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灵魂的重铸-诗与史的恢宏画卷--论《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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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路遥以三年准备三年笔耕的韧劲投入《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中时,他肯定没有汲汲于能否获奖的问题,而只有倾吐他对时代生活的巨大激情的冲动;可是,《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却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这部小说发表和播讲以后,接到过几千封感奋的读者来信,尤其在农村、工矿、基层单位的青年中激起了波澜,形成了文学的社会反应相对沉寂时期里的一个少见的高潮。这就不能不使人重新思量:这部面貌质朴,手法较为传统,甚至题目也颇为平易的作品,何以拥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在时间的流水面前,人们发现,这部100多万字的小说,并不是以长度的吓人,或者大事记式的框架显示分量,而是以它的时代内蕴的深度,形象的扎实和情感的凝重,以它的社会历史主题与人物命运主题的巧妙融合,特别是以它对平凡众生心灵世界的开掘所产生的内在力量,来打动人心,并站稳了脚跟的,它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宏大和厚重。

    有人曾称这部小说是“农村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也许有失过誉,但是,真正走进这个平凡的世界,我们确实要为它的纷繁、复杂、广阔而感到惊异,小说的时空背景是1975-1985年的十年间。虽然它以双水村里的孙、田、金三个家族各种人物的命运为结构基础,但随着主要人物的足迹涟漪般展开的,却是公社、县城、地市、乃至煤矿和省城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这里有乡村的动荡,城市的喧嚣,煤矿的风云;这里有各种身份性格的人物之间的各式各样的冲突;这里出现的是不止城乡的多种多样矛盾的交叉、钩连和相互渗透,于是它们交织成一幅广阔而又恢宏的当代生活画卷。它是全景性的,又是整体性的。这其实是路遥自己的艺术追求。他说:“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述,应该竭力从整体上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的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统一体。”

    不能说路遥已经十分圆满地达到了他的艺术目标。在究竟是血肉交凝的整体还是支离纷披的堆积上,小说并非处处达到化境。但是,作家毕竟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总的说来,《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力图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的最重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

    的确,《平凡的世界》是一幅巨型的、动态的图画,一切都在或急遽或缓慢地转动着。应当说,小说截取1975-1985年这个时段是很有眼力的。这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年代,一个对于我们民族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影响的时期。它密集着多少重大事件啊,“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三位国家领袖人物的相继逝世、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农村经济改革以至全面的经济改革……纷至沓来的大变动猛烈地摇撼着和革新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这个时期我们所经历的,其实是伟大的转移,从极左路线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投入开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时段大约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热衷研究的材料吧。在小说中,这个过程及其重大事件都有所交代并作为背景浮现着。然而,对于文学来说,罗列史实,铺排事件,或者只是描述历史与人的简单联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作家的任务不是为历史或现实编制目录。问题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真正揭示出时代渗透于人的深度,能否从人物的命运和选择中析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看到、小说中也有这样一些一般化的描写,例如省委书记乔伯年如何立志除旧布新,具体到亲自挤公共汽车解决乘车难问题;原西县委内部田福军与冯世宽的一场又场争论--实事求是与弄虚作假的斗争;还有生产责任制推行之初,队、社、县、地区引起的连锁震荡,所谓“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的种种情形。不是说这些描不真实,不生动,而是说,它们缺乏心理深度,过于停留在表象层也过于缺乏想象力了。这不是这部小说中诗与史的最佳融合,也不是路遥的真正优势所在。

