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干政，宦官专权
东汉末年的乱政，主要表现在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两个方面。这两股力量，是中国古代最为人诟病的腐朽政治势力，它们的交替擅权，直接导致了东汉王朝王纲解纽，政治黑暗，是后来发生党锢之祸、黄巾起义乃至三国分裂割据的重要原因。
外戚是汉朝皇帝为巩固专制集权而培养的一支政治力量。东汉末年，继位的皇帝年龄都很小，为防止朝臣觊觎皇位，以皇太后为代表的皇室就要寻找可靠的外部力量，而皇后的兄、弟等娘家人自然成为辅政的首选。东汉外戚势力之庞大和嚣张者，无过于梁冀。
梁冀，字伯卓，大将军梁商之子。他长着鸢一样的肩，豺一样的眼睛，目光有神而斜视，说话含糊不清，擅长书写、计算。年少时因是贵戚，四处游玩随心所欲。生性好饮酒，能拉强弓，玩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类的游戏，又喜好臂鹰走狗，跑马斗鸡。最初任黄门侍郎，后转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兼任越骑、步兵校尉以及执金吾。
永和元年（136年），梁冀官拜河南尹。他为官残暴，做了许多违法事。梁商死后，顺帝拜梁冀为大将军，梁冀弟弟侍中梁不疑为河南尹。到了顺帝驾崩时，冲帝还在襁褓之中，太后掌权，下诏让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与总领尚书事。梁冀推辞不干，而且越发骄奢残暴。冲帝又崩，梁冀立质帝。质帝少而聪慧，知道梁冀骄横，曾经在朝上当着群臣，看着梁冀说：“这位是跋扈将军。”梁冀听到后，非常痛恨质帝，于是命令质帝左右的人在煮饼中加入毒药，质帝吃后当天就驾崩了。梁冀又立桓帝，并枉杀李固和前太尉杜乔。建和元年（147年），桓帝加封梁冀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推举高第茂才的权限，官属人数比三公府多一倍。桓帝又封梁不疑为颍阳侯，梁不疑的弟弟梁蒙为西平侯， 梁冀的儿子梁胤为襄邑侯，各赐万户。和平元年（150年），又增封梁冀一万户，加上以前所继承的共三万户。桓帝还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兼受阳翟的租税，每年收入五千万石，加赐红色丝带，与长公主服饰相同。孙寿长得很美而且善于作媚态，能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极为迷人。孙氏宗亲假冒梁姓之名而当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的有十几个人。梁冀一伙贪婪凶狠，各自派遣自己的门客记录自己属下县中有钱的人，把他们安上罪名，关在监狱中拷打，让他们的家人用钱来赎，给钱财少的甚至被打死或迁移到别的地方。扶风人士孙奋富有而生性吝啬，于是梁冀将马车给他，想从他那里贷款五千万，而士孙奋仅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告诉郡守，将士孙奋的母亲认作他的看守财宝的婢女，说她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之后逃走，于是士孙奋及其兄弟被收捕拷打，都死在牢中，一亿七千多万的家财全被没收。
永兴二年（154年），桓帝封梁不疑之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之子梁桃为城父侯。梁冀一家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位皇后，六位贵人，两位大将军，夫人、女儿赐食邑称君的有七人，娶公主的有三人，其余为卿、将、尹、校的五十七人。
梁冀在位二十多年，大权独揽，百官不敢违抗他的指令，天子成为傀儡，无法参与政事。
与外戚相比，宦官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政坛上更为腐朽的力量。但汉帝之所以宠信宦官，也是由复杂的原因造成的。事实上，宦官力量的崛起是东汉皇帝与外戚贵族权力斗争的产物。比如汉桓帝时，梁冀擅权，桓帝不得不借助宦官的力量诛杀了梁冀及其党羽。
《后汉书·宦者传》记载说，起初，梁冀的两个妹妹做顺帝、桓帝的皇后，梁冀接替父亲梁商担任大将军，作为两代掌权的外戚，梁冀威震天下。梁冀自从杀害太尉李固、杜乔等人，更加骄横。皇后借助梁冀的势力恣意忌妒，用毒药毒死许多妃子，朝廷上下都闭口不敢说话。皇帝长期受到逼迫，心中不平，但怕言语泄漏，不敢设谋对付。延熹二年（159年），皇后崩。汉桓帝到厕所里面，单独叫来宦官唐衡，问他：“身边都有谁同皇后家不和呢？”唐衡回答说：“单超、左悺以前去见河南尹梁不疑，礼数尊敬方面稍有不到，梁不疑就将他们的兄弟抓起来送到洛阳监狱，单超、左悺二人上门道歉，这才作罢。徐璜、具瑗痛恨皇后家中的人放纵凶暴，嘴上不敢说。”桓帝将单超、左悺叫到内室，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擅国家朝政，胁迫宫廷内外，公卿以下官员都跟着他们的旨意做事。现在想要杀掉他们，你们认为怎么样？”单超等人回答说：“他们实在是国家的奸贼，早就应该杀掉了。但我们力量弱小，不知道圣上怎么考虑的。”
