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李隆基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一双澄澈的大眼睛配上剑眉，使精致的五官显得更加灵动，修长的身材配上合体的亲王服饰，给人一种英武果毅的感觉。今天他要去见一个人——他的祖母。在他的心目中，祖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没有之一。他的祖母从盛唐的喧嚣中走来，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日月凌空谓之“曌”——武曌。一介弱质女流，却稳坐龙廷，打破中华帝国一直以来男人为帝的垄断局面，让那些自命不凡的封建士大夫跪拜在她的裙下，山呼万岁。李隆基对武则天的感情难以描述清楚，她是自己的亲祖母，在很多时候李隆基能够从她的眼睛里读出长辈对晚辈的欣赏和宠爱，也能读出不安与警惕。
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嫡孙，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爷爷唐高宗李治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大唐王室正处于皇位争夺最白热化的阶段，废了又立，立了又废，帝位成了烫手的山芋，谁也接不住，谁也接不稳。
1.少年精神
垂拱元年八月初五，睿宗皇帝（李旦）的德妃窦氏在东都洛阳生了个男孩，取名李隆基。这个孩子是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也是以后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唐玄宗（唐明皇）。
李隆基降临人世时，社会正处于一个蒸蒸日上的时期，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一片升平景象。但是帝国权力高层却暗流涌动，不时发生的大小政治事件随时有可能掀起滔天的巨浪，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李隆基出生的前两年，其祖父高宗皇帝李治病逝。有人说李治是懦弱内向之人，在政治上的表现可以用碌碌无为来定论；也有人说，他是被后世误读最为严重的帝王之一，他的光芒完全被自己的老子唐太宗李世民和自己的皇后武则天所遮掩。
其实从衡量帝国的各项硬性指标来看，李治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算得上具有中上资质的君王。只不过他后面出了个女皇帝，极大地触犯了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以致他的声名长期被贬低。
李旦在皇帝的岗位上有名无实地待了六年，之后被自己的母亲取代。女人成为帝国的最高权力者，并拥有了自己的国号，武周。从此，李隆基一家还待在宫里，可是李旦已经降格为皇嗣，只留下一个废帝的虚名。名分这种东西，有时候是护身符，有时候却可能成为夺命刀。武则天称帝后，李旦依然保留着“皇嗣”的身份，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帝国法定继承人。武则天当皇帝，需要一个走过场的仪式——李旦主动辞让。正因为如此，李旦才有了“一让天下”的美名。后来他的哥哥李显返京成为太子，也是因为李旦多次辞让才有的局面，于是李旦便有了“二让天下”的美名。
“皇嗣”这个担名不担利的身份，给李隆基一家人的生活罩上一层浓重的阴影。不知道哪一天灾难就会降临，他们只恨生于帝王家。帝国高层的权力争斗中，自己的身份越少，对对手的威胁就越小，生存的风险就越低。
对于李旦和他的家人来说，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皇族身份，去做一个无羁绊的乡野村夫，没有身份的束缚，是自由而安全的。可以想象，李隆基幼年和少年时代，并没有与生俱来、恩宠皆重的快乐王子的生活。很多时候，他要为一族的生死存亡和自身的命运而担忧。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下，李隆基比同龄孩子显得更为成熟，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更为强烈。
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有千条万条，但芸芸众生就像被猪油蒙了心，只认权贵一条道。作为皇族成员，他们做不了命运的主。不是他们一门心思粘着权贵，而是权贵的枷锁套住他们的脖子，让他们无法自由地呼吸。李隆基作为李旦的三儿子，目睹了帝国新旧权力秩序的对撞与融合。父亲当了皇帝，可转眼一切又成空；父亲又当了“皇嗣”，同样转瞬即逝。他发现，父亲李旦性格懦弱，始终无法做帝国的主人，只能做一颗被人左右操纵的棋子，即使走出别人控制的领域，还是无法逃脱别人安排的权力战局。
那位左右李隆基一家命运的下棋者就是他的祖母、帝国的权力之王——武则天。她之所以能够成为下棋者，缘于她已经全盘接手了帝国的权力机器。至于后来的局势，可以概括为你方唱罢我登场。伯父李显（中宗）为摆脱傀儡地位，积极培养本身的政治势力，将妻子韦后家族作为依靠的对象，拜国丈韦玄贞为侍中。武则天以不堪承继大宝的罪名，废中宗为庐陵王，幽禁于别地。李显的离开，让他的父亲李旦成为继任皇帝，可还是居于偏殿，只是没有实际权力的政治偶像。帝国的权力被武则天紧紧地控制着，武氏家族的主要成员武承嗣升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插足中枢，武氏家族其他成员纷纷跻身中央要害位置。
李隆基打心里瞧不上自己的皇帝伯父，他始终认为武则天选择自己的伯父而不是选择自己的父亲当皇帝，是一个低级而愚蠢的错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李显向来是个无主张、无手段、无办法、无方向的“四无帝王”。他本就是个性格懦弱之人，夹在母亲和妻子两个强势女人中间，注定陷入了悲剧人生。李旦虽然恬淡无为，但是头脑还算清楚，日常修持儒家之术，治国能力胜过李显许多。当然，李隆基这样想也有私心，如果父亲当了皇帝，那么自己就成了皇子，也就有了向皇权靠近的可能。
李隆基今天要去朝堂拜见自己的祖母武则天，虽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可毕竟是帝国的小王子，出门的排场还是要有的。巧合的是在路上与当时担任宫中禁卫的金吾将军武懿宗迎面撞上。武懿宗是武则天的侄子，他见到李隆基的车骑仪仗整肃威严，就故意找茬刁难李隆基的骑士护卫，在众人面前羞辱李氏皇族。
李隆基马上还以颜色，指着武懿宗鼻子喝道：“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
武则天听说这件事后乐开了花，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特加宠异之”。武则天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十分喜爱。这种反应是正常的，毕竟是自己的亲孙子。作为一个个性强悍的女子，她当然欣赏那种英武果敢的男子。
此时的李隆基，还能享受到武则天的万般宠爱，也可以应对自如。武则天当上皇帝后，为了巩固地位，不惜采用酷吏剪除异己，像这样悠闲出外赏花吟诗的时候实在不多，与孙儿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温情实为罕见。
权倾天下的武则天永远也不可能想到，这个偎依在自己膝下的小儿，将来能够一飞冲天，成为这个伟大帝国的圣君明主。她更没有想到的是，震古烁今的“开元盛世”，会在“贞观之治”六十多年之后，渐渐向世人走来……
李隆基的童年时代，正赶上武则天动用酷吏打击异己，清除李唐宗室的恐怖时期。李隆基的成长之路布满了险滩暗礁，随时有可能被自己的祖母拿来兑换权力指数。在帝国的至高权力面前，亲情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幸运的是，由于父亲李旦聪明睿智，不仅使自己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也使其他兄弟姐妹处于一种相对安全的位置，可以享受一点儿童年的欢乐。
