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文学在时间中的命运又将如何？
就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事业之所以悲壮，就在于他永远企图与时间抗衡、搏斗，企图让时间的戳记永远鲜亮如初，让他的作品在时间的颠簸中永不沉没。只有极少的人够着了那根永恒的缆索，绝大多数的作者和文学现象，都逐渐被时间消解了。正因为如此，勃兰兑斯在淡到法国浪漫派时曾写过“被忽视和被遗忘的人们”的专章，无比感慨地写道：“文学事业的情况是：几百个参加竞争的人们，只有两三名达到了目的，其余的人都精疲力尽地沿途倒下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册419页）。事实上，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作为单个人的作家的情况如此，作为某个特定时期的创作模式、价值取向的情况又何尝不如此？仅就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从四十年代来到八十年代末四十余年间，创作潮流和审美风尚的变迁何等急遽，某些时期的文学形态已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了。那么，失去的是否就永远失去了呢？它们还有没有延续生命，起死回生，重返青春的可能呢？它们还有没有“再度发言”的机会呢？别林斯基说过这样至今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话：“这些现象不会在死神遇见它们的地方停滞不前，却会在社会意识中继续发展。每个时代都对这些现象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每个时代对它们的理解是如何正确，但总是让它以后的时代说出新的和更正确的见解，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不会把一切见解说完。”（见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262页）这里他所说的“现象”不是泛指历史生活现象，而是在谈论创作现象，或者说，创作中的精神现象和题材现象。当然，他所说的“现象”是有特定含义和特定条件的，不是所有过时的文学现象都具有这种再生潜力的，这一区别我们将在后面谈到。总之是，某些文学现象、文学形态确实存在着“复活”的可能。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位新起青年作家苗长水的创作。我以为，他的创作是当前文学中的一个奇迹，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他居然在对于当代读者已经普遍丧失吸引力的题材，人物和情节模式中，在一片旧的土壤上，营造出葱绿的、生机盎然的审美新地，发现了我们已非常熟悉且已失却兴趣的人物身上新的精神底蕴。这些作品的外观是那样地旧，但它们包含的情感又是那样地新鲜和温热。这些描写四十多年前旧事的作品，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似曾相识的，但在作家的笔下，不是使我们与之疏远了，而是亲近了，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回肠荡气，这难道还不奇妙吗？我们在这里谈论苗长水，其意义应不限于评价一个具体作者的得失，而是由此思考当代文学的生命存在形式中非常奇特的一种，并且还涉及到传统的创作、时空的处理，对民族灵魂的理解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值得作一番探讨的。
苗长水都写了一些什么呢？倘若从时代背景，人物类型，情节模式着眼，可以说，他简直把我们带回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文学氛围中了。有时我们会疑惑，这是否是一种陈旧的文学形态呢？他的作品使我们想起了一大批熟悉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回忆起了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风范。