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关于城市人的生态和心态，关于“城市文学”，已经历史地被提到文学界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一系列新的未知领域，复杂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摊开在我们面前。谁都能够预感到这些问题对于当代文学发展前途的非凡意义。如果说，我们以往文学的重心是放在农村，我们总是立足于农村社会的旋转来观察和把握整个社会的旋转，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文学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并以此为立足点、出发点去观照整个社会的变化，就央不是无稽之谈和虚幻的假设。我看到过一些有关的文章，有人在引证托夫勒，有人在阐发奈斯比特，有人在描述城市人的“隐名状态”、“角色更替”，厌烦感和荒谬感等等，它们在开拓理论视界上都给我们启示，但我终究感到有些文章与古老中国大地上人们的实际生存境遇有所隔膜。重要的是我们在谈中国的城市和中国的文学。奈斯比特不是说过吗？在未来的社会里“瑞典人将更加瑞典化，法国人更加法国化，中国人也将更加中国化”。好一个“中国化”，这无疑应该是我们讨论的根本出发点。中国的城乡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它象一个巨大的梦魇笼盖在现代中国人的心头，你只能改造它却无法彻底摆脱它，这很象是一棵参天大树，你可以修剪、嫁接、喷药，让它抽出新技，却断不可连根拔起移栽到别的土地上，所谓树挪死，就是这个道理。不同质的文化只能相互影响却无法相互替代。但质量互变规律到一定程度又会冲破旧质。我们现在更需要量变，大幅度的量变，为诞生一个新的文化形态而努力。因此，面对城市与文学这个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性的新问题，首先要从生活和创作实际出发，哪怕先从描述现象入手也是好的。由于我的“两栖”境况的特殊性，反倒使我增添了几分自信，我既可用城市人的眼光看乡下，又可用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这样也许可能揭示出一些不大为人注意的东西。况且，城市之所以为城市，是相对于农村而言的；离开农村的对比和参照，所谓城市的独特性、城市意识、“城市文学”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在文学界有的朋友，对于“城市人的生态与心态”的提法完全不感兴趣，说这是挖空心思的标新立异，说“又是新名词轰炸”，说中国的城市人和乡下人其实是一副模样；对于“城市文学”的提法也表示不屑一顾。我不否认他们的话包含相当的合理性，“城市文学”这个概念的确也象目前许多不得已而用之的概念一样，经不起穷根究底的推敲和质询。但是，触动我的并不是“名”而是不甚严谨概念下包藏的“实”。要说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心态没有区别，或区别甚微，我是不敢苟同的。因为生活经验告诉我，他们之间大有区别。清晨，从我和我的自行车越过马路汇入川流不息的人群开始，这种区别也就开始了。张辛欣不是有过一篇《早晨，三十分钟》的小说吗？她绝妙地描绘了城市人之间的狭仄、拥挤和陌生感，我的感受与之接近。落入人海的我，首先有种没入他世界的感觉，继而还有“无人称‘人格’”的奇特幻觉，反正，你、我、他都是“骑自行车的人”，我们不认识也无须认识。我们必须为之停止的“红灯”，身边疾驰的豪华型轿车，快要压下来的插入云霄的高大建筑，会使我们感到渺小。我们为了各种目的驱使，全部卷入庞大的都市。我们必须寻找缝隙向前，我们是些互不相识的竞争者--在都市庞大的生物圈里，我们不认识，但我们的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矛盾，这是我们自己无法知道的，却是无情的事实。这种心境与我在乡下那一段路面上的感觉就不大相同。在行人稀少，房舍低矮、阡陌纵横的乡间小路上行进，我感到我和我的自行车都象奔驰的骏马，我的形象比物更高大，我不断遇到熟人打招呼，我没有陌生感却有熟悉感。在城市我感到周围的景观与我对立，在乡下我感到周围的田园与我紊和。记得爱默生曾经说过，农业社会的人与大自然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故而诗意多，工业文明社会的人与大自然日渐疏离故而传统诗意少。