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上述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上，在探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潮流中，目前在湖南，继韩少功、叶之秦（《我们建国巷》的作者）们之后，又有一批更年轻的新作者惹人注目。何立伟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谈起他，谈起他的短篇如《小城无故事》、《小站》、《白色鸟》、《石匠留下的耿》，中篇如《花非花》、《苍狗》等等，人们大多称赞其语言淡雅自然，有散文诗的韵味；意境戛戛独造、有水墨画的情趣；结构精致，有如诗中的“绝句”；再进一步，也许还要谈到他敢于打破小说与散文与诗的疆界，不以塑造人物至上，不以编纲情节至上，等等。据一篇文章介绍，何立伟自称他“只重那么一般意绪，那么一种淡淡的水墨意境”云云。这样的说法，包括作者的自我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这些特点也确是他有别于其他人的特点。他若是“春江花月夜”，别人可能是“十面埋伏”；他若是“柳丝花朵”，别人可能是“金蛇狂舞”；他若是流水弯弯，别人可能是大江东去浪千叠。不过，这种说法虽不错，却毕竟只抓到了他小说的一些外在性东西。要闻他的小说所独具的审美价值，其终极原因何在？既然他自言只重“意绪”，这“意绪”又究竟包含了些什么？我想，这才是实质之所在，不管作者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正在这一点上，他的小说便与开头的那段“闲话”发生了关系。
且看《小城无故事》（载《人民文学》1983年9月），它确是精致的短篇，整个节奏有如长沟晓月去无声，淡淡的愁，幽幽的情，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带人到朦胧沉思的境界中去。它的开头写小县城的孤寂：“护城河绕那棋盘似的小小古城一周，静静蜿蜒”，蓦然令人忆起《边城》的开端，可以见出沈从文的潜在影响从作者笔下不自觉地流出。小城既是这般清幽，城中人的日子又是这般平淡，用如此笔墨也就不足为怪。那么，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这里没有“故事”。卖荷叶杷粑的和卖葱花米豆腐的，生意并不好，大家却也相安无事。有个患了“花癫”的女精神病人出现在街口，人们怜悯她、同情她，出于善良的天性，还要给她几个杷粑和一豌豆腐吃。小城中人，奉信知足的人生观；把人们粘连在一起的，是几千年传统的行为规范，所谓“仁者，人也”。可是，三个出差的陌生客踏进了小城，吃小吃，观风光，觉得别有滋味。他们发现了那个美丽的女癫子，不知出于“无聊”抑或“寻开心”，流露了一丝儿嬉戏轻薄的态度，小城便突然变得沉默而且愤懑。陌生客买东西碰壁，打招呼无人回应，金钱居然也释不开冷淡的气氛。于是，陌生客惶惑莫名，有“几多疑云，几多怅惆”。要说有事，就这么一丁点儿事。我们欣赏作品的诗境，其中的意蕴也忽视不得：它让我们思索人生，甚至省察自己的灵魂有无斑点；它更让我们看到，小城居民所抱的，正是“贵义贱利”的传统非功利文化心理。美，即使是传统的吧，就这样从小城幽静的上空升起，宛如一轮静夜里孤洁的皓月。
这是否太静穆了一点呢？这种“美”，有如无波的古井之水，带有孤立绝缘的封闭性，作者也带着超功利的“静观”姿态。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要说它发生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前，我也是相信的。小说固然写出了相对不变的民族心理状态，但它终究为了这种“美”的孤洁而把时代生括淡化，纯化、净化、固态化了。比起《小城无故事》，另一短篇《小站》（《上海文学》1984年10期）就旋动起来了，加浓了人间烟火之味；虽然仍旧旨在发掘生活表层下的文化心理的积淀，但一切是“活”的，是“动”的，结实而可触摸。一个挺好的守车员老赵，耿直、严肃、憨厚，从不接受小恩小惠，却又不乏人情味：搭他的车是可以通融的。然而，当他看到车厢的角落里依偎着一对情意缠绵的男女，居然在夜色中敢于“打啵”（按吻）时，他的善良、忠厚的忍耐便一下到了极限。