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年就完全没有作品着重写中学生的吗？有还是有的。比如《班主任》写谢惠敏，《伤痕》写王晓华，《枫》写卢丹枫等等。这些作品，除了表现的多是剧烈动荡的非常时期的生活这个特点之外，我总感到，在写中学生的时候，更多地是表现了他们身上的社会政治因素，或者说，力图通过他们去映现一种社会政治气氛。至于对他们自身的生理特征、行为特征、心理特征，对他们的丰富的感情世界，则描写得比较粗疏。这当然是特定时期的生活所决定的。然而，假如今天仍旧单用政治色彩很浓的笔墨，来写新时期的中学生，我以为就非常不够了。遗憾的是，现在的不少作者，仍然只用政治化的眼光来权衡题材的价值。在某些作者的眼里（虽然他们自己也经历过青春期），这些挎着书包匆匆上学的“孩子们”，有什么好写的？即使烦恼，也是微小的；即使欢乐，也是幼稚的“傻笑”。在复习功课，应付考试、评比“三好生”之类的小事情上，能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呢？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很少看到今天的中学生在热闹的文苑里露面；即使露面，也大多透明得象水晶玻璃一样，不是乐于“做好事”，就是跟着坏人学坏了，又很快地觉醒了。
可是，铁凝的《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下简称《红衬衫》）却以很大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我。它非常有艺术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不管是象安静这种属于“思考的一代”的老中学生，姑且称之为“中”青年；还是象安然这样天真未凿，情窦未开，连浩劫年月也记忆模糊了的“小”青年，她们都有一个五光十色的灵魂世界。这个世界是单纯与复杂的统一，是真诚与怀疑、坦荡与丰满的统一。她们并非没有头脑，她们对自我与现实的思考，由于还没有结束天真状态，就更加具有真理的因素。从安然和安静们的身上，不禁使我想起了马克思说过的话：“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14页）
从短篇《哦，香雪》到这篇《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可以看到，铁凝不仅在寻求表现生活的新角度，而且在寻求独特的创作个性。她在尽力的躲避着“思想说明性强”的倾向，而追求着形象的“生活化”的丰腴性，追求着把思想深深地沁透到生活和形象本身的途径。要从她的作品中摘出几句提纲契领的“主题说明，”往往要落空的。她只向读者提供形象和紧贴着形象的生活哲理，而不跳出来进行抽象概括。于是，在她的作品里弥漫着情绪；人物的情绪，生活的情绪。这其实是对的，文学的历史不就应该是时代生活的情绪的历史吗？《哦，香雪》写变革中的农村，没有冯么爸式的怒吼，也没有孙三老汉的戏剧性的卖驴。虽然那些作品自有其现实主义的深度，在那些作品面前，铁凝有她的短处，但也自有其创作个性。看吧，作者只是写了一个山区的姑娘，用一篮子鸡蛋“换”了一个她那么神往的神秘的铅笔盒，带磁铁的，“啪”的一声就可以关上。她怀着满足感，回到台儿沟的家。台儿沟果真变了，是在一分钟之内“变”的，是在香雪姑娘的心灵变化中“变”了的。感谢火车开进了这古老的山区，不仅把物质，更把希望、憧憬、幻想带给了香雪们。哦，我们从这一分钟里听到了生活流到的声音。与其说我们从中领会到了一个什么深刻的思想，不如说我们感染到了现实变革的情绪。这样的作品是有点接近“无标题音乐”的。到了《红衬衫》，这种个性得到了更充分的舒展。如果你要问：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涉及到了当前青少年的什么社会性问题？我实在回答不出。不过，我可以感受到，它很象是姐妹俩的那个正直迂腐的父亲的常遭冷落的油画：没有“说明性强”的人物，道具，没有夸张突出的象征动作，没有时尚的标题，有的只是“早春充满生机的果园，那鼓鼓的花苞缀满枝头，正默默地等待时机，只等大自然的一声令下，好象就会同时爆炸出颜色和芬芳”。《红衬衫》让我们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大自然的内在的蓄满了能量的生机和活力，正是这种具有强烈诱惑力的生活的节奏和旋律。曲折紧张的情节能扣击读者的心弦，触及重大的会问题会引起激昂的反响，曲尽悲欢离台能赢得一掬热泪。这些，《红衬衫》都没有。它只是象生活本身一样的平淡，象生活本身一样的艰难，象生活本身一样的严酷。简单点说，它不过是关于一个十六岁的女中学生，在自我与现实的矛盾中心灵波动的一页真实的记录。
