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在读完陈建功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鬈毛》的顷刻，我想到曾经流传遐迩的如上的诗句。不错，北岛、顾城、梁小斌等人诗歌里的主人公要比我即将加以评述的“鬈毛”的年龄大好多，“鬈毛”只能是他们的弟弟，但是，作为同是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发生剧烈动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的青年，他们的精神特征无疑具有连结性，就精神的递嬗和亲缘关系来看，我们还应该提到《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等小说中姿态各异的男女。然而，此刻我却格外赏识眼前这个头发“自来卷”的，嘴角上永远挂着嘲讽的年轻人。我至今也想象不出，陈建功在什么样的灵感和契机的触动下在茫茫人海里发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并且能够如此绝妙地显现出他的变化无常的感觉、情绪、好恶、心理，以至他灵魂的隐私。就个人来说，“鬈毛”是极特别的；就其精神状态来说，他堪称为某一类青年的代表。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深刻的话，所以我极信，倘若千百年后，我们的肉体久已化为尘泥的某一天，有位未来的历史学家偶然翻到发黄变脆的《十月》杂志，翻到这篇《鬈毛》，他必会如获至宝，他将从“鬈毛”的奇特心态和绕系在“鬈毛”身上的文化形态、都市景观看到一页“活生生的历史”“鬈毛”的做报社总编的父亲也曾经愤愤地说：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病”！除了理解上的差异，应该承认总编的话是对的。我们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才能认清“鬈毛”其人；而清醒地把握“鬈毛”精神的历史文化特质，也才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运转的时代轨迹。

    可是，这个头发打卷的、名叫卢森的青年能够承担如此重要的使命吗？他有什么惊世骇俗，力挽狂澜的奇举吗？没有，完全没有。按照时髦的名词，他在小说中倒是无时无刻不流露着荒谬感、虚无感、厌烦感和不友好的态度，他的一颗年轻的心似乎永远无着落。这部小说一开始便确立了它那充满冷嘲的、惶惑和愤世的个人独白的基调，它是一部卢森的灵魂自白书。如果我们承认它的吸引力的话，那就是主人公的怨毒和幽默和恶谑的自嘲吸引了我们。在卢森的眼腈和感觉里，一切都是不协调的：摔坏了的自行车醉汉们的发出耗子似的尖叫；下班的人们象下雨前的蚂蚁出洞；等公共汽车的人们象兔子似的东窜西窜；个体户象“招蜻蜒”一样向顾客挥舞着衣物；那马路上谈情说爱、搔首弄姿的小妞儿，那颧骨上有不少壮疙瘩的、喜欢把黑夹子捂在裤档上前后摇晃的交通警察……全都在鬈毛的眼睛里变了形，涂上一层令人厌烦和不安的色彩，由此可必返照出这双眼睛后面的，是一个充满叛逆意识和忿忿不平的灵魂。他心中仿佛永远有一股发泄不尽的恶气，因而带着嘲弄和瞎笑看待一切东西：他心中又好象有了连他自己也不甚明确的欲望和追求，为了这不知怎样才能满足的欲求他又时时地刻薄地嘲笑自己。在很多时候“鬈毛”确有一种“局外人”与社会的牴牾情绪，“卡夫卡式”的流放感，就象他在某天清晨睡醒后的第一感觉：“躺在大马路边上的感觉”。在另一些时候，“鬈毛”又表现出类似黑色幽默的无可奈何和绝望的冷嘲，比如把自己叫做个体户的“店小二”，“盖儿爷”的“短工”，“不是东西的东西”等等，他偏偏发现八宝山附近写着“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招牌，他向交通警察承认的错误是：“我不该跟您梗那下脖子”之类。卢森在小说一开始就不无自豪地宣称：“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可是直到结尾他也没有找到他的“活法”究竟是什么。他认为父亲的“活法”用一句话概括：“没劲”，到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他目前的“活法”也同样是“没劲”。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为了弄到八十块钱在社会上转悠了几天的行状。

