（斯基泰人或塞种人）的国王死后，尸体要带到异族，“在尸体送到的时候，接受尸体的人和王族斯奇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们的头，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②。斯奇提亚人是著名的游牧民族，在他们称雄中亚时，已经流行起了后世所谓的“嫠面、剪发、截耳、椎心、割鼻”诸丧俗，可以相信，中亚诸民族的此俗，应是斯奇提亚人丧俗的滥觞。

    粟特人葬俗的又一大特点是埋葬方式。由于他们大多是祆教徒，传统葬俗是天葬，具体方式是，人去世后，家人将死者置于山中，或等鹰鹫，或等狗群，或等野兽，食尽肉体以后，家人再将尸骨收敛起盛于纳骨瓮。有的地区是人逝世后，尸体被送到远离聚落的高层葬尸台上，这种台有的是俗定的自然高地，有的是专门修建的高台式建筑，根据具体环境而定。尸体置于台上，等到被狗或猛禽食尽尸肉，家人再将尸骨收敛起盛于纳骨瓮，埋入地下。上述两种葬俗略有区别，但这种葬俗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和禁忌是，有人逝世，其他人不能直接将尸体埋入地下。

    这种情况在中国史书中也有不少记载。如《魏书.西域列传》记载，波斯“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着服。城外有人别居，唯知丧葬之事，号为不净人。若进城市，摇铃自别。”

    《通典》卷193引韦节《西蕃记》云：“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别筑一院，与“死者多弃尸于山，一月治服”稍见区别，但是也说明，处理尸体的方式相似，也是有固定的场所。

    北朝唐代，大量粟特人通过丝绸之路涌入中国，并州是主要聚集地之一，有许多粟特人聚落，这种葬俗在某些聚落仍然存在。《旧唐书》卷112《李焉传》记开元年间（713年~741年）事有：“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患。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

    太原有这种与汉族人格格不入的葬俗，很容易使人把该葬俗和太原的粟特人聚落联系起来。人逝世，被送到郊外一个被称作“黄坑”的地点，仍然保留了最能反映本质的因素，即天葬的特征。

    为什么要实行“天葬”？这与琐罗亚斯德教认为尸体肉身不洁净、人死后应尽快使骨肉分离的观念有关③。该教还认为，“把死尸埋在地下，使土地不洁，乃是一种弥天大罪{4}。中亚盛骨瓮大体分布在三个区域：一是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中部粟特地区，二是以布哈拉为中心的西部粟特地区，三是以KashkaDarya绿洲为中心的南部粟特地区。绝大多数的骨瓮来自中部粟特地区，特别是撒马尔干一带。骨瓮基本上都是陶器{5}。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盛骨瓮多是来自中亚的建筑形式，有的可能来源于圆形或方形的毡帐，有的来源于房屋形状，有的好像来源于单层塔的形式。这种源自毡帐或房屋的形式，也许就是粟特人入华后的葬具由盛骨瓮过渡到大型石葬具的桥梁。

    殿堂型石葬具源流

    石葬具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主要有椁、棺、石床榻等。椁的使用，在中国商周时期已经开始。其作用是保护棺的，是为使棺保存时间更久。春秋战国以降，甚至出现过多重棺椁的情况。中原地区以前棺椁多用木材，由木材改为石质，显然是起因于观念上的改变，是企图延长尸体保存的时间。

    文献记载，东周时期已有石椁，《华阳国志.蜀志》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做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

    《太平广记》也援引《西京杂记》：“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无赖，毕戈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魏襄王冢，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魏襄王生活于战国时代，说明至迟在战国，石椁已在中原出现。在云南，曾发现战国时期仿建筑的大型铜棺，也说明世人开始了把地上建筑向地下葬具演变的进程。

    仿古代建筑的石棺，中国早在东汉已经出现，数量不少，但仅限于石棺形状，多分布在今四川地区。棺上雕刻图案，内容与中国传统的丧葬观念有关，主要是仙境、升仙、墓主日常生活、历史人物故事、驱鬼镇魔、珍禽异兽、祥花瑞草等{6}。

    在古代，使用棺椁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历代都有一套丧葬制度，只是这种等级制各朝代不同，但都与官爵高低有密切关系，和当时盛行“视死如之生”的厚葬风俗有关系。

