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可以说法家治国给封建帝国政权的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虽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主流，但是每个帝王依然把法家当作必要的治理工具。
法家一直在帝国的权力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由此确定了封建帝国的管理秩序和运行规则。酷吏作为法家治国的产物，以畸形和残忍的手段梳理着帝国的管理秩序，为那些权力当家人扫清执政路上的障碍，他们可谓是帝国法律的忠诚使者，也是权力的清道夫。如果酷吏的作为搞得人人自危，民怨沸腾，作为执政者，他们也只有牺牲酷吏，来安慰天下人心。
1.非常规打造“权力清道夫”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初四，唐高宗李治驾崩，临终遗诏太子李显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高宗的遗诏，无疑是留给武则天的一把“尚方宝剑”，成为她日后临朝的法宝。
武则天在帝国编织了一张无所不在的情报网，这张网由下至上。武则天深知，如果在帝国权力上层强行树立自己的帝王合法性，显然是不足取的。中华帝国的君权理论发展到李唐王朝，已经形成天命与民意两大核心体系。
就算强势如武则天，在权力的世界里可以做到蔑视传统，自我作古，却不能不顾忌天下汹汹的舆论，不能不了解民意。她的上位之路分两步走：一是强化皇权，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二是大造社会舆论，在整个帝国掀起一场接一场的造神运动，宣扬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君权神授，让整个社会调整心态，逐步接受女主正位的现实。
从李治驾崩、武则天尽揽大权开始，直至她正式登基为帝，这段铺垫过程，武则天足足用了六年时间。六年，是一个互相磨合和适应的时期。权力有时候如同婚姻，实施权力的人和受制权力的人，同样需要一个彼此适应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翻阅史册，上下几千年，我们见识了太多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权力者，根基还没有扎稳就开始做起皇帝梦。六十岁的武则天还愿意花六年的时间来成全自己的王者之路，我们不能不对她的沉着冷静和非凡耐心感到惊讶。诚如马基亚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中所说：“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容易落入猎人的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武则天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需要来自民间的舆论力量的支持。这也正好应验了一个真理——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对于武则天而言，只要能够得到天下人的认可，她就算大功告成。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武则天自然会大肆鼓励民间上言，帝国也由此拉开匦检制度的序幕。
匦检制度并不是武则天首创的，《封氏闻见记》记载：“汉时赵广汉为颍川太守，设缿筩，言事者投书其中，匦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诏于肺石、谤木之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匦也。”
当然和梁武帝相比，无论是规模、技术含量还是影响力，武则天都要大大超越前者。提议设置铜匦的人是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按照他的设计，铜匦分为四格，用来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其中便无法收回，除非用铁器强行将箱子撬开。四格的开口正对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并援引五行学说，配以四季并涂上不同的颜色。
东方为青色，是为延恩匦，“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才干被埋没了，可以投匦自荐。
南方为红色，是为招谏匦，“匡政补过，裨于政理者投之”。用来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
西方为白色，是为申冤匦，“怀冤受屈，无辜受刑者投之”。用来受理冤案申诉。
北方为黑色，是为通玄匦，“进献赋颂，涉于玄象者投之”。为想表达对女皇爱戴之情、进赋献颂者设置。
密匦类似我们今天的检举箱。对于大众来说，检举箱并不是稀罕的玩意儿，今天很多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门前都会放置那么一个箱子，鼓励人们检举揭发腐败分子的腐败之举。
武则天偶尔会在朝堂上用眼神的余光扫向密匦，这个敞着阴险怀抱的古怪玩意儿，肚子里塞满了官员、商人、文士、地主以及农民的密件。告密就像权力系统内部在玩一场扫雷游戏，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雷会爆，会殃及哪些人，每个身处权力经纬里的人都在拿命赌明天。
他们上朝前，像与家人进行一场生离死别，写好的遗书随时铺展在案上，要交代的后事每天都要说一遍。看着官员们脸上惶恐的表情，武则天不免为自己这一伟大发明而得意。心怀恶念之人，借着告密大肆攻击与自己有过节的人；那些无意卷入其中的官员，本着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的原则，也拿起告密的武器。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将偌大的朝堂变成了一座权力者的狂欢派对，整个帝国也因此陷入亢奋状态。
为了保证这一制度的公正性，武则天还设立了多名匦使，以谏议系统的官员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当知匦使，以监察系统的官员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所有投放其中的诉状，都要在天黑之前由知匦使送达。紧要事情即刻处理，剩下的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处置，然后再根据轻重缓急上报武则天。如此一来，帝国的谏议制度，就在原有的廷议和上封之外多了一项投匦。
有人将铜匦的功能简单视为告密，这未免将帝国的检举制度看得过于简单化，后果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使之慢慢偏离了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如果检举制度建立在国本稳固、社会关系缓和的政治生态基础上，那么发动群众参政议政，就有政治民主化的倾向。不过可惜的是，这项制度设立于以周代唐的前夕，对于武则天而言，这是政治权力博弈最为关键的时期，权力的运行都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戏剧性的是，这项制度的第一个牺牲者是铜匦的设计者和铸造者鱼保家。铜匦摆放于朝堂上时间不久，一封人民来信便塞进了通玄匦。这封密信揭露铸造者鱼保家曾经为徐敬业叛军制作兵器。鱼保家因此遭到诛杀，血祭铜匦。铜匦其实和底层民众并无多大关系，很多时候还是官场内部权力斗争的道具，用来发动官员揭发官员，发动官员诬陷官员。对于官员来说，可怕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保障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严酷手段。
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告密的函件纷至沓来。连武则天也没有料想到，这项制度的效果会如此明显。于是她接连颁布鼓励告密的诏令，这无异于打开了帝国的告密之门。按照最初的设立要求，还有青红白三色铜匦，可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其他三色统统化为阴森肃杀的黑色。
此项检举制度完全成为揭发别人隐私或短处的告密制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人性沦丧，社会的长治久安也随之化为泡影。我们分析那些告密者的真正动机，无外乎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认为被告者的行为大逆不道；二是被告者的言行可能导致连坐，为保护自身做出选择；三是与被告者有私怨，借机报复；四是完全因为利欲熏心。
第一种情形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其他三种情形却让人心冷胆寒。当然第一种情形也有可能是告密者从己方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判断。比如1898年的一个深夜，手握清廷重兵的袁世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跑到天津荣禄的住处，进行了一次隐秘的投机活动——告发维新派。这次盛大的告密活动直接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袁世凯擢升飞黄腾达，并逐步走上复辟道路。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肥沃土壤，统治者希望社会单元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处于被告发的状态。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帝国权力集团的监控，执政者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剪除异己分子，以巩固政权。
武则天为什么推行这样的制度呢？
中国历史并不缺乏才智过人、果敢深沉的女政治家，尽管数量有限，她们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比如西汉时期的开国皇后吕后、北魏的文明太后冯氏、清初的太皇太后孝庄。她们对于权力的热衷，以及所持有的政治手段都可圈可点。但与武则天相比，她们都没有实现皇帝梦，成为统治男人世界的一代女主；她们一生都以后妃的身份干预政治，却始终没有踏出通往权力顶峰的最后一步。
武则天能够完成权力的终极梦想，除了由唐王朝开放包容的时代性所决定，还与权力者的心性有很大的关系。何为“心性”，用专业的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情商”，也就是一个人在情绪、情感、意志、受挫折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心理学家认为，情商水平的高低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有着直接的影响。对于武则天而言，当时的政治、人物、社会的包容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她的人生道路。
在人生的某些关键点上，一个人精神爆发的能量的高低往往会决定成败。同样是遭遇情感危机，吕后为刘邦的用情不专而心生怨恨，武则天则利用李治的性格弱点和愧疚心理，谋求政治上的更高地位；同样是作为幕后的参政者，北魏文明太后通过怀柔政策，消除皇帝对自己擅权专政的怀疑，而武则天则采取高压政策，让名义上的皇帝成为自己手中的傀儡，让这些傀儡失去与自己对抗的能力；同样是面对亲情与权力的冲突，孝庄太皇太后一直举棋不定，试图在家庭关系与政治利益的平衡木上保持稳定，而武则天则毫无顾忌，让天平倒向政治的一面。只要有利于自己，丈夫、儿子、女儿和其他亲人都可以作为一张牌无情地打出去。