我的感受恰好是这样。进入城市以后，我发现我的形象具有不确定性。我在专业会议上的发言受到同行们的称赞，在同行眼里我成了受尊敬的“专家”，可是转眼之间，在配钥匙或配眼镜的商店里，我的形象就黯然失色啦，我必须压住火用恳求的饶舌办事；我怀揣着请帖庄严地步入北京饭店，我用饿鹰般的目光搜索馄饨铺里的板凳；我在文学爱好者中间受到欢迎，我在菜市场的队列里遇到排斥；在音乐会我听《圣母颂》心头升起泛爱主义的宽容，散场时被人踩了一脚我采取怒目主义的厌憎……我时而高大，时而渺小，时而幸福，时而失意，时而有价值，时而没价值，天哪，究竟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在乡下情况可就不一样了，我的形象简直象“定身法”给固定在那里了，街坊四邻全都熟透啦，谁的脾气秉性、血缘家世也都摸透了，这里无“隐私权”可言，试想，我要在这样的环境里企图改变一下自我形象该有多难，好象我该是什么全得由他们来决定似的。既然这样，我穿什么，吃什么，用什么腔调说话，只好约定俗成，尽量单调，免得老一辈的人说我出洋相。这可说是空间上的差异。时间上的差别也很分明：在城里，一切都象车轮子在加速转动，服装式样的转换比季节的转换快得多，人们需要快餐，需要电饭锅、冰箱、洗衣机，还需要暂时得不到的电话，总之需要一切可以节约时间的东西。乡下呢，虽然时间也在加快，人们也在购置家用电器，但使用的目的有所不同，他们毕竟还是按照植物生长周期来安排生活的。至于信息，城市是汇聚中心，你不必特意打听，每天也会有各种消息震动耳膜，而在乡下，即使是近郊的乡下，找一张“参考消息”也很难。我曾经急于打听一场漏看的足球赛的比分，问了很多人也没得到结果。这样的现象我还能举出很多。不过现在已经够了，足够说明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了。
也许我的朋友又会说，这些不过是生活的表象罢了，就表象背后的民族心理素质而言，城市人与乡下人并无两样，更何况，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相当低，即使大上海、天津卫、羊城也包括在内，放到世界都市的参照系里，它们充其量只达到“乡村化的城市”的水平而已。我不否认这种说法里蕴含着值得深思的问题，我在后面会探讨这个问题的，但是，我要强调，不可忽视具体的时空背景和生态环境对人的心态的巨大影响。喜欢用大一统的共性来掩盖个性，用一般来代替个别，似乎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痼疾。在对待有关城市题材的创作中，这一点也早有表现。我们曾在很长的时期把一切人间关系等同于阶级关系，一切时空背景都形同虚设，顶多作为随意更换的布景，而人的心态只能由不变的阶级分析来决定。于是，不管写城市还是写农村，时空背景与人物心态没有关系，反正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管他在城里还是在乡下，管他生活在什么历史文化氛围里，管他受不受生存空间的制约。这一下倒好，城市人与乡下人倒确实是一个样了。试问，这样的描写能说是正确的、深刻的吗？在五十年代，我们有过不少描写城市工人的作品，有不少描写城市资本家改造的作品，它们至今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是，忽视独特的时空背景和文化背景，几乎是它们共同的弱点。那些造成人物复杂心态的诸多因素，全给“阶级斗争模式”排挤过滤掉了。我并不认为它们不该写当时存在的斗争，只是说它们没有注意独特的生态环境、时空背景、文化气候对人物的深刻的潜在影响。
近来我常常喜欢冥思时空处境和生态环境与人的心态，情感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否获得现代意识的启悟的重要方面之一。比如，今年开春时节，我从北京乘飞机到西南某市出差，离开北京机场时雨雪霏霏，枯草在寒风里摇曳，只一小时，我便降落到一片金黄耀眼的菜花地中间了，真有点恍兮惚兮的梦幻感，我甚至疑惑“雪地”与“菜花地”究竟何者为实何者为虚。我的脚印果真曾留在雪地上吗？那个寒暄、握手、告别的人果真是我吗？由此我想到，古人何以常怀生离死别的情怀，道路的遥远渺茫是不是一个因素？今后人们出门飞机来去，告别者们还会涌出那么多沾巾的泪吗？神圣感情的激发会不会因交通的便利而微弱呢？时间和距离是否在加重感情，时间和距离的缩短是否在削减感情？封闭是否产生真诚，开放是否涵养旷达？“村社”姑娘、“都市”少女、“空中”小姐三者在对待爱情的问题上，谁的感情浓度最大，谁更可能具有之死靡它的激情？