    石椁采用建筑形式，现知最早的实物资料是北魏，北魏定都平城后，很多达官贵人死后，就采用了殿堂式石椁造型这种葬具。最早发现的一个石椁，是在智家堡发现的。1997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在南郊智家堡抢救性发掘一座北魏墓，这是一个竖穴土坑墓，内有一个仿硬山顶建筑的石椁。长约2.5米，宽约1.5米，高约1.5米，由数十块不同形状的细砂岩石板拼合而成。椁壁四周、梁架及顶部皆绘有壁画或图案，这些壁画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反映的都是鲜卑人的日常生活{7}。

    2000年夏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市雁北师院联合发掘了一个北魏墓群，共发掘北魏前期墓葬11座，其中5号墓为单室砖室墓，墓中有明确纪年，为“大代太和元年”。该墓还出土了一个前廊后室的石椁，石椁外观呈木构三开间悬山顶式殿堂建筑，最长处约3.48米，最宽处约3.38米，最高约2.4米，由百余件青石构筑而成{8}。

    有趣的是，在这个石椁顶上，还有题记，记载了修造该墓和这个石椁的情况，是条极为珍贵的资料{9}。

    北魏迁都洛阳后，仍然使用石椁。最著名的应该是宁懋石室，四周阴刻着许多孝子故事图。

    北齐不曾发现过石椁，仅在厍狄回洛墓中发现过仿建筑木椁，已经腐朽倒塌，但残件清晰可见{10}。

    隋唐石棺也有仿木结构建筑形制，隋唐间最著名的仿建筑石棺，当为陕西发现的李静训墓石棺。

    巫鸿先生曾考察过北朝仿建筑石椁的演变，认为其发展延续的原因，既有“不朽性”的考虑，也有“纪念性”的因素，以石材作为墓葬营建的原料，主要为满足追求死后不朽并作为地下永久居所的需要{11}。

    这种仿建筑石椁，以前一直沿用“石椁”旧称，2003年，西安北周史君墓出土一方墓志，称墓内石椁为“石堂”，北魏有宁懋石室，在古代文献中，石室之名屡见不鲜。堂、室性质相同，同为建筑形式，所以，将仿建筑形式的石椁称为“石堂”或“石室”甚至“石椁”，似乎皆宜。目前，北周史君墓墓志时代较早，纪年明确，志文将仿建筑石椁称为“石堂”，而且葬具形式与虞弘墓石葬具最接近，所以本书也随之将虞弘墓石葬具改称“石堂”，特此说明。

    虞弘墓石堂

    1999年，虞弘墓被发现时，首先被发现的是石堂顶部。此墓为单室砖墓，石堂系汉白玉雕凿而成，外形像一所房屋，被安放在墓室中部略偏北处。

    石堂外观呈三开间、歇山顶式殿堂建筑，由底座、中部堂壁、堂顶和廊柱几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又由数块或十几块汉白玉组成。

    在石堂中部的9块堂壁石板上，前面两块在朝外的表面满雕图案。其他7块石板是在朝里的面上满雕图案，形成浅浮雕，这些浅浮雕系剔底雕成，低处只有2毫米，高处约0.8厘米。在这7块石板朝外的一面，只有墨线绘的图案。因常年水浸，墨图逐渐被泡蚀剥落，有的还可看清轮廓线，有的仅能看清部分画面。

    石堂下部是底座，底座为一个平放的扁长方形箱体，长约247.5厘米，宽约138厘米，高约54.5厘米，由两长两短四块汉白玉石板围合组成。底座四周表面或雕或绘有壶门和壁龛，分上下两排，上排为壁龛，下排主要为壶门，壁龛和壶门内皆有人物和其他图案。

    底座下四面近角处又各有两个狮头坐垫，连上坐垫，底座总高约65厘米，长247.5厘米，宽138厘米。

    底座四周下垫着的狮头坐垫也是由汉白玉制成，每边两个，共8个。从底座到鸱尾，全高约236厘米。

    石葬具是中国古代传统葬具形式之一，除前文已经谈过的石堂外，北魏也出现了一些石床榻（石棺床），石榻来源于汉代的木榻，在大同北魏智家堡石堂壁画、太原一电厂北齐壁画墓和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均有图像。入华粟特人墓中，两种石葬具都有，可见他们的葬具只是利用中原固有形式，并没有使用本民族传统葬具，也没有创造性的葬具。

    为什么这个阶段的入华粟特人要使用石葬具？初步推测，一是入华粟特人的葬俗，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而不得不发生变化；二是不论石堂也好，石榻也好，都是石质葬具，这些石质葬具，封闭性和牢固性都好，比木葬具更接近于他们传统的盛骨瓮葬具，与尸体污染大地的传统观念也不相悖。所以在汉族的木葬具与石葬具之间选择，他们自然选取了与盛骨瓮更接近的石葬具。

