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月迷蒙，天地寂然。繁华的长安城正在慢慢卸去白天疲惫喧嚣的妆容，随时准备进入宁谧香软的夏夜之梦。街肆的酒楼和茶坊开始陆陆续续地打烊；习惯了锦衣夜行的公子哥也在一场接一场的寻欢酣醉后踉踉跄跄地寻找回家的路；平康坊的歌妓们蓦然合上一扇扇雕花长窗，丝丝缕缕的暖风拂过她们飘飞的鬓发和慵懒的脸庞。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真是一段让人永远迷醉不愿醒来的太平时光，是新王朝无数个宁静祥和夜晚中的其中一个。在这样的美妙时刻，没有人会闻见一股腥膻的气息在太极宫的上空隐隐飘荡，更没有人会预料到这座盛世之都即将上演一场关于阴谋与杀戮的死亡游戏。
如果说历史是可以预知的，那么时间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在这座都城的某个角落，刀剑与盔甲的铿锵声已经铮铮作响，透着坚硬与冰冷。声音来自彻夜不眠的秦王府，来自一颗年轻而沧桑的钢铁之心。
从秦王府疾驰而出的飞骑裹挟着一股浓重的杀机直扑玄武门。玄武门，太极宫的北正门，也是皇家禁卫军的屯驻地，帝国政治中枢的命门。只要控制玄武门，就能控制太极宫。控制了太极宫，就控制了长安。控制了长安，也就控制了整个李唐王朝。对于轰然而至的大时代来说，这样的时刻往往能扭转时局命运。
1.一座盛大的赌场
隋朝崛起之前，中华版图天下三分，长江以南有陈王朝，关陇一带有北周，长江以北大部分疆域属于北齐。北周是三个国家之中实力最弱的。尽管帝国的形势如此紧张和混乱，北方文明，特别是西北文明，仍然具有豪放粗粝的尚武精神。不论是汉人或是“夷狄”，都崇尚武功，喜爱狩猎。
对于个体而言，颠簸的世道犹如乱梦三千，投身其间的人就好像穿行于一场场大梦。既然一切都是个人奋斗和血统论的结果，那么就让这一枕黄粱梦幻出个大千世界。李渊不仅是著名武将的后代，更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母系又同北周及隋杨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他的祖父李虎是北周的“八柱国”之一，往上追溯，陇西李氏是5世纪初年统治过甘肃西部的西凉小国的王族，西凉的创建者是汉代抗拒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人。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功臣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帝国的权力系统伸出去的粗壮枝节，疯狂地吮吸着权力资源的琼浆玉液。
隋文帝执掌帝国权柄以后，李渊备受恩宠。一句话，李渊作为中国北方社会精英集团中的一员，有着强大的行政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长啸如风，马蹄似雨。李渊接受新任命于晋阳的时候，天灾人祸交困，中华版图之上烽烟四起，群盗遍地。据不完全统计，隋末唐初整个中华大地上分布着大大小小两百多个叛乱组织，他们用铁与犁、血与火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李渊建立唐政权不久就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本来这么做是为了稳定天下人心。可是任谁也无法料到，最后却演变成兄弟之间自相残杀的导火索。李渊的皇后窦氏生了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四个儿子。李玄霸十六岁那年早卒。
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李建成二十九岁，李世民二十岁，李元吉十五岁。李元吉因为年龄太小而无缘统兵在外，李建成、李世民同取西河。接着入关，又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统军等；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统军等；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镇晋阳根据地。
在李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的马蹄曾多次踏碎旧王朝的笙歌舞影，在中原大地踢踏出遮天蔽日的征尘。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大哥李建成相比两个弟弟，还是具备一定优势的。
优势不仅来自于他的嗣长子身份，也与他在开国前后与李世民不相上下的功绩有关系。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建成的声望和权势达到了最高点，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方面也大幅增强，但是李世民火箭式的蹿升速度显然力道更加猛烈一些。
攻占长安之后，李渊派李建成为左元帅、李世民为右元帅夺取东都。等到李渊正式称帝、李建成为太子后，军事统帅的职权理所当然地交到了李世民的手中。大哥李建成才三十八岁，正值一个男人的盛年之期，或许正在信心满满地期待着登基御极的那一天；四弟就更年轻了，才二十四岁，华美的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而此刻，兄弟二人却同时将鹰隼一般的眼神投向李世民。
在多年的南征北战中，李世民慧眼识英、知人善任，天下的名士与英雄基本上都被他笼络到身边。文臣有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许敬宗等，号称“十八学士”；武将有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人。一时之间，秦王府成为李唐王朝人数最多的精英机构。等到武德五年（622年），李世民破刘黑闼后，又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总握全国兵权，一时间威震朝野、势倾天下。
此时的李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政治平衡，曾经努力维系的家族亲情，正在慢慢走向肢解。如果李世民是一把好钢刀，那么炼成这把好钢刀的就是帝国创业的大熔炉。李世民在帝国权力集团中的上佳作为，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也和帝国建立初期的分工不同有关。不同的分工需要不同的表现，这让李世民和李建成在世人面前所展示的能力各有侧重。
天空低沉，秋风乱草，对于一个家族而言，英雄辈出固然可喜，但总要有人知进退。定都长安之后，秦王李世民作为一名武将依然常年征战在外，而皇位继承人李建成则留在了李渊身边，帮助打理朝政，安顿后方。这种分工本来无可厚非，皇家有个传统，君主的嫡子一般是法定的太子，当了太子就得经常留在君主身边。遇有关系重大的军事行动，不放心任命外姓将领时，往往会派太子以外的儿子当统帅。有时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为了鼓舞士气，早日结束战争，好战的皇帝可能采取一种极端战术——御驾亲征。皇帝宁愿自己出去打仗，也要将留守京师的任务交给太子，很少派太子出征。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已成为一个稳定帝国的惯例。
李建成多谋难断的性格特质决定了这种权力分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李建成更适合做一个军事参谋，而不是做一个挑大梁的统帅。相比较而言，李世民的综合能力显然要更加全面一些，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
在当时的情况下，坐镇长安的李建成，除了帮助李渊稳固所统辖地区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帝国挖掘人才，发展国民经济，为在外征战的军队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和智力支持。虽然这时候统帅朝廷的是李渊，但是太子李建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子也好，秦王也罢，都像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体力和情感同这个伟大帝国一样，正处于上升勃发阶段。而李渊老了，他已经很久没有揽镜自照，他甚至认不出镜子里那张被时间过度伤害的脸是谁的。他对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还是相当满意的，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太子李建成的工作和能力还是让他放心的，在天下尚未统一、政权尚未稳固之时，李渊多次遣他离开都城外出巡游，并有意识地培养他独立处理政务的能力。如果他不信任李建成，又怎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帝国的领导权交出去。
在李渊看来，自己的儿子个个都是人中之龙，老大李建成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如果天时地利人和，他成长为一个明君圣主也是极有可能的。凭借嗣长子的身份，以及担任太子期间积累的人气，更重要的还有朝中大臣们的信任，他的太子之位坐得还算稳固。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等到李渊驾崩以后，李建成会成为帝国的新主人，李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李渊是个家庭观念很强的父亲，大唐帝国的创建过程基本上是一部李氏家族的创业史，他的江山完全是依靠儿子、女婿、朋友和李氏宗亲一手打下来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是他最信任的皇子，李世民则是他在军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
历史的偶然性就像暗夜里行路，明明朝着有光亮的地方去，却不知不觉偏移了方向。李世民本就不是甘居人下的皇子，他的内心深处有极为强大的政治抱负，或者说野心。当然他也有这个资格，他具备实现抱负的能力。在常年征战杀伐的过程中，李世民的个人实力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级。据史料记载：“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天策上将职位在亲王、三公之上，仅次于名义上的文官之首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天策府则是武官官府之首，在十四卫府之上；天策上将可以自己招募人才作为天策府中官员，即所谓的“许自置官属”。当然天策上将的品级的确有令人质疑之处，这个封号容易让人产生“功比天高”的想象。很多史料也顺应了这种想象，让李世民的功劳向天看齐。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天策上将究竟与天有多大关系。
武德二年，帝国确立十二军，天策上将就取自十二军。唐初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府兵制是中国西魏时出现的一种兵役制度，由宇文泰建立于大统年间，北周、隋、唐初继续沿用。唐中期被武则天破坏，至唐玄宗天宝年间被取消，改而实行募兵制，前后历时约二百年。
其实天策上将与功比天高是两个概念，在这里，史料的确有言过其实之嫌。因为十二军都以天星为名，不只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带“天”字。《通鉴》记载：“秋，七月，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
武德年间，李世民的权力之路走得并不稳定。很多时候，官级上的沉浮与他的军功大小有直接联系。伴随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他的权力指数有一个曲线发展的过程中。
武德三年（620年）一月，李世民兵败河东，太尉一职被撤。第二年，李渊亲征王世充班师回朝，李世民担任司徒，齐王李元吉为司空。李世民虽然没有恢复太尉一职，但是他的天策上将的头衔并不逊色于其他十二军将领。地位带来荣耀，也只有更高的地位才能为其提供庇护。这时候李世民还没有到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在这场权力角逐里，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需要指出的是，天策上将与李世民的其他官衔比较，也算不上最大的。他这时候的主官衔是司徒，天策军将领不过是兼任而已。皇次子的身份，战场上的生力军，秦王的头衔，他的政治影响力横跨军政两界。
在帝国权力高层内部，抛却血统联系，还埋藏着一条生物链，环环相扣，相生相克。武德八年（625年），李世民征讨突厥失利，司徒一职再次被撤。齐王李元吉顶了司徒，高祖皇帝身边的权臣裴寂又顶了齐王腾出来的司空。如此一来，李世民不但降至齐王李元吉之下，甚至连裴寂都比不上。也就是说，权力的大小与李世民所获取的官衔已无法成正比。
这一年的秋天，北方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散尽。长安城的阳光仍是刺眼得厉害，秦王府园子里的绿树红花、白桥灰瓦被艳阳摩挲得愈发光亮。李世民经常一个人待在王府的后花园里，长时间地陷入苦思冥想，天地寂静中酝酿着不安的气氛。
父皇李渊昨天又赋予他一项特权，命他开府洛阳。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已经是非同寻常的政治待遇了。李渊还为这项特权赋予了更张狂的注脚，那就是特批李世民拥有自己设炉制钱的特权。这项权力还是挺实惠的，完全是按照诸侯国的待遇安排的。如果说李世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那就是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成了他心中难以打开的结。
皇位继承人在这里成了一张看上去很美的名片，中看不中用。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从生下来那一天起，身上都贴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名分。《资治通鉴》开篇写道：“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由此可见，“名分”这种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多么重要。而追求名分，也似乎成了中国人生存世界里的第一要务。用那个在流血的仕途上摸爬滚打了半生的秦相李斯的寓言来表述，生在粮仓里的硕鼠注定会一辈子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肮脏之物。
有了名分，却不遵守名分，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这个世界由若干个格子构成，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格子，这个格子就是我们的名分。走出格子，而又无视格子的存在，通常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它关乎整个社会稳定。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乱，是中国文化生存的天敌，中国文化所推崇的价值观，是和谐与稳定。当然这也是执政者最基本的政治理想，江山永固，千秋万代，唯有如此，利益才可以永远成为自家树上的果实。
