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商与胡商俑
问：张先生，您好！请问北朝和唐代，外来商人很多，虞弘是从丝绸之路来的中亚人，请问他与外商有没有关系？
答：虞弘墓志记载，虞弘晚年一度“检校萨宝府”，萨宝府职责之一便是管理在华外商事宜，所以不能不说，虞弘与外商有密切关系。另外，前几年相继出土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画像中，都有不少胡商形象，我注意胡商遗存，就是由此开始的。众所周知，外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外商大量入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重要，不单是东西贸易，而更重要的是附带的东西文化交流。如果能通过解读胡商俑和胡商图来择取凝积其中的胡商信息，显然有助于对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
问：外商在古代是怎么称呼的？
答：北朝时期，外商在史书中一般被称为“商胡”“胡商”或者“贾胡”“胡贾”，两词前后排列有异，却涵义相同，都是泛指入华外国商人。这种记载始于汉代，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进一步开通，西域商人逐渐进入中原，这种称呼就产生并流行起来。
《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里提到的“商胡贩客”，就是指来自丝路的外商。
问：古代入华胡商中，以哪国或哪个地区的人最多？
答：北朝政权是以鲜卑拓跋部为主的鲜汉联合统治集团，其中也不乏中亚人，因此对外商的政策远比两汉魏晋优惠，导致许多外商深入内地展开民间贸易，人数也是越来越多。入华外商中比例最高者，应该是来自粟特地区的商人。
《北史》卷97《西域传》：“粟特国，在葱岭之西，故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
《旧唐书.康国传》云：（康国）“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内口中，明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粘物。俗习胡书。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粟特是一个国家，但是现在的研究者往往把这个地区的人，都称为“粟特人”，这个地区也包括康国、安国、石国、史国、曹国、何国等在内。粟特人崇尚经商，也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确是“利之所在，无所不到”，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商业民族。
问：为什么在北朝时期，会有大量胡商来到中原？
答：胡商入华的缘起，是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外社会的需求及其巨额商业利润的刺激。胡商入华，由来已久，商周至东汉都有，特别是魏晋之后，随着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古罗马、波斯、粟特等地的商人不远万里云集平城，开展广泛的贸易活动。在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辽宁、新疆等省或自治区，都在北魏到隋唐的遗址、墓葬中，或多或少发现波斯银币、胡人俑、骆驼俑、文书等有关胡商的实物资料。
问：一般来说，怎么识别胡商俑呢？您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答：在考古出土资料中，虽然胡人俑很多，但是如何识别胡商俑，却是一个复杂又棘手的问题。胡商俑与伎乐俑不同，没有显著的行业特征，因此，目前经考古工作者及有关专家推测识别的胡商俑屈指可数，我现在可以列举几个：
首先是在新疆库车出土，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一件胡商俑。该像头戴尖顶帽，头大脸圆，深目高鼻，胡须较密，身穿大翻领窄袖长袍，袍上彩绘有方格纹和三角纹，足蹬长靴，一臂残，一臂按在胯上②。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一件胡商俑，时代是6~7世纪。
第二是出土于河南洛阳唐代墓葬的胡商陶俑。该俑头戴尖帽，年岁较大，深目高鼻，浓密的大胡须，身着长袍，足穿厚毡靴，弯着腰，背着一个大口袋，左手提着一把水壶，双腿一前一后，是一个正风尘仆仆行走在旅程中的模样③。大多数人认为，这也是一件胡商俑，代表了一些小商人。与此形象基本相同的胡商俑，在日本天理参考馆也收藏着两个，均头戴尖帽，手提水壶，肩负口袋，长途跋涉④。大英博物馆也收藏有几个这样的胡人俑。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俑是不是一个地方生产的。
第三，陕西礼泉县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骑驼胡俑，通高69.5厘米。该骆驼体高头昂，驼背上骑一胡人，深目高鼻，头戴胡帽，身着胡服长袍，袒右臂，腰束带，足穿尖头靴，有学者认为这是往来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该俑现藏于礼泉县昭陵博物（图125A）⑤。同类造型的胡人骑驼俑，也见于唐金乡县主墓⑥。
第四，山西长治唐代王深墓出土的三彩骑驼俑，通高89.7厘米。骑者深目高鼻，眉须浓密，头戴尖顶帽，上身穿翻领皮毛褊衣，腰间束带，系一小囊，下穿紧腿裤，足蹬长靿靴，坐在横搭于驼背的大行囊上，骆驼形体高大，昂首，立于方板上⑦。形象写实、生动地表现了一个西域胡商的形象。
诸如此类的胡商俑还能通过类比的方法找出一些，但在所有胡人俑中，能明确认定是胡商身份或直接表明是胡商俑的比例仍然是微乎其微。从北魏到隋唐的遗址、墓葬中，常见的主要是间接表明或象征胡商的胡人俑，具体表现为骑驼胡俑、牵驼胡俑、牵马胡俑、牵驴胡俑与载物陶驼、载物陶马以及载物陶驴的组合，这种以胡俑和负囊陶驼、负囊驼马为代表的组合，其原型都不是中原的产物，一望而知是来自西域，体现和代表着由丝绸之路入华的胡商及其交易活动，我认为，从这种意义讲，完全可以把他们整体上归类于胡商俑，视为用行为特征来表示自身性质的胡商。
问：您刚才说从北魏到隋唐的墓葬中都有胡商俑，是否北魏才开始有胡商俑？它们有共同的特征吗？
答：应该说汉代之前已有胡商进入中原，但北魏开始，胡商数量骤增。胡人俑与载货陶驼的组合，在北魏平城遗址屡有发现。如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众多随葬品中，就有胡人俑与载物陶骆驼。胡人俑具有平城北魏胡俑的共同特征，身体强壮，脸庞较圆，大腹便便，身着窄袖长袍。骆驼高大雄壮，背上似负有布囊⑧。这样的组合出现在墓中，正反映了平城胡商云集的历史。无独有偶，在2000年发掘的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葬群中，仍然有性质相同的组合，大腹便便的胡人俑与陶质立式骆驼和卧式骆驼，还有圆形、方形两种陶毡帐模型⑨，使我们对远渡大漠而来的胡商的生活用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北魏墓葬中也发现有这种牵驼俑的组合，单从牵驼俑和骆驼的造型观察，年代似乎更早⑩。
北魏迁都洛阳后，诸国胡商尾随政府权贵移驻洛阳，《洛阳伽蓝记》卷3记载：“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11}现在在洛阳及其附近的北魏墓葬中，出土了许多胡人俑与陶驼、陶马和陶驴的组合，如洛阳北魏元邵墓{12}、元乂墓{13}、元睿墓{14}、侯掌墓{15}、河南偃师北魏墓群{16}、洛阳纱厂北魏墓等{17}，均出土了这种象征胡商的组合随葬品。
问：洛阳时期的胡商俑组合是不是跟平城时期的有差异？
答：问得好，洛阳的胡商俑组合与平城的相比，的确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一是立驼模型在延续平城时代造型的基础上，载物的骆驼模型越来越多，如洛阳纱厂北魏墓葬出土的立驼，背上负有两筐，还在骆驼上增加了许多彩绘。二是迁洛后出现半卧驼新造型，如偃师北魏墓出土的载货卧骆驼，前腿保持卧状，后腿立直，准备撑起身体，形状非常生动。三是牵驼胡人俑发生变化，改变肥胖之态，有了较瘦的体型、新的发式与服饰。北魏后期，除今河南省外，在河北省景县高长命墓、高雅墓、高潭墓{18}，曲阳北魏墓{19}中，也出现类似组合俑，数量有较大的增加。
问：北魏以下各朝代是否都有胡商俑的延续？您能说说它们各自的特征吗？
答：是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的一些墓葬中也都出土了一些胡商俑。东魏的胡商组合俑发现得不多，主要是因为东魏时间短，墓葬遗存少。迄今发现的几座东魏墓，全分布在今河北省，有茹茹公主墓{20}、吴桥北朝墓{21}、赞皇东魏李希宗墓{22}、磁县陈村墓{23}等。幸运的是，这几座墓中，都有象征胡商的组合俑，北魏后期已出现的立驼与卧驼两种载物骆驼依然存在，而且造型更加逼真生动，驮架上的货物更加丰富。稍加注意即可看出，这几座墓的牵驼俑造型惊人的相似，不论种族、身材，还是发型、衣饰，均十分相近，似乎是出于同一个工场或作坊。同时也间接地反映出，很可能此类胡商在入华胡商中占有较大比例，所以艺术家或工匠把他们作为胡商代表而造成明器，组成墓主冥世生活的重要部分。
北齐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虽然存在时间短暂，连头带尾总共28年，但是这个王朝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有遗址，有墓葬，有石窟。时代艺术特征突出，墓葬豪奢，随葬品种类多，尤其有大量珍贵、精湛的墓葬壁画以及各种随葬俑。仅就胡商方面而言，就有许多实物资料。北齐达官贵人的墓葬多有胡商组合俑，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形式更加多样化，如河北湾漳大墓{24}、太原娄睿墓{25}、太原张肃俗墓{26}、贺娄悦墓{27}、安阳范粹墓{28}、磁县高润墓{29}、元良墓{30}、济南市东八里洼壁画墓{31}，都出土了形形色色的牵驼俑与载货骆驼、马匹、毛驴等。在太原北齐韩祖念墓中，还首次出土了骑驼俑的造型{32}。反映出入华胡商自四面八方辐辏中原，东西方物贸交流兴盛的情景。另外，在北齐的一些墓葬壁画中，也留下许多胡商的形象、具体货物和商贸活动画面。
西魏、北周也是胡商频繁出入的朝代，文献中不乏记载。但是，在墓葬中出土的胡商组合俑却不多，造型也逊于北齐，仅是写实的作品，艺术表现力较弱。如西安北周宇文俭墓出土的陶骆驼，双峰间驮一袋，全身施红彩{33}。另外，陕西省考古所在咸阳和长安发掘北周墓葬14座，虽有胡俑与载货驼马的组合，然而形状均比较呆板{34}。
问：胡商俑发展到隋代，其艺术形式是不是开始向大唐风格转化呢？