李隆基八岁那年，他的母亲窦德妃与皇长子李宪的母亲刘妃均因被婢女诬告涉嫌巫蛊而被武则天秘密处死于宫中，尸骨无踪。不论真相如何，此事件定源于诸武势力对皇嗣李旦的打压。从武则天称帝的那一天起，“传子抑或传侄”的斗争就一刻没有停息过。权力的争夺，使得两位妃子无辜丧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只有八岁的孩子，或许还不知道消失与死亡意味着什么，可是失去母亲的痛苦他要用漫长的一生去消解。父亲李旦为了求得生存，减少诸武势力对自己的防备，只得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并且告诉他的孩子们，要学会在人前掩饰自己的悲伤情绪。这让李隆基和他的兄弟们了解到，在斗争激烈的宫廷中生存实属不易。
然而祖母对于政治的狂热，视皇权为生命的超强欲望，以及过人的胆略和把握时局的能力，都在李隆基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武则天执政期间，父亲李旦围绕着皇权起起落落，跌宕起伏，尝尽了权力带来的诸多感受，也给李隆基带来了更多的历练，让他体会到更多的人情冷暖与世道艰险。
李旦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为人“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和哥哥们相比，李旦对武则天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对宫廷斗争的形势分析和力量对比也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李旦即位后，武则天下诏还政于皇帝。帝国的官员们原以为权力的运行将由此步入正常轨道，只有李旦知道，母亲武则天这是在拿皇权这块肉骨头诱惑自己。她在试探儿子的忠诚度，李旦真要一头扑过去，只能得到一个早已被啃得光光的骨头。
年轻的李旦不是没有想过皇权在握的荣耀，也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够驾驭着日月，去赶赴诸神的宴会。可是世事苍茫，没有权力的实质，只担着一个皇帝的虚名，又有何意义？武则天在怒其不争的同时，也很满意这种子弱母强的权力格局。既然儿子不愿意挑起这副担子，那么自己只好“勉为其难”地继续临朝称帝——“不是我喜欢当皇帝，而是皇子们挑不起这副担子”。
睿宗不像哥哥（中宗李显）那样，以为当了皇帝就可以不受控制为所欲为，他甘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不去干涉武则天的所作所为。李旦是武则天几个孩子当中最聪明，也最有城府的一个，而且重情重义。在新旧权力秩序巨变的非常时期，低调的性格和应对时局的智慧帮助李旦渡过一道道政治险关。武则天的几个子女中，李显和太平公主后来都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只有李旦没有死于政治阴谋。睿宗贵为皇帝，也仅仅做到免祸自保，而李隆基兄弟也从小就过着幽禁宫中的生活，童年时代的欢乐是极其有限的。
武则天登基后，武氏族人诬告李旦有异谋，欲置其于死地。酷吏来俊臣负责审理此案，在来俊臣的严刑逼供之下，皇嗣身边的亲随纷纷承认谋反，只有太常工人安金藏坚决不承认。太常工人以音乐为业，在唐代属于贱民，是贱民阶层中最上的一个等级。他对来俊臣说：“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话音未落，安金藏用佩刀自剖腹部，五脏皆出，血流遍地。武则天以政治家的敏锐，从安金藏凛然赴死的态度中，觉察到皇嗣谋反不实和社会底层民众对李唐王室的支持，下令停止审讯并令宫中御医为安金藏疗伤，李旦才幸免于难。
中国历史不缺乏小人物改写大命运的先例，他们用自己的血性和忠义在史册中留下了小人物的光彩。欧洲的骑士精神讲究“服务精神”和“敬忠守职”，简单解读就是“忠诚”，而这与中国的“义”的内涵是有相似之处的。翻阅史书，每每读到那些激荡人心的故事，其中的血性仍如锋利的刃滑破血管，感觉血液喷薄而出。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能判断正义与邪恶，有善恶廉耻之心。我们都知道，礼义廉耻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法器，对于安金藏这样的小人物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尤其在新旧权力秩序交替的转型期，每个人都“利义交战于心中”。小人物大可不必将自己陷于艰难时局，只需要骂骂娘就够了。正因为人们评判小人物的标准被压至最低，所以他们用鲜血和良知成就道义的篇章才会为历史所铭记。
这次事件，是李旦政治生涯中最为凶险的一次，如果没有安金藏的拼死反抗，谋反的罪名一旦坐实，李旦及其子女都会被处以极刑。李隆基当时年龄尚小，不可能完全理解这次触及生命底线的巨大风险。等到他成年之后，才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安金藏的忠义精神，理所当然地受到李旦、李隆基父子的一再表彰和嘉奖。事情过去将近四十年，李隆基还特封安金藏为代国公，于东西岳立碑，以铭其功；安金藏卒后，追赠其为兵部尚书。
整个武周时期，李旦一直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李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性格独特，经历也独特的皇帝。他的父亲、母亲、兄长、侄子、儿子都做过皇帝，甚至嫂子韦氏、侄女安乐公主、妹妹太平公主都有称帝的野心。他生在一个充满欲望的家族中，可是欲望并没有在他的心上生根发芽。睿宗“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他为了保全自己，一生做了三次关键性的避让：一让母后，二让兄长，三让儿子。在纷繁的宫廷斗争中，他的应对策略就是谦让与沉默。
武则天称帝时已将近七十岁，但宫廷斗争并没有因为换了一个新鲜的主人而有所止息，只是斗争的焦点由称帝和反称帝转换为帝国未来的接班人之争，也就是帝国未来的主人是姓李还是姓武。
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一方是以武承嗣、武三思为核心的武氏集团，另一方则是忠于李唐王室的朝廷重臣，而非李唐皇室成员。这时候的李唐皇室在武则天的一再清洗之下，已经凋零无几。武则天的态度始终处于半明半寐的状态，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机会，可又捕捉不到机会。作为皇嗣的李旦地位并不稳固，一次小小的事故就有可能让一切成空，包括生命。皇嗣是一个含义微妙的名称，它可以解释为皇位的继承人，可是又比太子的名分和地位降了一格。武则天给李旦以“皇嗣”名位，表明她还没有下决心把他当成真正的皇位继承人。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武则天给外人的感觉是倾向于在武氏子弟中选择皇位继承人，可李旦又还背着“皇嗣”的尊贵名分，武则天表现出来的重武轻李的态度，无异于给了武家子弟一针强心剂，同样给了李唐重臣一份坚守到底的理由。对于那些心系李唐的帝国重臣们来说，“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多争取一点儿时间就有可能多一份翻盘的机会。相比来说，武氏族人显然更为心焦气躁。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的武则天是他们获取皇家权力的唯一通道，他们本来就没有让权力集团和天下生民信服的权力根基。为谋取皇权继承资格，他们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李氏皇族是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理所当然会受到攻击。此时的李氏皇族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节点上，不但要争夺皇位，还要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
关于继承人的问题，估计武则天在登基之始没有认真考虑过。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在男人的权力世界里步步为营，创造了中国历史女性为皇的奇迹。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称为“天皇天后”，又称“二圣”。从那时候起，武则天已拥有帝国权力至高者的名位。待到十年之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国的最高领导者，君临天下。
