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不想把现实主义看作主潮，那是因为我理解的“文学主潮”并非仅指创作方法何者为主潮；即使用了宽泛的“现实主义精神”，似仍难以凸现我们当代独具的文学特质。我也不准备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看作主潮，那又是因为，对人的价值、尊严、权利的热烈追求和对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实现的憧憬固然贯注在新时期一切较成功的作品中，成为文学的牵引力、向上力，但它只能说是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潮。哲学思潮转化为文学思潮是需要“中介”的。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思潮只能满足我们时代的主要需要，而不是一切需要。我们的时代需要“爱”也需要“恶”。还有，历史意识的自觉--历史的批判精神和眼光同样几乎贯彻在每一部成功之作里，成为整个十年文学的“推进器”，但它也还无法构成文学自身的主潮。因为，道理很朴素，文学是人学，所谓文学主潮必然应该通过人--艺术形象体现出来。一切社会学、哲学，道德、文化人类学的思潮，都深刻地影响文学，但它们只有熔铸、凝结到一系列艺术形象之中，才能转化为文学的思潮。在文学的王国，只有把一切有机地绕系到艺术形象身上才是经得起分析的。
在我看来，新时期文学之所以是生机勃发的文学，之所以能够不断摆脱传统的重轭，毁坏过时的观念、教条和偶象，之所以呈现上下求索和多方借鉴的特色，之所以具有躁动不安的思考性和尝试性，是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原动力和一条生命线，那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众多作家，呼吸领受了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倦地、焦灼地探求着处身今日世界，如何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就是十年文学划出的主要轨迹。这就是我所确认的新时期文学的主潮。需要指出，并非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能用这个概念表达，例如“十七年的文学”就无法这样概括。
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泱泱主流，绝非笔者的主观玄想，它乃是从历史深处迸发的不可阻遏的潮流，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学汇流到今天的一种必然涌现。我们古老伟大、艰难备尝的民族，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痛切思考自己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的形象（连五四时期也没有如此规模深度）；我们充满曲折、深受戕害的当代文学，也从没有象今天这样不断冲破教条主义和陈腐观念的迷雾，一步步向“文的自觉”迈进，从而触摸着民族灵魂的蛰动。它对民族灵魂的认识从不自觉到日渐自觉，从停留在重新发现“国民性”的残痕到不断有新的发现，由较狭的政治视角到日益宏阔的文化视野，走着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
在传统制约中的发现
民族灵魂并不是一开始就回归到新时期文学中来的，她被逐出文学的苑囿多年，但她始终游荡在我们的生活氛围中，游荡在我们四周和心灵深处，我们却久久视而不见。因为我们民族的自我意识正在酣睡，我们割断了与历史与世界的精神连结。
正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有着不解之缘。“文革”固然是一场大灾难、大浩劫。但是，没有“文革”也可以说就不会有新时期文学形态。“文革”结束，人们一下子从虚幻的观念跌落到满目疮痍的大地上，虚假的帷幕被撕碎，漂亮的文饰黯然失色，苦难唤起人民，人民咀嚼着苦难。但是，堆集得厚重的极左观念，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为根本任务”的旧文学模式还在继续压迫着文学，因之，正如在政治领域不得不举起“实践检验真理”的旗帜开路一样，在文学领域也不得不举起“写真实”的旗帜冲刺。艺术的真实性标准不过是艺术诸标准中最具基础性的一个，但是，当时只有借助“真实性”的威力，才能使奄奄一息的文学起死回生。新时期文学的最初骱段，是从“观念化”向“世俗化”的演变。于是，我们的文学开始向着普通人的血泪真情，向着我们民族真实的生存境况的“出发点”回归；于是，在那伤痕累累的地平线上，我们突然窥见了民族灵魂的蠕动。
这是在不自觉状态下的极重要的发现，把文学的深度推进了一大步。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它的结尾喊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曾使得后来的许多评论者把它与《狂人日记》联系起来，甚至认为刘心武是受到《狂人日记》的启迪和影响才写出这篇作品的。其实，刘心武当时还没有这么高的续接“五四”传统的自觉。但是，我们从这种因生活的触发而与鲁迅的呼声相应和的现象里，确也看出，作为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困境不依然存在着吗？新时期文学的开始即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始不期然地撞击，而给我们无尽的深思遐想！另有一些当时的创作现象，也许直到今天我们才能认清它的真正价值。如方之的《内奸》，当时的批评界只是推崇它如何通过一个见多识广的正直商人极其辛辣地讽刺了“假共产党”和“四人帮”，对这个“不干不净”的商人形象本身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估计不足。其实，这是我们的文学向民族灵魂的一次探险，是一篇惊世骇俗的翻案文章。多少年来，我们把民族性格与阶级性对立起来，既然阶级性被认为是人的社会性的全部内涵，那么“民族性格”自然不可能在文学中有存身的位置。我们更不敢承认在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的人们身上，具有一种共通的民族性格模式，同样更不敢承认，就一个民族本身来说，“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是大于“阶级性”的涵义的；如果“阶级性”是一分为二，那么“民族性格”便是合二而一。自然，方之当时也没有把探索民族心理素质作为这篇小说的主要鹄的，但被视为“内奸”的田玉堂那种爱国心，决不卖友求荣的耿介，谐谑中的不失正直，讲良心、讲义气，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美德的积淀的表现。作家在这里使用的是另一种价值尺度。即民族精神的尺度。重读《内奸》，深感方之功不可没。
