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报告文学没有它虽然短暂却也光荣的历史。如果从二十年代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算起，于今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里程了。随着社会生活震荡幅度的强弱，它也曾不断出现或兴旺或沉寂的景况。例如抗战前后，就有过一个小高潮，有过大家熟知的夏衍的《包身公》、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还有当时很年轻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不惮艰辛，跋涉万里，写下的两部长篇报告《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等。解放战争的硝烟里，也产生过一些虽称“战地通讯”，实乃动人的报告文学的作品。至于建国以后的许多篇章，至今不失其激动人心的魅力。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焦裕禄》、《小丫扛大旗》、《红桃是怎么开的》……这些难以举得完全的作品，勾勒出我国报告文学所遵循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
但是，仍然应该说，报告文学曾经是比较薄弱的。由于它年轻，也由于它缺乏充足的营养和深厚的传统，虽然它伴随着革命事业而诞生了，却一直没有能够健全地、茁壮地发育。建国以后的一段长时期里，在“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下，它的战斗性的羽翼未能充分展开。如果说，别的文艺形式在那样的情势下还多少能够寻求到某些发展自己的天地的话，对于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的报告文学来说，就有些举步艰难，欲进不能了。“左”的思想遮住了许多作者的目光，禁区林立，戒律重重，他们难得对社会，对人，对各种事物，达到真正马克思主义化的认识，难得看清并反映事物本质的真实。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报告文学的表现对象局限在一些可以公开报道的非常事件和盖棺论定的英雄人物。即使描写这样的人物和事件，也要受到很多局限，往往要回避一些实际存在的尖锐矛盾，竭力转化为一种单纯的、直接符合某些概念的颂歌。这就大大限制了它的发展，可供作者选择和发掘的空间很小，也无须更多的人参与写作。由于在狭仄的路上蹒跚，由于内容的狭小和反映矛盾的肤浅，致使许多原本可以成为有分量的报告文学的题材，不能得到充分的反映和发挥。
只有进入了新时期，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以后，报告文学才会在总体上获得了一个质的飞跃，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大幅度革新。它象是一个挣脱了拴着无形绳索的孩子，自由地奔向了广阔的“大海”--剧烈变革的时代；而变革时代沸腾的斗争生活，又给了它前所未有的丰富给养。自身获得了解放的报告文学与解放了思想的大时代拥抱，便源源不绝地得到新鲜的血液和青春的活力，迅猛地成熟起来。《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命运》……《中国姑娘》、《三门李轶闻》、《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报告文学在广阔的道路上前进。
今天的报告文学，摆脱了“左”的羁绊，赢得了相当大的自由，但它并没有把从二十年代起慢慢凝聚起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丢弃，相反，它沿着这条道路丰富着自己，扩大着自己。在遵守报告文学特有的严格的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它至少是鲜明地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对我们当前的时代，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反映；二是对人的认识的深化和广泛的描绘；三是它感应时代的脉搏，能够不断提出迫切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四是艺术形式上的长足发展，以前我们常称报告文学是文学中的“轻骑兵”，就它迅速敏锐的特点来说，这是不错的；但就这种形式蕴蓄的能量之大和概括生活的手段之多来说，它其实并不轻，“轻骑兵”之称对它未免有点委屈了。就其容量来说，有的已近似“中篇小说”。创作实践已经证明，它能够以生动丰富的语言形象，负载起迅捷反映伟大时代的重任。
