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七年里，他犹如一个伟大的舵手，引领着这艘庞大的帝国之舟在时间的海洋里乘风破浪。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这个繁荣强大的帝国都足以让它的主人感到欣慰和满足。那些血与火的岁月，阴谋与阳谋交织的权力布局，在盛世的美好图景里也渐渐模糊了狰狞的面目。
英雄总有老去的时候，盛宴总有曲终人散的时刻。随着时间的流逝，李世民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难解的政治困局之中——选择接班人。十七年前，同样的命运旋涡将其裹挟进一个大时代的洪流中。那是他的来处，也终将成为他的归途。正因为如此，才让他这么多年以一种近乎苛刻的目光审视着自己的天下。很多个不眠的夜晚，武德年间的前尘往事会不期而至，令他不寒而栗。
1.凶险还是不期而至
稍懂弈道之人都明白，下棋时每落一子至少要看到下面的两步以上。同理，那些有远见的帝王在为皇室的长治久安考虑时，总会将立嗣问题摆在第一位。龙生九子各不同，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不同的命运走向。这年正月，一则令人不安的流言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悄悄流传。流言说的是太子李承乾已然失宠，魏王李泰可能会取而代之。
李世民执政的前半期，家庭生活相对平静，直到贞观十年（636年），他的妻子兼密友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才有了波折。他的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都是长孙皇后所生。在等级森严的后宫，生母的地位往往决定子女的地位。皇位的继承多数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这就是宫廷内部所奉行的“出身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的地位。武德九年十月，八岁的长子李承乾就被立为太子。
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像上天播下一粒种子，在那里发芽，在那里成长，如果非要改变它的人生轨迹，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李世民对此深有体会，玄武门之变虽然成就了他的霸业，但也伴随着千万人头落地。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毫无意外地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太子，理论上的接班人。李承乾比他的父亲李世民幸福多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就已经赢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如今，太子失宠的流言像春天的流感在长安坊间口口相传、肆意播散，最后越过大明宫高高的城墙抵达李世民的耳中，惹得君王勃然大怒。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挑拨离间，他的内心隐隐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五，在元宵佳节的朝会上，一脸阴霾的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做出了严正声明：“听说坊间的官员、百姓认为太子有足疾，而魏王颖悟，又时常随朕出游，所以议论纷纷，甚至有投机之徒已经开始攀龙附凤。今天，朕要明白告诉诸卿，太子的脚虽然有毛病，但并不是不能走路。而且《礼记》说：‘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朕绝对不会让庶子取代嫡子，开启夺嫡之源！”
人的命，天注定，虽然说这是宫墙内的皇子们默认的生存法则，但这种听天命撞大运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武德年间的李世民也是以此为突破口，为自己弑兄杀弟、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时过境迁，等到他成为当国者，现在所秉持的，正是他当年所打破的。李世民坚信，只要自己坚持嫡长制不动摇，其他人就无法改变现实，太子李承乾就可以在皇权的接力赛上稳稳当当地接好下一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皇权交替所带来的痛楚，他绝不允许武德九年那场兄弟相残、父子反目的悲剧在自己的王国里上演。
那个被当作未来皇帝培养的孩子，又何尝不是被这个王朝绑架了的人质。很多时候，他失去的是自由与快乐，目的是换取家天下的永续和安宁。这和一个家庭差不多，身为独子往往需要背负整个家庭的期望，有时候是整个家族的。不同的是，太子的处境将这种模式更加极端化。一个王朝一个家，天下虽大都姓李。
李世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到底是谁放出了“太子失宠，魏王代之”的流言？奇怪的是这些像病毒一样的流言不是先从宫廷之内向外蔓延，而是先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四处乱窜，这让李世民感到惊恐和不安。
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李世民最为倚重的股肱大臣之一、一代名臣魏徵与世长辞。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李世民如遭雷击，哀恸不已。
对于魏徵，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贞观年间那场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以魏徵为首的官员们极力想要压抑皇帝的私欲，希望能够将其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李世民也的确做到了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大加赏赐。
追溯起来，这种改造与被改造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李世民，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李世民的自我改造运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他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却一直都兴趣索然。
这种形式主义的游戏玩久了，有时候也令人感到无比厌倦。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就对魏徵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虽然如今天下无事，但武备是不能松弛的，朕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又没有劳民伤财，这又有什么错？”
魏徵很少有这样无奈的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魏徵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他从皇帝的牢骚里，已经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抗拒情绪。他直言不讳地将自己心底的感觉告诉了李世民，他说：“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能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贞观十六年（642年），魏徵染病卧床，李世民多次登门看望。他抚着魏徵的手臂，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未了。魏徵不改往日谏臣本色，说道：“臣不要任何东西与抚恤，臣只担忧国家的兴亡。”不久，魏徵病逝于家中。
李世民为魏徵举行了一场庄严而隆重的葬礼，命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全部去给魏徵送行，并赐予“羽葆鼓吹，陪葬昭陵”的特殊待遇。在当时，这是人臣所能享有的最大哀荣。在随后的日子里，李世民一直沉浸在绵长的哀思之中。魏徵的离世不仅让他失去了一个臣子，更让他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良师益友。
在难以排遣的寥落和寂寞中，李世民不禁对身边的侍臣发出了一番感叹：“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还没等李世民从魏徵之死的哀伤中完全解脱出来，一些令人不安的坏消息又接踵而至。先是鄠县（今陕西户县）县尉游文芝密告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刘兰成谋反，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证实刘兰成谋反罪名成立，随即将其逮捕并腰斩。紧接着，新任洛州（今河南洛阳市）都督张亮入宫辞行时，突然向李世民密告，兵部尚书侯君集有意谋反。
玄武门之变时，在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行动中，侯君集和长孙无忌、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诸人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等到李世民登基，侯君集迁左卫将军，以功进封潞国公，赐邑千户，接着又拜为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迁兵部尚书，从此拥有了参议朝政的重大决策权。
正因为侯君集是此等重要人物，他的问题要比刘兰成一案严重得多。更何况，告密之人是张亮，一个开国功臣状告另一个开国功臣谋反，帝国高层的权力江湖究竟藏着怎样的阴谋？到底是张亮在诬陷，还是侯君集真的要造反？虽然重用侯君集，但是李世民对他始终怀有警戒之心，他总觉得此人是个将一己私欲看得高于一切的小人。李世民还记得三年前侯君集出任西征统帅，率部平定高昌后所发生的事。侯君集在未征得他这个皇帝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做主将一些无罪之人发配边塞，同时将高昌国宝物据为己有，手下将士们知道后也开始疯狂盗取金银珠宝。上梁不正下梁歪，侯君集害怕自己被揭发，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治将士们的罪。
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李世民不得不站出来治他的罪，未等班师回朝就将他下了诏狱。碍于他是功臣大将，并没有让他承受多少屈辱，不久又将其释放。人身虽然恢复了自由，但平定高昌的功勋却消逝于无形，没给他摆庆功宴，也没给他加官晋爵。
安忍如山，深藏如海，君王的心思是最难猜的。在侯君集看来，李世民打压自己，不过是在玩弄他那高超的帝王术，借惩贪之名敲打他们这些开国功臣。从那以后，侯君集像是霜打的茄子，变得“志殊怏怏”，对李唐朝廷和太宗李世民的忠诚度一落千丈。与此同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开始在他的心中悄然酝酿。
贞观十七年二月，太子詹事张亮被调出朝廷，改任洛州都督，侯君集故意讥讽于他：“是什么人排挤你？”张亮苦笑道：“如果因为公务在外做官就是遭到排挤，那么谁才是最冤枉的？”侯君集反倒被张亮激怒，他直接叫嚣道：“老子讨平一个国家回来，却碰上比一间屋子还大的憎恨与猜忌，这不是排挤是什么？”他越说越激动，最后居然卷起袖子大声说：“这样实在让人活不下去，你要是敢造反，我就和你一起反！”
事后张亮将侯君集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李世民，他这么做，是为了与侯君集划清界限，将自己从这件事中择出来。李世民听完张亮的告密，沉默良久。最后，他长叹一声：“你跟侯君集都是开国功臣，而且侯君集说这种话时，并无第三者在场，如果交付法司审讯，他必定不服，到头来也审不出个结果，此事休要再提。”话说得漂亮是为了配合自己的君王姿态，其实这件事还是在李世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贞观十七年二月，注定是一个纷纷扰扰的时节。太子失宠的流言愈演愈烈，魏徵的辞世又给了李世民一记重创，侯君集这帮功臣也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好像贞观朝以来所积攒的矛盾都要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有人等着看别人的笑话，有人忙着谋自家的前途，还有人担心坏事会不会像长了眼睛的石头砸到自己头上。
古时候称二月为“如月”。《尔雅？释天》中有“二月为如”的说法，如者，随从之意，万物相随而出，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情态包含其中。往年的这个时节，李世民会放下手头的政务，带上诸皇子和后宫的嫔妃一日看尽长安花。可今年，李世民实在没有心情再去弄这风雅之事。
一次最平常不过的朝会上，李世民无端地冲着阁老大臣发了一通牢骚：“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