当时的作家和批评家们自然还不可能使用诸如“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东西文化比较”之类的概念方法，也没有上升到宏观的文化眼光，但是，在一些潜入生活底层，正视淋漓的鲜血，把真实性贯彻得比较彻底的作家那里，他们与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又重逢了，他们发现了某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相对恒定的东西。这就开始给当代文学涂上一层冷静的色素，开始摆脱对政治经济作急功近利式的直接因果反映，而保持一定的文学的独立性和距离感了。我认为，文学的这种重要发现，最先还是在民族生活，民族性格变化最缓慢和传统最深固的部位进行的，那就是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
中国农村是自然经济和血缘纽带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地方，虽然政治风暴一阵阵掠过它的上空，所有制关系也发生根本改变，但低下的生产力成为封建宗法传统最好的温床。“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在都市和知识分子中展开，对它触动甚少；“四人帮”的肆虐则加固了它的封闭性。因而，这里“人”的变化极为缓慢，我们民族的劣根也积潴得更为沉厚。当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和陈奂生一出现，就以他们的“住”和“吃”震动了读者。唱着《希奇歌》的李顺大是“跟跟派”，他的天性似乎就是逆来顺受，连他发出的自谴，也充满忍从的凄凉和愚患的麻木，他四十年建不起房子，其实是四十年一直未能摆脱精神的魔魇。陈焕生是沉默得近乎木然的，感情内向，但分到粮食后的热泪潸然，上城“卖油绳”的怡然自足，对沙发枕巾的忿然报复，住招待所交钱后的“优胜”心理，想到县委书记的青睐后的自高自大，视六百元奖金为不祥之兆，“包产”后的惊魂甫定，心安理得，在都活画出一个站惯了的不敢落座的“奴隶”，一个以“做稳了的奴隶”为最高心愿的、缺乏自我意识的“主人”。他自述创作心境时说：我不得不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身上反映出他消极的一面--逆来顺受的“奴性”；“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他的作品的深刻处和支撑点，就在于对“因袭的重担”的较早发现和较早揭示上，阿Q的幽灵一度回附到新时期文学关于农村的作品里，这是起点，是恢复，也是一种以“回归”形式表现的进步。
如果说，在中国农民那里民族性格的变化相对缓慢，那么，在中国妇女身上因袭的负担就同样沉重。几乎与高晓声探索农民灵魂的同时，张弦、张洁等人对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进行深入思考了。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回黄转绿》等等，我们突出感到，这里每个女主人公争取的不止是爱的权利，首先还是人的权利。它们展开了这样一幅图景：在布满荆棘的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倒下过一代代女性，这站起来一代代女性，这条道路连结着历史和民族精神生活的深处，又通向遥远的未来。这条道路是极为漫长、极其坎坷的。张弦笔下的菱花、存妮、周良惠、傅玉洁、孟莲蓬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喜剧人物，她们是这条长路上的跋涉者。即使在最幸运者身上，作者也没有减轻她们披带传统枷锁的沉重感。周良惠（《未亡人》）固然与祥林嫂不可同日而语，她有一颗坚强孤傲的反世俗灵魂，然而，即使这样的灵魂也不能避免重压下的孤独凄冷之感，她四周的压力和自己心头的压力并不比勒进祥林嫂臂膀的绳索轻松多少。为终于得到了一个名义上的丈夫而漾出知足笑意的孟莲莲（《银杏树》），严格说来，与躲进鲁四老爷家“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的祥林嫂，在灵魂的沉默上也没有根本差异！张洁侧重于描写精神需求强烈的知识妇女，也侧重于表现她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更高层次上的精神饥渴。作家锐利、细腻的笔致，常常抛开人物微妙的情绪变化，让我们看到即使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平权，却未必能获得精神人格上的平等。一种超乎政治经济实利之上的民族心理惰性还会迫压每个敏感自尊的女性。这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等作中都有精细、尖刻、愤激的表现。
作为探索民族灵魂的另一重要方面，对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气质、德行，性格和灵魂的重新认识和深入挖掘，也许在新时期文学中所占位置更加重要。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与中国的民族命运息息相关，而在“反右”直至“文革”中这一问题则以空前尖锐、激烈的白热化形式出现，它之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题材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不过，有一种现象和特点是新时期作家独具的：无论“归来的一代”（如王蒙、高晓声、张贤亮、李国文、从维熙、陆文夫等等）抑或“思考的一代”（如“文革”中上山下乡过的青年作家），他们都不再是以作家身份从外部、从上面去“深入”生活，而是自身被驱赶到生活的底层，其中许多人，身受磨难的惨烈度，灵魂煎熬和震荡的强度，自我反省的深度、理想的轰毁和重建的广度，可说是以往任何时期作家未曾经受的。只要与建国初期的作家略加比较，这一特点就看得更加清楚。建国初的作家自身井未成为漩涡的中心，尤其没有象后来的作家成为灵魂遭受鞭挝和拷问的主要对象。所以，进入新时期的不少小说作家，其“自我”与题材溶为一体，他们的刻画知识分子，便带有“自叙传”的浓重色彩，他们的笔调，便必然地具有自剖、自恋、自审的反思倾向。也正因为如此，一方面真实自然、情貌毕现，达到给知识分子灵魂画像的空前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作者自身受到传统观念勒制的两重性、局限性，也便无可隐遁地在作品人物身上留下斑痕。