看了一九八--一九八二年的获奖作品，这一感受格外强烈。作者笔锋所向，几乎伸进了社会生活中处于转机的各个角度；他们的笔尖之下，跳动着强有力的时代脉搏。在地域上，涉及到了大洋的此岸与彼岸；在时间上，既不时回溯严酷的历史，更面对奋争向上的今天。人物事件则是纷繁多样，森罗万象，很象是八十年代我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的共产党员，有的象哨兵一样伫立在海关，任凭风吹雨打；有的不幸被人们暂时遗弃，却以卧薪尝胆的精神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有的在大火袭击后的废墟上，没有瘫软下去，而是重新举起了理想之火。我们有为了振兴中华而奋力拼搏的排球姑娘；我们有为了振兴军事而绝不轻易“投降”的“蓝军司令”；我们有为了传播鲁迅精神之火而发扬着“韧性战斗精神”的文化战士。我们有那么多精明强干的企业家：被称为“梦想家”的、“行踪难以捕捉”的电视机厂经理；总是“充满自信，甚至有点洋洋自得神气”的，终于在艰难中起飞了的轻工局长；在“引进热”的谈判桌前异常冷静，以至使外商节节败退的汽轮机专家们。我们的老革命家闪动着对知识分子无比关切，信任的温暖目光；我们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历经劫难的提琴家，还是曾锒铛入狱的技术员，一旦报国有门，便挣脱华美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的藩篱，扑向祖国，扑向四化建设。我们还有许多心灵美好的普通劳动者，有象一片即将萎黄的叶子，被重新灌满了绿色的汁液，精神抖擞地奋战在葛洲坝的推土机手；有承受了那么多误解，胸怀宽广的“继母”；有居住在海河边一间小屋里的“凡人”；有向死亡挑战，夺回了生命的“癌症明星”；有用爱的暖流挽救失足者的心性刚强的姑娘。当然，我们也有一条“高颠”公路，它呻吟着，向阻碍四化的恶势力发出愤怒的呼喊。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宽的空间，这样纷繁的人事，这么多的矛盾，奋斗、纠葛、痛苦、呼喊，不愧是时代情绪的历史图象。它们都向着一个焦点汇集：“有一种倔强的志向把它们团结起来--那就是去认识、体会和猜测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以及祖国在世界上的使命”。（高尔基语）
这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学。它的力量在于它满足时代需求的程度上，它帮助人们认识服前正在兴起的和正在消亡的东西；它的力量在于，它向人们报告的全是真的人和真的事，不容怀疑，只容你思考、激动、行动起来；它的力量还在于，当小说家们还处在殚精竭虑的虚构和想象过程的时候，它已经把你推进了生活的激流之中。
一、具有时代广度和历史深度的“选择”
报告文学是在受到自身形式特点的严格制约下发展的，那就是必须首先充分尊重事实的真实的不可动摇性。丧失了这一点，也就丧失了报告文学自身。捷克著名报告文学家基希称报告文学是“一个危险的文学体裁”，是不无道理的。他谈到创作中的难度时说：“尽管他有一切艺术手段，他还必须提供真实，仅仅提供真实，因为正是由于要求科学的经得起检验的真实，采访员的工作才变得如此危险，不仅对于世界上的食利者危险，对于他本人也危险，比一个无须乎担心被否认的诗人的劳动更危险”。这几年，有些报告文学一出，便招致告状者蜂起（告状本身还不是判断真实时根本依据），就可看出其“危险”性。因为这种随时可能超越“真实”的危险性，使得报告文学家的主观性受到了制约。在这一方面，它很有些与摄影艺术相似的地方。不论多么高超的摄影艺术品，都必须以客观存在过的“此时此地此情此人”为前提，然后才有摄影家的选择，以及角度、剪裁、光线、色调、变焦之类的处理。在这里，客观有着绝对的权威性，主观只表现为对客观的某些艺术加工。就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而言，摄影艺术也好，报告文学也好，都与诸如小说、戏剧、电影（故事片）、绘画、舞蹈、音乐截然不同。这就是它们共有的纪实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报告文学首先是一种“选择”的艺术。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选择的重心放在哪里，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至见识、胆魄、修养、艺术感受力的考验的症结所在。经得起考验的作者，应该象地质学家能从矿石中迅速判断所包含金属的性质与多寡一样，或象林学家面对浩浩森林，能迅速辨别各类树种、质地、加工后可成为什么器物一样。
过去，我们的“选择”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约束和限制，现在获得了较充分的自由，那么作者自身是否就没有约束了呢？现在同样有约束和考验。那就是看你的“选择”能否穿透事物的本质，能否触及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能否与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搅起千万人心中的波澜。如果把“选择”的意义仅仅归诸所谓“题材扩大了”之类，是很不够的。实际上，它反映出一种质的判断，反映出作者对时代、社会、人生的认识是否真正达到了深化。面对共同的事件，“选择”的水平高低可以导致全然不同的后果。作者“选择”题材，题材其实也反过来“选择”作者。平庸的作者或许会绕过最有价值的矛盾，糟踏了一个好题材；聪明而又轻率的作者，或许会以自己主观性形成的主题，去代替事实本身含藏的主题；站在低处的作者，或许会被部分事实激动，得鱼忘筌，舍弃了事实全貌和真相。我们称许的“选择”，是既具有时代的广度，又具有历史的深度的“选择”。