    我知道，当我们把“鬈毛”的行止作了如上描述之后，或者“鬈毛”的不良言动和心态被我们的某些批评者发现之后，一定会立即有人不假思索地严正指出：这是“多余人”！这是“嬉皮士”！这是“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这是“拉摩的侄儿”！不一而足。我并不反对“转借”某些文学史上的特定概念来透视当代文学现象，如果它们之间果真有一种精神上的遥感和联系，而这种“转借”又有助于问题的深化的话。可是目前某些滥用特定概念的现象，却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悲哀。就拿“多余人”来说，这个最早由赫尔岑提出，由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加以深刻阐发的命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的、阶级的、文化的现象，它专指十九世纪俄国贵族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典型，他们一般是聪明、正直、敏感，长于言辞的，但怎么也摆不脱了贵族阶级的立场，永远行动不起来，因而不是蜷缩在床上不起，就是坐在壁炉前慢慢咀嚼往事，甚至连爱我所爱的勇气都没有，他们患有不治之症，最终是与本阶级一起没落的“聪明的废物”。现在我们有些文章里不但把赫尔岑的发明权轻率地递夺了，还给一些正在成长中的、有弱点的青年扣上“多余人”的帽子，也把我们看成一病小起的“聪明的废物”啦，这岂不是莫大的冤枉吗？这岂不是典型的历史悲观主义？至于看到自些青年流露出某种玩世不恭的苗头和表象，就廉价地奉赠“嬉皮士”的桂冠，那就更无道理可言。难道我们已经贫乏到不能给中国大地上的精神现象起一个恰当名称的地步了吗？是的，问题的全部症绪在于小要忘记我们是在谈论中国，这具有独特地域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中国，尤其不该忘记我们谈论的是八十年代变革时代的中国的青年。一切滥用名称的错误都在于没有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都在于记住了“名称”（或得意于名称）而忘记了时代，这怎么可能指望作出深刻的、发人深省的剖视呢？象卢森这样的人，假若把他从特定的现实关系和文化背景剥离出来，加以抽象化，那我承认，上述的帽子差不多都能扣到他的头上；可一旦把他放回现实关系中考察，作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汇冲击下的一个奇异的产儿，则会发现他的身上以及绕系于他的纷纭扰攘、五光十色的种种世相，原来包孕着如此丰富的新的含义，是旧的教科书和哲学讲义无法包容的。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洞察今天正在沸涌中的民族心态和精神阵痛，要窥视今天中国的都市风景和人欲潮流，要了解今天中国的知识青年的某种心理状态，你不妨把“鬈毛”的灵魂冲突和“价值真空”作为一个视角吧。

    记得《理想的冲突》一书的作者宾克莱曾引用这么几句话：全看你在什么地点，全看你在什么时间，全看你感觉到什么，全看你感觉如何。今日为是，明日为非，法国之乐，英国之悲。抛开这几句话的相对主义实质不谈，就它强调伺时、伺地、何种感觉来说，对评论一部作品和一个形象倒不无启发。我们现在谈“鬈毛”这个人，就得首先尊重这个形象的事实。要问：象幽灵般时时纠缠和围拢着卢森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便是“我是谁”这么一个最简单又最复杂的问题。虽然作品并没确明白地说出这个问题，但卢森无时无刻不被它缠绕口他总想弄明白他的“身份”或“名分”是什么，但又似乎总是弄不明白。当然，在他的潜意识里是早就感觉到了的，但他却不敢爽快地、彻底地承认。他的全部愤怒和痛苦就在十他企图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而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份”的矛盾之中。那么，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在有的读者看来这好象不成为问题：他不就是个落榜的高中毕业生，一个待业青年，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吗？不，这些未免都太抽象化了。事实上，他不愿承认又无法回避的“身份”说穿了就是：“报社副总编的儿子”，或者冉加上他那头“鬈毛儿”。人们答理他、捧他、笑脸相迎，甚至有一回一个女孩子要求“接吻”，全都是因为这个“身份”。等到他不要这个“身份”，跑出去自己挣钱，结果是只确他那一头鬈毛儿还能派得上一点用场，这对他来说是多么恶毒的讽刺！是的，“总编的儿子”就是他的身份，就是他的社会地位，就是他的价值所在。这是一种具有多么严重的依附性的价值啊！可是直到今大，在我们的生活中还在这么估定一个人的价值呢！