知识分子是敏感的，常常充当革命先锋，因而，他们的灾难也总是成为全民族灾难的先声。自从五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被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后，他们的形象便始终在当代文学中被扭曲、变形，漫画化了。认真说来，新时期文学还是最早在知识分子形象的恢复上打开缺口的。很多作品，以大胆的剖白，痛切的陈情，重新改写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物，或者在极度排斥的压抑中孤守一念为祖国奉献知识（《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在极大的蹂躏摧残中忠心耿耿（《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或者在超负荷的物质和精神压下淡泊明志，抱自我牺牲精神（《人到中年》），或者在放逐和鞭笞下理想不灭（《布礼》），或者在抚摩伤痕中感念舐犊之情（《灵与肉》）……吃得是草，挤得是奶，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祖国高于一切--在逆境中保持忠诚是他们的共同信念。这一切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中年知识分子形象身上。需要思索的是，为什么这些形象往往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力量？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受苦难的惨重吗？显然不完全是。在此，我们有必要想到民族精神传统，它既体现于人物，也在读者的审美惯性上发挥作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部坎坷的历史，这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传统的人格理想作为最后的精神屏障，“兼济”与“独善”、“不屈”与“不移”的儒家精神是他们的深层心理基石。假若进一步深究，这些人物其实与农民形象具有精神上的同一性，未必没有一种相通于“逆来顺受”的忍从性的依附性格。这就是“民族共同的性格模式”的显现。不过，当时这依附、因循的一面是作为优秀品格加以褒扬的，与当时对农民的忍从的“哀”与“怒”的态度有所不同。不准理解，在当时对于全社会来说，最迫切的还是把多年变形了的知识分子形象先恢复到纯正的、真实的，且最能为传统心里惯势所接受的位置。然而，怎样看待这些“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形象，肯定什么和肯定到何种程度，以及什么才是我们民族知识分子的理想性格的问题却没有终结，这倒是把一个最复杂、最敏感，最能牵动时代意识神经的难题留给此后的文学。
新时期文学的最初阶段，撮其大要，在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等人物领域，便主要是这样地发现着民族灵魂的某些形态。当然，任何概括都是有限的，即使在初期阶段，文学现象也是错杂缭乱的，例如汪曾祺的小说，颂扬市井人物和底层小知识分子不慕荣华，洁身自爱的操守，也是一种对“文革”浊流的反抗，也是对民族正气的扬厉，不过，多少带着明哲、退避和超逸的静态美。再如《小镇上的将军》、《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着力于塑造民族的脊梁人物，代表着开掘民族性格的另一侧面。但总体看来，这一阶段的文学探索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缺憾和局限：
第一，基本停留在对已被鲁迅发现过的“国民性”特征的重新发现和认同上，这种“重新发现”虽有续接传统、贯通主潮、开拓新路的重要意义，但其思想高度并没有超越鲁迅早期对“国民性”的认识水准。我们不妨举吴若增的例子来说明。吴若增是一位在宣言和创作实践上都专事探索“国民性”的作家。他在一封信中说：“国民品性乃为根本”，而“国民品性之根又集中体现在农民身上”。这一见解在当时是颇有眼力的，说“国民性之根”集中体现在农民身上也很有道理。他的小说是他的宣言的实践，具有寓言哲理倾向，每篇都含有一个关于“国民品性”的内核：如《翡翠烟嘴》写排斥异端盲目自大；《蔡七爷的瓜皮小帽》暗贬“国粹主义”死而不僵；《蘑菇》讽谕恐惧变动的极端保守；《盲点》写自慰自欺，类乎“大团圆”的幻梦，等等。作为短篇，其构思精巧，笔致幽默，别具一格。但是，他虽然存在孤立、抽象地描写“国民性”的弱点，即把“国民性”看作不变的硬核，小说只不过是其载体。这种复述鲁迅前期“国民性”思想的现象，在其他不少作家中也存在着。今天毕竟不可能完全同于鲁迅早期的范围来深刻认识历史地变化了的民族灵魂；能否用今天的“现代意识”，观照民族灵魂就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第二、这个阶段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还是处在传统观念制约下的发现，就是说，它所依据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尺度比较陈旧。它们大都贯穿着对极左政治的批判性。但肯定什么呢？肯定的理想境界还是逃不出五十年代初期的境界。作家们尚想象不出，陆文婷、许灵均们除了埋头苦干还需要吸纳什么精神才能应付旋转得越来越快的世界。“心在流血”的钟亦成，其境遇与信仰的冲突本已接近深刻，然而投鼠忌器，终以“妥协”面目出现。同样，小镇上的“将军”作为“革命家”的标准形象，也还只能恢复到人们先前心目中的传统形象。总之，当时的作品大都是批判中的“恢复”，而非批判中的“重铸”。