象《三门李轶闻》这样的作品，的确显示了它的作者敏锐的目光和高屋建瓴的胆魄，是关于“选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没有埋没了这个原本就埋藏着黄金的素材，同时又是冒了若干“危险”的。试想，这件五名党员一夜之间被群众冷落抛弃的事情，是极容易借口“不典型”而被否定掉的。在作者采写的过程中，确也有好心人建议他笔下留情，最好不要把五个人全“抛掉”，哪怕留一两个人物也好，否则，党的形象岂不要受到损害了吗？如果作者接受了这个多年来天经地义的“建议”，那就丧失了真实性，也就投有我们所说的内容上的“革新”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真要写起来却布满了歧途：你可以借此写党风受到破坏，你可以渲染“信仰危机”，你也可以写成“小生产们”气焰嚣张，妄图脱离党的领导了。看来，作者度过了“危险”，经住了对诚实的考验，忠于事实，而且是本质意义上的事实的真实。他敏锐而准确地感知、判断，没有比这件事更能说明我们沉重的历史和新生的现实了。透过这件事，他看到的是，共产党人在群众中位置的移易和可悲可喜的大变化。承认这个事实，写出这个事实在时代中的价值和历史发展中的必然趋势，也是检验作者思想水准的过程。实行责任制的“分组”之夜，“五个党员哪组都不要”，这事发生在一个社会的细胞--小小的生产队里，却是一个严重的事实！这个局部的现象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失败，我们党从未有过的失败。本来，共产党人之于群众，应是如鱼在水，如鸟在林。人民拥戴党，党为人民奋斗。可是，“三门李”的这个夜晚呵，一切似乎都颠倒了。是群众寡情，还是这几位党员失义？几个被抛弃的布尔什维克中，不是没有人闪过“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念头，可是，历史毕竟前进了，他们终究很快意识到：这些年来，不是群众冷落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群众；不是群众不需要党员，而是我们没起到党员的作用。这样痛切的自省场面，是只有今天才会有的。是的，他们没有就此躺倒、沉沦、咒天骂地，而是在哪里跌倒，又在哪里爬起来。“党组”的风格，每个成员用双手、汗水、胸襟、觉悟，重新树立了自己作为党员的形象。历史把他们推到了群众的远处，现实又用有力的手把他们拉了回来。如果把这叫做“生产责任制的优越性表现”，就太肤浅了，作者没有掉进这个模式和陷井。什么是时代精神？在《三门李轶闻》里，我们看到它具体生动的体现。这篇作品八一年发表在一家地方刊物上，却开了风气之先。而在小说界，目前还没有这么有力地触及扭转党风方面的作品。两相比较，可看出报告文学“突入”现实的深度。
《路的呼喊》在“选择”上也是有说服力，有胆魄，值得注意的。我们曾沿用过“干预生活”的提法，是否科学可暂置之勿论，但是，报告文学假如缺乏冲击生活的力量，包括对社会弊端的揭露批评，它的战斗力必将大大削弱。风花雪月，名人趣闻，儿女情长，影秀歌星，固然很能迎合某些读者猎奇和自娱的心理，可是，报告文学首先是战斗的，唯有发出时代的强音才不失其本色。《路的呼喊》的作者，由一条路的报废，“选择”到了一段解剖当今社会不正之风的好材料，从这里发现四化道路上的重重阻力的一个缩影。“宁六公路”--从南京到六合的一段仅20多公里长的公路，是大江南北的咽喉要道。国家拨资二千九百五十万元，倘用拾元的票子排列，每排二十张，还从南京直铺到六合。可是，造了三年的号称“一级公路”，不到三月即“全线崩溃”，变成了“高颠”公路，破烂公路，豆腐渣公路了。筑路的公款到哪里去了？原来，“雁过拔毛”者，拦路打劫者，“对上，割国家的肉，对下，刮农民的皮”者，大有人在。他们明打暗敲，横行无忌，事发后又装聋作哑，互相推诿，成了一笔查不清的糊涂账，作者采访中连吃“闭门羹”，只得借这条呻吟着的破路发出沉痛的呼喊：“不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那些蠹虫挖剔……向四化进军之路，恐怕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所谓“选择”，就应该是首先选择凝聚着丰富社会政治经济内容的典型的事件和人物。
二、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深化