    在发现自己价值的依附性的司悲和潜藏在社会深层的庸俗守旧、泯灭个性的可痛上，卢森的目光是有穿透力的。他以自己敏感的天性、紧张的思考，看到生活中把人向下拽的陈腐的奴性。他的语文老师“馄饨候”，是个善良、软弱而不清醒的人，他挨过卢森父亲文章的批判，但他每次见到卢森总不忘首先问候“你爸爸好吗”？完全是一副讨好的奴性的笑。他的同学“盏儿爷”，一个开办新式理发馆发了财的个体尸，向女朋友介绍卢森时引为自豪地说：“这就是我老跟你提的……他爸爸是报社的副总编，前天报上还登了他爸爸的名字哪！”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状态！卢森性格的历史积极性首先表现在，他看明白了，人们对他的热情、讨好、慷慨，人们注视着他的青眼，并不是直视着他的，而是越过了他的头顶，盯着他身后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这怎能不让他愤慨呢！然而，对于这个貌似顽世不恭的青年的“愤慨”的重大时代价值，并不是人人都能感到和加以理解的。比如，卢森的哥哥卢森及其妻子肖燕，就认为卢森是个傻瓜，在他们看来，“这年头靠老爷子赚钱的人多啦”，“中国还是老爷子们的天下，不把老爷子哄转了行吗？”甚至认为象卢森这样不驯服，中国要“亡国”的。他们规劝卢森应该接受现实，也就是接受这样一种屈辱的价直观。但是，卢森象个拒绝忏悔的异教徒似的，要坚持自己的“活法”。虽然他的所谓“活法”是那样虚渺，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反传统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他是个空虚的高尚者，消极的叛逆者。当然，他最终也还没有摆脱他的“身份”，有时他又很看重他的“身份”，一直处在自我矛盾中。作品首先写到与他“身份”相近的李微在去参加“菜市场音乐茶座”演出的上问他：“失身份，是吗？”他答道：“有点儿”。可见他还有接受自我“身份”的一面。不过，从他最后既没有成为父亲要求的传统方式的奴隶，也没有成为“倒儿爷”式的角色，更没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死皮赖脸的混蛋”来看，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不该是失望，而是希望，看见可以预料他真正找到自己的“活法”将是漫长的精神求索历程，但他毕竟以一种冷嘲的面目暗示着未来。

    是的，只有把卢森放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长河里，我们才能判断这一现象的独特价值。他发现了自己的实际“身份”和他企图摆脱这种“身份”的有限的反抗，其中包括着古老的中国正在经受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的巨大阵痛的意义。在我看来，小说《鬈毛》揭开了雾幔笼罩下的当今中国社会一种可怕的真实和无情的社会关系，那就是在一个法律上人人平等的社会里的观念上的不平等的严酷现实。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标志一个人价值的东西是权势和门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标志一个人价值的东西是金钱和财富；在真正成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标志一个人价值的东西应该是他的知识，才能和智慧的实现程度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那什要问，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标志价值的记号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目前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是各美其美，各是其是的。但是，谁能否认，在这传统文化和封建意识极为深固的国度里，人的自我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意识还有待于继续解放，人的自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而实际上人的价值目前很大程度上还捆绑和附着在权利、父辈、门第等等之上。这也就是“鬈毛”其人的苦恼之源。比起他的那一对期待他“子承父业”的双亲；比起他的俗气十足的兄嫂；比起讨好的笑着的“馄饨候”，比起那个钱包鼓鼓却流露着卑贱者的懦怯的“盖儿爷”，几乎比起小说中所有的角色，“鬈毛”不是清醒得多吗？在这个意义上，“鬈毛”是个觉醒者、叛逆者，是高于其他人物的。