第三，单一化和静止化倾向。这个时期，人物大都呈现着单一的类型化形象。如知识分子阶层本相当复杂，时刻面临着分化，当代知识分子在动荡和浩劫中，其变化实更加繁荣。但是，考诸作品，大都是一色的忧国忧民之士，而且其性格核心也大体同一化。这是明显的局限。再加农民形象，一时间的“老人热”，返照出作家们对民族性格的单一、凝固的认识。同时，这阶段的文学往往未能进入人物灵魂本身，尤其很少展开灵魂内部的剧烈搏斗。这与当时基本在封闭状态观察民族性格是分不开的。
然而，一旦封闭的门窗打开，经济变革和观念更新的潮流涌来，民族灵魂处于裂变的阵痛之中，大一统的审美意识便不可避免地急遽分化，相对平衡的文学格局便必然打破，伴随着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的时代思潮，一个深入挖掘和力图重铸民族灵魂的文学新时代撩开了它的序幕。
人的觉醒与民族灵魂内部的搏斗
民族的深重灾难必然以社会的巨大进步来作为补偿。振兴中华，向现代化奋进，跃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作为全民族的强大要求，乃是历史的必然。一个精灵--“商品经济”活跃起来了，它象经济领域的孙悟空，搅乱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态的平衡；它天然地要求从封闭到开放，成为世界整体中的一员；它要求改造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体制；要求人们改变思维方式、价值方式、情感方式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文明；它热切地呼唤新的社会性格的诞生。于是，所有刚刚在历史的和审美的座标系中好不容易恢复位置的人们，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鼎沸海洋去经受试炼。
与经济变革相联系，但又远远高于“利润动机”的，是在精神领域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新觉醒，其实质是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思潮。“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些著名的论断似乎到了今天才开始为我们深刻理解。看起来，沛然乎充塞于祖国大地的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和对人的本质力量自我实现的呼声，与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呼声没什么两样，其实，它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重现”。在经历了近代和现代历史上的民族灾难，特别是经历了四人帮对人的践踏和蹂躏以后，现在的“人的觉醒”便是一种更高的悟性，是与世界文化潮流交汇的渴望。它要求强化个体，张扬个性，充分发挥每个民族成员的潜能；它要求人从传统思维方式的茧壳里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现代化，使我们“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语）。于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便在民族灵魂的内部剧烈地展开了。
是的，只有抓住“人的觉醒”这个根本的精神发展趋势，才会看到由这个核心放射出的各股线索。正是人的觉醒，使得文学对封建意识戕害下的民族灵魂的当代畸形作出了更深入的挖掘；正是人的觉醒，唤来了作为民族强者的改革者形象系列；正是人的觉醒，破天荒的第一次描写了农民内部的时代性分化：正是人的觉醒，导致了知识分子从传统向现代的“角色转换”中的灵魂痛楚……这里的每股线索中，都有灵魂内部的激烈搏斗；同时，这里的每殷线索都没有终点，几乎都会遇到暂时无法超越的魔障。
情形似乎是这样：犹如一条布满奇形怪状暗礁的大河；礁石固然可以延缓却无法堵塞河流，河流因顽石而激起更高的水柱。对民族灵魂当代阴暗面的发掘便是暴露顽石的形状，而呼唤和肯定时代强者，强化民族精神，重铸民族性格，便是滚滚河水，浩主潮。批判的深度往往标识着文学的深度。一批报告文学对封建积恶的鞭笞之深刻自不待言，即使象《说客盈门》和《围墙》这样篇制较狭的作品，也不可轻视，因为它们对变革时期民族灵魂消极面的陈腐、毒气和沉疴的洞观，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它们均以高度概括的典型共相，绝妙地描绘了昏沉、麻木、因循在怎样的新形式下弥散着，写出了旧势力如“无物之阵”般浩茫。有一个问题也许更加耐人寻味，大家都承认《乔厂长上任记》和《新星》是强有力的作品，要问：它们的力度源自何处？回答恐怕会主要归结到乔光朴和李向南的身上。在我看来，冀申和顾荣的形象同样不容忽视，或者说，两部作品的力度是由正负两极的力共同凝结成的。甚至，文学的典型价值究竟哪一组人物更高，尚属悬疑。不能不看到，倘若这两部作品没有通过冀申和顾荣开掘民族灵魂中裹着华衰的阴暗面，没有刺破堂皇外表揭出他们貌似雍容大度的腐浊，官僚政客式的狡猾，乡愿式的适度，蜘蛛结网般地培植亲信，顽石般地阻抗新生事物，一句话，假若没有写出他们的“文官的双重性格”（《万历十五年》）的话，两部作品是决不可能如此震聋发聩，引起强烈共鸣的。这就告诉我们，对民族灵魂的探索和重铸，是不可能脱离对民族灵魂中的消极面的当代形态的不断挖掘的。批判的锋芒一旦收敛，开掘灵魂的深度便会削减。