这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呢？我们不断地倡导着，应该反映重大的社会矛盾，我们也在不断地反对着，那些回避生活矛盾的现象。我想，这永远是正确的。只是希望不要由此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似乎只有在每部作品里直接呈现变革时期的政治经济上的冲突，这才叫“社会矛盾”；似乎只有写了这种冲突，这才叫“重大”。事情决不是这样简单的。生活，比起我们通常所归纳的“社会矛盾”的条款，是要博大、广阔、丰富得多的。要不然，马克思也不会称赞歃德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了。在文学的领地里，如果离开了对人物自身的矛盾和人物在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矛盾心绪的深刻揭示，是无论如何谈不上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矛盾”的。有时候还会出现这样奇特的情形。比如，描写一个青年甚至一个小孩子在现实气压下心灵颤栗的作品，由于他把潜藏在生话深层难以言表的内在矛盾挖掘和渲染出来了，而成为公认的世界名著，成了那个时代情绪的一面镜子。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不是个别的。
然而，在《红村衫》里，生活是否有点过于平淡了？“平易市”，就象这个名字一样，是个几乎没有叫人耸动的小东西的城市；安然的家庭，“二老”虽不时争吵，却大体不失其和谐；学校里虽然发生了“不尊重老师”和穿“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的事件，编辑部里虽然有发表了“甩膀子”诗的遗憾，可它们都影响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秩序。这里的一切，仿佛按照生活固有的节奏和旋律运转着。但透过表层我们却看到这里的每一个灵魂，都投有片刻的安宁。有的人执此地追求着，有的人痛苦地反省着，有的人“冷静”到了近乎麻木，有的人愚昧到了俗气。这平静的生活内部，即蕴藏着痛苦和泪水，也蕴蓄着青春与活力；这里有高尚激情的燃烧，也有被现实烧成灰烬了的自私的“余热”；这里有一颗天真的心被污染了，这颗心又要以“爱的形式”去污染另一颗天真的心；这里不但在寻找着真诚，而且在寻找“人的价”值；这里不但在寻找道德品质的纯正和完美，而且流贯着无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
且看我们可爱的女主角安然，她本身就是矛盾，她是一个多么骚动不安的灵魂呵！“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然对美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渴望。生活在向她微笑，青春正朝她奔涌过来，她的身体在发育，她的年轻的胸脯正悄悄地膨张……难道她的代名词能是‘永远的夹克衫’吗？”当然不能。她是有点象男孩，爱和人辩论，爱大声说笑，爱放鞭炮，爱……穿着“夹克衫”趁不备吹一，二声口哨。可她更象女孩，偷偷地照镜子，为了别人说她“象男孩子”而伤心掉泪，她说她喜欢“佐罗”的下巴，接着就羞红了脸。她还没有脱尽儿童的顽皮，走在大街上用“膨香酥拐棍”东敲西打，会编“假正经”之歌，会给人起只有她自得其乐的绰号。可她又竭力希望享受到“成人感”，她要请她的同学在家里吃饭，那理由是：“你们的同事可以，我的同学为什么不能？”她直爽坦率得不留情面、“不近人情”，当众纠正老师念错的字，在作文里批评班长的虚伪。她还“不懂得什么叫掩饰”。可是她又自尊自重得出奇，母亲不负责任地说她“专找男生玩”，使她蒙受了屈辱，她竟泪水夺眶而出，大声喊道：“妈妈，我看不起你！”一个列车员当着男生的面说了句略带侮辱的话，事后“两大滴眼泪从她眼睛里滚落下来”。她的心灵既是开放的，希望得到别人的了解和温暖；又是闭锁的，只在日记里倾诉着苦恼和志向。她崇尚真诚，厌恶虚伪；她强烈地渴望发展自己的个性，可她从来也不忘记一个中学生所应承担的义务。她说“我要凭我自己”，我要“一辈子用自己的眼睛”看生活。她也确是这样做的：她从祝文娟的“玲静”中看到了虚伪，从米晓玲的俗气的背后发现了善良，从刘冬虎的“老实”里察觉出平庸。可是，现实又是怎样看待她，包括怎样看待她的那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呢？