李世民这些话道出一个君王生存之不易，满朝文武只听得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作答。他们在心里揣度皇帝说这句话究竟想要表明什么，许多人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瞥了瞥御榻上的皇帝，并无人站出来说话。勇力、辩口、谄谀、奸诈、嗜欲，各求自售，以取宠禄……这些标签都是贴在谁身上的呢？每个人都在心里掏出一面镜子照自己：这是我，那是我，还好，都不是太像我。
也许是为了冲淡这个春天的晦气，并且疏解一下坏到了极点的心情，李世民决定做一件酝酿已久的事。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夙愿，也是大唐王朝的一件盛事。二月二十八日，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了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悬挂于太极宫三清殿旁边的凌烟阁。他们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恭、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做完这件事，李世民的心情总算有所好转。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个更坏的消息在前方等待着他。这一年的三月，长安地区的春旱并没有滞留季节向前的脚步，帝都的花红柳绿仍旧一如往年。春天是一个温暖膨胀的季节，阳气升腾，人的性情也随之躁动不安。可随着天空第一声惊雷的炸响，一则震动朝野的消息传到长安，抵达太极宫，落在了太宗皇帝的御案之上——齐王李祐想要造反！
贞观十七年中的每一天，李世民都过得如履薄冰、忧患满怀。他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坐以待旦，皇帝做得久了，他真怕安逸的生活将自己变成一个慵懒而麻木的混沌之人。他如此小心翼翼、鞠躬尽瘁，这个伟大的帝国也正按它固有的节奏铿锵有力地行进着，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走得沉实而又稳定。
可是凶险还是不期而至，齐王李祐反了。李祐是李世民的第五子，武德八年封宜阳王，同年改封楚王。贞观二年（628年），徙封燕王，就任豳州都督，贞观十年改封齐王，授齐州（今山东济南市）都督。由此可见，李祐并不是一个长于深宫、昏庸无能的皇族子弟，从中央到地方，他的政治履历也算是蛮丰富的。尽管李世民早早就让他出任封疆大吏，有意将其放在地方历练，可到头来却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
李祐跟他倒霉的叔叔李元吉一样，也是封齐王。叔侄两人不光在封号上相同，在脾性上也非常接近。只学会了飞鹰走马、好勇斗狠，压根没学到什么抚众驭民的真本事。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皇室少年肯定会在一场暴风骤雨来临后将自己推向深渊，因为他不安分。在宫廷争斗中，不安分是最要命的一种素质。
亲王不安分，就会让外戚有可乘之机。李祐的舅父阴弘智在朝中担任尚乘直长，这是一个管理御马的七品芝麻官。仕途很不得意的阴弘智当然就希望齐王李祐能够竞争天子宝座，以便跟着鸡犬升天。
有一年李祐回到长安，生了一场病，在长安养病期间与舅舅阴弘智经常接触，阴弘智暗中劝告李祐说：“你虽然贵为皇子，可是皇帝的儿子太多，皇帝去世之后，你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你应该招募一批壮士保卫自己的安全。”也就是说，他希望齐王能够暗中积蓄力量，以备来日夺取皇位。
阴弘智父亲阴世师是有名的隋朝忠臣。李渊于太原起兵后，有一个庶出的儿子李智云跟随李渊长子李建成住在河东，李建成得到父亲将要反隋的消息后逃走，来不及带走李智云，结果导致李智云被阴世师捕杀，年仅十四岁。阴世师还挖了李家的祖坟，毁了李家的家庙，由此与李渊结下了深仇大恨。李渊攻下长安后，将当了俘虏的阴世师斩首示众，阴家也被抄没，阴氏和年幼的弟弟阴弘智被没入官中为奴。
然而，李家和阴家的恩恩怨怨并未就此了结。阴氏尽管沦为婢女，却以非凡的容貌和风姿吸引了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并由此成为李世民的宠妾，生下儿子李祐。李世民登基后，封阴氏为德妃。阴弘智也摇身一变，由一名罪犯家属成为皇亲国戚，得以在外甥李祐身边为官。
阴弘智心中并没有真正放下杀父之仇，只是以他的能力，实在无力与强大的李唐王朝对抗，他只能想方设法地从李祐身上下手。李祐不出意外地接受了阴弘智的建议，阴弘智又举荐了他的两个大舅子：燕弘亮和燕弘信。
燕氏兄弟平日里喜欢耍枪弄棒，呼朋唤友，生就几分江湖中人的派头。李祐赐给他们大量财宝，让他们暗中为自己招募死士。李祐带着这帮剑客和武士回到齐州时，感觉胆气比从前强悍了许多，行为也渐渐狂放起来。
李世民对皇子们一向管教甚严，给他们派任的长史和司马都是一些刚烈正直之人。此时负责辅佐齐王的长史权万纪就是一个性情偏狭、极端严厉之人。皇子们自小读庄读孔，但老庄之学、孔孟之道，也只是过目入脑，始终难以入他们的心，齐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宁愿将自己大好的青春时光耗在飞鹰走马、排兵布阵上，也不愿困守书房。
面对这样一个顽劣的皇子，权万纪屡屡谏诤。他甚至将齐王宠幸的两个卫士昝君谟、梁猛彪逐出齐王府，但仍无法收束齐王那颗狂放不羁的心。无奈之下，权万纪将齐王身边亲近之人全部赶出齐王府。
权万纪的这一做法显然有托大之嫌，自然引来齐王李祐的强烈不满。一种自卫的本能驱使着李祐，他不但将那些被权万纪驱逐之人召了回来，而且宠幸更甚往日。在这场弈局上负气斗狠的李祐和权万纪并不知晓，他们又何尝不是这棋盘里的棋子，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狭路相逢。
齐王李祐的顽劣行径，李世民也早有耳闻。齐王府先前的长史薛大鼎就是因为无法管束五皇子李祐，被李世民撤换的。如今权万纪又向身居长安的李世民奏报李祐的种种劣迹，这让他心烦不已。李世民接连写了几封信责怪齐王李祐，言辞颇为犀利。权万纪趁机劝说李祐：“你是皇上的爱子，皇上这样责怪你，是盼望你悔过自新。如果你能改进，我愿意入朝为你解释，消除皇上的疑惑。”李祐感觉他说得有道理，随即写了一道奏疏，列出自己所犯的错误，以表明他真心悔过的态度。
权万纪拿着这份奏疏到了京师，向李世民邀功表态，齐王李祐在他的辅佐下一定会改过自新。李世民甚是欣慰，一边勉励权万纪，一边下诏历数李祐的种种过失，并且再次发出严厉的批评和警告。李世民此举是一个父亲教育子女时的本能反应，齐王李祐还是太过年轻，实在无法理解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认为这是权万纪在父皇面前出卖了自己。两人嫌隙日深，叛乱的祸根从这一天起便已悄然埋下。
权万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根据《旧唐书》记载，权万纪，祖籍甘肃天水，后迁至京兆居住，也算是关陇一系。他的父亲权琢玠曾经做过隋朝的匡州刺史，有着忠直不屈的好名声，而权万纪自小也以廉直自况。入唐以来，他在潮州刺史任上被李世民看中，调任治书侍御史，所凭借的也正是他那正直刚烈的好名声。
权万纪升职后，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告讦谮毁”——揭发别人的隐私、诬陷诽谤，甚至肆意弹劾其他大臣。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干得太过出色，以至于官员们见他如躲瘟神。从李世民的立场来说，权万纪得罪的人越多，对自己越有利，因为李世民一直是以贤君明主的形象来给自己定位的。但作为贤君明主，如果老是重用那些喜欢告黑状、打小报告的人，时间长了，不仅会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而且臣下的逆反心理也会越来越强。
权万纪的做法就连魏徵都看不下去了，魏徵曾经非常严肃地向李世民上奏：权万纪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谮毁为是，告讦为直，以取强直之名。
到京城走了一遭，权万纪自以为有了李世民的嘉奖和信任，便同于手中握有一把尚方宝剑。自我感觉良好的权万纪端起了老师的派头，对齐王的约束越来越紧。不但不让他迈出城门一步，而且将他平日打猎用的鹰犬全都放跑了，此外还严禁昝君谟、梁猛彪与齐王见面。
堂堂一个皇子，竟然被自己的辅臣管制到这种地步，齐王实在难以忍受。权万纪并不知道，他的过分刻薄终将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有一天夜里，权万纪家的院子里忽然扔进来几块石头，权万纪料想这肯定是昝君謩和梁猛彪所为，下一步很可能会谋杀他。于是第二天一早断然将二人逮捕，并且立刻用快马投递奏章到京师，弹劾齐王李祐及其党羽数十人。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权万纪与齐王李祐的矛盾也就彻底公开化了，双方已呈水火不容之势。李世民闻奏后，立即派遣刑部尚书刘德威亲自到齐州调查取证，结果很多证据都对齐王非常不利。李世民大怒，随即下令李祐随同权万纪一起进京当面向自己交代。
齐王李祐大为恐惧，知道权万纪已经将自己告发，于是蓄积已久的怨恨终于爆发。他命燕弘亮率二十几个骑兵，在半道上射杀了权万纪。权万纪虽然死得冤枉，却也因祸得福，被追赠为齐州都督、武都公。但这表面的风光并不能就此掩饰权万纪的本质，正如魏徵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权万纪看上去为人正直，实质上不过是个沽名钓誉之辈。
除掉权万纪，齐王李祐又杀了他的另一辅臣韦文振。韦文振时任齐王府典军，手中握有兵权，李祐要想起兵，只有先摆平他才能获得兵权。做完这一切，齐王李祐彻底掌控了齐州的局势。坐镇齐州十年，李祐还是头一回尝到手握大权的滋味，这滋味真是妙不可言。
这边是雄心壮志地谋划造反，那边是深深地失望。飞驰的驿马闯过长安深夜无人的街道，向太极宫方向冲来，巡夜的兵丁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马已冲到面前。
李世民在睡梦中骤醒，当他披衣而起时，值班的太监已经将快报呈递上来。他接过奏报的双手微微颤抖，这一次他看到齐王李祐真的反了。他坐在这座宫殿里已经十七个年头，当年那个英挺的军事将领已经成了接近暮年的君王。十七年里，他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那些被噩梦纠缠的夜晚，充斥着失望、迷茫、焦躁甚至悔恨。
在细密交织的字里行间，暗藏的又何尝不是李祐的宿命。李祐已经开始给党羽们大肆封官，名头有上柱国、开府、拓东王、拓西王等，同时打开府库尽情赏赐，俨然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帝王。接着，李祐又把城外的老百姓悉数赶进城中，又命军队磨利武器、加固城墙，大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
齐王李祐满怀豪情地进行着他的造反大业，可是在齐州的官员和百姓们看来，齐王这么做无异于自掘坟墓。那些读书人和城里的平民都不愿当他的陪葬品，于是纷纷撇下妻儿老小，半夜里偷偷从城墙上缒下，争先恐后地逃亡。齐王李祐根本无力阻止这一切。
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世间路千万条，而自己的皇五子居然会选择造反。虽然他并没有指望这个孩子能够成就多大的功业，可他做梦也想不到这孩子会如此离谱。人生如果是一条有始有终的轨道，那么命运就是这条轨道上奔驰的列车，一旦跑偏就会导致车毁人亡。他对每一个皇子都抱有一颗初心，毕竟血缘是一条难以逾越的红线。他现在开始理解他的父亲高祖皇帝。人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结果只能在命运的赌博中失去更多，最后有可能一无所有。齐王李祐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一套生存法则，放着好好的亲王和都督不当，居然干起了杀人造反的勾当。如此大逆不道，等于自绝于人世。十七年前，玄武门外，那一幕惊心动魄的杀戮再次浮现于李世民眼前。皇权所到之处，只有一条轨道，置身于其间的人永远都逃不出。李世民的心里又恨又痛，命运兜兜转转，像是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李世民一边下诏命兵部尚书李勣集结齐州以西九个州的军队进行讨伐，一边给齐王李祐下了最后一道手诏：
“吾常诫汝勿近小人，正为此也。汝素乖诚德，重惑邪言，自延伊祸以取覆灭。痛哉，何愚之甚也！遂乃为枭为獍，忘孝忘忠，扰乱齐郊，诛夷无罪。去维城之固，就积薪之危；坏磐石之亲，为寻戈之衅。且夫背礼违义，天地所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往是吾子，今为国仇。万纪存为忠烈，死不妨义；汝生为贼臣，死为逆鬼。彼则嘉声不隤，尔则恶迹无穷。吾闻郑叔、汉戾，并为猖獗，岂期生子，乃自为之！吾所以上惭皇天，下愧后土，叹惋之甚，知复何云。”（《旧唐书？庶人祐传》）
没有人能够听到李世民在太极宫御案前发出的深长的叹息，一室不扫，又何以平天下？如果他这个皇帝，像自己的父皇那样连一家之长都做不好，那么他李唐王朝想要传之久远，也只能是痴人说梦。此时的李世民既是一个苦心孤诣的帝王，又是一个痛心疾首的父亲。身为前者他要给予一个叛逆者最有力的谴责，身为后者要与一个冥顽不灵的儿子做最后的诀别。
齐王李祐对李世民的良苦用心并不理会，他关起城门做他的皇帝梦。此刻，李世民派出的讨伐大军正在向齐州火速推进，而青州（今山东青州市）、淄州（今山东淄博市）等数州兵马也已纷纷开进齐州地界。朝廷已经给齐王及其党羽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可李祐和他那些不知好歹的合作伙伴还沉浸在温柔乡中。