中国文化系统里那根撑天立地的柱子——儒学，所弘扬的主旨，就是反竞争、求和谐。竞争带来的是混乱和动荡。今天所提倡的一个人要有进取心，要有雄心壮志，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的书里写道，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却乐于忍受这一切。
对于皇家来说，权力的继承也应该“各安其分”。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一种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不但在当时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靶子。
对于李世民而言，战争不仅让他俘获了军功，同时也让他收获了大量忠心耿耿的文武人才，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日后的秦王班底。李世民手里掌握着一个听命于他的五十人左右的文武官员集团，其中很多人还来自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
多年在外征战的人生经历，让李世民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迅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统帅。李世民兄弟三人早年所受的教育侧重武术，尤其骑射。作为一个能征惯战的军事将领，李世民的品格形成于他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涯。
依靠军功迅速成长起来的李世民，其地位和权势蕴藏着更多的铁血成分。他依靠枪杆子打出来的硬实力如日中天，同时在威望、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这样的软实力上也无人能与他匹敌。李世民还设立了文学馆，文学馆的创办也在提醒太子李建成，秦王集团正在走正规化发展之路，下一步的指向已经非常明确。
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身为太子的李建成都感受到了来自李世民的气场压力。对于李建成来说，能够与这个强势的弟弟相抗衡的，只有太子之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出一般皇子的权势和地位。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让他当太子，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请让他当太子，太子真是一个令人忧心的事业。太子之位真让李建成得到一张免死金牌和一把指哪砍哪的尚方宝剑吗？显然没有。只要他这个太子一天没有升级为皇帝，一切皆有翻云覆雨的可能；就算是升级当了皇帝，只要李世民手里还握有军权，威胁依然存在。
长安城如同一座盛大的赌场，在华丽的宫殿内部，轮盘赌的游戏每天都在上演，而每个人手中握着的筹码都可能是通向毁灭与重生的指路牌。兄弟二人从相互生疑走向彻底决裂，需要的是一股助推力量，而这股力量则来自他们的父皇李渊。
李渊是个“护犊子”的大家长，他对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三个皇子是相当宽容的，这种宽容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李渊对于子女的态度，和他从小失去父母之爱有着很大的关系。自己越缺失的东西，往往会加倍补偿到子女的身上。那些白手起家，从小经历过诸多苦难的创业者们，有朝一日发达了，通常会用金钱和物质满足子女的一切要求，哪怕是无理的要求。
李渊也是如此，由此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也就是说，这几个儿子可以放肆到骑马挎刀出入宫廷的地步。甚至太子和秦王、齐王三兄弟的命令，竟然与皇帝的诏敕具有同样的行政效力。
如此上下不分，让下面的官员们很为难。尤其是三个人同时发出指令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到底应该听谁的。最后只好看时间先后，谁的命令先到就听谁的。此时李渊的皇权与李世民的王权相比，在某些方面都不具备绝对的优势。相应的，太子应有的、超出普通皇子之上的权势和地位，也因为李渊的一味放纵而消失于无形。
李建成正在慢慢失去与李世民进行正面对抗的客观实力。虽然李建成手里还拥有东宫卫队这样的武装特权，可是李渊也将同样的权力赋予了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李建成的太子特权，少了质的差距，只剩下量的区别。李建成感觉自己的太子之位已经受到其他力量的威胁。
李渊如此纵容皇子们在天子脚下拥有私人武装，等于在他的帝国权力中枢埋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一旦兄弟反目，就不是拳脚相加的一对一单挑，而是动摇国本的武装暴动。
李渊任人唯亲的毛病过于严重，李世民的战斗力太强，可以不夸张地说，李唐的半壁江山都是李世民一手打下来的。与李世民荡气回肠的铁血生涯相比，李建成所做的保障供给工作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李世民在前线享受鲜花掌声的时候，李建成正周旋于东宫与太极宫，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于政务而难以脱身。
宫殿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消耗男人精力的场所，男人们曾经彪悍的生命力急剧枯萎。尤其是开国期间，宫殿就像一台杀人机器，奢华只是诱惑人的表象。武德三年至四年（620年—621年），李世民迎来了平定天下的巅峰对决。这一战，他先后啃掉了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两块硬骨头，迅速扭转了天下群雄纷争的局面。放眼天下，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李唐统一的脚步。而与此相对应的，放眼帝国的权力格局，已经没有谁能够阻挡李世民迅速上位的现实。
李世民的声势威望、官爵权势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身为皇子，李世民的起点本来就很高，往上提升的空间已经不大，李渊在此战后用“天策上将”的名号对李世民进行封赏。这时候的李世民就是帝国天空的那轮红日，耀眼的光芒甚至盖过了李渊的风头，更不用说太子李建成。更为可怕的是李世民丝毫没有放缓脚步的意思。他随后又一鼓作气，先后拿下刘黑闼（窦建德的残余部队）、山东的杜伏威。
李世民所驾驭的帝国车轮眼看就要将地方军阀的割据势力统统碾碎，整个帝国都在为前方的李世民热血沸腾，聚光灯下的他也没有辜负观众的期望，将自己的表演一再推向高潮。李渊起初还在为上天赐给自己这么一个有能力的儿子感到欣慰。可是随着李世民战功的不断升级，他给予这个皇子的赏赐也达到了巅峰。
这时候，太子李建成就算是一个愚钝之人，也能感受到来自秦王集团的巨大威胁。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刻，也就谈不上输赢。李世民在这场帝国权力之争中，并无绝对胜算，他的对手也是强大的。
强强碰撞，通常在电光火石之间解决战斗。先不说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太子作为帝国未来的权力接班人，不是谁想动就能动得了的。更何况李建成在军事上也并非无能之辈，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他和李世民并驾齐驱，所立战功不相上下。
但在第二阶段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无疑是首功之人。亲兄弟明算账，这个账不是家庭的小账，而是关乎江山归属的大账。早在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李世民平定薛举父子之后，李建成就已经“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纲，就曾因太子“疏骨肉”而对他进行劝谏。到武德三年平定刘武周，武德四年又消灭窦建德与王世充这两大势力，李世民的功绩与声望更是远远超越了太子李建成。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随着个人实力的不断提升，李世民志在天下的政治抱负也逐渐露出了端倪。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危机，是皇权政治的最高原则。武德五年，平定刘黑闼之前，太子洗马魏徵就曾经向太子李建成挑明这层利害关系。他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而今刘黑闼逃亡所余，手下不过万人，物资粮草匮乏，若以大军临之，其势定如摧枯拉朽。殿下应该亲自出击以取功名，进而结纳山东豪杰，庶可巩固地位！”李建成听从谋臣魏徵的建议，向高祖请命，于是领兵扫平刘黑闼之乱。李建成固然有捡便宜的嫌疑，但是功劳却是实实在在的。
李建成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比不上李世民，但他所统辖的军队中有冯玄、薛万彻这样的一流猛将。此外，李建成的军事才华还体现在培植地方军事力量方面。出征刘黑闼期间，他在河北一带结交当地豪杰，使这一地区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直到李世民夺取皇位后，这一地区仍存在反李世民的地方势力，由此可见李建成在当地的影响有多深远。
太子李建成的最佳拍档是齐王李元吉，此人作为玄武门之变中的重要角色，历史镜头留给他的始终是侧面，不见正脸。
李元吉身上的确存在不少缺点，但他也算是帝国的一员猛将。用当时观察家的话来说，他“力敌十夫”（《隋唐嘉话》），在军事上不是无能之辈。他喜好舞枪弄棒，常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此人是个战争狂人，经常将自己府上的奴仆、宾客、婢女、侍妾们聚集在一起，让他们身披甲冑，真刀真枪地来一场军事演习。一场演习下来，这些下人死伤无数，就连李元吉本人也曾经在这种民兵武装演习中被误伤过。然而，他并不以为意，依然对这种刺激的血腥游戏乐此不疲。
李元吉痴迷于打猎，他的捕兽工具能够装满三十车。宁愿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他喜欢在鹰飞狗逐、纵马疾驰中获得强者的人生体验。他时常带着亲信组团出去游逛狩猎，践踏农家的田园和庄稼，放纵左右亲信掠夺百姓的财产。
自由而放荡的狩猎生活，让李元吉无法抑制内心对于权力的欲望。按照现代心理学分析，喜欢狩猎的男人，通常不是安分之人，他的血液里与生俱来渗透着冒险基因。在李元吉看来，父皇的宫殿也是猎兽的场所。他坐在齐王府的太师椅上，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荣耀和权力。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太子，一个手握权柄的帝王，他并不觉得这想象不真实。
李元吉排行老四，喜欢冒险的他，始终活在两个哥哥的阴影之下，这让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够尽兴。皇子的身份，既是无法突围的宿命，也是一切皆有可能的梦想之阶。如果一个有着权力欲望的人长期蛰伏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人跑马灯似的你来我往，内心肯定会生出无数愤怒、嫉恨的小虫子。
李元吉不是头脑简单的猎人，而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极高的人。军事方面的才华虽然不及他的两个哥哥，但也可圈可点。武德二年，并州被刘武周攻陷时，李元吉只有十七岁，这个黑锅不应该由一个不成熟的少年来背。后来，李世民和窦建德决战时，“留元吉与屈突通围王世充于东都，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余人”，这时候的李元吉只有十九岁，算是帝国的一名早熟型军事人才。
李渊太原起兵后一直让李建成、李世民共同充当统帅，直到正式称帝。这一阶段李元吉年龄尚幼，在父兄刚开始打江山的时候，经常留守太原。武德元年，李元吉做了一出应景的好戏给他的皇帝老子看。李元吉对外宣称，他在太原发现了一块天然奇石，石头上面有“李渊万吉”的字样。
这的确算不得什么新发现，每当天意难决的时候，总会有人炮制这种低级趣味的游戏，而且大有市场，屡试不爽。这是一块普通的手工刻石，李元吉却用它做了一篇天降祥瑞的文章。这篇为皇帝登基所做的应景文章，哄得李渊老怀欣畅。
既然是上天对自己的肯定，只有承天应命。李渊甚至命令李元吉在太原建了一个亭子，记录这块石头的不凡来历和天授意义。由此可见，李元吉并不是一个四肢勤快、大脑简单的三号皇子，至少他懂得如何把一块破石头炒作成政治试金石。混迹于权力世界，能够熟练地驾驭这一切就足够了。
权力不过是一场定好规则的游戏，而游戏的玩法有千百种，李元吉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李渊如此慎重地对待他的这块小石头，那么他就有可能制造出更大的政治陨石。他实在不相信命运，否则，他就会安于做他的齐王。前面有大哥李建成这位太子，有名望甚高的二哥李世民，就算争得头破血流也轮不上他来当皇帝。可是他偏偏不是一个安生的人，他将自己的权力之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帮助大哥李建成收拾二哥李世民，然后才有可能取代大哥当皇帝。权力王冠上的那颗宝珠在他梦里反复出现，晃得人睁不开眼。
李元吉之所以选择联合大哥李建成，共同对抗二哥李世民，是因为在他看来，三兄弟之中，真正的实力派兼偶像派的人气巨星是李世民，他不和李建成联手就无法消灭李世民。相较于李世民，他认为取代李建成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这么想，还出于一些客观因素。一是大哥李建成的地位正统，联合他就是联合朝廷的主流派，可以获得名正言顺的话语权。二是李渊在起兵之前经常带着李世民在外面做官，而李元吉一直跟着大哥李建成生活，情感甚笃。三是李元吉与李世民地位相似，只能兼并，无法做到真正的联合。还有一个小事件在李元吉与李世民之间留下阴影，那就是秦王集团旗下的猛将尉迟恭与李元吉的比武事件。
齐王李元吉是一员猛将，尤其擅长骑在马上使用长槊，而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恭也是此中好手。在洛阳打仗的闲暇时光里，李世民安排李元吉和尉迟恭来一场较量。李世民让他们将枪头摘下来，只拿木杆比武，点到为止。尉迟恭却说自己的枪头可以拿掉，齐王李元吉的枪头用不着摘。
李元吉看尉迟恭如此托大，大为恼火，跃马持槊杀向对方，结果屡刺不中，反被对方捅落马下。李世民问他：“夺取长矛、避开长矛，哪种更难？”尉迟恭回答说：“夺取困难些。”
李世民命令尉迟恭表演夺取李元吉手中的长矛，得到指令的尉迟恭连续三次夺得李元吉的长矛。李元吉向来以骁勇著称，虽然口里赞叹，心里却深感耻辱。在他看来，这是李世民在当面羞辱自己。而李建成的性情显然更温厚一些，对他这个弟弟也是关爱有加。从帝国权力斗争的战略高度来说，兄弟三人，李建成与李元吉联合更加顺其自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优势，更是一个战略优势。在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二比一的优势往往会决定最后的输赢。
李元吉可以从第三者的立场出发，以皇子的身份在斗争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就算在皇帝面前说对方的坏话，同样的内容，李元吉说出去的达到的效果，往往超过李建成的。毕竟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李元吉拥有一种“客观”的资格。
李建成虽然在军事活动中不是李世民的对手，但是政治实力则大大超过对方。辅助李渊处理政务，稳固后方，支援前线，李建成的作用不容小觑。他“性宽简”，因而很得人心，周围聚集了一批贤臣名士，如封德彝、魏徵、杜淹、韦挺等人。这些人后来为李世民所用，成为“贞观名臣”。
