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接受“低谷”这一总体衡估的，这首先因为在小说领域内部，在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家那里，近一年多来他们基本在进行“平面推移”的操作，思维模式的定型化，结构模式的凝固化，人物模式的单调化，已对他们形成严重威胁。当然，这只是小说创作的部分事实，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实。王蒙在诸多限制自由的束缚下，其创作心态还能保持那么自如、喷薄、放纵的状态，的确令人惊讶，有时你觉得他攀上创作兴奋的颠峰，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海侃神聊，落地开花，其势如倾盆。可是，他究竟有没有超越他原先开拓的两大类型思路呢？其思想深度又有多少实质性的扩展呢？《庭院深深》《没情况儿》等等，依然表现他一旦沟通历史便禁不住流露的真诚的一面；《来劲》《球星奇遇记》之类则是假定性的，其实曲折表达了他在今天现实中自我选择的困境和对社会病态心象的辛辣狙击。恩特的沉浮及其“尻子骨”的夸诞肯定会招来捧腹大笑，比起其它通俗小说，它也肯定深刻得多，但是，作为通俗小说的尝试，《球星奇遇记》的销路也肯定不会太乐观。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自从对民族灵魂进行严苛拷问的《活动变人形》发表以后，尽管王蒙把各样武器玩得风车儿似地飞转，但他并未继续向纵深挪动半尺。张贤亮在一九八七，八八年没有拿出作品，但我们对他原有审美图式的某种顽固性，重复性却不能不有所忧虑。他的作品有个很难变更的形式结构，其实反映了他自身的心理结构。他小说的支点离不开情如烈火，性如野风的女性，这是他的灵感之源，但这样的女性--梦中的洛神--一个个面目却是如此的相象。他面临着超越自我的严重困境是毫无疑问的。贾平凹已经多次宣布：“狭义的商州将离我而去，我要追求现代人文意识与中国民族的融合”，可是，在他近期零星发表的作品中我们发现，一旦落到他熟悉的人物和土地，传统农业文明的幽灵便紧紧纠缠着他，“走出商州”仍然是个痛苦的梦。莫言的现状也决不比他们更好些，这位早熟的“天马”因过于密集的渲泻可能招致了某些早衰的病症。感觉的泛滥，灵性的钝化，对理性的轻视，使他的创作逐渐失去读者……用不着再举更多的例证了，仅从这些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人物身上即可看出，现实生活体验的贫乏，囊中的羞涩，无从把握的窘迫，决不是一个作家一件作品的表征。有人曾对第二个十年展望得无比辉煌壮丽，我却有些迟疑。有人从叙述、语言、结构等角度批评第一个十年的很多作品是“非文学”，也许不无道理，但是要知道，尽管如此，这些作品却是长期禁锢后的洪流，几十年私蓄的大挥霍。事情有时候是很复杂的：观念更新之前的作品可能有血有泪，“文的自觉”却不一定会直接产生有生命力的作品。或许我有些悲观，我觉得对某些作家来说，他们终生最好的作品其实已经写出来了。
我之所以认为目前小说创作在总体上处于低谷状态，并不是因为通俗文学的盛假繁荣，报告文学的轰动一时，使小说相形失色；而是因为，小说的困境另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小说本体与社会本体，审美距离与现实渴求，超越意识与社会土壤之间，存在着一种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味地贴近眼前的现实，会导致小说自身的失落；不能迅速切入急遽变动的现实潮流，又会使小说失去生命活力。小说的完善自身与社会的迫切需求之间因历史原因出现了一个“时间差”。我们应该超越读者，创造读者，我们又不能无视读者，背离读者；我们需要沉淀和升华，我们同时需要切近和使命。这就是一种两难处境。就目前的情势看，小说在陌生现实面前的某种疲顿，主要还不是因为有很多作家正在运筹博大精深的巨制，分不出精力，而是原有的思维方式和突变的现实无法融合，表现为一种无能为力的回避和转移。