她第一个儿子李弘早死；第二个儿子李贤与她存在严重分歧，被她命令自杀；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皇帝，只有一个月时间即被废，从此被幽禁了十四年；第四个儿子李旦战战兢兢之余，体验到的只是生存的苦闷与忧惧，权力没有给他带来半点快感，他所能做的只是在母亲的威仪下，再三辞皇帝位。在所有子女中，武则天最欣赏的是女儿太平公主，她觉得这个女儿最像自己，对于权力有着异乎寻常的狂热。
武则天执政的前六年，以李唐太后的名义参与治国。她称“革唐命”而开创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王朝“周朝”（她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她自己也不再是李唐的皇太后，而是武周朝的“女皇陛下”。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整整做了十五年的皇帝。在这期间不少李唐皇室子孙企图举兵造反，夺回皇权。武则天以无比酷辣的手段，将李唐皇室几十人和从者几百人处以死刑。她的特务网络遍及帝国的每一寸角落，那些嗜血成性的酷吏可以任意处置政治犯，捏造犯罪的名目。清除皇室成员成了一场血腥的滚雪球游戏，造反者的数量越滚越大。直到武则天年老生病临危之际，李唐皇族和帝国重臣恢复唐朝的愿望才得以实现。皇位先是由她的第三子李显继承，后为四子李旦所接替。
2.亲情带来的伤害
人生如梦，世事如烟。这是李旦第二次登基，与第一次登基时隔二十年。时间让人与事成为一场无奈的轮回，就连长安城的空气里都充满了一种叫作宿命的气息。当初他极力挣脱的皇权枷锁，又一次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二十六年前李旦是在母亲武则天的控制下成为这个帝国名义上的皇帝；二十六年后，他在妹妹太平公主和儿子李隆基的辅佐下再次登上权力之巅。第一次帝王生涯给李旦带来了无尽的压抑、苦闷和烦恼，第二次帝王生涯，又会给他带来什么？他不愿去想，也不敢往深处想。可在他登基之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还是如期而至——立谁为太子。
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太子应该是李宪，而不是三子李隆基。李隆基作为政变的主谋者，功劳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政变半个月后，李隆基就被确立为太子。从时间上看，从政变开始肃清韦后势力到睿宗复位，再至储位问题讨论直到确立太子，这一系列事件仅仅用了十五天。立储议题的讨论会变成了唐隆政变的善后表彰会。在政变的大背景之下，嫡长子李宪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李旦执政时期，朝中出现了“一山二虎”的局面，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都掌握了巨大的权力。登位后的李旦夹在儿子李隆基与妹妹太平公主之间无所适从。他需要凭借皇帝的权威来平衡这两股政治力量，以求得更稳妥的局面。李旦在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时常扮演居中调和的角色。
当太平公主表现得咄咄逼人之时，李旦便会搬出“传位太子”的话题。使得占领优势的太平公主无话可说。李旦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尝与太平议否”，“与三郎议否”。由此不难发现李旦这一时期的心理变化，以及应对时局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手腕。
在帝国的权力风浪里颠簸了半生的李旦明白，皇权是强者手中的玩物，是弱者手中的烫手山芋。如果皇帝势弱，就会引来众多觊觎者，不论是兄弟亲属，还是妻妾外戚，抑或是权贵宠臣。
在皇权争锋的世界里，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谁也没有料到，一向敢作敢为的太平公主居然会在这时候找到李宪，向其提出“废太子，以尔代之”的建议。她这么做没吓到李隆基，却吓到了皇长子李宪。为了平息风波，李宪果断行事，“驰告皇太子”。而后他又与太子李隆基一道将太平公主在朝中散布言论一事上奏睿宗李旦，并再次推辞谦让，重申自己不愿做储君的坚定立场。由此可见，李宪不仅在立储时主动避让，并且还果断地支持李隆基做太子，坚决拒绝了太平公主的拉拢。
在这件事上，李宪做出了非常明智的选择。李宪这么做，有两点原因：一是他对于权力的欲望并不强烈；二是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与李隆基抗衡，他只是太平公主实现个人野心的一颗棋子罢了。
李宪的性格与他的父亲李旦非常接近，厌薄权位，不以万乘为贵，他认为父亲能够得到天下都是弟弟李隆基的功劳。他坚决让出皇太子的位子，而且一生小心谨慎，没有可指摘的过失，李隆基对哥哥既敬重，又感激。李宪死后，李隆基对群臣说：“我的天下是哥哥让给我的，一般的谥号不足以表明我对哥哥的感情。”便给李宪加谥号为“让皇帝”。
李旦没有遵循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以功业为首，选择三子李隆基作为皇太子。他这么做，得到了帝国官员，包括宗室和太平公主的一致赞同。当时政局形势，只能是睿宗当皇帝、隆基当太子。太平公主自恃功高，认为李隆基年纪轻轻，没有多少从政经验，总会依照她的意图办事。
可是随着时间地推移，太平公主嗅到了空气中飘荡着的不祥气息。李隆基是个精明之人，他自有一套政治主张，绝不会屈居于姑母之下。拥护太子的一批大臣如姚祟、宋璟等，纷纷以革除“弊政”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他们认为过去的朝政被外戚和诸公主干预得太厉害，强烈要求革除这种弊政，这样就不得不触犯太平公主的私利。从此，太平公主就把太子李隆基看成了自己政治上的对手，想利用自己的权势换一个容易控制的人取而代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太子非长，不当立”的流言蜚语在帝国的权力高层传播开来，制造这起流言的就是李隆基的姑母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唐睿宗唯一的亲妹妹，也是一个善断有谋之人。武则天认为这个女儿最像自己，对其极为宠爱。在武则天统治的整个时期，贵族通过内部联姻等手段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社会声望，并且为了利益，与通过科举制发迹的“新”人在官场中进行斗争。通过对吏部和门下省保持高度的控制，他们已经为唐代中兴时预期的贵族复兴准备好了一切。
武则天曾经反对这一集团，而支持地位较低的地方精英集团，并且帮助其中许多人担任高级职务。但是到了后来，主要反对她并导致她被废黜的，却正是这些受过她恩宠的人，这就显得矛盾了。原因有几个，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面提到的官僚冲突。帝国官僚们正在受到武则天一手扶持起来的官僚集团的挑战。员外和斜封官人数增加、由于妇女擅权而形成官僚宗派，使一个原已严重的问题更趋严重。
韦后和太平公主垮台，对她们所支持的弊病进行改革，使唐玄宗赢得了一个重新统一的官僚集体的支持。他准备利用这个官僚集体，为自己的权力之路扫清障碍。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曾经是政治风浪里一条船上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两个人联手上演了六月政变的大戏，诛杀了韦后一党。在整个过程中配合得天衣无缝，结局也是非常完美的。
睿宗皇帝即位后，对这个妹妹也是恩宠有加，溺爱无度。史料记载：“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三郎，谓太子也。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由此可见，太平公主在睿宗执政期间，有着强有力的话语权。
太平公主如此强力干政，不仅朝野上下人人侧目，就连睿宗李旦也深感无奈。其实李旦明明知道不能让这个骄横的妹妹为所欲为，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事到临头的时候，他又总是不由自主地屈从和妥协。