李元吉手里有一支相当数量的军队，李建成将其拉入自己的营垒，在关中多了一个可靠的帮手。同时他又将镇守幽州的庐陵王李瑗也拉了过来，作为自己的外援。
李建成在京师地区的权力优势远大于李世民，更为重要的一点，李建成是嫡长子，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一大批皇亲国戚集结在他的周围。他们虽然是一个守旧的集团，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但还是有较强实力的。最为关键的是，在两个人的斗争过程中，李渊始终站在李建成这一边，从来没有动摇过。
太阳沉入西山，天地一片苍青。长安城的灯火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李建成又一次站在东宫的玉阶前，望着西北方向的秦王府。自从李世民返回长安，他就很少再有往日的轻松。他的梦里总是出现这样一幅场景，一道隐秘的刀光在夜的掩护下即将抵达他的脖颈，而他也用另一道隐秘的刀光，将一个个头颅掀了下来。
在没有领兵的日子里，李世民也保持着一种习惯，他经常穿上铠甲立于月光之下，冷峻的长安月为他镀上一层光亮的薄膜。他留恋战场，怀念那些与敌人正面相撞的时刻。可现在的他正在慢慢远离那种让自己身心紧绷的时刻，他反复提醒自己，战场没有消失，战场只是转换了形式。
宫殿是战争和战场的终结之所，住在其间的人不是战争之王，就是战场的常胜客。李建成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来自于秦王集团的威胁，这种感觉像丝丝缕缕的气味弥散在空气里，无处不在。身边的人不断提醒他，包括三弟李元吉。在李世民没有返回长安之前，他不以为意。只要自己手里还捏着太子这张王牌，就等于获得了皇帝的支持。
在几个皇子中，李渊对李世民的态度一开始是偏爱，后来随着李世民功劳越来越大，又添了几分忌惮。虽然在综合能力上，他对李世民高看一眼，但是他从来不曾有过改立太子的意图和勇气。每天坐在太极宫的中央，周围的一切都围绕着他运行。可他有时候又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幻象，当他伸出手去抓的时候，一切又不存在。
李渊经常想起死去很久的父亲李昞。虽然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就病故了，可是每当他坐在宫殿里，看着远处苍茫的终南山发呆，就会升起一种对父亲的思念。他在建国后，追封父亲为大唐王朝的元皇帝，上庙号唐世祖。父亲走得早，可留给他的贵族身份将他托于众生之上。如今他也是父亲，将来留给自己孩子的是皇族身份。不知从何时起，他有些害怕这个身份。置身于鲜花盛开的后宫院落、环环相扣的大明宫以及重重幕帘遮挡的殿堂，他总是有着隐隐的不安。
一切皆空，唯有亲情是最真实的，因为不管世事如何变化，亲情就藏在你的血管里，日夜不停地奔流，提醒着你的来处与归处。李渊无比疼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他与结发妻子窦皇后所生的几个孩子。或许正是源于这份爱，他有意无意地回避诸皇子间的矛盾与纷争。
随着帝国战争接近尾声，李世民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功盖天下，中外归心”的程度。可是一旦战争终止，李世民这张铁血王牌也会慢慢淡去颜色。随之而来的是，太子争夺战的形势陡然生变，李世民会由当初的全面进攻阶段进入防守反击阶段。李世民在帝国权力结构中的强势突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皇权的冲击。
李渊在李建成、李世民这对兄弟的冲突中，只是前者的联盟。这主要是由太子的身份决定的，太子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帝的肉喇叭和传声筒，是皇帝缺位时，皇权的形象代言人。李世民步步紧逼，李渊不会坐视不理，他于不自觉中成了太子集团的坚定盟友。除了皇帝，四皇子李元吉也卷入其中。权力分配也是论斤计两的，不过计较的是权力比重。如果没有外因，大部分人都会站在太子这一边。
李世民只是帝国的功臣而不是权臣，虽然在声望和才能上超出了不少篡位者，但若论权势，尤其在帝国的中央权力格局中，相对太子李建成并无太多的加分因素。在手握皇权的李渊面前，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说白了，秦王不过是皇权内部一个重要的零件，而不是独立运行的机器。
在这场太子之位的争夺中，李世民虽然在表面上一度取得领先，人气指数爆棚，但事实上他从来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构成致命的威胁。无论是他，还是李建成，都默认了这场游戏的规则，而此刻所能做的，就是在等待中僵持。这种僵持，成为他们共同的默契，虽然暂时无法打破这种平衡，但这种平衡不会永远存在。
就在李建成已经感受到秦王集团的压迫式威胁的时候，精于权术的李渊已经有所察觉。当战争证明李世民是帝国利器的时候，李渊却一反当初让李建成坐镇长安，李世民外出征讨的做法。他居然同意了李建成的要求，让他代替李世民前去征讨卷土重来的刘黑闼。李渊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借此巩固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压一压李世民“功高盖主”的嚣张气焰。可以说，李渊此时已经对秦王集团有所忌惮。
天下逐渐平定后，李渊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每逢此刻，李世民就会思念自己早逝的母亲，感叹她不能亲见父皇君临天下。一念及此，总是会黯然神伤，独自垂泪。
宴会结束后，嫔妃们就抓住机会对李渊说：“如今四海升平，陛下正应安心娱乐，可秦王每每独自哭泣，正是因为憎恨妾身们。陛下万岁以后，妾身母子们必不为秦王所容，到时候恐怕一个都不会剩下了！”说着话，眼泪也跟着噼噼啪啪地往下掉，她们边哭边说：“皇太子为人仁孝，陛下将妾身母子们托付给他，必能保全性命。”
李渊看着这群粉嘟嘟的泪人儿，内心难免生出怜香惜玉的感情。自从窦氏去世之后，李渊突然觉得自己情感世界变得空空荡荡。躺在偌大的龙床上，虽然身边不乏玲珑剔透的美人儿，但是他从未忘记过那个陪伴他走过无数风雨的女人。或许正因为如此，对于自己所宠爱的嫔妃，他总有珍惜眼前人的想法。
这时候接连发生了两件事，使得李渊对待李世民的态度发生转变。
一是尹德妃事件。尹德妃之父名叫尹阿鼠，其为人和名字一样不入流，向来蛮横骄纵。有一次，尹阿鼠看见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骑着高头大马从他门前经过，就唆使一帮家僮将其拽下马，一顿拳打脚踢，并折断了杜如晦的一根手指头。随后，尹阿鼠恶人先告状，让尹德妃在皇帝面前吹枕边风，说：“秦王的手下欺凌妾家。”李渊忍无可忍，再次对李世民大发雷霆：“我嫔妃的家人尚且被你的手下欺凌，何况普通老百姓呢？！”李世民想要为自己分辩，可李渊强行打断了他的话，不愿意听他辩解。
二是张婕妤事件。李世民在担任陕东道行台时，李渊诏示他有权处理辖区内一切事务。在这期间，李世民将辖区内一块田地赐给作战有功的淮安王李神通，巧的是皇帝的爱妃张婕妤也在为父亲求取这块田地。李渊就下诏将这块田地赐给张婕妤之父，但是李神通表示秦王李世民赐给他田地在先，不肯交出来，这下惹恼了张婕妤。一天夜里张婕妤陪侍，她趁机向李渊进谗言，皇帝赏给她父亲的土地，被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李渊勃然大怒，第二天召见李世民，斥责道：“我的手诏不管事，下面州县只听从你的指令，这成何体统？”
在李渊看来，这天下是他的天下，这里的一切，都应该以他这个皇帝为中心。身为皇子的李世民一再挑衅他的底线，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他私底下在自己的宠臣裴寂面前埋怨道：“秦王常在外边带兵，已经形成了专制作风，全是让那些谋士给教坏的，真不像我过去的那个儿子。”
过去的那个儿子去了哪儿？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两个女人引发的事件虽然不是大事件，但李渊在这两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足以说明问题。随着李世民权力的扩张，不但让太子有强烈的危机感，也让李渊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大有严冬将至，冷风过境之萧瑟。
2.一场趋利避害的游戏
一道霞光从终南山冉冉升起，越过千层宫殿，越过干燥凛冽的空气，落在被城墙和壕沟拱卫着的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落在远处河边停泊的三桅帆船上。连接绵长的宫墙的九个城门——东面、南面、西面各三道城门，在清晨的空气中哗啦啦地打开了，一夜未歇的京都又陷入新的狂欢。
权力，终于将一奶同胞的兄弟塑造成你死我活的对手。对于利用女人打口水仗这一套，李元吉已经烦透了。他直截了当地对太子说：“我想为大哥亲手杀了他！”不知在酒桌上伏了多久，李元吉睁开眼睛，狠狠地说出了这句话。风吹花落，飘进了酒杯，他睡眼惺忪看也不看，一仰脖子喝得干干净净，然后奋力将酒杯掷于地上，摇晃着身体，踉踉跄跄地走出东宫。望着李元吉的背影，李建成的内心有着隐隐的不安。他知道，自己早晚会被这个莽撞的弟弟害死，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这样的情势下，任何一方违规操作，都可能给对方带来一次绝地反击的机会。李世民遭到冷落和排挤，李建成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李元吉对这种局面很不满意。两个兄长如果相安无事，他就什么好处也捞不着。如果不能将李世民踢出这场博弈，自己永远也别想靠近宝座半步。
一天，李世民陪高祖李渊驾临齐王府。李元吉早早就让侍卫宇文宝埋伏在卧室内，准备刺杀李世民。可在太子看来，齐王这么做也未免太莽撞了。在你的府上、在父皇眼皮底下干这种事，即便成功了，你李元吉就算有九个脑袋也不够砍，而身为太子的自己到头来也难逃干系。有时候，李建成真的无法理解李元吉在对付李世民时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和决绝。他总觉得最后的时机还不到，他没必要匆忙下手。可李元吉总在提醒他，胜负往往只在毫厘之间，不要等到出手的时候，才发现机会已经完全丧失。
在政治斗争面前，死亡有自己的逻辑和条理。一个死亡，往往会牵扯出另外一个死亡。死亡不是单细胞复制，而是一道无穷无尽的血连环。身为太子的李建成还是不想轻易涉险，权力带来的危险，只有权力能够提供庇护。当李元吉埋伏的杀手准备刀剑出鞘的时候，李建成及时制止了。太子之位，距离权力巅峰只有一步之遥。在这场残酷的角逐里，自己必须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李建成的保守，让齐王李元吉很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抱怨，自己这么做也是为大哥着想，两边都是兄弟，杀了二哥对他这个做弟弟的有何好处？李建成也不想失去这一政治盟友，只有安慰对方。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这是云天湛蓝，蝉鸣交织的初夏时节。李渊突然放下手中的朝政事务，前往京郊宜君县新落成的仁智宫消暑避夏。李渊想离开长安一段时间，每天坐在宫里翻看奏折，让他困闷不已。做皇帝真是一件苦差事，光是看着那些堆成小山的奏折，就已经让他头疼不已，更何况还要逐件批阅。此次出行，秦王李世民与齐王李元吉护卫天子銮驾左右，而太子李建成则留守长安城。
李渊经常在心里将李建成与李世民做一番比较，虽然他最欣赏的是李世民，但是这孩子像一潭水，让人望不见底。太子相对仁孝，将来可为仁孝之君。所谓亲情，放在平民百姓家里是一种向心力，而放在皇家就有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隋朝的前车之鉴还在那里摆着。他这次出行，特地将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在这林木幽深、风景宜人的仁智宫过一个安心而清凉的暑季。
在李渊驾临仁智宫的同时，一条重要情报打乱了计划。太子手下的郎将尔朱焕和校尉桥公山奉太子之命，将一批崭新的盔甲运往庆州（今甘肃庆城县）交给都督杨文干。
杨文干曾经担任过东宫禁卫的职务，后来李建成为了加强自己在地方的军事力量，便向李渊保荐杨文干为庆州都督。杨文干在庆州厉兵秣马，大肆为太子培养私人势力，成为继罗艺和李瑗之后，李建成在地方上的又一绝对强援。
奇怪的是运送军需物资的尔朱焕和桥公山到达豳州时停止不前，而且突然向豳州方面举报，声称有重大军情上告。豳州地方官不敢怠慢，即刻将他们送到了皇帝所在的仁智宫。尔朱焕和桥公山随即向李渊面奏，指控太子李建成准备与庆州都督杨文干里应外合，趁天子不在京城之际发动兵变。
李渊感到无比震惊，离开长安城，就等于离开了皇权的安全区。太子李建成留在京城监国，如果他选择在这时候突然发难，李渊的皇权系统会不会就此瘫痪。而嗅觉灵敏的李世民预感到，这是一个彻底扳倒太子集团的绝佳时机。虽然李元吉藏于暗处的杀手没有拔出那把杀人的刀，但刀是最不安分的事物，从来就不会沉默无语，就算藏匿于无形，也能让局中人感觉到杀气。太子和齐王的心里都藏着一把杀李世民的刀，而他又何尝不是。如果他倒下，历史轻描淡写也就过去了。如果太子倒下，李世民将有可能创造一场这个世界上著名的阴谋，想一想都令人兴奋。
太子养兵传递出的信号就是意图谋反，只要这个罪名坐实，他就绝无翻身的可能。一切不过是一场趋利避害的游戏，在乱云飞渡的非常时期，李渊没有理由不去怀疑李建成。太子之位距离天子之位仅一步之遥，来自于皇位的诱惑向来让人难以拒绝。
李渊决定试探一下，他召太子李建成速来仁智宫见驾。这是一着妙不可言的棋，如果李建成不来，说明他的心里有鬼，确定谋反无疑。如果他来了，说明这件事儿很可能暗含玄机。而李建成同样面临两难抉择：如果去了，父皇不给自己任何解释的机会，那么等待着他的将是凶多吉少的命运；如果不去，自己就真的坐实了谋反之名，同样必死无疑。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李建成最终选择去见李渊。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因为他是儿子，也是太子；而李渊是父亲，也是皇帝。父为子纲，君为臣纲，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七月十四日，李建成踏上了去往仁智宫的生死之路。大队人马刚刚开拔数十里地，李建成就将所属官员全都留在了北魏遗留下来的旧堡栅中。他生怕夜长梦多，让父皇的疑心加重。他只带了几个随从，快马加鞭去觐见李渊。
果然不出李渊所料，李建成承认的是错误，却不是罪责。他百般解释，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极力表明自己的清白，甚至使出了顶级表演水准，“叩头谢罪，奋身自掷，几至于绝”。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李渊确实动了恻隐之心。但事关生死，他不敢贸然选择相信他。李渊命人将李建成软禁在帐篷中，只给他麦饭充饥。
李渊不仅怀疑李建成，也怀疑李世民。为了澄清事实，他决定下敕，召杨文干前来对质。李渊软禁李建成的消息吓坏了杨文干，本能的恐惧扰乱了他的心智，他居然在慌乱之中起兵造反。漫长的时间会清洗掉历史地板上的痕迹，所有真实发生过的事，也像有人刻意留下的一场骗局。而对于李世民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从接手皇位的那一刻起，李渊的心就开始变得局促难安。皇帝难做，却又人人都想做。如此一来，做皇帝的风险系数就会大大提高。那些想当皇帝的，当了皇帝的，都在自己心里暗暗地签了一份生死状。总觉得这是一场以命相赌的游戏，松懈半分就有人在背后放冷箭。李渊认为杨文干事件既然牵连到了太子李建成，响应的人恐怕不在少数，毕竟太子的号召力不可等闲视之。
只要有仗需要打，李渊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李世民。也许是事关紧急，情急之下的李渊居然向前往平乱的李世民开出了一张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等到平叛回来，立他为太子，将现任太子李建成降格为蜀王。李渊甚至说了，蜀地狭小，蜀兵脆弱，将来建成若能服从你，你就保全他的性命，若不服从，你要制伏他也易如反掌。