我认为目前小说总体上处于低谷，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最深层的原因。不错，我们赢得了一个多元的局面，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我们小说的薄弱主要是因为形式的借镜不够，还是因为它缺乏强健的思想魄力和崭新的理性精神呢？我以为主要是后者。一般说来，无论肯定和否定都需要一个坚实的思想参照系（这本身也是多元的），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原理》中也很强调这一点。可惜我们的情况是：失去了思想参照系的无所适从，无根无柢。我们处在价值重估、观念激变的时代，象八0年前后的那种浅层反思已经远远不够了，能否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交汇中，重建一种文学的思想性和理性，显得十分迫切。文学的拓展和探索是决然离不开这个新的“思想质”、“思想核”的。李欧梵先生曾谈过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从历史眼光看，目前已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品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但缺乏的是作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深度，中国当代作家在思想上的反省功夫不够，流于感性的刻划多于理性的反省。这看法是有见地的。这种理性当然不是一时一事的理性，而是将我们民族置于人类历史和当今世界格局来反思其地位，并探索民族灵魂的蜕变过程。正是从这个要求来看，小说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低谷”之说，在我便是这样认为的。
需要说明，所谓“低谷”，是就小说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位置和他在新时期的发展轨迹而言的，这决不意味着八八年没有许多好作品涌现出来。事实上，走进这片低谷，将发现它是动荡的，翻滚的，许多现象在扭结，在交叉，在伸展。我不赞成把近年的小说硬要夸大为新时期的最佳阶段，却又同时认为，这个阶段的小说自有其独特价值。它固然无力改变整体上的低潮态势，但它在不动声色中迸发的诸多审美意向，具有开发性、预兆性，很值得研究。在这里，我不按照题材类别评论，而是从精神价值和审美趋势上加以归纳。
第一，新现实主义精神兴起。大约从八七年的下半年开始，一种迥异于前一阶段寻根和先锋小说的新的审美风范出现了，它是因《风景》、《烦恼人生》、《曲里拐弯》、《塔铺》等作品而引起注意的。八八年以来，随着《白涡》、（刘恒）、《新兵连》、（刘震云）、《纸床》、（江灏）、《闲粮》、（朱晓平）、《天桥》（李晓）的相继发表，这股审美潮流的形态就变得更加清晰。其实，引起轰动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和感人至深的小长篇《苍凉青春》（白描）在审美上与上述作品也有很多相通之处。细究起来，这些作品之间固然差异甚多，但在把握生活的方式上却是相当接近的：它们都非常重视生活的逼真感，甚至有种自然主义的外观；它们都追求赤裸裸的真实，甚至是残酷的真实；它们都在摒弃惊人的巧合，戏剧化的情节，尽力保留生活的原始色蕴；它们不再围绕一个中心人物结构作品，也不把多侧面地刻划复杂性格置于首位，而是探究一种生存状态，揭示一种生存悲剧；它们包含的情感很浓烈，却又很内在，没有大悲大恸，大喜大乐；它们更注重生活“过程”的自然流动，无意于捉供答案和解决问题；不能说它们不具备哲理品格，但这种哲理是深藏的，因而它们更接近本体象征。这些作品的作者好象早已洞悉现代读者对虚构、典型、戏剧化的怀疑和戒备，因而他们编故事的欲望很低，他们又都得知了现代读者对自身境况的关注，因而他们把现实性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些作品是很容易使人想起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者的“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去”的口号的。我以为，这类作品与我们习惯了的那种传统现实主义或“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首先集中在对典型化的理解上，也集中在是否彻底摆脱“工具论”的阴影上。