我们看，在他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房之子》《犁越芳冢》《非凡的大姨》《灼烈的光焰》等中篇小说里，时空是集中的：写沂蒙山区，写汶河两岸，写“反扫荡”，写盂良岗战役前后，写土改，写抗美援朝；人物也是熟悉的：支前的民伕，掩护伤病员的老乡，妇救会长，农会干部，还乡团头目，识字班姑娘，八路军官兵，染房世家的儿女等等；更重要的是，故事框架和情节结构竞与五十年代的很多作品颇为相似：抢救，掩护，支前，架“人桥”，斗还乡团，，没有一个故事情节超出了我们的阅读积累。这样的人物、场景、故事就不能不让人担忧，今天还有多少人会对它们发生兴趣呢？不要说类似题材的作品曾大量存在过，后来其模式逐渐凝固化，固置化了，已大倒读者的胃口，即就是从时空的隔膜来说、也很难调动今天读者的兴味了。然而，苗长水的尝试却是成功的，已经证明受到了欢迎，这就令人感到惊异。其中的奥秘何在呢？
我们说过，并不是所有过去了的文学题材都有审美的潜力可挖。那些短暂的，表面的，服从于一时一地政策需要的，一闪即逝且与当代精神无关连的东西，尽管曾发生过很好的宣传效力，在今天却只能成为寂寞的死海。但是，倘若有这样的作品，虽然它与过去的文学形态在题材选择、情节结构、人物类型上极为相似，只要它能够寻求到与当代社会的“精神连结”，能为当今的审美心理所接纳，又为当前的生活发展所需要，那它就能冲破旧壳，重获生机。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过时的题材形态中是否包含永远生存着和发展着的某种成份，是否能被新的思想和新的审美意识照亮。“每一个时代，在其获得新的思想时，也获得了新的眼光。这时，他就在旧的文学艺术中看到了许多新精神”。这是海涅的话，马克思曾表示赞同。（见《马克思与世界文学》）
就苗长水小说所写的时空、人物、故事来看，五十年代曾被大量作家反复写过，在《黎明的河边》《南征北战》《红嫂》《戎冠秀》《百合花》《苦菜花》《白雪的赞歌》（长诗）《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其中春妮的故事）等等作品中，我们看到许多与之相近的、熟悉的面影。上述作品的历史价值当然不容否定，它们的文学价值也成就不一地保留着。它们至今仍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光采章节。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时代环境的巨大变迁，这些作品受当时社会意识的制约，与我们当代的社会心理和精神价值已存在明显的隔阂。比如，“为政治服务”的总要求就渗透在其中每部作品的形象结构中，人物这种或那样行动无不受这个总磁力的吸摄。尽管“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不象有人批评得那样一无是处，它自有其在特定时期的进步意义，但毕竟，比起人的精神的广阔性来，这些作品大致停留在一个政治化的层面上，有的甚至停在政策化的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确有过时的一面。在今天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个追求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大丰富的时代，假若仍沿袭这样的写法，停留在当时的政治的命题上，就有刻舟求剑之虞，就很难打动人心了，但是，我们要说，这样的题材和人物，又是蕴藏着丰厚审美潜力的，与当代人存在着隐秘的、深刻的精神联系。如果说过去曾挖掘了这一面，那么现在还有另一面可挖；如果过去挖掘了表层矿床，那么现在还可挖掘更深的矿层。诚然，时代特征和社会条件已发生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急切的阶级的政治性意义淡化了（如夺取政权），但寻求民族精神强韧、温厚、博大潜力的意向却开始上升；残酷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但从民族历史中汲引伟大奉献精神的需要却加强了。对于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与铸造，必然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生活的主潮。既然在那个严酷的岁月由于阻抗力的强大，民族生命力高扬到一个惊人的度量，那么现代人怎不怀着深深的敬意，渴望回溯历史的河道，扪摸历史的心灵呢？一切取决于作者能否打通两个时代的精神连结和完成审视历史的焦点转移。