这真是一个荒谬至极的玩笑，让李世民又一次看到了未来人生的光芒——尽管李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游移不定，像是在掩饰一个最低级的谎言。选择相信固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有时不这么做，别的什么也做不了。这句话如果不是李世民在后来修史中添加的“神来之笔”，只能说明李渊是一个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的君王。
身为开国之君的他显然不可能随便做出这样的承诺，更何况经历过战争风浪的他不应该如此慌乱。难道皇帝当得久了，胆子也变得小了；难道高大的宫墙截断了他的勇气，让他没有别的选择？等到李世民出发后，李元吉和嫔妃们不停地跑来给李建成说情，就连皇帝最信任的大臣也站出来为太子开脱。由此可见，李建成这个太子当得还算得人心。
在历史翻卷的巨浪中，没有谁重要到无可替代，任何一个人的倒台或者消失都是无足轻重的，时间会随时将另一个人推到历史的前台，然后取而代之。李渊替了杨广，他又将会被谁替代？所幸的是，现在能够真正威胁到他的是他的孩子。
李渊本就没有动太子的念头，很快就妥协了，他让李建成继续镇守长安。这么大的事，就这样被李渊轻轻地一笔带过。太子毕竟是太子，李建成的太子地位在李渊这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既然太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有问题的就可能是太子的对立面——秦王李世民。一切仿佛都在李渊的操控之中，被动的李建成居然一夜之间成了胜利者，而李世民则再次受到命运的愚弄。
李渊只是推测李世民是这件事的幕后主谋，但是缺乏相关的证据。没有证据，不代表没有真相。武德中后期，李渊对世民“恩礼渐薄”，而建成和元吉则“转蒙恩宠”。只要李建成不犯原则性的大错误，等到李渊百年之后，太极殿上的那个宝座自然是他的。既然如此，在总体形势对其绝对有利的情况下，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李建成根本没有铤而走险的必要。
一方面为了向官员做出解释（太子私自运送铠甲给地方军官是谋逆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李世民发出警告，李渊最后将此事定性为兄弟不和，并归罪于东宫中允王珪、东宫左卫率韦挺和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将三人流放了事。
虽然李世民对这个处理结果很不满意，但也无能为力。为了让自己从这件事中抽身而出，他并没有对处理结果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私下里派人给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送去了三百两黄金作为慰问金。
李渊一直希望李世民安心做一个普通的皇子，不要对太子之位再抱有非分之想。他无意剥夺李世民政治上的地位，更无意取其性命。可是很多时候，人往往被事件拖着往前走，人只是洪流里的一粒棋子。
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出李渊的策略。在李世民出兵平乱的同时，李渊便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他将整件事情进行了冷处理，既没有处分李建成，更没有废立太子。因为他从这次事件中，既看到了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李世民威震宇内、天下归心的现实，也看到了李建成虽然位尊，却处于难有作为的境地。他知道这是矛盾的焦点所在。李渊很清楚：只要在朝堂之外另辟战场，李建成根本无力与李世民抗衡。李建成之所以会自乱方寸，跳出来做出狂逆悖理的举动，是因为他耐不住内心的躁动不安。李渊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孩子：老二是不会轻易臣服于老大的，当然老大被立为太子多年，也是不会臣服于老二的，否则，他早就自动让出太子的位置了。
李渊处理杨文干事件时，最初想废太子，将其贬往蜀地。可是李世民这边一出兵，杨文干就闻风而定。就在杨文干被自己的部将刺杀，首级传送长安之时，李渊也推翻了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如果将李建成封到蜀地，只有一个结果，前任太子一定会在剑南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树起反旗与朝廷对抗。到那时，一场伐蜀平叛的局部战争是免不了的。虽然以李世民的能力，伐蜀平叛不是很难的事，但对天下苍生社稷则是一场深重的灾难。而且时间越往后推，战争的规模就会越大。
李渊以“和稀泥”的方式勉强维系着太子与秦王之间的平衡，但谁都明白，包括他自己，这种平衡处于一种极其脆弱的状态。他在对此事进行冷处理的同时，也在为大唐帝国的权力归属和命运走向做着艰难的抉择。李渊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其实时刻都在苦苦地寻找解决这一重大危机的良策。
杨文干事件发生后不久，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官员上书说突厥屡次入境是由于帝国的都城长安过于繁华，物质诱惑太大造成的。这个上书的官员突发奇想，建议皇帝一把火将长安城烧毁，然后再择另一个地方建都。
这完全是不靠谱的想法，居然得到李渊的认可，并且还真派人寻找迁都之所。李渊寻找的下一站落脚点，锁定在今天的河南南部山区到湖北平原一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李唐选择那里作为都城，会失去相当程度的支持力量，等于一个武功高手自废武功。在古代中国，决定都城地点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
长安位置偏西，位于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处，居关中之地，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一旦帝国东部出现叛乱，统治者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隋唐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突厥等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长安靠近边疆，是连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同时也是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
当然如果迁都河南洛阳也是上佳之选，洛阳居天下良好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成为最大的优势。在很多朝代，洛阳扮演了长安的陪都角色。唐朝时长安、洛阳为东西两京，皇帝常常往来于两京之间，武周时改洛阳为神都，正式定为都城。
可是李渊选择的迁都之所并非洛阳，如果仅仅为了避免突厥的骚扰而迁都，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可是李渊却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搞得重臣们“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
在这件事上，李世民持反对意见，他劝谏：“北方少数民族为祸中原的情况自古就有。陛下凭着圣明英武，创建新王朝，安定中夏，拥有百万精兵，所向无敌，怎么能因有胡人搅扰边境，便连忙迁都来躲避他们，使举国臣民感到羞辱，让后世之人讥笑呢？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领，尚且决心消灭匈奴，儿臣愧居藩王之位，希望陛下给我几年时间，让我把绳索套在颉利（突厥首领）的脖子上，将他逮到宫阙之下。如果到时候不成功，再迁都也为时不晚。”李建成的态度和他的父皇是一致的——为了与李世民唱反调，同时也为了讨好李渊。他直接反驳李世民：“当年樊哙打算率领十万兵马在匈奴人中间纵横驰骋，（结果失败了）你的话该不是和樊哙的相似吧！”李世民当然不肯示弱，他说：“面对的情况各有区别，用兵的方法也不相同。樊哙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不超过十年，我肯定能够将漠北地区平定下来，并不是凭空妄言啊！”
虽然李渊最后没有迁都，但是兄弟二人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一刻消停过。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相互攻击的导火线。朝堂内外，官员们在冷静地观战，为自己在帝国权力结构中寻找下一站栖身之所。
那些本来不应该与政治发生关系的嫔妃们，在这场兄弟斗争中早早就选择了站队，她们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太子李建成。在她们看来，太子是帝国的法定继承人，是受到皇帝庇护的接班人，胜算要比李世民更大。
还有一点，李建成知道在皇帝耳边吹枕边风的厉害，平时就注意与这些嫔妃搞好关系，不断施以恩惠。李建成“内结妃御以自固”，李世民却“参请妃媛，素所不行”。截然相反的态度，让那些身居后宫的嫔妃并没有经过多少思想斗争就将手中的赞成票投向了太子。李建成与皇帝的嫔妃们联合起来，诬陷李世民。如果李建成在李渊面前直接说李世民的坏话，李渊不一定会相信，甚至可能产生怀疑，对太子有看法。可是发动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一起泼脏水，尤其是让嫔妃们吹枕边风，这就由不得李渊不相信。即使是谎言，说上千遍也成了真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权力斗法，就好像小孩子玩跷跷板，此消彼长。刚性的平衡状态往往会破坏游戏规则，让权力博弈成为帝国制度内的一道暗伤。既然太子李建成的口碑越来越好，那么李世民的信誉也就呈递减态势。
接下来的胡马事件，再次验证了帝国权力斗争中谎言吃人的严峻事实。李渊在京城南面设场围猎，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随同前往。李渊命令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尤其喜欢尥蹶子。他就将这匹胡马交给李世民，说：“此马跑得很快，能够越过几丈宽的涧水。二弟善于骑马，就骑上它试一试吧。”
李世民骑着这匹胡马追逐野鹿，胡马真就尥起后蹶。李世民的身手还是不错的，他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方才站稳。等到胡马站起来以后，李世民再次跃身上马。如此三番四次，李世民就起了疑心。他对当时的宰相宇文士及说：“太子打算借助这匹胡马加害于我，但是人的生死自有命运决定，凭此等伎俩怎能伤害到我？”
李建成听到这句话，乘机教唆后宫那几个力挺自己的嫔妃在皇帝面前吹风：“秦王想当皇帝，他说，上天授命于他，要让他做天下的主宰，怎么会白白死去呢！”（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
李渊非常愤怒，只有自己这个皇帝是天命所系，你一个皇子怎敢口口声声称天命。他当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面，将李世民狠狠地训斥了一通：“谁是天子，上天自然会授命于他，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够谋求的。你谋求帝位之心怎么这般急切呢！”
李世民吓得当时就摘去王冠，伏地叩头如捣蒜，请求将自己移交司法部门调查，以证实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如此悖逆之言。此前，李世民也许还能期望李建成放自己一马，在杨文干事变、迁都事件、胡马事件之后，他就再也不敢有这种奢望了。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将自己置于死地。
兄弟三人在这条权力斗争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不分出胜负是无法收场的。而胜负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又会将帝国的命运拖向何处，没人能给出一个答案。
3.帝国的权力均衡论
尖利的刀锋，在长安的月下闪着寒光，对手的咽喉是它的目标，也是它存在的理由。无论作为父亲，还是作为一国之君，李渊都不想看到兄弟相残，父子斗法，毕竟杨隋王朝殷鉴不远。可是人在社会外部环境的裹挟之下，根本无力改变和扭转时局。他试图让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握手言和，以缓和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权力关系，并通过某些微弱的努力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是效果微乎其微。
李世民集团势力的膨胀，不仅引起了李渊的高度警觉，也增加了他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命运的担心。偏偏在这个时候，曾经出任过隋万年县法曹的孙伏伽给李渊上了一道奏疏。在这道奏疏中，他写道：“臣历窥往古，下观近代，至于子孙不孝，兄弟离间，莫不为左右之乱也。愿陛下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磐石，永固维城矣。”孙伏伽的奏文再次震撼了李渊那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神经，皇位继承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道难解的题，到了他这里也同样的纠结，不会因为他是新君，历史的老大难问题就能轻易地绕过去。
作为一国之君和父亲，李渊始终无法找到妥善处理帝国接班人的最佳方案。他的所有努力看上去更像是有心无力的敷衍，他陷入宫廷内和朝堂上精心策划的尔虞我诈的交叉火网之中，一方总在设法攻击另一方。
在这种互相攻击中，李渊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李渊的态度，很多时候取决于儿子们成功地利用他的程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李世民与李建成其中一方能够摒弃前嫌，放下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无法做到船过水无痕。在皇权斗争的路上根本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或者选择死亡之路，或者选择执掌帝国权柄，成为新的权力继任者。身陷于权力斗争的旋涡中，没人能够做到坦然处之，何况争的还是皇权。
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很快就展开了权力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这种行动由中央的权力核心地带向地方权力空间延伸扩散，像是带毒病菌弥漫于帝国的躯体，直到腐烂。在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李世民本来就处于劣势，现在更是岌岌可危。在这种处境之下，他只能选择自保。自保又谈何容易？剑已经亮出来了，收起来就等于束手就擒。在这种局面下，他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加强自己府邸卫队的实力，同时收买东宫的官吏，安插内线，以便随时掌握李建成、李元吉的行动方向。