早年的成长经历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心性，父亲的早逝，让武则天童年时代一直处于寄人篱下的状态，她要忍受来自同父异母兄弟的歧视与无礼。女孩子本就脆弱而敏感，童年生活的阴影给她留下了极大影响。生活带来的磨难让武则天变得更为早熟和更有城府，能权变、能忍耻，同时也造就了她的攻击型人格和暴力倾向，有着强大的支配欲和控制欲。
心理学研究表明，这种人往往会忽视别人的感受，只在乎别人在自己面前是不是真的屈从和臣服。两次入宫的经历使武则天变得更加成熟，甚至可以说造成了她性格上的扭曲。不管遭遇什么苦难，她都能保持一种坚定的姿态，不但不会遇到问题绕着走，反而会迎难而上。没有困难就是制造困难，她也要做一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强者。匦检制度正好迎合了她的心理需求和实际需求。
按照武则天发布的诏令，凡是告密者，各级官员都要一路放行，旅途之上一律按照五品官员的待遇供其饮食，夜宿驿亭官舍，每餐都要有七菜一羹，不问身份尊卑都可以进宫谒见武则天。如果地方官吏故意制造困难阻挠告密者，将会受到严惩。告密者的积极性这么高，正是因为前方有巨大的利益诱惑。如果谁的密奏能够得到武则天的肯定，便可以擢升为官。即使所告发的内容经过查证是无中生有，纯属诬告，也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按照大唐律令凡是诬告者须反坐，也就是按照告发他人的罪名给予追究，可是到了武则天这里这条律令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使无数在正常的官僚选拔制度下没有资格进入官场的人获得了新生。整个社会陷入人性颠覆期，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也成了可能。
武则天并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她以帝王之尊天天在朝堂上亲自接见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告密者，他们中间有农夫、樵人甚至死囚。帝国官员都有些无法适应武则天的角色转变，这还是那个常常在他们面前天颜震怒的强权女人吗？在面对告密者的时候，武则天表现出来了极大的耐心，眉眼过处无不流露出女性的温柔、母性的光辉。
就算查无实据或者不符武则天的心意，告密者也不会空手而回，朝廷会给予一定的赏赐作为辛苦费。对于那些告密者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有赚不赔的好买卖，百万庶民因此陷入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和狂乱之中，告密的黑色旋风随即席卷了整个帝国天空。
清人张鉴《浅近录》里记载：在武则天掀起告密之风期间，江淮地区旱灾严重，朝廷下令，举国上下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禁止屠宰牲畜。当时有个叫张德的官员添了一个男丁，他在私下里偷偷杀了一头羊招待同事和朋友，以示庆贺。其实这本不是什么要紧的大事。可是张德宴请的人里有一个同僚叫杜肃，他认为这是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于是在酒足饭饱之后，就写了一封检举信将张德告发了。
第二天上朝，武则天当着杜肃和满朝文武的面质问张德：“你从哪里弄到羊肉招待客人的？”张德吓得魂飞天外，不待他回答，武则天又话锋一转：“我禁止屠宰牲畜，也不知到底是对是错，但是你以后请客要看准对象。”说完拿出杜肃的告发信展示给大家，言下之意，就算大家以后请客，也不能请杜肃这样连朋友都出卖的人。
告密行为滋生蔓延需要几个客观条件：一是对告密人本身具有利益诱惑；二是告密行为无须承担后果，也就是说不论追查的结果如何，告密者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三是不透明的暗箱操作模式，有人对当朝有怨言而无法明奏，只能私下谤讥市朝；四是严酷的手段。
如果说中国人以“礼义廉耻”的四维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告密者所实施的告密行为无异于破坏传统文化和人性根源的杀伤性武器。在权力者的保驾护航之下，告密者们狠狠地将礼义廉耻踩于脚下，如同一个人撕下面皮露出动物的本性。他们追逐利益就如同蚊蝇趋腥，道德不再是一个人生存的法宝，善良也成了造就个人命运悲剧的根源。利益，赤裸裸地摆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只要有利益可以捞取，一切都不是问题。那些藏匿于人性深处的欲望火种，很快就燃烧为吞没世道良知的燎原之火。那些靠出卖他人换得自己百倍身价的告密者，庆幸自己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救命稻草，做出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虽然他们在此前也曾经痛恨过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权力的倾轧，可是当利益向他们招手的时候，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向了利益的温暖怀抱。
神都洛阳就像笼罩上一张巨型的大网，每一个人都成了网中待捕的鱼儿。
光宅元年（684年）五月，嗣皇帝（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只做了一个多月皇帝的李显，就这样被他的母亲赶下了乾元殿，幽禁到别殿，同年四月又被流放房州。他的皇后韦氏也同时被废，韦氏族人均流配岭南。发生政变的第二天，武则天宣布，立她的第四子豫王李旦为新的皇帝，史称睿宗。武则天开始临朝称制，经过一年的调节和休整，六十岁的老妇人开始向帝位发起猛烈地冲击。她无须再躲在帷帘之后发号施令，已经没有人能够制约她的野心。
武则天明白自己插手皇权必然会引起天下人的不满，有可能将帝国内部潜伏的不安定因素再次激活，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于是，武则天又是一阵紧锣密鼓地安排，恩威并施，稳定政治局面。
这一天，京畿飞骑（皇帝骑从）十余人在酒肆里聚餐饮酒。酒过三巡，其中有一人话语间提及皇帝废立之事，言语中流露出不满和不恭。大概是说，侍奉新皇帝还不如侍奉废掉的中宗所得奖赏多。谁也不曾留意，此时有人悄然离场。还没有等到酒席散去，官兵已经把他们堵在了酒馆里。所有人都被抓了起来，发牢骚的人被斩，其他的人因知情不报被绞杀，告密的人则被提拔为五品官。《资治通鉴》记：“告密之端由此兴矣。”
垂拱元年（685年）三月，一个明媚的春天，武则天向天下官民打开了那扇告密之门，数以万计的人就像迁徙的候鸟从帝国的四面八方飞至神都洛阳。他们像春天的信使，朝四色铜箱里投进内容芜杂、带着不同目的的密信。他们的表情凝重而愉悦，凝重是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愉悦是因为他们感谢武则天赐予底层草根上达天庭的机会。
他们不远万里而来，坚信所有的诉状和谏言都会按照帝国的法律程序递交到武则天的手中。掌管铜箱钥匙的监察官员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开启铜箱，用布袋将密信装好并密封，于第一时间送达宫中。他们在清理密信的过程中，发现每次都是黑色通玄箱中的投书居多。
有人据此推断，朝堂外的世界并不像这个明媚的季节一样充满温暖、光明和正义，而是布满了冤屈、阴谋和仇恨。一夜之间，神都洛阳的大街小巷都塞满了风尘仆仆的告密者。帝国官吏们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他们心里不由得对年逾六十的武则天充沛的精力佩服不已。六十岁，放在今天已经是退休的年纪，可他们的太后好似打了鸡血。
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君王与庶民的直接对话。到了七百年后的大明王朝，朱元璋才再现这种场面。所不同的是朱元璋发动底层民众压制官僚，而武则天更多的是发动官僚斗官僚，是权力集团内部的博弈。在朱元璋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表面上看，帝国的子民们在这里遵守的是朝廷颁布的正式章程，其实不然，因为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武则天，他们走的都是非正式章程的路线，与天条律法没有多大的关系。中国历史的记载里，很大一部分是官僚与皇权的博弈。官僚需要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来维持权力份额，而君王也常常需要借助权力来限制官僚集团的扩张。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将第三方拉拢到自己的范畴，谁的胜算就大一些。
对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来说，第三方就是帝国的农民。对于武则天来说，第三方就是那些不反对自己的中间派和民间人士。
帝国通过法制和惯例为老百姓提供了“鸣冤叫屈”“哭诉”“陈情”“请愿”的一系列途径或方式，以满足他们在受到损害时的需求，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防止官吏豪强过分为害。但是在各种权益救济途径中，“告御状”是最不现实的一种。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有三：
第一，有越级上访的嫌疑。历朝历代都把“告御状”视为权益救济的最后途径，在大部分情况下，朝廷会禁止那些没有经过地方审理、直接呈递到中央各级衙门处理的案件。
第二，有逃脱审查的嫌疑。一般案件要经过一定的接待官员或衙门的审查甄别才能有选择地“上达天听”，底层民众并不是直接向皇帝陈诉或递交状子。
第三，即使告御状者能够一路闯关来到天子脚下，皇帝出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民间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子，皇帝是不会亲自坐堂审理或书面审理的，而是由受理机关的臣僚们先行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交皇帝斟酌决定。
也就是这么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武则天和朱元璋手里变成了现实。
官员们根本无法理解武则天为何面对那些山野村夫的粗言俚语，依然能够如沐春风。官员们还记得，前不久，有同僚因为没有吃早餐，在早朝途中从路边摊买了个胡饼边走边吃，因而被弹劾，以仪容不整、有伤国体的罪名被解职。可是眼前这些大老远跑来告密的山野村夫，哪一个不是蓬头垢面？这些人居然有在太后面前说话的资格，更何况他们中间有些人说出来的话完全不符合逻辑，絮絮叨叨，捕风捉影者比比皆是。
官员们想了这么多，却没想到，武则天对于官与民的要求怎么会一个标准？
那些经年累月没有得到提拔的官员，抓住这次机遇，一下子挠到了武则天的痒处，连连获得提拔。有目不识丁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厚厚一沓检举信，受到武则天的褒奖，也因此混入仕途。史料记载，这场席卷帝国的告密狂潮平息下来时，武则天亲自接访的群众近万人，应该创造了一项纪录。
这种宽松的“信访”制度，极大地刺激了人们不正当的权力欲望。以如此方法，既可以将自己的仇人不动声色地除掉，又能够轻而易举获得一官半职，天下哪有这般好买卖？在任何时候，有投机取巧之徒，就有耿直刚毅之辈。在这种君臣道德集体堕落的狂潮中，那些特立独行、忠于人格信念的勇士，并没有屈服于武则天的非主流执政方式。
永昌元年（689年）九月，宰相魏玄同与酷吏周兴结下私怨，所谓私怨不过是早年的一场误会。周兴在高宗时期曾经做过河阳县令，高宗想要提拔他，朝中有人反对，周兴尚不知情，到朝堂上等消息。魏玄同当时是地官尚书、检校纳言、同平章事，见到周兴便说：“周明府可以去矣（唐人称呼县令为明府）。”周兴以为魏玄同在背后给自己使坏，便记恨在心。
此时，周兴便想搞垮魏玄同。因魏玄同与裴炎关系好，周兴便诬奏：“魏玄同与裴炎为耐久朋（即始终不渝的好朋友）。”又造谣魏玄同说过：“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意思是做武则天的官做不了几天，不如做李旦的官长久。当时武则天年近古稀，此话正中其心病，立时震怒，下令赐死魏玄同。监刑御史房济知魏玄同被冤，便让他反告周兴以自直。魏玄同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于是从容而死。