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核心--“人”的认识和描绘的深化。人们已经发现，这一发展特点也波及到报告文学，原先以纪事为主的报告文学，现在以更集中的笔墨，更多的篇幅，转向了写人：写变革时期创业的人，站在时代前列的亲人，写心灵美的普通人，写具有首创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的英雄人物和平凡人物。这种创作重心的移易，不是孤立的、人为的现象，而是社会思潮和社会需要的反映。在转折和变革的潮流中，不是几个，而是成批地涌现着思想解放，披荆斩棘的人物，这就决定了报告文学写人的作品相对集中。就这届获奖的作品来看，写人为主的作品占了四分之三的比重。“人”在报告文学中地位扩大、充实，决不单纯是个写法问题。新时期思想解放，实践检验真理的归宿点，是落在了如何重新认识人，尊重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因素上的。比如，原先视为改造对象的“臭老九”，洗击泼在身上的污垢，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原先被封建“血统论”的重轭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如今卸下重负，挺直腰杆了；原先的“白专典型”，如今的栋梁之材；原先现代迷信下的芸芸众生，如今焕发出心灵之美；原先的小青年，如今的企业家。凡此种种，都在打破多年来对人的认识的绝对化和形而上学，恢复着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各种各样的人，丰富生动的思想感情，再也不是被纳入到一个刻板的公式里了。过去，我们只允许一种感情，一种调子、一个模式的人物存在。现在，各种性格，感情的人，带着浓厚的时代感，一齐拥入报告文学的领域。前些年的《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等，对于开拓报告文学“人”的领域起了带头作用，随后，一个新的对人的认识和表现的时期开始了。
《虚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之所以受到广泛好评，并不在于它写了一位精明的小厂长如何扭亏增盈，如何成为新一代的企业家。作品的后一部分恰恰是比较薄弱的。按照列宁的说法，事物的本质是分层次，即“不甚深刻的本质”与“深刻的本质”的区别。这里属于“深刻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对“小字辈”在今天社会中的作用的认识。一场大火，把“化工一厂”化为废墟，原先的书记、厂长均不幸殉难，人心惶惶，创巨痛深。周大江这个青年，正是在此危难之际受命为“厂长”的。他起初自卑地说，“我太年青”。十年浩劫，把人缩小了，年轻的更加自卑。可事实呢，这个瘦瘦的、眼睛高度近视的小青年，一旦挑起重担，调动了与他同龄或更年轻的“小字辈”们，竟把工厂治理得年年有余，蒸蒸日上。在他们身上，潜藏多大的热能。作者看到，在物质和精神的废墟上，站起来的不应是一个周大江，而是千千万万个有为青年。作者写道：“一瞬间，觉得他不是坐在藤椅上，而是站在古老的木船上，正接过父兄的桨板，在激流中划行、搏战……”“一把火烧出个小厂长，我们能不能不用采用‘火’的办法，让那些血气方刚的黄河儿女尽早站到时代的前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首关于年轻人的赞歌。
写人，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为的通过人去撞击现实。报告文学的写人，应该与小说、戏剧、电影的写人有极大区别。区别何在？我以为，报告文学不必去塑造完整的人物，更没有必要去创造什么“典型性格”，它的写入应首先服务于时代感极强的主题。多数情况下，它只消截取人物最高时代精神的真实片断就够了。作者的职责，只是发现和艺术地描绘人物本身所包含的某种典型的思想成分，而不是去完善人物的典型性。“报告文学小说化”理论的偏颇，恰在于忘记了报告文学自身的职责，旁骛别求，硬要给自己规定不能胜任的任务，这除了损害它的真实性原则外，还可能导致报告文学的“自我丧失”。
《还是那双眼睛》、《共产党人》、《“蓝军司令”》等，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人物的某些生活片断，把烙印着时代印记的灵魂的某个侧面突现于读者之前，让人们去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还是那双眼睛》写老革命家王震，这在神化个人的时期是很难出现的。作品集中刻划王震将军性格和情怀的另一个方面，即对识分子的珍视、信任、保护、重用。穿过历史的雾障，王震将军当年那些曾被视为大胆的、越轨的举动，在今天，就象是他“那双看得很远的好眼光”一样，闪动着特异的神采。这双眼睛使我们明白了，党对知识分子倚重的原因；明白了四化建设如果抛开知识分子，只能成为泡影的道理。《共产党人》中的上海海关关长张超，“象一个老门卫似地牢牢把住海关大门，谁也别想越过他那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猎人一样的眼睛”，这固然是克尽职守、坚持原则的表现，可是，仅仅表现这一点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只有当我们看到，张超不是在战争年月，也不是在解放初期，而是在“一张名片可以打倒多少人，老实人却得经常承受道德的重负”的今天特有的历史条件下，来艰难地卫护法纪的时候，才深感到，他维护的其实是今天的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蓝军司令”》里的王聚生，性格执拗得有点近“冥顽不化”，军训中让他扮演敌军指挥官，他总不肯轻易“投降”，好象在为演习故意出难题。