在权力世界里，永恒的往往不是朋友，而是敌人。说得更残酷一些，权力就是一架炮制敌人的机器。可李世民不希望拥有太多敌人，他需要来自帝国权力集团的支持，尤其需要那些能够得到皇帝信任的官员，真正有实权的官员的支持。他希望自己的支持者们能够对李渊施加影响，阻止李建成、李元吉直接对自己下手。
李世民也考虑到不得不在宫门内发难的可能，这是一条终南捷径，同样也是加速死亡的捷径。是捷径就会有人甘冒风险，他李世民也不例外。他需要采取一些应急准备，以备不时之需，其中当然包括将玄武门这一关键所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李世民知道，自己的优势不在中央，而在地方，洛阳是他的权力核心地带。他一直崇尚山东世家大族的风尚，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山东集团的强势崛起让别人不敢小视。他和太子李建成都意识到山东集团在双方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极力争取山东集团的支持。李建成借讨伐刘黑闼之机在山东大大扩充自己的势力，笼络了许多山东豪杰。李世民将山东视为自己能否夺取政权的关键，在洛阳地区开辟了军事根据地。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李世民经常离开长安，他在长安城内和宫廷内部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秦王集团势力在洛阳，如果李建成将李世民困于长安，切断洛阳对他的援助，那么李世民就成了带着镣铐起舞的笼中鸟，根本无法与李建成抗衡。
正因为如此，洛阳对于李世民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李世民不但安排自己的心腹温大雅在那里坐镇，经营地方势力，同时他还秘密派遣张亮率领一千多忠心的将士前往该处，“多出金帛，恣其所用”，结纳山东豪杰，把这里变成自己的武装根据地和大本营，以便在情况有变时能够有资本进行反抗。
相比中央，太子集团对地方的重视程度小很多，这与他们的基础薄弱有关，更与他们决心在中央内部解决李世民的策略有关。在中央的较量之中，太子集团无疑占据上风，他们将李世民困在了长安。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渊在这件事上的暧昧态度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李渊知道皇子之间的明争暗斗，但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和制止。他的这种态度，与他是一个父亲不无关系——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愿意动李世民，是因为日益严重的突厥外患需要军事人才，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李世民的权力（兵权）。
不管李渊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态度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让李建成和李元吉无所顾忌，将李世民的空间逼迫得日益狭窄，另一方面让李世民觉得自己还没有被逼到绝境，使他做了在绝境下铤而走险的打算，也相应做出了一些调整和安排。
武德六年（623年）以后，李世民与李建成从暗中较劲变为撕破脸皮公开敌对。杨文干事件使双方矛盾公开化并且逐步升级。
李渊本希望李世民能够知难而退，放弃夺嫡之念，然后自损收敛以避祸。可是对于李世民而言，放弃就意味着灭亡，夺嫡之路已经走到连当事人也无法控制的地步。从李渊的态度中，李世民知道要想通过合法途径改立太子是不可能的。他决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做最后的生死博弈。从后来反复修改史料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李世民是个对名声、人望极为看重之人，他在做最后的决定之前，肯定有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李建成是法定储君，武力夺嫡是谋反大罪。即便能够侥幸得手，还是要千秋万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一着不慎换来满盘皆输，等待着他的就是灭顶之灾。
武德八年秋天，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烽烟再起。东突厥颉利挥师南下。这场战争虽然没有直接威胁唐朝中枢，但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也着实让唐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疲于应付。
李渊的军事部署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将右卫大将军张瑾、安州大都督李靖等人调到前线，而李世民则作为后备力量派驻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防守关中门户。李渊之所以没有像往常那样将李世民推向战争最前沿，主要是因为突厥的这一波入侵并没有对李唐王朝构成大的威胁，同时也表明李渊在尽可能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让他再出风头。
武德九年年初，突厥人入侵边境。太子李建成提议，由齐王李元吉前往边境抗御突厥。李元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秦王手下兵强马壮，善于攻守，希望能够带上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军们和精锐士兵赶赴前线。
李元吉这么做，明摆着要借此机会削弱秦王集团的势力。李世民和他的文武将官识破了这场意图明显的局，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官当然不愿意就这样被分离，被对方各个击破。其中尤以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等主要将领的反应最为强烈。李元吉抓住把柄，先是诬陷马军总管程知节，逼着李渊将其外放为康州刺史。接着又用金银丝帛贿赂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不肯从命。
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这种非常规手段去厚赂秦王集团的其他关键性人物，希望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倒戈。李渊对此似乎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他来说，几个王子之间的斗法和博弈，可以帮助他实现帝国权力的均衡。
李渊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一直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他想让李世民前往东都洛阳，要他在那里建天子旌旗。他说：“当初建立大计，后来又平定海内，都是你的功劳，当时就想立你为太子，可你却坚决推辞，我也只好成全你的美意。再说建成年长，当太子的时日已久，我也不忍心剥夺他的继承权。看你们兄弟好像不能相容，都住在京城里，必定要产生冲突，我想让你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居住洛阳，自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东的国土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但是他很快又推翻了这种想法，将已经拟好的诏令撕毁。恰好在此时，李元吉向李渊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秦王和部下听说要到洛阳去，表现得极为高兴。李元吉并不是谎报，李世民和他的部下们都不愿意在京城长安受李建成与李元吉之流的羁绊，他们宁愿到东都洛阳，那里才是他们可以做主的地盘。
如果秦王势力进入洛阳，将会使帝国陷入划疆而治的分裂局面。一个国家将分为东西两半，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让帝国陷入一场超大规模的东西内战。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在家与国之间的痛苦抉择，他在起兵时期的英明果决，此时突然失灵，左右不是人。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一个君王和一个父亲此时的内心世界，所有人只能看到他的毫无作为，而正是李渊的“无为”，才使得这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危机以玄武门之变的方式彻底解决。一场如此重大的政治危机，这种解决方式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巨大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于一个帝国，以及刚刚饱经战乱的人民来说，它的伤害值又是最小的。
谁又能说，在诸多的选择中，无为而治又何尝不是政治权术的最高境界？李世民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太子集团的逼人杀气，他预感到，决战的时刻已经悄然逼近。
4.博弈：靠人不靠天
武德九年春天，正是长安城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如果李氏兄弟不是生在皇家，他们的父亲不是那个叫作李渊的皇帝，他们会在这个时节的某个早晨，穿上最漂亮的服饰，牵上最彪悍的骏马，在京都的旷野之上追逐时光。所有的刀光剑影都将隐去，岁月被阳光抹上一层淡金的光泽，看上去那么温柔。
奈何人总是被命运裹挟前行，既然历史成了板上钉，也只有让他们各就各位。现实是，属于李氏兄弟的这个春天是一段最为难熬的时光，除了朝堂上发出的无关紧要的喧嚣声，长安城寂静得令人心慌。除了等待，他们变得无所事事。但这种等待又是残忍的，就好像在人的心上施加某种酷刑，考验着每个人的耐性。
对于李世民来说，他已经做出了某种选择。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开始慢慢享受演出前的兴奋。事态的天平，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
第一步：权力的集团化操作。作为秦王集团的带头大哥，李世民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身边聚拢的这些人都是他在长期烽火岁月里结交的患难之交，在这一点上李建成是远远不及的。尽管在太原起兵之前李建成被李渊派到河东分管招揽人才的工作，但取得的效果并不出色。
经过战火的淬炼和岁月的砥砺，李世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八岁的少年，而是一柄出鞘的利剑，李建成也不是那个沉稳的大哥，而是一个等待接班的太子。
时间让他们发生了质的改变，李世民有了取而代之的实力和野心。不过，能吸纳人才只是成功的一个方面，如果仅仅将各方人才集中到身边，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而不很好地用其所长，让这些人忠心于己、为己所用，即使拥有再多的人才也无法实现权力值的最大化。李世民在聚集人才之余，还能使这些人才全心全力地为己效忠，这是一种极为高明的人才笼络手段。战略要想开花结果，战术要想被贯彻执行，都离不开优秀人才。再反过来看太子集团，虽然李建成手下也有魏徵、王圭这些有实力的谋臣，但是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至于那个后来成为一代名臣的魏徵，在李建成手下好像只做了两件有迹可查的事：一是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李建成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且干得还算漂亮；二是劝李建成及早诛杀李世民，李建成犹豫的时间过久，丧失了最佳的出击时间。
太子集团中可堪大用的谋士只有魏徵、王圭、韦挺三人，武将只有薛万彻等寥寥数人。这种战斗力与秦王集团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秦王府中谋士有名者十八人以上，猛将更是不胜枚举。李建成有要事需要商量，总是与李元吉在一起私下商讨，不见有什么心腹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而李世民身边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汇集四人智慧。
第二步：得玄武门者，得天下。玄武门位于太极宫北边，而太极宫是皇帝及皇族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是初唐时期政治活动的中心。因此玄武门是皇宫与外界联系的咽喉要地，玄武门的得失事关宫城安全和皇帝的安危。
为确保宫城的安全，玄武门城门建造得非常结实、沉重，不会轻易被打开，攻打城门若没有内应很难成功。在这里需要提出，玄武门是禁军宿卫的重地，因此驻守玄武门的禁军就成为发动政变者争取的对象。
玄武门是维系宫城安全的重要咽喉之地，皇帝不会轻易将守卫北门这一重要职责随便授给他人，守卫北门的将领多为皇家亲信。玄武门宿卫将士的选拔要求非常严格，皇帝还制定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安全保卫制度，违制开门则需要皇帝手谕，否则，失职将士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或被判死刑。
李世民能够控制玄武门，这是他取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谁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取得最后的胜利。熟谙兵法和战术的李世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他用了两年多时间用心经营这个地方。玄武门之变虽然在一天内解决战斗，但是整个事件的布局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每一个置身于局内的人都在其中步步为营。
李世民布置玄武门，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是最后一步夺命的险棋。不到最后关头，估计他也不会动用这一招。以秦王府的一千人来对抗东宫几万人，无异于以卵击石，发动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作为一个正常人，如果不是无路可走，是不会冒如此大风险的，道德的包袱会压垮权力带来的快感。虽然有人从玄武门之变得出李世民是“具有雄才伟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的观点，但是这种说法有待商榷。
一个无视道德的君王，怎么会在权力到手后，想着法子去干预史官的著撰，将自己最不光彩的一页做道德上的美化。在那个生死存亡取决于一念之差的时刻，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都无暇去顾及道德的问题。在杨文干事件之后，双方或许都已经意识到欲以不流血手段击败对方是不可能的。箭在弦上，躲是躲不开的。
李世民对整个事件谋划精当，每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再纠缠于谁是主谋，谁是受害者已经没有丝毫意义，形势逼人急。这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驻守玄武门的将领常何。有人推测，常何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布下的一颗夺命棋子。
