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珍[28]

    我是在解放后的1950年7月参加工作的，首先被分配在天津市政府下属的新闻出版处工作。当时市内还有民营、私营乃至由外国人主办的大小报刊，所以党、政、军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新闻由新闻出版处统一发布。我所回忆的几件事，都是我在新闻出版处新闻发布科工作时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也是我几十年来难以忘怀的几件事。

    1949年解放天津的炮声响了，我随南开大学师生从八里台避迁到甘肃路当时的南开大学东院。国民党天津守军和政府溃败了，陈长捷、杜建时都被活捉。解放军进城，万众欢腾！我迫不及待地于1月18日就回到了八里台南开园东村住所。老百姓一向是怕兵的。可是对人民解放军我们不怕，而且很敬爱，他们是人民最好的军队。由聂公桥、八里台进城的军队都要经过南开大学，我们都到校门口去看解放军进城。队伍是一批一批、源源不断地过来的，都是穿着灰布军棉衣，背着枪支背包，非常威武，尽管服装很旧，有的衣服上还有炮火烧过的破洞痕迹，但人人衣帽整齐，领口上的风纪扣都扣得好好的。得胜之军，没有一点骄横之态。学校已经组织了人，把他们迎入校园稍事休息。我们住所的前后马路上都坐满了士兵，他们非常守纪律，没有进入住宅的。我们忙着烧开水，带兵的战士一再表示不要麻烦大家，接过开水壶，一再表示谢意。

    军管会成立后，召集了少数教职工去开会，中文系的老主任彭仲铎教授去参加了，回来后兴奋得不行，向我们介绍情况说，南开大学很快就能复课，还说对教职工的生活军管会已有安排。这次开会主持人是军管会的文教部部长，彭先生对于介绍这位部长格外感兴趣。彭先生说：这位部长大名黄松龄，温文尔雅，虽然穿戴得跟老兵一样，但言谈举止有儒者风度。20年代入党，曾留学日本，30年代初在北平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当教授，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经济学家，真了不起！彭老先生说得激动，还自问自答地说：谁说什么“土八路”？一点不“土”，一点不“土”！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黄松龄这名字在我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1950年我参加工作，新闻出版处新闻发布科科长方纪文同志领我去见这位文教部部长。因为他的名位太高，又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初次见面，我真有些手足无措，称呼了他一声“首长”！他笑着说：“新参加工作的呀？什么‘手掌、脚掌’？叫我老黄好了！”后来老方告诉我：黄松龄同志是位老前辈，革命队伍里又不兴用“官称”，大家都称他黄老，你也叫他黄老好了。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去找黄老，在文教部，有时也到他宿舍里去。黄老为人和蔼可亲，对我这样的新参加工作的党外干部态度格外平易近人，耐心教诲，可以说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当时，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由黄老主讲“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专题讲座，听讲的都是市里高、中层领导干部，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大学教授。讲完了“论社会主义”之后，经请示黄老，同意摘要发表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整理稿件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处理。说实在的，以我们的水平整理起来是很吃力的。我被派去送稿，黄老看了一遍，便留下稿子，问我：“报社能不能发？什么时候能发？”我很幼稚，冒冒失失地回答：“当然能发，黄老今天能审完，明天就可以见报。”黄老说：“我们搞社会主义，不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行？虽然我讲的还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和界限，讲得也很笼统，发表出来，抛砖引玉吧！你回去告诉克简，给报社打个招呼，我今晚交稿。”我把黄老的话向新闻出版处李克简副处长原原本本地汇报了，克简同志立即向王亢之同志汇报，定下来转天见报。晚上报社催稿，我给文教部打电话，接电话的干部说，黄老正在开夜车改稿呢！我们都知道，黄老身体不好，又是60多岁的人，这样赶着实在不应该。我又到黄老宿舍，秘书说：“为这个稿，黄老晚饭都没有吃好，现在正关着门在赶，你就不要打扰他，他说今晚交稿，准能交！”事情被我办得进退两难。回到处里，大家就一起等候。黄老十分认真，午夜过后稿件送来了，几乎是他重写的。按规定，应当抄送《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改版）一份，那时又没有复印设备，只好将一份原稿送亢之同志。我们处里，上至克简同志，下至我个人，都有着许多担心。大家等到第二天早晨，还没到上班时间，电话铃响了。我忙去接电话，是黄老的声音，他也听出了我的声音，便说：“怎么搞的？那稿子今天并没见报嘛！”我猜想，黄老改完稿可能就根本没睡，等着早晨的报纸，可为什么没见报呢？我嗫嗫嚅嚅，电话被秘书拿过去了，并且说：“黄老一夜没睡，没事，没事了。”放了电话，我们都不知怎么办才好。接着，报社的石荣同志（当时他可能是亢之同志的秘书）来电话说：“老亢叫告诉你们，昨晚来稿太晚了，这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重要文章，准备打小样给《进步日报》。”我想：亢之同志作为日报总编，考虑的是周到的。下午下班前，黄老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早晨我的态度不好，急躁了，很不应该，对不起了，请原谅！”他像日常那么和蔼，并且言简意诚，我非常感动。

