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本隆

    1949年春天，长江北岸古城安庆迎来了解放。安庆解放后，我参加了安庆青年文工队，投入了巩固人民政权、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虽然近50年的时光过去了，但回忆起那段火热的生活，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一

    1949年4月23日，雨后初晴，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军从安庆集贤门（北门）、枞阳门（东门）、西门入城。老百姓夹道欢迎，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标语上写着“欢迎亲人解放军入城！”“毛泽东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还有“冬去春来”“苦尽甘来”的标语贴在木头电线杆上。人们里一层外一层围着解放军，问这问那，兴高采烈，热闹非凡。

    安庆解放了，但有着许许多多工作要做，可说是百废待兴。当时人民政权建立不久，恰逢连天大雨，水灾严重，一些反动分子竟然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词改成“解放区的天是大水连天，解放区的人民饿得慌”，煽动性地传唱。他们还造谣惑众，说什么“大龙山上的九路军马上就要占领安庆城了，四老爷（指新四军）待不长了”。反动武装特务乘夜深人静时打冷枪，国民党的飞机还经常来安庆骚扰、轰炸。为数不少的资本家抽逃资金，解雇工人，造成劳资关系紧张。因此一部分市民对人民政府存在疑虑。另外，安徽大学和几十所中小学急待组织恢复上课，银行、报社、电厂、水厂、米厂等公用企事业要派员接收，交通运输急等恢复正常秩序，还要组织群众灾后生产自救。面对复杂的形势和繁重的任务，中共安庆地委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支专业文艺宣传队伍，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承担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任务。于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安庆地方工作委员会青年文艺工作队”（后改称“中共安庆地委青年文艺工作队”）诞生了。

    青年文工队共40多人，大都是大学、中学的青年学生。队部设在安庆市吴越街14号。队长由团地委宣传部长、军管会文教部负责人许伟同志兼任。导演是李岱思同志，她是鲁艺戏剧队的，很受大家尊重。文工队下设3个分队（两个男队、一个女队），我当时任第二分队队长。另外还有业务上的戏剧组、音乐组、美术组。

    青年文工队在纪律方面要求很严，领导要我们做到既是宣传队，也是战斗队和工作队。好在都是满怀热情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学生，革命自觉性高，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几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1949年7、8月间，我们去军区仓库领来了军装，全是用黄栀子树汁染的土布，易脱色，穿在身上，日晒雨淋，把全身皮肤都染黄了，但没有一个人说埋怨话。冬天供应的棉军装是灰色的，说是棉军装，穿不多久，棉花全垂下来，成了夹军装了。大小又不合身，有的上装长得拖在膝盖上，下装的裤腰齐胸脯子，大家都不以为丑，反以为荣。那时，晚间不太平，实行宵禁，我们就点汽油灯排练节目。点汽油灯是我负责的，一次不小心，明火喷出来，把手和身上烧得阵阵发痛，头晕眼花，但坚持把火灭掉，使汽油灯保存完好，避免了火灾发生。队长许伟正好在场，他立即表扬了我，第二天就批准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记得有一次，是国庆节前后，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去医职（今卫校）礼堂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同时教唱革命歌曲，口号声、歌声、鼓掌声连成一片，气氛热烈，礼堂里挤满了学生，窗户台上站满了浑身淋湿的学生。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感人场面令人至今难忘。

    二

    青年文工队自1949年7、8月间筹建，10月份人员已陆续配齐，便开始边排练、边演出，配合“支前”（当时云、贵、川等省尚未解放），排练了小歌剧《全家忙》；配合建立革命新秩序，改造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排练了小歌剧《二流子转变》；配合生产自救，排练了小歌剧《兄妹开荒》、大型歌剧《王秀鸾》。1949年刚入冬，为了宣传土改、反霸，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赶排了《白毛女》。这是个大型歌剧，是解放区四大歌剧之一（其他三个是《刘胡兰》《血泪仇》《闯王进京》）。这是延安“鲁艺”老剧本，全剧演出时间约4个小时。剧情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罪恶揭露得淋漓尽致，观众常常是边看边流眼泪，泣不成声。因为这个剧中角色多，我们人员不够，结果是队长、会计、事务长、炊事员都上场担任演员。乐队人员也不足，请了安庆女中吴菁、苗达魁老师和崇文中学韦永柏老师拉二胡、拉提琴。化妆工作忙不过来，请师范学校蔡景元老师帮忙。这些老师政治热情高，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他们全是尽义务，不取分文报酬，经常工作到深夜，但在第二天仍然坚持上课。

    1951年初夏，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组织慰问团慰问老根据地人民。青年文工队因为要随团参加慰问演出，便赶排了大型歌剧《刘胡兰》。整场演出时间3个多小时。不少队员既是演员也是舞台工作人员和乐队演奏人员，一场演下来很紧张、很累。有时是白天行军，晚上演出。如果不行军，不演出，就排练节目，或去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但大家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从不叫苦叫累。

