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渔[30]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31日，北平25万敌军，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宣布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当天，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2月2日，《人民日报》在北平发行。2月21日，华北人民政府由石家庄迁入北平办公。不久，华北局也进入北平办公。古都北平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天津解放时，因为我于20年代曾在彼做过地下工作，熟悉当地情况，故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还没有到职，北平解放了，我随华北局进驻北平。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徐冰同志是副市长。徐冰同志到职后不久就病了，又改任我为北平市副市长。所以，虽然这个时期在天津街头已经出现由市长黄敬、副市长张友渔署名的布告，实际上我并没有到职。调我到北平市工作，是因为我对北平比天津更熟悉，我同北平各阶层的联系比天津更多。调我担任这个职务，是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同薄一波同志、叶剑英同志一道，在后圆恩寺华北局的会议室里对我谈的。关于这次谈话，我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1949年，大约4月末5月初的一个上午。当时华北局在地安门外后圆恩寺胡同的一所院内，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里曾是蒋介石的别墅。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都住在西山。为调我到北平市工作，恩来同志特从西山来到华北局。当我被叫到会议室时，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薄一波同志已经在那里。恩来同志首先简要地讲了北平市工作的重要性，说因为我曾在北平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对北平的情况很熟悉，所以要我到北平市工作，希望我把工作做好。在这以前，薄一波同志已经就这个问题跟我打过招呼。我这个人一向对党分配工作绝对接受，没有讲过条件，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恩来同志讲话后，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但不一定能做好，努力去做就是了。

    记得叶剑英同志插话说：“你是室内的强者，室外工作还要下番功夫！”叶剑英同志的话不多，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剑英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抗战时期在重庆时，我们就在一起工作。他对我很了解。他知道我在文字水平、知识面、组织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一些特点，也知道在我的历史经历中，虽长期做过学生运动工作，广泛接触过青年群众，但接触工农群众不多，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在这两个方面，我和徐冰同志正好相反，他的长处正是我的不足。我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叶剑英同志对我的长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我的不足之处。所以我一直记住他的这句话。他对我很信任，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本来，市人民政府的党组书记应当由市长担任，他提出要我担任。恩来同志同意，就这样决定了。实际上，这个建议还不仅说明他对我的信任，也反映了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后来的工作证明，由于我担任负责常务的副市长，大量工作需要及时由党组研究决定，剑英同志的建议对于市府工作的进行是有好处的。

    关于我的工作问题还有段小插曲，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在北平解放前夕，考虑到作为华北局的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要进入北平，想找一个对北平比较熟悉而又熟悉新闻业务的同志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同志曾向当时的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志提到我。当安子文同志找薄一波同志商量时，薄一波同志认为，当时华北局的工作需要我，没有同意，改调了张磐石同志。

    我接受任务后，交代了华北局秘书长的工作，到北平市报到。先后见了北平市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市长叶剑英同志。他们分别向我介绍了北平市的情况，谈了工作要求，我于1949年5月9日走上了新的岗位。

    北平（1928年北伐胜利前称北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自从我于1923年离开太原到北京上大学，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15年间，除了几次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追捕，短时离开过北平外，我的整个青年和壮年时代都是在北平度过的。从学生到教授，从报社记者到总编辑、总主笔；从入党、主办地下党的合法报纸，担任地下市委的领导工作、军委系统的特科工作，到负责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的领导工作，我一直在这里从事革命运动，进行革命斗争。领导过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做过新闻宣传工作，进行过上层文化界和其他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开展反封建统治、反法西斯统治的民主运动，推进抗日救国运动，我从实际生活实际斗争中，学得了比较多的解决政治、经济等方面实际问题的知识。经过了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十二个春秋的风风雨雨，现在我重新回到北平，以新的身份担负起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古都、建设社会主义新首都的重要任务，争取让几百万父老兄弟姐妹从此过上安定幸福的新生活，我深感责任重大。

    不过，虽说我是5月9日到任的，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当我还在华北局工作时，就已经接触过北平市的工作了。当时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北平、天津等市都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直接领导。我当时给《人民日报》写了篇社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就是针对北平等城市的情况而写的。这篇社论的主要内容是说：现在的大城市从反革命的堡垒变为革命的堡垒，就要改变我们工作中先乡村后城市的做法，使城市起领导农村的作用，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发展城市的生产，并加强政治、文化、教育建设。