应该说，在改革者形象身上是更集中地体现着现阶段文学改造民族灵魂和强化民族精神的理想的。我不同意轻率地把众多“改革者”形象贬为短视的政治经济实用需要产物的观点。事实上，比较成功的改革者形象，往往寄寓着时代的理想人格，反映出作家的现代意识水准。看哪！乔光朴出现了，接着傅连山（《祸起萧墙》）、丁猛（《三千万》）、龙种（《龙种》）、徐枫（《改革者》）、陈抱帖（《男人的风格》）、刘钊（《花园街五号》）、李向南（《新星》）相继出现了。上述人物尽管个性相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名，就叫“铁腕”。那么，他们是些怎样的强者呢？我们知道，在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强者”的含义各不相同。鲁滨逊是“强者”，但他是靠着他的火枪和《圣经》征服了“星期五”的。尼采在宣称“上帝死了”的同时，推出他心目中的“超人”。他推崇刚强、勇猛、冒险和“铁石心肠”的“英雄的道德”，而鄙弃基督教的慈善、节制和博爱的所谓“奴隶的道德”，凶猛的老虎身上的花纹在他眼中是最美的。这些都说明，每当精神发展的历史转捩点上，总有人会推出理想的强者精神，那么，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以乔光朴领衔的改革者们有何基本素质和特征呢？他们大都能够横向借鉴世界先行管理方法，大都勇于向旧世界、旧观念宣战，大都有坚强意志、锋芒个性，大都有敢于决断的魄力，大都紧紧握住手中的权柄。所以，说他们共同具有“权力崇拜”和“魄力崇拜”的倾向不算过份。这样的人物受到群众的热烈赞许是毫不奇怪的。一方面，他们的出现切合时代和群众在推倒虚假英雄后对真正英雄的渴望心理，--我们这个民族是须臾也不肯缺少可资崇拜的英雄的，这种心理本身就包含着积极和消极两面。另一方面，这些人物不仅是理想的产物，也是现实的产物，就是说，他们是有生活依据的，即使多少染上“外来人”色彩的乔光朴也有生活依据。对于这些人物表现出的无畏的魄力，头角峥蝾的个性，我是欣赏的。我们的民族精神长期受到中庸、中和和“适度”的追压，现在正需要多多张扬个性。然而，需要我们深思的是，有一种阴影笼罩着这些人物和作家，它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民族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它的侵蚀文学决非个别作家作品的失足，而是带倾向性的、却又是现阶段文学似乎不得不接受的痛苦的局限。所谓人治观念，是指依赖个人权威的治理它并非不要“法”，而是让“法”屈从于个人意志，于是天然地带着专制色彩；它崇尚权力，迷信权力。于是又有畸权轻法的特点。无须详加剖析，在如乔光朴、李向南身上这种人治色彩是浓厚的。这种具有人冶倾向的“改革”不论描写得如何有声有色，也不能说是体现了充分的现代意识。也许正是有感于此，在《沉重的翅膀》和《阴错阳差》里作家们的审视焦点转向了对民族社会心理的探索。但作为一种倾向性思潮，至今很多作家也还没有达到清醒认识。与其说它是文学现象，不如说它是生活自身的现象：它既有沿袭传统心理的一面，更有现实使人不得不作如是希冀的一面。作家要超越它该怎么办呢？出路似乎已经有所暗喻，那就是走向文化的制高点，从民族文化心理史的高度和世界文化的参照系来剖析眼前的变革。这便也预告着下个阶段文学演变的消息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中民族灵魂的真正强化，需要经历怎样深刻的阵痛！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大人物谱系的内在冲突。继第一阶段在传统制约中的发现之后，作为对民族灵魂探索的深化，在这两个人物领域和其它人物领域中，表现出更加繁复、错综、深刻的灵魂搏斗的情势。我曾说过，前一阶段的文学往往未能进入民族灵魂本身，尤其未能写出灵魂的内在深刻冲突。这该怎么理解？就拿农民来说，难道李顺大抚着隐隐作疼的胸口，王老大背负着精神重担毅然踏进深山，陈奂生在分到粮食后有泪如倾，不是灵魂的冲突吗？是的，在发现阿Q的幽灵不散上，它们是深刻的；但是我们看，包括陈奂生在内，不论是演出照相喜剧的黑娃，大吼一声以为就此轻松了的冯么爸，在卖驴的喜剧中始受惊吓终归放心了的孙三……哪一个不是经情直遂地拥护着农村改革呢？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精神上的不安，他们是那么顺利地、心甘情愿地汇入了改革的洪流，农民被描写成为这场历史大变革中的主动角色。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肤浅的乐观，也正是没有真正进入民族灵魂的表现！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许多作家没有意识到作为小生产意识的主要承担者的中国农民与商品经济及其意识是尖锐冲突着的。由于看到跟前实行而拥护变革固然也是一种真实，但它能够掩饰灵魂深处的痛苦这个更高的真实吗！我们都曾热烈祝赞过农民的人的觉醒，但是，现在看来，农民的真正觉醒和解放，还要跋涉怎样的长途啊！面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时代性转折，对中国农民的灵魂来说，将不啻是面对着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啊！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几位青年作家的发现给予较高评价。在矫健的《老霜的苦闷》、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一谭清水》、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中，它们的主要人物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仁爱”、“忠恕”、“信义”的情感准则，全都碰上了巨大障碍，渔佬儿福奎在黄昏的河面上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凄和怅惘，老木匠被“不仁不义”的行径气坏了，他们共同感到几千年安身立命的基础正在动摇。老木匠把招睥砸了，老霜扒在墙头怒视着正在发财的茂奎，渔佬儿则把最后一条最大的鲥鱼抛到地上不顾。总之，他们全都愤怒了，这种愤怒是比冯么爸的愤怒更成其为愤怒的愤怒--灵魂底层暴发的愤怒。当然，各个作家怎样评价这种“愤怒”，都各有价值尺度，和道德尺度，有的表现出缺乏充分现代意识的困惑和局面。但不可不看到，这是向民族灵魂的更深掘进，它们已经触及到诸如“仁学结构”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方面了。
由于从相对静态的考察转入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中的动态考察，文学对农民灵魂的探索，相继涌现了更多更新的发现。在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张贤亭的《河的子孙》，郑义的《远村》、张炜的《秋天的愤怒》中，对农民中某一类人的灵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文学透视。野心勃勃、权欲熏心、机诈多变的田家祥，似乎打破了农民的传统的“被动型”形象，让我们对农民血液中狂放燥热的因素刮目相视；主权思想，人治观念，家长专制，闭关自守等封建宗法传统如毒蛇般纠缠他的灵魂。“半个鬼”魏天贵同样打破了我们对农民的传统看法，他是较少中原文化的挟制在西部旷野中诞生的精灵，却又带着一种豪放的民族“自净”能力。“远村”是封闭的，但在历史与审美、道德与审美、自然与审美的矛盾中，显现的是重压下的民族灵魂的苦难而又伟大的延展力。
