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不宜栽种，二诸葛还有两大问题，一是拿卦象进行预测，不同意儿子的自由恋爱。二是性格懦弱，胆小怕事，从不攻击别人，还反对儿子当干部。有这三条，二诸葛就成了保守，迷信，落后的代表。以往的文学评论，多数都这么说。但换个角度，放到更广阔，更长远的历史中看，或许还有新的发现。
二诸葛在小说里主要打了四卦，儿子的婚姻两卦，不宜栽种一卦，最“凶”的一卦是看见“罗喉星”，“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无疑是倒运的预兆。从小说的情节看，这几卦他都看错了。但从当时的社会看，命运的确是“凶”。日寇入侵，杀人如麻，连年灾荒，难民遍野，坏人当道，村民遭难，如此乱世，怎么不是大凶。不宜栽种的问题由此也可求新解。
春播之所以关键，在于土壤的墒情，墒情好，种子发芽出土好，苗齐苗壮，一年的收成就奠定了一大半。好年景耽误了好墒，问题就不小，荒年就更严重。小说里说“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那是很严重的灾荒。1942年太行山区闹灾荒，群众中已经产生了绝望情绪。边区政府想了很多“救灾度荒”的办法才度过荒年。也就是说，如果天大旱，旱得如同史书所说，赤地千里，或如近年云南，湖南的大旱，根本种不下去，那么，早三天，晚三天播种都差不了多少。如果是这样，这老头儿就是发现了农业的边际效应，简直太精明了。
墒情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天象，主要看雨雪，冬天有雪，春天有雨，墒情自然好。太行山区十年九旱，春雨贵如油，抢墒下种就成了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天象是老天爷管的，人类管不了。二是养地，主要是改善土壤的结构，有机质含量，土壤颗粒，氮磷钾及微生物比重，都是土壤结构的重要元素。地好，才能长出好庄稼。土壤结构的好坏又与周边环境有关，四周树多，生物多样，地平水浅，小气候湿润，土壤结构往往较好。三边（村边，路边，屋边）种树，秋后整地，喂猪养牛，秸秆还田，兴修水利，冬灌春浇，憋泡屎拉在自家地里，农民一年到头的劳作，多是在保持和改善土壤结构。人勤地不懒，这类受苦的活儿人类自己能做。一年受苦，春天抢墒，我把这叫做天象与人勤的互缘。中国人精耕细作的传统已有几千年，一切文化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五行八卦中包含了万事万物相生相克的思想，包含着人类对天象和大自然的敬畏，是一切环保主义的老祖宗。从科学思想史的层面看，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都是不断实验，不断证伪的过程。山区的农民就在田野里直接实验，那些大大小小的山间盆地就是他们的实验室。经过无数次试错和证伪，成就了一套生产技术体系。所谓周制种谷，必杂五种，必备灾害。有经验的农民用一种艺术的态度进行耕耘，历书，节令，卦象就是他们的实验记录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总纲。在这个意义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是一种文明的培养皿。
如果这套东西全不科学，全部推倒重来，用现代文明技术体系取而代之，也好。大棚，化肥，农药，地膜，激素，按配方掐着点干，高产高效新品种，保墒的问题基本解决，天象不再当真，历书基本无效，但土地坏了，污染了，清粼粼的水来没有了。第一次全国环保普查的资料显示，农村污染已超过城市和工业，土壤结构和生态结构处于持续恶化的状态。幸好中国人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否则，不是“五月初四不宜栽种”，而是大片原野都不宜栽种啦。现在，人们的认识又变了，污染的东西不吃啦，要吃天然，绿色，无公害的啦。转了一圈儿又回来啦。
对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一直有两类认识，一类认作是国家被动挨打愚昧落后的根源。建设新文化，改造国民性，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成了一种时尚。但人类遗传基因的研究表明，与3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相比，在30亿对碱基胺中，只有1000个差别。这就是说，人类在生物学上的进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文化演化中，清朝的经济总量曾居世界第一，并占有四分之三的份额。那时候的中国人就不愚昧了？因此，改变人的遗传基因和文化基因都是些胡话。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是政府的腐败无能，说老百姓傻，是拉不下屎来怨茅房。在这种形势下，二诸葛们就必然倒运。代表了落后的乡村和保守的思想。与这种生活相对应的则是现代城市，正如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都市代表了现代科学技术文化与哲学，成为先进生产力的火车头。但科学不能成为信仰，因为科学在本质上和思想一样是存疑的，而信仰是不允许怀疑的。科学能够改变人类的物质条件，改变社会结构，能够提供关于世界的高效解释，但不能确定《历史的终结》，不能以进化的名义，以物竟天择的名义一统天下。物竟天择在进化论那里本来是没有方向的，因而为人类的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为人类的创造性生活提供了广阔的时空。离开科学的本质，科学的双刃剑就会反过来伤害人类。自罗马俱乐部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类似的事件已经屡见不鲜了。