    不论入华粟特人采取什么形式的石葬具，都有很大意义，一是这些石葬具的形式来源于汉族，只要采用，表明虞弘一族已经迈开了汉化的步伐。

    二是虞弘墓是夫妇合葬墓，两人的遗骨均在，未见有烧过的痕迹，石堂体积大，又足够容纳下两个人的尸体，不能不使人推测，虞弘夫妇很可能是未经“天葬”程序就直接埋葬的，与当地的汉族人一样。如果推测能够成立，那就进一步证明了虞弘一族在葬俗方面汉化的程度。

    三是汉白玉石堂晶莹雪白，石料来自河北曲阳，长途运输，精雕细刻，彩绘贴金，费用高昂。使用这样的葬具，首先得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其次是得有与之相适应的身份。虞弘既是“检校萨保府”的官员，又是粟特聚落大首领，双重身份，有地位、有财富，因此有资格和财力建造使用这样的石堂。

    长眠在晋阳的中亚人

    入华外国人与萨宝府有密切关系，萨宝府是管理入华中亚人的官方机构。姜伯勤先生认为，“萨宝府首先是一个政事机构。……其职务其实是伊兰系胡户聚居点上的一种政教兼理的蕃客大首领。”隋代对萨宝设置的规定是，“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宝为视正九品”。那么可想而知，并州有过摩诃大萨宝，如翟突娑之父，有过虞弘这样的检校萨保府的官员，并州的胡户数量该有多么庞大呢。

    如果我们反复品嚼《虞弘墓志》中“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的志文，就逐渐可以领悟并、代、介三州乡团与萨保府之间的关系。周伟洲先生首先指出，并、代、介三州乡团的成员很可能有大量的中亚人，所以才由虞弘担任“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之职，以便他从乡团与萨宝府两方面来对大量的中亚人进行管理{13}。

    最近，在山西汾阳县发现一块唐代粟特人曹怡的墓志，志文记载：“君讳怡……祖贵，齐壮武将军；父遵，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14}这块墓志极为重要，曹怡显然是“昭武九姓”中曹国后裔。他死于永徽六年（655年），终年75岁。据此推算，他生于581年，即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之年。他父亲曾任“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骑都尉”，这里的“皇朝”，显然指唐朝。唐朝建立于618年。既然他父亲在唐朝还担任官职，年龄已经不算太小，就算581年其父是20岁，到618年，已经是57岁。他父亲担任此职的具体年代不详，但以一般人的寿命来算，他父亲即使当了10年此职，也是在唐太宗贞观年前。

    通过对墓志分析可以得到如下认识，一是证明介州确实有萨宝府，与虞弘墓志记载的虞弘“大象末，左丞相府，兼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正相吻合，并更有力证明，当时在并州、代州和介州都有萨宝府，这些萨宝府至少从北周大象年间延续至唐朝初期，表明在这几州，中亚人数量很多。二是进一步透露出，这些萨宝府不单单负责入华中亚人的商业、居住、生活等事项，而且萨宝府下设“车骑骑都尉”等军职，这些军职与虞弘墓志提到的“乡团”有关，职位由中亚人担当。三是由曹怡祖父、父亲和他的经历看，萨宝府的官职不是世袭，而且是在中央官职系统之内。

    即使在今雁北地区，当时也有许多中亚人在活动，2000年，在山西应县西南约十公里桑干河畔东岸栗家坊村，发现《唐石善达墓志》，墓志显示：“大唐北京太原府朔州兴唐军□（石）府君墓志。府君善达公。高皇本自凉州武威郡人也。承司徒□□」□，□季伦之胤绪。是以宗族芳荣，枝连勋业。国官随□，□」□□地。树封松竹，颇历年岁。公气概凌（？）云，英彦（？）竭俊（？）。为人也，允□□□；为官也，功赏宽刑。乡闾传济济之名，郡邑标闉闉之信。何图□□□□，太（？）□夜台。府君年六十八，以光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终于私□。□」□□□亡（？）夫人泾州安定郡安氏。……□□年卌八，振武节度押衙。迪光，年卌五。千郎，卅九。夫人王氏，何氏，康氏，史（氏）」。