桓帝说：“真是这样的话，你们秘密对付他们。”单超回答说：“对付他们不难，但担心陛下犹豫不决。”桓帝说：“奸臣威胁国家，应当让他们服罪，有什么犹豫的！”于是又召徐璜、具瑗等共五个人，将计策决定下来。桓帝又将单超的臂膀咬出血来，歃血为盟。随后桓帝下诏书将梁冀及其宗族、亲戚、党羽全部逮捕处死。左悺、唐衡升为中常侍。桓帝下令封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封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食邑各一万五千户，每人各赏赐一千五百万钱；封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食邑各一万三千户，每人赏赐一千三百万钱。五个人在同一天受封，所以当世称为“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个人为乡侯。自此权力集中到宦官手中，朝廷日益混乱了。
五个宦官中，单超生病早死，后来四侯变得凶暴，天下人说他们是：“左悺转动上天，具瑗骄贵无双，徐璜像趴着的老虎，唐衡胡作非为。”他们都比着建造住宅，楼宇台榭雄壮华丽，穷尽天下的精巧技艺。他们弄来许多良家美女作为姬妾，都用珍宝打扮，华美奢侈，像宫中的宫女一样。他们的仆人随从都乘坐牛车并且在后面跟一队骑兵。另外，他们还供养旁系亲属，有的要来别人家的儿子作为继承人，有的买来奴仆作为儿子，都可以继承封国，袭封爵位。他们的兄弟及姻亲都在州郡担任长官，剥削百姓，同盗贼没什么分别。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的政治争斗不断发生，公卿贵族也参与进来。外戚宦官多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与公卿贵族等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出身不同，文化水平也有天壤之别。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互相排斥的情况。其中，最着名的就是“党锢之祸”。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清流士人李膺等联合太学生发动清议，抨击朝政，最终导致许多大臣和文士被诛杀和禁锢，不许做官，史称“党锢之祸”。“党锢之祸”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了宦官集团垄断政权，而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清流士人则被彻底边缘化。
这样，由于外戚干政、宦官专权而发生的政治斗争，到了东汉末期就转变为围绕皇权而展开的皇室、宦官和传统文化士人的政治角力。曹操之父曹嵩系宦官曹腾的养子，可以看作宦官势力的代表；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出身经学世家，是传统文化士人的典型代表；刘备虽然出身贫穷，但却时时以汉室宗亲的身份自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皇室的代表。汉末的军阀混战，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成，都可以说是以上三股势力角力的结果。
名家回眸
着名史学家司马光曾解析说：东汉末年的政治动乱和天下三分，还有更为深层的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民族关系的原因，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只是这些深层原因的外在表现。汉末的政治动乱和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与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有着直接的关系。
黄巾起义天下动
东汉末年，东汉王朝已经腐败透顶。汉桓帝有妻妾五六千人，其他在宫中服役的更兼倍于此；即位后的灵帝，其贪婪更胜过桓帝，他把东汉原有的卖官制度扩大执行，弄得民不聊生。皇帝如此昏庸，官吏就更是巧取豪夺，各种类型的地主包括贵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富商等，无不广占田地，敲诈勒索，奢侈逾制。广大人民群众处于饥寒交迫之境，纷纷破产逃亡。既已求生无路，他们也就只好铤而走险，起来进行反压迫斗争了。