就在李勣的军队将要抵达齐州城下之时，齐王府的堡垒突然从内部被击溃。也就是说最后讨平齐王的，既不是李勣的讨伐大军，也不是青州等地的兵马，而是齐王府里的一个兵曹。
这个兵曹名叫杜行敏，是一个正七品的芝麻官。他知道齐王的谋反不得人心，于是暗中纠集了不附齐王的官兵和百姓一千余人，于三月十日深夜突然发动兵变，齐州城里顿时杀声震天。当天夜里，齐王党羽凡是居住在府外的，都被兵变士兵一一砍杀。
齐王李祐的这场叛乱，从头到尾都像是一场荒诞剧。当蓬头散发的李祐被机会主义者杜行敏押解着游城的时候，不知他的内心会做何感想。那一刻，他还会想做一个生来锦衣玉食的皇子吗？在这个叛逆的皇子眼里，梦想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无边的权力下，他的梦想体系里，做皇帝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当不切实际的皇帝梦被现实砸得粉碎的时候，他此时的梦想或许微薄得还不如一个街头少年。他想逃，想变成一只鸟，只要抖一抖翅膀就可以飞出四周耸立的城墙。
李祐被押赴京城之后，囚禁在内侍省。李世民毫不犹豫地给他下了一道最后的圣旨——贬为庶人，赐其自尽。李祐死后，同党被判处死刑的共有四十四人，其中当然包括燕弘亮、燕弘信兄弟以及野心家阴弘智。而七品芝麻官杜行敏则因平叛有功，被破格提拔为巴州（今四川巴中市）刺史，封南阳郡公；权万纪和韦文振也各有追封。
2.他宁愿选择自由
春天真是一个奇怪的季节，可以怀着各种莫名的情绪置身其间，都不觉得唐突。处理完李祐谋反之事，李世民决定前往太庙祭祀先祖。置身于太平盛世，转眼就有可能祸起萧墙、山河泣血。李世民比谁都清楚，争夺权力很多时候就像是一场瘟疫，一旦开了头，想要扑灭，只有采取极端的方式，而他必须向祖宗有个交代。他隐隐地预感到，自己的宫墙之内有可能会掀起更大的风暴。
等到仪式结束，李世民独自一人站在太庙前，望着窗外迷离的雨雾出神。细心的宫人们发现皇帝面沉如水的神情之下流露出的是深深的忧伤与疲惫，而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皇帝的沉默。那表示一种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挫败，仿佛刚刚从一场硝烟四起的战争中脱离出来。
宫人们知道，齐王李祐的叛乱事件对李世民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而东宫也接连曝出更为离谱之事，甚至是震惊朝野的丑闻。更让人感到气愤和无奈的是太子李承乾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肆无忌惮、一意孤行，真让这个当皇帝的父亲伤透了脑筋。
李世民登基后一直住在太极宫，而离此不远的大明宫却一直闲置着，那里曾经是他的父亲高祖皇帝养老的地方。李世民对大明宫始终采取一种刻意回避的姿态，尽管那里有另一种丰富和盛大，可他并不向往住在里面。他总觉得那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虫，都藏着往事的影子。他实在不敢触碰，宫殿犹如时间的容器，里面有过多少命定，多少无常，多少国运起伏的隐秘。他讨厌隐秘的事物，难以言说的隐秘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裹挟其中，挣脱不得。在事物的隐秘之处，一代人的命运必然与另一代人的命运重合，往昔的繁华与幻灭里，无不包含着今日的警醒与忧患。
李世民最担心的事，也是他最近一直在考虑的事——废掉太子李承乾。经历过玄武门之变的九死一生，血刃亲兄弟才夺得皇位，开创盛世，玄武门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李世民的心头，挥之不去。而他一直用自己的完美表现掩盖血腥，极力规避皇位继承对大唐帝国的影响。
李承乾是李世民的嫡长子，武德二年生于太极宫承乾殿，因此，母亲长孙皇后就以殿名给他起了名字。他从小聪慧敏捷，一直深受李世民喜爱。
武德九年李世民登基为帝，考虑到立太子是件大事，便决定立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李世民每次外出巡视，就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李世民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也都由他决断。
李世民早早宣布立李承乾为太子，为的是避免自家的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战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但是李世民忽略了一点，这么做往往会产生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那就是这个被确定为未来皇帝的孩子，提前进入状态，也提前受到权力的腐蚀，使他变得骄纵、放肆、跋扈，与皇帝应该扮演的天—圣—帝三位一体的光辉形象背道而驰。
贞观九年（635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按照礼制为高祖守孝，那段时间朝廷政务都由太子决断，年仅十七岁的李承乾“颇识大体”，将李世民交给他的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所以皇帝和官员对当时的他颇为赏识和信任。李世民更是“每行幸，常令太子居守监国”，从来没见他出过什么差错。
有人认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会导致不肖子上位，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从而更加不稳定。如果限定将来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也许比掷骰子时掷出六点要难得多。在整个贞观初期，李世民对这个储君还是比较满意的。后来虽说察觉了太子的一些不良习气，但仍然对他寄予厚望，一再对东宫的辅臣们说：“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耳目所未涉，能无骄逸乎！卿等不可不极谏！”
然而，李承乾却未曾体会到李世民的一片苦心。嫡长子变为不肖子，不是可能，而是一种必然。无论有多么严格的教育制度，也无论那位早已预订了皇帝宝座的嫡长子背多少诗书，不肖子都将是这种继承制必然的产品。
李世民对立废太子比别人多了更深一层的切肤之痛，正因为如此，他对太子有着更为迫切的期望。史料记载，他“搜访贤德，以辅储宫”，恨不得将全天下的有才之士都拉过来给太子当老师。从李承乾被确立为太子到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先后为他挑选了十余位“宿德鸿儒”之老臣、名臣担任东宫辅臣，包括张玄素、房玄龄、魏徵等。李世民对那些担任太子辅臣的名士大儒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能给予太子良好的教诲和引导，从而使太子成为理想的继承人，使自己的帝国事业能够平稳过渡。
由于从小接受了比较好的帝王教育，李承乾颇有几分学识，而且口才一流。在公开场合，李承乾总是正襟危坐，开口闭口都是孔孟之学和忠孝之道。说到要紧处，他甚至会做出一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之状。辅臣们无不为之悚然动容、啧啧称赞。
李世民对太子培养的高度重视，是和唐初关注国祚长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王朝的命运，都像自然界的轮回，有着不可抗拒的规律。或许殷鉴不远，李世民曾经在不同场合表示皇位继承人的优劣与王朝命运息息相关。让他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时间流逝，那个赢在起跑线上、奋发上进的太子离他的期望却越来越远。不知从何时起，李承乾变得习性散漫，生活奢侈，嬉戏无度，而且大有变本加厉之势。
一回到东宫，李承乾将身上的朝服一脱，靴子一蹬，立刻像变了个人，终日“与群小相亵狎”，只玩得天昏地暗，把那些圣贤学问全抛诸脑后。漫长的太子生涯让他活得毫无忧患意识，也渐渐消磨了耐心，使他一点点撕去父皇和大臣们希望他戴上的文明的面具，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变得野蛮和暴虐。李承乾的任性对太子形象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就算他选择放弃制度赋予的身份，也要通过制度的手段，而不能率性而为。
李世民还是对自己的嫡长子抱有希望，所以他对李承乾一直采取容忍和迁就的态度。李世民还希望通过一个严格的太子培养和训练制度，让李承乾成为一个合格的皇位接班人。
连续疯玩了好些日子之后，李承乾预料到辅臣们会不厌其烦地上门进谏，这时候他就会主动戴上另一副面具，早早地立于门外恭候，一见他们到来，便会大行跪拜之礼，然后用一种既严肃又诚恳的态度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把辅臣们精心准备的一大套说辞全都堵在了嗓子眼，让他们措手不及。
每一个皇子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狂想，如果你在他们中间搞一个民调，问问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当太子。其他人想想也就算了，可李承乾却在太子这个位置一待就是十七年。如果说当太子的幸福指数远远高于其他皇子，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李承乾的幸福指数已经在逐年递减。逐渐老去的李世民，感受到的却是时间流逝带来的压迫感。他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那时接手江山的人就是太子李承乾。于是，李世民将这种压迫感转化成更为挑剔的目光，更为警觉的审视。如此一来，李承乾自然觉得精神压力陡然上升。尤其是贞观十五年（641年）以来，他对太子这个位子可以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在他看来，东宫那个宽大的紫檀木宝座，简直就是一座特殊的刑具，令他动弹不得。
在李承乾当太子的早期，朝野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贤明的储君。长孙皇后病逝，太宗皇帝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都由太子李承乾决断。每次皇帝外出巡视，都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李承乾自以为皇位非他莫属，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隔三岔五就带着家丁到东郊放鹰走马，行围打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迷上了少数民族文化，尤其喜欢突厥人的风俗习惯。
不知道怎么回事，似乎东宫里头有什么让他坐立不安的邪祟鬼怪似的，他开始说突厥语，穿突厥衣服，并特意挑选了一批体貌特征酷似突厥人的人当侍从。他将他们五人为一组编为一个部落，让他们把头发梳成小辫，身穿羊皮衣服，在东宫的草地上牧羊；旁边还插上一杆绣有五个狼头的大纛，并架起帐篷，住了进去。每天，他拎着刀亲自杀羊，烤熟了以后与左右分享。
太子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孩子，可李承乾要的是自由。他躺在东宫的草地上，做着他那不切实际的草原英雄梦。他常幻想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场景：北方边地的夜晚，寒冷清旷如远古，风从高原之上横扫下来，发出凄厉的嘶鸣。他觉得这才是一个热血男儿该去的地方，他对那个刀头舔血的民族有着无限地向往。他说：“假如现在的我是一个可汗，是一个已经阵亡的可汗，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给我办丧事。”说完两眼一闭，往草地上一躺，一动不动。于是左右侍从便骑马围着李承乾的“尸体”，一边转圈一边号丧，并依照突厥风俗纷纷割破自己的脸，以表对“去世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这个伟大的创意让太子兴奋不已，他憧憬道：“有朝一日我继承了天下，定要率数万骑兵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打猎，然后把头发解开去当突厥人，投靠阿史那思摩，当一个突厥将军，我绝不会落于人后。”
堂堂大唐储君继位后居然要抛弃他的江山和子民，委身于突厥降将阿史那思摩，并且要当他手下一个小小的将军。如此荒诞不经的言行，让那些东宫辅臣们一筹莫展。在李承乾眼里，循规蹈矩的太子生活实在是无趣，就像一架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他从八岁被立为太子，就跟着太宗皇帝参与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他觉得自己不像一个人，倒像是宫殿里的一把椅子、一个铜兽。太子居于大唐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塔尖之下，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太子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上天赋予李承乾的应该是多血质性格：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他的兴趣和情绪是多变的，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太子这个有着大好前途的位子，李承乾的性格显然是不适合的。