陈寅恪先生通过常何墓志铭揭示了这段千年秘密：常何出身于瓦岗寨，他和秦叔宝、程知节等都是老相识，本来隶属于李建成。武德七年，李世民将其调入长安，赏赐他金刀子一枚、黄金三十斤，派驻玄武门做了统领。李建成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也未加防范。当时守卫玄武门的职位更高的将领敬君弘和吕世衡，也被李世民拉拢过去。
李建成显然没有认识到玄武门的战略地位，李世民在此处苦心经营长达两年时间，他竟然毫不知晓。对于李世民而言，最稳妥的选择就是离开长安，到洛阳召集支持力量与太子集团周旋。而李建成也认定李世民会采取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势，离开才是明智之举，比发动政变的风险要小得多。
李世民考虑的是什么——就算能够离开长安城，一路上关卡重重，也未必能够成功脱险；发动政变，只要在一开始就击杀太子，控制住皇帝，即使兵力极度悬殊，还是有希望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权力博弈走到刺刀见红的地步，风险值也会大大提升。这就像是赌徒下注，当输无可输的时候，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第三步：人才争夺战。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一个对象是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武德九年，两大集团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李世民在寻找退路，尽管第一战场的胜负尚未分出，可他还是未雨绸缪，积极开辟第二战场。洛阳是他的根据地，如果京城第一战场全面溃败，那么出京据守此地也算有个退路。
李世民命令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同时命令张亮率左右侍卫王保等一千余人同去，暗中交结当地英雄豪杰，等待事态发展。
李世民让张亮带去大量金银绸缎，任其使用，什么时候开展工作都需要经济做后盾。
洛阳是李世民于武德四年攻打下来的，他在洛阳战役中连续火并王世充和窦建德两大集团。打下洛阳后，他禁止士兵骚扰抢劫百姓，获得民心；没收府库金银绢帛，赏给将士，获得军心。一手抓民心，一手抓军心，李世民在洛阳建立起很好的群众基础。
张亮按照李世民的指示在洛阳广泛结交英雄豪杰。张亮的活动被太子集团觉察到了，李元吉向李渊告状说张亮结交不法之徒意图谋反，张亮由此遭到囚禁。最后因为证据不够充分，又将其释放，仍然让他回洛阳任职。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二个对象是秦王府左二副护军尉迟恭，此人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
太子集团出的第一招是利诱。李建成、李元吉秘密送给尉迟恭一车金银珠宝，并写信表示：“盼望有幸得到您老人家的照顾，用这一点儿菲薄的礼物，增进我们贫贱时相识的友情。”尉迟恭比李建成大四岁，李建成自降辈分，可见他对尉迟恭的重视程度。尉迟恭严词拒绝，说：“我出身贫贱。秦王对我有再生之恩，现今我又名列王府，只有杀身以报。对于太子殿下，我却没有一点儿功劳，所以不敢接受重赏。如果和殿下秘密交往，就是贪图富贵，对主人不忠。这种人，殿下要他有什么用呢？”
既然不能将活得尉迟恭拉拢到自己的阵营里，那索性就要个死的吧！太子集团想的第二招是暗杀。李元吉派刺客于夜间袭杀尉迟恭，尉迟恭事先得到消息，命家人把大门到卧室的所有门户全部打开，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刺客上门。刺客几次来到庭院，都不敢进入卧室。
太子集团想的第三招是陷害。李元吉向唐高祖报告说尉迟恭犯了罪，李渊这时在帝位的继承上已经完全倾向于李建成，李元吉的报告一到，李渊就下令逮捕尉迟恭，关押在监狱中调查审理，打算处死。李世民竭力营救，才留下一命。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三、第四个对象是秦王府左一马军总管程知节和右二护军段志玄。李元吉对程知节进行诬陷，李渊于是命令程知节出任康州刺史。程知节坚决不去，并对李世民说：“大王的四肢和臂膀都被剪除，身躯还能活多久？我愿意冒死刑的危险，留在京城保护大王，请早定大计。”李元吉又故技重施对段志玄进行利诱，送给他金银绸帛，也被段志玄拒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不知道李世民从哪里找到这么多坦荡荡的君子。
太子集团要剪除的第五、第六个对象是秦王府的智囊房玄龄和杜如晦。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府的智囊，使人畏惧的是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李渊也曾经当着侍臣的面夸赞房玄龄：“此人足智多谋，足能委以重任。每当替我儿陈说事务，一定能了解人的心理，千里之外，好像对面说话一样。”李建成找了个机会上奏，说房、杜二人挑拨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兄弟关系，应当严加惩处。李渊最头疼的就是太子和秦王之间的暗斗，对与此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将房、杜二人调出秦王府，而且不准他们和李世民往来。
5.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
武德八年以后，李世民几乎完全处于劣势，父皇猜忌他，宠妃仇恨他，朝臣疏远他。此时的李世民也会产生迷惑，他最合适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他承受着内心的折磨，可又不能让这种折磨显露出来。对于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来说，7世纪的中国正是最佳的一个时刻。
太子阵营奇招怪招频出，让秦王府的人不胜其烦，惊恐不安。皇权终于将亲兄弟塑造成你死我活的敌人，那条漫长的血连环，如一条吐出长信的蛇，扭曲着身体，爬到了李世民的面前，他想要逃离，却越陷越深。三兄弟，似乎都在等待那根无形的绞索套上各自的脖颈，或许只有到那一刻，所有的账才能彻底算清。
李世民虽然没有能力打击和排挤太子一党，却在想方设法拉拢和收买李建成的党羽。例如在东宫任职的太子率更丞王晊、跟随太子多年的尔朱焕和桥公山等都被收买了。最为关键的是，李世民成功拉拢了一部分守卫皇宫的玄武门禁军将领。但他在太子之争中处于劣势，能从太子那边拉拢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改变不了步步后退的被动局面。
朝廷内外的形势继续向着对李世民不利的方向发展，最先忍不下去的是房玄龄。他找到长孙无忌，也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子，商议对策。他说：“秦王与太子结怨已成，一旦祸乱爆发，不仅仅是府廷血流满地，更是社稷的灾难。不如劝秦王效法周公（诛杀管、蔡），以拯救家国。生死存亡之际，不容延误，先下手为强。”
长孙无忌也早有此意，只是不便说出口而已。当他们一起将心中的想法向李世民和盘托出时，李世民将目光长久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眸中似乎凝聚起一道灼人的光芒，很快又黯然消隐。他仍在犹豫，虽然为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是要他诛杀自己的亲兄弟，还是有点儿于心不忍。另外还有一些领兵将领的态度还不够明确，需要进一步了解。李世民向灵州军区总司令李靖和行军总管李勣询问，自己遭受兄弟如此逼迫该怎么办。
这二人都是帝国能征善战的将领，手中握有重兵。李世民试探他们的态度，看他们到底是支持自己还是反对自己。结果两人都表示了中立的态度，这让李世民卸下了心头的包袱。其实李世民曾向李靖和李勣请求施以援手，也同样遭到二人的婉言拒绝。为什么会拒绝呢？因为李渊对非血亲大将极度猜忌，二人在武德年间并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心中郁郁不得志。这时候李世民向二人暗示他要夺权，若成功意味着政治上会有重大变革，帝国的权力版图也会重新布局。通常来说，在现行政治下的失意者往往都会对即将到来的变革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有时甚至会盲目到不考虑变革是否真能为他们带来更好的地位就投身其中。而既得利益者却恐惧和抵制变革，同样有时盲目到不考虑变革是否真的会剥夺他们现有的利益，而投入到扼杀大军中。
然而，很有战略眼光的李靖和李勣二人竟没答应支持李世民，应该说不是正常的反应。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二人与其他人一样，根本就不相信李世民能够成功。若一意孤行地去支持他，只怕会得罪太子，招致杀身之祸。哪怕李世民多一点点取胜之机，他二人也会考虑支持的。另外，他们必须考虑到李世民一旦取胜，他们会因事前不愿施援而受怨恨、遭到打击。这样他们非但不能从变革中得到好处，反而会遭殃。
这时候的他们还无法预见到后来的李世民会不计前嫌，重用他们。连李靖、李勣这样的大智慧者尚且不能预见到李世民会成功，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成功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此举之冒险性何等之大。太子、齐王和秦王的斗争已经走到了你死我亡的边缘。那些置身于政治旋涡中的文臣武将们，包括李渊，肯定都会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他们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
与此同时，北方边境烽烟再起，东突厥将军阿史那率数万铁骑围攻乌城（今陕西定边县南）。前方的战报裹挟着北方的夜风刮至长安，太子和齐王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之所以会笑，是因为一个彻底打垮李世民的计划已经迅速在他们脑中集结成形。
唯恐夜长梦多，李建成立刻奏请高祖，让齐王李元吉取代秦王李世民出征。高祖欣然同意，命李元吉率领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驰援乌城。李元吉要求调用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和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一同出征，并要求挑选秦王府精锐部队编入战斗序列。
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冲突似乎也在这时候进入白热化状态，甚至出现了武力对抗的苗头。这一切，无不让李渊感到心烦意乱并且极度不安。事情明摆着，太子和齐王要借此机会彻底瓦解李世民的军事力量，把他变成砧板上的鱼肉。
李渊虽然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但还是欣然同意。或许他认为自己产生了某种错觉，高处不胜寒，容易让人产生某种幻象，这时候的他还不需要为一个虚拟的存在乱了阵脚。无论是太子还是秦王，在他看来都还没有狠绝到兄弟相残的地步。作为现实世界里的王，他相信自己能够带领他们走出目前的困境。
出征之前，李元吉来到太子的府中，他流着泪说突厥的骑兵骁勇善战，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并不担心自己战死沙场，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仁慈的太子遭到秦王的毒手。
李元吉打出的亲情牌很是奏效，李建成果然恐惧起来，生怕出现这样的局面，便顺着李元吉的话提出来，请他务必设法除掉李世民再出征。
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决定发出最后一击，他们秘密商定在初五大军出发那天埋伏壮士于昆明池的饯行宴会上，刺杀李世民。如果李建成的这个计划成功，“玄武门之变”就转换成了“昆明池之变”。
李建成作为太子有太多的优势，身为长子，继承皇位是名正言顺的事。更何况又得到李渊的全力支持，朝中大臣、后宫妃嫔大多认定他必胜无疑，纷纷排队站到他这一边。而他同时又手握京师重兵，只要能够将李世民困于长安，就不必担心对方掀起多大的风浪。
他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秦王）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李建成自认为拥有绝对的优势，以致看不到对方的命门，也看不到自己的死穴。竟认识不到玄武门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的重要性，说明他太缺乏军事头脑了。对于自己的行动一再泄密的危险情况也从不予以改进，觉得将来连江山都是自己的，何况一玄武门乎？在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因成功收买他的下属尔朱焕和桥公山来诬陷他，几乎令他丢了太子之位。这样的经历不可谓不惨痛，但他竟未能吸取教训，手下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李世民收买过去，等于自己家里被人安装了窃听器，一切尽在别人掌控中。王晊在东宫书房外断断续续偷听完两人的这场对话后，马上找个借口溜出东宫，用约定好的方式给李世民送上这一重要情报。
6.玄武门，一个盛世的密码
武德九年六月一日，混沌的天空像是被人突然打开了一扇透亮的窗。世间无数双眼睛都看见了这样一幕，一颗流星拖着尾巴划过长空，一头扎向了西北大地。这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正所谓“太白经天，天下革，民更王！”于是，长安城中的百姓开始口口相传，这是不祥之兆，恐怕大唐将面临灭国之灾。
太白金星于白天划过长空，天文志上有此星象记录。按照《旧唐书？天文志》的说法，金星白昼划过长空预兆会发生政权更迭。太史令傅奕向李渊呈送密奏，称“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份奏折让李渊感到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身体里一点一点向外扩散。李渊决定要做些什么，不然那个曾经在他梦里出现过的血腥场面就会变成现实。
就在不久前，太子与李元吉邀请李世民入宫夜宴。兄弟之间虽然斗得你死我活，但表面上的客套还是要维持的。有时候私底下斗得越厉害，表面越要显得云淡风轻，更何况他们还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开怀畅饮间，李世民突然腹痛难忍，接着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赶紧将他送回秦王府。李渊闻讯，立即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往后不准再举办夜宴。”言下之意是警告太子不要再玩什么小动作，随后李渊便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
“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句话像是一击重锤狠狠地砸在李渊的心坎上，他变得烦躁不安，他甚至预见到了自己的死亡，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他变得两手空空。他一刻也不能等待下去，必须向李世民讨要一个说法。当他将傅奕的密奏铺展在李世民面前时，李世民脸上的肌肉不禁抽搐了一下。还没待李渊发问，李世民就已经匍匐于父皇的脚下，将头狠狠地撞在地上。
这不像在传递一个君权神授的天意，而更像是拿到了对方意图谋反的罪证，当面出示是为了更好地治罪。很多年后，已经身为太宗皇帝的李世民还向傅奕说及此事，“汝前所奏，几累于我”，可以想象李世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被动。