从汉安帝时开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就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在黄巾军起义以前，各地发生民变可以统计的就有六十七次之多。在东汉末年最先起义的是会稽人许生。许生起兵的地点在今浙江慈溪。许生起兵后，攻打县城，杀官吏，没有几天工夫，他的队伍就聚集了一万多人。汉灵帝于是下令叫扬州刺史和丹阳太守发兵围剿，结果反被起义的农民打败。许生的声势由此越来越大，并自称 为“阳明皇帝”。这其实也说明了许生思想的局限性，他如此大张旗鼓，却又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既无法推翻东汉政权，也无力割据一方，刚刚聚众，就迅速称帝，缺少高瞻远瞩，其失败也就是早晚的事了。公元174年，吴郡司马招募人马，联合州郡官兵打败了许生，吴郡的起义军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吴郡的起义之火虽被扑灭，但自此以后，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在动荡的社会局势中逐渐酝酿成形——这就是发生于184年，由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
经过几十次农民起义的失败，后来的起义者们也在前人的鲜血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联络各地农民共同起义。做这种联络工作的是巨鹿人张角和他的兄弟张宝、张梁。
汉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王朝后，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大力提倡妖妄的谶纬之学，借以证明自己是受天命的真命天子，所以东汉妖术盛行。东汉后期，佛教逐渐流行，文化的相互碰撞，促进了东汉方士妖术的发展，使神仙方术有了种宗教性质。方士们把神仙术与《老子》书中如“谷神不死”、“玄牝之门”等玄而又玄的话结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道教的基本雏形，方士也改称为道士，而哲学家老子则被奉为道教之主。由于东汉皇帝推崇老庄哲学，所以在东汉，尊奉老子的神仙方术也是为统治者服务，得到统治阶级认可的。
张角看到了这一点，他加以利用，创教太平道，自称为大贤良师。他手执九节杖画符诵咒，教病人叩头忏悔自己的罪过，给病人符水喝，好了则是信道，死了则是不信道。张角组织传道十余年，并派遣弟子到各地方治病传教，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信徒多至数十万人。人多以后，为了方便组织管理，张角把信徒分成三十六方部，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设将帅统率各方，而且他还收买一些宦官作为起义的内应，皇宫卫士也多有响应的。可见，张角借用宗教以达到起义目的的策略是成功的。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张角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秘密约定三十六方在甲子年，也就是184年三月初五，于京城和全国其他地区同时起义，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为“黄天泰平”。“苍天”，就是指东汉王朝；“黄天”，就是指太平道。京师及州郡各官府门上都用白土写上“甲子”二字。大方帅马元义则来京师布置起义，准备把距离洛阳较远的荆、扬二州信徒数万人集中到邺城，以作为起义军的主力，配合洛阳附近的各州郡起义军，一举攻下洛阳。可是，就在离起义时间还有一个多月的紧要关头，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张角的一个弟子向东汉政权告了密。于是朝廷立刻在洛阳进行搜查，捕杀了马元义以及与太平道有联系的群众一千多人，汉灵帝同时命令冀州官吏抓捕张角，这样就打乱了张角的部署。
在此紧急关头，张角只好派人飞告四方，立即起义。起义者都戴黄巾作标志，因此这次起义被称为“黄巾起义”。张角、张宝、张梁兄弟三人起兵后，烧官府，杀官吏，攻破州郡坞壁，州郡长官纷纷败逃。一时之间，各地的黄巾军像风暴一样气势凶猛，东汉统治为之震动。
张角兄弟起义以后，其战斗精神尽管十分高，但黄巾军还是不足以推翻腐朽的东汉王朝，因为东汉政权的上层统治并没有从根本上被破坏。黄巾军仓促起义以后，汉灵帝大赦党人，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整个上层统治阶级都发动了起来，大豪强出身的皇甫嵩、儒生出身的卢植、小豪强出身的朱儒，以及董卓、曹操、刘备、孙坚等各方豪强纷纷率兵镇压起义，一致向黄巾军发起了进攻。这是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较量，各自都有各自所信仰、所需要保护的事物，正义与非正义就看是站在哪一方的立场来看了。经过九个月，几次大战，184年仲冬，张角兄弟被皇甫嵩等大小豪强以极为血腥的手段镇压了下去。在战斗中，只皇甫嵩一人的军队就屠杀黄巾军二十余万人。
张角兄弟死后，青、徐、豫各州郡黄巾军仍继续战斗。青州黄巾军有三十万人，加上其他州郡共百余万人，其众虽多，却不过是缺少粮食的武装民众，这样的军团也就无法长久维持，最后被曹操等人消灭或收编。