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李世民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压抑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更是令人窒息，它由双重沉重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李世民让文官为太子量身定制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因为太子身份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历代圣贤之书，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贞观四年七月，李世民任命德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太师，负责李承乾的教育。李纲的教育内容大体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为主，上课时“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年幼的李承乾似懂非懂，“未尝不耸然礼敬”，对李纲十分敬重。
李承乾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并没有接触过民间疾苦。皇太子的尊贵地位容易使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迷失自我，并渐渐染上生活奢侈、喜爱漫游的纨绔恶习。而他在理政期间所表现出的目光短浅、不纳谏言等问题，也让那些最初看好他的人大失所望。李承乾虽然张口闭口都是忠孝之道，在人前也表现得十分沉稳，但背地里却沉迷于声色。
李纲病逝后，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承担起教育太子的重任。李百药曾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历代太子成败之事来讽谏李承乾，受到李世民的褒奖。他对李百药说：“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作赋，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
遗憾的是，李百药并没有像李世民所言的那样做到善始善终。这不是李百药的问题，而是李承乾出了状况，使得李百药心灰意冷，离他而去。当时李世民一心想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李承乾对于父皇也表现出无比的敬畏，可这种敬畏，仅限于李世民一人。人们认为，那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龙子龙孙接受的教育是帝国最高级的教育。其实不然，按照中国教育的标准衡量，皇子们所处的教育环境不但不是高级的，甚至是让人感到头疼的。
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八岁就被立为太子的李承乾受到的宠溺比别人更深一层。可以说，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为他服务的保姆、太监、差役。他们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一个要求，不管这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李承乾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
李承乾在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奢靡，身为父亲的李世民是有责任的。李世民晚年也有奢靡腐化的倾向，还下诏规定，以后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也就是说关于太子的物质需求，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无须限制。结果，诏令下达以后，“未逾六旬，用物已过七万”。当时东宫内部的情况是，一帮工匠在那里大兴土木，整个东宫见不着一个贤良有德之人。史曰：“龙楼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内，不睹贤良。”说的就是这事。
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令择名师，以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和于志宁一起辅导太子。此后不久，李承乾患了脚疾，不能上朝，并借此逃避父皇对自己的教导。太宗皇帝特意嘱咐杜正伦：“太子有病不来上朝不算大事，可他不爱惜贤才却令人担忧。如果太子不听教导，你们可以直接向我报告。”
为了给太子施加压力，杜正伦经常拿李世民的这句话吓唬他。结果被李承乾抓住了把柄，反告了杜正伦一状。他说杜正伦一天到晚以皇帝的口吻训斥他，让他备感压力。这句话在李世民听来，是非常刺耳的，令他深感不安。他不禁责备杜正伦道：“你怎么能在太子面前泄露我的话呢？”
李承乾并无半分收敛，每日里与小人为伍，对杜正伦、于志宁的直言相劝置若罔闻。一个夏天，农民大忙的时节，他居然不顾农时，征调大批工匠、官奴在东宫营造亭台，数月不停。于志宁劝谏说：“东宫是隋朝修建的，当时的人就以为很奢侈华丽，怎么你还在里面营造亭台呢？费那么多财帛，用那么多人力，这会败坏皇家的道德，引来人们的非议。”李承乾根本听不进去，还秘密地派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到于志宁的住处，他们看见于志宁住在茅草房中，生活很清苦，和李承乾居住的东宫简直有天地之别，就没有忍心动手。而于志宁对太子的教育也随之宣告失败。
在此之后，光禄大夫张玄素又当了太子的老师。鉴于李承乾久居皇宫，荒废学业，张玄素便引古人“勿以小恶而不去，勿以小善而不为”的话规劝他。李承乾也是极为反感，甚至派遣自己的胡奴，在更深人静的时候去打张玄素，差点将其活活打死。无奈之下，张玄素也不得不辞职而去，走的时候庆幸自己捡回了半条命。
帝国的官员们这才发现，这个荒唐之人根本就不是皇家精心孕育的龙种，而是一只胡蹦乱跳的跳蚤。从此以后，东宫的大臣们和太子李承乾彻底决裂，而后者也彻底走上了一条自绝于李唐社稷的不归路。
在李唐皇室中，打算自绝于宗庙社稷的又何止李承乾一人。比如说，高祖李渊的第七子——汉王李元昌，他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时常为非作歹、触犯国法，屡屡被太宗李世民谴责。李元昌由此怀恨在心，就自然而然地和太子李承乾走到了一起。
他们经常各自统领一队人马，披上铠甲，手执竹枪竹刀，扎营列阵，冲锋厮杀，以此为乐。手下人个个被刺得浑身是血，要是有人胆敢不听从命令，就会被绑在树上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李承乾宣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
3.被王朝绑架的人质
宫殿本是一个泯灭自我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处风景都打着天意的旗帜由人来设计，在这里大自然可以没有春夏秋冬，人也不需要喜怒哀乐。一切都被格式化，人变成了一个符号、一颗棋子，被强行纳入森严的秩序中。可太子李承乾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不愿意做一个没有表情、只有脸谱的权力符号。
不活出自我就不痛快，他宁愿躺在草地上装一个死人，也不愿意穿上皇帝的新装去参加一场精心安排的假面舞会。假如有一天他真的当了大唐天子，伟大的帝国在他手里会变成一幅怎样的图景，那画面让人不敢想象。
出于对王朝前途命运的忧虑，李世民期待自己的继承人有完美的表现，因此面对年轻的太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更容易出现缺乏耐心、过分严厉乃至患得患失的态度。这很容易使太子李承乾感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挫败感。但李承乾玩得越疯癫，有个人就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儿，最好能将自己送上断头台。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魏王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李泰生于武德三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李世民的欢心。贞观二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改封魏王。
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皇帝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信号，朝中许多有心的大臣也见风使舵和魏王李泰拉关系，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
在权力斗争面前，兄弟反而成了潜在的危机，宫殿里的风吹草动往往会掀起滔天巨浪。所以有人说，国之储君就是有名无实的活靶子，身为皇帝的父亲提防着你，身为皇子的兄弟惦记着你，而大臣们又审时度势地应酬着你。如今，太子李承乾就是那个活靶子，而他的兄弟李泰就是那个举枪瞄准的狙击手。
贞观十二年（638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称：“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不合礼制。”
这句话让李世民听得勃然大怒，他愤愤地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
此言一出，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纷纷跪地谢罪。当时朝堂之上的“谏臣之王”魏徵还活着，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他。他直接反驳李世民：“诸王位在三公以下，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皆为三品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不合礼制。”
魏徵比唐太宗大二十岁，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魏徵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李世民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儿以及自由生活的主张，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徵的干涉和阻挠。难怪有一次他会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徵：“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
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李世民不再让步，他索性亮出自己的底牌，说道：“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李世民的说法。他反驳道：“自从周朝以来，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儿，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
堂堂一国之君连这样的话都能脱口而出，也正印证了“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的史家之言。由此可见，李世民当时已有改立太子的想法。这样的话大臣们听来已经十分震惊，更不要说传到太子李承乾的耳朵里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李承乾的脚有残疾，而且是那种治不好的终身残疾，身体残疾对他的心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让他变得敏感和多疑，总觉得别人的目光盯着自己的短处，李世民偏爱魏王李泰也让身为太子的他患得患失。在这种压力之下，各种善意的批评和教诲都很容易被他曲解为不满和指责，从而让他产生逆反心理而采取更加抵触的对抗态度。
李世民知道，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中遇到绝大的阻力，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更何况，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言及废立为时尚早。思虑及此，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批准了王珪的奏议。
