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这样一位作者，他自觉地、执拗地用自己民族的眼睛来看取自己民族的精神，他一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就意识到处身于新时期文学的大家族中，倘若忽视自己民族的具体的生存条件和独特的心理素质，而仅仅满足于驱赶和相侔于当前文学的思想态势的话，那只能意味着自己民族性的丧失；他也不想凭借怪异的风俗习尚和令人惊讶的传奇故事取悦读者，虽然这条路走起来要容易得多。吸引着他和激发着他的，始终是民族精神及其随着生活而起的发展变化。他也知道，要把这些看起来“不可捉摸的东西”化为诗意的形象相当困难，但他没有求助于猎奇，没有避难就易，而是在他迄今为止发表的十多个短篇小说中，竭力按上自己民族精神的鲜明印记。他的小说，至今也没有讲述出几个曲折惊险的故事，却弥漫着自己的民族的情绪，可以说，他的小说是他那个民族的精神和意识的花朵。这位作者就是鄂温克族青年作家，蝉联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获奖者乌热尔图。
他所属的鄂温克族是个小小的“共同体”，仅有两万人口。他集中笔力描绘的则又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居住在大兴安岭山脊的“雅库特”鄂温克人。他们骑着“四不象”，背着猎枪，从事着艰巨的狩猎生涯。他们是大森林的儿女。这个群体没有来得及按步就班地度过人类社会的几个发展阶段，一下子从原始公社的狩猎部落制踏进了社会主义时代。他们的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也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联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他们强悍而勇武，宽厚而豪爽，这是在与严酷的大自然的搏斗中，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的习俗中，在绚斓的神话、歌谣的熏染中，养就的品格和文化一心理结构。他们不但能够奉献出飞龙、麒面、熊掌之类的山珍，同时也向祖国大家庭奉献着赤诚和激情；他们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也遭受过磨难，他们对今天新的生活也就倍加珍惜。
乌热尔图与他的民族不仅有血缘关系，更有着精神上割不断的“脐带”。他的年纪虽轻，但他的青少年时期正遭逢动荡、迷乱、风狂雨骤的年代，个人生活上的刺激和撞击，使他由自身而及整个民族，由一己之痛而及民族兴衰，使他有可能超越自己的年龄限制，站到较高的角度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民族精神的演化和民族命运的前景。“这个初中一毕业，就被当做‘狗崽子’，放到猎民中接受再教育的倔强的鄂温克后代，忘不了自己全家和整个民族受过的欺凌和屈辱。”有篇文章介绍过乌热尔图当时一段难忘的经历。乌热尔图说：“当我刚要跨进青年时代的门槛时，我偷偷去看望被专政的爸爸。他们正在放风，脚镣唧噹作响。这个为党、为人民、为民族不顾性命工作几十年的鄂温克睁铮铁汉，被折磨的形容憔悴，衰弱不堪。我哭了，爸爸发现了我。他瞪了我一眼，昂起了高傲的头颅……这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这以后，我一直想把我心中的这句语喊出来！”事实上，我们在他以后的作品如《瞧呵，那片绿叶》、《一个猎人的恳求》、《森林里的梦》中，在拉杰、日杰耶、抄日迪等人的身上，都不难发现“高昂着头颅”的鄂温克族猎人的殊异丰采。看得出来，这位当过猎民、林业工人、民警，后来加入共产党，担任民族干部的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他的胸中洋溢着民族精神的自尊和自豪，他的创作追求的核心，便是发掘本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的美，而不是别的。他曾非常明确地说过，他要表现“十年劫乱后鄂温克猎民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新的民族意识，实质上就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主人翁意识。”这样的创作追求，不是比起某些满足于写出一点民族风情的作者的自我要求，要高得多吗？