景云二年（711年）十月的一天，李旦突然一反常态御临承天门，同时召集现任的五位宰相，公开宣布将他们集体罢免。集体罢相的这一幕发生后，满朝文武纷纷猜测，这个从不主动作为的皇帝恐怕要掀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序幕。李旦登基这么久，还从来没有干过一件有爆发力的事情，集体罢相让很多看低他的人眼前一亮。然而，结果却再次让人们大失所望。因为，此后有七个大臣先后拜相，可其中居然有五个出自太平公主门下。
李隆基与姑母的和谐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并不靠亲情维系。
虽然睿宗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也曾得到太平公主的鼎力拥护，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姑侄和谐的良好局面就被打破。太平公主当初选择与李隆基联手，是为了将来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谋取更大的利益。可是尘埃落定，到了瓜分利益的时候，太平公主发现这个侄子的政治手腕超过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更让太平公主感到不安的是，他的权力运行偏离了自己所规划的政治轨道。她预感到，李隆基不是自己要寻找的政治合作伙伴，而是最强力的对手。因此，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了。
太平公主最崇拜的人是她的母亲武则天，武则天给太平公主的心理暗示，左右了她一生的道路。太平公主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母亲那样伟大的女君王。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她一直不甘心做一个寂寞的公主。可是她缺少成为武则天的先决条件——身份。
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文武百官，貌似轻巧地革掉李唐王朝的命，是因为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已经让她化身为帝国的灵魂，使她确凿无疑地拥有恩威刑赏的统治权柄，从而将每一个大臣的政治生命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武则天当了十五年皇帝，在此之前，她已经当了五年的摄政皇太后和二十多年的参政皇后。她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展现自己的政治才华，经营自己的权力集团。
在权力的强光照射之下，太平公主看不清楚自己的权力路径，只有不断地运用权谋。政治生活固然需要权谋，可权谋毕竟不是全部内容。太平公主发现李隆基不是傀儡后，废黜太子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可是罢黜太子是皇帝的事，是那些朝廷重臣的事，不是她这个公主的事。武则天代行皇权，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几个儿子玩弄于掌心。可对于太平公主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不过，她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哥哥睿宗皇帝那里还是能够说上话的，朝中七位宰相有五位是由她任命的，文武百官除了姚崇、宋璟等寥寥数人外，大多数也都依附于她。
太平公主废黜太子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太子非长，不当立”。她绝对不是嫡长子制的真诚维护者，只是在替嫡长子李宪争太子地位，也在为提升自己的权力下赌注。史料记载，“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继而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由此可见太平公主企图立的不是“嫡长子”，而是“暗弱者”，从而达到自己把持朝政的目的。面对太平公主咄咄逼人之势，李隆基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而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
就在姑侄矛盾日趋紧张的时刻，宰相宋璟和姚崇突然向睿宗私下奏言：“宋王成器是陛下的嫡长子，豳王守礼是高宗的嫡长孙（李守礼是李贤的嫡长子，在高宗的所有孙子中排行最大。也就是说，他和李成器都比李隆基更有资格入继大统，所以客观上都对太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如今，太平公主又在其中挑拨离间，臣等担心太子会有危险。为保社稷安宁、东宫无恙，应将宋王和豳王外放为地方刺史，同时撤除岐王（李旦四子李隆范）、薛王（李旦五子李隆业）的禁军兵权，让他们分任太子左、右率（东宫武官），事奉太子。此外，最重要的是将太平公主及驸马武攸暨迁出京师，于东都安置。”
这显然是一个全面巩固太子地位的计划，考虑不可谓不周详。然而，在睿宗李旦看来，太平公主并没有犯什么太大的过失，就这样将她逐出京师，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于是李旦做出了这样的表态：“朕现在已经没有兄弟了，身边只剩这一个妹妹，岂能把她赶到东都那么远的地方？这件事断不可行。至于其他几个亲王，倒不妨按照你们的办法处置。”
随后，李旦颁发了一道诏书，宣布：诸王、驸马从今往后不得统御禁军，已经任职的，一律改任其他官职。李旦之所以不想贬黜太平，除了没有正当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么做不符合他的平衡原则。
其实这个建议也符合太子李隆基的意愿，可是他不愿意在这时候得罪太平公主，于是主动上奏“宋璟、姚崇离间姑、兄，请从极法”。李隆基采取了退守之计，要求对宋璟、姚元之加以处理。在皇权没有到手之前，姑侄矛盾激烈化只会陷自己于被动。
睿宗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得十分明朗，他试图在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之间寻求一种政治平衡，他不想伤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可是在太平公主看来，又有另外一番解读，她一直是这个庞大帝国里地位最尊贵的公主，无论政坛怎样波诡云谲，无论是谁手握权柄，她都是那个最具影响力的女人。从来只有她给别人颜色看，没人敢在背后算计她。
从李隆基表面上对太平公主的处处退让来看，他是希望避免与姑姑的正面激烈冲突，甚至残杀的。他希望通过相对平和的政治手段打消或者削弱太平公主的专权欲望。但是，太平公主毫不退让，这种努力最终落空，昔日的政治盟友、亲密的姑侄关系被政治利益瓦解摧毁。
让太平公主难以接受的是，睿宗李旦思虑之后又全盘采纳了宋璟和姚崇的建议，正式颁布诏书：命宋王李成器为同州刺史、豳王李守礼为豳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李隆范为太子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李隆业为右卫率；同时，将太平公主逐出长安，迁往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安置。宣布自即日起，凡六品以下官员的任用，以及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全部交由太子裁决。
至此，李旦完全抛弃了即位以来一直坚持的平衡原则，决定彻底朝太子李隆基倾斜。
延和元年（712年）七月，一颗耀眼的彗星从西方天际划破大唐帝国的长空。又是诡异的天象。太平公主借着占星师之口，向睿宗李旦进言——灾星的出现意味着皇上将被废黜，天下将有新君，太子将要取代当今圣上，自立为天子！
太平公主天真地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贪恋权力的男人，尤其是皇权。只要自己将太子李隆基篡位的天象向睿宗李旦示警，那么等待着李隆基的一定是废黜的命运。李唐帝国已经不是第一次玩这种废而又立、立而又废的游戏，每一次都是对权力的重新洗牌。另立一个懦弱的太子，帝国权柄仍将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人算不如天算，太平公主防不胜防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面对匍匐于地涕泪交加的李隆基，李旦也只是轻轻一句话就交代了过去。他说：“帝国之所以转危为安，我之所以得到天下，都是你的力量。如今帝星有变，预示着社稷之灾，因此传位于你，希望能转祸为福，你不必疑惑！”