《白涡》在几乎不损伤生活经络的情况下，撷取了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躁动心态，达到了令人惊异的真实度；《新兵连》涉笔政治文化心态，历史怎样愚弄人，每个人怎样走向了自身的负面，是以充分原色化的笔调表现出来的。这两部作品已为读者熟悉；倒是对《纸床》和《天桥》有必要多谈几句。《纸床》是可以催人落泪的，但它的真正价值何在呢？有人把它看成社会问题小说，以为生者临死也得不到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居住的逼仄，地位的卑下，是它的悲剧实质。我不这样看，我认为弱者的哭诉在今天已经很难打动人心了，这样的题旨早在《人到中年》时期已经完成，后来的《烦恼人生》实际在强调人生的永恒烦恼，而《纸床》的主要价值，是不自觉地写出了传统人格无法改变自身境遇的悲剧。作者写那个“疙瘩豆”的父亲和那个冰冷的赵局长，可能意在抨击时弊，可是社会是无法消灭这些人的，那么女主人公的悲剧就不能不是一种人格的悲剧了。这样的人格是善良的、美好的，循规蹈矩的，但在浮嚣的当代社会中，它又是何等的苍白啊！我们大家都在经受已经铸定了的人格带来的不适和痛苦，我们眼睁睁看着懦弱的人性饱受欺凌却无可奈何。再来看《天桥》：李晓给人的印象是个尖刻、辛辣、锋芒毕露的嘲世型作家，他在《关于行规的闲话》中虽然尽量一本正经，但法力无边的“行规”的荒诞性，还是被他层层剥露。《天桥》改变了李晓的自我形象，把这位青年作家忧郁、沉静、哲思的一面展示给人。这是一篇忧愤深沉的小说，却又是一篇出奇平静的小说。一个糊里糊涂被冤屈了半生的工人，在一个平常的夏日，去一个叫卧牛关的地方寻找二十七年前被害的母亲的坟墓，准备把遗骨迁回故里。母亲是当年为了探望他才在路上遇害的。他打听母亲的遇害经过，他与路人交谈，没有任何人表示惊讶，连当事人也冷静得很，生活本身懒洋洋地展开着。是人们丧失了记忆，还是人们变得冷漠？只有从坟墓翻掘出白铜顶针箍的一刻，他才有些慷然。他仰望母亲摔下来的那座“天桥”，觉出生命的脆弱和偶然，生与死的界限何等简单，整个人生的不可理喻。归途上他还想过可否用顶针箍给妻子打个结婚戒指之类的事。然而，在列车上，在嘈杂的人群中，他还是暗自流下两行清泪。没有外在的激情，在整个平淡、节制的叙述中，生命的被玩忽，遭残踏的悲哀，象山一般压上读者的心头。惟其冷静，才格外有力。总起来说，这里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的风度，是一方面在不丧失主体意识的前提下，更尊重描写对象，完成了“从主观向客观的过渡”；另一方面又能摒弃流行观念和时髦哲理的袭扰，通过深蕴的境界表达作者的独特见解和主体意识。它深一层地触及了民族生存境况，扩大了真实的领域。
第二，呼唤健康感性，强化生命意识，非难精神阳萎，批判传统文化，崇尚血、肉、本能的健全发展，解放被压抑的人性，可说是近年来小说中崛起的一个重要主题。八八年有的作品，沿着已开辟的思路，把这一主题推向深化。我们知道，《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瀚海》《你别无选择》（指其崇尚感性的一面）等作，曾经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就以《红高粱》而论，它的抗日主题其实是失败的，人们看重它的恰恰是那种张扬本能，强力、野性的意识。对我们民族来说，这种野性是陌生的，因其对感性的修复而为人所首肯。人们实际是关心“种的退化”问题。我认为，虽然西方是从物化、机器化、社会异化的压抑下寻求生命复归，我们是从封建伦理或变相了的封建伦理压抑下寻觅自由的生命，但两者毕竟有交汇之点，因而这一主题含有现代意味。当然，对那种恶劣的、破坏性的“感性”，理应有所勒制。