名家回眸
黄巾起义军的主力虽然失败，但这次规模浩大的农民起义还是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一击。虽然东汉王朝没有被黄巾军直接推翻，但它不久之后，就灭亡在了因镇压黄巾军而得以拥兵自重的豪强董卓之手。这一结果虽有着许多的历史偶然因素，可腐朽的事物会灭亡却确 实是一种必然。这是古代着名历史学家马端临对这次起义的评价。
“十常侍”之乱
外戚专权是东汉时期一个显着的政治现象。其实早在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之初，他就借鉴西汉衰亡的教训，通过各种举措加强了皇权，以防止外戚专权。
然而到了东汉中期，却出现了历史上着名的“娃娃皇帝”现象：自汉和帝起，即位的皇帝年龄都十分幼小，如汉和帝即位时年仅十岁，之后即位的汉殇帝更是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再之后的汉安帝十三岁即位，汉顺帝十岁即位，汉冲帝即位时年仅两岁，汉质帝即位时八岁，汉桓帝即位时十四岁。这些“娃娃皇帝”当然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便只能依靠自己的母后。而作为一介女流的太后也不懂国事，便又依靠自己娘家的父辈、兄弟等亲戚，一来理政，二来壮大自己在朝廷中的声势。如此一来，皇帝的“娘家人”逐渐掌握了朝廷的实权，他们独揽朝政，飞扬跋扈。
汉质帝时，外戚梁冀当政。梁冀心狠手辣，权欲熏心，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不仅用血腥的方法消灭朝中异己，独揽大权，而且连地方每年给皇帝的进贡，都要先经他的享用，才轮得上皇帝。忍无可忍的汉质帝禁不住骂了他一句“跋扈将军”，竟立即被梁冀命人毒死。梁冀一门极盛之时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被拥立为皇后，六人被选为贵人，两人做过大将军，其余高官不计其数。梁冀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官畏惧，无敢违命，皇帝也只能对他恭恭敬敬而不敢过问。
外戚的大权独揽极大地影响了皇权，于是剪除外戚势力就成了东汉中后期皇帝即位后的头等大事。
外戚势力庞大，朝臣多投靠依附，皇帝几乎被架空。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唯一能依赖和调动的势力就是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宦官群体。于是，宦官干政便与外戚专权相伴而生，外戚势力与宦官集团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汉和帝在位时，皇帝便依靠宦官郑众等人与外戚窦宪斗争，后来终于斗倒窦宪，窦宪被逼自杀。郑众立了功，开始参政，被封为鄛乡侯，世袭罔替。此后，宦官干政的势头便一发不可收拾。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梁太后过世，皇帝将宦官单超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剪除外戚梁氏的势力。后来，汉桓帝借宦官与宫中侍卫之力一举打败外戚梁氏，为了犒赏宦官，汉桓帝竟在一天之内封单超、徐璜等五名宦官为侯，时称“五侯”。
然而，宦官干政所造成的恶果与外戚专权相比毫不逊色。外戚被剪除后，大权并没有回到皇帝手中，反而落到了宦官手里，于是又造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汉桓帝时，宦官专权已经发展到乱政的地步。宦官们恃宠而行，在朝中假传圣旨，胡作非为。他们还把宗族亲戚分封到各地去做刺史、太守，在地方上四处抢掠，兼并土地，为非作歹，所作所为与盗贼无异。由于宦官势力强大，官僚士绅都去巴结，宦官就借此安插亲信，培植党羽，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集团。
汉灵帝即位后，宦官的势力正是嚣张之时，为首的是张让、赵忠等十二名宦官头目，因其都官居中常侍之职，人称他们为“十常侍”。
“十常侍”继承了宦官乱政的传统，他们不仅窃握重权，祸乱朝政，也极得皇帝的宠信。荒唐的汉灵帝甚至还经常对外宣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得宠的“十常侍”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将自己的父兄子弟们封官到各州各郡，到处搜刮民财，横征暴敛，还参照皇家宫室修建自己的住宅。郎中张钧不忍“黼侍”的恶行，上书列数“十常侍”的斑斑罪状，请求汉灵帝处死“十常侍”，汉灵帝却将他的奏折拿给“十常侍”看，并怒骂张钧：“你也太狂妄了！
难道‘十常侍’里就没一个好人吗？”最终，张钧没能逃脱“十常侍”的报复，被诬陷下狱，惨死狱中。
“十常侍”的恶行激起朝野不满，很多朝臣都谋划为朝廷除奸驱邪。在众多反对势力中，最有实力的是外戚势力的代表——大将军何进。