“他不愿给那些毫无军人气质的年轻士兵去做俘虏，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充当一块豆腐--去证明对方宝刀的锋利”。他严肃思考的是，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是多么可贵的觉悟！有了它。我们才会有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军威。
报告文学能不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复杂的感情活动？这曾经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最忌讳的是，作者漫无节制地发挥想象，把自己对人物心理活动的主观臆测和分析揣摩，拿来替代人物自己真实的心理活动；把作者希望于人物的东西，强加给人物。这里的界限似乎难以划分。《一片叶子》、《桔》、《审丑者》、《大洋的此岸和彼岸》、《爱的暖流》、《海河边的一间小屋》等，较成功地掌握了分寸，既揭示人物的丰富感情，又切合人物的心理真实，这又使得报告文学在真实的基础上增强了艺术力量。《一片叶子》感人甚深。推土机手马卫国，为了一片夹在书中的枯叶而沦为罪人。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的命运，何尝不是曾经象一片在寒风中抖动的叶子？多少次，他想过死，想离婚，剃光了头，象赎“原罪”般地活着。可是，他从来也不曾懈怠，坚韧地完善自己，驾驶着铁马，把最脏最累的活留给自己，连生死也置之度外。他受罪的时候干活象主人：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人后干活更象主人。葛洲坝的大坝合拢，他是立了功的，他不是被人抛向空中或者被鲜花簇拥，而是“从23点回到家、他只喝了两口鸡汤，咽不下一粒米，一声不出地坐着，坐着”。这真是一个怪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心活动？作者一点也不用主观随意性的心理分析，而是用了一系列饱蘸感情的动作，让我们看到，这个长期受压，多少有点变形了的劳动英雄，始终怀着崇高的责任感的精神境界。作者写人的武器不神秘，只是事实与真情。作者无意于创造典型性格，但马卫国的形象却达到了许多小说没有达到的个性化的程度。《审丑者》格式独特，笔墨因人而异。所写的对象是个青年漫画家，又是哲学系的学生，作者便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结合漫画，让人物自白，抵达了人物的内心。周中华这样的青年，是被“恶”的作用催得早熟的一代，眼界开阔，大有希望。作品包含着一种对人的新的认识，一种把人提高，去追求更高价值的力量。《桔》中的桔科分类学专家曾勉，狷介的个性近乎怪癖，作者全凭通过细节，让这位老专家从“怪”中走出，把他炽热的事业心浮于纸上。没有对人物的深刻理解，是难达这种境界的。作品并不限于提出问题：迟至今日，政策还不能落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应该充分地理解甚至谅解，那些性格虽怪癖，却忠于人民和自己的专业的知识分子。写人物丰富的感情活动，并不是不可能。自然不是靠想象来弥补，而只能靠深入调查，促膝倾谈，直至与人物同悲共喜，“进入角色”。
三、向纵深开拓
夏衍同志在《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中说：“报告文学并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先进人物或先进单位，而要高瞻远瞩，在更为广阔的背景前面，向事物的纵深开拓，去掌握、去反映生活进程中本质的东西”。这里所谓的“向事物的纵深开拓”，是道出了提高报告文学水平，追求作品的深度和容量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在小说界有不少作家提倡主题的多义性，或者叫做多主题的小说。他们有憾于过去时常把丰腴饱满的生活纳入到一个突出的主题的规范之中，而丧失了天然之态，便希图改弦更张，寻求扩充容量，更加“生活化”的途径。这种艺术追求是应该重视的。事实上，报告文学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先天条件，它与实际生活的血缘关系更加切近。毛泽东同志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虽然同属一个“源泉”，报告文学比小说“汲取”的过程要来得更加直接、更加“自然形态”化，也就有可能“汲取”到更多虽然粗糙，却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报告文学也正靠这一特长产生魅力，吸引读者的。可惜的是，不少报告文学“仅仅着眼于某一个先进人物或先进单位”，象砍断了树木的须根一样，割断了“自然形态”生活本身的盘根错节的内部联系，既不能“高瞻远瞩”，又未能“向纵深开拓”，便使作品停留在事件和人物的表象和表面价值上了。相反，如果善于对“自然形态”的生活进行纵深开掘的话，作品又会象一株枝叶扶疏的常青之树。“生活化”并不是生活的表相化，艺术概括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我们所说的“生活化”，是掌握了生活的内在联系又还生活以丰腴的本来面目的过程。
