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松[31]

    入城前后

    1949年1月下旬，解放战争的局势急转直下。“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签字后，我不顾淋巴结核伤口未愈，急如星火地从平山南庄日夜兼程赶赴北平。我沿着沧石路赶到天津，到处打听北平的情况和军管会的所在，可谁也说不清楚。无奈只好去找黄敬同志，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他也不了解北平的情况，只说丰台已经解放，要我去丰台找找看。我从天津坐火车到丰台已是下午。找到丰台军管分会，他们也说不清军管会到底在哪里，只说大概在青龙桥一带。我和同行的同志商定，由我雇一辆三轮车，先去青龙桥一带打听，找到军管会后再派车来接他们。同行的一位东江纵队的同志怕我独身一人不安全，把他佩带的手枪交给我，作为防身之用。我穿了一身灰棉军装，盖上一条军毯，在暮色苍茫中匆匆上路。

    车行半路，夜幕渐沉，马路边的林莽中时时有自东而西穿行而出的军队，昏茫中也辨认不出“敌”我。中途进入一个村庄，村口有持枪的岗哨拦截盘问，我误以为是解放军，忙问：“同志，找军管会怎么走？”那岗哨嘿嘿冷笑，并不置答，幸好没有留难。出了村，我才恍悟，这是傅（作义）部从城内撤出的军队。

    到了青龙桥，果真军管会就在那里，我大喜过望，忙请孙国梁同志派车去丰台接同行的人。谁知到了夜半，空车返回，去人说同行的人都不见了，我只好焦急地等待消息。凌晨两三点钟，同行的老老小小二三十人却自己找了一辆卡车赶来青龙桥。原来他们在丰台久候不耐烦，又误听军管会已入城的消息，便坐了车一路开进城，从永定门一直转到中南海，东南西北城都找遍了，畅行无阻地周游一圈又转了出来。我埋怨他们，他们却为先期入“城”而自鸣得意。

    当夜，草草入睡。第二天上午去见彭真同志，他正与一些同志紧张地部署入城的工作。见我去了，有几位同志便征询我的意见：入城以后，市委与军管会安置在何处为宜？我建议可从铁狮子胡同、东交民巷使馆区、顺承王府选择，中南海恐需留待中央使用。当即决定由韩钧、王甫等同志进城勘察。他们果然选中了旧德国使馆、旧日本使馆和兵营，从此奠定了市委领导机关所在的位置。

    1月29日（正是旧历正月初一），我们于夜间从青龙桥入城。那一年的冬天是否寒冷、春节又是什么景象，不但现在回忆不起来，即在当时也全不在意，心里只是充满了解放古城的欢畅，热气腾腾驱散了寒冷。

    车子一直开到旧德国大使馆，大家匆匆安置。就像打游击时号房子一样，随便安置，都无话说。市委办公室安排在一进大门路东的一栋房子，正厅很大，开干部会可以用，跳舞也可以用，正厅的后面是一间会客室。正厅南面一排房，顺次自西而东，最西面的是办公室秘书值班室；接连一间长方形的敞厅，是市委开会的房子；再里面是彭真同志的办公室，他们一家人就住在办公室后面的两三间房子里。正厅北面一排房，也是顺次自西而东，最西面的一间，权充我们五个政治秘书的下榻之处。刚一进城，机构不甚健全，人手又少，所以市委就把赵凡、佘涤清、崔月犁、王镇武和我五人，作为市委的直接助手，直接承办彭真等同志交办的事项。五个人开始打地铺，后来才有了床，大约住得时间不长，随即各自分配工作。但在那极短暂的共同工作期间，我们融洽无间，非常愉快。我们住的房子外面又是一间敞厅，就作为餐厅，市委一些同志都在这里吃饭，来了客人也在这里招待；餐厅过去就是机要室。市委本部就这样布置妥帖，一栋房子便成为全市党的指挥中心。

    紧张的昼夜

    由于进城之先，在中央领导下，市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调集和训练干部、制定城市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到系统进行接管，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所以入城以后的前几个月，尽管情况繁杂，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工作上有时也出现一些混乱现象，但总的来说，大家都是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地苦干。用邓拓同志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革命加拼命。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