何进，字遂高，南阳人。因其异母妹妹被选入宫，有宠于汉灵帝，后被立为皇后，他以外戚的身份进入朝廷做官，并一路飞升。在全国各地爆发农民起义后，何进被晋封为大将军，负责率兵镇守京师，又因其及时发现并镇压京师洛阳 的叛乱有功，被封为慎侯。何进为壮大自己的声势，奏请汉灵帝在京师设坛讲武结营，并设置专属自己控制的西园禁军八校尉。他采纳了中军校尉袁绍的建议，广招天下才干之土为己用，同时，他广泛结交地方割据军阀，令他们领兵前往京师拱卫，以此增强自己的实力。
何进实力的膨胀引发了新一轮外戚与宦官的争斗，“十常侍”与何进之间不断地明争暗斗，剑拔弩张。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何进拥立妹妹何皇后所生的皇子刘辩即位，后世称为汉少帝。贵为国舅、权倾朝野的何进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展开了诛灭“十常侍”的行动。
何进听从袁绍的建议，在家中密谋方案。他把计划告诉了自己的妹妹何太后，却遭到保守怕事的何太后的反对。而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平日里深受“十常侍”的恩惠，所以也极力从旁作梗。
袁绍见何进狐疑不决，便威胁他说：“如今我们目标已定，计划已经泄露了出去，这样下去早晚要发生变故，将军还等什么呢？”何进于是命袁绍为司隶校尉，负责城中的兵马调动，又催促京师以外的地方军阀率兵进京，准备协助讨剿。这一举措吓坏了“十常侍”，他们纷纷跑到何进府上谢罪。何进发了“妇人之仁”，当断不断，反倒是劝宦官们离开京城，回自己的封国去。袁绍再三劝告何进应马上行动，何进不听，使行动一拖再拖。
何进想要消灭“十常侍”的计划在拖延中被不断泄露出去，恐慌的“十常侍”决定铤而走险，先发制人。这年八月，何进前往长乐宫面见太后，早有准备的“十常侍”手持兵刃从侧门进入，假传太后旨意宣何进上殿。待何进坐定，“十常侍”为首的张让指着何进责问道：“天下混乱，也并非全是我们的过错。
何太后几次几乎被灵帝废掉，都是我们出面解救，哄着皇帝开心，才保全了她的地位。我们这么做，就是要光大你们何家的门户。而你竟要诛灭我们，不是太过分了吗？你说要消除皇帝身边的污秽，可公卿以下哪一个是忠正清廉的呢？”说完，“十常侍”和宦官们一拥而上，将何进乱剑砍死。
何进被杀的消息很快传出了长乐宫。何进生前部将吴匡、张璋素来深得何进赏识，听闻何进被害，立即与袁绍合兵攻向皇宫。“十常侍”连忙紧闭宫门， 派内兵把守。宫外的军队进攻受阻，便放火烧宫，“十常侍”又挟持太后、少帝和皇帝的弟弟陈留王逃向北宫。袁绍率军一路攻进北宫，他下令关闭宫门，命兵士抓捕宦官，无论老少一律诛杀。杀红了眼的兵士只要看到没长胡须的人挥刀便砍，宦官连带无辜死者多达两千多人。
“十常侍”带着少帝趁乱逃出皇宫，而追兵紧紧追赶。张让等人眼见无望，便哭着对少帝说：“臣等被杀，天下将乱。希望陛下自爱！”说完，“十常侍”
尽皆投河而死。“十常侍之变”至此平息。
名家回眸
顾炎武曾这样评价“十常侍之变”：“十常侍之变”给末年的东汉带来了深重的影响，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在相互攻杀中一朝覆亡，东汉朝廷的权力真空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局。
董卓之乱
董卓是改变汉末政治格局的一个关键人物。在他进京之前，东汉朝廷虽然已从骨子里腐败不堪，但总还能硬撑着，使门面不倒，而经董卓之变，国家终于分崩离析，天下成为群雄角逐的战场。皇帝只徒存名义，成为权臣、军阀们掌中的玩偶而已。
董卓出生于殷富的地方豪强家庭。他自小养尊处优，少年时期便形成了一种放纵任性、粗野凶狠的性格。史书载，董卓“少好侠，尝游羌中”，“性粗猛有谋”。董卓不仅能识文字，体魄健壮，力气过人，还通晓武艺，能在奔驰的骏马上左右驰射，当地人对他都忌惮三分。董卓年轻的时候就常常到羌人居住的地方游玩，依仗地主豪强的出身和富足的资产，广泛结交豪侠义士，在羌人中培植和收罗亲信。羌人一方面畏服董卓的凶悍，一方面感于董卓的“豪爽”，所以都归附他，愿意听候他调遣。同时，董卓还收罗大批失意落魄的无赖之徒，他们为董 卓的义气所感动，后来都一直死心塌地地跟随他。
董卓从驻守边塞的地方官吏升迁为羽林郎，累迁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他奉命镇压响应起义的北地先零羌、湟中义从胡和金城人边章、韩遂。灵帝病危时，他驻屯河东，拥兵自重，坐待事变。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和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诛杀宦官后，不顾朝臣反对，私召董卓入京。
董卓入京之初，确实想有所作为。首先，他罢黜少帝刘辩，改立其弟刘协，是为汉献帝，史称“废少立献”。董卓扶植献帝不久，便逼杀太后，以相国之职，揽重权于己，从而结束了外戚、宦官轮番在东汉政坛上作恶的局面。其次，他大量起用名士和被汉廷禁锢过的党人。史载，董卓以周毖为吏部尚书，“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这些人物，都是汉末声名显赫的大姓族人和党人。相反，董卓对于追随自己多年的部下和亲属，“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做到这两步，已是相当不易了。