    殷宪先生从三个方面考证后认为：“这位善达公姓石氏该无问题了。所以我们将此志称为《石善达墓志》。”{15}石国正是中亚昭武九姓之一，其夫人安氏，显然是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人。在初入中原的中亚人中，往往是互通婚姻。

    太原唐墓出土的另一组墓志，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并州粟特聚落和萨保府的认识。这组墓志中最早的一块是《龙润墓志》，有关文字如下：

    君讳润，字恒伽，并州晋阳人也。白银发地，□崖穴蛇之山。祖先感其谲诡，表灵异而称族。凿空鼻始，爰自少昊之君；实录采奇，继以西楚之将。及汉元帝，显姓名于史游。马援之称伯高，慕其为人，敬之重之。《晋中兴书》，特记隐士子伟，以高迈绝伦，并异代英贤，郁郁如松，硌硌如玉者也。曾祖康基，高其青、莱二州刺史，畺（疆）场比邻，风化如一。祖盆生，元魏冀州刺史，得绥抚之望，朝廷嘉美，进号义同。父求真，周光有天下，举先岩穴，就拜仪同三司。君属隋德道消，嘉遁贞利，资业温厚，用免驱驰。唐基缔构，草昧区夏。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贞观廿年（646年），春秋寥廓，已八十有余。驾幸晋阳，亲问耆老，诏板授辽州刺史……永徽四年（653年）九月十日，薨于安仁坊之第，春秋九十有三……永徽六年二月廿日，附身附椁，必诚必信，送终礼备，与夫人何氏，合葬于并城北廿里井谷村东义井村北。

    此志是1984年10月在太原市北郊区小井峪村东出土的，同地出土的同一龙姓家族的墓志还有龙润子龙义（显庆二年，即657年卒）、龙澄（龙朔元年，即661年葬）、龙敏（开耀元年，即681年卒）、孙龙寿（延载元年，即694年卒）、曾孙龙睿（开元二十九年，即741年卒）等人的墓志，表明这是一处家族墓地。

    荣新江先生认为，虽然《龙润墓志》中有龙姓来自少昊的说法，但这种后人的编造是不足凭信的。在汉文史料和文书中，龙姓一般是指西域焉耆王国居民东迁中原以后所用的姓氏，这一出任胡人聚落萨保府长史的龙润，应当是焉耆胡的后裔。其夫人何氏，应当出身于昭武九姓中的何国。其他子孙有夫人记载者，龙义夫人粟氏、龙睿夫人张氏，表明他们逐渐与汉姓人家通婚。

    龙润任并州萨保府长史是在唐朝初年，最晚不晚于贞观二十年，说明虞弘检校过的并州萨保府和粟特聚落在唐朝依然存在，所住地点名“安仁坊”，顾名思义，有安置外国人之意。

    一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并州仍居住着许多粟特人。就出土材料看，他们虽然已经在中原担任官职，但是仍旧自成聚落，至少在他们之间，还尽量保留着特殊的婚姻关系。这种情况从《大晋何公墓志》中即可反映出来。该墓志现藏于山西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据说出土于太原北部，出土的时间、确切地点和伴随的其他随葬品均已不清楚。早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在《山西文物》上介绍过此墓志{16}，但失之简约，为了更好地分析五代时仍活跃在并州的粟特人及其婚姻状况，笔者将志文核录如下：

    大晋故鸡田府部落长史何公墓志铭并序

    《易》曰：知生而不知死，德而不丧；知存不亡名其雄，圣人乎，由是知荣禄有杖之期。生死而无究竟之路，则知寿有短长，荣无久固也。

    公讳群政，家本大同人也。公主领部落，抚弱遏强，矜贫恤寡，家崇文武，世袭冠裳，传孝悌之风仪，绍恭俭之礼让，分枝引流，不可究源，皆继簪缨，拖金拽紫，尽为侯伯，各有功勋。公不幸忽染时疾，药疗无医，去长兴三年十二月一日于代州横水镇终于天命。夫人安氏，星姿降瑞，月彩呈祥，行美芝兰，德彰闺壶，忽以身萦疾□，药疗无征，须臾莫返香魂，倏忽而俄辞白日，以天祐年四月十九日□京宅内。有男五人，弟（应为第）二随驾兵马使充左突骑十将，天祐年十二月廿四日从庄宗帝于河南胡柳陂，为国战效身终，敬周。弟（应为第）三随驾兵马使充左突骑副将，敬千，同光年四月廿三日身终封坟，殡在庚穴。长男北京押衙，充火山军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文。次随驾右备征军指挥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万。次随驾左护圣弟一军副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敬超。新妇三人，长安氏，次康氏，次康氏。孙男九人，从荣、重进、小哥、韩十九、憨哥、小厮儿、小猪、小憨、王七。新妇宗氏，重孙兜儿。长男敬万等，俱以义烈门风，孝传井邑，以年匪顺，灵圹不迁。今就吉辰，方茔宅穸，即以天福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于阳曲县连师乡相辅村北，圣地迁合，并置新莹平源（应为原），礼也。”