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未必就比形影不离式的爱情不美，它们的产生是否都与具体的时空处境有关？《十五的月亮》假若没有时空距离还能那么感人吗？你看，我就这么漫无止境地遐想着，有时沉浸在某种东方神秘主义的美感中。我的如许遐想恐怕经不起科学铁锤的敲打，但你总得承认我触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运动着的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存在形式的人的情感变化，是须臾也离不开运动着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回到我开头描述过的都市的时空感来看，难道它与人的心态的微妙联系不值得作家们研究一番吗？可惜，具有现代城市时空意识的作品还是太少了，不过也不是没有。我认为，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就是新时期文学中第一部具有这种崭新的城市意识的作品，只是评论者较少从这里评论罢了。记得小说的卷头题词是：“谨将此作呈献于--所有为公众开拓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而努力的人们”。仅仅为了这段题词我们就该承认，刘心武在很多时候确实是走在前面的。侯氏三兄妹及其家长、邻居因居住空间的狭窄而引起心态的紊乱，是得到了相当精确的描绘，但作家又决不把它看作唯一原因，只是作为因历史积淀和现实利益而形成的灰褐色的小市民的特定时空处境来看的。他既重视居住空间，更重视与之不可须臾脱离的心灵空间。
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时空处境、生态环境是涉及到怎样更加宽广地、深刻地理解典型环境的问题。对于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作家这一点尤有强调之必要。“典型环境”曾经被当作平均数，当作社会的、阶级的本质力量的比例的“缩影”看待。对“典型性格”还敢提个性化，对“典型环境”可就只能标准化，否则，“难道生活的本质面貌是这样的吗”的诘难会旋踵而至。近几年情况好多了，人们认识到“典型环境”无非是特殊的人与人的关系圈，也就是“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515页）的意思吧。然而，这里忽视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就是“人地关系”。我的那位否认城市特殊性的朋友所犯的理论上的过错，也就是忽视了“人地关系”，“人地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重要内容，它是在批判“地域决定论”又吸收其合理成份的基础上确立的。它的要义是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人类的发展是整个物质运动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人类的存在，发展是与物质运动系统中的其它物质的运动保持着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等等。这就给了我们一副更加宏阔的眼光，仅仅作为村景写点儿草木含悲，风云变色之类就很不够了。现在拉美的魔幻，西方的荒谬感、厌烦感之类，恐怕与“人地关系”不无联系。以此证之《立体交叉桥》不是颇有道理吗？其实，刘心武不过是接触到城市生态与心态的秘密的极小部分，广大的领域还没人涉险呢！社会学家和生态学家指出，城市是目前人类生存环境中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吸收大自然的原料，它加工这原料。它消费产品并将废料排泄给大自然，还能造成污染，它汇聚大量的信息、能量和物质，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象是一匹庞大的动物。这大动物的呼吸怎不影响人的心态呢？作家在描写环境与人的关系时怎能不把它的吼声考虑在内呢？作家也就必须“跳出”一条胡同一个家庭一个工厂一所学校，从这庞大动物的整体上来观照具体的人和事。