在死亡面前，魏玄同是一位智者和勇士，知道在武则天时代，活着的日子其实也生不如死。但他宁死不做告密的人，岂非为时代和后世立下一面巨大的镜子，烛照了那些卑贱污垢的告密者的灵魂和诱人堕落的魔鬼的真面目。
武则天要实现她的帝王梦，就要取得天下人的信服，当然这种信服带着一种强制与刚性的色彩。她知道，不要说天下之主，就是正式权力系统内部的一个普通官员，也是女人无法企及的。
她并不奢望天下归心，只要那些异己势力不给自己添太大的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每次面对拜伏于脚下的帝国官员，武则天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虽然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妪，早已过了冲动年纪，可是权力这种东西比世间一切灵丹妙药的回春能力都要强百倍。她能够从那些官员的表情里读出他们内心的潜台词，太后临朝已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更不要说什么女皇帝。尽管此前北朝鲜卑人统治多年，唐初女人的地位较其他王朝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偌大的中华帝国毕竟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做女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如何都是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在武则天看来，要想成为男人世界里的那抹红，当务之急就是剪除异己，让那些不服管教的帝国官员真正拜伏于自己的权力台阶下。听说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每天上班就像提着脑袋，即使同僚之间碰面也是垂首无言，连一个眼神都不敢交流。每天要上班的时候，一些官员会与家人抱头痛哭，来一场生离死别的仪式，因为他们谁也不知道检举箱里到底有没有告发自己的信。
自古以来，聪明的权力者都会将突破口置于人性的阴暗面。告密不能说是最好的办法，只能说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大家互相怀疑，谁也不信任谁，让密切而庞杂的社会关系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如此再去整治，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武则天也许早就已经料到，自己掀起的告密之风将会使得丑陋者更丑陋，施恶者更无忌。在己方与他方的权力关系中，有四种不同的博弈方式：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损人，损己利人。
而在这四种关系中，利人利己是一种双赢格局，是理想化状态；而损己利人是双重不道德行为，它既损害了己方的利益，又导致他人损人利己，对人对己都是不道德的；损人利己是非道德行为；为损人宁愿损己则是极低劣的行径，伤人八百、自毁一千同样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首先选择利己，然后才去考虑是否损人，损人的道德拷问要严谨得多，因此施行者所要负担的心理压力也更大。在形式各异的权力行为中，只要是损人的，就会有人跟风效仿，就算是走到两败俱伤的境地，仍然会有人紧随其后。告密就是如此。
告密行为就像一场蔓延开来的瘟疫，严酷的政治环境已经限制了人类良知善行的产生。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病原菌的感染，互相避之不及，更不敢轻言包容，而缺少了法律约束的告密行为使得帝国的政治秩序处于失控状态。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想象，置身于刚性制度下的人性究竟是怎样地扭曲。
最初的告密行为也许不带有多么大的功利色彩，反而带有一种纯粹的忠诚意向。但这一行为导致的是，参与同一活动的人成为告密的主动者和被动者所产生的结果截然不同：一方升官发财，另一方轻者流放发落，重者丧命灭族。初次尝到主动告密的甜头和不主动告密的苦头，后来的人们在利益考量面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主动告密。
武则天每天都要花去很长一段时间翻看那些来自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告密信，并且乐此不疲。那些告密信就像是一条条伸向帝国四面八方的触角，让整个帝国处于严密地监控下，为武则天实现权力垄断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让她不出宫门也可以掌控朝堂内外的政治动向。武则天不会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集团在背后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武则天才仓促应战。武则天同样不会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第一时间就被扼杀于摇篮之中。
告密，对于一个权力独裁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
2.赤裸裸的施恶白皮书
随着告密之风裹挟而至的是酷吏的狠辣作风，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如果说告密使得整个帝国的权力阶层陷入一种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状态，那么酷吏就是开启瓶子后化作一缕青烟逃脱的撒旦，是真正的魔鬼的化身。既然告密是一种见不得光的行为，那么酷吏就要将那些捕来的风，捉来的影化为现实中的罪孽。
对于武则天来说，告密与酷吏是她在特殊时期运用的特殊手段。
古代问案，尤其是这种从密匦派生出来的政治性案件，根本谈不上什么调查取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只有不断地扩大打击面才能提高命中率，谁也不能保证捕风捉影不会成为板上钉钉。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一旦有人通过告密揭发了你，想要洗脱罪名就很难了。密匦横行多年之后，虽然那些真正反叛的人，或者曾经参与反叛、同情反叛的人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但是更多的则是被冤枉的人。冤狱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几乎成为没有思想、没有语言、只能服从的机器人，当权者用既定的程序编码取代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武则天设置密匦制度，就是为了营造这种人人不可信，人人皆自危的恐怖气氛。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人与人的亲疏远近，是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石。这种亲疏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哪怕你是皇帝，也无法打破这种牢不可破的网络格局。如果逆势而行，就有可能遭到强烈地反弹。武则天的密匦制度，名义上是鼓励全民参与，可是对于那些整天扛着锄头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的风向，他们只关注天气情况，庄稼的收成，赋税的厚薄。密匦制度最适用于权力结构的上层，用于权力集团内部的博弈，用于消弭上层的反抗。如果武则天非要强行将这项制度推向社会底层，肯定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
无论哪个皇帝都没有这个本事，可以把政权体系立体化，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贯彻到每个家庭。人性固然有阴暗的一面，但人性不能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如果长期处于高压态势下，精神压力得不到释放，再正常的人也会被逼疯的。
活阎罗的狂欢时代
密匦制度对于武则天来说，有两大用途：一是打压异己分子，二是发现特殊人才。
武则天没有失望，她很快就相中了一些能够为自己所用的特殊人才。索元礼、侯思止、来俊臣和周兴等人从无数的告密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酷吏一派。
如果单纯从酷吏的职业特点来说，武则天的用人之道是值得肯定的。所谓物尽其用、人尽其责，作为酷吏中的大佬级人物，这几个人都有着超拔于常人的特质，这种特质由冷血、残忍、暴虐等多种成分混合而成。酷吏赖以生存的手段，就是酷刑。
唐中宗李显复辟后列出过一张二十七人的酷吏名单，索元礼、周兴、侯思止、来俊臣……每一个名字，都背负着很多条人命。他们是武则天权力征途上最忠实高效的鹰犬，只要主子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们就会像饿狼、疯狗一样扑向目标，对武则天的政敌或潜在政敌实行肉体消灭。
他们是死神的代称，那森冷阴鹜的黑色之翼鬼魅似的划过帝国的暗夜长空，就连地狱里的阎罗鬼判也会为之颤抖。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历史迎接新的权力格局时，难免腥风血雨，更何况这一次迎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女皇。
有时忍不住感叹，人类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几乎将想象力用到了极致。贝卡里亚说：“纵观历史，目睹那些自命不凡、冷酷无情的智者所设计和实施的野蛮而无益的酷刑，谁能不触目惊心呢？目睹帮助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法律有意致使或容忍成千上万的人陷于不幸，从而使他们绝望地返回原始的自然状态，谁能不毛骨悚然呢？目睹某些具有同样感官因而也具有同样欲望的人在戏弄狂热的群众，他们采用刻意设置的手续和漫长残酷的刑讯，指控不幸的人们犯有不可能的或可怕的愚昧所罗织的罪，或者仅仅因为人们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就把他们指为罪犯，谁能不浑身发抖呢？”
睿宗文明元年（684年）秋天，帝国迎来了一场叛乱，叛乱者是初唐名臣李勣（徐茂公）的孙子徐敬业。按传统史家的观点，“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徐敬业等为自保而叛乱。这是一场旨在反对武则天称制的叛乱，这场叛乱因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而闻名于史。“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据说武则天在看完檄文后不仅没有震怒，反而惊呼骆宾王的惊世文采。她半真半假地指责帝国官员选拔人才不力，居然错漏如此天才良吏。
徐敬业起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氏家族势力增长，朝中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只是其中之一。徐敬业借题发挥不过是为了赢得天下民心，如果没有一个正统合法的理由，这场叛乱就是一场祸国殃民的篡逆，谁也不会跟着一个不得人心者闹革命。虽然闹革命是裤腰带上别着脑袋的事，可人人都想革别人的命，留自己的命坐天下。篡逆则不同，它是先天缺乏正统性和道德原则的事，不符合当时已经深入人心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部分士人集团的理想。
叛军的首领之一薛仲璋是当朝宰相裴炎的外甥，许多人因此推断扬州之乱有更为复杂的背景。不知是不是故意试探裴炎，武则天找来裴炎商量平乱之策。裴炎虽然知道背后有人捅自己刀子，可还是反过来劝说武则天要顺应天意民心，及早还政于李氏。