    刚刚入城，社会治安情况是复杂的，城里还有大量的散兵游勇，私藏的枪支还没有来得及收缴，国民党特务还在潜伏活动。造谣诽谤和破坏暗杀的事件多次发生。我们几个人每天都是不分日夜地向城郊各处去跑，赵凡同志在不知从哪里收缴来的武器中找来几支崭新的左轮手枪，于是每人在腰间别上一支，虽有防身之意，却也因此引起各色群众对我们的好奇或惊惑：怎么共产党的干部还带枪？

    2月上旬，国民党特务分子企图抢先组织一个“军民联欢会”，组织一些“旧团体”，假借群众组织之名，召开几万人的大会，破坏我们的庆祝会。而有一些社会名流因为难辨真伪，也被列名发起。我们事先得知这个情况，便由崔月犁同志和我出面，分别拜访一些知名人士，说明真相。有些是旧识知交，如名医林葆骆大夫，一听便非常气愤，立即应允向其他被蒙骗的先生们去传达；有些是素昧平生，如名丑叶盛章先生，见了两个“带枪的人”，不免有些紧张，但一经说明来意，便也慨然相允，不受坏人利用。这样做，确也对制止中统、军统分子的阴谋起了一定作用。

    作为市委的直接助手，交代给我们的任务往往是紧迫的。筹备一个会议要拟订名单；各种会议要列席，起草文件报告要参与讨论修改；临时指定的任务要完成；深夜决定的事项第二天清早要向有关同志转达，更急迫的任务则不分昼夜立即执行，我也因此打搅了许多同志，往往在清晨或深夜扰人清梦。从入城那天起，大家都养成深夜工作的习惯，市委机关彻夜灯火通明，没有哪一个同志为此出过怨言。

    刚进城，市委要我们自行设计了一块长方形的公章，后来觉得不太正规，便叫我去向李克农同志请教。克农同志那时住在弓弦胡同，就是戴笠的旧宅（后来成为中宣部宿舍）。克农同志告我，图章应是圆形的，中央刻一个五角星，周围刻上“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便可以了，我们便立刻照办。

    胡愈之同志找市委商量对国民党军政机关所办新闻报纸处理的办法，因为我比较熟悉这方面的情况，市委便叫我协助胡愈之拟订处理意见。为了通知王昆仑同志某一件事，我便立即去办。很奇怪，不知为什么昆仑同志住在西琉璃厂中华书局里面，我们见面后就是在前店立谈的。崔月犁同志和我也曾为某一案情深夜造访冯基平同志，初次见面，他便给我留下了一个精明强悍、思维敏捷的印象。那时候办事可是直截了当，比我年长的同志都很平易近人，进了城，互相来往，一如在农村时那样亲切，虽说有些“游击习气”，可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神往。

    那时会议很多，市委会、办公会、大会、小会、座谈会，几乎无日无之。每逢召开党、政、军、民、学一揽子的干部会，市委前厅便挤得满满的，黑压压一片，像交易场一样的纷腾热闹。叶剑英同志曾戏称为“骡马大会”。

    夜里办公，肚子饿了，也有夜餐，那是美国人遗留的物资，美国大兵的军用饭盒。旧德国大使馆曾为美国人占用过，在东南角有一座楼，地下室里储藏着许多军用饭盒，我们便戏称为“饼干楼”，打开蜡封的军用饭盒，里面塞得满满的，有压缩饼干、罐头肉、巧克力、奶粉、咖啡，还有几支香烟。大家便围着桌子享用这战壕中的食品，吃了几个月才吃完。然而也吃倒了胃口。后来，廖沫沙同志住在这饼干楼上。我有时饭后散步，也常常经过那里，有时碰上许立群同志，便坐在楼前台阶上谈心。

    紧张的生活也并非毫无调剂。每逢周末，许多同志便在市委大厅中举行舞会。我不会跳，只能旁观，承蒙几位女同志热心教我，可我听不懂音乐的节奏，不断踩对方的脚，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与跳舞无缘。