不过，也不能把地域、生态的因素强调得过了头，那反倒会模糊我们对一些更深刻、更重要的东西的认识。现在一时兴讲现代意识，好象过去的作家全没现代意识；现在话头转向城市文学，又好象过去没出过够格的“城市文学”，这都是我无法“认同”的。照我看，现代文学史上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其成就是很高很高的，那是极光辉灿烂的一章，我们今天的作家要超越它们恐怕先得好好揣摩它们的神韵精髓才行，光靠一些借用和照搬的西方高超的理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让我惊讶的是，我每到一个大都市，前辈作品的“魂”就紧紧纠缠着我，它们永远化入这座市都，成为一般驱不散的特殊氛围、氤氲、韵昧、溶化为这座城市精神特征的一部分啦。我在黄昏时分走过黄浦江边，会不自禁蓦然想起《子夜》，在繁华拥挤的南京路上，我恍惚看到吴老太爷目晕神眩的丑态，穿过墙皮斑驳的里弄，又会想起《上海屋檐下》，倘若在雨后的里弄听到一把胡琴拉出婉转凄凉的曲子，还会不期然想副《金锁记》里那个面容如带雨梨花般的“长安”。《日出》里的“宝和下处”明明在北方，有人说是在天津，可我不知出于何种心里感受，总觉得《日出》只能是发生在上海的事。至于在北京，我的感受就更浓郁了；好象老舍、曹禺的作品已被混凝土给浇铸在这个城市里了，我心中的北京是什么多半是从它们那儿得来的。一进四合院就想起《北京人》、《四世同堂》，走在街上，虽然经过眼前的人或穿西服、或穿短裤，满口京油子腔夹杂着现代词汇，我还是觉得他们或象王掌柜，或象唐铁嘴，或象常四爷，这怪念头极难驱除。更奇怪的是，我看到拉不到客的长串出租汽车里的司机们在嘻关打闹，我就觉着“骆驼样子”又活啦，他们某一位的家里想必坐着一位嗑瓜子的虎妞吧！
是该想一想，这些作品的人物氛围何以烙刻在我的灵魂中磨洗不掉？何以这些作品里的人事早已时过境迁，往事如烟，而那情景，那人物并不肯离这都市而逝？一句话，何以幽魂不散？这简直有点象“遗传密码”似的神秘。是的，关于文学的“神秘感”我们至今还不能很好地加以解释。据说《骆驼样子》的词汇有人用电子计算器算出来了，并不多，可老舍就借这并不多的语言符号组合成祥子、虎妞和旧北京的不朽意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基于对历史和传统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对于民族的、都市人的文化心理素质的把握。试想，他们笔下的主要人物，哪一个身上不是绕系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氤氲呢？这些作品为此而超越了具体历史时空的限制。要说得全一点，就是老舍、茅盾、曹禺等作家以其全部文化意识、生活积蓄、历史知识、艺术直觉，个人的气质天赋与他笔下的都市、都市人的灵魂拥抱交融一体，达到极高的化境。一位大作家曾说，每座城市都是一个有灵魂的人，所以，他们的成功乃是善于吸魂摄魄的结果。虽然这些作家并没有象我们今天大谈中西文化比较之类的大而新的题目，其实他们的“文化”是渗沥到作品的骨血里了。他们的作品是当时的现代意识催生的，是他们呼吸领受到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汇冲击的产物。倘若有谁认为到他这儿才第一次发现了文化和现代意识的存在，将是可笑的。就拿去年大为叫座的《四世同堂》来说，它的深刻处并不象有人说的表现了民众同仇敌忾反抗侵略者的意志，而在于它体现出深邃的文化意识--用当时的现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观照。你看，老舍是多么准确地把握了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物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那历经几千年形成的人伦、道义、文明、善恶观念、那沉重、迟缓、稳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可是，人们被骤然袭来的战争打懵了，于是，惶惑的惶惑，偷生的偷生，很象是风雨中的芦苇，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暴露得再清楚不过，然而，就在渣滓们沉沦下去，善良者惊醒起来的分化里，老舍先生怀着厚爱与微责相交融的矛盾的心情，看到了民族性格新生的希望，虽然那尾声透露着未来的苦痛和漫长。所以，它其实是一部反思和检讨民族传统文化的作品，要用新名词乃属“寻根”之作。它不是老舍先生的最佳作品，但我们仍要说，认识中国的市民阶层，特别是中国旧北平的市民阶层，请到小羊圈胡同来！