尽管这是一对多么纯真的青年：那女的有一双“受惊的小鹿的眼请”，那男的则是“一张很有生气的睑、热情大胆的脸”，老赵依然不能抑止他发自心底的奠名愤慨。“注意啊，我这里是工作地方啊！”“什么名堂呵！”“你要来这一套，你在你家里来好啦！”这便是老赵的一连串警告。那位美丽的姑娘“用流水一样的声音”申辩：“我们没干什么呀，师傅。”“没干什么？你把群众当阿斗呵？我这里是工作地方！”--多么难以沟通的心灵！多么隔膜的精神障壁！要说老赵反对自由恋爱，那委实有些冤枉，那么他究竟反对些什么呢？守车人老赵对“性爱”的病态的嫌恶，自我紧缩的“中庸”、“含蓄”的伦理观念，视男女恋爱为秽气的“无性”文化心理，决不是他个人执拗的怪睥气，而是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生活方式怎样在各种缝隙里激起传统文化心理的顽强“自卫”。那一对情人终究还是被耿直善良的老赵中途撵下了火车。我们禁不住有些怅惆，这种“情绪”真够琢磨的。
由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何立伟观照生活的眼光：政治上的大争斗、经济上的大变革、道薅上的大善恶，他都不去直面迎视、正面展视。他关注的是平淡中的蕴藏，是几乎无事的生活下面，由于文化心理的差异引起的轻微颤栗。这也是一条路子，一种方式，他完全可以沿着这条路节节开拓，营造自己精神的艺术新夭地。
然而，这条路上并不是没有歧路和岔路。仅从以上对两篇小说的分析中已经包含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两篇小说同样是“只着重一股意绪”，却有静止和跃动、苍白和鲜丽、陈旧和新异的重要区别，并且潜藏着两种貌合神离的文学观念。我愿坦率地表示，《小城无故事》固然精致，固然也涉及到文化心理的底蕴，固然“辞溢于情”--形式上很考究，但它颇象一轴颜色发旧的山水写意画，在沈从文、废名等前辈作家那里不难找到，甚至可以“乱真”。作者之创作它，更多地是受到书卷的熏陶和启示的结果。不可否认，它也是一种“美”，孤洁的美，静态的美、封闭式的美。这种美，与真、与善、与内在变动剧烈的实际生活的脱节是明显的。依我看，作者为了完成他心目中孤立绝缘的美，有意把它同现实生活的差距拉大了。“距离”是必要的：距离过小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陷入直接的狭隘的功利目的；距离过大，则可能为了“美”而忘了“真”，可能只留下姣美的面目而抽去活泼的血液。《小站》就不同了。老赵、恋爱中的青年“我”、妻子等人都充溢着一种活气，小说是活的生活肌体上的一个切片，其中渗透着无处不在的文化心理上的新旧冲突和牴牾，尽管它以那么微妙的形式显现出来。
我知道，我的看法大概不全为作者所接受，说不定还会被误解为又在鼓吹急功近利的“题材决定论”。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呢？何立伟接下来的中篇小说《花非花》和《苍狗》的得与失，不是对于如何看待“美”的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吗？
《花非花》（《人民文学》1985年4期）无疑是何立伟迄今最有份量最见出深度的一部作品。它依然保持了作者不重性格刻画不重情节组织只重“意绪”流动的特色，它依然保持了作者穿过，生活浮面叩问人物心灵波动的特色，它依然关注着人物的心理素质和文化心理结构--生活中相对恒定的东西。然而，较前大为不同的是，“不变”的东西与剧变的东西渗透在一起，人物的“意绪”始终存在于现实矛盾的氛围之中，不再是没有绿叶扶疏的“孤花”。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逼近，社会变革潮流的暗涌，虽然并不以“政治化”的方式出面，但它无不在每个人物平静的心海里引起深层的颤动。风格依然是“淡淡的水墨意境”，而在“淡扫蛾眉”的外表下面，浓度和热度加强了。《花非花》是一坛醇酒，读起来平易简淡，读完后寻味起来却意蕴深永。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这是苏东坡《水龙吟》一词咏杨花的句子，也许是小说《花非花》题名的出典。苏东坡有感于杨花柳絮东飘西坠，无根无柢，无人怜惜，既不能自主其命运，又难免风雨的揉损，便写了这首词。当然，何立伟决不会简单地袭用苏词的原意。也许，他是由此联想到自己钟爱的几个人物的艰辛、勇敢、有时不无寂寞的默默奋斗向上，才取了这么富于情思的题目吧？当然，小说的题名也可能来之于白居易的“花非花，雾非雾……”那就是在讲不可捉摸的朦胧美了。