    也许，我的这一评价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一个如此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不争气的角色，一个大学也考不上、无所事事的游民，怎么可能由他透出精神发展史的消息呢？他配吗？好象真理只能由气宇轩昂，威势赫赫或皓首穷经、学富五车的人来宣布似的。不，历史总喜欢给人开玩笑。“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的宝二爷恰恰在中世纪的暗夜呼出人文主义的气息；狂人偏能道破“吃人”的真相；疯子偏要吹熄“长明灯”，从一些似乎是顶没价值的弃客和畸零人、小人物身上的微妙变化来发现历史深层的变异朕兆，可说是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了。同样，站在我们面前的鬈毛也是不可轻视的。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超人的智慧，恐怕只能是因为在某些极为错综的主客现因素的作用下，他幸运地充当了历史派出的“使者”而已。所以。总是喜欢研究必然而轻视偶然，总是相信理性而忽视非理性，总是寻找规范而排斥脱轨言行，实际上是阻碍着我们通往认识时代和人自身的道路。为此我赞赏陈建功把注意力投向了人海里一个失去目标的“流浪者”。

    问题是，作为一个丧失目标的“流浪者”。卢森并不仅仅对自己的“身份”表示怀疑和摆脱，--如果仅止于此的话，充其量只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他的意义还在于同时对父辈指给他的那种“活法”表示了怀疑和摆脱，试图“成为我自己”，试图找到他自己独立的生存方式和价值标准。当然，他没有找到，因而他只是个缺乏价值标准的价值立法者。这表现在他与父亲、与兄长，与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价值对抗，也就是他作为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一面。自然最突出的还是“父与子”的冲突。有些读者已经发现了这部作品与赛林格的《麦田守望着》的相似之处。这一发现是很有道理的。“萨令格”（即赛林格）的小说涉及到那些不能够委身于成功和幸福等传统价值的人……他们识破了他们长辈的伪善，但自己没有找到任何他们能够对之委身的东西。虽则他们被相当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父母进进最好的学校而表面上很幸福，他们却习惯于对自己的各种动机进行过度的反省，而往往不能够在美国社会里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象考尔菲尔德一样不能容忍骗子，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成为骗子（《理想的冲突》47-48页）。这是宾克莱对《麦田守望者》的一段分析。如果光看这段分析，或者再对照卢森与菲尔德离家的情节，我们真的承认陈建功的小说与赛林格的小说是太相似了。可是，我们难道能够把卢森也归入所谓“不委身者”的“异化学生”的队伍之中吗？虽然同样是看穿了“父辈的虚伪”，同样是“进行过度的反省”，同样是“不能容忍骗子”，难道鬈毛与考尔菲尔德是同一种类型的青年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只有从变革的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才能确定卢森的性质。他的无聊、厌烦、“价值真空”是个暂时现象，他的“反传统”有中国化的特定内容，随着社会向现代化的发展，他的“价值真空”状态必然随之消失。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卢森的叛逆意识是从家庭内部爆发出来的。这一点与我们民族心态的衍变关系密切。表面上看，他是不能容忍父亲对他的轻蔑的“恩赐”“好象他嘱咐的不是我，而是他裤档里的那个玩意儿”，还有他的不断受到父亲嘲讽的头发式样。其实，他是不接受父亲要他遵循的传统的生活模式和作人模式，他已从父亲的种种口是心非的虚伪造作中，窥破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没劲”。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品德叫做“容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源于儒家精神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血缘纽带，家族门阀几乎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父母负有依靠自己的权势安排儿女前程的使命；儿女受到父母护持和接受遗产又是天经地义，这一观念在今天也没有多少改变。虽然人们一面在抑制“血统论”和“株连”，另一面则是，连反映改革的《新星》也还不能不安排李向南有个北京作官的父亲，加上顾小莉父亲的支持等等。从卢森父亲为他谋到电视台的工作，从周围的人希望他“子承父业”来看，卢森也无时不处在这种传统的重压下。但是，他不但表示不做“幸福家庭”的“幸福儿子”，而且抖落了父亲的种种隐私：如何摸女记者的小手啦，如何一面写文章教训人一面计较稿费和讲课费开的低啦，如何研究部长的“表情”向上爬啦，等等。总之，由他勾画出了一个伪善的父亲和与之相连的“没劲”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倒觉得有必要为卢森的父亲做一点辩护。他并不是个品德恶劣的坏人，而是作为背负因袭重担的一代人中的一个，他们的个性长期得不到伸展，蜷缩在封闭的小生产意识的牢笼里；他们的成绩和贡献是无可否认的，但从精神上看无疑粘连在传统文化的躯体上。从根本上说，他的虚伪乃是传统文化本身违背人性的虚伪，所谓言与行的矛盾，人格理想与人格实际的距离。所以，卢森的言行只有在反对传统文化的虚伪上才有其积极意义。《两代风流》里有个高干子弟耿爱国，他也瞧不起自己的父亲，但那只是一种政治品质上的判断和批判；《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里的安然，也曾大声叫喊瞧不起庸俗的母亲，她呼唤着真诚。应该说她与“鬈毛”更接近，但她的反抗是直觉的、是包裹着青春热情的肤浅的扬弃；而卢森就不同了，在他的冷眼里，不自觉地带有企图挣脱血缘宗法纽带，羡慕现代生活方式和个性自由的倾向，因而跨出了更艰难、更重要的一步。不管卢森的弱点多么多，我仍然认为，他所发出的冷嘲之声还是属于中国青年反抗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的声音，这声音曾经绵延不绝；他所踏出的盲目脚步还是通向人的解放的漫长路上的脚步，这路上曾经前仆后继。

