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的华彩乐段出现在“恩典恩典”一节中，一桩“捉双”的冤案终于平反。由于区长的依法裁决，有情人终成眷属。与此相对应的制度背景是新婚姻法大获全胜。这是全篇唯一一处讲法律的地方。其中有一段精彩的对话不可忽略。当区长说“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时，二诸葛对曰：“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官家”是明清小说中常见的一个词，用到这里，贴切得让人窃喜。吴思最近给中国的社会起了一个词叫官家主义，虽略显夸张，却也生动。

    类似的故事，明清小说里其实很多，一见钟情，几段波折，最后是乱点鸳鸯或终成眷属。真正去见官家的很少。反对包办婚姻是近代以来的事。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鲁迅，胡适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巴金，鲁迅，曹禺，张竞生，徐志摩等名人作家都写了精彩的故事。革命嘛，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自然也包括旧的婚姻制度。与多数婚恋自由的故事相比，《小二黑结婚》有三个特点十分突出：1、与接受新教育的新青年们不同，小二黑的知识来自中国文化的源头；而且杀过人。2、与新青年们一样，小二黑和小芹都鄙视财富与门第，小芹旗帜鲜明地表示，不跟阎锡山的旧军官。与新青年们不同的是，他们少了些风花雪月，多了些侠骨和担当，整个爱情从下意识的好感到确定情感，所有的行动都来自感情自身，情感的目标也很清楚，就是婚姻。追求幸福的努力是纯粹的目标自成，行动自成。没有任何所谓的理性的娇情及刻意的雕琢。浑然天成。3、有了以上两点作为前提条件，接下来才是制度，即新婚姻法。仅以小说的文本看，这一法律是维护小二黑的爱情权利的。

    强调这种排序，是考虑到幸福的稀缺性和制度的正效应。二诸葛并不傻，不是不知道小芹好，但他没钱，怕娶不回家。即使小芹不怕穷，三仙姑不干，还是闹不成。婚姻法是正式制度，保护爱情。但制度约束硬不硬是另一回事。即便是硬约束，还有法不治众的问题，所以，二诸葛选了一个次优决策，把儿媳正式娶进门便好。结婚生子，传宗接代，这符合二诸葛的理想。也是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想法。与二诸葛相比，小二黑的追求恰恰是稀缺的。古今中外的爱情故事，盖以悲剧而告结束。古今中外有关爱情的定义，盖以复杂而无法操控终身为标准。知难行也难。做一件爱情并不难，一辈子光做爱情不做非爱情却是很难很难的。因此，追求一生的爱情，捍卫自己的权利，必须有极高尚的精神，极高明而赴死的担当。

    赵树理是懂这一点的。他读过鲁迅，了解《伤逝》，了解《祥林嫂》，了解娜拉出走以后的问题，据二湖先生讲，他能够大段大段背诵外国名著，还酷爱数学。当把小二黑放到这些知识背景下时，就不再如谢泳所说，仅仅是有关反抗包办婚姻的通俗小说，缺乏对人权的认识。而是大大上了一个层级，让他的二黑经九九八十一难而得天道。如果神话传说中的爱情故事代表了人间的向往，那小二黑的努力就是天道的践行。诚如佛家所言，直往那边去了，却在这边行履。

    至于大团圆的结局，也远非传统小说的审美习惯可以解释。1943年前后，中国的抗战极为惨烈，舍身搏虎，死人无数。华北地区，头年大旱，转年蝗灾，饥荒遍野，死人无数。这已经不是传说中的地狱，也不是铁屋子里的绝望，而是每时每刻面对死亡的恐惧。在这种条件下，小二黑活着还是死去，不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活着的唯一。赵树理即便寡闻，也不会不知道这句戏词。因此，他让小二黑活着，是他本人决心赴死的文化自觉。这样的团圆，怎是言情小说可比，与张爱玲的《小团圆》放到一起，其担当立见大小高低。

    就在这样一个真实世界，而不是理论假设中，小二黑走进了制度变迁的当下。

    《小二黑结婚》这一历史事件的博弈诸方分别有七个方面：小二黑与小芹；二诸葛代表的一种力量；三仙姑代表的力量；兴旺、金旺代表的利益集团；村长；沉默的大多数；代表正义和法制的区长。不同的博弈方共同构成一个社会实体，支配其运行是两个“规则”同时在起作用，一个是正式制度，即法律，另一个是非正式制度，即“当地的文化习俗”。这个状态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关于“制度”的定义差不多。在诺斯看来，“制度”由非正式的约束（制裁、忌讳、习俗、传统、制约准则）和正式的规则（章程、法律、财产持有权）组成。在钱穆先生那里，大致可分为“物质的与可见层面的特征”和“精神的与不可及层面的特征”。二者的概括在内容上大体一致。以这个定义看“恩典恩典”，就可以发现赵树理在小说中提到了一个山区现代化过程的重大转折，即正式制度如何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发挥作用。按二诸葛的理解，乡间七八岁订婚是千百年来乡土文化认可的乡俗，官家规定让让步就过去了。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制度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诺斯说，制度构成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非西方世界困惑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某一制度的产生和演变？官家规定和文化传统是不是注定就是矛盾的，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实现冲突最小化？

    小说是以习俗服从了正式制度而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就整个中国的现代转型而言，情况却并不乐观。从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到宪政改良，百日维新，从民国的民选总统到孙中山二次革命，从五四运动激烈的反传统到新中国的新文化，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权贵资本的蔓延，近代中国的每一次前进似乎都与巨大的自我撕裂和新旧对抗携手同行，都与巨大的失败和巨大的辉煌并进。依法治国自然是个尚未实现的理想。

    诺斯在谈到西方制度在南美的困境时，曾坦言制度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他又有一个充满向往的解释，人们认可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构造了人类处境的变化，信念是构建经济变迁过程之基础的关键。那么，是什么样的信念才能对文化的自我撕裂予以令人心安的弥合？

    罗素1922年在写《中国问题》时说，中国有三个前途，一个是世界列强联合起来奴役中国，一个是日本占领中国，一个是中国人自己争得自由。他的预见，被后来的发展一一证实。那时的中国人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后来不知怎么又糊涂了。美国的路，苏联的路，英日法德南斯拉夫新加坡，神农尝百草般地学呀学，却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

    与以往不同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了。全国9亿农民，有2亿多的人开始在山上山下游荡，什么时候能在城里安定下来，没人知道。让他们回乡下安定下来，却再也不可能了。在这种状态下，什么样的信仰能给生活提供意义，赋予人们超越“此岸”的道德力量——半截身子在土里，另半截身子飘在没有神话的天空。或许正是这种看上去盲目的力量，为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突破带来了多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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