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思潮的刺激下，刘恒的《伏羲伏羲》脱颖而出，它无疑是八八年最好的小说之一，一部真正严肃地对待“性”问题，并巧妙地把“性”引向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不知为什么，我总把它看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中国乡土版，不过它是从负面去写的。前者写“文明人”向“自然人”的转化，它写自然本性如何被封建文化吞噬。它也的确容易使人想起劳伦斯如下的话：“阳物是伟大而神圣的形象，它代表着一种极深沉的生命力”。不同的是，它并未趋附劳伦斯的“肉欲宗教”，也没有因肯定血肉和性欲而牺牲理智和理性。它的锋芒是指向传统文化最顽固的部位--仁义。伦理、子嗣、三从四德等等的，尤其指向传统理性扼杀人欲的残酷性。它的故事框架有点传奇色彩，象婶侄通奸一类的事在稗官野史中也不乏其倒。问题是，刘恒通过他那支善于拷问灵魂，描绘心理震颤的笔把它改造了。于是，我们看到了一部活生生，血淋淋，充满神秘、恐惧、罪孽感的人性被虐杀的戏剧。杨天青与王菊豆这年龄相仿而辈份异代的青年男女，享受到的属人的、自由的瞬问是极其有限的，而阴森逼人的犯罪感的重压却是漫长的。这里，子非子，父非父，妻非妻，侄非侄，出现了人伦的大混乱，在传统文化和家族制度的内部杀出了一对叛逆，但回归自然人性是不可能了，他们只能在深度压抑和自压下，或者自裁，或者逃亡。谁能相信，最残酷的压力会来自那个初谙人事的儿童杨天白呢？我没考证确实“伏羲”究竟何所喻，是指与女娲氏兄妹相婚为人类始祖的那个伏羲，还是指“雷神之子”，一个蛇身人面的怪物？这是杨天白的隐喻吗？不知道。不过，正是这个出世才十几年却象经历了几十载沧桑的老人似的孩子，逼杀了他名义的兄长实际的生父，逼走了他的生身母亲。我以为，把《伏羲伏羲》看成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和萎缩的象征，是顺理成章的。
在八八年，象《伏羲伏羲》这样有份量的作品毕竟不多。刘恒是这个年度的小说明星之一，他的成功不是靠某一部作品的偶然“打响”，而是靠他的语言意识好，有粘性，心理描写的穿透力强，更靠他超出自身经验世界之外的某种超验表现才能。与《伏》题旨接近的作品我们还可举出《女孩儿》（魏艳），但它在需要用力处往往失之虚飘，散文诗式的结构和语调限制了它的深度。另有一些作品，它们批判传统文化的角度与上述两作不同，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周大新的《家族》，李锐的《厚土》续篇，曹乃谦的《到夜里我想你没有办法》，杨争光的《干沟》《南乌》。
第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谈到八八年小说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正在吸引许多青年批评家关注的方面，那就是心理、感觉、幻象小说的长足发展。这一现象是与格非、余华、苏童，魏志远等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小说不但早就打破了故事小说和性格小说垄断文坛的局面，而且也超过了初期心理小说和意识流运用的阶段，把前几年的新潮小说推上了新境界。我对这些小说家缺乏细致了解，但我注意阅读他们的重要作品，也欣赏那精致、玄妙、飘洒的形式美感。不管它们相互有多少区别，但我相信，它们所追求的“真实”正如伍尔芙所道破的：“真实就是瞬间的印象以及对于往昔岁月之飘忽而永恒的回忆”，“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小说就是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表达出来”。这就是说，它们追求心理的真实，感觉的真实，主观的真实。应该补充的是，这种心理真实在他们那里主要还不是常态，而是变态；在有人那里，还着重表现人的攻击性，人性之恶，人性的残酷和犯罪的快感；流血和死亡常常是其中最大的画幅。八八年是余华的高产年，几乎每个季度都有新作问世：《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死亡叙述》，真是一部接一部。不过，我最推崇的还要数去年底的《一九八六》。