如此看来，要使今天的“城市文学”在人民心中生根，经得起时间的磨洗，走向深刻化，必得象勾摄一个人的灵魂一样勾摄一个都市的灵魂，而这一面自然要注意都市人的现实生态与心态，另一面则要探索都市的历史文化传统，灌注深刻的历史感。这就好象树冠与树根的关系，一面尽量向上伸，充分承受现代意识阳光的照拂，一面尽力向下扎，充足吸取文化土壤的养料，这样就通过树干打通了传统与现实，达成了所谓“用现代意识对传统意识的观照”。搜罗一点城市的古董，轶闻、秘事并不难，难的是看清楚城市人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
那么我们的“城市文学”又是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呢？它不可能不与城市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相联系，不可能不与我们民族的曲折命运联系。就它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看，似乎是走着这么一条“之”字路。四十年代前后，由于老舍、茅盾、曹禺等作家的创作实绩，它曾大放异彩。建国以后，它原本应该有更长足的发展，却忽然脉息微弱，神采顿消，老舍虽有《茶馆》问世，但也不排除他有大量应时之作，其它以城市为背景的作品，由于钻进“阶级斗争模式”和“为政治服务”的狭巷，城市本身反而不见了，更遑论把城市作为独特的生态系统加以研究。当时的“城市文学”，你休想从中品出京味、海派、西安味、天津味、羊城味，全是一副尊容。到了“文革”，四人帮恨不得解散城市，让大伙全吃“战时共产主义”的津贴才解气，只是碍于扭不过历史既成的事实，才把一些所谓“吃闲饭”的城里人驱赶下乡了事。所以，建国后至文革时期的“城市文学”总体上看是苍白瘦弱的。进入新时期以来，鲁迅精神在回归，老舍们的精神也在回归。陆文夫自觉地与苏州，王安忆们开始寻觅上海味，冯骥才写天津，孔捷生的一曲《绝响》似在昭告他有志于羊城风味，其中尤以北京作家群中人表现出色，大有继承老舍未竟之业的雄心。邓友梅的《那五》《烟壶》等篇，好象是在写老舍生前欲写而未顾上写的东西；刘心武、陈建功、苏叔阳等人，又象是在写老舍活到今天肯定会写的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如几位京味的作家，前一阶段的主要功夫是下在重新发现上，即恢复城市的历史韵味，捕捉市民意识里变化相对缓慢的“劣根性”，续接城市文学的传统等，如韩德来（《轳辘把胡同9号》）、那五、侯勇、石义海等形象，都有颇高的文学价值。但是，随着“开放”引来的疾风和“搞活”卷起的旋涡，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迫近，他们的某些作品难以适应当代都市生活节奏的弱点也显露出来。问题在于如何不局限在已被老舍发现的东西上，如何适应新的时代更新观念上。还是刘心武敏感，接连发表的《钟鼓楼》《519长镜头》《从共汽车咏汉调》显示了一个重要变化：对城市人更加富于当代性的理解了，即不但有历史的眼光，且用现代意识的眼光评判一切，于是，他对滑志明、韩冬们能知之、爱之、责之，讽之。有篇文章批判刘心武没有把滑志明的闹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认为是一个失误，我倒觉得这是个进步，其进步在洞入了民族心埋素质的深处。换句话说，刘心武不再象以前那样，认为人民仅仅是外来的“文革”灾祸的受害者，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写出了我们每个人和全民族又同时对“文革”负有责任。“文革”在更高的意义上，也是我们民族性格自身的悲剧。更可喜的是，我刚刚读到陈建功的《鬈毛》，写一个似乎是玩世不恭的冷嘲者，如何在纷纭的世相里寻找自己的“活法”和价值，而尚未找到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他对韩德来的大超越，是他对急遽变动时代里我们民族的既反叛又惶惑的基本精神的绝妙把握。他发现了一种就其实质来说是积极的，却又暂时处于“中间”状态无所依归的精神状态。“鬈毛”既非“多余人”又非“迷惘的一代”，而是在叛逆中逐渐上升的当代青年中的一类人。这部作品反映了陈建功的观念变化--他不再用批评韩德来的那种传统观念来批评“鬈毛”了。暂且抛开“鬈毛”的评价不谈，就作品展开的现代都市奇观来看，不论是“摩托车市”，“彩票大会”、还是“菜市场音乐茶座”，都是一新耳目的当代“浮世绘”，里面渗入作者大量新的理解。由这里，我看到了“城市文学”的远大前程。