既然裴炎自己往火坑里跳，那些平日结下冤仇的官员也就不客气了，他们据此诬告裴炎，暗通叛军，意有所图，一句话——裴炎想谋反。
对于帝王来说，谋反是高压线，触及必死。武则天即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铜匦的发明者鱼保家的父亲）审讯裴炎。
虽然很多大臣纷纷上奏营救裴炎，但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行刑前，有人曾劝裴炎，要他向御史大夫们说些好话，或免一死。裴炎慨叹说：“宰相下狱，焉有更全之理？”裴炎其实死在他的原则立场上，作为帝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他显然不可能参与一个局部的地方叛乱。裴炎只是希望借助这样一场叛乱，逼迫武则天还政于李氏。他试图通过这场叛乱两面取利，可是自身的回旋余地实在太小，最终被杀。
帝国高层刚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只坐了三十六天皇帝的李显被自己的母亲赶下皇位，贬离京城。在这次事件中，裴炎是武则天的忠实拥护者。李显欲将其岳父韦玄贞提拔进宰相班子，一石激起千层浪，裴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相地位，与武则天结为政治同盟。但是这种合作只是暂时的。裴炎有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武则天突破他的底线，取李氏而代之。
这个时期是武则天权力迅速膨胀的时期，没有人可以阻挡她前进的步伐。裴炎一案中，那些参与营救或为他说好话的大臣几乎都受到株连。凤阁侍郎胡元范，被流放到琼州（今海南岛）并死在那里；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也被处决；纳言刘齐贤被贬为吉州长史；郭待举由礼部侍郎贬为岳州刺史。
从一系列事件中，武则天敏锐地感觉到：皇帝虽然性情懦弱，但毕竟是成年人，如果自己再以皇帝年幼、太后辅政的名义只手遮天，那些深谙儒家思想的帝国官员是不会坐视不理的。裴炎曾经是武则天最为信任的股肱大臣，武则天万万没料到，这个“自己人”会出卖自己。
如果“自己人”都能随时出卖自己，谁才是可信任的支持者，总不会是那些反对派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武则天，她不能坐等反对派发展壮大，以汹涌之势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吞没。
权力其实就是一种互相制衡的生存游戏，此消彼长，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双赢。一方要想制服另一方，必须动用铁的手腕。对于武则天而言，铁的手腕就是使用酷吏来制衡反对派。
武则天起用的第一个酷吏是胡人索元礼，此人是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的干爹。武则天在生活作风方面并不在意天下流言汹汹。作为一个有着更高政治诉求的人，武则天并不把生活作风有可能会毁掉的名声视为要爱惜的羽毛。正因为如此，在她登上权力巅峰的前后时期，也就是她生命的后半段，除了权力，她将内心的宠爱都给了那些花样美男。
索元礼由干儿子薛怀义推荐入宫，此人性情残暴、冷酷嗜血。据说武则天就非常欣赏他那双深深地陷进眼窝、像狼一样阴冷的眼神。不同于汉人，索元礼有一张洋气十足的脸，高颧骨、高鼻梁，脑袋上顶着卷曲杂乱的头发，尤其是那双眼睛，不看人的时候像是睡着了，可一旦睁开，便精光暴射发散出缕缕杀气。
索元礼经手的第一桩案子是鱼保家的案子，这真是一件极具讽刺性和戏剧性的事。鱼保家发明铜匦，如果能想到自己的发明创造会要了自己的命，他还会选择那么做吗？他的父亲侍御史鱼承晔曾经主审宰相裴炎“谋反案”，手段干净利落，因此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索元礼算文人出身，他参加过科举考试，举进士及第。相比之下另一位酷吏侯思止的发迹就多了一些传奇色彩，他本来在街头摆摊设点，卖饼为生。那时候既没有报纸，又没有网络，信息获取全靠口口相传。在街头混迹的人，接触社会的各个层面，南来北往的讯息让他们成为信息最为及时、丰富的一部分人。
告密让天下官民像流水一样汇聚京都，有人落拓而来，富贵而去。偌大的街市再也摆不下侯思止的一张烧饼炉，他要更大的富贵。一张饼能获利几许，只有权力才是真富贵。他大字不识几个，按照帝国的科举取士制度，他连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告密不同，只要脸皮厚、心够黑、手段够辣就够了。
当他经过一番筹备，费尽心思见到武则天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做小买卖让侯思止能够从别人的面部表情读解出更多讯息，他发现武则天并不讨厌他。于是侯思止在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之后，道出了内心的欲望，自己不是为告密而来，是为求官而至，他要做一名御史。
侯思止是个懂得如何营销自己的商人，他化繁为简，主动出击，引起了武则天的好奇：“卿不识字，连公文都看不懂，怎么能够做官呢？”
侯思止的回答也很巧妙：“神兽獬豸也不识字，却能够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正直的天性辨别出忠奸善恶，谁说不识字看不懂公文就不能做官了？”这番话是最合武则天心意的就职演说。她不需要那些整天拿圣人言论压自己的文官，按照圣人言，女人连家都当不了，更不要说当国了。她当下最需要的，就是逆潮流而动，供自己所驱使的权力之犬。
武则天怕的并不是李唐宗室对自己的威胁，她知道，在权力之路上，礼法传统才是真正的劲敌。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始终逃不过儒家思想的框框套套，两千年来，儒家思想成为评价历史功过的一把铁尺。
在中国的权力递延中，女人始终无法沾权力的边，只能做大时代的模糊背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女人的缺点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也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在他看来，女人面对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面目，并不逊色于那些男人。
武则天在帝国政治格局中的行事作风，让帝国官员很容易将她与吕后联系起来。刘邦驾崩后，其长子刘盈十七岁登基，从此大权便落到了吕后的手中。吕后在中国皇权继承的问题上首创垂帘制，同时也开创了后世母后独掌皇权的先河。
刘邦去世的时候，吕后曾经封锁消息，四天密不发丧，与其幸臣审食其密谋诛杀帝国将领。后来走漏风声，被人劝阻。放出去的风声让群臣惊恐不已，那些如狼似虎的将领们只好屈从于吕后。吕后不仅主谋诛杀大臣，还对刘邦的子孙们痛下杀手。刘邦的八个儿子，有四人直接或间接惨死于吕后之手。其中最有名的是毒死赵王刘如意；砍断刘邦的爱妃戚夫人的手足，挖眼熏耳，用药使之变哑，置于厕中，名曰“人彘”。
武则天巩固权力的手段与吕后如出一辙。武则天以类似的凶残手段残害王皇后和高宗的宠妃萧淑妃——剁掉手脚投入酿酒的瓮中，说是“令其骨醉”，最终使之受尽折磨而死。林语堂对此评价：“谋杀既然成为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吕后不遗余力地迫害刘邦的子孙，目的之一是夺取他们的封地，用以分封娘家人，壮大吕家势力。事实上，吕后几乎夺得了刘家天下。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为了预防大汉帝国再出现吕后垂帘涉政的历史悲剧，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也就是说一旦确定了皇太子，生母只有选择死亡。这种“留犊去母”的做法过于残忍，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传承。帝国也一再陷入帝王年幼、太后篡权涉政的历史怪圈。
在权力发展过程中，吕后一直是武则天的精神偶像。不同的是，武则天并没有像吕后那样大肆重用娘家人。在打击异己分子上，武则天一直仰仗酷吏那鬼见愁的狠辣手段。
“合法伤害权”是帝国官员的本钱，这在酷吏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他们把这种参与权力分配的本钱用到了极致，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思维。酷吏的酷，表现在对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头无数等方面。在权力系统秩序井然的官场上，酷吏是一伙擅于投机的人。在皇权遇到麻烦，需要酷吏站出来清除障碍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将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升级换代，将这种伤害能力兑换成“政绩”以获得提拔。而对于政绩的评定又取决于官家集团的利益计算，酷吏总是很容易就能浮出权力的地表，成为一支强劲反弹的潜力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榜样的示范引领下，借着告密的东风，大批酷吏在帝国的权力集团内部风生水起。秋官侍郎周兴以心黑手辣闻名于官僚群体，有着“牛头阿婆”的称谓。他是一个天生的酷吏，在手段的运用上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西方著名学者沃拉斯写道：“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
酷吏给人定罪的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你有罪就有罪，容不得半点商量。比如当年汉武帝重用的酷吏张汤就创立过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顾名思义，你就是一句话不说，心里有不满也照样能够治罪。史书如此评价酷吏张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也就是说，皇帝想要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像张汤这样擅于揣度圣意的酷吏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谁，酷吏就会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来达到为罪犯减刑的目的。酷吏的脑袋是扛在皇帝的肩膀上的，他们内心的利害计算，是建立在皇帝满不满意的基础上的。
酷吏行刑时手段残酷，那些嗜血的花样手段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周兴绰号“牛头阿婆”，“牛头”指其手段严酷如地狱的牛头马面勾魂使者，“阿婆”指其男生女相，外表慈祥和善如老妇。我们可以想象：一副和善面孔的周兴在鲜血淋漓如人间地狱的刑讯现场，用阴恻恻的语气向犯人生动地描述着自己的新发明，脸上带着老妇人一般的笑容。这种表与里的巨大反差，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如果再配以周兴创造发明的各类刑具，以及逼供到底的决心，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够扛得过去。周兴最大的功劳就是参与审讯李唐宗室谋反案，因为活干得漂亮，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中国古代王朝讲究的是一家一姓，家国天下。正因为如此，最希望武则天登基改李唐为武周的人，是那些武姓族人。他们想尽办法给武则天改朝换代做舆论宣传，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就伪造了一块带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宝石，谎称是从洛水打捞出来的，并说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派人献给武则天。《周易》上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这块石头一出来，引起帝国上下的巨大轰动，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天人感应，“河出图，洛出书”是圣人出现的标志。杜撰出来的祥瑞正好暗合了武则天内心的渴望，她立刻决定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天授宝图”，并给自己加了一个尊号叫“圣母神皇”，同时宣布要在十二月的时候亲临洛水，举行受图大典，并在明堂里接受百官朝贺。