    其铭曰：□有奇仁，□摽风格，名重珪璋，智匡郡邑，一任长史，累□荣禄，尽□□珠，咸□□□。安氏夫人，星姿降质，疾构□□，身终兰室，贤男贤女，有□□□，晨昏□问，冬夏温清，卜其宅地兮，广莹藏事。

    此墓志是何敬万为他父母所刻，由此墓志能够发现，墓主人是中亚“昭武九姓”中的何国人何群政，他的夫人姓安，是粟特安国人。甚至他的几个儿媳，也是“长安氏，次康氏，次康氏”。孙媳是宗氏，国别不详。毫无疑问，安氏和康氏是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人和康国人，都是来自中亚的两河流域。通过墓主人两代人的婚姻情况，至少说明，五代时，并州还有大量的粟特人，这些粟特人主要是内部通婚，反映出他们很可能还是聚族而居，还没有与汉民族完全融合。

    墓主何群政曾任鸡田府部落长史，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官府名称。鸡田府，史书不载，但史书记载有鸡田州，《旧唐书.地理一.关内道》：“鸡田州，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17}

    《旧唐书.李光进传》：“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有趣的是，李光进父亲的墓志也被发现了。《山右石刻丛编》卷7收有《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鸡田州刺史中丞赠太保李公墓碑》，可与此墓志对应。鸡田部落多为沙陀族人，何群政担任鸡田府部落长史，说明鸡田府中，也有一定数量的粟特人。

    陈寅恪在《论唐代之番将与府兵》一文中考证指出，从唐到五代，都有不少粟特人担任将领。从墓志看，沙陀族进入山西时，有许多粟特人跟随进来。另外，何家父子俱为沙陀族效力，何群政的几个儿子都任沙陀政权的官员，先为沙陀族人李克用（李克用的墓也在山西代县被发掘，出土有墓志）、李存勖的后唐政权服务，后为粟特人石敬瑭的后晋政权服务{18}，可见粟特人与沙陀族人关系非常密切。最有深意的，一是该墓志叙述后梁时的事情，却不承认后梁年号，一直沿用唐朝年号。但到了后唐、后晋时，却用上具体年号。二是比较而言，何家对粟特人石敬瑭建立的后晋政权情有独钟，所以何群政本来死于后唐，墓志中却别有深意地称他为“大晋故鸡田府部落长史”。

    由上述资料可见，并州的中亚人相当活跃，有许多中亚人生于斯，长于斯，甚至老于斯，葬于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亚人长眠在晋阳，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虞弘的葬式来看，他们既保留了原来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了汉文化的部分内容。

    参考文献与注释

    ① J.Lemex，“Central Asiansin Sixth-Ceatury China：Azoroastrian Funerary Rite”，Iranica Antiqua，XXX，1995，pp.179-190。

    ②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2页。

    ③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第7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④ 林悟殊：《中古琐罗亚斯德教葬俗及其在中亚的遗痕》，《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第88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

    ⑤ L.V.Pavchinskaia，“Songdian Ossuaries”，pp.20-224；转引自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古代文明》。

    ⑥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⑦ 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第7期。

    ⑧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7期。

    ⑨ 张庆捷：《北魏宋绍祖墓两处铭记析》，《文物》2001年7期。

    ⑩ 王克林：《北齐库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1} Wu Hung：A Cas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House shaped Sarcophagi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OriEntations May，2002.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1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7期。

    {13} 周伟洲：《隋虞弘墓志释证》，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47~258页。

    {14} 王仲璋主编：《汾阳博物馆唐代墓志选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

    {15} 殷宪：《〈唐石善达墓志〉考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2007年。

    {16} 文博：《大晋何公墓志》，《山西文物》1982年。

    {17} 《旧唐书》卷38《地理一》，第1416页。

    {18} 岑仲勉：《隋唐史》第五十二节《沙陀之起并辨石晋不是突厥族沙陀》，认为石敬瑭是粟特石国人。何氏死于后唐而立《大晋何公墓志》，与此应有一定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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