答：隋朝是一个特殊而又短暂的时代，墓葬中也出土了不少胡商组合俑，如安阳隋墓出土胡俑与陶骆驼各9件。胡俑形状相同，头顶似用巾束发，高鼻深目，身穿窄袖衣，右袒，左肩斜背行囊，左手弯举胸前，右手弯贴于腹侧，似为牛、马、驼夫。陶骆驼形制相同，皆昂首立于长方形托板上，双峰间施以垫毯并驮有货物两袋。有的在颈、双峰及四肢涂红彩，余涂黄彩，眉、眼、颈毛及载货驮袋均用墨勾勒{35}。
太原隋代斛律彻墓出土了两件骑骆驼胡商组合俑。形象基本相似，骆驼高45.5厘米，昂首站立，双峰间驮有丝绢、皮囊等物，囊端饰虎头图案。皮囊上均坐一人，浓眉、深目、高鼻，头戴圆毡帽。其中一人手中抓着一个饼子，正在边走边吃，反映了胡商行途中的辛苦（图136、137）。胡商旅途带的饼子，当地称为“馕”，就是一种可以存放很久的饼子。传入中国后，被称为“胡饼”，上至宫廷，下到民间，都喜欢吃。以上两组俑中，人物与骆驼的比例很夸张，但造型新颖生动，惟妙惟肖{36}，艺术特色鲜明，标志着胡商组合俑由记实、写实，逐步向艺术表现的更高层次发展。
问：我们总喜欢说泱泱大唐，那么具体表现在胡商俑上，大唐的胡商俑又是什么特色？
答：唐朝继承了前朝的开放精神，经过“贞观之治”，政局稳定，经济欣欣向荣，成为当时世界的文明中心与商贸中心。各国商人成群结队，携带货物，由陆路、水路蜂拥而来，遍布大江南北，构成唐朝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人间情景的墓葬胡商组合俑，受当时社会需求和心理影响，也达到了空前兴盛的程度。在陕西省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37}、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38}、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壁画墓{39}、西安东郊红旗电机厂唐墓{40}、西安郊区隋唐墓{41}、西安唐金乡县主墓{42}、陕西昭陵长乐公主墓{43}、陕西礼泉唐郑仁泰墓{44}、唐章怀太子墓{45}、河南洛阳龙门的唐代安菩墓{46}、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47}、洛阳关林唐墓{48}、偃师唐墓{49}、巩义市孝西村唐墓{50}、巩义市芝田唐墓{51}、扶沟县唐赵宏达墓{52}、
河北省安国市梨园唐墓{53}、河北清河丘家那唐墓{54}、河北平山县西岳村隋唐崔氏墓{55}、山西太原市郊唐墓{56}、长治北石槽唐墓{57}、唐王休泰墓{58}、唐王深墓{59}、唐崔孥墓{60}、唐冯廓墓{61}、唐范澄夫妇墓{62}、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63}、辽宁朝阳唐墓{64}、甘肃秦安县唐墓等，均出土了不同形式的胡商组合俑。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唐朝的胡商组合俑形式、种类繁多，除传统的粟特、波斯、阿拉伯、吐火罗等民族或地区的商人外，还出现了许多难以辨认族属的胡商组合俑，令人目不暇接，反映出入华商人的族属、国别大量增加。
二是随着唐三彩这一特殊工艺的出现，在传统陶制胡商、驼马组合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大量唐三彩的胡商组合俑，使这种组合向多彩多姿的艺术化方面又有新的发展。武威青咀喇嘛湾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中，还有木制的胡俑与骆驼{65}。
三是表现的胡商形式更加多样化，上承北齐、北周之风，除胡俑外，还在墓葬壁画、石窟壁画、画像砖上都展示了胡商的形象。
四是分布范围空前扩大，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这种胡商组合俑也从北方拓展到南方。如江苏徐州、扬州、铜山以及两湖、安徽、浙江等地的隋唐墓随葬品中，都发现了与北方一样的胡俑与载物陶骆驼{66}。
问：您能否举例说说唐代胡商俑的风采？
答：最典型的是各种各样的由骑载货驼俑象征的胡商组合俑，如洛阳关林59号唐墓出土的两件骑驼俑，其中一件驼身白色，背上置蓝绿色毯子，峰间置一大型兽面驮囊，下垫夹板，在夹板外左右两侧分别系有鱼、圆口小瓶和凤头壶。驮囊前后有绿色丝卷和白色绢卷，绢上坐一人，通高38厘米，长31厘米{67}。
令人惊奇的是，在唐代各地的陶制骆驼中，今山西长治地区出土的灰陶加彩的胡商和陶驼组合颇有特色，造型夸张怪异，变化多端，与其他地区出土的迥然有别，多为艺术精品，在全国独具一格，表明在这个地区有非常熟悉胡商与骆驼的艺术家。如长治红星厂唐墓出土的加彩陶驼，现展于长治市博物馆展厅，一胡俑骑在赭黄色骆驼背上，驼背上有垫，胡俑深目高鼻，络腮胡，头戴黑色尖顶软帽，穿赭黄色窄袖长衣，高统乌靴，怀抱一猴，驼背上挂着扁壶等酒水食器{68}。
长治唐王休泰墓，有骑驼俑一件，黄紫色驼，上垫毡毯，鞍两侧悬挂着头向下的禽畜之类，并驮有生活用具等物。驼上一长须胡俑，头戴尖顶毡帽，穿白色翻领外衣，赭色裤，着尖头高筒乌靴。左腿盘于驼鞍，腿上蹲卧一小兽（似猴），通高38厘米{69}。
长治王惠墓出土的一件载人载货彩陶骆驼，驼背上满载货囊，一男子坐在上面，西域人装束，为了突出他的外国人形象，还夸张地把鼻子做得很大，非常生动{70}。山西黎城唐墓，也有一件骑驼俑，驼峰上佩皮鞍，上坐一人，深目高鼻，头发较短，在脑后扎一小辫，身着胡服，通高80余厘米。驼前原来还有一件牵驼胡俑{71}。长治的陶驼精品还有不少流失国外，在国外博物馆收藏。
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也出土了骑驼俑，骆驼驮架间置一袋，后有生丝、织物{72}。
西安的胡商和陶骆驼组合俑中规中矩，暗合法度。如西安东郊红旗电机厂唐墓也出土了两件骑驼俑。一件驼高73厘米、长60厘米，作站立状，前后均残一腿，一女俑侧身盘足骑于驼背，右手搭在前驼峰上，头枕右臂作睡态。女俑身着圆领右衽长袍，下着裤，足穿长筒靴，头发左右分梳，发辫自两侧遮耳下垂。另一件高54厘米、长60厘米，驼作跪卧状，驼背上骑一男俑。俑为胡人相，深目高鼻，戴尖顶帽，着圆领长袍，下着裤，足蹬长筒靴。一手握拳高举，拳中有孔，原应执有鞭。一手握拳下垂，作执缰状。同墓出土的还有牵驼胡俑，短发，胡服，身体肥胖{73}。
西安、洛阳唐墓出土的三彩载货骆驼中，有的载货非常复杂，除了载货外，上边还有水瓶、丝束、丝绸、大雁、猴子、鱼等。除骑驼俑外，牵驼胡俑与载货骆驼的组合在唐墓中也普遍存在，如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三彩牵驼胡俑与载货骆驼的组合，便是这种组合的代表{74}。各朝墓葬中还有一些不见牵驼胡俑的载货陶骆驼，与其他随葬品在一起。
问：那您认为这些单独的载货陶骆驼也算是胡商的象征物吗？
答：从象征意义讲，这些单独存在的载货陶骆驼，也是胡商及其行为的具体表现。虽然这些胡商俑与陶骆驼的造型只是象征性的，并非完全写实的作品，如骑驼俑与骆驼的比例不协调，总是人小驼大，但是它所反映的社会上胡商活跃的情况却是真实的，是依照人世情形为死者构想冥世情况的表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随葬品携带的信息来分析研究当时社会上的胡商活动。
问：您认为这些墓葬中出土的胡商俑给我们携带来了什么信息？
答：通过对出土胡商俑及陶驼组合的墓葬形制与墓主身份的考察，出土胡商陶驼组合俑的墓葬有砖室墓与土洞墓两种，很难单凭砖室墓与土洞墓来区别贵贱，有的公主墓也是土洞墓，但随葬品同样很多。从出土胡商陶驼组合俑的墓主身份看，据墓志和随葬品，墓主绝大部分是官僚，少数是富人，在随葬品贫乏的小墓中，未见胡商陶驼组合俑。反映出胡商对富贵阶层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贫贱阶层的重要性，也间接反映出，胡商贩运来的货物，销售对象主要是富贵阶层。这种情况从胡商陶驼组合俑在京城与重要城市地区出土多、在边远地区出土少方面也可得到佐证。
唐代开元时，曾对各级官僚的随葬品做过规定，内容很多，其中的一项是随葬的陶俑、驼、马均不得高逾一尺{75}。朝廷对随葬俑及陶骆驼、陶马进行限制，已充分显示了当时随葬陶驼的普遍性。虽然规定陶俑、驼、马不得高逾一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上面列举的出土陶骆驼看，多在一尺甚至两尺以上，可见逾制现象广泛存在，规定有名无实。此外，通过出土陶驼可见，只有少数是骑乘的，多数是载货的。这种现象，表面上反映了官僚对随葬陶骆驼的喜好，实质上则反映了上层社会对胡商的依赖关系。
胡商图
问：在胡商研究中，除了胡商俑，还有什么考古资料能为探讨胡商提供有效信息？
答：从北魏到隋唐，胡商图的数量也很多，依考古发现的种类划分，有墓葬壁画、墓葬雕绘两类，墓葬雕绘又可分为石雕与砖雕两类。除墓葬壁画外，石窟寺庙壁画及其他绘画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从墓主族属分，又可分为胡人墓与华人墓两类。特别是近年发现的古代中亚人墓葬石棺床图案上，也有胡商图像。这些图像，都为探讨胡商提供了诸多信息。
问：北朝有没有与胡商直接相关的墓葬壁画内容？
答：有的，在北齐、北周墓葬中，已发现多幅与胡商有关的壁画内容，如前文我们提到，太原娄睿墓墓道两壁上层壁画中，各有一幅载物驼队。画面为四人五驼。为首一人，头顶部光秃，鼻肥硕高耸，浓眉环眼，似大食人形象，右手背于身后牵着驼缰，驼首高昂，大步缓行。右后一驼，驮圆鼓大白软包。两驼间，一人高大修长，戴高筒毡帽，高鼻短胡，浓眉深眼，似为波斯人。所牵驼冲天长啸，驮大花软包与垂橐。后一驼引颈扭头面向画外，驮大软包、虎皮垂橐及丝绸，大步紧跟。两驼右侧二人二驼，相随前进{76}。
山东益都石棺床上的“商旅驼运图”和“商谈图”，则是明显的两幅丝路商旅图。前一幅图的画面上部有两只朱雀向左侧展翅飞翔，中央为一仆人牵引一匹骆驼和供主人骑坐的骏马，向右行进。仆人深目高鼻，短发，上穿翻领衫，腰系革带，右佩香囊，左挂短剑，下着紧腿裤，脚穿软底尖头皮鞋。骆驼为单峰，背上有兽面纹的鞍具，驼峰两侧为成卷的织物，织物外悬挂着考究的水囊。后一幅图的画面中央是主人、商人和仆人，主人是汉人汉服，坐于一束腰凳上，面对着商人。商人深目钩鼻，头发卷曲，身着翻领长衫，下穿紧腿裤，脚蹬尖头软底皮鞋，面相肥胖，手捧一物，面露殷勤献媚之色。其后仆人手捧一盘，盘中有物。是一幅难得的贸易商谈画面{77}。
问：我们知道，北朝入华中亚人很多，请问在他们的墓葬中，是否发现有关胡商的图像呢？
答：入华中亚人墓葬中也有胡商图，如出土于中原、后流落日本Miho博物馆的一组描写北齐中亚人生活情景的石棺床图案上，就有胡商驱赶着骆驼的内容。画面是一队骑马的突厥人正在行进，内侧有人赶着强壮的骆驼，骆驼载着一个硕大的圆筒形货架，用绳索紧紧地绑在骆驼背上{78}。安伽墓和史君墓是近年在虞弘墓之后新发现的北周粟特人墓葬，两墓墓主人都与萨宝有关，葬具壁上都雕绘有外来商人的形象，很有代表性。如安伽墓石床榻正面屏风图案第5幅野宴商旅图中，粟特商人与一个突厥人坐在一个毡帐中交谈，外面是一个驼队在等待，反映出粟特商人途经突厥人领地时，拜访突厥首领的场面{79}。