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做出让步，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有增无减。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泰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李泰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这本书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写成，贞观十六年正月，魏王李泰将此书上呈太宗皇帝。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褚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褚遂良针对皇帝给魏王的赏赐过厚谏言道：“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
面对大臣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不得不有所节制，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尽管褚遂良和魏徵等人一直在竭力遏制魏王李泰的夺嫡势头，可毕竟李世民在背后替他撑腰，所以魏王李泰在李唐朝廷的人气还是不断攀升，许多朝臣和权贵自然纷纷倒向他这一边。
虽然帝国的臣民都期盼一个仁德之君，但是没有一个权力之主能够真正做到温良恭俭让。权力的本质是排他的，没有哪一个君王会为了维持所谓的仁慈形象，而坐视自己的王朝走向危险的境地。李世民的心里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所以才会处处维护李泰的利益。
李世民对李泰的垂青，成了对他的一种有意无意的暗示：既然父皇对自己赞赏有加，也许有一天，太子的宝座可以落到自己屁股底下。李泰开始效仿当年的李世民，筹划起了夺嫡之计。
太宗李世民曾先后派遣黄门侍郎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杜如晦的弟弟）等人出任魏王府的总管大臣。而这两个人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魏王李泰的利益代言人，十分卖力地替李泰鞍前马后，拉拢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朝廷官员。杜楚客甚至不惜以重金贿赂当朝权贵，极力称赞魏王贤明，说只有他才是最有资格的皇位继承人。那些墙头草似的权贵们为了日后在权力世界里实现自我突围，早就在心里盘算了千百回，然后将自己手里的筹码义无反顾地押在了魏王身上。其中就有柴绍之子、驸马都尉柴令武和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人。
短短几年的时间，李泰就在帝国的权力高层中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魏王党。他们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夺嫡。人类贪求权力犹如饮血，越喝越渴，越渴越要喝。面对大唐帝国的储君之位，魏王李泰及其同党表现出难以抑制的饥渴之态。
在这件事情上，李泰显然操之过急了。无论哪朝哪代，一个藩王如果对储君之位表现出太过露骨的欲望，而且为了实现夺嫡野心，在朝中拉帮结派，大肆树立朋党，就肯定会触犯皇帝的心头大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泰暗中交结朋党的行径很快引起了李世民的警觉和反感。
尽管李世民一直对魏王李泰钟爱有加，也不是没有让他取代太子李承乾的想法，可李泰表现得如此锋芒毕露，还是让李世民感到了一丝恐惧和不安。对李世民来说，李泰暗中有些什么小动作，他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正是因为他对太子动过废立之念，所以才会对李泰的这些行为有所纵容。当年玄武门的刀兵之声犹在耳边，李世民自然不可能有什么轻率的举动。正是他的观望与不作为，造成了两个儿子之间的对立和朝堂上的分裂。刘洎、侯君集、杜正伦、杜楚客……日后还有多少错误和悲剧因此而起。面对自己的皇子，曾经经历的一切一定会刺痛李世民的内心。当年他对自己的兄弟痛下狠手，如今的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摆脱手足相残的厄运。
李世民无力改变宫廷的生存环境，只希望太子能够按照自己所设想的走下去。对李承乾来说，那些强加于己的种种束缚显然是不公平的。生在皇家的孩子，能担得起多大的命？那个叫作命运的东西，将他们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任他们左冲右冲也冲不出去。
自从李世民透露出废立之意后，以魏徵、褚遂良为首的朝廷重臣就极力反对，这也给李世民造成了非常大的政治压力。随着事态发展，他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打消了废立之心。
贞观十六年八月，李世民在一次朝会上问群臣：“当今国家何事最急？”褚遂良马上答道：“今四方无虞，惟太子、诸王宜有定分最急。”劝告李世民彻底打消废长立幼的想法，从而让魏王李泰早点儿死了夺嫡之心。李世民深以为然，随后便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让他一心一意辅佐太子。魏徵是嫡长制最坚定的拥护者，把他派去给太子当首席教师，一方面固然是希望把李承乾打造成合格的储君，另一方面，也是消除天下臣民心底的疑惑，堵住芸芸众生之口。
从太极宫到大明宫，从东宫到诸王府邸，每一座宫殿，每一座王府，内部都隐藏着一个生物链，环环相扣，而又相生相克。权力顶端的生态平衡，除了依靠血缘的自然力量维持，更有利益的鬼使神差。可是在这条看不见的血连环上，谁也不知道断裂的隐患在哪一个连环上。正因为如此，当魏王党人有意在京城散布不利于太子的政治流言时，李世民坚决地站出来辟谣，在朝会上向满朝文武重申嫡长继承制的原则。
虽然李承乾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很不满意，可他依然没有放弃。如果太子能够痛改前非，李世民还是希望将他扶上帝位。然而，李承乾终究是一匹脱了缰绳的野马，这个世界早就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身后，谁也拦不得，拽不住。可是通往皇位的路并不是一条阳关道，它更像一根独木桥，一失足就有可能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十七年的太子生涯，对李承乾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就在李世民刚刚回心转意、放弃废立之念时，东宫爆出了一桩令人不齿的丑闻。
事情源于太子府中一个十四岁的太常乐童，名叫尹伊，弹得一手好琵琶，长得也十分标致，还能歌善舞。李承乾给他起名“称心”，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乐童让太子感到非常称心如意。史书称，这个小男孩“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所以深得李承乾宠爱，每天都和他厮混在一起，宠爱到“与同卧起”的程度，简直寸步不离。
在中国历史上，演绎断背山情节的绝非李承乾一人。远有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分桃”典故、魏安釐王与龙阳君的“龙阳之好”，近有汉哀帝与董贤的“断袖”之风、陈文帝与韩子高的“男后奇谈”……历朝历代，有同性恋倾向和恋童癖行为的帝王将相并不少见。
储位既是天底下最诱人的位置，也同样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太子李承乾的上面还有一个强大、精明、敏感、苛刻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很难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自从被确定为接班人后，太子李承乾就表现得忐忑不安，他总觉得父皇的眼睛无处不在，只要自己表现出一点点的悖逆之举，立刻就会被太宗皇帝侦知。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权力世界的永恒真理。更何况他的屁股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底下的夺嫡潜流正暗潮汹涌，随时可能喷发。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他居然养了一个男宠在身边。这些勾当又怎么可能不被对手刻意曝光呢？
很快就有人把事情捅到了皇帝那里，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把称心逮捕诛杀，并且把李承乾骂得狗血喷头。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唐王朝的百年基业为念的守护人，李世民对太子李承乾的放浪姿态，不可能视若无睹。
在人的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敌人往往并非来自于外，而是来自于内——人性深处种种难以克制的欲望。一个人如果不能首先战胜内心之敌，就不可能变得强大，更别指望战胜对手。在你死我亡的权力斗争中，你身上每多出一种欲望，都可能向对手暴露一个致命的弱点，而对方就有可能抓住你的破绽，一举将你置于死地！
很可惜，大唐储君李承乾似乎不懂这个道理。在魏王李泰处心积虑要整垮他的危急关头，他居然不懂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甚至处处向对手暴露自己的死穴，这种储君不被废掉简直没有天理。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称心之死依旧没有引起李承乾应有的反思和警觉。他对称心痛悼不已，还在东宫庭院中盖起一间房子，里面摆上称心的画像，陈列了许多泥人泥马。李承乾命宫人每天早晚祭奠，他自己也常来到这里，面对称心的画像，以泪洗面，情难自已。此外，他又把称心的尸体埋葬在东宫的后花园里，暗中追赠官爵，竖立墓碑。
对于太子李承乾的所作所为，李世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陷入悲愤之中的太子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可他并不想去改变什么。这些年来，他已经厌倦这种戴着面具的生活。政坛上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有变，东宫辅臣就会敲打他，让他仔细考虑和权衡。
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在自由与太子名号之间，他宁愿选择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堂堂一国储君的位子，竟然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还要它作甚？他再也无心学习朝政，连续几个月赌气不进宫朝见，整天沉浸在歌舞酒宴中。他将数百名奴仆组织起来，让他们梳起高高的发髻，穿起五颜六色的舞衣，打着鼓、敲着锣，像巫人跳神疯狂摇摆。李承乾还派人造了许多大铜炉和铜鼎，让奴仆们偷来许多牛马送进宫中，他亲自用这些炉鼎煮牛马肉，熟了以后，就召集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大吃大喝。
就像那句话说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李承乾愿意做一个突厥人的武士，愿意宠幸一个乐童，却不愿意安分守己做一个太子。他不安分、不循规，这种性格做一个行为艺术家是最合适的，却不适合做皇位接班人。李承乾如此神经质的表现，已十分接近心理学研究所说的“病态说谎者”。导致他如此作为的，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不满，于是极力想在别人面前展现另一种令人满意的形象。换言之，他的狂放无羁出于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和不安全感，久而久之，容易让自己沉湎于虚幻难以自拔。可惜那时候没有心理医生，不然李承乾就有可能被转化为身残志坚的大好青年。
李承乾尝到自由的滋味，也让自由蒙蔽了双眼。他没想到的是，身为太子的他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可选，那就是当皇帝。一个人的自由与地位是息息相关的，这时候限定李承乾自由的只有李世民。如果李承乾这时候放弃太子之位，那么限定他自由的，甚至要取他性命的就不只皇帝一人。
通向皇帝之位的路很多时候是一场“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旅程。此时，太子李承乾的心里蓄满了仇恨，他认定称心事件是魏王李泰告的密，对李泰痛恨到了极点，于是暗中组织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刺杀团，头目有左卫副率封师进、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三人，李承乾命令他们找机会除掉魏王李泰。此刻的李承乾当然不会知道，这伙刺客不但没有杀掉李泰，其中一人还出卖了他。
随后不久，李承乾又秘密派人上书，声称是魏王府掌管文书的官员，为李泰请封。李世民打开奏书一看，里面写的全是李泰恶贯满盈的罪状。这种做法未免显得过于低级，李世民不用细琢磨也知道是李承乾在背后捣鬼。当李世民质问他时，他为自己辩解道：“儿臣贵为太子，还有何求？只不过求自安之计罢了。如果父皇立李泰为太子，那正是称了他们的心愿，今后谁都可以谋取太子位了。”