    写到这里，我想一定有人会提出质疑：照你这样分析，鬈毛儿岂不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驱了吗？其实，我已经说过他只能算个心灵空虚的高尚者，行为消极的叛逆者。高尔基在谈到批判现实主义时说过，这种资产阶级的“浪子”文学，由于对现实抱批判态度，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它并不肯定什么。还说过如下有趣的话：“这些人可以叫做资产阶级的浪子，正象宗教性传说的主人公一样，他们从父亲的束缚下，从教条和传统的压迫下逃了出来，可是为了这些叛徒的名誉起见，必须声明一句：其中少数人已经回到本阶级的怀抱里吃烤牛犊肉了。”（高尔基：《论文学》335页）这段话其实是可以移赠给“鬈毛”的，如果不做机械理解的话。“鬈毛”也可说是个“浪子”，他好象是为了揭穿一切伪装才来到世界上的。他从家里逃出来到了喧嚣的社会，才完全暴露了他的脆弱和无能，也可以说他也揭穿了自己的伪装。从他嘲笑都都的“事业”来看（瞧兔崽子好德行！好象考上个破大学再加上那个二等奖，也真成了什么“事业”了，丫挺的就成了有一万个美人儿追着跑的英雄似的），他仿佛有极伟大的报负，可是一遇到脑满肠肥、趾高气扬的饭铺老板、遇到摩托车交易市场上的神气活现的车主，甚至“音乐茶座”上的愚昧而有钱的个体户们，他几乎丧失了可以与之较量的精神武器和价值尺度，只能据守着他那缺乏自我价值的“身份”。他原打算“蹭车”（不买票），在售票员的注视下却又忽然变得规规矩矩地买了票并改口说声“谢谢”；为了不致在大吃大喝的个体户面前丢脸，他克制地抿着那杯少得可怜的桔子水；“盖儿爷”对他来到下层人集聚的“地界”（茶座）表示诧异，他听了心理舒服。在这种时候，他不得不同时嘲笑自己，他不得不难为情地承认，他其宴已经沦为“盖儿爷”的“短工”和“小厮”了，最终也没有选出传统生活方式的网罗。如果说，在家庭内部“爷与子”的冲突中他象个勇士，那么在各种价值观和各种“活法”较量的生气四溢的大都市里，他就象个懦夫了。知识、职位与金钱、财富的分离，也许是当今社会的一种奇观。做买卖的“倒儿爷”可能是愚昧的，但他可以占有大量财富；有权看内部电影，出入人民大会堂的知识者及其子弟，却有可能囊中羞涩，用几个臭大葱包子充饥。“鬈毛”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要他去干“低贱”的活儿：他干不了；要他违背良知“吃老爷子”，他骄傲的心又无法承受。于是，他只能在物质与精神的断层里苦闷傍徨，在“高贵”与“卑贱”的中间地带徘徊盘桓。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卢森走上街头以后的描写，那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当代都市景观，是这部小说最精彩、最有生气的章节，它在某种意义上，为即将兴起的“城市文学”开拓了道路，我所指的主要还不是作者善于绘状都市风貌的多姿多彩的笔，而是渗透其中的当代城市意识，对都市文化心态的当代性观照。固然那交响着吆喝声、讨价声、骂街声的活生生的都市之声从纸面呼之欲出，更让人赞叹的是，作者把各种“活法”及其民族根基活脱脱挪到纸上。即使每天跑“摩托车市”的人看了小说也得承认是一种奇景，这里“成了老爷们儿抖威风的地方啦”，“哪里是买车，是比赛谁的车棒，比赛车后面驮的那个妞儿哪！”这里看热闹的和买卖车的全有各自的“活法儿”。那个无聊到了悲哀地步的看客，沉重地“活吧”两个字真有无穷魅力和苍凉韵味。在“抽彩票大会”和“老剃头房”里，我们民族的狭隘、嫉妒、起哄、自欺欺人的“国民劣根性”得到了怎样刻骨的表现啊！作者的功力在于不但绘出表象而且挖出表象之下的心理底蕴。鬈毛就是在这种文化心态大交汇、大展览、大碰撞中，悲哀地发现了哪里都没有自己的座位，哪里都没有自己灵魂的栖息地。