史君墓石堂西壁、北壁和东壁图像中，各有骆驼组成的商队，有的骆驼背负着肥大的囊袋，正在结队行走，有的是驼队卧地休息。如在西壁第三块画面下部是一个由马、骆驼和驴组成的商队。在商队最前方，是两个骑马男子，其中一位腰悬箭囊，后面是两头驮载货物的骆驼。在骆驼右上方，还有两匹马和一头驴驮载着货物并行。另在北壁第一块画面，也反映了商队休息的情形，该画面上部有一帐篷，门帘卷起，帐内盘腿坐一戴冠男子，右手托一酒碗，帐外门口处毡上跪坐一身着翻领窄袖长袍，头戴高顶毡帽的长者，右手握酒杯，正在与帐内饮酒者对饮欢言。旁边有三位侍者。帐篷下方为一个商队，有4个男子和两头载货骆驼、一头载货的驴。观此画面，似是一个商队途经某处，拜会当地部族首领的场面。又如东壁第一块画面，上部为一群神及其崇拜者，下部有一座桥，上有动物正在通过，有三只羊和两头骆驼，骆驼背上驮着高高的货物。此图也与商队有关{80}，由此三幅图，也可窥视当时商队的规模。
问：敦煌壁画是个大宝库，那里有没有关于胡商的壁画内容？
答：敦煌石窟壁画中也有关于胡商的内容。如北周296窟的福田经变图{81}、隋代420窟的“商人遇盗图”{82}和敦煌45窟的“商人遇盗图”{83}，都有胡商内容。如专以三分之一的篇幅绘制的420窟“商人遇盗图”，画面是一群载货骆驼组成的商队整装待发，商主在祈祷，一人在为病驼灌药。行程中，遭遇强盗，一骆驼坠崖而死，货物被抢。官兵及时赶到，抓住强盗，夺回货物交还商人。描绘了官兵保护丝绸之路来往贸易的情形。敦煌45窟是盛唐时代的洞窟，壁画中也有一幅“商人遇盗图”，画面是一群高鼻深目、卷须浓髯、头戴高顶毡帽，身着贯头长衫的胡商和一队满驮着货物的毛驴，在山谷中被一伙持刀的强盗拦劫，卸下几驮货物。商人们惊恐万分，双手合十，请求观音援救。画面正中，有很大的一块题记，其文为：“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赉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做事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说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商人遇盗之事，在丝绸之路上时有发生，如唐玄奘出西域，就遇到过此种事情{84}。
敦煌103石窟盛唐壁画南壁西侧的《法华经变化城喻品》中，有几幅商贾牵着背负货物巨囊的载货大象图{85}，旁边还有骑马或骑驴的人，可见在丝绸之路上，有的商人还用大象来运输货物。
新疆柏孜克里克33号石窟曾出土过一幅胡商壁画，表现的是一个商人图像{86}，画面前是一个驮着货物的卧驼，侧后是一个驮着货物的毛驴；在内侧，是一个头戴飘带帽、浓密胡须的胡装人，双手端一盘，内盛食物。
问：唐代墓葬有关胡商的壁画多不多？具体内容有什么？
答：北方唐代墓葬壁画多见胡商牵驼图。1958年，配合基本建设，山西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金胜村发掘了一批唐代壁画墓，在四号墓壁画中就有牵驼马的内容{87}。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太原金胜村唐墓，壁画中还有类似内容，画面绘一短发深目的胡商，手执一鞭，还牵着一匹马和一头载着货物的骆驼。骆驼的驮架旁，还挂着一个水瓶{88}。西安唐李凤墓壁画也绘一胡商，长袍红靴，腰侧系一锦囊，手牵一头载货的骆驼{89}。陕西泾阳唐代张仲晖墓除出土有深目高鼻浓须的胡俑、骆驼外，在壁画中还绘有三种胡商骆驼图{90}，其一是奔驼图，绘于斜坡墓道西壁石门之前。骆驼的头尾和左后腿的颜色已经剥落。骆驼背负货物，奋蹄疾行。骆驼通身用橘黄绘画，黑色勾边。其二是行驼图，绘于斜坡墓道东壁，整体为行走姿态。赶驼人上身着掩襟式皮毛褂，下身穿紧腿裤，脚蹬皮质尖头靴。其三是卧驼图，绘于斜坡墓道东壁石门之前。骆驼呈卧姿，昂首嘶鸣，牵驼的是一个少数民族形象，头部残。在唐金乡县主墓中，在墓道东壁的壁画中，也有一幅类似的牵驼图{91}。
敦煌佛爷庙湾6座唐代模印砖墓群的甬道与墓室四壁镶嵌着212块模印砖，其中胡商骆驼图有16块{92}。图案分两种，第一种砖9块，图案为，胡商骆驼右行，驼囊长方形，上趴一猴，标本M123：西壁上2，胡商头戴尖顶高帽，隆额高鼻，八字形上髭，尖下颏，身穿及膝袍衫，左手牵驼缰，右手握杖扛于肩上。骆驼驼峰间搭驮架，侧有作十字捆扎的长方形驮囊，架上置一个菱形格的筐篮，篮后趴一回首扬尾的小猴。第二种砖7块，图案为胡商略转身牵驼缓行，标本M123：西壁下2，胡商身着V形领及膝长衫，腰系带，右手执鞭。骆驼驮架上搭十字形捆扎的椭圆形驮囊，上立一小鸟。
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过一块公元7~9世纪的联珠“胡王”锦，锦上有上下对称的图案，为椭圆形联珠花环，内填饰正、倒相对的骆驼、牵驼人和汉字“胡王”。牵驼人深目高鼻，手执长鞭，骆驼似驮载着货物{93}。
胡商图的内容较之胡商俑要复杂，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是对胡商组合俑的补充。
问：胡商图上描述的这些内容史书上有没有记载？
答：通过分析这些胡商图，我们可以看到，胡商经常是驱赶着成群的骆驼、骡马、牛车驮运货物的，这种情形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垂拱元年（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就记载，一个由粟特、吐火罗兴胡、作人、奴婢组成的商队，仆主共有19人之多，商人中年龄最大者60岁，最小者30岁，商队的马、驼、驴有29头之多{94}。
问：所有古代遗存胡商图壁画中，您认为哪一幅最具有代表性？
答：关于中外文化商贸最有意义、最有代表性的壁画，我认为是前文提到过的在敦煌石窟北周296窟的“福田经变图”{95}。该画面以一座桥为中心，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边是几个骑马汉族商人赶着一群驮着货物的毛驴过桥，右边是一个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的外商牵着两匹驮着货物的骆驼准备过桥，在其后，又有一个外商赶着两匹驮着货物的毛驴紧紧相随。这幅图表现的正是丝路贸易途中中外商人相遇的情形，寓含有中外商队进行文化和物质交流的深意，有着特别深刻的内涵，比入华粟特人石葬具上的粟特商人画面更有价值。在这幅图的上方，还有一幅图，也和丝路贸易有关。这幅图表现的像是一个客栈的景象，有一人正在一个食槽边照料三头吃草料的驴，其侧有两人似在给一头卧着的骆驼喂药。在他们前方，还有两人与一头卧驼。说明在丝绸之路沿途，这种客栈不是少数，这是东西方物贸文化交流规模庞大的自然产物，或者说是丝绸之路通畅的附生物。既然有了丝绸之路，路上有许多来回奔波的中外商队，就自然会出现为这些商队旅客提供服务的酒肆、客栈和药店等配套行业。所以我认为这幅壁画比其他有关图像价值更大，内容更丰富，既是当时丝绸之路上中外商人对流的宏观历史写照，又是对依附丝绸之路而生存的众多行业的缩影。缺乏类似的细节，丝绸之路的研究就很难突破。
问：胡商图好像比胡商俑更为复杂，您能否简述胡商俑和胡商图的发展演变过程？
答：胡商俑、牵驼俑和载货陶骆驼的组合以及胡商图，随着时代的推移，有个自身演变兴衰的过程。从时间上看，牵驼俑和载货陶骆驼的组合大规模兴起于北魏定都平城前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北魏墓、大同司马金龙墓和大同师院北魏墓群已出土有胡俑及载货陶骆驼。迁都洛阳后，诸多北魏墓又出土了载筐骆驼和载货卧驼。北齐墓中，又出现了骑驼俑。进入隋唐，胡商俑与载货驼的数量、形式又有增加，如载货驼上骑一只猴，驮袋的形制与种类也呈现出多种多样，反映了隋唐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晚唐以降，随着社会的变化，胡商俑及载货驼在随葬品中越来越少。检核胡商图大量存在时间的上下限，上限是北齐、北周，下限是唐后期，与胡商骆驼俑存在的时间基本相当。到唐晚期，胡商图渐趋减少。但到宋辽时，由于社会上仍有胡商，因此在当时的绘画中，还有反映这一现实的内容。在山西五代和宋代墓葬中，也有胡商图壁画可以为证。
牵驼俑或牵马、牵驴俑的变化也较明显。北魏定都平城前后，只有一种身魁体壮、大腹便便的胡俑。迁都洛阳后，胡俑体型趋向瘦长。东魏、北齐和北周时期，胡俑明显发展为几种类型。这些胡俑，从衣饰观察，大多为粟特人。在娄睿墓壁画胡商图中，还有大食人形象。隋唐时，胡俑中又增加了许多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形象，还有许多不易辨认其族属、国别的胡俑形象，甚至还有黑人俑形象，这种胡俑由简单向复杂多样演变，与社会上胡商由少到多，有中亚商人、西亚商人及东罗马商人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另外，骆驼中有单峰驼和双峰驼两种，也从两种驼的生存活动范围方面反映出胡商至少是来自中亚和西亚。此外，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陶骆驼，身体前倾，重心似在前腿；娄睿墓和斛律彻墓的陶骆驼，身体四平八稳，重心明显匀称分布在四条腿上。
胡商陶驼俑的造型也有个从呆滞到生动、由写实到艺术化的过程。不论是牵驼俑，还是陶骆驼和陶马，早期主要表现的是写实性与象征性，北魏前期的胡俑与陶驼基本上就是如此。从北魏晚期和东魏开始，迈开了由写实到艺术化的步伐。骆驼中出现了卧驼。北齐时，又出现了骑驼俑。发展到隋唐，出现了活灵活现、多彩多姿的骑驼俑与三彩骆驼。这个变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原艺术家和工匠对胡商及其骆驼逐步观察入微、深刻认识，以致胸有成竹地随心创作的过程。因此，隋唐大批精致胡商陶驼俑的涌现，既是艺术创作的结晶，也是社会上胡商广泛长期存在的真实记录。有必要说明，根据现存资料看，西魏、北周的陶骆驼形制变化简单，目前只见立式，未见跪式、卧式和载人骆驼。所以说，隋唐两代风姿多彩的骆驼造型，主要是源于东魏和北齐。
问：胡商俑和胡商图是不是有比较明显的分布范围？
答：从胡商俑及载货陶骆驼随葬品的分布范围看，北朝时期，基本上分布在北方地区，在南朝墓葬中不见。隋唐时期，作为随葬品的胡商俑及载货陶骆驼已见于大江南北的墓葬中，这种分布范围的变化，是社会上胡商活动范围扩大的真实写照。胡商图的分布范围，从北朝到唐代，基本上都在北方地区。
骆驼与丝绸之路
问：一提到丝绸之路和胡商入华贸易，人们就会自然想到骆驼，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称骆驼是“沙漠之舟”？
答：外商入华贸易，货物驮运主要依靠骆驼，不论由中亚入华，还是从遥远的波斯入华，都要穿过茫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西长约1000余公里，南北宽约400多公里，总面积337600平方公里。商队穿越沙漠或者荒原，离不开骆驼，这是由骆驼的生理特性决定的：
一是骆驼的负重量超过牛、马等家畜，越野行走的能力更是牛、马等不可企及，在沙漠中尤其如此。
二是骆驼能采食其他家畜不喜采食或不能利用的粗糙、带刺而又异味浓烈的植物。它的颈部灵活，既可采食2米高的枝叶，又可啃食贴着地面的小草。牙齿坚硬，咬肌发达，能大量采食粗硬的灌木。
三是它在苛刻气候条件下，可以持续一周以上不饮不食，因为骆驼是反刍动物，瘤胃有较强的粗纤维消化能力。驼峰还是沉积脂肪的仓库，当食物充裕时保存脂肪，当食物不足时来供应机体需要。