听到父皇李旦决定传位的消息，李隆基全身滚过了一阵痉挛般的战栗。
一个月后，太子李隆基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唐玄宗；同时尊睿宗李旦为太上皇，并宣布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命、重大刑案及帝国大政仍由太上皇裁决，其余由皇帝裁决。
李隆基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在形式上成了帝国最有权力的人。与太平公主相比，他的博弈力量还远远不够，完全处于劣势。在整个宰相班子中，只有刘幽求是他的人，魏知古是李旦的人，其余皆是太平公主的党羽。另外，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仍然掌握在太上皇李旦手里，而李旦一贯软弱，他的权力差不多就是太平公主的权力。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王到一个君临天下的皇帝，李隆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重要跨越。虽然成了一国之君，但他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并没有获得相应提升。换言之，李隆基或许曾经是一个异常强势的亲王，也曾经是一个实力与身份大致匹配的太子，可如今，他却是一个实力与身份极不相称的弱势皇帝。
李隆基从发动唐隆政变，到当上太子，再到登基为帝的过程中，身边的主要谋臣先后有刘幽求、崔日用、姚崇、宋璟、张说、郭元振等人。这些人都曾经入阁拜相，在李隆基走向皇帝宝座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然而，也是在这一路上，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政治博弈越演越烈，于是这些元勋功臣一个个相继落马，全部被罢去相职，甚至被逐出朝廷。
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初三，李隆基向亲信发出了行动指令：铲除太平一党，全面夺权。听到事变的消息时，李旦大惊失色，赶紧在几个宦官的簇拥下逃离寝殿，慌慌张张地跑上承天门楼。宰相兼兵部尚书郭元振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上了城楼，然后面无表情地跪地启奏，说：“皇上奉太上皇诰命，诛杀图谋作乱的逆党，没有其他意图。”
李旦脸上写满了惊愕，可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这是政变，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三郎的目的是要铲除太平公主，同时迫使李旦彻底放权。尽管这场政变的爆发让李旦猝不及防，但是一切其实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从他被三郎和太平公主拥立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早已注定了。惊魂未定的李旦来不及更多思考，就颁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道诰命，宣布自即日起“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同日，李旦由太极殿移居百福殿，从此淡出权力中心，也彻底淡出了满朝文武和帝国臣民的视线。
太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会败得这么惨。她原本以为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李隆基不过是她砧板上的鱼肉；她原本以为帝国的最高权力已经唾手可得，她马上就能拥有一个像母亲那样的辉煌人生……可是，残酷的现实却一举粉碎了她的所有梦想。
此时此刻，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太平公主，不再是那个貌似强大的势力集团的领袖，而是一个孤家寡人，一个输光了全部家当的赌徒，一个被命运之神一脚踢开的弃妇。她生平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和渺小。她甚至想到母亲武则天为自己操办的第一次婚姻，冲天的火光映红了长安城的半边天空。
她在时光里一天天地长大，笑靥如花；在时光里一天天地老去，凋零成泥。她这一生都活在那个叫武曌的女人的阴影下，她从来没有真正活成一个叫太平的女人。她的母亲带着绝世伟业走进了时光深处，将在史书里不朽，任人评说。而她自己，又会以怎样一番面目留在时间深处。算了，由它去吧。最后一只归巢的倦鸟从她头顶缓缓掠过，天边的残阳燃尽了最后一点亮光，太平公主木然转身，默默地向来路走去。
这就是结局吗？是的，这就是结局。当太平公主将头伸进白绢的一刹那，她仿佛看见母亲武则天正在不远处对她微笑。母亲的身上沐浴着一片圣洁的光芒。这片光芒是如此安详而又如此温暖，以至太平公主感觉自己很快就在这片白光中彻底融化了……
经过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经过一轮又一轮鲜血和死亡的洗礼，一个妇人干政、皇权旁落的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从公元664年武则天垂帘听政算起，到公元713年太平公主覆灭为止，大唐帝国在这个“牝鸡司晨”的巨大梦魇中已经跌跌撞撞地行走了半个世纪。尽管这段混乱无序、阴盛阳衰的历史并未导致帝国走向没落，但是中枢政治的频繁动荡却使这个原本生机勃勃的王朝一度丧失了动力和方向，只能在混沌和迷茫中徘徊，踯躅不前……
如今，无论是病弱的高宗李治、昏聩的中宗李显、淡泊的睿宗李旦，还是铁腕无情的武曌、野心勃勃的韦后、权倾朝野的太平公主，都已经从帝国的政治舞台上一一消失，剩下一个天赋异禀、雄才大略的年轻帝王，正踌躇满志地屹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
此时，年仅二十九岁的唐玄宗李隆基相信，在他的引领下，这个历经沧桑的帝国必将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迎来新时代的熠熠曙光。李隆基即将开创的这个时代，是大唐三百年历史上最辉煌、最鼎盛的一页，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令后人心驰神往、追慕不已的一个黄金时代，它的名字叫开元。
3.李隆基的“圈养”策略
李隆基登基之初，就以他挺拔的身姿、高门亮嗓的外在形象让帝国臣僚们眼前一亮，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外形接近太宗李世民的男人应该能够带领帝国走向另一个复兴时期。
李旦退位前权力已经被架空，既然李隆基已经将帝王功课做到这个地步，他再抓着皇权不撒手也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李旦只好做了太上皇，所谓“忠顺孝悌”完全被抛之脑后，让位于赤裸裸的权力角逐。正如马基亚维利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该恪守正道。”
大唐帝国的那些统治者已经向天下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怕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只能偶然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的恒定形象。道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置于常用的位置上。
君临天下后，李隆基大力宣扬并实践“孝悌”，以稳固自己的江山。并逐渐将自己打造成行孝事亲的典范，借此获得朝野上下的高度认可。他亲注《孝经》，书成后下令颁行天下及国子学。他意犹未尽，又重注《孝经》，并“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申劝课焉”。以御注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由此《孝经》就成为《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
