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历史事件之重大，时局之动荡，杀人如麻之规模巨大，派系之林立，思想之混乱，生命之渺小，前途之未卜，上世纪40年代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铭心刻骨的一个时期。
与这些重大事件与重要思想相比，太行山区一个小村落里的命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这个人物命运的变化却值得关注：一个是真实世界里的主人公岳冬至被人活活打死了，让人看到了人性中阴暗凶残的一面。据《赵树理年谱》载，1943年4月，今左权县横岭村，一个叫岳东至的进步青年，同本村一个叫智英祥的姑娘搞恋爱，那伙恶霸反对他，就把他杀了。赵参加了这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一个是小说里的主人公小二黑，从被“捉双”开始出现了历史拐点。在此之前，整个事情都是在暗地里发生的。金旺、兴旺对小芹的调戏，小二黑与童养媳的关系，与小芹的关系，都是暗的。老百姓有察觉、有议论、有看法也是背后说说，没有公开。在暗地里，主人公的恋爱受到了包括父母在内的好人坏人的“一致”反对，主人公的命运线是向下滑的；小说里这样描述，“邻居们见是兴旺兄弟捆人，也没人敢给小二黑求情”。主人公的命运被人世间的冷漠打到了最低点。在此之后，主人公的命运成了公开的、任人评说的，一公开，形势大变，小二黑逐渐由被动挨打转向公开表达，命运线由此向上攀升，直至自由得到了政府撑腰，正义与舆论也倒向了主人公，待一对恋人结婚时，舆论认为“这是村里最好的一对儿”。不仅如此，事情公开以后，不仅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好人一天天好起来，以前的反对派如三仙姑、二诸葛等人，观点也变了，三仙姑描眉画眼的行为也改了，长年摆的香案也撤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大家齐声叫好。按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叫多赢。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事情发生了根本转变，是事情的公开程度变了，公开又使得公正原则得以实现？
这才是事情的关键。
事情没公开，信息量很少，人们听到的往往只有一个声音或几个声音；事情一公开，各种声音都出来了，人的判断便有了选择、有了权衡。所谓相信群众，就是在信息沟通、交流比较充分的条件下，相信老百姓与生俱来的“公正心”——公正原则会发生作用。公正，是数千年间世界上所有文化都承认的普遍价值，也是所有儿童都能直接意识到的先验原则（赵汀阳2011）。诗可以怨，不平而鸣。不公正，必然受到人类动物精神和社会理性的反抗。
这种公正原则是怎么散发出来的呢？小说中设计了四个场景，一个是二诸葛与大黑及老伴儿的公开对话，一个是三仙姑与二黑妈的公开叫骂，第三个场景是区长与二诸葛及二黑的对话，第四个是区长与三仙姑及小芹的对话。后两个场景中已有听众在场。四个场景没有放到一起，符合真实生活中的“庭前调查”，也符合文学创作的真实过程。如果将四个对话场景放到一个场合，那就是美国电影《十二怒汉》的场景，放到国会，那就是美国议员或台湾议员吵成一锅的场景。
在这个意义上，公正原则是永存的，是可以超越历史和国别的。
人性没有变，文化没有变，国别没有变，时代变了没变不过是个“名可名，非常名”的问题，但事情的公开化程度变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公正原则真正发挥作用了，这就是真正的社会文明。
各种各样的信息公开程度越高，社会文明程度也就越高。或许，这才是《小二黑结婚》中最为重要的思想，首先恢复人类本来的道德直觉，特别是公正的直觉，是重建中国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及中国问题的起点。
如果把有关公正的直觉理解为一种精神本能，《小二黑结婚》文本内外的关系就能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文本内外，善恶报应都清楚。唯一的差别是，真实世界里，主人公死了。小说文本里，主人公活着，一个小山村的秩序重建和文化重建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这样一来，赵树理的思想启蒙就找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这个起点是，超越文化上的中西，超越历史演化上的新旧，超越一般意识形态上的左右。礼失求诸于野，在人民群众中发掘活真理。更重要的是，乡土中国的重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乡村建设中的文化传承，道德教育，婚姻自由，民主选举等制度建设都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无论融入多少外国元素，这种精神都必须和本民族初创时期的精神是相通的。不通，则无所谓现代转化。小二黑的死与活，则承载了这一创造性转化的希望。
中国问题只能靠中国式思维来解决。这还用什么模型来分析剪裁吗？
赵树理当年是否这样想，与如何解读基本无关。因为好的作品总是通过创造性解读来传续的。但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一个与赵树理的知识结构有关。他20岁开始写东西，写过小说，诗歌，文艺评论，调查报告，办过杂志，积累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知识。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是从翻译开始慢慢过来的，赵树理也曾用欧化的语言写作，但农民不喜欢。中国小说更需要中国风格，中国气象。由此，他自省自新，改弦更张，对语言使用下大功夫。他的写作，第一遍打草稿，用文言文，第二遍描述加上地方话，第三遍再去掉多余的俚语，成稿。这种独特的写作习惯有可能使创作打通古今。从语言即思想的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成就了他在各种思潮中“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思想品格。另一个细节是，赵树理读书很多，经历十分坎坷，参加过学生运动，当过教师，也曾被政府通缉，被坏人追杀，被迫逃亡，当过游方医生，住过监狱，但一直苦苦寻求个人的出路和社会的出路。据二湖先生讲，赵树理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十分推崇。这些经历，有可能使他有别于坐在城里看乡村的研究，更侧重可践行之道。1943年写小二黑结婚时为38岁，思想已趋成熟。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区时，赵树理曾表示，这正是他的观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赵树理对当年的“天下”大势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的。在数千万生灵涂炭，各种主义浊浪排天的时代，《小二黑结婚》的产生，或许正是赵树理文化反思、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