四是骆驼是沙漠的产物，在其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适应风沙的体质。骆驼耳小平贴，耳毛丛生，风沙不易进入。鼻孔大而斜开，启闭自如，短毛很多，有小管通出于唇沟，这样既不妨碍呼吸，还可过滤风沙。
五是骆驼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中可以增加或降低自身体温，以适应环境昼夜气温相差悬殊的变化。
六是老驼有寻觅泉水、预知沙暴、避免受害的特性，美国学者谢弗曾在《撒马尔汗的金桃》一书中写道：“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他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区边疆地区，最后一直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这些道路之所以能够通行，完全是靠了巴科特利亚骆驼的特殊长处，这种骆驼不仅可以嗅出地下的泉水，而且还能够预告致命的沙漠：‘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致危毙。’”{96}
广袤无边的沙漠，又称为沙海或者瀚海，沙浪翻滚，起伏无常，一望无际，犹如海面。故塔克拉玛干沙漠俗称为“死亡之海”。骆驼有前述特点，是最易于在沙漠上行走运输的动物，所以被誉为“沙漠之舟”。研究陆地丝绸之路的贸易，不能不了解骆驼体质的特性。
问：您能否谈谈考古材料中骆驼的渊源和类别？
答：骆驼的形象在汉代的考古资料中已有不少，西汉和东汉的陶骆驼散见于各地，河南南阳画像砖上有彩绘骆驼，北方出土过骆驼形状牌饰，四川新都东汉晚期画像砖上也有彩绘骆驼。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出土的西汉和平三年（公元前26年）的两件胡傅温酒樽的腹部上层图案中，就有双峰驼的形象。这一时期的骆驼特点是仅有骆驼本身的形象，不附带其他装饰，如鞍辔和货架等。
在我国古代文物中，常见的是双峰骆驼的形象，单峰驼形象比例很少。这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单峰骆驼主要分布于热带沙漠；双峰骆驼绒毛发达，不惧寒风冰雪，主要分布在阿富汗、新疆柴达木盆地、甘肃和内蒙古等地。
北朝墓葬出土的陶骆驼与壁画中所见骆驼，可以说是各色各样。除单峰骆驼与双峰骆驼的区别外，仅双峰骆驼中，还有许多差异，有的毛长，有的毛短，有的颈上毛长，有的颈下毛长，有的还把毛修剪得很整齐。双峰骆驼有几个品种，这些形态不一的骆驼，有的是缘于品种上的差别，有的则可能是主人故意修剪出标志或有意加以装饰，以便于在驼群中识别。
依载物骆驼与胡俑分离作为分类标准，骆驼种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牵驼俑与载物骆驼、牵马俑与载物马或驴的组合，即在同一墓葬中，有胡俑和背负囊袋的陶骆驼。俑与骆驼、马、驴是分离的两个个体，但两个个体明显是互为依存的组合；第二类是商人直接骑在载物骆驼上的形象，更明显地反映了外商远渡大漠、往返贸易的情景。
第一类组合出现时间较早，据现在掌握的资料，这种组合始于北魏定都平城时期，初期形象只有牵驼胡人俑与不载物骆驼，如在内蒙古北魏墓、大同司马金龙墓与雁北师院北魏墓群都有这样的组合，都是牵驼俑与一头骆驼的组合，骆驼背上不见任何负载物。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逐渐出现了牵驼俑与陶制载物骆驼的组合。如洛阳北魏元邵墓{97}、元乂墓{98}、元睿墓{99}、侯掌墓{100}、河南偃师北魏墓群{101}、洛阳纱厂北魏墓等墓{102}中，均出土了胡人俑以及载物骆驼为代表的外商组合随葬品。
卧式陶驼首见于大同北魏太和元年的宋绍祖墓，可惜那个陶驼破坏严重，仅残存前半个，双腿弯曲，可以明显看出是卧姿{103}。从东魏起，随葬品中的卧式骆驼逐渐增多，造型也格外生动，有的特意加上彩绘。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卧驼，背负帐具、丝绢和束丝，旁挂酒瓶、大雁及兽腿。驼后腿站立，前左腿跪地，前右腿蹬地，首微昂，作旅途中歇息状。前人云：“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此乃有丰富生活经验的陶塑匠师着意塑造的良驼形象{104}。这种卧式骆驼按分类标准也是属于第一类型；另在吴桥北朝墓{105}、赞皇东魏李希宗墓{106}、磁县陈村墓{107}等几座东魏墓和河北湾漳大墓{108}、太原张肃俗墓{109}、娄睿墓{110}、
贺娄悦墓{111}、安阳范粹墓{112}、磁县高润墓{113}、元良墓{114}、济南市东八里洼壁画墓{115}等北齐墓中，也有象征胡商的牵驼人和载货陶驼的组合俑，都属于第一种类型。
第二类组合出现于北齐时期，在太原北齐韩祖念墓中，首次出土了骑驼俑和载货骆驼合在一起的造型{116}。这个造型使人与陶驼合二为一，更生动、具体地表现了外商在漫漫旅途中的情形，也使我们知道了北朝外商骆驼载货载人的具体型态。虽说这种特殊随葬品的出现远远落后于现实，滞后性特点很明显，然而从艺术表现来说，不能不说是随葬品陶驼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变化，其意义不可低估。到了隋唐，骑驼俑造型更为生动，载人载货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以上两种类型，不论第一类组合中的单个载货骆驼，或是第二类组合中有骑者的载货骆驼，实际上都是外来商队的缩影，反映的都是外商或者商队入华经商的历史情况。
另外，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菲利尔美术馆、堪莎斯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和欧洲许多博物馆，都藏有立式的、卧式的、载货的{117}、载人的、彩陶的、三彩的等多种骆驼，其中许多造型在中国国内都没有见过，多数是令人叫绝的艺术精品。这些骆驼，或大或小、或素或彩，都以出现之频、数量之众，间接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即由丝绸之路而来的外商在中原活动范围极广，贸易十分兴盛，使学界加深了对北朝社会开放程度的了解。
问：您刚才给我们讲述了“沙漠之舟”骆驼以及考古出土的骆驼形象及类型，大家还想知道骆驼有哪些运送货物的形式？
答：胡商用来载货的运输工具主要有骆驼、马、驴等，其驮货的形式至少有五种以上：一是直接在背上驮一袋，如西安北周王德衡墓、河北吴桥东魏墓、扬州唐代墓葬出土的陶骆驼与陶马所载囊袋之形式；二是在背上两侧各加一筐，内装货物，如洛阳纱厂北魏墓葬出土的背上负有两筐的立驼；三是在驼背两侧搭一个两排木条或窄木板组成的驮架，架上再装货物，如东魏茹茹公主墓、太原北齐娄睿墓、张肃俗墓、洛阳唐墓等出土的陶骆驼，这是最普遍的一种载货形式；四是在驼背两侧搭一副软帘或毛毡，上面再横搭长囊，如太原北齐韩祖念墓、隋代斛律彻墓等出土的陶骆驼；五是在背上装一个圆筒形竖囊架，内置货物，如日本Miho博物馆藏北齐石棺床图案上所见胡商图、太原唐墓壁画所见胡商图、敦煌佛爷庙湾6座唐代模印砖墓中所见胡商图等。驮载方式不同，恐与货物种类不同有关，但也许与不同民族的不同运输方式有关。
在出土的墓葬资料中，从东魏起，骆驼、马、驴驮载的货物种类主要有束丝、绢帛、毛皮等，对于骆驼所载各种货物的比例，虽然没有做过精确的数量统计，但就所见资料大致来看，束丝、丝绸、绢帛等纺织品，无疑是胡商俑组合与胡商图中最常见的货物，所占比例也最大，如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陶骆驼，北齐娄睿墓壁画商队图和出土的陶骆驼，背上都有一束束的丝、绸、绢、帛。
由大多数骆驼载有丝绸分析，丝绸无疑是当时最大宗商品，为此将东西方商贸之路定名为丝绸之路，确是名副其实的。
问：刚才我注意到，您说骆驼背上驮着一束束的丝，我有点疑惑，这些贩运丝绸的外国商队，他们为什么不全部购买成丝织品，而也采购一部分丝束呢？他们有什么目的？
答：据初步分析，外商购买丝束等半成品的目的，一是当时的中亚地区，尚不知蚕丝生产工艺，蚕种及缫丝工艺是经济机密，对外严格保密并且严禁出口。二是中原王朝对丝束半成品的出口似乎不加限制或者说管理较松懈，使得这些半成品可以成批地被贩运到西域。三是中国生产的现成丝织品，尽管质地优良，但纹饰图案与国外民族的喜好趋向不尽相同，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外商贩运丝束等半成品回去，配上当地民族喜好的图案纹饰，再加工成丝织品，无疑可以从质地、花色两方面都受到人们欢迎，从而得到比直接贩运成品丝织品更大的利润。
问：您知道这些丝织品运往何处吗？
答：联系从事丝织品再加工的具体地点看，当时世界能从事纺织业的国家很多，但西域诸国多数精于毛纺织业，只有少数也精于丝织品的制造，如高昌和于阗，就是著名的丝织品生产地。该地丝织品生产出来后，有的供应波斯等地，有的又返销中原。我们在新疆或敦煌文书中看到的波斯锦，有的就是来自西域这些地方。
问：这就有意思了，那如何区别骆驼所载货物是代表外商入华还是离华的情景？
答：问的好，在北朝达官贵人的墓葬中，之所以出现象征外商的载货骆驼，主要是反映外商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那些贵族希望在冥世中，也有许多外商供给他们精美的异域商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遵循此逻辑，墓葬中出现的骆驼，所载货物品种，应该是来自外域，不应该是来自当地。
可事实偏偏是，在许多官僚墓葬中出土的陶制骆驼，所载货物非常醒目，是产于当地的丝织品。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载有丝卷、锦帛、毛皮等的骆驼，严格地说，不是外商入华时的情景写照，恰恰相反，是外商离华时的情景写照。道理很简单，外商入华，带的货物不是丝绸，虽说也有波斯锦等纺织品，但那不是主要货物，主要货物是毛织品或香料等。外商离华时，带走的商品则主要是丝绸，而且数量很大。
说到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外商未入华时骆驼载货的情景。以前这方面的直接资料很少，只有敦煌石窟北周296窟的“福田经变图”{118}，反映的是丝路贸易途中中外商人相遇的情形。这幅画中的载货驼马图可以认定反映的是外商入华时的情景。其他几幅敦煌壁画中的胡商图，也勉强可视为外商入华时的情景。除此而外，其他材料就很少了。现在，由于几个北朝粟特人石葬具的发现，有关资料猛然增多，既丰富又可靠，与往日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如日本Miho博物馆北齐石床榻图案、西安北周安伽墓石床榻图案及史君墓石堂装饰图案，均有反映外商入华前驼队载货的情景。可贵的是，从这些图案可以发现，骆驼背上只有囊袋或筐篓，看不到任何丝绢布帛。这就可以证明，在外商未入华前，骆驼所载货物，不见以丝帛之类作为标志的。