按说，他即使不能坐稳铁桶般的江山，起码也不应该在那么短的时间，便把大业搞得灰飞烟灭，并使自身暴尸于市中啊！董卓不能成气候，有他自己方面的原因，更有客观方面的因素。董卓早年长期游历羌中，深受羌胡风习熏染，残忍粗悍。其部众，或与主帅同为羌胡化的汉人，或根本就是少数族人。着名女诗人蔡文姬在诗中称：“卓众来东下”，“来兵皆胡羌”，基本上是对董卓军的写实。这种文化结构，使董卓缺乏足够的统治术，以驾驭他所夺得的政权。董卓统率部众，崇尚军法。如今他又把这套军法搬到了朝廷上。动不动就按剑，口称“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对持异议者，则威胁说：“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他说到做到，“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挝杀之”。这类办法，用来治军可以，拿来理政，非出乱子不行。果然不久，朝廷上下“人不自保”，“群僚内外莫能自固”。
改立献帝之后，董卓将自己升迁为太尉，成为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军事和前将军事务，后又自封郡侯，拜国相，跃居三公之首，掌宰相权。董卓虽然名为“一人 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实际上却远远超越皇帝，享有“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等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己加官晋爵后，董卓还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加封董氏家族成员。他首先封自己的母亲为池阳君，越礼配备家令和家臣，地位与皇家公主相当。同时，董卓又拜弟弟董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另外还封自己年幼的孙女为渭阳君。更有甚者，“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皇帝，董卓不顾朝臣反对，胁迫献帝将都城从洛阳西迁长安。董卓还无视礼制和皇威，在自己的封地修筑了与长安城墙规模相当的坞堡，高达七丈，明目张胆地用“万岁坞”来命名，并规定，任何官员经过他的封地时，都必须下马，恭恭敬敬地对他行大礼。董卓的残暴本性与政治野心相结合，便直接导致了他对东汉政权和社会的巨大破坏。
董卓率军初次进兵洛阳时，见城中富足，贵族府第连绵，家家殷实，金帛财产无数，便放纵手下士兵，实行所谓“收牢”运动。这些士兵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劫掠物资，把整个洛阳城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控制中央政权后，董卓残忍不仁的恶性更加膨胀，经常派遣手下士兵四处劫掠，残暴百姓。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部属的羌兵在阳城抢劫正在乡社集会的老百姓。士兵们杀死全部男子，凶残地割下他们的头颅，血淋淋地并排放在车辕上，令人触目惊心。
此外，他们还趁机掳走大批妇女和大量财物。回到洛阳后，他的手下将领把头颅集中起来加以焚烧，而把妇女和财物赏赐给士兵，对外人宣称是战胜敌人所得。
一次，朝中许多官员被董卓邀请去赴宴。官员们都莫名其妙，不知董卓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宴会上，董卓兴致高昂，招呼大家不要顾忌，畅怀痛饮。
酒过三巡，董卓突然起身，神秘地对在场的人说：“为了给大家助酒兴，我将为各位献上一个精彩的节目，请欣赏！”说完，击掌示意，狂笑不已。董卓把诱降俘虏的几百名北方反叛者押到会场正中央，先命令士兵剪掉他们的舌头，然后有的人被斩断手脚，有的人被挖掉眼睛。顿时，整个宴席变成了肃杀的刑场。其手段之残忍，令所有在场官员和士兵不忍观看，许多宾客手中的筷子都被吓得抖落在地。董卓却若无其事，仍然狂饮自如，脸上还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色。另有一次，董卓把俘虏来的数百名起义士兵先用布条缠绑全身，头朝下倒立，然后浇上油膏，点火活活将他们烧死，可谓残忍至极。
迁都长安时，为了防止官员和人民逃回故都洛阳，董卓将整个洛阳城以及附近二百里内的宫殿、宗庙、府库等大批建筑物全部放火烧毁。昔日兴盛繁华的洛阳城，瞬间变成一片废墟，凄凉惨景令人顿足痛惜。为了攫取财富，董卓还派吕布洗劫皇家陵墓和公卿坟冢，尽收珍宝。整个洛阳城狼藉不堪，在董卓肆意践踏破坏下，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天下老百姓都对董卓非常痛恨，当时，京都到处传唱着《千里草》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即“董”，“十日卜”即“卓”，“青青”是说董卓权势暴盛，“不得生”