为了办好这件盛事，她诏令各州的都督刺史以及李唐宗室外戚都在典礼举行前十天到洛阳集合。诏令一下，李唐宗室惶恐不已。他们认为，武则天将他们集中到洛阳，是为了将他们一网打尽。在这种恐慌情绪的支配下，宗室成员开始彼此联络，密谋造反。接到密信的除了前几代皇帝的儿孙等男性成员，还包括那些早已嫁为人妇的公主。
由于叛徒告密等种种原因，造反被迫提前举行，而且造反者也从整个李唐宗室萎缩成了越王李贞和琅琊王李冲父子俩。这种不成规模的叛乱根本无法对新政权构成威胁，很快就被武则天镇压下去。
在清除李唐宗室的这场大狱里，周兴是最大的功臣。他快捷而有效的断案方式深受武则天的赏识，累迁升为秋官侍郎，在新旧酷吏中独领风骚。由社会底层爬上高位的周兴，以加倍的勤勉和忠心来报答武则天的知遇之恩，真可称之为上体天心，下戮人心。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听从周兴的奏请，废除所有李唐宗室的皇亲身份，取消了李家宗籍。从权力的外在形式上看，曾经辉煌灿烂的李姓时代就这样成为过去式。其实并不尽然，武周新朝从来就没有被帝国官员真正承认过，在精神上，他们还是唐人。就算那些忠心耿耿的官员，也只是服从于武则天本人。李唐高祖、太宗、高宗三代帝王统治尚算开明，民心未散，知识分子深受正统观念影响，支持李唐势力的朝臣更多，这对于新生的武周政权极为不利。
根据《旧唐书》所载，皇族子弟215人，非命而亡的约有113人，其中武则天掌权时被杀的占60%，加上流放、潜逃的，则占到73%。李唐皇族的女眷与亲友也有数百家遭受屠杀，被杀者皆就地草草掩埋，年幼的则没为官奴，“唐之宗室至是殆尽矣”。
来俊臣究竟有多酷
酷吏在残害同类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与科学史上那些伟大发明相比也“毫不逊色”。古代的刑法可谓千奇百怪，手段极其残忍。有笞杖、鞭扑、枷项、宫刑、刖刑、割鼻、斩首、腰斩、梳洗、剥皮、烹煮、绞杀、凌迟、车裂等多种名目。这些手段不仅反映了思维的发散性，在具体操作上更体现了执行者的专业水准，光是那些做工精巧的刑具就让人叹为观止，在“术”的层面上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如果我们把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放在一起举行一场技能大比武，来俊臣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在索元礼、周兴等人的眼中，酷刑就是简单的暴力行为，是对受刑者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他们与来俊臣相比，无论是手段还是效果都难以企及。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来俊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坏人，或小说里的恶棍，只要跟来俊臣一比，都会黯然失色，只因任何恶霸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多少都能发现人性的流露，只有来俊臣，他连一丝人性的痕迹都找不到。”
一个花样美男，却拥有最毒的蛇蝎心肠。动物之间的捕杀是为了生存，而人类却用上帝赐予的智慧花样百出地把别人的痛苦加深、延长、定格，来满足意识深处那些阴暗龌龊的畸形心理。
来俊臣与索元礼等人专门打造了十个不同尺寸的大枷，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著即承，五叫失魂胆，六叫实同反，七叫反是实，八叫死猪愁，九叫求即死，十叫求破家。这一整套刑具和刑罚方法非常奏效，审讯开始前展示刑具的过程就是摧毁犯人精神意志的过程。囚犯入监，不论贵贱，先把枷锁棍棒陈列在地上，把囚犯召来，告诉他：“这些就是我们平时使用的工具。”犯人一见，早已魂飞魄散，个个自诬罪重，只求早死。
在来俊臣这里，酷刑得到了全方位的升级改版，完全超越了纯粹的实用性，同时来俊臣还将诬告陷害上升到理论的层面。他的那本经典著作《罗织经》如此总结道：“致人于死，莫逾构其反也；诱人以服，非刑之无得焉。刑有术，罚尚变，无所不施，人皆授首矣。”也就是说，刑讯是讲究方法的，刑罚需要因人而异，贵在变化，不必动刑而用言语就可以杀人于无形，那才是真正用刑的极致。
在来俊臣的世界里，酷刑的酷并不仅仅体现在鲜血淋漓、皮开肉绽、白骨森然上。如果他没有发现其中的乐趣，酷吏就是最让人感到冷血和恶心的一项职业。在来俊臣等酷吏们看来，那些旁观者对于刑罚的认知，只停留于引发生理反应和精神恐惧的初级阶段。来俊臣有强大的想象力，那些奇诡绚烂的创意将酷刑推向了一个高峰。
来俊臣的酷刑“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如说他看到家仆杀鸡，就发明了“凤凰展翅”，把受刑者捆缚在一个十字木架上，手脚张开，然后向各个方向来回大幅度拧转木架，随着两根木头之间角度的不断变化，受刑者的身体各部分或被过分拉伸，或被过分挤压。
来俊臣理论联系实际，不断钻研出各种新的刑罚，并与人合著《罗织经》一书。曾有学者评价此书：“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集大成的诡计全书；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为何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柏杨先生也曾经说：“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一部《罗织经》。”
为了将发明打上自己的烙印，来俊臣将令人胆寒的酷刑配上了形象生动的名字，有的还诗意盎然。“仙人献果”是让犯人高举重物跪在碎砖瓦上；“玉女登梯”是让人立于高处，然后往下拉……来俊臣一边陶醉于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一边享受着犯人的哀号连连。他常常留恋徘徊于刑房，心情愉悦地欣赏着犯人受尽折磨的表情。
与索元礼、周兴、侯思止等人相比，来俊臣只是酷吏中的后起之秀，可是来俊臣后来居上，他的办案效率足以令那些老前辈们汗颜。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环绕炙之，并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就是说来俊臣每次审犯人，不管案情轻重，动不动就拿醋灌进犯人的鼻子，关到地牢里。更残酷时，把犯人放到大坛子里，外面围上烧红的铁链，并且不让人吃饭，囚犯饿得只好吃自己身上的衣服。囚犯们睡在粪便垃圾中，受尽苦楚，除非死，否则永远都逃不出来俊臣制造的人间地狱。每逢上头颁发赦令，来俊臣都要先派狱卒杀光所有的重案犯，然后才宣布有赦令。
佛教经典里描述地狱之门打开后，进入鬼门关的魂魄会见识到人类酷刑的极致部分：火床煎爆、烧皮彻骨、钉板刺身、灌热铁汁、铁矛刺肛、铁钩拔舌、挖眼抠心、粪尿浸泡……原来地狱酷刑也不过是人间酷吏们玩剩下的。
对于武则天来说，所有的酷刑只是服务于自己权力的手段。武则天极为看重来俊臣等人，授以高官厚禄。这大大鼓舞了酷吏们的好勇斗狠精神，一个个就像是打了鸡血的疯狗，一个赛一个地疯狂。京城各处布满了酷吏的眼线，帝国官员往往在上朝时就突遭袭击逮捕，继而族灭全家，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一时期内酷吏经办的政治案件，主要的有二十多宗，被整肃的对象主要是反对武则天的官僚，包括一大批宰相。他们被整肃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纯属诬陷，有的则因贪赃枉法，有的因为与来俊臣等有私怨，有的则牵连于皇位继承问题。
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同样造就了酷吏，“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暴君需要酷吏，而酷吏的出现同样离不开最高权力者的认可。酷吏的出现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是统治者手中的一件工具、一杆枪。封建帝王需要儒臣用温文尔雅的儒教来驯化平民百姓，也同样需要酷吏用手中的屠刀来稳定龙椅宝座。
从更深层次上讲酷吏是政治体系中三大矛盾的产物，也就是权力集团内部的派别矛盾、官家集团与地方豪强大姓的矛盾、官府与百姓的矛盾的产物。当年汉武帝刘彻重用酷吏张汤，就是为了打压地方豪强。
武则天重用酷吏是在垂拱元年，而来俊臣至天授元年（690年）才获得提拔。在几位酷吏大佬中，作为后起之秀的来俊臣天分极高，武则天交到他手里的硬骨头没有啃不下来的。之所以如此，和他的家庭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来俊臣的身世很混乱，他的父亲来操是个赌徒，私通朋友的老婆，后来赢了朋友一大笔钱，朋友拿不出来，来操顺势娶了已怀孕的朋友妻，进门没多久就生下了来俊臣。来俊臣较之他的赌徒老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人凶恶阴险，反复无常，整天在地方上作恶，是个无赖流氓。他在官府衙门的档案资料里也是劣迹斑斑，审讯、关押是常有的事，最严重的一次是成了死囚。
如果不是武则天执政需要，按照帝国律条，来俊臣已经成为一个死人。与生俱来的赌徒性格在这一刻起了作用，不甘在狱中等死的来俊臣要求上书告密。或许是他的身份太过特别，来俊臣受到了武则天的破例接见。
来俊臣的花样的美貌、机敏的应答能力和非凡的政治嗅觉，给武则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人才，同时又是一个不安分的死囚。如果能够把他从死人堆里扒出来并授以官位，他会成为最有用的那种人。武则天大笔一挥，来俊臣就从一个死刑犯华丽转型为帝国的八品官员。在那一刻，除了武则天没有人会意识到，在今后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眉目之间透着邪恶之美的年轻人，将让整个帝国的人为之颤抖。
父亲是个赌徒，母亲是赢回来的赌本，而自己身体里流着谁的血液也无法搞清楚。畸形的家庭组合方式，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耻辱感始终包围着来俊臣，如果有一个管道能够排解他对社会和人群的仇恨，那他埋藏于心底的怒火能焚毁一切人性良知与道德底线。
他对生命本就有种极端的仇恨，血液里的暴力因子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将兴奋与满足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面对那些残酷无度的恶事，他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内疚。生命对他而言，本来就是一场接一场的酷刑组合。街头的暴力，家庭的精神摧残，没让他感到一丝生命的温情。在武则天执政的大时代背景下，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共同打造出这名仿佛罗刹化身的天下第一酷吏。
在长期底层生活的磨砺中，来俊臣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极限了如指掌。他可以针对不同犯人量身打造刑具，并且实施不同的审讯方式和方法。不管犯人是什么体格、精神状态，交到他的手里就等于交到了活阎罗的手里。
怎么做伪证，怎么收买证人，来俊臣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死之能受，痛之难忍，刑人取其不堪。”也就是说，人可以接受死亡，却不能忍受痛苦，所以有必要选取他们不能忍受的刑罚。他只需要对两个人负责，一个人是武则天，另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只要他察觉出武则天对谁不满或者怀疑，或者他自己看谁不顺眼，这个人便上了黑名单，上了黑名单的人几无活命的可能。