根据出土外来器物和文书以及有关文献记载，外商入华时所携带的商品主要有：金银器皿、宝石、香料、奴隶、毛纺织品、药材、驼马等，最受达官贵人欢迎，也最有利润的，大概是前四项物品。这四项物品中，金银器皿、宝石、香料等物品是不敢暴露在明处的，它们只能被藏在囊袋内或者更隐蔽更安全之处。另外就前面几幅敦煌壁画和入华粟特人的石葬具图像看，所见外商载货形式全是囊袋或筐箩之类。根据这个情况，可以初步推断：那些不见丝绸布帛、仅有囊袋的载货骆驼，应当是外商入华的象征；相反，那些满载丝卷和丝帛的陶驼，应是外商离华返归的象征。同时，那些驼载形式不同的陶驼，便是具体体现该时期文化互动关系的标志物；那些来回奔波的商人，便是各地文化信息的传播者。
唐代诗人张籍在《凉州词三首》之一中写道：“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119}。该诗中的最后一句，应该是描述外商离华时的情景。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骆驼背负丝卷和丝绸的载货形式，反映的是外商离华时的情景，可是也不能排除它是经过艺术创造的产物。外商在中国大肆收购丝绸织品的情景，落入艺术家眼中，艺术家就将此作为原型，创造出特殊的深受达官贵人欢迎的随葬品。其中难免会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是出入不会太大，至少反映了外商对中国丝织品青睐有加的情况，还间接反映了外商与中国上层社会的密切关系。
问：外商带到中土的货物，在中原有没有留下记载？
答：有的，比如说外商入华带来许多中国稀缺的药材和治疗方法，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些医学专著，如在《隋书.经籍志三》中，就记载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萝仙人方》三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西域名医所集药方》四卷（本十二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等，另外如《香方》一卷、《杂香方》五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等{120}，也和西域传入的香料等物品有关。
问：我们刚刚讨论了外商入华、离华的区别，外商在长途跋涉中一般带些什么物品？
答：骆驼、马、驴的驮载物除丝绸等货物外，还往往有水壶、毡帐、大雁、猴子、肉条、野兔等，此类物品不是商品，是外商的旅途生活用品。有一种骆驼所载的用木条制成的驮架，在夜晚住宿时，还能被用来搭撑简易毡帐。我们在呼伦贝尔草原考察时，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用几跟棍即可搭起一个尖顶形临时小皮帐，可供一两人使用。盛装货物的长形囊袋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演变，囊袋顶端中部至少有开口与不开口两种形式。囊袋的两端也有时代特征，北魏、东魏、北周和北齐的大多数驮囊两端，有束口与齐头两种形式，装饰也较简朴实用，北齐驮囊上出现虎皮纹等纹饰。北齐韩祖念墓中驮囊和山东益都石室胡商图驮囊上，始见兽首图案，隋唐时，装饰性很高的兽首图案囊袋已很普遍。据姜伯勤先生研究，这种兽首代表祆神，与胡商的信仰有关{121}，使学界对胡商的信仰崇拜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问：您刚才说外商旅行中还带大雁，这有什么特别的寓意或用途吗？
答：大雁可能既有实用价值，又有一些寓意吧。我们知道，大雁，学名为豆雁，是典型的冬候鸟，飞行时以十余只至数十只为一组，排列成整齐的“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队列，交替变换队形，边飞边叫，缓缓前行。外商携带这种大雁，似有三种意义：
第一，大雁从生物特性来说，是一种冬南夏北的候鸟，每年一度的南北飞行，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和外商商队的长途贩运颇有相似之处，商队骆驼上载有大雁，似有暗祈驼队平安，像大雁一样来回飞渡大漠之意。
第二，大雁一年一度的南来北往，都是成群结队，少则数十只，多则数百只，这和商队的数量也是大致相当，雁群是最有团队精神的飞禽，飞行中或休息时，都有严格的次序，这种精神也是商队在长途跋涉中不可缺少的。
第三，商队行进在茫茫大漠中，经常有找不到水源与食物的危险，而大雁每年飞来飞去，对来往路线和沿途的水池、湖泊比人更为熟悉。生物学家早已经知道，大雁“迁徙时所取的途径，并非偶然，都是年年固定不变的”{122}。商队在遇到缺水危险时，如能发现大雁起落的栖息之地，对于寻找水源、解脱困境无疑是最大的帮助。
问：想不到大雁还有这么多的寓意和用途呢，那货架上常见的猴子又是什么缘故？
答：我以为，猴子的出现，恐与以下几种原因有关，一是猴子异常机警，善解人意，易于驯服。驯服后的猴子，可以在商队的长途跋涉中，帮助解决许多问题，如夜间放哨，采摘食物，解忧逗乐等；二是有一种猴子，可以预知食物中是否有毒。如在《黄金草原》中记载，产于黑海附近的这种猴子被饲养在多国宫廷中，职责就是替皇帝检查食物。中国也不例外，该书记载“因为这种动物具有一种能区别出在菜肴和饮料中是否有毒的特殊本领，他们于是便先把杯盘递到它们面前，让它们嗅之，然后再抛给它们一小块，如果吃了，国王也就毫不害怕地吃起御膳；但如果它们将之抛开，这种拒绝态度就清楚地说明食物内有毒药，国王便提高警惕。中国、印度和大部分国王也都利用猴子从事同样的服务。我们与下文不远处就会看到，那些前来会见迈赫迪的中国使节们告诉他猴子在其国王用膳时是何等地有益。”{123}如果商队带的是这种猴子，既可以保证途中食物的安全性，也可以作为高级贡品献给皇帝、王公或者作为商品卖给官僚、富翁。
问：大雁和猴子都有这么大的用途，那骆驼驮架上挂着的鱼又表示什么意思？
答：这个问题的确令人困惑，在一些骆驼驮架上挂有一条大鱼，这与穿越沙漠长途贩运的外商生活不相符合，驼上之鱼，我想虽不能完全排斥是食物，但更有可能是某种表示吉祥的象征与心愿。因为唐代民间有以鱼为吉祥物的风俗，双鱼结的形式在墓葬中也出现了，反映了鱼与吉祥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目前尚不明白，还需要新的证据。
胡商文书
问：我们讨论了这么多有意思的话题，那除了胡商俑、胡商图，还有些什么考古出土材料跟外商有关？
答：20世纪，北魏、唐代关于胡商的文书碑志也出土不少，反映了许多史书不载的事情，对研究各时期胡商的活动也极重要。不少中外学者都曾利用大量的敦煌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以及其他有关胡商的出土文书，对胡商的活动作过或多或少的研究。在各种文书中，有不少关于胡商的内容，如：吐鲁番阿斯塔那221号墓出土的《唐贞观廿二年（648年）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
贞观廿二 庭州人米巡职辞：
米巡职年叁拾，奴哥多弥施年拾伍，婢娑匐年拾贰，驼壹头黄铁勤敦捌岁，羊拾伍口。州司：巡职今将上件奴婢驼等，望于西州市易，恐所在烽塞，不练来由，请乞公验，请裁，谨辞。
巡职庭州根民，任往西州市易，所在烽塞勘放。
怀信白。廿一日{124}。
由此文书可见，这是一条验事记录，类似于现代的公文介绍，记录了来自九姓胡的米巡职欲往西州交易的事情。说明胡商在中国境内交易，途经各处，所到之地，均要报请官府批准。《唐垂拱元年（685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也记述了粟特和吐火罗商人申请过境到某地交易之事{125}。与此有关的文书还有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年（732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染勿等保石染典往伊州市易辩辞》、《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石染典买马契》等，记载了来自九姓胡的石染典在各地贸易，申请过境买卖之事，保人中还有“兴胡罗世那，年三十；兴胡安达汉，年三十五”{126}。兴胡即商胡。这些文书表明，当时商人前往各地贸易，并非想去就去，得办严格的手续，还得有其他商人做保。对于往来交易的商人，中国政府是欢迎和提供保护的。如敦煌隋代石窟“商人遇盗图”所示，商人遭劫，官兵就帮助商人追杀强盗，夺回货物，极力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安全{127}。
问：当时对于较大交易，是否也有契约？
答：胡商交易时，遇有较大的买卖，都要立下契约，并请保人作保。如前引《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石染典买马契》：
马一匹骝墩六岁
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西州百姓石染典，交用大练拾捌匹，今于西州市，买康思礼边上件马。其马及练，即日各交相分付了。如后有人寒盗识认者，一仰主、保知当，不管买人之事。恐人无信，故立私契。两共和可，画指为记。
练主
马主别将康思礼，年四十四。
保人兴胡罗世那，年四十。
保人兴胡安达汉，年四十五
保人西州百姓石早寒，年五十
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唐咸亨四年（673年）西州前庭府杜队正买驼契》：
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州前庭府队正
交用练拾肆疋，于康国兴生胡康乌破
买取黄敦驼壹头，年十岁，其及练
交想（相）付了。若驼有人寒盗
者，一仰本主及保信酬当，杜悉不知。叁日
不食水草，得还本主。待保未集，日立
私契，保人集，别市契。两和立契，获指（为）验。
驼主康乌破延
买驼人杜
保人都护人敦
保人同乡人康莫遮
知见人张轨端
又如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荣卖婢市券抄件》：
……
开元拾玖年贰月 日，得兴胡米禄山辞，今将婢失满儿年拾壹，于西州市出卖与京兆府金城县人唐荣，得练肆拾疋。其婢及练，即日分付了，请给买人市券者。准状勘责，问口承贱不虚。又责得保人石曹主等五人款，保不是寒良玄诱等色者，勘责状同，依给买人市券。
练主用西州都督府印
婢主兴胡米禄山
婢 失满儿年拾贰
保人 高昌县石曹主年四十六
保人 同县曹娑堪年四十八
保人 同县康薄鼻年五十五同元
保人 寄住康萨登年五十九
保人 高昌县罗易没年五十九
史丞上柱国玄亮券
史竹无冬{128}
以上都是契约文书，我们通过这些文书，可以了解当时交易的商品内容和交易形式。
胡商规模及其他问题
问：您说过入华胡商数量庞大，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说说胡商的规模？
答：入华胡商数量庞大，成群结队，这点在出土文书中也得到了证实。姜伯勤先生据哈尔玛达（J.Harmatta）重译的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以西汉代烽火台所发现的粟特文书信A52号书简，对简中提及的商人进行了统计，发现粟特人商队以姑威（今甘肃武威）为集结地，前往洛阳、金城、敦煌各地，其商队在一处驻有100名粟特人，另一城驻有42人，其卖出货物为大麻织品、毛毡等，其购入品为丝绸、麝香等，其通货为银钱。从前述粟特人纳锡安自敦煌离开中国国境旋又返回，说明他们是来往于中国内外未著籍的粟特商胡{129}。近年，美国学者安妮特.L.朱丽安娜和朱迪思.A.茉莉重新全文翻译了这封信，再次明确，早在公元313年，粟特商队已经渗入洛阳等地，开展较大规模的贸易{130}。