可是问题又来了。刘心武最近发表的《王府井万花筒》却使我很失望，我的朋友也说“要读完很费劲”。是否因为缺乏有趣的情节和贯穿人物？不，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虽然全篇五色杂阵，光怪陆离，各种景观无不密集，令人如观万花筒般眼花缭乱，虽然作者搜罗了诱人广告、消费心理、名不见经传之歌星磁带、清洁工之言功，商业文化之表现，从王府井南口副北口，不失为看一次大展览，可我困惑的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呢？假若为了看这些，我自己走一趟王府井，或者有人拍一部现场新闻纪录片不就行了吗，何须做如此艰苦的文字描摹呢？我想，那怕是看最真实的报告和纪实的人，也还希望从文学背景得到点什么--不是想得到说教，而是想得到一种被作者的心溶解过的理解。总之，看了这篇作品象吃了一盘精致的罗卜花拼盘，越是把这些好看的“菜肴”吃下去就越是饿。我觉得，问题出在作家本人也有陷身于万花筒般的现象不能自拔，他没有暗示出这些现象背后的剧烈冲突，一句话，缺少思想的穿透力。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我对发展“城市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看法。那就是对贯穿在中国城市生活中的基本冲突的理解。不能不说我那位朋友的冷嘲有几分道理，他说城市人与乡下人没啥两样，全是咱们的“国民”。他用“国民”这个词儿让人不舒服，不过没法否认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国民性”。一点也不假，不管是北京的万花筒，还是上海、广州、天津的万花筒，藏在筒底的基本冲突都是传统与现代化、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现代化观念与小生产的封闭意识的冲突。难道在城市里，每天鼎沸着的创新、压制、贪婪、嫉妒、交往、离异不是这种基本冲突刺激起来吗？在每个角落，不都上演着民主与家长专制，法治与人治，个性与群体，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蔑视知识之间争斗的活剧吗？我们的每一座城市，过去或现在都被农村包围，我们都与农村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我们的城市人和乡村人都有一条残留的封建意识的辫子，我们的思维方式全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这是谁都不好否认的。所以，我们研究城市人的生态与心态，就无法不在研究民族生态与心态的基础上进行。不过，这种巨大冲突的承担者和中介，在城市是通过“市民”来体现的。中国的“市民”同样是从久远的历史走过来的。如果说我们对中国农民的研究比较深入，那么我们对中国的市民及其意识的研究，就不系统也不深刻了。倘若不能深刻把握作为承担者和“中介”的市民，我们的“城市文学”也就很准深刻化。
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们说，现今的世界是“走向城市的世界”；我们的国家虽然步履艰难，但它也必然应和着世界的节拍成为“走向城市的中国”，就这一人类生活方式的大趋势来说，我们的文学与城市的关系将愈来愈密切而重大，它的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把什么封闭起来也不好，一提城市是独特的生态系统，便把城市“封闭”；一提农村变革突飞猛进，又把农村“封闭”，这是我们喜欢起哄、大一统、一边倒的民族性和文学的老毛病啦，这个毛病不改，我们就很难产生现代史诗。人们在盛赞当前文学的多样化、全方位之余又在共同思考：我们的文学缺什么呢？答曰：缺史诗，缺那种结构宏大，概括力雄浑，全景式的、多声部的民族精神纪念牌（新近长篇小说的不凡势头给了我们信心）。我们要发展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但我更想看到把中国的城乡打通，把中国作为一个血肉丰盈的整体的人来把握，写出这个巨人的伟大魂灵、强健筋肉、深厚力度和他在这个时代经受的空前阵痛的作品。因而，与其呼唤“城市文学”，不如呼唤史诗。
中国需要史诗！让我用这句话来结束我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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