从一九六六到一九八六，二十年岁月过去了，一个当年出逃的疯子鬼魂般归来了，然而小城早就遗忘了他；到处是麻木的看客，到处是丧失记忆的人们，疯子在血泊中蠕动，在发疯地自虐，在把二十年前的灵魂残虐外化为古代的酷刑，得到的却是鄙夷的目光和家人紧闭的门扉。多么震人心魂的惨剧啊！我们读过《我该怎么办》式的作品，与余华的血腥之笔相比，后者是大为深化了。我们面对《一九八六》或会想起卡夫卡式的变形，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拷打，但又不象，它直面兽性、残忍和疯狂。试想，倘若余华不是采取变态心理、犯罪心理的视点，这作品能如此深刻骇人吗？余华后来的一些作品，太偏重犯罪心理和精神错乱的研究，太注重精神迷阵，太注重表层令人起栗的感觉，反倒使它们除了神秘和恐惧，没有太多的意义可以回味；而且感觉的重复已经出现了。
“格非迷宫”可能是目前小说界最奇特的现象之一。在格非已经发表的五部小说里，《迷舟》最有代表性。他似真非真，如梦如烟；一切沉浸在暮霭似的神秘朦胧之中。静寂、无言、凶兆、性爱、死亡，小说里布满了迷阵。肖旅长何以还乡，警卫员的眼睛何以诡秘，酒盅的暗喻，瞎子的算命，全都神秘莫测，好象死神一直悄悄跟随着生者，好象在幽暗中有个声音不断警告着主人公。尽管目前还没有人指出过，我却认为格非的创作受到梅特林克神秘主义抑或夏多布里盎的神秘说的深重影响。它们都热衷于象征和预兆的迷宫，都表现人对自身命运的失控。我承认格非的小说很精巧，富于形式美，但它们总象作者自设的一局游戏，除了含有一点青春毁灭的哀伤，究竟还有多少真正的意味和内涵可言呢？苏童的童年记忆和心理体验是温馨的，感伤的，《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都令人有惘然若失之感；缺点是往往失之轻飘。魏志远的短篇心理小说着重写不可名状的情绪，写现实生活中的深层心灵波动，小说的转折点和结局都很讲究，重心常常放在尾部。以往的《窗台》和新近的《我以为你不在乎》《匿名信》都耐人深思。
不知道算不算杞人之忧，我总感到，格非等人的一些小说缺乏足够的精神力量，一种静观的冷漠的局外人的姿态非常明显，同时，小说在他们手中日益工艺化、技术化、难美化了，文体和叙述语言的探索走向了极端，不免抽干了鲜活的血肉，留下一副冰冻美人的躯壳。作为一种审美形式，它们当然有存在的理由，但就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总希望在这精美的结构里，让人性和人道的声音鸣响得更热烈些。
第四，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历史意识的嬗变，用艺术之犁重新翻垦历史生活土壤，作为一种价值寻求和审美追求，正在小说领域拱动，尽管这类作品的数量并不多。历史题材小说自然始终存在，我所指的是应和着、呼应着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新历史观的建设潮流的那种作品。事情大概是从《古船》现象开始的，张炜率先用人类意识和人道主义观念重新观照土地改革，接着便有了八八年的《诺言》（尤风伟）和《快马》（矫健）。三位山东作家共同关注“土改”，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历史不是尘封的史料，历史永远是当代人心目中的历史，任何历史都要不断被世世代代的后来人重新光照。在这三位作家的作品里，已经很难找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的眼光和写法了。在我看来，这些作者并非要推翻土改的历史结论，他们关心的是写出那个年代的真实心态和深刻的人性。如果说以往的此类作品强调的是人如何服从并注释了历史的必然性，那么现在更强调入物命运的偶然性，人在历史中的自我选择以及人性所溶解的历史内容。在艺术上，它们塑造了一系列“恶之花”--茴子、含章、李朵、快马、在思想上，它们张起的主要是人性、人道主义的旗帜。正如有人指出过的，山东几位作家的价值取向，总是渗透着重义轻利的人格精神，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周梅森与他们又不同了，《国殇》写来惊心动魄，曲折回环，大顿大挫。周在掌握人物心理深层的突变上很出色，在心灵波澜的状绘上常能获得较强的艺术效果。他的长处在于：在心灵冲撞中不偏废历史意识，在心灵突变中包窖较大的社会的信息量。但有时堆砌史实，有时行文粗疏，则是他的触眼弱点。应该看到，上述这股重犁历史土壤的潮流，很可能会继续扩大。