入华商人长途跋涉，经历许多国家与难关险阻，不免沿途遭遇拦路抢劫的强盗，因此单身或人数少了都不行，据史书反映的情况看，国际商队一般达到几十人至数百人的规模。
《晋书.刘隗传》记载：刘隗子刘畴，“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由此“贾胡百数”可见，即使进入中国后，外商也是成群结队地在流动。
《周书》卷50《异域下.吐谷浑》：“大统中，夸吕再遣使献马及羊牛等。然犹寇抄不止，缘边多被其害。魏废帝二年，太祖勒大兵至姑臧，夸吕震惧，遣使贡方物。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拨、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
佛经中提到商人，或经商，或寻宝，常用“五百”之数，说明中亚商人的确有成群结队外出经商的传统。其中，入华商人以粟特、波斯、大食的为多，粟特商人居多，姜伯勤、荣新江二先生已作过较详细的研究，可资参考{131}。唐肃宗时期，田神功兵掠扬州，大食、波斯胡贾死者数千人{132}，亦可为证。
在商队内部，有大家公认服从的首领与规矩。商队的首领，称为“萨薄”，这是一个起源于印度的名称。在丝绸之路沿途石窟壁画中，就有萨薄率领商队克危解难的内容。
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第8窟、17窟、38窟、114窟、184窟等石窟壁画中，均有许多表现萨薄与商人的内容{133}，最著名、最普遍的应是萨薄商主燃臂引路、马壁龙王救诸商人渡海和萨薄商主救商人出海的故事，这些甚至在一窟中反复出现。马壁龙王救商人渡海的故事说，五百商人入海求宝，龙欲害之。“复有一龙王名曰马壁，是大菩萨以本愿故生龙中，起慈悲心，救诸商人令得安稳过与大海。”{134}画面是商人赶着满载货物的骆驼与牛平安通过，故事出自佛经《经律异相》卷24。
萨薄商主燃臂引路的故事是讲，五百商人行路于山谷间，黑暗迷途。“是时萨薄，即以白毡自缠两臂，灌油燃之，然用当炬。将诸商人，经于七日乃越此暗谷。时诸贾客感戴其德”。故事出自佛教《贤愚经》卷6第二十八品。故事的画面是，萨薄燃臂当炬，旁有商人，身后有载货的骆驼、或驴或马或牛等随行。
通过这些佛经壁画中萨薄与商人的故事，也可见到中亚商人结伙经商的情形。
问：入华胡商贸易，收不收交易税，有没有管理机构？
答：对于入华胡商，政府依其交易比例征收一定的税额，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这种税为“称价钱”和“藏钱”，这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内的《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与《高昌条列出藏钱文数残奏》等文书中俱有记录{135}。入华胡商的管理机构很多，沿途各级官府都管，但萨宝府也无疑是主管机构之一。萨宝府与胡商的关系，目前还说不上是完全清楚，然而由萨宝来源于商队首领{136}，萨宝府又主管入华胡人事务来看，不可能不管理入华胡商。姜伯勤先生考证认为，“北朝隋唐萨宝制的近源是西胡系，即伊兰、粟特系队商制。”{137}另外，有的碑上也记载了胡商与萨宝府的关系，如《惠郁造像》：“萨甫下司录商人何永康……”{138}萨甫即萨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胡商与萨宝府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有趣的是，姜伯勤先生通过一批墓志研究归纳北朝凉州以东萨宝的特点，涉及到萨宝的分布情况，竟然与胡商俑及载货驼马的分布范围相近。他指出：“本时期萨宝多分布在凉州、张掖、酒泉、并州、邺、雍州及洛阳，说明这些地区是粟特队商聚落布点所在。”{139}这个结论，与我们前面考察商胡俑及载货驼在北朝时期的分布范围相差不多，可以互证。
近年来，在国内许多入华中亚人墓志上，也发现墓主人生前担任萨保（萨宝）的记载。如近年发现的安伽墓、史君墓、虞弘墓，均明确记载墓主人是安国人、史国人和鱼国人，分别葬于北周和隋代，还有准确纪年，而且前两位生前均担任过“萨保”，后者在北周时一度“检校萨保府”。
据荣新江先生研究，墓志上的萨保与前面提到佛经中的萨薄不同，“是严格分开来的”，萨薄是商队首领，萨保是管理在华中亚人的聚落首领或者大首领，然而两者有一定渊源关系，萨保是由萨薄演变而来的{140}。但是在西域可能不同，如高昌国，专门设有“萨薄”一职，如在《高昌永平二年（550年）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为知祀人名及谴罚事》文书中，排列了许多官名和人名，如“谏议乾茂、参军忠穆、明威世和、主簿处顺……虎牙孝恕、萨薄、虎牙孟义……”{141}这个“萨薄”，明显是个官员，好像不仅掌管商业，可能与内地的“萨保”一样，也管理其他事务。
问：入华胡商交易，双方使用货币，还是以货易货？
答：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根据资料看，入华胡商带来大量金银币，近几十年来，以夏鼐先生为首，不少学者对此作了收集和研究，成就喜人。但是近年来又有许多新发现，山西省就发现了几十枚，有金币，也有银币，增添了胡商贸易存在以货易货和使用金银币两种方式的新证据。但是，就现在陆上丝绸之路已发现的波斯银币的范围看，与所见唐以前胡商组合俑的分布范围几乎相当{142}，再加上与萨宝的分布范围也相近，所以有理由说，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据出土文书看，在今新疆自治区，北朝、隋唐时期的交易方式除以物易物外，还广泛使用着金银，金银的单位有斤、两、贯、文几种，如前述阿斯塔那514号墓所出《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等文书及新出吐鲁番阿斯塔那386号墓《高昌延和十八年（619年）张师儿随葬衣物疏》、《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张师儿妻王氏随葬衣物疏》、阿斯塔那388号墓所出《高昌付张团儿等银钱帐》等都有记载{143}。
问：在北朝、隋唐时期，通往中原的丝绸之路有几条？
答：西域商人入华主要是通过西北的丝绸之路，具体路线历代不同，有二道说、三道说、四道说等。《隋书》卷67《裴矩传》记载：北朝时期，从敦煌向外的丝绸之路有三条，“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问：北朝是丝绸之路繁盛的开端，请问，作为北魏都城的平城与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
答：北魏建国后，随着骑马民族饮马黄河，定都平城，统一北方，中原与中亚丝绸之路上民族的障碍和关市的限制基本被去掉，更多的粟特人涌向平城，然后又由平城进入中原，分赴各地贸易。在这个时期，毫无疑问，平城事实上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
问：您用丰富的考古资料给我们讲述了胡商入华后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踪，那这些胡商入华一般选择在什么时间或季节？
答：北朝外商入华，不是一年四季都来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下，直接受到气候和季节的影响。据文献记载：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四年四月，“享东庙，远番助祭者数百国”{144}；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年间，柔然、车师、焉耆、鄯善、粟特等国来朝觐。五月，“遣使者二十余辈使西域”{145}；同年“八月丙戌，行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贡”{146}。《魏书》卷6《显祖献文帝弘纪》：“九月壬子，高丽、于阗、普岚、粟特国各遣使朝献。”从以上记载来看，使臣入华时间，多在春季或秋季。外商来往时间，当与使臣来往的时间相差无几，同样受气候与季节制约，在正常情况下，也是秋季至春季，而春秋二季最多。
问：为什么会是秋季或春季最多？
答：之所以如此，是中亚与东亚交接地带的骆驼，在沙漠中，耐旱不耐热，酷暑高温，骆驼极难长途跋涉。因此史书有关记载，多为三季资料，夏季较少，如《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浚纪》：“三年春正月壬戌，畋于崞山。戊辰，还宫。粟特、于阗国各遣使朝贡”；《魏书》卷7上《高祖孝文帝纪》：“四年春正月丁丑，侍中、太尉、陇西王源贺以病辞位。辛巳，粟特国遣使朝献”。又如《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石染典买马契》，时间是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五日。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唐咸亨四年（673年）西州前庭府杜队正买驼契》，时间是咸亨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又如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唐荣卖婢市券抄件》，记载的时间是“开元拾玖年贰月”。从数量统计看，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外商活跃的季节，主要当是春、冬、秋三季，夏季的较少，尽量避免在夏季穿越大漠。这也适合自然界情况和商人自身安全的要求。
在唐代诗词中也有关于外商出入的内容，可供参考，如从白居易《阴山道——疾贪虏也》诗中的“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之句看，马队一过，纤草全无，此时可能正是春天。再如唐代诗人张籍在《凉州词三首》之一中写道：“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从此句看，有高空中飞行的大雁，又是“芦笋初生”的季节，描写的正是边塞春季景象。我们从出土陶骆驼和外商俑的装饰来看，大多是夹衣大氅或者窄袖长袍，似乎也是表示春秋季节的较多。
问：原来是这样的，再问一个问题，外商入华的数量每年是不是大致相等？
答：北朝入华外商数量及其贸易活动，不是年年均等，或直线上升，而是时多时少。不过也有一定规律，这个规律与社会环境的安定与否有关。尽管政府希望外商入华贸易规模逐年扩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纵观史籍，外商入华贸易在几个时期内规模较大，一是北魏定都平城时期，自太武帝拓跋焘平西凉、派董琬使西域至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个时期北朝入华外商规模明显呈上升扩大的态势，史书中屡见外商或使节入华的记载。