事实上，这里横亘着一个如何重新认识文学传统和创造性转化传统的问题，也即剔除什么，回避什么和挖掘什么，弘扬什么的问题。五十年代的文学，具体到上面例举的那几部作品，实际上体现着一种传统--尽管是距离我们很近的传统。它是相对定型化了的。这种传统的精神我们是熟悉的。它密切地为现实的政治、政策和阶级利益服务，它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品格。回荡在这些作品里的旋律是：讴歌革命英雄主义，抒发军民鱼水之情，阶级的现实利益高于一切，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政权问题行动着，当个人情感（如爱情）与革命纪律发生冲突时，总是服从革命的纪律，等等。回顾这样的文学传统和革命传统，我们至今感到它的宝贵，同时又因它在时间的流逝中的微妙变易而陷入沉思。应该说，恪守这样的传统未必不能产生动人的作品，例如电影《归心似箭》就属于这种恪守型的作品。但是，从整体上说，要适应今天的时代和读者，恪守传统又是没有前途的，必须发展、扬弃和转化传统。这里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能否从让人物服务于某个具体的政治目的转化为让历史场景的描写服务于对人的灵魂的发现；能否从直接的现实性品格转化为间接的普遍性品格；能否排除那些外在的、表面的、临时性的因素，发掘到那些人心中共有的，属于人性美，人格美，人情美的因素，一句话，能否从狭窄转化为广阔，从特定意义转化为普遍意蕴。并不是说，传统的精神已经过时了，而是说，不停顿在某个浅层的政治主题上，能将其转化为一股文化的、精神的氤氲，呈现在人物的周围；也不是说，可以抛开历史的具体性随心所欲，而是说，要回避和排除短期的、暂时性的因素，完成一种超越和转换--转化为民族性格和心理深度。为了适应现代人对于精神的发展和丰富的渴求，这样的转化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泛论传统的转化比较容易，真正在创作实践中推进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就非常困难。积久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尺度形成了一种惰力，不在几个方面冲决它，创新断难成功。我之所以看重苗长水的创作，有一种发现的喜悦和惊讶，并非他的作品已多么圆熟，而是因为他独力在旧基地上开辟新路，摸索到了一些强化小说的当代性的富于启示力的东西，不管他是否已达到理性的自觉。还是让我们继续进入他的作品的形象内部，看他怎样扬厉主体的铸造能力，怎样对传统题材进行改造的吧。
即使仅以苗长水几部小说的标题而论，已不难领悟到新的审美追求的消息。《冬天与夏天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意思。好象至今没有人留意过。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返回“神话”，回归“原型”的努力。所谓“原型”，是指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就如日月经天，四季循环一般。古希腊罗马神话由于隐括了人类基本的情感模式，便成为文学中不倦的母题，现代作家往往借此创造出他们的“现代神话”式的作品。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部描写战争年月里一个默默奉献的农民的作品，尽管他有如殉道者般静默而深沉，我们却很难说他源自什么具体的原型和母题；但是，说他象征民族的魂魄，象征某种集体无意识，却都不算过份。他（李山）是我们很熟悉的，仿佛已生存了几千年；他又是我们很陌生的，他的心胸在小说里得到一次新的展示。作者写道：每当李山的情感完全与他所爱的对象密契无间时，他总会顿然回复到一种融身天地的本真状态，“他突然感到他敏感于季节的变化，体会到时光转换的微妙”，这可真有点神性和禅意了。事实上，作者是把他钟爱的主人公对象化为日月之经天，四季之循环那样的永恒的。另一部小说题名《犁越芳冢》也值得玩味。乍看会以为“犁越”是个地名，其实是写：来来往往的犁铧越过女主人公素盈的坟墓，暗喻时光之流驶；但多年来乡民们遇到她的坟总是把犁抬起，于是，又象征着历史之犁时间之犁不可能把素盈这个中华优秀女性的人性之光掩蔽，她超越历史而永存。这两个题名，也是两个象征，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向，那就是重犁历史的土壤，翻掘出新的意义，着眼于那些反复出现的、具有恒定性的精神现象和人性力量。