    真正体现出路遥的优势的,乃是与作家生活体验和一贯审美特色密切联系的,对于农村普通人物心灵世界和精神矛盾的出色描绘。在这样的描绘中,往往包含着深长的历史意味。路遥的审美观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认为愈是挖掘普通人的精神底蕴就愈是能够表现时代生活的深层流动,小说中常常冒出这样的句子:“在最平常的事情中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伟大来,”或以不满的口吻说:“人们啊,宁可去关心一个蹩脚演员的琐事,也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的汹涌心潮。”还借人物之口说:“这黄土地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这些话其实可以看作理解全书的引言的。小说题名“平凡的世界”,也是在强调表现作家的独特审美追求。小说把双水村这么一个闭塞的角隅作为一部大书的描写基点,似在时时提醒人们:隐藏在黄土高原深处的一个村庄尚且处在剧烈变动中,那么社会变革的规模、深度和意义也就可以想见了。

    在这里,一切必须以命运史、性格史、心灵史的形式出现。就以双水村大队书记田福堂来说吧,他虽不是小说最重要的人物,却也是个颇见性格光彩和历史深度的角色。此人可说是个乡土政治家,村子里的“强人”。他习惯于在“左”的政治氛围中活动,处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他既自信又自嘲地想过,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书记只能由这家伙来当”,不是没有道理的。长期政治生活的磨练,使他于貌似随意中即可杀出一串“妙棋”。比如,女儿润叶苦恋着泥腿子孙少安,扰乱了他通过联姻提高政治经济地位的算盘。他很恼火,又不便与女儿正面冲突,就一面派人尽快逼成女儿与县革委会主任之子李向前的婚事,一面巧妙“泄露”孙少安给社员扩大猪饲料地的秘密,找到“让后生下不来台的好茬口”,弄得少安遭受批判还一时不知祸从何来,这个人文化不高,对权力却有高度敏感和警惕,初闻少安要搞责任制的消息,他“耳朵里爆响一声炸雷”,直接反应是“无法无天”,“造社会主义的反”,还想到“公安局的法绳”之类。直觉告诉他,“必须坚决制止”。他的反对并非完全出自个人的狭隘动机,实为某种思想和历史的惯性使然;他的失利也非个人才智的不济,乃个人在历史大潮面前的无能为力。他不是用来反证历史进程的思想符号,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性格:作为一个意志顽强、工于心计的硬汉,他仍在进行悲壮的挣扎。人格的强硬和思想的僵化造成他的悲剧,而他的精神悲剧所折射的历史内容,又非几句话可以讲完。其实,处在命运转捩点上的何止一个田福堂呢?像影子一样追随在田福堂左右的、被戏称为“职业革命家”的孙玉亭,是个“心爱的空忙”着的带几分滑稽意味的角色。但他自己是决不以为滑稽的。他的热衷于张罗会议、搞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欣欣然于抛头露面,惯会见风使舵,乃是畸形政治生活的一个沉重遗产,待到生活转入商品经济,转向务实,他成为一筹莫展的“失业者”,也就毫不足怪。问题是,他那一眼即可望穿的浅薄,并不使人厌憎,反倒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同情,可见这个人物的社会底蕴也就并不浅薄。

    假若,《平凡的世界》只是平行地、比附式地描写社会变革的表层运动,那它是不能被称为深刻的。我们发现,作家并没有把历史理解为高速旋转的万花筒,也没有浮浅地认为,只要描写了历史的主要动向就算深刻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是既看到生活的喧哗与躁动,也看到历史的凝重与安详,既看到因政治事件、政策、商品刺激引起急遽变化的短时效的易变因素,同时看到人文环境、思维方式、情感方面等等相对稳定的深层的因素。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小说走向了深厚。作为一部侧重于揭示社会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与时下偏重于文化审视的小说是不同的。但作家并没有忽视对村社文化心理的考察。它与许多文化小说的区别在于,它并不追溯血缘种姓,家庭意识,宗法观念,乡土观念的原始的或历史的形态,它所关心的始终是这些传统意识对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基层的政权组织的潜在影响,它着力描写的是传统意识的现实活动形态,比如,田福军升为黄原行署专员的消息传来,田姓家族和双水村便沉浸在骄傲与兴奋中。在城里,闻风来看望田福军的首先是些“原西籍老乡”。“满屋子的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点庸俗。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临了”。这其实是很深刻的笔墨,依稀可见出乡土礼俗文化的影子。至于在斗争满银、捉奸、偷水等事件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更多。每当事情关乎家族的荣誉和尊严时,家族意识作为一种深固的精神因素,总使人际关系发生微妙的分化与组合。