问题不在于题目究竟来自苏词还是白词，关键要看作品的底蕴。有人看到小说里有个叫马子清的教师正在撰写教育改革的论文，又看到小说写的学校生活，便认为它是反映了教育战线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这，未免与小说的真正命意相距太远了。我感到，作者在《花非花》中的寄托是比较深远的。他不但要超越“校园”，而且要超越人物、超越情节，试图在更长阔的时空下谛视人生的悲喜剧。在作者看来，把握整体的生活流动比刻画一个正面的中心人物更重要。谁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呢？应该说，谁都不是。假若硬要派定一个，那就是生活本身。作者力图写出我们民族文化所凝结孕育的美--也许它“似花还似非花”，尚不为人们真正认识；要写出这“美”怎样与生活中积淀的丑相混凝、纠结、冲突，一齐在时代生活的万花筒里沉浮变幻；作者还要写出已死的与方生的，昔日的噩梦与生展的美质，怎样一齐组成了今天多彩多姿的生活。生活是那样平凡、单调、迟滞，不乏可笑可叹；生活又是这样的严峻、满溢、紧张，不乏可歌可泣。小说并不说教，也不疾愤和外热，作者象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哲人，仅以形象的潜力激起人们的思考：生活啊，你真该来一个彻底的改变。
随着一个癫子的一声惨厉的呼叫和人们戏嬉好奇的眼光，小说拉开了生活的帷幕。这惨叫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它若断若续地连结着一场恶梦。然而，眼前的生活毕竟是结实而崭新的。作者一支笔在校园里婉转，犹如推拉自如的摄象机，把多少人物和片断显现出来。每个人物都不“完整”，每一情节都是片断；但这些人物、片断合起来，就构成生活的“立方”。胥树良老师永远是“听话”的，循规蹈矩的，他苦口婆心，劬劳成疾，正为学生偷偷使用了“爱情”这字眼痛心疾首，正为曾经用心血培养的一个班干部变成了自私的泼妇而失望，正为一个调皮生如今变成精明大胆的“个体户”而担心；王牌语文教师张化德，擅长“训诂”，相信他的教学方法是永世长存的；他总是把某权威夸奖过他的一封信和存折放在一起；脾气暴躁，永远怀念过去的汪老师，又捧断了几根教鞭；“永远留着五十年代革命头”的女政工干事邹汝荣，总是警惕地瞪大眼睛，总在检查人数，总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现在她正在私拆学生的信件；喜欢使用“故意”这个字眼的薛主任和总是“铁黑着脸”的曾校长，他们的天职就是管人，而人--教师和学生好象总是“故意”和他们作对似的。于是，两个青梅竹马的同学受到警告，一个敢于陪“社会上的人”看电影的女生被停学了……看，这就是校园里形形色色的人，周而复始的生活。
当然，这样的描述远不能概括小说的形象内容，更何况小说里有那么多深厚的意境和绝妙的细节，充其量这只能给尚未读过原作的人增加些实感罢了。其实，小说的色调何止于如此压抑和灰暗？带着顽强生命力的新生美，正在校园暗暗生长，它以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一点点地冲刷着旧观念的围墙。比如，那个散溢着青春的英爽和热情的代课教师刘虹，就象她总爱穿的火红毛衣的颜色一样，给校园带来不和谐的色调和生机。她大胆改进教学程式，她用敏感细腻的心去领会文化的精华，去打动稚嫩的灵魂。她裸露自己的个性，又鼓励每个健康个性的成长。再比如，那个聪慧勤奋的英文教师俞建军，不但教好课，还不倦地从事翻译，他相信生命在于创造，自己的价值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
还有那个孑然独步，思想深邃的马子清，敢于向私拆信件的邹汝荣投去蔑视的冷眼，他是个韧性战斗的勇士。小说的结尾是含蓄遒劲的，好象不肯落幕也闭不了幕的戏剧：胥老师的殉职让人思量他的一生是喜剧，是悲剧？曾校长们是爱他抑或并不珍爱他？被解雇的刘虹老师能否回来尚属悬案；坚持业余翻译的俞老师为他的创作性劳动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他还坚持吗……