从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到唐太宗，四位皇帝确立继承人的过程非常相似：都是刚刚登基便早早地确立嫡长子为皇位继承人；最初被确立的继承人，最后都是鸡飞蛋打一场空；笑到最后方为赢，他们赢在起跑线，却跌跌撞撞折在了半道上。
不排除隋以来嫡长子未能顺利继位的“宿命”对李承乾有些影响，如果站在李承乾的角度，或许能理解敏感脆弱的他在父皇偏爱李泰时的危机感和无助感，也会对他日益怪诞的言行举止多一些怜悯与理解。
4.储君危机的临界点
贞观十七年暮春，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终于走到你死我活的边缘，大唐王朝的储君危机也到了一个临界点，而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面临着一场即位以来最严峻的政治考验。
人生百年无梦游，日日如羁囚。眼前的一幕难免让李世民感到似曾相识，皇权交替的路线图又走到了那个变幻莫测的历史拐点。这么多年来，李世民一直不甘心做一个时间的囚徒，他在无数个梦里一遍遍擦拭属于自己的那段血腥记忆。天意弄人，越想抹去的记忆往往越清晰可见。
太阳渐渐西斜了，一种叫黄昏的东西在天边铺展开来。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是有重量的，压得那些敛着翅膀的鸟儿低低地掠过皇城的角檐。夕阳将偌大的长安城分成动静分明的两部分：一边是沉静肃穆的皇宫，层层叠叠压得人心底一沉一沉的；而另一边是彤红彤红的东宫，犹如燃烧起来的烈烈火焰。
李承乾眨了眨眼睛，确定这不是一场美丽的梦。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前的美景多像人的命运，而这时候的他就是东宫上空燃烧的火焰。他知道，父皇李世民的废黜诏书随时会降临，现在的他要么等待命运的发落，要么用自己的方式改写命运。
人类的悲哀在于，人不是一种能永远保持清醒的动物。被猪油蒙了心的太子李承乾居然有了反意，他甚至想到要拉一个合作伙伴。在所有的开国元勋和朝廷重臣中，他认为只有侯君集对现状最为不满，这个人对天子的怨恨最深。
李承乾相信，有了侯君集的加盟，这场储位保卫战和皇位争夺战定然会多几分把握。他随即通过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时任东宫带刀侍卫），向侯君集发出了诚邀加盟的信息。当年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的得力干将就这样变成了现任太子李承乾的心腹打手，时移世易，不变的是人的运道。侯君集一直在等这样一个机会，那个折磨了他几十年的梦又攫住了他。在梦里，他架着一个梯子登上天去，梯子断了……
自从与李承乾谋划好之后，侯君集常常在梦中惊醒，妻子非常奇怪，对他说：“你是国家大臣，每天晚上这样，一定是有什么事。如果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国家的事，应该自己到皇上面前去领罪，这样才能保全自己。”但侯君集并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
侯君集入伙之后，李承乾又以重金收买了大内宿卫的禁军将领李安俨，让他密切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东宫通报。汉王李元昌也极力煽动太子谋反，不过他的目标跟侯君集大不一样。侯君集瞄准的是天子之位，而这位王爷相中的却是皇帝身边的一个美人。
究竟是李承乾日益耽于嬉戏享乐导致唐太宗态度的转变，还是唐太宗态度的转变导致太子的破罐子破摔？这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很难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方面都同时存在，成为既定事实。
李承乾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行动，朝中的一些王公贵戚纷纷加入，其中就有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娶李世民的女儿城阳公主）、开化公赵节（其母是李世民的姐姐长广公主）等人。这帮人歃血为盟，发誓同生共死，计划发动政变，派兵攻入皇宫。杜荷对李承乾说：“我最近仰观天象，发现有变化之兆，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殿下只要声称突发重病、生命垂危，皇上一定亲来探视，到时候计划必能成功。”
就在太子集团蠢蠢欲动之际，齐王李祐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李承乾冷笑着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的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我们要是想干大事，岂能轮到他一个小小的齐王！”
李承乾万万没有料到，他的谋反大业会坏在齐王李祐身上。李承乾及其党羽还没来得及动手，一场灭顶之灾便从天而降。李祐败亡后，朝廷按照连坐之法，穷究他在长安的余党，事情竟然牵连到了纥干承基。有关部门立刻将纥干承基逮捕，关进了大理狱，准备处以死罪。死到临头的纥干承基为了自保，不得不主动上告，将太子李承乾的政变阴谋也一并交代了。
齐王李祐刚刚伏诛，太子谋反案也随即爆发，在接踵而来的重大打击面前，李世民顿时感到心如刀绞、五内俱焚。他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趋向当年的玄武门事件。他已经在前朝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他越对扭转储位之争丧失信心。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始，李世民召集了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勣等宰辅重臣以及大理寺、中书省、门下省的主要官员，对太子谋反案进行会审。审理结果，此案证据确凿，李承乾反形已具，罪无可赦。尽管这样的结果早在李世民的意料之中，可事到临头，李世民还是感到无比心痛和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可以理所当然地废掉太子了。
虽然早就有预感，但李世民没想到会来得如此之快。他那颗对皇权交接异常敏感的心又一次紧缩起来，脑海里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真是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命运成了一张中奖率极高的彩票。当李世民神情黯然地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其实他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征求意见不过是在试探朝野江湖的水有多深。
太子谋反是帝国政治中最恶劣、最敏感的事件，这种事情谁也不敢替皇帝做主。群臣们都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十七年的太子，李世民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多数大臣内心认为，这一天对李唐王朝来说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大家心里都有一堆话要说，嘴上却一句话都不说。最后李世民借着通事舍人来济的口说出自己的决定。来济说：“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也就是说，废掉李承乾的太子之位，留他一条性命。
这样的答案当然也是李世民想要的，对于太子，他有一份内疚。平日来，他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放于盛世的打造上，日理万机，几乎没有时间分给诸皇子。他所谓的重视，也只限于身边官员的密报，而官员们审视皇子的态度，往往取决于自身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传到皇帝耳朵里的话，真真假假让他无从把握。
随后，李世民颁下诏书，废黜太子李承乾，将其贬为庶民，囚禁在右领军府。不久后将其流放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李承乾在这边瘴之地度过了两年生不如死的岁月，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抑郁而终。
处置完李承乾，接下来就轮到他的那帮党羽了。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落得身首异处，但有两个人，李世民想要保全性命。一个是汉王李元昌，李世民打算饶他不死，无奈群臣极力反对，李世民只好将李元昌赐死于家中。另一个是侯君集。刚刚逮捕侯君集时，李世民就对他说：“朕不想看到你在公堂上遭刀笔吏的侮辱，所以亲自审问你。”但是不管李世民怎么审，侯君集就是拒不认罪。最后他的女婿贺兰楚石跳了出来，把老丈人与太子暗中勾结、策划政变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揭发了，侯君集无话可说，只好低头认罪。
李世民念在侯君集追随自己多年，而且是李唐王朝的开国功臣，有心饶他不死，然而却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到牢中见了侯君集最后一面，说：“与公长诀矣，自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言罢泣下沾襟。
押往刑场斩首的时候，侯君集不失一个沙场老将惯有的镇定与从容。他面不改色地对监刑官说：“我一误再误，终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陛下尚为秦王时，我便已侍奉左右，此后又率部西征，攻灭了两个国家（吐谷浑和高昌），乞求陛下给我留下一个儿子，以继承侯家香火。”侯君集被斩首后，李世民命人抄没了他的家产，但赦免了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只将他们流放岭南。
魏王李泰盯着那个空空荡荡的储君之位，嘴角掠过一抹深藏已久的微笑。他相信，普天之下，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成为东宫的新主人。随后的日子，他天天入宫侍奉父皇李世民，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孝顺和谦恭。
李泰的表现让李世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此时此刻，也唯有李泰可以抚慰他这个天子兼父亲伤痕累累的心灵。李泰这个孩子，自小聪明伶俐，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论起相貌来，也是器宇不凡。再加上他向来便表现得礼贤下士，相比之下，患有足疾的李承乾便显得失色不少。由他来继承帝业，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更何况，李泰是嫡次子，眼下嫡长子已经废了，由次子来继任储君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基于如此考虑，李世民终于向李泰当面承诺：准备立他为太子。
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太极宫正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李世民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手边跪着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等人，右手边跪着司徒长孙无忌、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
原以为废掉李承乾，李泰继任储君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可现实远比想象复杂，朝臣们在新储君的人选上再次产生了严重分歧。他们因立场不同而分作两派：岑文本、刘洎等人力挺魏王李泰；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则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了另一个人选——晋王李治。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意外，魏王李泰不知道自己究竟该感谢命运，还是该诅咒生活——就在朝堂上下认定他入主东宫是板上钉钉之事时，那个不起眼的晋王李治居然会从斜刺里杀出。看着这个嘴上没长毛却要和他角逐储君之位的九弟，李泰的目光中充满了怨恨、困惑和不安。
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李世民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苦恼和焦虑之中。平心而论，他一直认为晋王李治是一个好儿子，可从来没有想过将他立为太子。是这帮大臣太有想象力，还是自己做得远远不够？
李治生于贞观二年，是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在嫡出的三个儿子中排行老三，贞观十七年他才十六岁。这么一个年龄尚幼、不谙世事的小儿子，又怎么有资格成为大唐帝国的储君呢？而且，李治除了年纪太小外，还有一个致命缺点——他的性情过于柔弱。
从幼年起，李治就有“宽仁孝友”之名。小时候老师给他讲《孝经》，李世民问他有何读后感，当时年仅七岁的李治摇头晃脑地说出了一番对忠孝的感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也就是说，一个人讲究孝道，首先是孝顺父母，然后才能对待君王，最后才是立身。