    平津解放前夕，华北局曾根据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的精神，发布过《关于进入平津的政策与作风》的文件，主要内容包括：（1）实行军事管制制度；（2）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3）关于战犯、反动分子、特务、俘虏官员和蒋傅（当时傅作义将军还没有接受和平改编）党政军警财经及其他团体一般工作人员的处理；（4）关于蒋政府公有财产、四大家族财产、首要战犯财产及一般军阀官僚军政财经机关人员财产的处理；（5）私人工商业的保护及私人银钱庄号的处理；（6）关于蒋政府货币的处理；（7）关于公私立学校及学生公费的处理；（8）关于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处理；（9）关于外国侨民、外国领事、教会、外国工商业、外国银行的处理；（10）对待工人的立场、态度与政策；（11）救济城市贫民及难民问题；（12）进入平津后的宣传政策；（13）进入平津的干部应注意的几点。这个文件，是我以华北局秘书长的身份，遵照华北局领导同志的指示起草的。

    在我起草的这份文件中还讲到，军管制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北平市军管会是北平市的国家权力机关。市政府是军管会领导下的行政机关。军管的目的与任务是：

    甲、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散兵游勇和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

    乙、接受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

    丙、恢复并维持正常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

    丁、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他违禁品；

    戊、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团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成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

    己、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

    庚、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监狱，建立物资的管制机关，建立临时的人民代表机关；

    辛、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务分子及其他流氓投机分子所操纵），建立工会、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

    壬、整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

    这些任务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如果不在一定的时期内实行军事管制，就不可能肃清残余反动势力，巩固革命成果，安定社会秩序，有效地进行各项建设。当然，军管会所采取的措施，是适应当时需要带有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措施。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的变化，这些措施应当适应具体情况，有的继续采用，有的加以修改、补充或废止。例如宣布戒严，在逐步转入正常状态后，就不宜轻易采用，以免影响其他各项工作的进行；动辄断绝交通，会给人民带来工作和生活的不便。

    关于成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主要设想，是为了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广泛与各界交换意见，传达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当时工会等人民组织还在积极筹备中，不可能仓促成立。如无充分酝酿准备，混进了特务和坏人，反而脱离了真正的广大群众。是不是可以暂时采用召开座谈会或成立临时参议会的办法呢？这也考虑过。但前者不能解决经常性的问题，后者在成分上偏于社会上的上层分子，对群众联系不会很密切，所以也不能有效地达到我们的要求。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更不成熟。因此，便采取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办法。这个办法，既可以避免上述缺点，也可以作为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事实证明，这些考虑和采取的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做法是正确的。

    文件中关于战犯、反动分子、特务、俘获官员和蒋傅的党政军警财经及其他团体一般工作人员的处理规定是：战犯、罪大恶极分子应逮捕惩处，一般工作人员不加逮捕；对一切俘获的反动官僚、特务分子，只留下有搜集情报作用的少数人，其余原则上一律向蒋区内放走，可以动摇蒋区人心。但对作恶甚多，为广大人民所痛恨，送走会失去人心的，则扣留惩办。旧警察必须放下武器，必须改造。但也考虑到像平津这样大城市的需要，规定了暂用其徒手服务的政策。对蒋政府财产和四大家族、特务分子以及上述其他各种人的财产处理，也都做了明确规定。

    进城后，平津等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按照上述这些规定处理的。

    从以上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事实上，早在我到北平市上任以前，我已经同北平市的工作有接触了。这是我到北平市工作的一个有利条件。

    进城后不久，我们党在河北省阜平县西柏坡村举行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确定党的工作中心必须由农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特别强调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城市的生产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人民政权才能巩固。

    这是一次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规定的新时期总路线总政策和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为我到北平市工作指出了明确方向。

    就这样，我在北京市从解放之初一直工作到1958年12月调离北京为止。我于1949年刚到北平市时，市委书记是彭真同志，副书记是李葆华同志，我是市委常委之一。后来我担任过市委副书记。设置书记处制度后，彭真同志任第一书记，刘仁同志任第二书记，我担任主管政法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书记。此外，我还担任市政府的党组书记，一直到取消政府党组制为止。我为北京市做了一定的工作，我是非常怀念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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