站在我们面前的安然，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有血肉、有悲欢、有压抑不住的充沛活力的生命。她有她的“自我”。我们不能因为她还没有成年，就否认她精神世界相对的完整性和某种复杂性。她有自己对人生、对道德、对美的理解和标准。以往的一些儿童文学里，也有不少写到过中学生的，在那里，人物不是被政治化了，就是被道德化了，变成了传导某种政治概念和道德观念的媒介。象铁凝把一个中学生的心理的真实性写得这么充分的作品还不多见。这是与作者不仅注意到写出人物的品质与心地，而且注意到生理特征也在不可抗拒地影响着人物的性格形成，是分不开的。
但是，仅仅活灵活现地写出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女中学生的性格特征就够了吗？假如作品不能同时写出安然所追求的个性的具体含义，不能同时揭示出安然和安静姐妹俩，在自我与现实的矛盾中的苦恼、探索、反省、思考，不能揭示出这种矛盾所包含的具体的社会内容的话，那么她们性格的美就将是空洞无力的，这部作品也就确实没有多大的社会价值了。《红村衫》作者的聪明之处，在于她把她的几个主要人物，大胆地推进了生活巨流的节奏和旋律中间，让她们经受着精神上的挣扎、拼搏、解脱，让她们向着真善美的理想的岸划行。
社会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而人又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社会。被社会“塑造”出来的上一辈人，又会以他们的善恶标准和道德观念再去“塑造”下一代人。安然是一棵幼苗，她正面临着“塑造”的考验。应该看到，多少年来在我们的生活中，由左的思想、传统的陈腐观念、带着封建色彩的习惯势力等等，组成了一股“合力”，形成了一种不易改变的、刻板的模式。健康优美的个性，丰富生动的感情，常常被这种“模式”吞没了。就范于这种“模式”的人，往往会落得“丧失自我”的后果。姐妹俩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她也有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她当年也曾在照片后面写下一首文理不通却热情洋溢的诗。可是多少年她“跟着喊”，“举着红旗喊，举着刷子喊，举着语录喊”。除了一身浆糊和一个可怜的“红外围”袖章，就是失去了自己。她们的父亲属于不肯就范的人，他一直被失意和冷落缠绕着。他独立不羁的气质和艺术家的美感，对“塑造”姐妹俩的心灵起过良好的熏陶作用。即使是他这样的人，也留下某些深深的旧意识的烙印。他用“复杂”这个吓人的字眼压抑过大女儿的个性成长，他条件反射式地反对大女儿嫁给一个结过婚的人。这个刻板的“模式”，曾经极大地压抑了我们民族精神的蓬勃发展。
“个性”这个名词曾经象瘟疫一样可怕，好象它就必然意味着个人的绝对自由放任似的。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和歪曲。没有充分发展的健康个性，怎么会有整个民族生机勃勃的共性呢？安静和她的同学韦婉，属于同一个年龄层次的青年。但是，由于素质、教养、具体经历的不同，在共同的社会“塑造”下，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她们脱下了中学生的制服，红卫兵的“军服”，从街头到了农村，再从农村回到城市，跨进社会。她们的青春期是在狂热、混乱、高压下渡过的。这就增加了他们适应环境的某种复杂性格。安静坦率地说，“时代把我们这一代造就得比父辈要世故”。她苦恼，“生活逼着你在不想笑的时候也要笑，不想哭的时候也要哭，不认为好的时候也说好”。她悲哀地感到，“我的心常常分裂成两半，两半心常常发生激烈的辩论”。这种苦脑和悲哀说明，她的诚实的禀性和正义感并没有丧失。