那么，农民中的强者呢？人的觉醒所必然渴求的强者精神是以什么方式在农民形象中肯定的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从陕北高原走来的高加林自相矛盾的朦陇形象。高加林是农民母体经历长期的内部骚动后分娩的第一个“逆子”，他是别一个灵魂，向着传统的农民灵魂，向着自己的母体，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灵魂。当然，他并不具有成熟的现代叛逆意识，他的不成熟既是作者的不成熟，也是史史条件的不成熟。一个问题也许随之而来：难道土改中的赵玉林、郭全海（《暴风骤雨》）、合作化中的粱生宝（《创业史》）都不算觉醒者，唯独高加林才是觉醒者吗？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人的觉醒、人的发现”的真正含义了。这里所说的觉醒和发现，是指人的主体的解放程度，人的自我实现和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程度，它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相联系。所以，赵玉林、梁生宝的出现虽也是农民内部的分化，但那是社会政治史意义上的分化，而高加林的出现显示的分化则是思想史意义上的分化。高加林对父辈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作为一个血统农民的儿子又是村民办教师的高加林，以个人奋斗的形式，摆脱土地的努力，试图改变自己--其实是中国农民的历史地位和传统性格，企图改换“农民”二字的原有含义。他的努力暂时失败了。有人拿他和于连索墨尔比较，不是没有道理。他们处于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但用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确乎是同胞弟兄。他自身的冲突和他与巧珍的爱情冲突，究其实质乃是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自由竞争与人身依附、朦胧的现代城市意识与中世纪残存的田园牧歌的冲突。这些宝贵的思想固然象萌芽般隐蔽在作品中，高加林固然也只有农民血统而无农民的职业，但是，依我看，这正是新时期文学在农民形象中所要期待和肯定的强者精神的实质。农村经济变革激起的大震荡给文学提供了广阔空间，新时期文学在这方面的成就相当突出。由于我们主要从思潮的意义上进行探讨，不可能对于贾平凹、周克芹、张炜、矫健、张一弓等大批作家及其作品在探索农民灵魂上的不同贡献展开分析。但要指出，他们同时又都还没有完全挣脱传统观念的绳索。高加林回归土地时小说中的谴责声，其实是作者审美把握上的惶惑不定；贾平凹笔下的禾禾、王才们的改革成功似乎非得要以县委书记的表扬，表态、合影留念才能肯定下来，也说明了人物尚未真正“自立”达到“自为”，说明了生活自身和作家的不彻底性。我认为，它还典型地反映出文学本身的两重性困境。问题又回到前面分析改革者形象时的情绪，要超越它，只能寻求更高更深刻的观照点了。
比较起来，这般人的发现、觉醒、解放的浩浩潮流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变化，其层次之复杂、走向之歧异、哲学思想之多端，都远远超过了农民。但是，不管知识分子多么敏感和多变，在“民族灵魂”面前，他们与其它民族成员必有同一性。
目前的评论界，大多只看到章永磷与许灵均相通的一面，把章作为许的性格延续来看，其实，章永磷既是许灵均的延续，又是否定和超越。许灵均的性格是真实的，他选择了最容易得到内心平静的路，但他在本质上却是封闭的、守旧的。儒家的内省和慎独，家庭为本的乡土观念，调节个人和社会的中和风度，知足常乐的田园情调和小国寡民理想，抑制个性的“适度”谦和，确是内蕴在他灵魂深层的文化心理。这既是他的形象美的根源，也是他的形象旧的根源，如此灵魂是很难参予世界文化的竞争的。然而，当时无论作者还是笔者都还提不出更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理想。到了《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章永磷的形象及其内在精神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两部作品写的仍是“大墙”、历史，却贯注了现代意识。章永磷在孤独、苦难、饥饿、性压抑中，接触到了人的存在、人的发现、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的潜能的发挥等基本问题，章永磷的追求是通向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实现这个总目标的；“食”和“色”不过是其起点，目的则是人怎样尽可能地摆脱动物性，向着灵与肉融合的“升华”境界和全面“人化”复归。在这个意义上，章永磷既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伤痕文学早已却潮，而这两部作品依然拥有众多读者的原因。从这个典型例子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形象已从初期的争取政治解放、洗去尘垢后，恢复社会地位，发展到今天要挤出忍从和奴性的血，换上强化自我、摄纳现代自由民主精神，追求相侔于世界先进思潮的新鲜血液。当然，这个换血过程是极痛苦漫长的。与张贤亮经历大体相近（实质上深层差异极多）的王蒙似乎投有张的痛苦的反省色彩，他有一种见怪不惊的豁达，善恶互换的宽容，其作品有时绐人“无我之境”的平静，机智感，但是，从“心在流血”的钟亦成，到“老孙头”与“张部长”名称不停转换的张思远，直到宋朝义、梁有志的灵魂断裂声，不是在表面的宽广冷静中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时代悲剧感吗？由此观之，不论章永磷还是王蒙等作家笔下的众多人物的心灵深处，正升腾起可被称为“现代忏悔意识”的新的审美意识。