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在乡下有个亲戚，和三仙姑一样是个神婆，在当地方圆几十里很有名。下神的各种程序走完后，一定会给来人“神”下的一小包面面，据当地人讲，真还挺灵的。我问过她，她保密，就是不说。我猜是些治感冒或镇静用的药粉。乡下人穷，有个病有个灾的，全靠硬熬，多少有点药物，疗效便很显著。神婆披上了神灵的光环，心理上也能给病人带来一些慰藉。很有点打通中西古今的味道。
也有人不这样看。阿成在谈“艺术与催眠”时，说三仙姑的“米烂了”是不够敬业。他说，“美国的精神卫生署在80年代研究过‘多重人格’者，发现他们的脑波随人格的转换而不一样。巫婆神汉常常做‘灵魂附体’的事，说起来是做多重人格的转换，你在证明那是真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是否被催眠和自我催眠。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里写小芹的娘是个巫婆，降神的同时还在担心锅里的‘米烂了’”，是不敬业。
巫婆神汉与庙堂性的文字同出一源，抑或更早，至少在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远古的巫师已经在音乐、舞蹈中念念有词了。三代以后，皇家贵族的占卜、祭祀从甲骨的裂纹中寻求神的旨意，巫婆神汉逐渐下放到了民间，只求地方性神灵保护。赵汀阳在研究上古时代的精神生活时，对此有一个解释：向天或神的祈祷做法总会有时碰巧“成功”，按照概率本来就会有成功。尽管几率不大，但足以鼓舞人心，因为一次灵验足以给人深刻印象和巨大鼓舞，而多次失败却容易找到可以解释推诿的原因——这也是迷信骗术似乎很灵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巫术祈祷是别无选择的成功途径（《坏世界研究》25）。这是个绝妙的解释。常识中的生活没有奇迹，但“别无选择”却又意味着奇迹面前人人平等，于是，中国人信什么、信仰是什么就成了一个弥久弥新的老问题。民间的信仰其实并不完全虚枉，门神、财神、灶王爷、土地、龙王、月老、山神、树神、阎王小鬼儿以及天地君亲师，中国人什么都信又不全信，看什么都有敬畏之心。这些神神各司其职，使中国人从生到死的各项事业都有专门的管理。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说，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在科学尚未成熟到控制各类险情的条件下，巫术和宗教属于功能性的文化手段，与科学具有同样的实用价值，与一般人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社会，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黑格尔就从根本上不承认中国存在宗教。梁漱溟的问题就更为直接，他说中国人不如西方人那么现代，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西方那样组织严密，等级分明的宗教制度，从教皇到主教，再到分布在各个乡村的教堂。和现代化直接挂到了一起。
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导致对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选择也有所不同。粗粗划分，大体上有两类思路，一类强调科学、真理与迷信封建的对立，用“启蒙”、“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个方向上，武装革命、土地革命、婚姻革命、文化革命、制度革命，由于社会变化没有终点，革命也就没有终结，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很有市场。另一类则试图走一条“宗教复兴”的道路。其中，又有三股力量很有代表性，康有为选择建立孔教，孙中山先生选择基督教，通过基督教救中国，蒋介石后来就皈依了基督教。章太炎则选择了佛教。他们都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过革命和复兴，封建迷信被扫除得一干二净。但奇迹在小说中还是发生了，三仙姑那一次不敬业，碰巧就是给兴旺他爹下神。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那么，是不是“米烂了”遭报应也是一种神示？碰巧让三仙姑不敬业？还是兴旺自身有问题，来了个现世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是乡下人对公正最古老的理解和祈盼，报应的时间可能延迟到“来世”，或“现世”的某个时间段。明清小说中的报应，神奇之极，只是没有抬高到“宗教”的地位。这也是个挺硬巴的现象，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是去神、去宗教的世俗化过程；到了中国，却要再重塑宗教的金身。
近代中国，各种思潮风云变幻，各领风骚三五年，但各种古今中外的“三仙姑”们依然十分活跃。港澳沿海的大城市，已经很现代了，但占卦算命烧高香的人群滚滚如潮，似乎有点“天行有为，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味道。
1960年代，丹尼尔·贝尔就大讲特讲资本主义文化危机。1980年代，史学大师余英时说文化危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另一位世界著名史学家许倬云最近说，他用了不少于10年的时间在讨论信仰问题，但以他的观察，对基督真神的信仰，对基督教神的负责任的人生态度，30年代还有，40年代打仗时还有，二战以后，逐渐地由向钱看来代替向上帝看。他们发现的问题和刘家两位神仙遇到的问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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