事情也正是这样。首先，与以往的同类型作品比较，在苗长水的小说里，具体的时空没有变，但内在的时空变了，也就是说，物理的、实存的时空投有变，精神的、心理的时空变化了。一种结构就是一种集合，一个建筑，一种现实。在苗的小说里，这种结构和集合变化了。举例来看，如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这篇优秀小说，剑拔弩张，惊心动魄，人物与行动、人物与环境紧紧结合，在正面的、残酷的战斗考验中，不断展现小陈（主人公）为掩护“我”而表现的钢铁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英雄的豪气通过强有力的行动贯注全篇；而在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虽然形势是同样的严酷，虽然李山也在掩护八路军的女干部，但可明显感到李山与环境之间的“间离”。随着情节的每一次推进，小陈（《黎明的河边》）的特点是剧变，李山的特点恰恰是不变。在小说中，李山先后接受了三个难度极大，又毫无报偿的“任务”，每个任务最终都撕心裂肺般地牵动了他的深层情感。先是要他掩护、调养某政委的患童病的年轻妻子何青（何青在调养到容光焕发后回到丈夫身边），继而是要他的妻子代为哺乳某团长的婴儿（自己的孩子瓦罐儿病饿而死，团长的孩子倒活了下来，且终被其姥姥接走），最后是要他饲养军需的六匹骡驹子。每次变化，他都是说句“有啥行不行的”，接受下来，报偿不过是“喝一盅酒”。这是一个多么博大、宽厚的灵魂！他永远怀抱着无私的爱，他永远需要爱什么：爱战友，爱战友的孩子，甚至爱着灵性的牲畜。没有爱，他才会感到空虚和痛苦。在这里，时空的变幻，人事的更替忽然变得无足轻重，孟良崮战场上的史实和细节人们也不太关心，真正令人神往的是李山身上的仁爱之美，这是更为久远，更为恒定的。本来，文学中的时空意识就有“长”与“短”之别：写当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急遽变动的，是“短时空”；写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动，基本情感模式的变化，则是相对缓慢的“长时空”。“短”与“长”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一切取决于题材的需要。不过，苗长水调整自己作品的时空意识，却不能不说是出于当代读者的精神需求。
也许通过一个典型情节的处理可对时空意识的变化之妙看得更清楚。还是在《冬天与夏天的区别》里，尚未娶妻的单身男人李山与单身的年轻女人何青在一孔窑洞里共渡了整整一个春秋。类似的情节我们在《红嫂》《白雪的赞歌》《柳堡的故事》《归心似箭》中都见到过，尽管男女位置或异，尽管不可能绝对相同。在后面这些作品中，男女难免相爱相悦，但他们都以服从当下的政治和纪律为指归，都具有一种直接的现实品格。或者全然抛却私情，或者克服瞬刻的动摇，或者暂且压住爱火走向战场，决心等待“十年八载再回还”。《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可说与之全不相同。李山与何青并非没有情爱，但它是潜意识的，深藏不露的，何青那“小兔子嘴”每一声“哥”的叫声，都使李山心灵震颤，觉得美妙无穷。何青换上李山为她改制的新衣，李山是如何心花怒放，不能自己，却又不形于色。李山为何青唱小曲，两人进入了一种无比纯真的境界。何青要走了，李山黑着脸，心里发凉，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作品要表现的，不是那种生硬的概念化的“革命感情”，“阶级感情”，也不是浮露的“爱情”或本能的“情欲”，它是极其含蓄的，又是超乎这一切之上的我们民族特有的某种情感方式。所谓“发乎情止乎札义”，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便是。不可否认，它的核心是传统文化中的“仁”。这种“仁”、“仁爱”是否还有现代价值，能否实现创造性转化，正是苗长水（也包括某些山东作家）探索的重心。
我们还发现，苗长水在应该写到战争场面，应该写道强烈行动的时候，总是巧妙地加以回避。那么，他到底回避什么，又追求什么呢？此中有什么审美意识的变动可言吗？我们所说的传统的创化，归根结柢无非是个怎样研究人、挖掘人、把握人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动，对同样一个人，文学关注的层面会发生转移，审视的焦点会变。如果说，同类题材和人物的作品，在过去因为过于关注战争的意义和胜负，顾不上停下来认真审度人自身，审度人性的世界和情感的世界，那么在战争已经远去的今天，回避战争场面本身，凸现人自身的冲突，走向心灵化，内在化，精神化，就变得十分合理了。苏姗朗恪说，艺术就是有情感生活投射成空间的和时间的结构：只有创造出与特定时期生活方式相对应的生命形式，才是真正有意味的艺术。这些话很耐人寻味。我感到，苗长水有种回归和寻根的强烈欲望，不过，他关心的不是史实的细节，他渴望揣摩历史上的活生生的心灵，渴望还原当时的男女的情感生活。为此，他把那些因战争而耽误了青春的人，那荒芜的不结果实的爱情，写得很美，构成了一种缺憾美。