乌热尔图的确在他数量不多的小说里，一步一个脚印地，严肃而踏实地前进着，从处女作《森林里的歌声》的稚嫩的歌喉到《一个猎人的恳求》中的深沉悲愤的呼喊，从《熊洞里的孩子》的较为直露到《森林里的孩子》的无语凝噎，从《猎犬》的化不开的浓情到上升的为《七岔猗角的公鹿》的饱满哲理、《老人和鹿》的苍凉悲壮，从《雪天里的桦树林》的剑拔弩张的写实作风到《绿茵茵的河岸》的含藏蕴藉的抒情风味……他执着地追寻着如鲁迅所说过的那种境界：“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有人把他的小说称为“森林小说”，我很赞同。这决不因为他的所有小说的环境，都离不开神秘而幽邃的原始森林，他的一支色彩斑斓的笔善于描绘大森林奇诡变幻的风貌；这也不因为他的许多小说都以“森林”命名。而是因为，他的小说的立意，人物的精神特征，也包括环境氛围，整体性地体现着一种“森林风格”。人投入森林，森林含孕了人，人与森林成为相互涵的曲和谐整体。这样说是否有点过于玄妙了呢？不，照我看来，只有用这样的概括（即“森林风格”），才能够抓住他的小说的风貌神韵和审美潜力之所在。试想，什么是“雅库特”鄂温克人的世界？是森林；什么是可供他们生存的自然条件？还是森林及其飞禽走兽；什么可以带给他们以欢乐？也还是森林。森林已经成为他们生命力的对象和象征了。他们对森林的感情，犹如内地老式农民对泥土的感情一样。是森林养育、滋润、陶冶了鄂温克人的民族精神，他们怎能不体现出一种“森林风格”呢？
读《琥珀色的篝火》，我们如果从一般的“舍已教人”的意义上去认识猎人尼库援救三个迷路汉人的行为，那就错了。尼库在护送重病的妻子去县城治病的途中，忽然发现了三个陌生的迷路人的脚印，便陷入苦恼，最后放下重病的妻子，钻进深山密林里救人。这与其说是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使然，不如说是来自他那具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美德的冲动更确切些。我们从尼库的身上可以发现，“黄金，这全身闪光的奴才”一进入原始森林，便被那浩瀚的绿色彻底掩盖；私有观念的卑劣欲望，在这个森林世界里也荡然无存了。这正是乌热尔图对鄂温克族所葆有的原始的美德和原始思维特征的绝妙发掘。这个情节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小说，充溢着大森林里的新鲜而又清馨的气息，足以豁人心目，泌人心脾。在这里，人的感情经过大森林的过滤和含孕，没有机心、没有俗雾、没有可憎的市侩气味，尼库就象那肃穆幽深的原始森林一样，展现了带有原始的质朴美。作为鄂温克人，尼库重病中的妻子，尼库的小儿子秋卡，全都认为忘记自己的痛苦先去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根本算不上英雄的壮举。就象尼库认为的：“他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不论哪一个鄂温克人在林子里遇见这种事儿，都会象他这样干的。只不过有的干得顺当，有的干得不顺当。”这并非尼库的故作谦逊和轻松。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雅库特人多少年来处在原始公社的狩猎部落制生活中，这种原始的精神美德其来有自，并不奇怪。我们应该赞叹的是，乌热尔图的独特开掘。这就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畴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乌热尔图不愧是一个有着鹰一般锐利目光的文学猎人，他要猎取的不是价值低劣的皮毛，而始终把他的目标集中在如何揭示民族精神的珍宝上。从自然到人生，从外貌到心灵，从习俗到性格，他的笔向着一个统一的、共同的形象汇聚着，这就是塑造本民族的整体形象、揭开本民族精神气质的奥秘。《七岔犄角的公鹿》可说是他的“森林风格”的又一种体现，揭示了鄂温克人精神特征的另一个侧面。这个描写一个孩子和一头公鹿的故事，是可以作为鄂温克族的人生启示录来阅读的。为了追求强烈的心灵震撼力，为了尽可能地扩大艺术形象的外延和内涵，为了提炼出更高、更普遍的人生哲理，作者从繁复的感性形象中剥离出艺术的抽象，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鄂温克人的精神。这篇貌似平淡的小说，内蕴着巨大的心理容量。小说写的是一个失去母爱和护恃的十三岁的鄂温克少年，常常遭受酗酒的继父的痛打，渴望自己快快长大，在他走上狩猎生涯第一步的时刻，所看到的迷魂夺魄的情景。心儿时常被泪水和苦水浸泡着的不幸少年，在雨点般的拳头落下后，升起的是美丽的梦，梦中是蓝色的潮水和白色的天鹅。这梦境是自由的向往，然而对艰苦的狩猎者来说，真正的自由又在哪里？突然，一头雄健俊美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突然出现在他的猎枪之下！四次猎鹿的经历，可说是一番“美的历程”，他懂得了，对一个鄂温克猎人来说，自由首先在于自己精神上的优势，象那头公魔一样，“它是真正的男子汉，就是死，也不会屈服！”还是让我们看一看作者笔下，这头酷爱自由，犷悍不屈，以滴血的身体保护群鹿的公鹿怎样与狼搏斗的精采场面吧：