此番见解令李世民欣喜不已，他说：“你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善待我和你的那些兄弟，尽到一个君王和臣子的本分。”李世民的这个评价固然是对李治的赞赏，可同时也恰好表明——他压根就没想到有朝一日李治会成为自己的政治接班人。换言之，李治这辈子能够老老实实地侍奉父兄，当一个循规蹈矩的臣子，就是李世民对他的最高期待。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李治是三个嫡子中哭得最凄惨的，史称其“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作为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李世民对李治当然是非常宠爱的。如果说，李世民对魏王李泰的“宠”是一个皇帝对后备储君的赏识和期望，那么，他对晋王李治的“宠”则是一个父亲对幼子的疼爱。
前者关乎政治，而后者关乎亲情，二者并不是一个平台上的较量。而今，让李世民放弃一贯钟爱的魏王李泰，改立性情柔弱的晋王李治，这个决定又如何下？他找了一个机会，对那些反对魏王的大臣们说：“昨天青雀（李泰的小名）扑在我怀里说，‘臣直到今日才真正成为陛下的儿子，这是臣的再生之日啊！臣有一子，等到臣死的那天，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将皇位传给晋王’。天下哪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啊，朕看着他实在是心生怜惜。”
李世民在这里打了一张悲情牌，试图以此为魏王李泰争取一些同情分，但是在这场权力站队中，拥护晋王的大臣根本不吃这一套。谏议大夫褚遂良毫不客气地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褚遂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魏王李泰的虚伪和矫情。他提醒李世民，不会有人在君临天下、手握大权之后主动杀掉自己的儿子，让位给弟弟。这种说法绝对违背人性常识，所以不可听信。褚遂良又警告李世民，一旦魏王当上天子，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会被李泰斩草除根，皇帝想立魏王，可有没有考虑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褚遂良的担心，李世民不是没有想到，只不过囿于父子之情不愿意加以正视罢了。假如非立魏王不可，那么为了晋王的安全，就有必要事先废除晋王的爵位，贬为庶人，让他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和政治旋涡，或许这样魏王能放他一马，令他保住性命。可是，同样都是嫡子，他又怎能为了册立野心勃勃的魏王，而贬黜年少无辜的晋王？
人会迷失方向，但时间不会，时间有一个恒定的方向，它指引着人一次又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李世民最担心的事情是，同胞手足为了争夺皇权而骨肉相残；他最忌讳的事情是，武德九年的那场悲剧再一次在他的眼皮底下重演。
褚遂良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眼泪已经不可遏制地夺眶而出。他不得不承认，褚遂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以李泰的性格和为人，他完全有可能在登基御极之后铲除所有政治上的异己，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
李世民像是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忽然，他站起身来，面向朝臣无力地摆了摆手，哽咽着说：“朕不能……”
当天的朝会除了半句没有说完的话和一个哀伤凄恻的背影，李世民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指示。他说他不能，是不能因为册立魏王而废黜晋王，还是不能因为顾及晋王的安全而放弃魏王这个储君？没有人知道李世民心里到底怎么想。
这些时日里，魏王李泰比任何时候都要焦躁难安。朝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元老极力撺掇皇帝改立晋王，而父皇在当面承诺立自己为太子后，却又表现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如此局面，又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
5.谁的道义和良心债
此心不定，随机而动。对于此时的李泰而言，他已经无法在这场权力拔河中做到气定神闲。并不愚蠢的他做出了一个愚蠢至极的行为，他对晋王李治说了一句威胁恐吓的话。
也恰恰因为这句话，举棋不定的李世民下定了决心——放弃魏王，改立晋王。李泰对李治说的那句话是：“你历来和元昌友善，如今元昌已被处死，你难道就不担心自己的脑袋？”
本就不具有刚霸性格的李治显然被吓破了胆，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李世民大为奇怪，屡屡追问他原因，李治不得不坦白交代，将李泰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皇帝听。那一刻，李世民的心里忽然掠过一阵强烈的痉挛。他痛苦地意识到，褚遂良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李泰一旦登上大位，绝不会放过李治。
而差不多在此前后，李世民去看望了一趟废太子，言语之间不免又大加斥责。李承乾愤愤地说：“儿臣既为太子，还有何求？皆因李泰暗算，儿臣才不得不与朝臣谋求自安之术，没想到被野心家教唆，撺掇我犯上作乱。今天父皇要是立李泰为太子，就是跳进了他的圈套。”
李承乾此语虽有泄愤之嫌，但是却不无道理。它最起码证明了一点，李泰确实一直都有夺嫡的野心。如果真的立他为太子，那就是对藩王夺嫡的纵容，也等于为李唐王朝开启了祸乱之源。单凭这一点，李世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李泰得逞。既然没得选，大唐帝国的新任储君也只能是李治。一旦册立晋王李治，也就意味着必须将魏王李泰逐出帝国的权力中心，彻底终结他的政治前途。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李治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手心手背都是肉，君临天下十七年，李世民第一次感觉到做一个皇帝是如此艰难。当年高祖李渊在储君问题上所经历的千般苦痛和万般无奈，而今他终于身临其境地体会了一把。
在随后的一次朝会上，满朝文武散班之后，李世民唯独留下房玄龄、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四人，神情凄然地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突然，李世民拔出佩刀，作势要刺向自己。褚遂良眼疾手快，一把夺下皇帝的佩刀，转身递给呆立在一旁的晋王李治。
长孙无忌还没等李世民心情平复，就迫不及待地问他要立谁为太子。
李世民有气无力地说：“我打算立晋王。”
长孙无忌马上抢着说：“臣等恭奉圣诏，如有异议者，臣请皇上格杀勿论！”
李世民将脸转向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一脸懵懂的李治赶紧向长孙无忌跪地叩首。最后李世民又表示了另一层担忧。他说，不知道满朝文武对这个新任储君有何看法。长孙无忌胸有成竹地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陛下不妨召见百官，征求众人意见，若有人反对，就是臣等辜负陛下，罪该万死！”
长孙无忌既然敢拍着胸脯打这种包票，李世民还有什么可说的？大唐新太子的人选就此敲定。上面这一幕是贞观十七年这场易储风波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组镜头。
首先，李世民第一句话中为什么会提到“三子一弟”？“三子”当然是指他的三个嫡子：李承乾、李泰、李治，而“一弟”是指李元昌。在这四个人中，李承乾和李元昌有谋反计划，李泰有夺嫡阴谋，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李世民为之心痛，这很好理解，可李治是一个少有的“乖乖儿”，从头到尾什么坏事也没干，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也数落在内了呢？
其次，李世民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自杀举动？还有，最后表态的时候，李世民为什么会对李治说“汝舅许汝”，而不是说“我许汝”？作为一个以英明神武著称的有为帝王，李世民的言行为何变得如此反常而无奈？这其中除了亲情的困扰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祟，比如某种强大的政治因素？
最后，李泰和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亲外甥，可在这场储位之争中，长孙无忌为什么自始至终反对李泰而力挺李治？他如此偏袒李治，难道仅仅是因为李治仁厚，更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吗？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长孙无忌是否还有别的更深层的动机？
只有深入解读上述问题，找出合理的答案，我们才能读懂李世民真实的内心，也才能读懂贞观后期的政治。大唐帝国的储君桂冠最终之所以落在李治头上，关键就在于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为什么不选择李泰？原因很简单，李泰表现得太过强势了。
贞观十七年，李泰已经二十四岁，是一个生活阅历和政治经验都已相对丰富的成年人，拥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和政治理念。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所谓的礼制问题上屡屡向那些元勋老臣叫板，借此树立个人的政治威信。他早已在朝中打造了一个不可小觑的势力集团，其中多有元勋子弟，如杜如晦之弟杜楚客、柴绍之子柴令武、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假如由李泰继承皇位，这帮少壮派就成了拥立新君的首功之臣，而像长孙无忌这样的前朝老臣到时候就只能乖乖地卷铺盖回家，所以长孙无忌必定要反对李泰。
与魏王李泰相比，李治显然要单纯许多。这时候的李治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个本不想当皇帝的人，更能按照合乎人性的方式去生活。按照今天的标准，李治应当属于“不会混”的那一类人。然而，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比如他没有自己的私党，也就不会树敌太多。他不参加皇位的争夺，在品行上不至于恶劣到哪里去，在做人上就胜了李泰一筹。假如由李治继承皇位，长孙无忌等朝廷重臣更易于掌控。当一个外戚极力拥护一个幼主继承皇位的时候，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日后掌握朝政大权。
力挺李治的代表人物，除了长孙无忌就是褚遂良。
褚遂良是当年秦王府学士褚亮之子，属于贞观政坛的后起之秀，历任秘书郎、起居郎等职，时任谏议大夫。虽然他资历较浅、官阶不高，却因忠直敢言而深受李世民的器重和赏识。魏徵去世后，褚遂良更是满朝文武中继其遗风、敢于犯颜直谏的第一人，所以到了贞观十七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李世民最为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对此，朝野上下的人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此人的政治前程不可限量。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是当面站出来力挺李治的。除了他们之外，在拥护李治的集团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就是李勣。李勣是初唐名将、开国功臣，他在并州任内治理边务十几年，曾被李世民盛赞为“国之长城”，所以贞观十五年便被调入朝中担任兵部尚书。到了贞观十七年，大唐的开国名将逐渐凋零。在此情况下，李勣作为帝国屈指可数的军事栋梁，其政治地位自然非常人可比。
李勣怎么会和晋王李治扯上关系呢？早在贞观七年，年仅五岁的李治就被授予并州大都督一职，由于年龄太小不可能实际到任，因此只能“遥领”。而负责代替李治行使职权的人就是李勣。他当时的职务是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所以严格说来，晋王李治算是李勣的老领导。在这场储位之争的选边战中，李勣毫无疑问是站在晋王这边的，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次内定储君的核心会议中。
由此可见，李治背后的这三个帝国大佬可以称得上一个典型的“铁三角”——长孙无忌是元勋老臣的代表，褚遂良是政治新秀的代表，而李勣则是军方人物的代表。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力量，李世民又岂能等闲视之！