    中央领导机关从香山移到中南海以后，暂时没有一个演出的场所，市委便利用院内的一座仓库，改装成一个简陋的、可容百八十人的小剧场。每逢周末便安排节目，请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毛、刘、周、朱是常来的，有时也有散在各地的中央领导同志来看。市委对安排节目也是煞费苦心的。京剧有吴素秋；昆曲有韩世昌、白云生；交响乐有李德伦；相声有侯宝林……毛泽东同志听着相声开怀畅笑的情景依然在目。

    天津之行

    4月1日，李葆华同志给我一个任务，要我随刘少奇同志去天津视察，将少奇同志沿途视察时的讲话记录下来，随时送回。因为那时正是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而那时的北平是一个封建落后的消费城市，远远比不上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天津，所以天津的经验和少奇同志对天津工作的意见，对北平工作的借鉴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我和市委办公室的罗文同志及一位通讯员先期到了天津，找到吴砚农同志（当时的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多年不见，他先告诉我他二弟牺牲的消息，随后说少奇同志还未到，我只好又折返北平。

    少奇同志出发的头一天，有人通知我们第二天到前门车站汇齐同行。我们按时赶到，上了一列很旧的车厢，有三四节，一节坐铺车厢，一节卧铺车厢，还有一节餐车。餐车的后部摆着几张沙发，是旧式的靠背椅。我对这几节车厢觉得很不顺眼，后来才知道那是慈禧时代为她专备的列车，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使用的。

    上车不久，少奇同志便要我去坐铺车厢见面。我是第一次和少奇同志面对面地谈话。他对我家的情况很熟悉，问起我姑母张秀岩的情况，又问了我兄弟姊妹的情况。当时我颈部淋巴结核伤口未愈，他还关切地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那时少奇同志不过50岁，却满头花白，面容清瘦，只有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显着特别的精明。他不停地夹起一支前门烟，烟雾中露出亲切的笑容，那是种沉思的、温和的、抿着嘴不出声的微笑。

    同行的有龚饮冰、卢绪章同志，都是刚刚从香港回来的。少奇同志说他们熟悉金融、商业、外贸情况，是专家，要多听他们的意见。还有新华社记者惜英同志、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杨黎群同志、卫士长李树槐同志，大家很快都熟悉了。

    到达天津以后，天津市委把少奇同志和我们一行安排在旧德租界小刘庄两座相邻的小洋楼里住宿。少奇同志夫妇住一座楼，楼下办公会客，吃饭也在那楼下的餐厅里；我们这些随行的同志住另一座楼。天津市委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那时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时飞来骚扰，小刘庄地处市区边缘，较为安全。

    少奇同志在天津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一到天津便系统地听取天津工作情况的汇报，从天津概况、接管工作、政府工作、党的工作到工业、商业、财、教、外贸、公安、外事等，要条分缕析，逐项汇报，务求详尽。少奇同志一面听汇报，一面提问、插话，有时也答复同志们的提问。汇报时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屋人，少奇同志时而坐在沙发上细听，时而站起来在人丛中踱步。有一次一个同志埋怨各部门间工作不协调，互相扯皮。少奇同志一面在人丛中绕来绕去，一面形象地打比喻说：你们看，在人多的地方走路难免要碰着这个人的腿，那个人的身子，尽可能避免碰撞就是了。于是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那时主持天津工作的是黄敬、黄克诚、黄火青同志，有些同志就戏称之为“三皇治世”。主持会议的往往是黄敬同志，那时工作紧张、忙累，加上他身体肥胖，听着听着别的同志发言，他就摊开手脚仰卧在沙发上入了梦乡，少奇同志也不管，照旧侃侃而谈。有时猛然向黄敬提出一个问题，他一下惊醒了，好像在睡梦中也能听到别人的发言，即刻就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那可真是一种奇特的本领。