就在狼对准鹿脖子下口的一刹那，鹿猛地扬起低垂的犄角，狼象被叉子叉中似的，从鹿的头顶上象块石头被甩过石崖，跌进山谷，转眼间就没影了。
鹿胜利了。它骄傲地扬起头，把漂亮的特角竖在空中，整个身子村在淡蓝色的天幕上，显得威武雄壮。
七岔特角的公鹿象一匹脱缰的野马，猛地朝前飞驰而去，它把那犄角扬在背上，昂起头，四蹄生风，象一道闪电，转眼间就不见了。
小主人公没有从冷漠的家庭获取温暖，却从这头公鹿身上得到了力与美、韧与刚、勇与谋、善与恶、爱与恨的深刻启示。他不能抵抗内心深处对公鹿的爱和敬，把它放跑了，这是他的“失职”。此时，作者写道：“我闭上了眼睛，回想着七岔犄角的公鹿闪电般冲进树林的一刹那。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一种不可阻挡的、奔向自由天地的神力，这种神奇的力量再一次拨动着我的心弦。突然，一股快乐的热泪涌出我的紧闭着的眼睛，渗进我乱蓬蓬的头发，又悄悄地滴在那属于鄂温克男子汉的土地上。”小说的尾声，更加激越，把鄂温克男子汉的精神境界推向更高处。酒鬼继父默默注视着儿子放走了公鹿的全过程，他出现了，象一团阴影：大约又要出现一场难免的毒打吧？然而不，这个一直勤逼着儿子打鹿的汉子，居然“伸出经常打我的两只大手，轻轻地捋我的头发……双手把我一搂，我被背在他宽阔的脊背上”。作者借这最后一笔，完成了他对鄂温克精神的礼赞！
这篇小说中的七岔犄角公鹿的形象，与许多作品中把动物拟人化从而寄寓人间善恶观念的动物形象是不同的。这里，人还是人，鹿还是无言的鹿，人与鹿的感情交流，是人对自然力的发现，是大森林对人的原始启迪。值得深思的倒是，小猎人所经受的灵与肉的深刻精神矛盾：一方面，他爱鹿；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射杀鹿；人与鹿处于既依存又斗争，既爱抚又残酷的奇特关系之中。这正是猎人精神的一个侧面，“森林风格”的一个内容。透过这种感情与生存需要之间不可解脱的矛盾，乌热尔图把握了他的森林家族的某些精神特征。在《老人和鹿》这篇小说里，更加清晰地表现了作者对鄂温克民族精神特征和渊源进行探索的努力。八十一岁的老猎人，一生都在射杀森林野物中度过，值此弥留之际，他却无限渴望听到每年九月五日登上山崖的一头老鹿的鸣叫声。他说：“我是来听野鹿的声音，那可是真正的歌呵！”他对孩子说，“这里的河、树、鸟、鹿，都是我的朋友，它们帮助过我，帮我活到现在。”他没有听到鹿鸣就倒下了，临死时说，“孩子，你记住，就象爱你的兄弟，就象爱你的母亲，那样爱吧，爱吧。记住……人永远离不开森林，森林也离不开歌”。这里的老人的感情不是忏悔，而是对大森林和自己民族的刻骨镂心的爱。每一个鄂温克人都是怀抱着这种民族自信心和自尊感生活着的。
乌热尔圈笔下的森林并不总是静穆的，他也不以相对稳定地发掘鄂温克民族的基本精神特征为满足；他的笔下的森林也是瞬息万变的。因为生活使他懂得，“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一方面抓住质的规定性（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把它放到旋转变化的人世沧桑中加以观察，这就是乌热尔图描绘鄂温克族生活的主要特点。“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即使是大兴安岭的森林屏障也阻隔不住，它同样在鄂温克人中制造了一场大灾难。这场灾难，也是对这个民族的一次考验。“路遥知马力”，考验的结果，就象乌热尔图所说的，出现了“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即对祖国大家庭的民族责任感。《一个猎人的恳求》、《森林里的梦》、《瞧啊，那片绿叶》等作品，便是着重描写在十年浩劫的炼狱中鄂温克人正直不阿，威严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这些作品有别予汉族作家的“伤痕文学”（姑借此名）的地方，仍然在于作者独具的属于本民族的“理解事物的方式”。就拿《一个猎人的恳求》来说，这是一首“愤闷的乐曲”。题名“恳求”，恳求什么？猎枪被统统没收了，狗熊又在祸害鹿群，鄂温克人不理解，这究竟要干什么？“没有猎枪我们还算什么猪人？”