而在此之前，李建成推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征抗击突厥入侵，也得到了李渊的同意。虽然最后没有成行，但是李元吉却借机将李世民的猛将尉迟恭、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调入北征的军队，秦王府的卫队也列入调动之列。
李世民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强烈的生存忧患和权势欲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不能坐以待毙，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鼓励着他迈出下一步。六月三日，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进宫向李渊报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且屡次欲除儿臣而后快，似为建德、世充报仇，儿臣死后没脸去见窦建德和王世充。”
李世民完全是无凭无据控告李建成，这样做既不明智，也不成体统，更不近情理。这是一场早已注定的大戏，对于李世民来说，他已经顾不上天下的道义，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法则——谁赢，谁就有活路，这天下就归了谁。
政治斗争会让一个正常人失去生命的温度和质感，也会让人心变得冰冷和坚硬。皇宫后院闹出有伤风化之事，抢的居然是皇帝的枕畔之人。就是放到今日的开放社会，家丑外扬也是大忌。身为皇帝的李渊如果不是脑子坏掉了，他怎么可能会召集众大臣，让兄弟之间当面对质？这完全是一种自取其辱的做法。
不管这份奏章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的确起到了引蛇出洞的效果。当时李世民很有可能写过一份奏章呈报李渊，内容也一定涉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某些要害问题，而且极具杀伤力。不然李建成也不会坚持入宫与其对质，他担心如果再不出面就有可能坐实李世民对他的诬告，处境会更加被动。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李建成却选择了太多的曲线。李建成这时候也有些后悔没有听从李元吉的劝告，用杀人这一最简洁有效的办法解决问题。李建成从张婕妤处得知奏章内容后，决定入宫与李世民当面对质。如果这份奏章不存在，李建成就不会入宫，后面的事也就不复存在，历史就有可能重新改写。
虽然李世民的这一诬告并不高明，却抓住了李渊和李建成的命门。张婕妤、尹德妃二人亲近李建成，只是为将来的后宫生活寻找一个靠山，没有必要和他发生什么肉体关系，这样做的风险太大。否则李世民早就拿出来打击李建成了。李建成交好张婕妤、尹德妃二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掌握皇帝的动态，掌控宫内斗争形势。
这份奏章的后半部分提到魂归地府，无面目见王世充、窦建德云云，应该是真实的。李世民是在暗示李渊不要忘记他平定四海的丰功伟绩，这么做是为了激起李渊的不忍之心。其实为了社稷平稳，李渊也的确动过牺牲李世民的心思，但是这种决心常常有动摇的迹象。
在此之前，李渊听从李元吉的建议削去李世民的王号，可是陈叔达劝上几句又让他改变了主意。陈叔达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一场大病来，陛下即使后悔也找不着后悔药了。
陈叔达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置李世民于死地。至于李世民所上的奏章前半部分到底是什么内容，现在已经无法推测。可以肯定的是，李世民对于李建成一定会入宫与他对质是极有把握的，否则，这样一份奏章起到的作用只是“打草惊蛇”，而不可能是“引蛇出洞”。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有把握，可以追溯到杨文干事件。当初，李渊召李建成去仁智宫，期间曾有谋士建议他据城起兵，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孤身前往谒见李渊。
有此经验教训在前，这次又得知李世民对他有所谄告，李建成认定只要自己前往与其对质，就可以真相大白，说不定还可以反戈一击。李建成没有做过多考虑，最终走上一条自绝之路。而齐王李元吉长期追随李世民在外作战，目睹他如何设谋定策、破敌攻城，相比李建成，他更熟悉李世民的思维方式。
李元吉虽然心生疑惑，劝李建成称病不要贸然入宫，可惜他并未坚持己见，最后只能陪着自己的兄长、自己的政治盟友陷入绝地。玄武门事变前夜，李世民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召开了一次动员会和分析会，众人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李世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
尉迟恭回复道：“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如果问在这次行动中最卖命的人是谁，非尉迟恭莫属，连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秦王府的评功总结会上，李世民认为“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
李世民还在犹豫不决，众人就问他：“大王以舜为何如？”
李世民曰：“圣人也。”
众曰：“使舜浚井不出，则为井中之泥；涂廪不下，则为廪上之灰，安能泽被天下，法施后世乎！是以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盖所存者大故也。”也就是说，假如舜帝在疏通水井的时候没有躲过父亲与弟弟在上面填土的毒手，便化为井中的泥土了；假如他在涂饰粮仓的时候没有逃过父亲和弟弟在下面放火的毒手，便化为粮仓上的灰烬了，怎么还能让自己的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呢！所以，舜帝在遭到父亲用小棒笞打的时候便忍受了，而在遭到大棍笞打的时候便逃走了，这大概是因为舜帝心里所想的是大事。
这是在警醒李世民不要再犹豫不决，耽误了大事。李世民又命人算卦以卜吉凶，恰好秦王府的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走进来，见到此景，一把夺过占卜的龟壳扔在了地上。他愤怒道：“占卜是为了决定疑难之事的，现在事情并无疑难，还占卜什么呢！如果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的，难道就能够停止行动吗？”
李世民到了这个时候还在摇摆犹疑，有人质疑其真实性，认为这是他的御人之道。这就像用温火煮沸一锅热水，等到群情汹涌，才下令出击。其实并不然，如果我们将事件的前后因果联系起来，就会理解李世民此时的犹疑不决的合理性。
关键时刻，小人物王晊改变了历史。此人是李世民安插于东宫的一个卧底，时任东宫的率更丞。从李渊登基之日算起，东宫、秦王府和齐王府的权力争斗已经持续了九年。兄弟三方都用上了间谍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太子和齐王的计谋刚刚议定，王晊就赶到了秦王府，将这个绝密情报告知了李世民——太子准备在昆明池设宴为齐王饯行之际，向秦王下手。
如果说在此之前，李世民还无法把握自己前进的方向，那么当王晊将情报说出来的时候，李世民终于如释重负地笑了。如果道德秩序和伦常礼教注定会让一个人变得谨小慎微、无所作为，那索性就抛弃道德的束缚，挣脱礼教的捆绑。如果仁爱与亲情会让一个人变得优柔寡断、软弱不堪，那索性就斩断仁爱的牵绊，砸烂亲情的枷锁。
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恐怕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就算决定动手，李世民也并无获胜的把握，犹疑是因为他心中还存有顾虑。在做决定之前，他首先想到的是找谋臣房玄龄、杜如晦商量一个万全之策。
杜如晦、房玄龄这时并不在亲王府，他们先前因李建成等的诬陷而被李渊下旨驱逐出秦王府，严禁二人再听从李世民的号令。李世民派尉迟恭去召二人回府。二人却回答：“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这话其实是在敦促李世民当断则断，莫受其乱。如果李世民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
李世民闻言大怒，摘下佩刀来给尉迟恭，说：“玄龄、如晦怎么会背叛我！你去给我看看，若无来心，可提着他们的脑袋来见我。”房、杜二人跟随李世民多年，只因一次不从，竟面临斩首。这里透着一个权力者的冷血和形势逼人紧的无奈，因为每个参与者心里都清楚，此次行动意味着什么。
对于房、杜二人来说，只有无条件地加入这场宫廷政变，没有其他的选择。在权力者掀起的政治风浪中，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而团体的利益才是主导力量。对敌手的打击一旦开始，便再无退路可言。
六月四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长安城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空气仿佛一夜之间变得无比清澈，惊醒的鸦鹊从宫殿广场的天空成群结队地滑翔而过，转瞬又消失在高大的午门后面。
唐代的宵禁也称夜禁，从晚七点到早五点，主要是为了防盗。到指定时间后，长安城各街就会击鼓，鼓声毕，各坊闭门，街上除了金吾卫等维持治安的官兵再无一人。当然，如果有皇上的令牌旨意等另说。那个注定要改写历史的清晨，漫长得像过了几个世纪，终于要终止了。
李世民站在王府内院的石阶前，尽管按住剑柄的手微微颤抖，但目光中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坚定。尉迟恭、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早已埋伏于玄武门内，高士廉也偷偷释放狱中囚犯，并分发了武器。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流血政变中，秦王集团的所有人都投入其中——尉迟恭、秦叔宝、程知节、侯君集、张公谨等将领全都冲到了第一线，就连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文臣也披挂上阵，甚至连李世民的妻子也亲临现场，鼓舞士气。
黎明时分，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心知不妥，急忙拨转马头，回奔东宫。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下，李元吉回身张弓连射三箭，但是在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拉满，以致三箭都没有射到李世民马前就已经力衰而落。
李世民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将之射杀。
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恭射伤落马，但并未致命。李世民的坐骑却为流箭所伤，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被树枝勾住腰带而坠马。李元吉追过去夺他的弓欲将之绞杀。尉迟恭及时赶到将他赶跑，最后也将之射杀。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这边宫门刚关上，那边赶来驰援的东宫兵将已经抵达宫门前。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兵将大多持观望态度，两不相助。而其中有敬君弘挺身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观望一下，至少等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是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成功，又另生一计。薛万彻率兵转而攻击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众人大惧，眼看就要被攻破。在这千钧一发中，尉迟恭想出妙计，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送到秦王府示众。东宫、齐王府的军士见头领已死，军心涣散，顿作鸟兽散。
李世民派尉迟恭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李渊。李渊大惊失色，问：“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尉迟恭答：“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对旁边的大臣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等本是“秦王派”的官员回应：“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
李渊到此地步，也只得说：“善！此吾之夙心也。”于是依言下旨。
当时双方军队还在酣战，尉迟恭将圣旨宣布，裴矩又到东宫传旨，东宫、齐王府的军心更加无法收拾，终于全部散走。当秦王府的两队飞骑奉命冲进东宫和齐王府的时候，李唐皇族的这些金枝玉叶顿时发出了绝望而恐惧的哭号。那十个年轻和年幼的亲王还未及从丧父的巨大哀痛中摆脱出来，死神便已伸出冰冷的白爪轻而易举地攫住了他们。
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年龄。也许这对后世的读者是一件好事，他们的内心可以避免受到某种触痛。但是史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在泛黄的史册里，他们也就是那么一小串毫无特征的符号、两三行容易让人忽略的文字。
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是：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
李元吉的五个儿子是：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
这就是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全部信息。虽然他们的年龄不详，可我们知道，李建成死时三十八岁，李元吉死时二十四岁，所以，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最大的估计也不过弱冠之年，最小的很可能还在蹒跚学步。
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祭日之外，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各自短暂的一生中都曾经做过什么，不知道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情和嗜好，又有着怎样的欢乐和忧伤；不知道他们心里曾有过什么难忘的记忆，也不知道他们对未来怀有怎样美丽的梦想……这一切，我们通通无法知道。
在这样一个血与火的时刻，大唐帝国的皇帝李渊在哪里？那个口口声声要保护他们的祖父又在哪里？这一天午后，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上空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片惨烈的哀号时，这位老皇帝听见了吗？当这群昨天还环绕在膝前的孙子衣冠不整、满面泪痕地被拉到刑场上的时候，老皇帝看见了吗？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李渊把自己藏在深宫最深的某个角落，即便他用力捂上自己的耳朵，再紧紧闭上自己的眼睛，十个孙子血光飞溅、人头落地的那一幕还是会执着地浮现在他眼前，而声声凄厉的惨叫同样会毫不留情地钻进他的耳中、落进他早已不堪负荷的垂老的心灵。