李隆基对这件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将孝道观念作为维护权力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他这么做自有他的良苦用心，毕竟他的权力是通过两次宫廷政变获取的，他力图用孝来掩盖自己尴尬的庶子身份。在家天下的宗法社会中，祖宗的传承天然地为王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最坚实的依据，政治最高统治权被视为君王及其家族的世袭特权。李隆基为争夺政治地位和权力，曾先后发动两次宫廷政变，每次都打出“孝”的旗帜，为自己的行动寻求合法性支持。
李隆基当年策划政变、诛灭韦氏，是以“立相王”为目标的。按照常理推测，既然政变集团准备让李旦当皇帝，就应该在政变之前告知他，让他成为政变的领导者，政变后他当皇帝就算实至名归。李旦事前毫不知情，是因为李隆基刻意隐瞒。政变爆发前夕，有人曾经提醒李隆基应该将此事告知李旦，推举他为事件的统领者。李隆基回答：“我曹为此以徇社稷考虑，事成福归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就是说，他发动政变是为了江山社稷考虑，待到事成之后，再把领导权让给父亲，如果事败，他绝对不会连累父亲。
政变即将结束时，有人建议李隆基，大局已定，应该让相王出来主持大局，李隆基再次拒绝。直到政变尘埃落定，残敌追剿干净，李隆基才将此事告诉李旦。有人认为李隆基没有让李旦参与政变，是出于一片仁孝之心。这固然是一个理由，可还是布满了疑点，并不排除李隆基打着孝道的旗号掩饰自己权力的欲望。作为李唐皇室仅存的权力代言人，李旦在帝国权力集团中是最有号召力的，如果他参与政变，李隆基在整个政变中的作用会大打折扣。再加上李隆基庶出，并没有优先继承权，在一番考量之后，李隆基决定对相王封锁消息，以求建立奇功，作为自己日后上位的权力资本。
在皇族中成长起来的李隆基从小见了太多的内部倾轧、流血、阴谋、政变。登基以来，他也没有放松对政治反对派的警惕。
李隆基既没有合理的皇位继承权，又经历过中宗朝外戚乱政的局面，对于皇室成员、后宫外戚干涉政治，他当然坚决反对。帝制时代，除了手中有权的达官贵族，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那就是皇家成员。如果权力交接是在和平状态下实现的，皇室成员就很容易成为被历史忽略的背影。毕竟，权力塔尖之上只容一人独舞，皇帝才是唯一的男主角，身边的男性亲人只是他身后灰扑扑的影子。
高祖、太宗加强君权，重视皇族的利益；高宗、武则天时期，君权得以加强，但是皇室宗亲却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宗享受君权，压制皇族；睿宗淡薄君权，保全皇族。到了唐玄宗时期，君权得以扩张，皇族却日益没落。
当历史陷入血腥残忍的权力纷争，那些本应成为皇权背影的皇室成员，就有可能跳出来。他们用诡谲的尔虞我诈和极致的博弈手段，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舞台强行霸占。于是，历史就会迎来一个大转折，帝国的权力格局也会随之逆转。皇亲国戚，尤其是皇帝的兄弟、子嗣，对于整个王朝来说，既是皇权的拱卫力量，又是产生分割与破坏的不安因素。
在封建王朝的家国体制下，皇权就是“公”与“私”角逐和博弈的一出大戏。对于帝王来说，有资格睡于他卧榻之侧的人，基本上就是那些皇族成员。最亲近的人，往往也是最潜在的危险。历朝历代的帝王对待皇室成员，都抱着谨小慎微的态度。唐朝初期，从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到果断决绝的诛杀武韦之祸，中国历史该有的桥段，几乎都演绎了一遍。这一幕幕历史巨制，都在证明一个主题——在帝国的最高权力之争中，从来就没有人顾及亲情。
李隆基少年时，正是帝国皇室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他耳闻目睹了种种难以想象的亲族相残和权力恶斗。李隆基带着这些宫廷惨剧的记忆，走上了自己的权力之路。在权力的世界里，人只分为两种，可利用和不可利用；事物也只分两种，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那些残酷竞争中的胜出者，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人性。
李隆基的帝王生涯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就是自己的亲姑姑、自己曾经的政治盟友太平公主。虽然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他不得不再次面对亲情与权力的取舍。在处理亲情和治理国家之间取得平衡，便是李隆基登基之初不得不慎重对待的政治问题。
睿宗李旦共有六个儿子，除一人夭折外，余下是长子宁王宪、次子申王捴、三子玄宗、四子岐王范、五子薛王业。史料记载，在李旦降为皇嗣幽闭宫中的日子里，李隆基五兄弟终日生活在一起，出则同游，学则同业，形影相随，兄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唐隆政变之前，玄宗兄弟五人都居住于长安的兴庆坊中，此处称为“五王宅”。李隆基登基入驻兴庆宫后，便让兄弟们都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从表面上看，李隆基与兄弟并没有因为地位变化而疏远。在禁中兄弟相互见面拜跪如家人礼，在生活方面享受着统一标准。更为夸张的是，唐玄宗居然在殿中竖起五大帷幄，兄弟五人同盖一床特大号被子，同睡一张大床。
李隆基还分别于兴庆宫的西南两个方向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这里成了玄宗皇帝与兄弟们把酒言欢，歌舞相谐之处。每每因处理政务而身倦体乏，玄宗就会登楼俯瞰，听一听兄弟们的琴声与歌声，心情就会为之舒畅。
花萼相辉之楼的位置极佳，李隆基只要推开自己的窗户，兴庆宫周围的诸王府邸就尽收眼底。对于李隆基来说，他无须走出门外，就能对兴庆宫的一切了如指掌。根据当时长安城的市坊地图可以看出，诸王府邸中，皇长子李宪的府邸正好处于最佳的观察角度上。李宪居住的地方与李隆基只隔着一条路与两道围墙。对于李宪和兄弟们来说，他们日常生活毫无隐私可言，一举一动完全暴露于李隆基的眼皮底下。
对于李隆基来说，权力与亲情的博弈并不矛盾。他在牢笼一般的兴庆宫里建起花萼相辉楼，听上去如诗画般美好的楼宇，有着他对亲情的理解，兄弟和睦就像花儿开放，阳光普照，人世间一切美好莫过于此。
李唐皇室是帝国权力机构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命运，也影响了帝国权力运行。隋朝时期，皇子不仅有独立的私人住宅，还有宽敞的办公府院，甚至有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根据史家研究，直到唐初，军队都还没有完全国家化，皇帝诸子皆封王，诸王拥有自己的独立军事力量。军队国家化要到玄武门之变后才得以实现，唐太宗登基后，方真正全面掌握了国家军事权，诸王的权势得到极大制约。然而太宗贞观年间，皇子仍然实力强劲，有各自的政治资源和支持力量，当时太子承乾与魏王李泰权争，以及晋王李治最终被立为皇储，背后都交织着众多权臣的博弈与争夺。
武周时期，武则天大肆清洗李唐皇室，帝国的宗室制度遭到重创。这一时期，睿宗李旦由皇嗣降封为相王，被安置于太极宫和大明宫之间的长乐坊，以便被监视与控制。睿宗诸子则被集中安置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此后这五名皇子随武则天从幸长安，又被赐宅于兴庆坊，亦号“五王宅”。
李隆基登基后，重新建立了宗室制度。尽管如此，李唐皇室成员所拥有的权力已经无法与太宗和高宗时期相比了。太宗、高宗统治时期，宗室诸王出任地方长官者很多。唐高祖李渊的儿子之中，李建成、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李世民所杀，李玄霸早夭，第五子在起兵之际被杀，其余十七子在唐太宗时期都出任一定的官职。唐太宗自己的儿子也多出任地方长官。高宗时期，高祖及太宗诸子之中，出任地方长官者先后达到二十余人。
武则天逐步蚕食皇权之后，开始着手削弱李唐皇室的力量。于武则天而言，地方上的皇室宗亲是权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她借由徐敬业叛乱和李唐诸王举兵，将前几代君王的皇子们全部纳入清洗范围，庞大的李唐皇室体系差点就被她掘土刨根。李氏王族拱卫皇权的制度在武则天的刀锋之下，已经被血腥破坏殆尽。皇室宗亲不要说拱卫皇权，就连自保都成了大问题。