    大约是在1950年的一次各界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们谈土改问题，部分参加了土改的委员畅谈了他们的感受，都觉得这是十分伟大的革命，自己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忽然委员中的南开大学代校长杨石先教授发言说，对于土改做法他有些看法。他认为：农业的发展要靠机械化，所以把土地一块一块划给农民一家一户去耕种，并非良策。全场一下静下来了。过了一会儿，主持会议的黄敬市长打破沉寂说：“土地政策虽是既定政策，但大家仍然可以提看法、想法。石先先生畅所欲言，很好！”发言一下踊跃起来，有人说：把土地分割开，拖拉机、康拜因就没法使用；也有人认为，分地给农民，农民当然欢天喜地，将来要实行公有制、机器耕作困难就大了，不如趁热打铁，不搞小农经济。最后，黄市长从政治上、经济上阐述了在现实情况下必须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道理。可是再征询石先教授的意见时，他仍表示：要保留自己的意见。会后，我去请示市长发布新闻的事情，黄市长正在跟办公室的干部说：“石先先生的意见是脱离了现实，但很好，尤其是他的直言无讳的态度值得提倡，‘民主协商’嘛！就是允许这样的。”正因为当时的领导干部有这种民主作风，所以党外人士能够畅所欲言，无所顾虑。

    当天津市决定取缔妓院，废止卖淫的罪恶社会现象时，市协商委员会也召集了会议展开讨论。本来这是一件令人拍手称快、无可反对的大好事，但当提出要立即查封妓院、收容妓女的时候，有人谈到了勾栏妓院产生的所谓“悠远历史”，说到秦淮歌舞之盛，产生了《桃花扇》这样的文学名著，似乎妓院这个东西是历史的、社会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会场上顿时哗然，大都不能苟同这种见解，尤其是妇联的罗云、学联的张来苏等同志，从妇女的立场出发，慷慨陈词，要求取缔这一流传了百世的罪恶制度，以维护女权。黄市长主持会议，他说：“这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大社会问题，大家可以畅谈看法、想法。”由于市长讲民主，大家都深信民主协商的原则，深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似乎有话不讲藏在心里，就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政府。所以会场十分活跃，发言者争先恐后。甚至有人说：当前还不能一下子消灭贫困，还有人娶不起老婆，一下就取缔妓女，恐怕不容易。大家话说得很多，后来黄市长向坐在他一旁的周叔弢副市长说：“这方面的情况叔老是了解的，大家听听长者之言吧！”周叔弢先生猛地一下脸色绯红，沉了片刻才说：“鸦片是毒品，可是能治病，医疗上还用得着，但鸦片不禁，亡国灭种。”他主张一举消灭卖淫。黄市长赞成周副市长的发言，民主集中，取缔妓院，收容妓女，大多数人一致赞同。散会以后，黄市长拍着自己的脑门说：“我太粗心，太粗心。”这是为什么呢？我询问我的“顶头上司”、新闻发布科科长方纪文。老方原是中共地下党员，与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多有接触，他告诉我说：“周叔老是位谦谦君子，在工商界人士中他一贯洁身自爱，花街柳巷绝不涉足，交际场中，就是吃花酒（在妓院请客或由妓女陪酒，都叫吃花酒）他都不去。黄市长跟他关系很深，也是深知其为人的。今天那么提问，让叔老脸红，是粗心了！”我说：“老方，你连市长也敢批评？”他说：“这算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嘛！”事后，老方给了我一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本《反对自由主义》。