    记得是在1949年末，天气很寒冷，青年文工队来到宿松县套口工地，为堵口复堤的民工演出《白毛女》。当演到斗争地主黄世仁的时候，台下成千上万的民工突然轰动起来，眼里含着热泪，嘴里喊着口号：“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血债要用血来还”……一时，石块、土块像雨点子一样甩上舞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当然躲不掉，演正面角色的演员也难免受到牵连，但大家忍着痛坚持演出。这时也在观看演出的地委书记桂林栖急忙站到台口，用湖北口音大声地喊着：“同志们，不要动，这是演戏，好好看！”接着，他带领台上台下的人呼着口号，秩序才渐渐平静下来。

    我还记得是1951年秋季，在安庆钱牌楼剧院演出《刘胡兰》，连演十几场，有几千海军官兵观看演出。每场演出都可以听到官兵们的哭泣声。许多官兵看了演出后写感想、出墙报、表决心。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许伟同志自编自演的京剧《修堤别家》很受修堤民工的欢迎，他们说京剧是“大戏”，过去有钱的人才能看到，现在送戏上门来了，共产党真的看得起我们老百姓。

    青年文工队为了让群众看到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还排练了大鼓书、快板、小放牛调、大合唱等。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条件许可，总是收集好人好事，编成快板、鼓书，唱上一段，最受群众欢迎，也最具教育作用。

    青年文工队肩负着党的嘱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走遍了大别山区的岳西、潜山、太湖、宿松、望江、怀宁、桐城、枞阳等县的山山水水，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温暖带给大别山区的父老乡亲，教育了人民，团结了人民，也教育了自己，锻炼了自己。

    三

    前面说过，青年文工队不仅是宣传队，也是工作队，除了演出，还经常协助政府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

    1949年11月，我们正准备去宿松县、望江县沿江一带宣传演出，临时接到任务，改去东流县（今东至县）沿江一带协助当地政府，调查协助解放军渡江的民船在战斗中的受损情况。政府规定，遭到炮击的民船，一个洞赔偿一斗米；牺牲或受伤的船民，发给烈士证、伤员证，政府将给予抚恤或伤残补助。渡江战役中，东流县沿江一带老百姓支援大军渡江做出了重大的奉献，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我们在做这项工作时，也深受教育。

    1950年春天，皖北行署在望江县右慈区太慈乡进行新婚姻法试点工作，文工队被临时编成工作队进驻试点区，全力以赴展开工作：实行婚姻登记制度，解除包办婚姻，废止“等郎媳”等陈规陋习。我们在结合婚姻制度进行改革宣传工作的同时，还进行民间采风，收集了许多民歌。何金香和我收集整理的民歌，1957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有一首反映“等郎媳”陋习的：“十八岁大姐周岁郎，晚上抱着上伢床，夜里起来要奶喝，我是你的老婆不是你的娘。”

    大约是1950年6月，整风学习以后，全队开赴怀宁县洪镇区五星乡、独秀乡，组织农会、民兵，控制恶霸，展开反霸斗争。怀宁的工作告一段落后，青年文工队又开赴桐城县孔城区南口乡进行土改工作。我们走村串户，发动贫雇农团结起来，向反动地主分子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动分子，组成临时法庭，进行宣判，以体现政策，以利于做好群众再发动工作。后来青年文工队还受命临时编组到潜山、宿松、太湖等县进行土改政策复查工作。

    1951年夏天，党中央决定组织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团，慰问曾为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青年文工队参加了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团南方分团。分团由军区司令员孔令甫率队，赴皖西南老区进行慰问。青年文工队带去了大型歌剧《刘胡兰》以及一些小节目，还带了《红旗漫卷西风》电影片，在潜山水吼岭、野人寨，岳西汤池坂、鹞落坪、石关等地演出，还挨家挨户地慰问烈军属，赠送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题词和毛主席肖像。我们还与《皖北日报》随团记者一道收集革命先烈事迹，采访了原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烈士的母亲，参观了红军师部旧址，还访问了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农会主席、儿童团长及大刀队、钢枪队的队员们。当时天气很炎热，只能早晚行军，中午就地休息，避免中暑。但仍有少数女同志因中暑不得不用担架抬上山。还要驮电影机上山。同志们背着20多斤重的背包、干粮行军，脚上长泡了又磨破了，很苦很累，但没有一个掉队的，一路唱着歌，情绪很饱满，任务完成得很好，受到了表扬。

    到1952年底，安庆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已基本完成了医治战争创伤、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土地改革等任务。青年文工队也在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根据形势需要，编制撤销，队员们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分赴新的战斗岗位。