说到“五王宅”，我们不能不提“十六王宅”，虽然这只是玄宗皇帝执政期间修建的一处皇家宅第，但是政治功能与五王宅是同样的。十六王宅位于唐代长安城大明宫南边的永福坊和兴宁坊，最初称为“十王宅”，后更名“十六王宅”，出现于开元年间，是当时皇子集中居住的地方。
李隆基执政初期，皇子年纪还小，居于宫内。随着皇子日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玄宗便下令在长安城东北安国寺东附苑城内修筑大宅，让多位皇子在其中分院居住。十六王宅就是王子皇孙的门户，皇子的生活起居，由宫中宦官密切照料，一日三餐由家令侍奉，同时还请官僚集团中的大儒之士做皇子侍读，专门讲授诗书，进行严格培养。
唐玄宗李隆基一生生育子女五十九人，在其生育的三十个男孩中，最后存活下来的有二十人。随着皇子们陆续成家生子，原先的宅第已经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又在华清宫的旁边修建了十王院、百孙院。这些地方有专门的宫人配给和物资供应，生活起居基本上可以在其中进行，不需要与外界交通。王孙纳妃嫁女，也都在十王宅中。不仅如此，皇太子也不在东宫单独居住，而是在十王宅中辟出一处可以车马往来的单独别院。太子府的婚嫁则同亲王、公主一样，都在长安城崇仁坊的礼院举行。
唐玄宗所设立的五王府、十六王宅、百孙院，完全照搬和沿袭武则天幽闭皇子于宫中的套路。不同的是，唐玄宗这么做打着“孝亲”的旗号。武则天的做法让皇子们感受到的是冬天的肃杀与冷酷；而李隆基的做法像是四月的暖风，熏得皇子们的骨头都酥软了，在浑然不觉中丢权丧志。李隆基让皇室成员对权力的刚性诉求化为一种情感行为，人类的情感很容易被外在形式所触动，而一旦被触动，往往会自动解除防备的外壳。
李隆基对自己兄弟及其他诸王的处理经历了一个过程。
即位初期，玄宗外放诸王到地方任州刺史，但规定诸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州务由地方官员主持。这样一来，调任地方的诸王既远离中央又无法在地方上培植割据势力。等到时局稳定下来，唐玄宗又将皇族诸王陆续召回京师，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权力控制范围之内。当然这种控制是一种怀柔似的“圈养”，让他们在宫中享受皇族应有的尊荣，可始终不让他们染指权力。
李隆基在这里倡导的是一种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哲学。李隆基让权力集团内的儒学大家给皇子们办讲座，内容无外乎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去活，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追求权贵不过是为了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如果连生活都成了问题，那些虚无缥缈的追求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最接近人性的意识形态，也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接受者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颓废的情绪中。
诸王的宫中生活并不枯燥，可以说非常丰富。除了入宫宴饮以外，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玄宗。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别墅追赏，每天的娱乐项目都排得满满的，不绝于岁月矣。唐玄宗与几个兄弟都喜好音乐，歌舞宴饮成为他们的主流生活方式。唐玄宗应该算是大明宫的首席艺术家，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唐代音乐的缔造者和设计师，他对音乐的爱好给唐代音乐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广阔的空间。
法国政治学家贾克？阿达利认为，音乐在本质上属于政治，与政治权力系统紧密相扣。音乐是政治阶层的一个反射。音乐可以让大众遗忘，让大众相信，让大众沉寂。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都是维系权力的工具。李隆基运用音乐这种政治工具，使诸王沉醉其中，乐不思蜀。
就这样，唐玄宗以“友悌”的名义将兄弟都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现在，天下人又都规规矩矩、安安分分地沐浴着盛世来临前的曙光，李隆基需要做的就是展示一个盛世帝王的仁义。虽然李隆基没有读过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可是其中的文字像是为他量身定制：“君王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人道，那么虔诚”。
每当看见那些困于宫中的皇室诸王将过剩的精力用在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上，借以打发那些无聊的时光，李隆基都会发自心底地感到愉悦。李隆基继承了唐太宗和武则天的政治智慧，手法也更加老到，更加圆熟。李隆基宁愿让皇室诸王过着像猪一样的幸福生活，也不愿意他们过着像猴一样精明的算计生活。那些被困于一隅的皇子们也乐于做一个知足者，以消除李隆基对自己的疑忌之心。与活着相比，权力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他们品尝到的权力滋味的确过于酷辣。
兄弟五人将五王宅变成了一座世外桃源，他们或讲书赋诗，间以饮酒、博弈、游猎，或自执丝竹演奏音乐。宁王宪擅长吹笛，岐王范擅长弹奏琵琶。李隆基经常和兄弟们一起合奏歌唱，放松权力带给自己的压力。唐人笔记《酉阳杂俎》一书中曾记载：李隆基登上花萼相辉之楼伺察诸王，看到“宁王常夏中挥汗鞔鼓”，不免有些许担心，便派人前去查探。来人回报说李宪“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玄宗听后非常开心，说：“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作为帝王的李隆基，很愿意看见兄弟们每天在卧榻旁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不用再担心有人来夺取皇权。
李隆基对于皇长子李宪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毕竟自己的皇帝之位是李宪让出来的。李宪所处的时代与自身经历，让他了解到宫廷斗争的血腥和残酷，于是早已洞悉天机，看透尘世纷扰的李宪避让储位。人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便是这个道理。
储位问题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长期以来的斗争焦点。李宪的避让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政局，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李隆基掌权过程中的阻力，使得李唐王朝的皇权在经历风雨飘摇之后，能够完全牢固地掌握在李姓皇帝手中。
正因为自己的皇位是宁王李宪让出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对兄长的感情异于其他兄弟。而宁王李宪也就在李隆基的特殊“关怀”之下，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李宪墓中出土的汉白玉残简刻有这样的句子：“盖景龙岁先帝即位，王嫡长，将立为皇太子，让大功与我皇，洎薨落让存，有追崇之义。”字字句句都透出李隆基对大哥李宪的感激与敬重之情。
唐玄宗的怀柔政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兄弟情深的佳话。首先是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他们最大限度的满足，“朝恩睦亲，以宁府最长，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爱弟著勋，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自李唐开国以来，只有李旦在中宗时期为相王时食封七千户，数量多于李宪。