    就这样,表层的与深层的、活跃的与沉滞的、现代的与传统的多重精神层面,构成了小说的立体与纵深;而以田福军,孙少安、孙少平、田晓霞、田润叶,孙兰香们所代表的生机勃勃的历史前进力量,则始终是纵贯这幅画卷的主导流向。

    也许,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仅从外观看这部作品,还没有真正进入它的丰富的人的世界。我们说过,《平凡的世界》具有史的骨架、诗的品格,它的内里涌动着深沉的激情,这是它的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来源,那么,是些什么样的诗情,这诗情又缘何而起呢?托尔斯泰曾自述,他是看到了不屈的牛蒡花的自然景观而激活了《哈泽穆拉特》的创造思维。读《平凡的世界》,敏感和颖悟的读者可能会在这样一行文字面前停下来:

    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间,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已经被水流蚀割得沟壑纵横,支离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张粗糙的皱脸……就在大自然无数黄色的皱褶中,世世代代生活和繁衍着千千万万的人。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如果不查看有关的统计数字,谁能想象来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中,究竟有多少村落和人家呢?旅人们!你们也许跑了不少路,但对这块和阳光同色的土地所留下的印象,恐怕仍是豹之一斑…

    相信,这是悬浮在作家路遥心目中的一幅永恒的意象,他为之魂牵梦绕,深情眷顾。把它看作整部小说的创作起始点和灵感发源地,也未尝不可。似在写地貌,又何止写地貌,它所喻示的是与悠久的土地紧密联系的勤劳而伟大的人民。这混沌的意象是如此地忧郁。古老,又是如此地博大、崇高。作为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路遥对家乡的土地和人民怀着深刻的爱,他有一种巨大的激情,要把这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置放到当代生活风云变幻的时空,透视它内蕴的精神,其实是要发掘民族的精神。由于这一审美基点本身的大和深沉,就正像作家秦兆阳所指出的,“路遥有一种感生括中朴素而又深沉的美的气质”。

    在《平凡的世界》里,可以明显地感到,作家对民族的文化精神有他独立而坚定的看法。他不是不了解农民身上背负着的某些愚昧、保守、狭隘的精神重担,但是,在由多重要素合成的民族精神中,他孜孜寻求的是我们民族的伟大的凝聚力、承受力和延展力的所在,他更多地发现着劳动者身上的刻苦耐劳、自强不息、不惮苦难的愚公移山般的意志力量,他也更为珍视他们宽厚、仁爱、亲亲、扶困的人伦情感和道德情操。在路遥看来,经历漫长历史过程形成的民族心理素质,是可以超越历史阶段继承和发展下去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中的精华既是推进历史的燃烧剂,又是抵抗现代社会道德沦落的抗蚀剂,他说:“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作封建色彩的,现在已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不管发展到任何阶段,这种美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路遥与一些着重文化批判的作家在审美焦点上的差异。路遥不是社会学家,伦理学家,他是诗人。他对文化精神的看法是否严密科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开掘出源自生活的真实而撼人的诗的元素。一大部《平凡的世界》固然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生活。倘若我们看不到这一侧重点,就无法理解小说的魅力所在。它是它的基础和沃土。

    我想,《平凡的世界》的读者都会发出这样的问题:究竟谁是作品的主人公?谁最能体现作家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谁又是划破作品时空的思想的星辰?是孙少安吗?不。诚然,作者对孙少安的坚韧品格和令人荡气回肠的道德情操倾注了深情和赞美,但主要是把他作为传统精神的继承者,具有极大普遍性的人民的化身来看的。他是精神的基石。作者并不想制造一个小生产者们牵肠挂肚的温情世界,也不满足于把作品仅仅变成传扬传统美德的舞台。事实上,作者时刻有种冲出陈旧生产方式的冲动,有种超越农民精神樊篱的欲望,向往着现代文明之光普照黄土高原。就这个意义来说,作品的主人公是孙少平,还有站在他身后的那个“浪漫、独立,希望一生火热”的少女田晓霞作为辅助。