这种忏悔是超越了被社会肯定其地位价值后的自满自足，既非对具体历史过失的追悔，也非“思想改造”式的自轻自贱，而是由民族灵魂痼疾而及自身的洞察、醒悟和怀疑，是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由依附性格走向独立不羁的蝉蜕过程，然而，它又总是陷入无法真正超越旧我的痛苦之中，也就总是表现出两重性。王蒙有的人物陷在传统思维方式（如封闭、求同、内倾等）中难以自拔，他对之常常不愿苛责且有时暗加宽宥。张贤亮的两重性在其社会观、哲学观、艺术观上都表现明显。可以说有两个章永磷：一个是真实的（如与“枕头上的敌人”黄香久之“搏”），一个是矫情的（如突然宣称要外出“闯世界”之“搏”）；一个是用现代意识探究的具有丰富知，情、意的现代人，一个是不自觉迎台传统观念的“观念化”的现代堂吉诃得。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两重性是任何一个深刻的作家不可避免一的矛盾。王蒙、张贤亮的两重性已给当代批评界提供了广阔的话题。另一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知识分子的单一性格模式开始打破，“恶”的力量和严重分裂的不谐和出现。这在《条件尚未成熟》中的岳拓夫、《祖母绿》中的左葳已露端绪，到《蛇神》中“被扭曲了的人”邵南孙的变态便达到了对民族灵魂一个隐蔽层面的揭示。这是对表层化、甚至中层化的穿透。但在赞赏其展示人性深度的同时我也不无疑惑：邵南孙由多重社会关系的聚焦点到后半部蜕化为单纯性变态、性报复，是否是一种褊狭呢？
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更其复杂。如果说，中年知识分子形象虽不断收纳新潮，但骨子里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人格理想变化缓慢，那么，青年知识分子在人生价值观念方面则思考更紧张，变化更迅急，转换率要快得多。仅看所谓“知青小说”否定之否定的回环发展，就足见其变化速度之快了。但是，它仍然有一条分明的主线，那就是不论诅咒中的否定，否定中的肯定；归来后的彷徨、彷徨中的归去，还是由“自我”把重心挪到人民、又由人民挪回到更高层次上的“自我”，都是艰苦地求索着强化民族灵魂（以强化和更新自我的形式出现）的道路。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新时期文学中，中年知识分子形象主要通过忏悔和反患来探索民族灵魂的重铸，青年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多方接受现代思潮，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来探索改造灵魂的道路。目前所谓借鉴西方现代派或拉美文学技巧的作品，所借鉴的决不限于形式已是有目共睹，而不断引进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又给青年创作以助燃的思想活力，所以，目前青年知识分子形象的价值观念呈现着多元状态，《北方的河》中的“他”、《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他”、《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鬈毛》中的各个人物，其精神特质均不相同。尽管如此，那种摆脱传统的躁动心绪，那种嘲笑世俗的面孔，那种把粗犷与文明糅合的个体意识，却也有异中之同。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重铸民族灵魂的主潮是合流的。当然，有的人物的嘲世走向了极端，也会如游离主潮的飞沫倏忽而逝的。
至此，我们沿着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股主潮，审视了改革者、农民、知识分子三个人物谱系的主导思想轨迹。我们并未遗忘如《立体交叉桥》、《那五》、《美食家》、《流逝》、《井》、《感谢生活》、《钟鼓楼》、《夜与昼》等在探索民族灵魂上卓有成效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正在焕发出对未来文学发展颇有预见性的现代城市意识，随着“走向城市的世界”的现代化潮流，这些作品也许将作为我们对第二个十年文学探讨的起点！我们也来遗忘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从军人透示民族灵魂之作。但本文不可能如文学史涉足所有领域。那么，即使仅仅审察三个人物谱系，我们发现了什么？首先，无论改革者、知识分子还是农民，他们受到共通的民族性格模式的制约，表现形态虽异，却共处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之中，都有暂时难以跳出的魔阵。如改革者中的人治观念，如农民中或满足于经济翻身或难以把握人的解放与传统“仁学结构”的关系，如知识分子的怎样看待传统思维方式和传统人格理想，等等。这既是人物的灵魂魔障，也是作家的灵魂魔障。我们一面为这些人物灵魂中的大痛苦、大撞击引发的人的价值、尊严、力量的不断升高而感到欣喜，另一方面，我们怎样才能站到比平行于政治经济发展更高的位置上，向立体化史诗化综合化的宏大景观迈进，就成为文学发展所必然面临的美学课题了。
走向文化鸟瞰刍议
假若没有一九八五年以来文学的急遽复杂化和多向化，也许以上对主潮的论述可暂告圆满结束。然而，八五年的文坛上，《爸爸爸》与《你别无选择》共争，《异乡异闻》与《无主题变奏》殊调，《老井》与《井》同在，《花非花》与《北京人》齐举，《透明的红萝卜》与《5，19长镜头》相长，各走一端，背道驰鹜，错综纷纭，令人眼花缭乱--大约这正是有些论者认为主潮不复存在的缘由吧。可是，在思维空间拓展的同时，地火依然运行。即以偏重借鉴西方现代派思潮，激烈“反传统”的一批作品而论，那嘲世、讽世的面孔，那杂乱的不合谐嘘声，不都是个性的觉醒对民族灵魂的沉疴宿疾而发吗？注意于民族文化心理剖视的所谓“寻根”派的作品又为了什么？那“曼库特”式的丙崽的混沌麻木，丧失记忆；那不断默念着“快开始了”却不知道开始什么的仲仁宝的自欺；那孙旺泉的寻井与黑氏的私奔，不也都是为了更清醒地审度民族灵魂的历史吗？还有，使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井》，纪实主义的《北京人》等等，也无不为着民族灵魂的觉醒。我们可以说，“文化寻根”派的作品主要是重新审视连结过去的道路；“反传统”派作品是以借鉴和引进为特色，焦灼地寻觅未来的路；传统写实主义的作品则是牢牢把握现实的路，它们殊途而同归于对民族灵魂的探索道路，其精神是可以打通的。即使迷离徜恍、感觉奇异如莫言的作品，其真髓也恰恰在于热烈而深沉地叩询着民族灵魂的消息。