其次是在精神上给予诸王最大的慰藉，物质享受对于生于帝王之家的皇子们来说，是最容易满足的，根本算不了什么，精神支持才是最难能可贵的。薛王业患病期间，李隆基根本无心上朝，派使者往返探望，禀报病情竟然达十余次。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给官员们看的表面文章。退朝之后，李隆基又亲自为弟弟煮药，在吹气调节火候时，突然风回，火苗扑向他的脸上，点燃了胡须，左右慌忙惊救不已。李隆基却镇定自若地说，如果这服药能够使弟弟病愈，胡须烧焦了又何足惜。
李隆基是个政治权谋家，他能够在权力和亲情的夹缝中找寻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左提右挈，这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在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时，与太平公主进行权力角逐，使亲情遭受最为严重的一次破坏。可是他在稳固权力时，没有继续使用屠刀政策，而是一直在用“孝亲”的伦理观念。对于受其恩惠的皇族诸王来说，在亲情的熏风软雨中主动交出权力，总好过幽暗血腥的宫廷岁月。
时任内直郎的韦宾是薛王业妃子的弟弟，他和别人私下议论涉及皇权体制的问题，这显然犯了帝王大忌。事情发生后，李隆基大为震怒，杖杀韦宾。薛王妃害怕受到牵连，终日忐忑，坐等命运的裁决。就在这时候，唐玄宗召见了自己的皇弟，薛王业接旨后惶恐不安，在宫殿外徘徊良久，始终不敢面见玄宗皇帝。李隆基亲自走出殿门，扶起薛王业，然后给了一句宽慰之语：“我相信自己的兄弟，不会轻易猜忌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薛王业听到这句话后内心所起的化学反应。
话虽然说得漂亮，但是之后唐玄宗还是适时推出了一道《诫宗属制》，“自今以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也就是限制皇室成员的行为自由，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有了这样一项制度，诸王们都不能再有其他想法了，只好做个一天到晚宅在家里的王子，如此一来，对皇权的威胁也就自然解除了。
然后李隆基又专门设宴招待薛王，下旨安慰薛王妃，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对待他们。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中规则是难以更改的。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李隆基展示他“孝亲”的一面的时候。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话：“政治就是演戏。”而前期的李隆基就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当然皇室诸王对李隆基的心思也颇为了解，事事时时恪守本分，避免祸事上身。
当时有几个官员喜爱书法，和岐王范过从甚密，他们常常到岐王府饮酒赋诗，欣赏书画古迹。唐玄宗知道以后，将这几个官员全部贬离京城，不过对岐王范的态度并没有丝毫改变，依然情深义重。
岐王范病逝的时候，李隆基悲痛不已，特地停朝三日，亲自书写《道德经》，为他追福，数十天撤膳吃素，在官员的一再劝说下才恢复进膳。诚如史书所载：“天子友悌，近古无比。”可是在兄弟纵乐嬉戏的背后，李隆基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剥夺了五王过问政治的机会。
为杜绝皇室子嗣参与政治，唐玄宗的做法甚为严厉，皇室子嗣分割削弱政权的机会由此不复存在，而与此相应的，其拱卫补充皇权的作用也同样丧失。
唐玄宗为了加强君权，对皇族诸王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手段，皇族成员的地位也一路看跌，逐渐混同于普通世族。
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李隆基对任何威胁皇位的人都持有不信任的态度。为了强化君权，消减皇室宗亲对皇位的威胁，他并未恢复唐高祖创立，太宗、高宗两朝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任用皇室诸王镇守地方的政策，此时的皇室宗亲虽然加“遥领节度大使”等称号，但是不再赴任，徒有虚名而已。
高祖、太宗时期为帝国的巩固时期，高宗时期为帝国的发展时期，玄宗时期已逐步进入繁荣时期。帝国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根基已经十分稳固，当时唐玄宗以为“我不出长安且十年，海内无事”。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唐玄宗鼓励宗室及大臣从事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
李隆基执政期间，为了限制皇室诸王的权力，除了在精神生活方面让他们陷入迷醉，在社会生活方面也做出了种种限制，尤其是在婚姻生活方面。帝国建立初期，李唐宗室诸王所娶的王妃有不少是朝廷重臣之女。这一时期，皇帝对自己的子嗣还是比较放心的，并不担心他们会和妃家联起手来对抗皇权。对于皇族成员来说，他们手中的权力一方面来自自己的皇室血统，另一方面则来自妃家的势力。
唐玄宗时期，出于防范的目的，对皇室诸王的社会属性也进行了种种限制。所谓的限制，主要是针对王妃的家庭背景。在唐玄宗的干预之下，皇室诸王所娶的王妃大多不是朝廷重臣之女，而是出身于中下级官员之家。
唐玄宗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打破他们强强联手的权力递增法则。皇族成员与妃家相互联手就可能威胁到皇权。唐玄宗的十三子一孙的妃子中，妃父官品普遍较低，没有一人是李隆基信重的大臣。
唐玄宗生于皇家，身为帝王，一直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地带，他既要维护朝廷及自身的政治利益，又力图不伤害血缘亲情，确实很难。李隆基的高明之处在于处理权力与亲情时有礼有节，他的举措如同权力世界的化骨绵掌，游走于有形无形之间，在最自然的状态下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权力的运用与形象的维护很好地融合起来。中国历史不缺乏变态的权力者，很多权力者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做法远远超出了政治需要。但李隆基把握住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以政治利益为实现孝亲的最高原则，当朝廷及自身的政治利益与血缘亲情发生冲突时，政治利益至上，当二者可以两全时，极力两全。可以说唐玄宗的一生都在权力与孝亲的夹缝里寻找最大的生存空间。
“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李隆基为这句话做出了最为恰当的诠释。帝王虽然与普通人的人伦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仍能做到既安社稷又保亲情，实践孝悌，将权力对正常人伦感情的侵蚀降到最低点。
李隆基之后的历任唐朝皇帝，大多继承了宗室管理制度，并不断强化。在这一体制下，宗室诸王完全失去了镇守地方的实际权力。在战乱之时，皇帝信任和倚重的人是那些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宗室。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唐玄宗不得不“诏以皇太子讳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璘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当然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唐玄宗所确定的宗室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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