《中国姑娘》在向纵深的开拓上，是相当出色的。关于中国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事迹，如果孤立地看待它，看不到它与整个社会潮流，社会生活实际上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充其量只能写成一篇生动的体育报道。作者看到了一张“网”--由人物和事件织就的、并与整体生活交绸在一起的“网”。于是，作者虽然为作品立了“主脑”，要写出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的精神；为作品立了主线，写出中国女排奋进的过程，但这没有妨碍他向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扩展和开掘，寻求着排球与时代，胜负与民心，拚搏与四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品里不只是球艺与意志的竞赛，不只是为振兴中华而拚搏的精神，而是包括着大量“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包含着关于祖国、人民、事业、道德、友谊、爱情、毅力、品格、理想、民族自信心等多方面的内容。与其说作者在写打球，不如说在写人生。这些丰富内容都不是作者平添上去的油彩，而是“自然形态的生活”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被作者开掘到了而已。阙永伍的坎坷遭际，似乎是一代名将的悲哀。她把青春和爱情一起牺牲了，这牺牲难道没有代价？曲培兰救起五百个球后，艰难地爬了起来，围观者无不落泪。这是伤心的泪，还是感奋的泪？曹慧英险些被在农村的父母“裹足”，外国人曾到我国运动员驻地来看“东亚病夫”的“三寸金莲”，这两件事意味着什么？当中国姑娘全力拚搏只落得挥动黄手绢的时候，唱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的时候，难道仅仅是输了球的屈辱之感吗？这里难道没有伟大的崇高的感情在奔涌吗？“她们一代一代追求的，是祖国母亲的伟大前程啊！”由于这篇作品，运动和比赛的过程退居其次，作者全力挖掘精神财富，向纵深开拓，遂使体育的“橱窗”里，盛满了深厚活跃、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
有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力量的。这种思想，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摘取到的某个流行概念，而是作者在生活矿藏中不懈地挖掘出来的真知灼见，是饱含生活汁液的新鲜哲理和思想。向纵深开拓，是包含着开掘这种思想的。有了它，才可能烛照素材，使之刮垢磨光，现出本色的光泽，这就需要作者具有一种“矿工精神”才行。《中国姑娘》得力于此，《癌症≠死亡》、《播鲁迅精神之火》、《继母》等，同样得力于此。《播鲁迅精神之火》也写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写了一种拚搏，也写了攀登。“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两句诗用束形容一群为新版《鲁迅全集》呕心沥血的编辑，也许最恰当不过。冯雪峰伏案而逝，包子衍深夜叩门，朱正风尘仆仆来京……；有的人为查一个人名篇名，“踏破铁鞋”；有的人母丧不奔，坚守岗位；有的人病骨支离，笔不停挥，这不正是“为人作嫁”的“无名英雄”的行为吗？其实，他们的精神境界要高得多。他们不是在为繁荣文学艺术的一般意义上，而是在“为了鲁老夫子”，为了把鲁迅精神的火炬接过来传递下去，为了把民族文化的瑰宝奉献给人民这个更高的意义上顽强工作着。由于挖到了这个“本质的东西”，才使这篇记述编辑生活的作品获得了富有时代感的思想力量。
四、形式：在嬗变中不断丰富
生气四溢，活力充沛的大变革的时代，使报告文学陷入了内容与形式的尖锐抗突之中。一般说来，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内容是活跃的，易变的；形式则相对比较稳定，不象内容的因素那样活跃多变。然而，在新的形势面前，报告文学这个原来就很年轻的，对新闻的依赖性很强的文学样式，受到内容的压力，失去了原来的平衡，不得不向其它艺术形式寻求支援，借用武器。于是，近几年来，小说、散文、诗歌、电影、政治评论、哲学等等，都向着报告文学这片领域渗透，使它在形式上发生了嬗变，出现大幅度革新。