二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神龟、正光之际，在北魏孝明帝至北魏后期，正如《洛阳伽蓝记》所载，这时的规模最大，是“自葱岭已西，至於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147}。北魏河阴之变后，入华外商数量锐减。
三是北齐、北周初期。据《北史.皇后穆氏传》：北齐遣商胡为皇后造七宝车。北周外商的活动更为频繁，《周书.异域传上》：“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德刑具举，声名遐洎。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148}
四是隋初，也是外商入华规模较大的时期。如《隋书.食货》：“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149}
北朝外商入华的规模与频繁的程度，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一个便是丝绸之路的安全情况，一个是北朝境内的政局安定与社会治安。前者与中亚整个地区的环境安定有关系，涉及到吐谷浑、波斯、粟特、柔然、突厥诸国，诸国争夺激烈时，丝绸之路便没有安全可言，商队自然减少。后者与北朝内部的政局稳定和有关政策直接相关，北朝200余年间，出现过几次大的打击外商的事件，前期如《魏书.卢水胡沮渠蒙逊传》记载，太武帝太延五年未平凉州前，河西王沮渠牧犍自恃势大路远，对北魏阳奉阴违，“切税商胡，以断行旅”，成为太武帝拓拔焘平定凉州的罪名之一。反映出沮渠牧犍占据河西要道，不仅向外商征收重税，而且故意阻止外商前往平城贸易，引起平城贵族的愤怒。
后期北朝内部战争也妨碍正常的外商入华贸易，尤其东、西魏对峙，北齐与北周争雄，出于切断对方经济来源的考虑，对到对方境内贸易的外商，有的是苛查，有的是刁难，甚至有时截道杀人夺财。北周的军队就劫夺过赴北齐的外商货物钱财。《北史.吐谷浑传》记载：外商的商队途径北周境内时，受到北周军队的袭击。“获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150}。如此劫夺外商的钱财货物，一是贪财，二是为了切断外商与北齐的交往。外商受到这样的打击，消息传出，自然不敢轻易前来，导致入华外商数量减少。所以到隋代时，裴矩不得不“啖之以利，劝令入朝”。
此外，也有少数地方军政大员为贪巨财，以暴行劫夺外商财货，如元遢任凉州刺史时，贪暴无极，大肆屠杀胡商，将胡商所有财物归为己有{151}，这种暴行一旦传开，短期内再无外商敢在附近出现。
所以说，胡商入华也受到当时丝路安全和政局稳定与否的影响。
问：感谢您让我们享受了这么一场关于胡商的文化大餐，您能不能在最后为大家总结一下？
答：谈不到总结，只想说，考古资料都是具体直观的资料，每一件只能体现北朝、唐代外商贸易活动、生活中的一个点或者一个侧面，反映不了宏观的场面或背景。但是有关外商的形貌、衣饰、驮载工具、货物种类等，均是史书记载的弱项，史书或无记载，或语焉不详。如果我们能把考古资料中反映外商活动、生活中的点或者小侧面按照内在联系渐渐拼凑起来，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那我们对北朝、唐代外商各层面的认识也就会越来越清楚。这是一项长期性的研究工作，即使现在还达不到这个目标，将来随着认识深化、研究方法进步与新资料的不断出现，终究会逐渐接近此目标。
参考文献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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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辛明伟、李振奇：《河北清河丘家那唐墓》，《文物》1990年第7期。
{5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县博物馆：《河北平山县西岳村隋唐崔氏墓》，《考古》2001年第2期。
{56} 沈振中、吴连城：《太原市南郊金胜村发现唐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5期。
{57}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年第2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
{58}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考古》1965年第8期。
{59} 杨富斗：《山西唐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60} 王进先：《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孥墓》，《文物》1987年第8期。
{61}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唐代冯廓墓》，《文物》1989年第6期。
{62} 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县宋家庄唐代范澄夫妇墓》，《文物》1989年第6期。
{6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阳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8期。
{6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宁朝阳北朝及唐代墓葬》，《文物》1983年第3期。
{65} 黎大祥：《武威青嘴喇嘛湾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陇右文博》1976年第1期。
{66} 徐州市博物馆：《江苏徐州市花马庄唐墓》，《考古》1997年3期；扬州博物馆：《扬州发现两座隋唐墓》，《文物》1973年第5期；李万、张亚：《扬州出土一批唐代彩绘俑》，《文物》1979年第4期。《武汉市东湖岳家咀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9期。
{67} 洛阳博物馆：《洛阳关林59号唐墓》，《考古》1972年第3期。
{68} 该展品在展柜内，无法测量高度。
{69}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考古》1965年第8期。
{70} 山西长治博物馆：《长治唐代王惠墓清理简报》，《文物》2003年第8期。
{71} 该墓材料还未发表，该俑现藏县博物馆。
{7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辽阳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理》，《考古》2001年第8期。
{73} 西安市文物园林管理局：《西安东郊红旗电机厂唐墓》，《文物》1992年第9期。
{74} 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75} 《通典》卷108《礼典六十八.杂制.明器注》：“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四神、驼、马及人不得尺，余音乐卤薄不过七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1页。
{7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77} 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
{78} J. J.Lally & Co .Oriental Art“Chinese Archaic Bronzes ，Sculpture And Works Of Art”，New York 1992。
{7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2~33页。
{80} 杨军凯：《入华粟特聚落首领墓葬的新发现——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堂图像初探》，见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7~27页，另见该书图板第60-61页。
{81}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平凡社，1987年，图189。
{82}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
{83}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133。
{84} 慧立本释、彦悰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226页。
{85}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平凡社，1987年，图153。
{86} 田边胜美：《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ァジァ》，时事通讯社，2001年，第298页。
{87}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
{88} 山西省考古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89} 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风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岭南美术出版社，1955年，第70页。
{9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泾阳县文管会：《唐张仲晖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
{91}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唐金乡县主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3-24页。
{92}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砖墓》，《文物》2002年第1期。
{93} 穆舜英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286页。