按照帝国的制度，作为左台御史中丞的来俊臣并没有刑审资格。御史台本来只弹劾官员，不审理案件，但是到了武则天这里，出于不可言明的政治目的，在御史台下专门设立了推事院，成为独立的刑审部门。来俊臣等酷吏直接受控于武则天，而这些酷吏又在全国各地收买了几百个无赖，一旦想诬陷谁，便指使这些无赖去告发，然后各地响应，互相做证，他们背景不同、身份不同，但口供都一模一样，足以给人定罪。
天授二年（691年）之后，来俊臣已是最得武则天信任的宠臣之一，凡有大案必交给来俊臣处理，并专门为他在丽景门内置推事院，号为“新开狱”，由他一个人主宰制狱，入此门内，有死无回，百不全一。武则天疑心病很重，对于谋反案件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即使有明显漏洞也不加责怪，任他自由发挥，至于受贿索贿、夺人妻妾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俊臣算是得到了尽展其长的机会，他的魔鬼天性也完全暴露出来。
来俊臣豢养于各地的数百名无赖，原本用来相互串供诬陷良善，现在这些人又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为来俊臣摇旗呐喊，以放大其在帝国权力集团的影响力。这些人每次告密之后，都会添上一句：“请将此案交给来俊臣审问，必定可以水落石出。”
时间一久，来俊臣就成为人气最高的酷吏，只要有大案要案，武则天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来俊臣靠着花样百出的手段，博得了武则天的信任与好感，也因此青云直上，累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又擢拜左台御史中丞。
3.逃不开的权力宿命
酷吏作为一柄利器，被武则天深深地扎进了帝国权力集团的心脏地带。
武则天利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这样的酷吏诛灭异己分子，并借助酷吏之手，推行严酷路线。在替武则天打击政敌的过程中，由于程序正义的缺失，酷吏捞取政治资本心切，有时也将打击面扩大化，经常殃及平民。酷吏每年要办一千多个案子，涉及人数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人，所涉范围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
酷吏成为当国者的身边红人，那些跟着他们混吃喝的酷卒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职场红人，黑狱风云可屡自泛黄的史册中窥见。可见武则天时期的狱吏之尊，而且大多属于法外之刑，从酷吏到狱卒，没有几个人按照法律程序走。然而酷吏的下场，往往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也很残酷。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会，非法执法者怎能保证，他日不会被另一个非法执法者给办了呢？
来俊臣这种动辄就见血封喉的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威胁，为了求得自保，他们只好联合起来除之而后快。犯了众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大都靠的是皇帝的宠信。历朝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毛病，官僚集团越反对谁，他就越要宠信，非跟官员们较这个劲。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皇帝宠信大臣，就跟宠爱妃子一样，时间一久，难免会生腻。这时候，宠臣倒霉的日子就到了，酷吏也是如此。他们多年为武则天鞍前马后招来了很多怨气，朝堂上很多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寻找机会——一个置他们于死地的机会。
三种形式，一个结局
酷吏是寄生在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团体，犹如握在皇帝手中的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为政治目的披荆斩棘，用不好反为所累。在通常情况下，酷吏是特殊时期政治斗争出现“白热化”时，皇帝才会亮出的双刃剑。
酷吏的酷只是一种被权力利用的手段，皇帝用它，是为了维护官家的专制。对于酷吏来说，看起来他们是权力的受益者，受害的往往是那些被扒去权力马甲的官员和无权势的下层百姓。酷吏手中握着制度赋予的合法伤害权，既然是伤害，那就得有个度，就算伤害的是平民百姓也有界线，一旦突破界线，就可能遭遇反抗，施暴者的利益也会受到伤害。这种反伤害是平民维护权益的手段，是一种平民的愤怒。当酷吏成为大多数人的公敌时，皇权也会义无反顾地将其抛弃，皇帝清除酷吏也就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必然。
第一种结局：由于酷吏百无禁忌，忘乎所以地将屠刀伸向权力系统内部，因此最后沦为权力帮派之争的牺牲品。酷吏们“好杀行威”，使得官员人人自危，这样就威胁到了皇权的统治。皇帝只有将酷吏斩杀，才能安慰官员的心。在官家社会，皇帝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或可能危及自己的绝对权威。
开了酷吏先河的索元礼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裁决，武则天对他下手的理由很简单：收受贿赂。这是一个不能称之为理由的理由，如同酱缸的帝国官场，身在其中又怎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索元礼垮台是因为他的地位，他是酷吏的带头大哥。周兴、来俊臣、侯思止都拿他作为人生的榜样，在当时新旧势力交锋的转折时期，举报谋反或打击武则天的政治异己，成为官场上最快的一条升迁路径。索元礼因为告密受到武则天的召见，被直接提拔为游击将军（五品以下武散官）。女皇还专门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审诏狱，就是专门审理由武则天亲自点名的案子，当然这些案子都是事关武则天政权稳固的大案要案。据粗略统计，在当时经索元礼之手判处死刑的官员有数千人之多。
作为一个胡人，索元礼对于官场上的利益网并不能梳理清楚。另外，武则天一手打造出来的酷吏只对她一个人负责。酷吏的利益网往往是纵向的，并不能像普通官员那样经纬交错。索元礼得罪的官员太多，包括那些拥护武则天的官员。
时移势易，武则天不会因为一个酷吏而得罪大部分官员，她亲自下发逮捕令，索元礼坐进了他以前的工作场所——监狱。以前是他审判别人，现在是别人审判他。开始的时候，他不服气，不老实坦白交代，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负责审判的官员就高喊：“把索先生发明的铁笼拿出来。”
索元礼发明的铁笼虽然做工比较粗糙，但确是审讯效率最高的刑具。在问案的时候，先把犯人的脑袋戴上一个小铁笼，然后在四周钉入木楔，犯人交代罪行稍微晚点，一不小心就会看见自己脑浆的颜色。
索元礼知道自己这件作品的分量，没等铁笼带上，他就交代了别人希望他亲口承认的罪行。于是，他获得了死刑，经武则天核准，被扑杀于狱中。
索元礼并不是第一个遭到诛杀的酷吏，第一个是傅游艺，此人经历也极富传奇色彩，他是酷吏中唯一的宰相。傅游艺是武周革命过程中最为耀眼的人物，因其劝进有功，短短一年之中，由一个小小的合宫县九品主簿，一跃而为三品宰相，官服由青而绿、自朱入紫，时人号为“四时仕宦”。
傅游艺曾经诬告李唐宗室，又奏请诛杀岭南流人，因此被列入酷吏名单。李唐民心未失，傅游艺的首先变节为李唐旧臣所鄙；诛杀流人又表现得过于残忍，令天下人侧目；他的快速发迹引发了同辈投机分子的嫉妒；而作为酷吏之中唯一入阁拜相掌控中枢的人，傅游艺成了帝国权力集团的众矢之的。
如此传奇经历难免冲昏当事人的大脑，作为权力的暴发户，傅游艺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一种飘飘然的眩晕状态。他在自己的亲信面前吹牛，昨夜梦见自己登上湛露殿。湛露殿是皇帝召见重要大臣的地方，他就算没有当皇帝的野心，至少说明他对自己的仕途有更为高远的期盼和追求。
此时正是“酷刑有理，诬告无罪”的时期，亲信立即将其告发，说他有反心。武则天即时做出反应，将其下狱。身为酷吏的傅游艺不堪忍受酷刑，选择了自杀，也算是报应不爽。此时距他神话般的发迹不过一年多时间，真是“一枕荣华已历尽，所炊黄粱犹未熟”。
第二种结局：因为权力集团的取舍需要，挑唆酷吏之间展开内部斗争。当周兴因为一件并不存在的谋反案受到牵连的时候，武则天将他交到了好友兼下属来俊臣的手里。来俊臣当然明白，武则天是希望尽量保住周兴的，可是在来俊臣看来，周兴的飞来横祸只意味着一件事：自己上位的机会来了。
在来俊臣的眼里，这个世界只有“利益”二字，与情感有关的一切都是不值得留恋的。权力场上只有一级又一级登上权力巅峰的阶梯，而不是一个又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要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他的智慧与手段，新一代的酷吏之王就是他来俊臣。
与索元礼和来俊臣不同，周兴的业务水平不只限于酷刑，他对帝国刑律的知晓和理解超过了大部分司法官员。早在高宗时期，周兴的才华就曾经引起唐高宗李治的注意。有一次，他当面向皇帝汇报工作，陈述观点条理清晰，博得天子的赏识。不过在听到他只是一个小吏的时候，皇帝叹息道：“可惜你是个小吏，可惜……”言下之意，如果周兴是官，不是吏，就可以为朝廷所重用。
在封建官家体系里，“官”和“吏”之间存在一道不易逾越的鸿沟，尽管如此，命运还是为周兴敞开了一扇门。武则天开启权力新时代的时候，周兴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他向御座上的老妇人申诉忠诚。武则天看中的只是他的刑讯手段而不是他对律法的理解和阐述，但他这样一个毫无身份可言的小人物，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如今一技之长被帝国新主人看中，还能有更多的要求吗？只要武则天的一个眼神，一个暗示，他必定像最忠实的猎犬一样立刻扑上去咬断目标的喉咙，然后叼回来向主子邀功请赏。高宗时代曾反对武后监国的宰相郝处俊的后人郝象贤，高宗的两个庶出儿子上金、素节，素来与武则天不睦的常安公主……一个个全做了他的刀下亡魂。周兴在仕途之上一路奏凯，累迁至司刑少卿、秋官侍郎。
那个长着“阿婆”脸面人见人欺的小吏终于长出了两只权力的触角，成了人见人畏的“牛头阿婆”；那个当初混迹于权力末端的小小胥吏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帝国的司法高官。如果不是史书明确记载，我们无法相信一个谨小慎微、奉公守法了半辈子的小吏，会成为残狠暴虐的罗刹。人的生存弹性是何其大，只要给予充分的舞台和足够的诱惑，普通人都能爆发出意想不到的邪恶因子。
天授二年正月，一个奇寒彻骨的冬日。周兴与来俊臣面对而坐，帝国的两大酷吏在酒精的作用下说了一些感怀人生的话。来俊臣俊美的面庞上已现出酒醉的酡红，神态保持着一贯的谦恭，语气却多了些抱怨：“现在审案越来越困难了，那些犯人越来越刁滑，个个都说冤枉。”
周兴淡淡地道：“那是你没有用对方法。”
来俊臣问：“到底什么样的手段能让那些罪犯乖乖伏法？”
周兴很是不屑地看了来俊臣一眼，对方眼里那种茫然无知的神情让他很满足：“这个简单。现在不是冬天吗，就地取材好了。找一个大缸来，把炭火生得旺旺的，把缸烧得发烫，请人犯进去坐会儿，考考他的忍耐力，看看他能待多久。”
来俊臣叫手下人按周兴所说就地置办，现场试验。等到炭火熊熊，缸已经烧到发烫，来俊臣翩然起身，朝着周兴深深一揖：“奉旨查办周兄与丘神勣合伙谋逆一案，烦请周兄入此瓮中。”
没费多少工夫，来俊臣就把谋反一案的证据全部搞定，送达武则天。武则天看在周兴多年来为自己披荆斩棘的份上，没有杀他，而是改判流放岭南。对于周兴来说，流放就意味着让他去死。因为他做酷吏得罪的人太多了，还都是血债，最终，周兴没有到达流放之地，半道上就被自己的仇家给杀掉了。
武则天像一个高明的驯兽师，当她要夺取并巩固权力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驱使虎狼去撕咬猎物；而当她意识到酷吏政治已经产生了副作用之后，又能不动声色地迫使虎狼自相残杀。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一切都服从于她的政治需要。