相形之下，李泰背后的势力集团尽管不乏权门之后，可是在李世民眼中却毫无分量。不但毫无分量，而且李世民对那些功臣子弟恰恰颇为反感。在他看来，这帮人基本上就是一些无德无才、只会吃父兄老本的纨绔子弟。当他得知房遗爱等功臣子弟大多卷入魏王李泰的夺嫡阴谋时，就曾当面警告房玄龄等人：“功臣子弟多无才行，借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
李世民非常清楚，如果李泰入继大统，这帮“德义不修”的功臣子弟必然会执掌朝政，到时候不但贞观一朝的政治成果无法保存，而且李唐社稷的安全与稳定也有可能受到威胁。
虽然李世民在感情上一直倾向于李泰，但是在理智上却不得不最终选择李治。争夺太子席位的斗争，其实是大唐权力集团中关陇派与非关陇派之间的斗争。两派都想围绕将来的帝国接班人，缔造自己的势力，而争夺尤为激烈的是顾命大臣的席位。
由于李治得到了太宗皇帝最为信任的权力大佬——长孙无忌的坚决支持，李泰最终落败。自此以后，非关陇派的地位急剧下降。他们中许多极负盛名的人物，或者遭到飞来横祸，或者郁郁寡欢而死，或者被派往地方，离开中央的政治圈子。李世民最后将李治选为接班人，是因为李治背后的政治集团，只有让这批元勋故旧辅佐新君、继续执掌朝政，贞观路线才会得到延续，而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帝王功业才能得到有效的继承，并且发扬光大。
与其说这是李世民主动选择的一种政治走向，还不如说这是他被迫接受的一种既成事实。作为一个马上得天下的创业之君，谁没有几分乾纲独断的霸气，尤其在储君的问题上，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正常情况下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办。可是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却被迫陷入了一个他无法掌控的局面。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政治已经发展到“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的地步，在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下，李世民几乎已经没有了主动选择的余地。
当李世民最终接受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决定改立李治时，心里并没有多少喜悦和成就感，有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和苦涩。立李治为太子不久，他就因担心李治性格仁弱而召见长孙无忌，叹息道：“你总劝我立他，如今立了，但恐怕不能守社稷，该如何是好啊？”
在李世民看来，李治虽然足够聪明，足够仁厚，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说最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尽管长孙无忌用各种各样的话让李世民相信李治必将是个优秀的统治者，但李世民始终放心不下，他最担心的就是李治无法驾驭这群追随自己多年的老臣。
正因为选择李治是一种无奈之举，才让李世民表现得一反常态，先是将无辜而懵懂的李治跟其他人一块数落了，继而又寻死觅活，最后又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一国之君通过自己的语言、神情将自己活脱脱弄成了一个大权旁落、心有不甘的“苦主”。其实李世民的这些反常言行，一方面固然有其内心种种痛苦情绪的流露和发泄，另一方面他也是在长孙无忌等人面前完成自己的表演。目的是让他们看看，他这个皇帝在这场易储风波中经受了多大的折磨、做出了多大的妥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这些朝廷重臣必须在日后竭尽全力辅佐新太子，否则就是对他这个天子的辜负和亏欠。
李世民想让长孙无忌等人在夺得“定策之功”，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的同时，也背上一定程度的道义负担和良心债。就像他李世民为了帝国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不得不顾全大局、牺牲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一样。
敲定新太子的人选后，李世民立刻召集朝中所有六品以上官员，在太极殿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让大臣们畅所欲言，提出他们认为合格的储君人选。
李世民对众人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这句话道出了李世民的心声，自己的儿子虽多，可嫡子只有三个，既然“承乾悖逆”，而李泰又“凶险”，除了晋王李治，还能有谁？
满朝文武都听懂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就在满朝文武的欢呼声中，年仅十五岁的晋王李治终于“众望所归”地成了大唐帝国的新储君。
同一天，李世民传召魏王入宫。李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但是皇帝敕命又不可违抗，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几百个随从骑兵来到永安门。守门官当即把他的随从全部拒之门外，只把魏王李泰单独带到肃章门。当天，李泰即遭软禁，暂时被扣押在北苑。
等待他的将是与废太子李承乾如出一辙的命运。在这场废立太子的风波中，李世民看到了立储问题背后的隐忧——选谁做太子，绝非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只需要比试双方的才干学识即可分出高下。李世民已经一手奠定了大唐帝国的格局和疆域，而对于继任者来说，他的任务并非开疆拓土，而是守成，将这份基业万世不移地传承下去。
李唐王朝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英武，他不想身后再出现一个隋炀帝。
李泰的班底都是功臣子弟，他们凭借祖上的功勋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他们尤其看不顺眼的，便是在朝堂上把控实权、占据高位的一干元老重臣。选择李泰，就有可能改变李世民自贞观以来苦心经营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使得大唐朝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还算是好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便是元老派和少壮派在李世民百年之后发生激烈地倾轧和内斗，使帝国的朝堂变为血雨腥风的战场，甚至有可能连江山都被他们断送。
贞观十七年四月七日，李世民亲临承天门，下诏册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同时大赦天下。随后，李世民对宰执大臣们公开表态：“朕如果立李泰为太子，那就表明太子的位置可以靠钻营而谋取。自今往后，太子失德背道，而藩王企图谋取的，两人都要弃置不用，这一规定传给子孙后代，永为后代效法。而且李泰为太子，则李承乾和李治均难以保全，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与李泰均安然无恙。”这是一个父亲为了避免骨肉相残，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这是一个皇帝为了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对拥立李治的大臣们所做的一次重大妥协。
在这场波谲云诡的夺嫡之争中，李承乾的铤而走险和李泰的处心积虑最终都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反而意外地促成了李治这匹政治黑马的最后胜出。
在这场险象环生的政治博弈中，李治的年轻、幼稚和仁厚，不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变成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治继任储君三天后，李世民在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可观的辅臣团队。
这是一个超豪华的“明星”阵容——长孙无忌任太子太师，房玄龄任太子太傅，萧瑀任太子太保，李勣任太子詹事，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太子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太子宾客。
李世民将那么多股肱重臣全部派到东宫当老师，足见他对李治的期望之高。此举也等于向天下人表明，经过这么多风波之后，皇帝最后敲定的这个储君就是铁板钉钉的未来天子，任何人也别想再打夺嫡的主意。
在留给太子的《帝范》中，同样包含了李世民对唐王朝命运的深深忧虑。他谆谆告诫李治，因为完全是依赖父祖的功业而登履帝王之位的，必须时刻牢记“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李世民这些掏心窝的话，把他对王朝数世而亡的那种“为此不得不惧”的忧患和焦虑心理表露无遗。越到晚年，尤其是在经历了废承乾立李治的波折之后，他的这种忧虑愈强烈。其实在他当国期间，这种忧患意识是贯穿始终的。假如他努力经营的大唐基业倾覆在儿子手上，唐王朝岂不就成了又一个短命的秦、隋，“国祚长久”岂不就成了又一个历史笑话？
数日后，李世民颁下了一道贬黜魏王的诏书，字里行间交织着一个父亲的爱与痛以及一个帝王的无奈和义愤。
朕闻生育品物，莫大乎天地；爱敬罔极，莫重乎君亲。是故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罚；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疴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惧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竞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托附；亲戚之内，分为朋党。朕志存公道，义在无偏，彰厥巨衅，两从废黜。非惟作则四海，亦乃贻范百代！
在诏书的最后，李世民下令解除了李泰的雍州牧、相州都督、左武侯大将军等一应职务，降爵为东莱郡王。原魏王府的官员，凡属李泰亲信者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论罪当死，但以其兄杜如晦之功而被赦免，废为庶人。
不久后，李世民又改封李泰为顺阳王，将其迁出长安，徙居均州的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名曰改封，实则与流放无异。对于这个儿子，李世民一直深感痛惜。时隔数年后，当李世民看着李泰从均州给他上呈的表章时，怜惜和钟爱之情仍旧溢于言表。他对侍臣们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所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全也。”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李泰被封为濮王，政治待遇略有提升。高宗李治即位后，又特准李泰开府置官，并赏赐给他大量钱物。可是，无论李世民和李治在事后如何刻意弥补，终究无法改变李泰在政治上蹉跎失意的事实。
对于一个把政治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来说，政治生命的过早终结无异于提前宣告了他的死亡。五年后，郁郁不得志的李泰卒于郧乡，年仅三十三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李泰也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长安。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仲春，太宗皇帝李世民在终南山的翠微宫里染病卧床。两个月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到了夏初，已近弥留之际。
五月二十四日，太宗皇帝病危，召长孙无忌入宫，打算安排后事，由于君臣二人情绪过分激动，长孙无忌泪流不止，病重的李世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两天后，长孙无忌偕同褚遂良再次入宫。这一次，太宗皇帝做了临终交代。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长孙无忌、褚遂良、太子李治和太子妃王氏。永徽年的政治斗争和变化，与在场四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太宗对两个大臣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
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
在场的四个人，是太宗李世民最为看重之人，是贞观事业的接班人。随后而来的永徽年，执政的虽然是唐高宗李治，但不可否认的是，永徽政治是贞观政治的延续，李世民才是永徽政治格局的精心设计者和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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