李渊自知身处危境，虽然心疼也不敢说什么，生怕那把血淋淋的屠刀在下一秒钟就架到自己的脖子上。从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处于权力真空期。面对突如其来的时局变化，他连挣扎一下的勇气都丧失殆尽，更不要说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了。
就算李世民这时候还没有做出“弑君弑父”的不伦举动，可是李渊已经感觉到了刀锋逼近，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事变后第三天（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高祖皇帝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紧接着，李世民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
其一，赦免玄武门事变中曾与之血战的东宫、齐王府将士。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李建成的部将冯立、谢叔方、薛万彻三人。李建成死后，李世民本以为宫府兵会自动土崩瓦解，没想到冯立却扬言：“哪有在主人活着时受其厚恩，而主人遭难时却避之唯恐不及的畜生呢？”他和谢叔方、薛万彻带兵猛攻玄武门，支持李世民的将领如敬君弘、吕世衡等都死在他们手上。如今赦令一出，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大家议论纷纷。
其二，授予原来的对手魏徵、王珪等人新的官职。魏徵，原东宫太子洗马，负责掌管东宫经史图籍，曾多次劝告李建成痛下杀手将李世民除掉；王珪，原太子中允；韦挺，原太子左卫率。在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件中，他们执行太子的命令，策划杨文干起兵伺机加害于李世民。
李世民这么做，是要借这些人向帝国官僚集团传递一个信号：他在用人施政方面，看的不是过去的功绩和关系，而是才能、品行和忠诚。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即便是昔日的仇敌，他也会不计前嫌地任用和提拔。
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私下对他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晋爵的时候，我们反而落在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李世民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之于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旧人？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又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
李世民这么做同样也是在向玄武门事件中的功臣们敲响警钟：昨天的功劳，并不是你们一辈子的长期饭票。这个道理，聪明如房玄龄等人又怎会不心知肚明。那些在权力游戏中反应迟钝之人，在多年以后终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
李世民具体的任命政策，还是大有学问可讲的。首先说说魏徵，他从李世民这里得到的是太子詹事主簿一职。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任命，因为李世民这个太子，也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位。
魏徵担任的太子詹事主簿，掌管东宫印信、文书、纸笔，是正七品的小官。其直接上司是正三品太子詹事，也就是说，他是太子詹事的文案助理。这个职务看似品级低微，却十分关键。因为玄武门事变后到李世民正式登基称帝的这两个多月时间里，一应军国大事，实际上都要经由魏徵之手。自始至终，魏徵都在李世民的眼皮子底下埋头工作。
王珪、韦挺等人，则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议朝政。谏议大夫，正五品，掌管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事则上封事。也就是说，王珪和韦挺是李世民在国政事务上的参谋，有贡献建议、出谋划策的责任，然而没有具体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也就是说，魏徵、王珪和韦挺这些人，属于观察使用的对象。他们来自原先势成水火的宫府，李世民不可能立刻将最为关键的决策权、人事权或执行权交之代行。只能将他们放在秘书或参谋之类的岗位上，先进行磨合，再进一步考量其才干和忠诚度。
从玄武门到贞观之治，从一个地方出发，抵达一个时代的巅峰，从历史的地标抵达时间的深处。对于中华帝国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道德而言，玄武门外，这场因夺谪引发的兄弟相残事件未免过于血腥与反传统，可是对于一个帝国而言，这样的胜利又来得及时。
当我们抛去兄弟情、父子恩这些情感因素的关键词，单纯从适者生存的权力法则来看，这又是一场冷冰冰的胜王败寇的游戏。李世民以他无与伦比的智慧、胆识和魄力扭转困顿的时局，清除了权力之路上的绊脚石。历史也证明，李世民通过铁血手段取得的权力，在成就他一代圣君明主的名号的同时，也给他的精神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李世民以高明的政治手腕和安抚人心的宽大政策，消除了暴力夺权后弥漫的血腥，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将一个帝国从血腥带向更血腥，从和平带向分裂。他登上了为之九死一生而不悔的权力巅峰。对于一个习惯征战杀伐的将军来说，没有对手是寂寞的，可对手是自己身边的亲人又是残酷的。
在这场生死博弈之后，帝国的天空将会迎来新一轮红日。虽然说，日光之下早已没有什么新事，可对于日光之下的人来说，毫无新意的追逐也是他们心中不息的火焰。
新一轮红日是如此恢宏而绚烂，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殷红的血渍很快就被它的万丈光芒遮掩。时间虽然可以愈合肉体上的伤口，可带不走一个人内心的不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注定成为李世民生命中一道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成为帝国记忆中一处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李世民后半生殚精竭虑为自己和历史竖起了一块光照千秋的丰碑，可那块丰碑的基座永远是洗不去的染血的红。
有人说，那不像是一座丰碑，更像是一座埋葬时间的坟墓。里面埋葬的不仅有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有他们那十个年少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那场血腥记忆终将成为唐太宗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诚如史家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
贞观十七年（643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的五皇子齐王李祐在齐州起兵谋反。消息传至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在痛心之余提笔写下谴责李祐的手诏：“且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佳声不匮，尔则恶迹无穷。……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旧唐书？李祐传》）
李世民在写完这封手诏后，心中悲痛难抑，泣下数行。想想也是，儿子起兵造老子的反，不自量力的儿子将临死境，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不令人黯然神伤？此时的李世民应该能够体会到当年他的父亲高祖皇帝因为他们兄弟相残，而藏于心底的那份揪心泣血的苦楚。一句“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直指其灵魂深处，时间同样没有远离人的内心。玄武门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武德九年的那一幕成了每个夜晚缠绕李世民心底的梦魇，无休无止。
“上惭皇天，下愧后土”这样一句意有所指的感叹，是否也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那情难自已的泪水，是为五皇子，还是为自己的过往而流？或许真应验了因果报应、天道轮回之说，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幕又报应在后世子孙身上。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同年的四月，帝国又紧接着爆发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太子事败后，又牵扯出了四子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悲愤莫名的李世民在公开颁布的诏书中称：“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魏王泰）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承乾患有足疾），潜有代宗之望（夺嫡企图），靡思孝义之则。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随后又对侍臣说：“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此后，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流放黔州；魏王李泰被贬为顺阳王，徙至均州。
当这种同根相残的悲剧差一点儿在李世民面前重演时，历史惊人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他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是报应抑或轮回？从某种意义上说，担心储君之位为李泰所图，所以“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的李承乾就像是昨天的李建成；而“潜有夺嫡之意”（《旧唐书？李泰传》）的魏王李泰则成了昨日的自己——秦王李世民。此时的李世民痛定思痛，向后世的李唐皇族发出了警告：不要以为“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这分明是在向自己的子孙现身说法：是你的，不抢也是你的；不是你的，就算你伸手去抢，只会祸及自身。
他告诉自己的皇子们，要懂得心存“爱敬君亲”的孝义之道，让他们不要把玄武门事件作为效仿的模式，更不要将过去的李世民当作追逐权力的英雄来膜拜。他同时告诉那些皇子们，从今往后不管是“太子失道”，还是藩王觊觎储君之位，都要受到贬黜；并希望以李承乾和李泰为前车之鉴，从而“贻范百代”，“传诸子孙，永为后法”！
人有时候很奇怪，用自己在世间的作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同时又用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否定自己存在的荒谬。李世民要求后代子孙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又何尝不是当年被他彻底颠覆的东西。
人在社会环境的外力作用下，加上时空的不停转换，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里被赋予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又会导致其行为和价值观的错位。昨日的李世民所做出的夺谪选择，是今天他处理李承乾和李泰一案时，急于要否定的。玄武门投射下来的阴影，就像是他精神层面被撕裂的道德伤口。而这道伤口要不断地展示给世人，这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权力带来的那份满足感。
李世民的后半生一直无法走出武德九年的阴影，那一段历史在他的干预之下，早已被粉饰得面目全非。有时候越面目全非的文字记载，越容易让我们看清楚所谓的历史真相。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贞观盛世的火红绚烂，映照出唐太宗李世民心上那抹兄弟血的殷红。在他一手缔造盛世功业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支撑着他，推动着他。或许我们还可以大胆地猜测，如果没有这股力量，贞观还会是贞观吗？
无论是胜王，还是败寇，或者一介草民，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精神角落都会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缓慢而艰难地前行。那不为外人所道的潜在力量，是李世民完成的“精神救赎”。《圣经》说人陷在罪中是无法自救的，唯有接受耶稣为救主，才可以从罪中解脱出来。而强者与平凡人的区别就在于，强者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救世主，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
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见不得光，李世民为天下黎民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意愿就会越强烈；那高耸的玄武门投下的阴影越深重，他开创一个盛世的决心就会越澎湃；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负罪感是他背负的十字架，只有将帝国的伟业不断推向高峰，才是他寻求灵魂重建和道德解脱的唯一路径。
无论贞观盛世在世人的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光芒，也无论一代明君圣主在历史的舞台上获享怎样的欢呼与赞誉，在某个时光柔软的瞬间，唐太宗心中尘封的角落都会扬起一面寻找灵魂的旗幡。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那些在血腥中失落的精神碎片，李世民将用尽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去缝合。精神伤口的自我缝合，成为解读唐太宗后半生的最隐秘，也是最重要的符号。在唐太宗开创一个帝国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这种自我缝合成为最为关键的因素。
在翻阅那一段史料时，我们不要刻意去寻求它的真相。解来读去的史籍从来就不缺乏篡改，如果篡改者能够在内心将其锻造为一个虔诚的精神仪式，那些隐晦而难以辨识的真相又能有多少价值可言？精神的救赎就像一炉炼钢的火焰，推动着中华帝国从一个个权力个体的“小我”走向浩瀚时代的“大我”。玄武门溅起的冲天的血光，满地奔走的阴谋，在盛世即将到来的黎明中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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