可悲的是，她明明知道韦婉的糟糕的诗不能发表，却又不得不欺骗自己去发表它。她是在通过牺牲“自我”，适应环境的办法去暗中“爱护”自己的妹妹的。这种善良的动机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太沉重了，她成了一个清醒的受害者，这才是深刻的自我与现实的矛盾。当然，安静毕竟在对这种矛盾的自省中，在她的“保护”对象安然的蔑视中，重新找回了自己。可是，韦婉--安然的班主任，却被社会完全“塑造”成了另一种人。她很象谢惠敏，却没有谢惠敏对左的一套深信不疑的真诚。她只是利用左的情绪，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已。她从左的“模式”里钻出来，又想把她的学生的一举一动，纳入到“模式”中去。如果说谢惠敏的反对穿花衣服是出于轻信的真诚，她的反对“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则是一种虚伪的坚定。这个深受精神毒害的青年，又在无形地“塑造”着、同时又是污染着比她更年轻的一代。
但是，让安然这一代接受社会和家庭中旧的一套模式的“塑造”不是那么容易了。安然的个性是健康的、优美的、充满了自信的，是向着祖国母亲微笑着的赤子之心。她的青春期正处于我们这个蓬勃向上、转机纷呈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安然的个性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性，是与今天的生活节奏和旋律非常协调的个性。尽管那种刻板的“模式”并投有完全解体，它们象散播在空气里的灰尘一样，还在寻找机会污染纯真的心灵，从家庭到学校，使安然都感到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有的以莫须有的“罪名”出现，有的以“爱护”的名义出现。尽管“冷静得可怕”的祝文娟，受到沾染，不知不党中学会了虚假，变得象韦婉的影子一样。可是，我们的安然毕竟有了新时代的支撑，污染她巳不那么容易了。她用幼稚的眼睛看破了生活中的荒谬和畸形，就坚决地维护着自己的真诚。她对“甩膀子”诗的发表和编发达首诗的姐蛆（即使是最亲密的姐姐），也投去蔑视的眼光。没有评上“三好生”她并不气馁，而是清醒地估计自己，无情地解剖自己，充分地肯定自己。她还很幼稚，但这种幼稚中包含着真理。希望是在她这一面的，她会是新生活的胜利者。既然我们为新时期的斗争生活中涌现了一批批闯将、新人、改革家而振奋，难道不应该为今天的生活中诞生了安然这样的新型青年而祝福吗？她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如果说，作者也在提出“社会问题”的话，那就是：让我们珍视安然们的可贵的个性，可贵的品格，可贵的真诚；让我们正视并势力清除生活中的旧意识的尘埃，让我们尊重并理解安然们的个性，让安然们更加自由地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铁凝自己的创作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标志着她的创作个性的更加清晰的展露，标志着她找到了自己。它是比《夜路》集中的作品，也比《哦，香雪》更成熟一些。这成熟主要表现在对生活和人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化。她依然保持着清新、流畅、亲切、自然的文风，现在又更多地夹杂了幽默，使作品更加耐读了。在这篇作品里，确实体现了“风格即人”的道理。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铁凝其人的气质、禀赋、性格、情趣，感到她好象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是安然，还是安静？也许都不是，而是能够理解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心灵活动的“导演”，她只隐藏在幕后。
一九八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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