即便有可能通过更高的高科技来解决现有科技带来的问题，那灵魂怎么解构，把人体摆到手术台上，一刀一刀划，千刀万刀划开了看，连基因都研究了，就是找不到魂儿。如果按这套方法解释爱情，多巴胺，脑垂体，荷尔蒙，性激素，一路解下去，那爱情也就没了。所谓日凿一孔，七日而死。事实上，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还不到百分之五。所以，罗素说，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易经》最后一卦是“未济”，永远没有终结。和罗素的水平差不多。
另一类认识则喜欢文化中国，罗素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摸索了数千年，如果被全世界采纳，肯定比今天的世界更祥和。他是1922年说这番话的，当时的欧洲战乱不断，此后没几年，又爆发了世界大战。罗素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的，他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认为科学落后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并不担心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他说，“虽然中国文明中一向缺少科学，但并没有仇视科学的成分，所以科学的传播不像欧洲有教会的阻碍。”他是担忧另外一种可能，“中国文明如果完全屈从于西方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从这个层面看，二诸葛身上就显示出一种精神，隐忍宽容，返求诸己，不管年轻人怎么讥讽，政府怎么批评，他都保持了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精神，从不攻击乡里，只骂自己的家人。知恶向善，十分不易。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发表，评论家们将其与福克纳同期出版的《我弥留之际》进行比较，他们认为，福克纳笔下的密西西比农民，充满辛酸怨恨，而《大地》中的中国农民坚忍不拔。这种生活态度感动了大萧条中的美国人。
赛珍珠当年是得了诺贝尔奖的，如果他们看到二诸葛，还能发现坚韧中的幽默。
赵树理是否看过《大地》，不是本文的重点。但他从北京，太原的大城市把自己下放到乡村，做了许多实验。始终在研究“乡村如何使生活更美好”，仅从他的生活轨迹看，就给中国山区如何实现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命题。
费孝通晚年曾对信息化寄予很大的希望，将中国的变化比喻为“三级两跳”，先从农业社会跳入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入信息社会。在跳的时候带上天人合一，中位育和，和而不同的思想。这当然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变化，农业是一种比较收益低的产业，但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提供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文化土壤，与工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及其狂热躁动相比映，农民的明则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而乡村却哺育着恬静美丽的田园牧歌和人类永远断不了的乡愁。工业和科技是物质的，确定的和高速扩张的，乡情却是艺术的，混沌的和慢节奏的。但今天的世界格局和所谓文明的冲突表明，这三个社会是有矛盾的，发达国家代表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第三世界是落后的乡村。中国的地理格局中，有一条著名的“瑷珲一腾冲线”，西北半壁面积占十之六七，多为山区高原。近代以来，围绕这条线，一种十分纠葛的自我撕裂始终在暗地里展开。抗战前后变得十分剧烈。中国的城市化率即便达到百分之六十，还有6亿农民，相当于两个美国。三级两跳很不容易。因此，跳到信息文明，享受工业和科技带来的成果及财富，再在乡下拥有一片农庄，便实现了现代化。可惜只有亿万分之一的人能实现，其他的人只好焦虑不安，四出寻找立命的所在。这个时候就看出二诸葛的了不起啦，他在战乱时期，在被众人讥笑的大形势下，在儿子被抓的危机中，在老婆也不信的孤独中，却仍然研究卦象，十分了得。
真正的幽默艺术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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