请看《非凡的大姨》。还很少有人象苗长水这样，如此动人地写出：有爱的渴求却无爱的环境，爱找不到对象，爱得不到回应，但爱更顽强地在荒原中生长，永远在期待，因而永远在绝望中闪射青春的光采。大姨--李兰芳，原是沂蒙山的一个农村姑娘，妇教会的干部，她和姐妹们用健壮的身躯搭设“人桥”接运部队过河以后，有位副营长为了不忘记她们，便在沿途的石头上陆续写下她的名字。这个人是谁？不知道。大姨渴望知道他，等待着他。等待什么？也很朦胧。其实，是在潜意识中等待爱情。在那个戎马倥偬的岁月，这等待是何等虚妄。不久，那字迹也湮没了。然而，大姨不管在怎样的繁忙和劳碌中，仍不忘含羞去打听那个人，甚至得知他已牺牲，大姨“还在默默等待那个人”。小说有这样的冲击力：惟其渺茫，惟其艰难，惟其无希望，这种“等待”便使人倍感其美。荣誉、职务、嘉奖都不能安慰大姨，都无法代替一个姑娘的特殊需求。这种美我们还比较陌生，只能称之为缺憾美。正好象这些支前的姑娘到了上海去洗澡，一个个都发现娇嫩的肩膀上有个擦洗不掉的黑印子，--千里挑担磨出的厚茧，它恰恰象征了这些姑娘人生的辉煌高潮。过去，面对这样的爱，牺牲，还有“黑印子”，我们总是一脸严肃地感叹人物的革命精神，停留在一个给定的理性概念上，有多少人想到过要把它转化和上升为美呢？
创造性地处理传统题材，重新叙述一个老故事，成功与否，全在有无“新发现”。李山这个人，不象传统的革命英雄，不象苦大仇深的支前模范，也不象老式农民，更不象阿Q式的麻木的魂灵，他是一个新的人物。他是那样善良，深沉，厚道和幽默，那成套的冲口而出的俚曲映现了他纯良的天性，他是民族文化染缸里染出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大仁大爱源自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他是相对独立的，也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谁说今天的生活中就一定没有李山呢？同样，永远在等待、在寻找的既刚强又柔弱的沂蒙山姑娘“大姨”；从污水中站起来的染布世家的女儿润儿；经受过大摧残、大灾难的心性刚烈的农村妇女素盈，都是作者新的发现。《染房之于》中有一个场景，在赤热的天字下，在遍地蝗虫的赭色世界中，一切都被毁坏，突然有一小畦绿豆荚顽强地放着光彩。这情景多象苗长水的小说--在严酷生存的底色上开放的人性花朵！他主要不是致力刻划完整的性格，也无意于再现历史生活的宏伟场景，他躲着走，把浓郁的笔墨全都倾洒在人情和人性的领地，他要努力发现的是穿越历史烽烟的沉重而坚忍的民族灵魂，他吟唱的是一支艰难岁月中民族的、乡土的青春赞歌。也许，在他看来，政治上的波诡云谲，战场上的惊雷闪电，富于传奇色彩的智勇双全，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平凡外貌下潜藏着的精神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人性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内涵。他的小说，有意淡化实用性、功利性和娱乐性，大力突现精神性的因素。我说的“新发现”，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他在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上对传统艺术形式的改造、转化的尝试，由于特色还不甚显著，我们就不细加讨论了。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倒是：苗长水是否仅仅是个追摹历史情态的被动角色？所谓传统题材的转化，焦点的转移，时空的变幻，人性的发掘等等，是否只是一个理智的、技术性的过程？作家站在历史之外是否就能完成这种转化？苗长水回溯革命历史题材，究竟是出于对历史的兴趣还是出于对现实的兴趣？他倾心赞美的传统型的道德人情，究竟有无当代性，它们是否也需要经历一种转化。