    但这毕竟是一个宝贵的“发现”。“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醒悟却总比沉睡要好，何况，并非无路可循，路就在社会实践中，“鬈毛”对旧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已感厌烦，对“新”的各种掺杂着愚昧、交混着土气和俗气的“活法”也不感兴趣，那么他到底要走向何处？他把老剃头匠制造的、为他父亲所赞赏的发式给“胡噜”了，表示了他不合作的决心，但那头发下的脑袋里毕竟只装着盲目的冲动。“云空未必空”，冲动可能转化为希望，希望就在社会实践中逐渐诞生，我们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充满希望和朝气的时代早晚会充实“鬈毛”的脑袋的。盲从比惶惑更可怕，在文化和价值更替的时期出现短暂的价值悬空并不是倒退。如果说“鬈毛”的自我价值显得虚渺空洞，那是它暂时与社会价值脱了节，当自己价值与社会价值如影随形的时候，“鬈毛”那种“睡在大马路边上的感觉”就该结束了。

    小说《鬈毛》对我来说并不是没有遗憾。假若作者不是采用现有的严谨的闭合式结构，而是改为开放型的放射似的结构，“鬈毛”介入的社会面更复杂错综的话，它的涵盖力将会惊人的宏阔；假若“鬈毛”的灵魂里注入更浓厚的社会历史颜料的话，这一形象的辐射力还要加倍的强烈。不过，就是这副怪诞的侧面象--其精神实质也代表着当代青年基本精神的一个侧面，和汇聚在这副尊容周围的奇形怪状，沸沸扬扬和世相百态，也足以让读者长久地记住了。

    1986年6月写于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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