“请君入瓮”的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旁观者的脸上写满了“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欣喜，神态举止之间散发着“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释然。所有的人都好像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所有的忍耐与等待在这一刻也好像迎来了一个暂时完满的结局。没有人去深究“请君入瓮”的那个人是谁，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来俊臣扳倒周兴，并不意味着当权者对暴虐体系的自我反省，更不意味着暴政已经开始上演大结局。
历史经常和我们玩换汤不换药的游戏，一个周兴倒下去了，一个来俊臣又站了起来。不过是一个恶毒奸险的小人取代了另一个，血腥仍在帝国的天空弥漫，残酷的哀号仍在耳畔回响，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在家天下制度下的中古时代，酷吏也终究难以逃脱兔死狗烹的命运规则。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权力规则的死结，在那风雷激荡的大时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惨死于酷吏刀下的民众如此，实施伤害的酷吏又何尝不是。
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只是武则天用来血腥整肃政敌的工具，时过境迁，工具沦为破铜烂铁，也就到了该扔的时候。酷吏们有着强烈的生存意识，他们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刷新自己的残酷记录，不断地树立新的打击目标，为的就是避免自己兔死狗烹的命运。
周兴虽然没落得好下场，可他真的会在生命休止的那一刻流下忏悔的泪水吗？对于周兴来说，这是一道并不纠结的选择题。是做一个挣扎于最底层的小吏，在权力的神经末梢毫无尊严地耗尽生命，还是大权在握，生杀予夺，公子王孙、金枝玉叶、名臣良相任他鱼肉，就算最后赔上他一条贱命，对他来说也有赚无赔了。
秦朝宰相李斯在受到腰斩的时候，跟儿子说过一句名言：“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这话没了豪气，但增加了几分无奈。如果时光倒流，一切犹未可知，他真就愿意带着儿子去过那种“牵犬东门”的悠闲生活？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权力是金不换，权力是银不换，在权力的世界里迷失的人，又有几个能够做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三种结局：酷吏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一再试探底线，这就容易激起很大的民怨，等平民的愤怒达到临界点时，就可能出现暴乱。这时候，权力集团为了平息民愤，会将酷吏斩杀以示天下。
有人说皇帝是被官员忽悠的“冤大头”，那么被当枪使的酷吏又何尝不是被皇帝忽悠的“冤大头”呢？武则天任用酷吏一直收放自如，绝不任由这些人肆虐蛮干。
我们来看一看武则天任用过的二十七名酷吏，他们的官途真如同自己酷吏的名号一样酷吗？这二十七名酷吏，除傅游艺外，其他如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人，武则天并没有授给较高的官职，只是把他们当枪使，并没有让他们在自己的权力系统中占据要位。
就是在执法机构的核心层，武则天依然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全等一批执法公正且能力很强的官员。这些官员的位置让酷吏们羡慕得眼里冒血，恨不得找机会把他们也敲牙剜眼。他们千方百计编排罪名，诬陷身处显位的大臣。可不管他们如何诬陷，武则天始终不为所动，总会出面予以保护。有时为了顾全大局，武则天也会将其中某个人当众贬官。但过不了多少时日，被贬之人又官复原职或者换个位置再升一级。武则天始终把这些优秀大臣倚为股肱，这也是皇权易主，政局依然稳定的重要因素。
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万国俊是武则天酷吏体系中的“四大金刚”，他们虽然红到发紫，但最后都没得到好下场，或获罪被杀，或流放途中被仇人所杀。“酷吏之王”来俊臣的死更是让人见识到，酷吏的死也是很“酷”的。
来俊臣师承周兴，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周兴是牛头马面，那么来俊臣就是真正的活阎罗转世，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死神的代名词。在唐室诸王谋反一案中立有大功的高句丽大将泉献诚，官拜左卫大将军，来俊臣向他索贿不成，便诬以谋反，泉献诚不堪酷刑被逼自杀。消息传开，帝国上下为之震动。
魏王武承嗣为了达到改立皇嗣的目的，让武周朝真正成为武家天下，与来俊臣联手，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后因岑长倩和格辅元两位宰相极力反对而作罢。于是来俊臣出马大兴冤狱，不仅处死了两位宰相，还有数十位朝臣也跟着成了刀下亡魂，成为武周开国以来的第一起大案。
紧接着爆发的“六道使事件”，更是让所有人见识到来俊臣究竟有多酷，有多么疯狂。在这次事件中，他居然将矛头直指东宫太子李旦，诬其谋反。东宫的太常乐工安金藏护主心切，用刀刺向自己胸膛，剖心明证。这件事震动了朝廷，更惊动了武则天。
来俊臣的滥杀无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帝国律法对他来说形同虚设，人命如草芥，帝国的司法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上书要求整顿酷吏，结束滥刑，重建法制。如果这些奏章出现在垂拱年间新旧权力集团斗争阶段，武则天也许会扔在一边不予理会，但如今她已君临天下，不会为几个酷吏的生死损害自己的圣君形象。同时她也想转移权力集团的内部矛盾，这么多年的严刑峻法让官员们吃尽了苦头，也让帝国的政治关系成了绷紧的弦。酷吏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在争夺权力的时候，酷吏是一把刀，在巩固权力的时候，酷吏也可以为执政者背一背黑锅。
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里，二十四个做过宰相的人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等到武则天称帝时，朝臣中的反武势力已经微乎其微了。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滥杀了一些无辜的臣下，使朝臣们人人自危，形成了新的权力危机。正当所有的人把矛盾的焦点集中在酷吏身上时，武则天突然变脸，也将刀锋指向了酷吏。
延载元年（694年），来俊臣以贪污罪被贬谪为同州参军。可是没过两年来俊臣又重新获得起用，擢拜为洛阳令、司仆少卿，这是从四品上的官衔。对于这个她亲手由死囚群中提拔出来的美男子，武则天一直是另眼相看的。
一个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流氓，因为武则天而进入帝国权力高层。可是来俊臣能够感觉到，帝国官员们看他的眼神充满了轻蔑与厌恶。那种眼神，陪伴了他四十多年。童年和少年时期，那种眼神缘于他那混乱不堪的身份以及家庭出身。好不容易抓住机会进入官场，可那种眼神依然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这些沉重而锋利的伤痛和屈辱在他的心中日积月累，早已成为浓得化不开的黑色怨毒，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他仇恨那些豪门士族，仇恨那些天生贵胄，甚至仇恨那些过得比自己幸福的人。
来俊臣沉而复起，姿态比从前更加嚣张，但凡有美貌女子，便指使党羽诬告其丈夫谋反，杀夫而夺妻，由此罗织诛杀的士民不可胜计。无论西蕃酋长，还是高门贵族，无不深受其害，然而迫于他的淫威，竟然无人敢言。
来俊臣毫无底线的疯狂激起了所有人的不满，不杀不足以向帝国官员交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王武承嗣为首，诸武及太平公主联合上奏，揭发来俊臣索贿受贿、欺压良善等多项罪状，结果证据确凿，来俊臣被立刻逮捕下狱。来俊臣这样的酷吏看起来是“法治”的代言人，手中握着的是正式权力，但事实上，他们是打着正式权力的旗号，干着非正式的勾当。
所有的人在弄死来俊臣这件事上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抱团精神，越审罪名越多，开始说他想诬告诸武和太平公主，接着说他还想诬告皇嗣和南北牙禁军谋反，想把这一干人一网打尽，然后利用武则天对他的信任，伺机夺位自己当皇帝。
神功元年（697年）六月初三，武则天下令将来俊臣斩首弃市。就在鲜血喷溅的那一刻，围观的人墙突然裂开，强烈的情绪无可遏制，人们纷纷推开刑吏，争先恐后地扑向来俊臣的无头尸体。来俊臣在世时，曾经制造了多少起冤案，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愤怒的人们撕扯着来俊臣的四肢，有人甚至连皮带肉地张口就咬，状若疯癫，凄厉如鬼，史称“人争剐其肉，须臾尸尽”。传说中的凌迟也不过如此。人们憎恨这些暴虐的酷吏，但又没什么好的办法来消除酷吏现象，往往陷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中。
虽然武则天早知来俊臣引起的民愤极大，但是大到这种程度，还是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武则天随后又颁布了一道《暴来俊臣罪状制》，在制书中历数这个昔日宠臣的斑斑罪状，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最后还掷地有声地宣布：“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立场。数日后，来俊臣被满门抄斩，家产全部抄没。朝野上下人人拍手称快，互相在道路上庆贺说：“从今往后，终于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了。”
随着来俊臣的身死族灭，一个血雨腥风的酷吏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武则天的胜负手
如果从垂拱二年（686年）盛开告密之门算起，到神功元年来俊臣伏诛为止，武则天借助酷吏实行恐怖统治的时间长达十一年。酷吏横行以垂拱、天授时期为最，前后不过五年时间，正是帝国权力易主的时代。一般说来，女主临朝根本无法通过官僚集团的同意，女人独揽大权只有借助外戚或宦官的势力，不然的话很难实现。
唐朝初年，帝国的宦官势力几可忽略不计，武则天也并无外戚势力可以仰仗。就连裴炎、刘祎之等亲密盟友在关键时刻也背叛了她。数十年岁月在深宫度过，从未有机会接触民间、交游豪杰的武则天，又能依靠什么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权力野心？
汉高祖刘邦起于沛县，有丰沛集团辅佐；而李唐则有“太原元从功臣”题名凌烟阁；武周的开国功臣，就只能是武皇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些微贱草民了。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李唐宗室和反对自己上位的大臣。因为这些人并不甘心李唐的江山落在了自己这个李家媳妇的手里。他们极端仇视武则天以及大周朝，所以反抗得也最为激烈。武则天要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只有拿出铁的手腕，来打击李唐皇室的复辟势力。
垂拱四年（688年），李唐宗室秘密联络，准备起兵铲除武则天。事情败露，由此武则天掀起了一场清算风暴，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的子、孙、女、婿十余人或被贬、流放或者遭到诛杀。