{94} 唐长儒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346页；参看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149页；《佛祖历代通载》卷第十一：“七年。三藏法师玄奘。游天竺求法。……奘与胡商八十许人渡殑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与诸商被执。以奘风度特异。将戮以祭。俄大风作尘沙涨天昼日晦暝。彼众震惧。以奘为圣人。遂释之。”
{95}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平凡社，1987年，图189。
{96} 《北史》卷97《且末国传》，第3209页。
{97} 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
{98}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乂墓调查》，《文物》1974年第12期。
{9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第9期。
{10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晋墓、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8期。
{101} 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南蔡庄北魏墓》，《考古》1991年第9期；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县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
{102}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纱厂西路北魏墓HM555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9期。
{10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
{104}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105} 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第9期。
{106} 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07}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0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
{109} 山西省博物馆：《太原圹坡张肃俗墓文物图录》，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
{1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111} 常一民：《太原市神堂沟北齐贺娄悦墓整理简报》，《文物季刊》1992年第3期。
{112}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113}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
{114} 磁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磁县北魏元良墓》，《考古》1997年第3期。
{11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
{116} 该墓由太原市文管会发掘，资料正在整理之中。
{117} 感谢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提供的帮助。
{118}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平凡社，1987年，图189。
{119} 《全唐诗》第十二册，卷386，《张籍》，第4357页。
{120} 《隋书》卷34《经籍志三》，第1045~1046页。
{121} 姜伯勤：《唐安菩墓所出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粟特人之祆神崇拜》，《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122} 郑作新编著：《中国的鸟类》，商务印书馆，1952年，第109页。
{123} 古代阿拉伯丁马苏第著、耿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124} 唐长儒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06页。
{125} 唐长儒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346页。
{126} 唐长儒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75~279页。
{127} 历朝对胡商及其贸易，都采取保护政策，如《周书》卷49：“有周承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边以权道。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德刑具举，声名遐洎。卉服毡裘，辐协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隋书》卷24：“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縻费以万万计。”
{128} 唐长儒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64~265页。
{129}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
{130} ［美］安妮特.L.朱丽安娜、朱迪思.A.茉莉著，苏银梅译：《古粟特人信札（Ⅱ号）》，《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
{131}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0-205页；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第37~110页。
{132} 《旧唐书》卷110《邓景山传》：“邓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见称。天宝中，自大理评事至监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齐节度使，迁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为政简肃，闻于朝廷。居职四年，会刘展作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13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二》，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平凡社，1987年，第184~191页。
{13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二》，文物出版社、株式会社平凡社，1987年，第181页。
{135} 相关研究请参阅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74~188页。
{136} 荣新江：《祆教初传中国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卷，1995年，第335~353页。
{137} 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汉文粟特文墓之考释之一》，《华学》（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138} 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第163页。
{139} 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汉文粟特文墓之考释之一》，《华学》（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
{140} 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的争论与辨析》，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8~144页；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第49页。
{141}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十册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5~47页。
{142} 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1期。
{143} 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6、47、73~75页。
{144} 《北史》卷1《魏本纪第一》，第32页。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十册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5~47页。
{145} 《北史》卷2《魏本纪第二》，第49页。
{146} 《北史》卷2《魏本纪第二》，第49页。
{147} ［北魏］杨炫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1页。
{148} 《周书》卷49《异域上》，第884页。
{149} 《隋书》卷24《食货志》，第687页。
{150} 《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87页。
{151} 《魏书》卷19上《景穆十二王上.元遢传》，第44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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