60多年以后，当人们开始谈文化自觉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正在和平崛起，但崛起的原因和遇到的问题却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判断截然不同。2004年，哈佛大学世界经济发展所前所长，也就是林毅夫、樊刚的老师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中国经济作为一种有待解释的科学现象，对中国学者构成挑战，而没有对西方经济学家构成挑战，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问题。”他对中国学者说“千万不要学习你们的西方老师，他们要解释的是西方稳定社会的经济现象”。那么，中国学者要解决是什么问题呢？或者说，中国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是30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大问题，是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性问题（汪丁丁，2010）。这从曾国藩、张之洞开始就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已经激荡了百年，现在仍在激辩之中。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张五常先生用他的合约理论解释了高速增长的中国。他的比喻很有意思，他说中国像一个专家眼里不会跳高的运动员，姿势拙劣，但能跳过世界纪录。他说，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一些很对的事。那是什么？这才是中国的问题。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当年的一个比喻，他说希腊文明是一个健康的儿童。那么，其他文明如中国文明是不是一个畸形的儿童呢？3000年之大变局就是变回健康呢。或许，这才是赵树理真正关注的问题。所谓的问题小说，内心没有大问题，哪能提出这许多小问题。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0年代的抗战，近代中国的西学渐进及中西互动，已激荡百年，现在又激荡了两个30年，一个古老的文明却找不到精神的立身之地。
症结在什么地方呢？一种观点认为，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郑永年，2011），在于我们的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的译语，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也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或者用人家的理论来裁剪我们的实践（玛雅，黄平2008）。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价值重造和理论指导都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构有关。在这一点上，萨义德的表达更为见血，他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批判了西方对东方的重构，并指出，如果非西方世界不能够产生自己的知识，我们就总是在殖民主义知识的框架内观察世界和我们自身，也就没有进步。
赵树理的眼光从一个小山村的两个神仙开始，描述了经济问题，民选问题，婚姻问题，民俗问题等诸种乡村建设问题，再回到精神价值层面。因为有两股力量对世界历史具有最持久，最根本的作用，一股是经济力量，一股是包括宗教在内的精神力量。其他都是短期的，波动的，表面的，随机的毛刺儿。当各种毛刺儿乱作一团时，他回到了这个古国初创时期的文明，这才是小二黑父子文化传承的根本原因。父子二人的前后变化，颇有简易，变易的意思，二人的不同命运，则意味着对文明成长的独特理解，面对暴政，父亲是不合作或跪下说好话，儿子却是站立的。平凡伟大集于一身。中国也是健康的儿童。这是赵树理苦苦找到的中国精神。用一般专业的知识很难描述这种精神，他就选择了小说。从神话，《易经》，《庄子》，《搜神记》，《聊斋》，《儒林外史》一路下来，中国精神是在小说里的。史学天才张荫麟说，小说与历史之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之境界。赵树理把这些都找到了。与历史不同的是，真实世界里的岳东至死在黄土里，小二黑的灵魂却缓缓放大，一点点地，慢慢地放大，升入广阔的天空。这样的精神价值，与文明初创时期的精神是相通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小二黑成为文学史中的“这一个”，不是阿Q，不是祥子，不是润土，是一个健康的儿童。
在这种讨论中看《小二黑结婚》时，故事的当代意义就令人眼前一亮。多年以来，人们往往把小二黑的故事定位在通俗文艺上，定位在反对包办婚姻上，这是很不够的。小说通篇，没有一句政治时尚，也没有一句西化的概念，更没有宏大叙事的逻辑框架背景，倒像一次考古，一铲一铲挖下去，一刷一刷清理，小心翼翼地把厚厚的黄土扒开，把下面的窑洞，土坯房，牲口圈及整个村落可亲可信地呈现出来。又像人类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记录了当年的风俗人情。与考古报告中的古聚落不同，赵树理的乡村是活的。经他的梳理，乡土中国的山区便有了一种清晰可辨的秩序，积累着从原始聚落就聚合起来的一种精神。然后大道至简，用中国人的语言描述出来。这让我们在真实世界的黄土里，看到了希望。当年有人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赵树理的文字不是庙堂性的，而是在百姓的口头语当中辟无穷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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