“为啥不把太阳和月亮一块没收去？”精明强悍的猎人日杰耶被关进了“学习班”，山上的人们也不理解，只是善良地想着，“文化大革命”--“学习班”，“从学习班出来就有文化啦！”然而，明白这一切荒唐可笑之处的猎人日杰耶，并没有大喊大叫，也没有痛不欲生，而是依然用鄂温克人的眼睛看待逆变，用鄂温克人的方式进行抗争。他愤慨地想：连熊也不敢碰还叫鄂温克猎人吗？他逃了出来，赤手空拳与熊搏斗，用生锈的猎刀杀死了恶熊。使我们惊叹的，是日杰耶潜沉冷峻的性格，有一股逼人的力量。他在“学习班”吃够了苦头，却从不向山上的妻儿老少诉说；抓他的人又来了，“他没慌，连动也没动”。他只是想：“管它呢！反正这头熊爬不起来了，鹿群总会好过几天了。别的，随他们去吧！”日杰耶的性格，显示出坚忍、含蓄、威严的美。这就是鄂温克人的斗争方式。如果说“恳求”，日杰耶可从没有一丝一毫“恳求”的媚骨，但这种忍耐巨大痛苦的精神，不正以其道德的严正向全社会发出了“恳求”之声吗？《瞧呵，那片绿叶》采用心理线索贯穿全篇的手法，连缀着历史与现实的画面，包容量较大。通过猎人拉杰的半世经历，遇到汉族“知音”的欢快，遭到不信任的苦痛，心坎流血的片刻，表现了一个鄂温克人意识中对善恶、曲直、勇怯的判断，表达了各民族之间应该象绿叶般平等相待，互不戒备，筋骨相连、汁液相通的崭新意识的诞生。
森林是含蓄的，乌热尔图小说的格调也是含蓄的，内向的。这是作者为了寻求表现鄂温克精神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格调。如果说，在他最早发表的《森林里的歌声》等作品中，明显存在着主题裸露、情节发展上的人为撮合的缺点的话，那么，随着他对自己民族精神认识的深化，一种带有含蓄的、气韵生动的、意在言外的审美情趣的调子便出现了。由于他越来越注重人物情绪的渲染，情节的因素便越来越淡化了。“情节--人物性格的历史”的传统结构方式，逐渐被那种力求表现出生活的丰润和根须，写出“毛茸茸”性格的散文化手法所取代。试看《绿茵茵的河岸》，全篇仅四千字，却给读者腾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空间去想象。在汽车抛锚的片刻，“我”看到草地上仰卧着一个悠闲的中年人，他断断续续地，若隐若显地讲述了江北与江南一对青年男女相互倾慕的经过，这一对男女都盼望着对方“你过来！”却终被盈盈一水相隔，留下一段深情的哀愁。这里，对话的不连贯性和情节的不连贯性并未使小说艰涩难懂，相反，那种两岸人民之间的“情绪”却象无边的青草，“更行更远还生”。
与追求“情绪”的渲染的同时，乌热尔图还重视意境的创造。这是他的小说富于感染力的秘诀之一。作家王愿坚曾称赞乌热尔图“文气独运”，“把诗的意境、画的气韵，和音乐的旋律都溶进了小说里”。对他写得最成功的篇章来说，这些话不算过誉。要从他的小说里摘出一些对森林和动物的富有诗意的描写片断，是不困难的。难得的是，他往往把人物在规定情景中的心绪与大自然的面貌贴切地糅合而一，造出意境深远的画面。例如，“半夜，他醒了。林子里真冷。他发着抖，瞅着头顶被树梢遮住的星星，还有那好象不知被谁偷偷地削了一刀的月亮。”（《一个猎人的恳求》）这是从“学习班”逃出来的日杰耶眼中的夜色和月光。再如，“他用牧人的眼光打量着我，瞅得我挺不舒服，就象我是一匹怀了驹的母马。”（《绿菌苗的河岸》）这里虽无意境，却可触发联想，便于制造草原气氛。至于象《琥珀色的篝火》，人物性格已不是可以条分缕析的线条，而是溶解到大森林的怀抱里；写人似在写森林，写森林似在写人，性格成为可以感知却难以用抽象语言概括的东西了。
在新时期短篇小说的领域里，乌热尔图以富于民族独创性的“森林小说”作出了贡献。鄂温克族有语言而无文字，乌热尔图虽用“外来形式”描写本民族的生活，但由于他写出了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遂为鄂温克旗人民所接受，也为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增掭了光采。作为拥有两万人口的鄂温克族的“书记员”，乌热尔图给自己提出的写出“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的任务是艰巨的。他目前的缺点，似在题材开掘还不够深，还没有能够达到“使大家承认压根儿想不到会在这个题材里发现那么多的东西”的程度。某些形象的近似感也不必讳言。更迫近的情况是，随着社会主义祖国现代化的步伐，大兴安岭深处的社会关系也必然产生急剧变化，狩猎经济的最终解体，必然会涌现出前所未有的痛苦、苏醒和诗情。现在看来，乌热尔图对此写得还不够。我们有理由要求这位富有才华的少数民族作家，拓展自己的世界。
1984，5写于京郊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