永昌元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因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被人告密，全部被诛杀。同年，武则天又借助酷吏之手诛杀了唐高宗的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高宗的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这一年的八月，唐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皇室宗亲数十人遭到诛杀。这样一来，李唐宗室除李显、李旦、千金公主等少数尚能保全外，几乎被武则天杀戮殆尽。等到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时，李唐宗室就再也无力反抗了。
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的另一类对象是元老大臣。这些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以李唐老臣自居，对武则天掌权一万个不服，暗中制造舆论，企图恢复李唐王朝。这些人也就自然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肉中刺，只要他们稍微露出一点儿反对武则天的形迹，就会被连根铲除。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里，二十四个做过宰相的人就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等到武则天称帝时，朝臣中的反武势力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滥杀了一些无辜的臣下，据统计，在武则天行使酷吏政治的十四年间，宰相被贬斥和杀死的占十之六七。在其放弃酷吏政治的最后七年时间里，临朝宰相无一被杀，被贬的只占十之一二。
武则天扶持酷吏，本来就是为了“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而酷吏们也确实有本事，如周兴在大杀李唐宗室之后，又上书请废李唐的皇族身份，来俊臣更是多次表示他的存在就是为武则天解决麻烦，当时便有人评论说，武则天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可见酷吏的存在确实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势力，为她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
此外，酷吏主要行使检察权，而不是行政大权。他们担任的大多数是司法方面的官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而绝少入阁拜相，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国家政治。影响最大的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均未至宰辅。傅游艺倒是因头一个上书劝武则天登基而拜相，但不出半年就被杀。而吉顼自来俊臣死后已经不能算是酷吏了。武则天只把他们作为钳制朝臣的工具来使用。
酷吏是武则天一手打造出来的，当她发现负面作用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就要丢卒保帅以安抚天下民心。所有的酷吏以为只要自己死忠武则天就可以背靠大树好乘凉，却还是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机关算尽，他们也不过就是一枚权力世界的棋子罢了。在利用酷吏打击反对派和唐宗室贵族的过程中，武则天也多次采取适时遏制酷吏、保护朝中才俊大臣的措施。
光宅元年，受徐敬真（徐敬业的弟弟）案株连的秋官尚书张楚金、凤阁侍郎元万顷、陕西刺史郭正一、洛阳令魏元忠四人被判处死刑。武则天认为魏元忠等人是帝国需要的人才，特赦改为流配岭南。特别是魏元忠，他是平叛徐敬业之乱的功臣之一，这次徐敬真将他供出来是为了报复，想借酷吏之手将其除掉。武则天是个惜才之人，死里逃生的魏元忠先后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并州长史，并最终进入帝国宰相之列。武则天死后，他又在中宗朝得到重用。
开国皇帝在创业过程中，需要大量地储备人才，尤其需要那些忠诚的死士用刀锋为自己冲锋陷阵。对于武则天来说，她的权力之路与那些开疆拓土的帝王并无二致。虽然不用将四分五裂的疆土重新缝合，可新旧权力秩序的交替，同样需要忠诚的死士，那些酷吏就是为她打天下的死士。
等到最高权力尘埃落定，武则天的政治策略也做出调整。在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有一条“兔死狗烹定律”。皇帝和功臣由于权力分配破坏了权力系统的理性秩序，私人的情感因素被权力控制到了最低程度。
武则天与酷吏之间的关系，就像开国皇帝与功臣。武则天登基后，已经强烈地意识到，用酷吏肃清官僚贵族反对势力后，帝国必须及时走上一条清明的政治轨道。正因为如此，武则天在遏制酷吏的势力和威势方面果断地收刀。她的理由是：“古人以杀止杀，今朕以恩止杀。”也就是说，过去的君王是以杀戮来结束杀戮，而今天她要以恩来制止杀戮。
要理解酷吏的下场，我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像武则天这样的非法篡权者与合法继任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获取权力的路径。那些以创业者面目示人的开国皇帝在撕裂和破坏旧的政治格局时，也是非法篡权者。
合法继任者是在儒家温文尔雅、充满书卷香气的伦理纲常的上层文化氛围中实现权力交接的，虽然中间也有阴谋和手段，但人的尊严与价值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而开国皇帝则不同，他们在创业的过程中，没有上层文化的那种雅致与悠闲，他们为了权力步步为营，在危机感的逼迫之下，道德和良心让位于更为现实、更为精明、更为残暴的手段。所以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篡权者走的是下层文化路线。这种文化往往伴随着破坏、饥饿、抢夺与血腥。创业者要动用手里有限的资源，将算盘打到最精，将手段用到极致，才能让每一寸资源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等非法篡权者的权力底座变得牢固时，他们的身份也随之转换，由创业者变身守业者。他们要在空疏繁碎、悠闲雅致的上层文化的氛围中，将整个国家置于自己的个性、爱憎和狂想之下。酷吏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武则天这时候的用人标准，残暴与血腥已经逐步让位于天意王道。武则天这时候已经在为推进帝国转型寻找新的权力合作者。
武则天最为赏识的大臣之一——狄仁杰也差点毁在酷吏的手中。魏王武承嗣认为宰相狄仁杰是他被立为皇嗣的主要障碍，于是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也就是说，只要承认自己是谋反者就可以判处死缓。
当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自己有谋反之实时，狄仁杰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时。还没有等来俊臣将那些鬼见了都发怵的刑具摆好，狄仁杰就当场服罪：“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只好将狄仁杰等人收监，待日行刑。
来俊臣肯定是冷笑着走出刑讯室的，可他又感觉不太过瘾，毕竟没有见血，没有听到狄仁杰这样的良臣在自己刑具下的号叫。
狄仁杰找了个机会，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将自己的情况写在上面，然后塞到棉袍里，以天热换单衣为借口，让家人带了回去。狄仁杰的儿子见信后，马上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当面质问：“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狄仁杰也是实话实说，他要是不承认，凭来俊臣的酷烈手段，只怕早就被对方折磨致死。狄仁杰不是神探，却运用自己的才智计谋死里逃生。
武承嗣欲根除后患，曾多次奏请诛之，都被武则天拒绝。为了帝国权力高层之间的平衡，狄仁杰又被重新召回朝中，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帝国大权的左右手。狄仁杰病故时，武则天悲恸异常，凄然而叹：“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遂赠狄仁杰为文昌右相，并宣布废朝三日，以示哀悼。由此可见，武则天对狄仁杰有多么器重。
武则天用人，多是因势而用，用人用到几分，用到什么地方，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武则天在另一个司法官员徐有功的使用上，就有着更为现实和有效的诉求。武则天对徐有功有欣赏的一面——他忠心守法、护法而且很有才干；但她又有讨厌他的一面——他常出来与她争辩，阻碍她除尽敌对势力。在政治局面稳定的时候，武则天明知道徐有功奉公执法必定常常拂逆自己的心意，也坚持起用；而在需要打倒政敌的时候，就算徐有功是无辜的也依然要削职为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徐有功和狄仁杰只是武则天用来平衡酷吏政治，维护帝国法制的棋子。所以等到酷吏全面垮台之后，武则天会再度想到那个敢于在朝堂之上与自己争执的耿直之臣。可是徐有功的反应却让人难以理解，这个可以含笑面对死亡的硬汉，在接到武则天给他的任命书时忍不住流泪，坚决不肯上任。他叹息道：“麋鹿在山野间自在遨游，生命却系于庖厨之手，时势如此，无法可施。陛下如今任命臣为侍御史，臣必定要守正执法，总有一天会触怒陛下，坐罪枉死，请陛下收回成命！”
由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徐有功已经看透当时的官场险恶以及武皇给自己派定的角色，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纵然坚毅如他，也忍不住悲伤泪落。这也许有损他的硬汉形象，却让人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徐有功。在经历了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之后，徐有功宁愿躲入山林中做一个安安分分的小民，避开数不清的明枪暗箭。徐有功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武则天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只要自己还坐在法官那个位置上，就不能容忍自己的手中出现冤案，不能坐视无辜人士被杀。
酷吏统治只是武则天开创及巩固政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她能坐稳江山十余年，绝不仅仅在于运用威刑暴力。武则天之所以能取得帝国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回过头看，当她替高宗李治做决策的时候，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了。
上元二年（675年），唐高宗的风眩症更厉害了，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后摄政。这一提议遭到了帝国官员的极力反对，只好作罢。以后她在权力之路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她一度面临险境。
在帝国的权力递延过程中，相互咬合、相互排斥的各种矛盾，让那些政治家们头疼不已，一方面需要超级的手段，另一方面还要有无限的机缘。唯有如此，才能在进退之间，做出攻防转换的最佳决策。武则天在这一点上，和李世民类似：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也许有人指责，他们完成超级伟业的过程中手段过于酷辣，甚至不惜牺牲家人的性命。但相反，这只能说明他们都知道极权的真正精髓，既系最高之名位，那就不能被任何事物限制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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