是说他很快就会家破人亡。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与董卓的亲信吕布共同密谋诛杀董卓。一切准备就绪，正好逢上皇帝大病初愈，朝中文武大臣都集会于未央殿，恭贺天子龙体康复。吕布借此机会，事先安排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亲兵，换上卫士的装束隐蔽在宫殿侧门的两边。董卓刚到侧门，便遭到李肃等人的突袭。董卓大骇，慌忙向吕布呼救，吕布正襟危坐，大声道：“我们是奉诏讨杀乱臣贼子，你死有余辜！”绝望中的董卓虽然奋力反抗，但已无济于事，当场被杀，并株连三族。
董卓被杀的当天，满朝文武和所有士兵都高呼万岁！长安老百姓高兴得在大街小巷载歌载舞，共同庆祝奸贼被诛。据说董卓死后，被暴尸东市，守尸吏把点燃的捻子插入董卓的肚脐眼中，点起天灯。因为董卓肥胖脂厚，“光明达曙，如是积日”。
名家回眸
陈寿评曰：“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董卓一生粗暴，满怀私欲和野心。他从陇西发迹到率军进京操纵中央政权，不择手段玩弄权术，践踏法律，破坏经济，残害人民。
他的种种倒行逆施，造成了东汉末年政局的极度混乱，给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董卓最终被诛杀，暴尸东市，是应有的报应。正如宋人苏轼所说：“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
年幼皇帝葬政权
董卓擅权之时，废少帝立献帝。虽然汉献帝刘协并不昏庸，却先后成为董卓等强臣的傀儡，特别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出现后，汉献帝更失去了人身和政治自由，最后只能亲手把政权交给了曹魏，成为汉朝政权的葬送者。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崩，刘协为陈留王。在袁绍等人诛杀宦官时，刘协随刘辩被宦官张让和段圭绑架，遇到过董卓。董卓曾和少帝谈话，少帝语无伦次，再和刘协谈话，刘协则将事情经过完整交代。董卓认为刘协贤能，且为董太后所养，又自以为与董太后同族，遂有废立之意。董卓后来立刘协为汉献帝，那一年刘协才九岁。
献帝年幼即位，不能理事，由何太后执掌朝政，太后兄何进，企图依靠凉州军阀董卓捕杀宦官，不料消息走漏，宦官先动了手，杀死何进。之后，袁绍又起兵灭宦官两千多，再往后，董卓引兵到洛阳，何太后被杀，东汉历史上外戚、宦官集团终于一起寿终正寝了。同时，东汉后期以来皇帝赖以维系统治的支柱也被完全砍断。其后，王允借助吕布杀死了董卓，但王允一味株连，“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卓故将校遂转相恐动，皆拥兵自守”。董卓部将李傕等走投无路，收兵十万人攻打长安，长安打下之后，朝中大臣被杀无数，“吏民死者万余人，狼藉满道”。献帝被迫封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然后，李、郭等处死了王允。李、郭执掌朝政后互相猜疑，各自引兵相攻。李傕扣留献帝，放火焚烧宫殿。当时的形势，用太尉杨彪的话来说，那就是：“君臣共斗，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汉献帝成为朝臣的傀儡。195年李傕移汉献帝于北坞之中，并派校尉严密监视，弄得献帝侍从左右连饭都吃不饱。而汉献帝向李傕要五斗米、五具牛骨用以解燃眉之急时，居然遭到李傕拒绝，最后好歹给了一点臭牛骨。献帝虽然大怒，但毫无办法，只得忍气吞声。如此狼狈，哪有一点皇帝的威严气象，早已沦为一般囚徒境地了！
献帝的悲剧在于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低能儿，有时还颇具政治智慧。如194年天大旱，长安城内谷一斛值钱五十万，人相食。献帝令侍御史侯汶开仓济民，饿死者如旧。献帝怀疑侯汶作弊，于是亲自检验，用米、豆各五升于殿熬粥，竟有两大盆之多，轻而易举地弄清了侯汶的假公济私，结果是“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济”。胡三省是这样评价汉献帝的：汉献帝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之所以在他手里终结东汉一朝，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空头皇帝而已。如前所述，汉献帝并不昏庸，如195年，他在董承等护卫下东行，李傕兵追杀，身边大臣如邓渊、田芬等皆死于战乱之中，李进劝说献帝快骑马脱离险境，献帝却说不可舍百官而去。胡三省认为：“观帝此言，发于难危之时，岂可以亡国之君待之哉，特为强臣所制耳。”