第五、王朔现象。我在这里所说的“王朔现象”，已经不仅仅指具体作家王朔，而是一种现象的代称，一种精神的符号。它具体表现在都市文学的创作中，其意义又不限于都市文学，它其实是一种特有的精神状态在文学上的回响，把它称为“反价值”的文学也许是相宜的。现在看来，《那五》、《烟壶》、《美食家》等作还是着重通过风俗文化的展示描写都市人；后来的《519长镜头》《卷毛》《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无主题变奏》虽然接触到都市风景和现代都市心态，特别是青年心态，但比较表面，比较零碎。然而到了王朔（这里指具体的王朔），情况便发生了重要变化，他第一次突出地写出了某一层次现代都市青年的特殊精神状态，真正割断了对霍尔顿、考尔菲德（《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借鉴关系。王朔迄今最精彩的作品还是《顽主》。他的人物决不象知青作家的人物那样或慷慨或绝望，他们好象看透了一切虚伪，又懂得怎样去应付一切虚伪；他们对传统价值不屑一顾，又不想费力去重建自己的价值；在他们冷漠，调侃，玩世的神色下未必没有真实的痛苦，但他们决不流露这种痛苦；他们象“过来人”似的成熟和世故，决不会轻易上当；他们由“玩”而“顽”，天真和奴性与他们无缘。“我不相信”也许是他们心底的坚定声言。有人称他们是“嬉皮士”，不很准确，他们其实生活得很认真，很计较，他们用“顽”作武器，来卫护他们的尊严。但必须指出，王朔和他的人物站得一样高，没有美感，没有理想，其作品的价值主要在于认识价值。我之所以称为“王朔现象”，是因为有些作品正在逐渐汇拢。《摇滚青年》（刘毅然）《此时，甲肝在流行……》（成龙）等等在精神价值上就不能说与这一现象完全无关。
以上五点是我对这个年度或一个阶段最具特征性和预兆性的审美追求的分析，它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这段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全部纳入。例如《枣树的故事》、（叶兆言）、《北方之北》（王观胜）《懒得离婚》（谌容）、《阴阳界》（从维熙）和小查的几篇作品，都有过一定反响。
现在有种混搅一锅粥的说法，认为八八年的中短篇小说都很不景气，实际是，中篇与短篇的状况非常悬殊。中篇小说无论作者还是作品都堪称阵容强大，佳作时有，而短篇的情形就相当萧条了。不能说短篇中没有精妙结构，平心而论，象李国文的《快乐》《喷嚏》（“没意思的故事”）、林斤澜的《白儿》都写得相当老练精纯，可惜象这样把短篇小说作为艰难的、独立的艺术样式自觉探索的人并不很多。《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作家》等期刊也曾焦灼地呼吁振兴短篇，但成效似也有限。看来，有必要加强对短篇文体意识的研究和介绍，否则整个小说创作的艺术质量也难以提高。
最近看到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这样说；“没有道德信仰体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矛盾，是对社会生存最严峻的挑战。”又说：“明确的方向感之所以丧失，是由于神圣信仰的核心消失了，这种信仰永远是任何真正文化的本质。我们的麻烦源于缺乏对某种比切身生活更伟大事物的信仰。”他所说的“方向感”，“信仰”虽与我们大相径庭，但这看法是相当深刻的。对我们来说，文学的建设是追在眉睫了。多元，应是有主潮，有方向感的多元，而不是一盘散沙的多元--一盘散沙是谈不上“元”的。多元也不是静态的互不相关状态，我们需要主潮、先锋，撞击和竞争，我们的文学只有在与历史和现实的精神连结中才能强壮自身，也只能凭借强大的思想力量的引动走出低谷。
1988，1，2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