首先，单纯的记实手法被打破了。读过范长江的《塞上行》和《中国的西北角》的读者记得，这两部引人入胜的力作，都是象当时绝大多数报告文学一样，以记事为主，其中社会调查和游记的成分很大。作者记录了足迹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多用史笔手法。作者往往以逼真地摹写真情实况为度，很少大段直抒胸臆，臧否人物，虽然也不时发一点感慨和微露讥谈。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作者处境及写作者的风格不可分的。应该说，这种写法在相当时期是颇具代替性的。现在的报告文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变化之一，是当前的报告文学出现了政论性、哲理性、抒情性的鲜明的特色。例如，在有些作家从五十年代的作品到今天的作品中，都可看到他把政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见解，恰当地溶入报告文学，不但能淋漓尽致地描绘事件过程，而且以政论的语调夹叙夹评，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引伸，挖掘，加强了作品的政论性。徐迟的报告文学熔政论、事件的诗情于一炉。《癌症≠死亡》、《继母》、《共产党人》等作品，又显示出哲理性和抒情性的倾向。《继母》把家庭伦理关系上升到哲理的高度，不时有精辟的哲理概括来深化主题，抉发平凡的生活中潜藏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因素，既不失去真实性，又使作品有一种幅射的力度。《共产党人》中属于事实的部分很少，大量的篇幅用来议论和抒情，仿佛作者围绕着一个闪光的器物，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表评论。作品里流动着的人物的思绪、回忆、愤慨和欢乐，都是依靠作者的评价来流传的。从八辆汽车事件开始，联想到“三反”运动，接着压力加大，又想到退休由退休又想到死，由死又想到生。应该说，这种写法是比较“危险”的，容易出现“反客为主”，作者代替人物，丧失真实性的“危险”。以上我们所说的政论性、哲理性、抒情性的艺术倾向，不是作者们的主观产物，而是我们这个激情奔涌的时代赋予报告文学的新特色。
变化之二，是由记事的相对集中向记人的相对集中的转化。这既是形式化了的内容问题，也是内容化了的形式问题。尽管我们一向主张，记事为主与记人为主，两者不可偏废，但仍不能不看到，写人物为主的作品的增多，是个时代性的现象，是社会生活驱使的结果。同时也应看到，报告文学其实也可以完全不着眼于写人的，《路的呼喊》就是一个例子。象《中国姑娘》、《播鲁迅精神之火》，又是记事与写人综合交叉的，值得提倡。
具体到写人上，手法多样，不拘一格。有些作者更多借用小说手法，通过几个有力的情节，较细致的肖像描写和心理描写，着意突出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征。如《希望在人间》的写黄宗汉；《桔》写曾勉；《爱的暖流》写杨朝艳等。有的更多采用叙事散文手法，撷取片断、瞬间，突现人物心灵，并借此大力抒情。比如《继母》，《还是那双眼睛》等。有的则借用电影蒙太奇，“意识流”小说的若干手法，侧重“自由联系”“跳跃组接”，如《共产党人》。还有的把“日记体”引入报告文学，或通过人物自述身世的手法，这样便于人物与读者直接进行感情交流。如《足球教练的婚姻》，《海河边的一间小屋》等。
变化之三，是艺术结构的多样化和叙述角度的多样化。长时期里，报告文学一般采用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和人物的方法，比较呆板。现在，作者们在遵守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大胆地“剪碎生活”，重新铸造，又不失其本来面貌。插叙、倒叙、横切、纵剖，使结构变得多采多姿。在叙述角度上，或以意贯之，或以事贯之，或自述，或“札记”，或以比喻起兴，或以推理演进，不一面足。关于报告文学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的革新，是需要专文深入研究的。
进入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就近一、二年的情况看，在文学界它走在了最前列！这个估价也许不为有些人所承认。可是，只要看一看它直接从生活中汲取了那么活跃充实的生命力，再看一看在小说界相当一批作品所患的“生活贫血症”，答案就很清楚。也有同志指出，近一、二年的报告文学，也还存在着某种回避尖锐矛盾的情形，这是应该注意克服的。“条条道路通罗马”，通向真实性的道路也何止千条万条。让我们的报告文学，从真实出发，以更强大的艺术表现力，以更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描绘出变革时代的宏伟图画来。
一九八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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