    在作者的思想深处,其实存在着二律背反式的矛盾: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尊敬并推崇农业文化中的宽厚、温情、淳朴,农民身上的坚忍和刻苦,把它看作精神栖息的家园;另一方面,在意识上,他对世世代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又持否定的态度,期待农民母体诞生新的分子,创造另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这种作家主体的矛盾在路遥身上由来已久,《人生》就是证明,这矛盾既带来缺失也产生魅力。在《平凡的世界》中,两种倾向在作家头脑中无法调和,又无法解脱,便裂变为两个人物:孙少安和孙少平。他们都从传统的基地出发,又是同胞兄弟,不乏共同之处,但他们终究体现着两种人生选择和两种生活哲学。他们一个求实,一个幻想;一个重物质,一个重精神;一个封闭,一个开放;一个倾向传统,一个指向未来;一个深植农村,一个被“远行的梦”所召唤。就其与作家的个性、心理的相近以及烙刻着作家自身的经历印痕而言,孙少平是作家最钟爱的;就其对作品思想走向的影响而言,孙少平也是最重要的。他在今天农村现实里,也许刚刚诞生,为数甚少,是有如普列汉诺夫常说的“拉赫美托夫气质的人”。

    路遥是个顽强地探索当代青年农民及其知识分子命运的作家,这是他的思路的大动脉,《人生》如此,《平凡的世界》亦然。他在《人生》中成功地刻画了在思想上有其超前性,在行动上却表现出浓重个人主义色彩的高加林这一充满矛盾困惑的形象。人们一直关心高加林的下落,希望读到续篇,却又担心新的作品无非是高加林的重复。看来,担心的情况没有发生。虽然孙少平与高加林有许多外在特征的共同:一样地忍受过饥饿和贫穷,一样地怀着苦闷和躁动,一样的“爱看报纸”,一样地对父辈的活法表示否定,并向往外面的大世界。但是,孙少平不再像高加林那样虚飘和浮躁,那样迷信机遇和怀着侥幸;那样珍视一已的荣辱,那样轻率地割弃传统美德的滋养。他依然充满想象和冒险精神,但脚踏实地得多。在个人和环境的冲突中,他主要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砥砺,更注意个人的意志、胸襟、素质的提高,更注重个人与时代的结合。正是在这两个既密切联系叉截然不同的形象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作家思考的发展、深化和成熟。小说结尾:孙少平工伤痊愈出院,看见“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是啊,太阳永远属于走向未来的人。

    路遥构思和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期,正值我国文坛风靡着新观念、新方法的热潮,反映论、现实主义、典型创造等等确实受到冷落以至贬抑;甚至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风尚所及,路遥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的心理压力。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路遥还能不能“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话”,还能不能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在这个问题上,他表现出良好的素质和艺术家的勇敢。在他看来,尽管作家有选择各种方法的自由,但现实主义是强大的、主流性的,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它的巨大能量尚未得到长足地发挥。无论从现实主义自身的力量,还是路遥自身的气质和积累,抑或与他所要表现的内容相适应的形式,他都坚信现实主义对他是最相宜的,他还认为,现实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应有更广阔的艺术视野,更繁复更新鲜的手法和更广大的前途。就《平凡的世界》来看,如评论者们指出的,它是既有师承,也有开拓,显示着作者辛勤而坚实的努力。这都作品对当代文学的意义是,它使人们看到:现实主义发展着,且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生活的深刻性和时代精神的渗透,任何时候对艺术创作都是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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