为了摆脱李傕等的追击，杨彪、李乐等准备偷渡黄河，由于兵荒马乱，道路阻塞，董承等人硬是从人群中砍出一条通道，以致鲜血四溅，连伏皇后身上也满是血污。
渡河时，河岸太高，献帝是被人背上匍匐而下的。由于混乱不堪，董承、李乐等砍翻了无数企图攀船而上的兵士，“手指于舟中可掬”。同船而过的只有伏皇后及杨彪等数十人，到了安邑，河东太守王邑迎驾有功，被封为列侯，同时拜胡才为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此时的汉献帝是何等狼狈。
196年，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袁绍“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但同为袁绍谋士的郭图、淳于琼认为：汉的崩溃只是旦夕间的事，要想振兴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在群雄逐鹿中原过程中，有一徒具虚名的皇帝在身旁，一举一动必须向皇帝禀告，如果听从皇帝命令，就会削弱自己权势；如果不听命，则有违旨的口实，所以不是个好办法。袁绍深以为是，担心汉献帝在身边“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当袁绍拒绝了沮授建议后，沮授感慨地说：“袁绍不这样做，必有先之者矣！”事实证明果然如此，曹操动手了。
曹操毕竟不同于袁绍，政治上比较有远见卓识。时隔一年，当他在许昌立稳脚跟之后，就计划把献帝抓在手中。他身边的人都说不可以，独荀彧力排众议，他举了“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影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的例子，说明迎献帝的迫切性和对今后政治斗争的有利性，并说这是一件“大顺”、“大略”、“大德”
的事，劝曹操及早动手。后来，当韩暹自认为护送献帝还都洛阳有功而因此专权时，董承唯恐于自己不利，暗召曹操到洛阳，使曹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大权在 握，一时间讨有罪，赏有功，矜死节。董昭提醒曹操说他虽然兴义兵诛暴乱，辅佐天子，可以成就五霸一类的功劳，但洛阳诸将未必服从于他，如果留在洛阳，反而诸多不便，最好是把汉献帝移到根据地许昌，方能确保无虞。曹操于是借口京都无粮，要送献帝到鲁阳就食，骗过了拥有精兵的杨奉，安全抵达许昌。献帝封曹操为大将军、武平侯，曹操从此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局面。
曹操挟持献帝到许后，袁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196年献帝封袁绍为太尉，位在曹操之下，袁绍大怒而坚持不受，他说曹操“挟天子令我乎！”但事已至此，袁绍也无可奈何。着名史学家胡三省说得好：“绍不能从授之言，果为曹操所先。帝既都许，乃欲移以自近，不亦晚乎！”
献帝到许后，起初生活较为安定。但他不能忍受曹操的飞扬跋扈，企图恢复皇帝的权力和尊严。200年，他曾经密令刘备、董承合谋诛杀曹操，但事情很快暴露。刘备逃往徐州，董承被诛灭三族。
经过这次失败之后，献帝彻底死了心，再无奢望，仅仅“守位而已，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215年，献帝立曹操的二女儿曹节为皇后，日子稍微好过了一些。220年，曹魏代汉后，献帝被废为山阳公。史载：“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这是献帝向曹魏政权表示亲善友好的明哲保身的做法。正因为如此，献帝才得以寿终，于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三月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纵观献帝一生，生于东汉衰亡之际，长于动乱之中，幼年怙恃皆失，又无辅佐大臣，以致被曹操挟持，成为其夺取政权的工具。这实在是他的一大不幸，但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特是他，另换任何一个人，恐怕也不能挽危澜于既倒。
名家回眸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说：献帝生不逢时，即位以后，流离迁徙，国家又多难，在他手中结束了汉家四百年天下，但他却像尧子丹朱那样，被魏以礼相待，视为上宾。其间虽含有辛辣的讽刺味道，但却实在地替他辩解。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韬晦政策，才有了“永作虞宾”的结局吧！否则连这也做不到。范晔又说：“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公其何诛焉！”也是同一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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