值得玩味的是《花非花》中的“美”为何显得坚实、满溢而有生气，不似《小城无故事》中的“美”那样古旧、虚浮而遥远，为什么在把握和表现生活的方式手法上，它们同样是“淡”、“保持距离”、“注重意绪”、“不动声色”，却给了我们热和冷的不同感觉？后者只是一个精粹的短篇，它所表现的传统之美，在某种意义上，至今仍有其审美价值，这是需要指明的。然而问题的根本好蒙并不在于篇幅和是否“传统美”之类。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美与真、美与善的关系。何立伟在一篇“创作谈”里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美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维生素。它使灵魂摆脱黑夜而得到光明与崇高的升华。热爱并且歌唱美，便是挞斥和扬弃丑。”因而“美”也就“当然是文学的世界主题”。“这主题楔入了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较之困囿于某一有限时空的特定主题，固然就恒久而阔大。”（《关于白色鸟）》，载《小说选刊》1985年第6期）崇尚美、追求美，当然是每个作家的使命，说它是“世界主题”也无不可。问题是，怎样创造美，是不是“热爱并且歌唱美，便是挞斥和扬弃丑”？美与丑是如此不能兼容并存吗？是否存在绝缘于历史和社会的“唯美”？还有，是否“有限时空的特定主题”就一定不“恒久”也不“阔大”呢？
就拿《花非花》来说，刘虹老师在课堂讲授《简爱》时的神态固然美，她混在学生里打排球的时候也美，可是只有到她被逼走，到她被邹汝荣们告密，到她的学生们为她鸣不平“罢课”，我们不才真正感到了她那生气四溢、充满活力的美吗？这“美”，是在与丑的冲突中显现的。再看俞老师，他也有一股蓬勃的美。究其美的实质，还在于他的富于创造力的个性与曾校长们的阴郁的抹煞个性的对峙。我们不会忘记曾校长和他的那次“谈话”，那么“客气”，又那么具有心理上的压迫力。这实质上是两种观念、两种文化心理的较量，虽然它并不以正面冲突的形式出现，但潜台词却极丰富。这实际上说明，唯有与真和善高度统一的“美”，才是坚实的美。美寓于生活之中，它是实践的、具体的、流动的，包含在矛盾之中。它可以超越时空，但首先必须紧紧依存于特定的时空。《花非花》的成功，不正因为它的作者不把生活看得那么纯净、透明和单一，充分显示其多元性，才使其美感生机勃勃吗？
相比之下，作者的另一部中篇《苍狗》（《十月》1985年2期）就显得逊色了。这里仍然有可资总结的创作问题。按说，它写南方一小巷“文革”全过程的沧桑变化，题材“重大”，却为什么又显得缺少底蕴呢？我欣赏作者写出了“一切皆变，无物常在”的时间流逝感。真所谓“逝者如斯夫”，所谓“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杜甫）。一条街上，“大脑壳”（高干）与平民百姓浮沉变幻，确有不少可笑可怪之处。幽默和辛辣也常从一些人的表里自相矛盾中滥出。但是，作者没有把浓烈的审美情感“投入”，反而尽量“退出小说”，遂使凝定在纸面上的东西，情趣有余，意蕴不足，停在表象上。不错，惨痛往事经时间淘洗往往发生微妙变质，可恨的或变可笑，可痛的或变可喜，但作者总不能变成一个纯粹超然的“看客”吧？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总得溶合起来吧？假若把生活比喻为转瞬即逝的河水，作家总要捞筛一些发人深思的东西。我以为，这里有个作家的姿态问题：究竟做“旁观者”、“参与者”，抑或“洞观者”？“参与者”（指直接参与其事）能入乎其内，有时又不免拘囿个人狭窄经验，缺少俯视眼光；“旁观者”倒能“出乎意外”，怕的是无动于衷，陷入相对主义。最理想的还是做个“洞观者”，洞观者“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庶几可以产生震烁时代的作品。
以上虽只谈何立伟的作品，所涉及的创作问题或不限于一人或一种，疏漏恐属难免。正是：“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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