    我白天参加汇报会，晚上就整理记录，整理一页，罗文同志抄一页，隔两三日就向北平市委写一个报告，由通讯员及时送回北平。在将近一个月的行程中，写了十几份报告，这恐怕是少奇同志天津之行最完整的一份报告了。但少奇同志湖南口音实在太浓，往往听不准确，所以误记之处也不少。

    除了听取汇报，少奇同志还参观了不少工厂企业：自行车厂、电灯泡厂、久大精盐和永利制碱厂、天津新港、私营企业的仁立和东亚，等等。参观也是很紧张的，少奇同志又看又问，十分仔细，所以花费的时间也不少。在新港，少奇同志对于恢复新港的建设很满意，仔细研究了设计图纸；在久大和永利，鼓励发展民族资本，并肯定了这些民族工业的历史作用。黄敬同志一直陪同参观，他自己开车引路，十分熟悉。少奇同志很担心，批评他说：你是市长，开车撞伤了人，怎么处分你？以后便不许他自己开车。

    少奇同志还用了很多时间与私营企业的资本家座谈，至少开过两三次会，每次十余人，天津的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和宋棐卿、资耀华等都参加了。会上，许多资本家提出恢复生产中的一些困难，如资金不足，要求贷款；原材料不足，要求调拨；劳资纠纷，要求处理……少奇同志都一一作复，并肯定了民族资本家夙兴夜寐的创业精神，鼓励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允许给他们一定的支持，还说对于他们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做出的贡献，将来国家是不会忘记的。生产要发展，企业要扩大，希望他们办厂愈多愈好，虽然对工人有剥削，但总比工人失业好，工人有了工作，生活逐渐改善，劳资关系也好处理。少奇同志在东亚毛纺厂还参观了幼儿园，他称赞私人企业为工人兴办的福利事业。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给少奇同志扣上的“一头扎进资本家怀抱”的“罪状”。

    在天津，少奇同志很少活动，看过一次京戏，是买票去看的，夹杂在观众中也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去起士林吃过一次西餐，是黄敬同志的便宴，也仅仅这么一次。少奇同志还执意去寻找他30年代在天津工作时的旧居。于是有一天晚间步行去找，李树槐同志很担心，但少奇同志一定要步行，因为坐了车是无法在里弄中寻找的。

    在天津工作告一段落，我们仍然乘了“慈禧专列”随同少奇同志转赴唐山。在唐山住在开滦煤矿原英籍总工程师的住宅里。那富丽堂皇又阴气森森的住宅，像个贵族的官邸。大厅里有喷水池、花草树木，是个室内花园。到唐山后正赶上煤矿工人因为矿方发不出工资酝酿罢工。第二天清晨我在大厅里看见少奇同志一个人在散步。他头发乱蓬蓬的，脸色也不好。问起来才知道他在为工人罢工筹思解决办法，一夜未眠。少奇同志要下到矿井去视察，经过同志们劝阻，好容易才打消了他的计划，但他仍然在井口细致地了解情况。

    5月初，我们又经过天津，停留几天才回到北平。在天津时，少奇同志曾给天津干部做了报告，回到北平又在北平军区礼堂给北平干部做了报告。他的天津之行的讲话，对于北平解放初期的工作是有指导意义的。

    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我从天津回到北平后，市委决定调我到政策研究室协助邓拓同志工作。那时的政策研究室基本上是由两部分同志组成的：一部分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由邓拓同志带过来的一些同志；一部分是解放前入党的年轻同志，都是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些是过路干部，如两江纵队的同志，也暂时帮助工作。按照工作性质，市委政策研究室分为几个组，如工业组、财贸组等，因是市委直接的助手，所以市委交办的任务很广泛，实际上是“不管部”的性质，没有承办单位的事项往往也由研究室去办。

    2月初入城到8月初召开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半年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工作内容也是很充实的，好在那时大家都年富力强，很少有人喊苦、喊累。市委又一直强调加强调查研究，深入联系群众，所以政策研究室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很多，直接向市委反映的情况也多，形成围绕市委中心工作而运转的机构。