我认为，比起对这些作品旨向的争议重要得多的倒是，文化意识的自觉对于文学主潮发展的深刻意义。“寻根派”的名称因其自身的狭义可能会日益淡化，但是，创作中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眼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图景的重要方法，作为文学思维方式的一种革命，作为综合化的途径，却必然会在当代文学发展中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现在关于文学界“文化热”的起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拉美文学影响，“集体无意识论”，“精神气候”说，远古图腾，神话模式，生殖崇拜等等），多半因为局限在文学自身，都没有指出根本原因。其实，它产生的深刻根源还在于时代的现实生话，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社会的开放要求，在于置身世界潮流必然要在东西文化的比较、撞击，融合中重铸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也是不独文学界，而是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出现文化意识自觉增生趋势的原因。从新时期文学的自身发展来看，它的出现乃是由政治的批判、经济的思考推及文化的俯视，由改革的艰难推及民族命运的艰难，由民族生态推及民族心态，由现在处境推及从古至今的处境的结果，所以，貌似跳开与眼前政治经济变革的胶着状态起而追本溯源，不能简单认为是背离现实，而是试图站到更高的综合立场观照现实。
“寻根派”作家的作品和言论不无褊狭的一面，但它们确实起到了触发和推动整个文学界强化文化意识的重要作用。它们的具体贡献是什么？我想主要不在绘制了多少地域风俗、神话礼仪的图景，或告诉我们多少关于商州、湘西、大兴安岭，葛川江的文化掌故；主要在于向文学界提供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著名美学家贝尔、苏珊朗格和哲学家卡西尔所强调的“整体性”就是指的“人类文化”。卡西尔坚持符号动物--人创造了文化，而文化是属人的文化，是人的外化，它紧紧绕系着人并由人的“圆周”把它们如“扇面”似地整合为一体的思想。这思想闪射着智慧的光采。因此，文化的眼光往往能达到鸟瞰的高度，引起文学时空观念的变化，使文学不再局囿于具体领域的严格界限，升高立足点，看到在漫漫长途和茫茫大千世界运动着的人物灵魂。读《爸爸爸》我们弄不清小说发生于何时，读《小鲍庄》会感到时间突然凝固了。这两篇作品给人这种感觉；不管外界的时间流逝了多少，在鸡头寨和仁义庄里时针仿佛停摆了，永远凝定在一个点上，人们永远生活在同一种时间环境里。这是在用文化视角更新时间观。再看空间观：读《归去来》我们总也弄不清小说中的地点，因为主人公发现自己虽没有到过此处却又处处似曾相识，不胜惊骇，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面貌，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占独立空间，转瞬间成为“我非我”的角色，又如《黑氏》中黑氏其人精神历程的漫长感，《老井》中虚化具体环境，突出人与自然和人与历史的文化背景，都是一种对“整体性”的追求。事实上，《一日长于百年》和《百年孤独》从题名至结构都是整体性的成功范例。但是，不能不指出，“文化寻根”派作家的主张含义较狭，有强调空间性（特定地域文化）而相对忽视时间性（如现代文化形态）的倾向，其作品也侧重超稳定性而缺乏应有的运动感，这就使得大量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无法为其收纳，远不及“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的提法有更宏大的宽容度。卡西尔正确指出人本身就是文化的凝结，而目前诸如“文化小说”之类不科学的概念，实际在削弱以至淹滞文学的“人学”特质，有可能把人降低为某些文化现象的仆从。
走向文化鸟瞰的高度使我们看到文学探索民族灵魂的远大前景，它将大大有助于文学主潮的深化和博大。困扰着文学的一个永恒的常思常新的问题似乎是：什么是艺术作品价值更替和魅力浮沉的秘密？什么是通向获得强固艺术生命和不竭艺术魅力的道路？我们说，这“秘密”和“道路”只能是，看一部作品在多大幅度和多深程度上体现出变动着的民族精神和魂魄；愈是能够在纵的历史精神连结和横的世界文化参照下挖掘、重铸民族灵魂的作品，其价值就愈高，超越时空的魅力就愈久。这也是为整部世界文学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文化”并非虚悬在空中的明镜，不管追求怎样的超越性，艺术毕竟是时代的艺术，它本身必须首先深深扎根于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同时，文学主潮与多元化的审美意识也决不是对立的，随着民族个体意识的崛起和新的群体意识的强化，探索人的灵魂的方式、角度、手法、风格会更加多样，人类的艺术想象力会冲上更加浩阔的空间。但这一切仍然是为了人本身，因而也就仍然要溶汇到浩荡主潮中来。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翻过去了，遥想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不由感触良深。我们的民族为自立于世界之林跋涉了多么漫长的路，我们觉醒了的文学也以她开放的胸襟和丰采踏上了这条艰巨的途路。此刻我愈益深信：只是袭用别人形式的皮毛，作为过程不可避免，但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只有置身世界潮流铸造自己民族的苦难、惊醒、衍变、强化的史诗，提出关于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才能激起世界读者的广泛共鸣，才能由一国而及世界。正是在我们的文学并未失去主潮的意义上，我对新时期文学的态势和前景充满了乐观情绪。
1986年9写于京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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