    50年代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分工采访政教方面的活动，在政协会议上，对认真执行“民主协商，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深有感受，难忘的往事也较多。那时候哪怕是市政府制定一个私人房屋租赁条例，也把方方面面的代表请来，集思广益，加以讨论协商。我还记得，有位学联代表在会上认认真真地听，最后才发言说：“我们学生对租赁房屋似乎关系不大，可是我们的家长中租赁双方的人都有，大学教师也不是都住学校宿舍，所以我也要发表意见。”在场的许建国副市长听了这几乎是最年轻的女委员的话，便哈哈大笑说：“大学生嘛，就是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群众生活嘛！你不租房，也没房出租吧？意见一定更客观！”全场一片笑声。许副市长又小声地问黄市长说：“她就是张来苏吧？”黄市长笑着说：“是，是南开大学的高才生。”我有些诧异，市领导对众多的委员都很熟悉，比我这初出茅庐的记者强得多，无怪乎大家在一起平起平坐地谈问题很融洽。

    解放初，进城的干部一律享受供给制待遇，部分新干部也根据个人条件自愿申报薪金制或供给制，于是大家根据当时的伙食标准，称不同级别的干部为“大灶干部”“中灶干部”“小灶干部”。我刚参加工作属“大灶干部”，吃大灶，穿国家的灰布棉袄、棉裤，灰或蓝的单列宁服，每月领6元钱津贴。机关的大灶饭自己不交钱，米饭面食都有，熬白菜、萝卜、海带、粉条，味道蛮好。炊事员虽是雇用的，但给公家干活，为人民服务，觉着光荣，所以伙食办得很好。机关有两位科长、一位副主任是“中灶干部”，中灶的饭开在市府花园食堂，与小灶在一起，他们忙起来懒得跑，常跟我们吃大灶。我们私下议论：中灶油水可能也不大，要不他们为嘛随便就不去吃？我们的科长方纪文是“中灶干部”，他有家在天津，基本不在机关吃饭。老方在旧市政府做地下工作，与当时市政府上上下下的干部职工非常熟，尤其关心培养我们这些新干部。他间三岔四地到市府花园食堂去吃饭，有时候他把饺子端到机关前院让我们吃。偶尔饺子还是富强面粉猪肉馅的。我们就说：“方科长就是不错，富强面饺子自己吃饱了，还顾上我们。”老方说：“别闹腾，这是我从小灶上端来的。”我们一听，跟他急了：“小灶是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吃的，你干吗去端？”老方最平易近人，跟有些进城的干部相比，有那么一点“不拘小节”。他说：“黄敬、吴砚农（秘书长）、老娄（娄凝先，副秘长兼我们的处长）都没去吃饭，饺子剩了几盘。”我们责备他不该随便到小灶食堂端饺子，炊事员怎么也不管。他说：“管我？请我进去吃还不一定去呢！这是为了你们！”我们都赌气，不吃他的。其实，闹来闹去市长们吃的最高标准的饭，也不过是富强面饺子而已。

    也是在50年代初，天津开始民主建政——选举人民代表，分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为取得这项新工作经验，由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娄凝先带干部到九区（现在的红桥区）抓试点工作，我去采访一次，由谭区长（名字记不得了）谈工作，另有几位区长参加。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谭区长说：“把饭端到办公室来吃吧！”我也在一起吃。一大盆蒸茄子，拌了很多的生大蒜和芝麻酱，主食则是标准面大馒头。大家都吃得十分香甜，唯有我这个没有受过锻炼的干部，又是南方人，吃不惯大蒜，凝先同志和谭区长还特别关照我，一个劲地叫我：“吃呀，快吃！蒜泥茄子，既好吃又营养，祛病！”我勉为其难才咽了小半个馒头。交饭费时，他们都交一角五分，谭区长却不让收我的，开玩笑地说：“吃的不够一只猫的食，不用交钱了！”娄老当场就教育我说：“参加革命工作，各方面都要锻炼啊！”

    解放初几年的工作经历至今仍令我神往，时时感到受教育，忆及这些往事，更有无限感慨和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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