    入城之初，接管工作是有计划、按系统进行的，其后逐渐转入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任务上来。当然，那时也未放松肃清反革命势力的残余、巩固革命秩序、加强政权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都市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

    这一段期间，可记的事情很多，但只能选印象较深的略写一二。

    入城以后，市委非常重视统战工作，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都有经常联系，不仅限于召开座谈会，征询意见，而且广交朋友，经常登门拜访。彭真同志曾去乐松生先生家，受到乐先生夫妇的欢迎，并且参观了乐家老铺制药的过程。彭真同志与梁思成同志的友谊很深，但在首都建设问题上争论起来又相持不下。梁思成同志不主张拆除天安门两旁的东西三座门，彭真同志以妨碍车行视野易出交通事故，要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为理由认为应该拆，最终还是说服了梁。这已经成为后来流传的一段佳话。彭真同志与文艺界的同志也有广泛的交往，老舍、曹禺、马连良、张君秋等同志都是他的座上客。

    刘仁同志联系群众，深入实际的作风是一向为北京市干部所称道的。他是个在办公室坐不住的人，一有时间，不是跑工厂（去得最多的是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就是跑农村。跑学校也不少。经常是直接看朋友，吴晗同志、华罗庚同志家他是常去的。赶上吃饭便坐下吃。我有时同去，觉得吴家的菜做得很细致，华家的鸡丝汤面非常清香可口。这种无拘无束的交往，不仅加深了彼此的友谊，而且往往可以听到许多推心置腹的反映和意见。

    8月初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此以前，市委曾经多次与各界人士协商，我因参与筹备工作，也得与一些教授专家接触。钱端升、芮沐、王铁崖等教授都是那时认识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在毛泽东同志倡导下召开的，他还亲自到会讲了话。

    陪同苏联专家参观视察

    市委不仅重视中国专家学者的意见，而且也很重视外国专家的意见。9月中旬，苏联专家在阿布拉莫夫率领下来平。关于北平市政建设的草案是由苏联专家与中国专家共同商量拟订的，可以说是有关北京城市建设的第一个草图。

    在与苏联专家接触过程当中，我感到他们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凡事都要刨根问底，特别注意统计数字的精确与否，而我们那时既缺乏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完整的统计数字，也还没有来得及建立我们自己的一套科学完整的统计制度，包括人口统计都是不很精确的。有一次贾庭三同志和我陪同苏联专家去参观大理石厂，他们问起大理石和花岗石的储量，负责建材工业的同志回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在当时确实是无可奈何的事。有些苏联专家对于解放初期我们的政策很不了解，有一次我陪同苏联专家去丹华火柴厂参观，在座谈时，他们很诧异地问：为什么中国解放了，还有私营企业，还有资本家？我们不得不从头向他们解释。

    封闭妓院的决定

    11月召开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选举聂荣臻同志任市长，组成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轰动一时的封闭妓院的决定。决议一通过，立即执行。因为半年前就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行动之前又做了充分的准备，设立了封闭妓院指挥部。事先严密封锁消息，所以丝毫没有走漏风声。

    封闭妓院的前夜，有些同志认为娼妓制度即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于是相约到妓院去巡视一番。当时同去的有刘仁、刘涌等同志，连负责妇联工作的杨蕴玉同志也一齐去了。我们在八大胡同看了几家头二等的妓院，丝毫也没有惊动妓院老板、领家和妓女。那些妓女穿得花枝招展，有的斜偎在屋门外，抱着猫狗斜睨着我们；有的陪嫖客饮酒作乐，吃得杯盘狼藉。她们还以为这些“大官”来妓院巡视，今后“生意”大概不会成问题了。我们不禁对这些无知受害的压在底层的妇女怜悯起来。

    第二天，封闭妓院的消息传到会上，代表们都拍手称快，大家反映政府办事效率高，藏污纳垢之所，一夜就清理掉了。

    重忆40年前北平解放的情景，恍如隔世。战争年代和解放之初那些生龙活虎般的战友音容宛在。我祝健在的同志更加健康，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贡献余力；更对那些牺牲和病故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

    1988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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