    四

    青年文工队自成立到撤销，历时两年多，正处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各项工作进入新旧交替的困难时期，因而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很艰苦。

    吃的是粗粮杂粮，菜金很少，经常是白菜、萝卜、黄豆。每个星期加一次餐（又叫打牙祭），也就是靠平时节省下的菜金加一点荤菜。没有餐桌，8个人一圈蹲在地上吃。一只搪瓷碗，既是饭碗、菜碗，也是茶杯、漱口杯，装上水，手巾在水里沾沾，又成了脸盆了。行军途中就餐时，装菜的盆是女同志的洗脚盆，因为男同志不愿带脸盆行军，而女同志又缺少不了洗脚盆，也就一盆两用了。老百姓见了直啧嘴，知道“新四军”能吃苦，不讲究，也就不多议论了。

    睡的是稻草打的地铺，每到一地，一般是住在学校、祠堂、庙宇里，有时也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离开时要把稻草归还，水缸水要挑满，门口庭院要打扫干净。告别时，有的老百姓还放爆竹、敲锣打鼓送我们上路，使我们高兴极了。

    当时交通十分不方便，水路行军靠民船，陆上就全靠步行。每天行军七八十华里，最多的一次是急行军一昼夜走了140里，背着背包、干粮、斗笠或雨伞，还有一支枪。行军时每天早一顿晚一顿中午不进餐是经常有的事。走得太累了就互相拉歌子来鼓劲。

    当时，因经费困难，器具配备也很简陋，大提琴是我们自己用白铁做成的，弦子用电话线钢丝代替。全队唯一的一把小提琴，是一分队队长汪堤同志入伍时带来的。舞台灯光全用煤油、汽油灯，用钢精锅做聚光灯罩。

    人员不足，经常是既当演员又当舞台工作人员，有时一个人要兼做装置、布景、乐队、灯光、效果、道具、服装几个方面的工作。既不分男女，也不分队长、队员，有了工作就一齐上，互不推诿。由于常年行军奔波，经常是日晒雨淋，汗流浃背，男女同志身上都长了虱子，特别是毛线衣和女同志头发最容易藏虱子，实在令人苦恼。长上虱子不易根除，而且往往是条件反射，你痒我也痒，你抓我也抓。好在大家都是如此，加上生活紧张，任务重，也就很少顾到这些了。

    文工队的纪律特别严，大家都知道“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道理。队员们大都正处情窦初开的年龄，可是按部队纪律不经组织批准是不可以谈恋爱的。组织批准的条件非常严格，年龄要在28岁以上，入伍5年以上，团级以上的职务。这就是常说的“二八五团”条件，具备其中一条就可以被批准。除极少数老同志外，大都不够条件，于是有少数青年暗中进行恋爱。一旦被发现，轻则检查、挨批评、记过，重则被开除出队。记得有位年龄偏大的女同志就是因为犯了这样的错误而被青年文工队除名的。

    饿肚子行军也是时常有的事。记得在宿松县套口、汇口、陈营一带行军，因为水灾后老百姓都离开了家园，我们整整有一天时间没有进食。有时也能看到路边园地里成熟的瓜果、山芋、萝卜，也没有一个同志敢去挖来充饥。还有一次，我们在宿松汇口突然接到命令要赶回安庆，组织上派我和毛本铮、苏芳银三人过江去湖口找船。下午到达湖口时，大雨倾盆。等我们冒雨找到了一只民船，天已黑了。第二天一早，风雨仍未停歇，为了执行立即赶回安庆的命令，我们三人毫不犹豫，找到一艘轮船把我们的民船由湖口（鄱阳湖口）拖到江面上，然后驶向对岸汇口。不料狂风暴雨，把船刮到了下游20多里远的复兴镇江边。我们又在江边背纤，到晚上才把船牵到汇口。这时队里的同志都以为我们已经牺牲了，正在江边寻尸。猛然见到我们，不由泪流满面，悲喜交加。

    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磨炼了我们的坚强意志；正是这种铁的纪律，培养了我们的奋发精神，为我们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上步伐坚定地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生龙活虎的青年学生们，如今都已两鬓染霜。不少人事业有成，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有高级领导干部，有大学教授，有科研、工业部门的高级工程师，有新闻出版界的编审，有戏剧界的高级导演、高级演员，等等，遍布祖国各地。也有一些同志，或因积劳成疾，或受极“左”路线的摧残，已经离开了人世，我们会永远怀念他们。我们一直很珍视解放初期的这一段历史，人民解放军进城以后，给了我们这一批青年学生一个人生磨炼的最好机遇，确定了我们此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崇高目标。回顾以往，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没有愧对革命前辈，希望我们的后辈不要因虚度年华而愧对我们这一辈人，这是我写这一点回忆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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