我以为，尽管苗长水沉缅在对往事的遐想中，但他决不是一个站在革命历史图书馆里的仰慕者，一个频频感叹的旁观者或惟妙惟肖的复制者。在他的作品中，最重要的决定性人物就是他自己，他和他的主人公生活在同一时空中。这不仅是说，每部作品都离不开作家的主体精神，都深深打上了作家主体的烙痕，而且是说，这些作品其实是苗长水个性的显现，传统题材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作家个性的呈现过程。在这里，作家本身就是历史，历史就存在于作家自身，那种能够把历史与现实浇铸为一体的东西，不在别处，就在作家的心胸。看苗长水的小说，我们时时会感到有一种强烈的脉搏跃动，一种冲力。它是什么？它就是作者对沂蒙山，对汶河，对故乡大地，对人民母亲，对这片土地上特有的精神气候，文化性格，民间口头文艺的刻骨恋情。逃亡的游子刘成四十年后回来了，隐约听到渔鼓的声音，“立时叫他热泪横流，这才是家乡的音乐，沂蒙山的魂灵”“在家乡的村庄面前，再伟大的人也会成孺子，再自信的人也会感到自卑，它比父亲更尊严，比母亲更柔慈。你的血肉就是它的泥土制造的，它向每个儿女投来的都是怜悯目光”（《犁越芳冢》）。于此可见苗长水情感活动的一斑。象这样的描叙，浸润在每篇作品中，并不是外在的，是贯注在每个人的命运中的。我们知道，苗长水是个青年作家，作品中的情事他不可能经历，借助传闻史料所得材料对一个今天的青年未免隔膜，那么他依恃什么把历史写活了？回答只能是他本身就是历史铸造的结果，就是一个“沂蒙山的魂灵”。他的写作，当然是源自当前生活和情感的需要。正如有位哲学家所说：“显而易见，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2页）从这里，我们应该悟出，苗长水不是为言情而缘情，他实际上要把自己所坚持的情感价值通过艺术形象汇注到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去，换句话说，他力图把历史的情感转化到滋润现代人的情感上去。这就无法回避他的这种“转化”是否具备当代性的问题了。
其实，何止一个苗长水，一个时期以来，用艺术之犁重新翻垦历史生活土壤，作为一种价值寻求和审美追求，正在小说领域拱动着。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古船》，后来矫健的《快马》，尤风伟的《诺言》，全都把目光重新投射到了“抗战”、“土改”等历史生活。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诚然，描写历史生活的作品在文坛上从未间断过，但谁能否认他们的写法是陌生而新鲜的呢？除去莫言，其他几位山东作家尽管个性殊异，但在价值取向上，似乎都在推崇重义轻利的人格，儒家文化的仁爱、入世精神。那么，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是指向未来的，还是指向过去的？它们具有充沛的当代性吗？我想，当代性决不是现实题材的别名，当代性应指不论何种题材，只要与我们此时此际的生存密切相关，井有助于当代人灵魂铸造和精神发展的一种审美品格吧。它的内涵是广阔的，丰富的，其中应含有对传统的转化吸收。就拿《犁越芳冢》里的素盈来说，她的身份与《古船》里的茴子一样，但她们两人是多么地不同（关于素盈与茴子的对比分析是可以单写一文的）。素盈的性格让我们想到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模式，她坚忍、善良、安贫乐道、节俭、寡欲，在千辛万苦中抚孤成立，是忍受大苦难的化身。她是节妇？孝妇？好象都不是。作者极力表现的，是顽强的生命力，是自尊自重的气节，是一种韧性精神。这样的性格和心灵，当然并不先进（她是苗长水的人物中最传统的一个），但她对当代人的精神仍有某种间接的熏浸、陶冶，补充的意义。至于更深入地评估、判断类似人物的行为意识，已超出了文学的疆界，属于文化学，社会学，伦理学的任务，本文就难以承载了。
苗长水的方式，只是多样化的当代文学中的多样化的审美方式的一种，而且是甚为奇特的一种。我们无需夸大它的能量，要求群起仿效；但也不能因其题材的传统而忽视它的当代性格，抹煞其创造价值。文学的天地无比广阔，充满了无量的可能性，有多少真正独立的创作个性，就会有多少种把握生活的途经。远的不说，就以曾同写革命历史题材又同属山东的作家莫言与苗长水来比较，莫强化生命、灵性，苗强化命运、情感；莫奔放不羁，苗不动声色；莫写意；苗写实；莫是红色的，是血的意象，茁是绿色的，是澄碧的水的意象……难道不是吗？顺便指出，苗长水有些作品失之散漫，交代叙述太多，具体描绘少，未免拖沓、迟钝，这是有待克服的。当然，比起我谈论的问题，这些都是枝节。由于苗长水的创作碰撞到转化传统的大问题，也由于我们谈论割弃传统甚多，谈论转化传统甚少，才引出了我的这些文字。但愿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89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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