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健

    建立人民政权 支援大军渡江

    1949年1月22日，也就是合肥和平解放的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合肥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2月5日正式成立的军管会以孙仲德、黄岩、宋日昌、郑抱真、王长俊、李广涛为委员，孙仲德任主任，黄岩、宋日昌任副主任，李广涛任秘书长。1月31日，中国共产党合肥市委员会成立，黄岩任书记，李广涛任副书记。2月1日，合肥市人民政府成立，郑抱真任市长，树海任副市长。

    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成立之际，适逢国民党空军杭州航校学员李延森、周正自驾驶P1、P4型教练机各一架，于1月27日自笕桥机场起飞，突然飞抵合肥三里街机场，宣布起义，受到解放军官兵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在当时的合肥，的确是一桩大事。因为本来在合肥降落的飞机就不多，而这两架飞机又是从这里开始加入人民阵营，故十分引人注目。

    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成立后，首先加强政权建设，建立必要的工作机构，制定和颁布一些法令条例，以强化人民民主专政，打击极少数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敌的坏人。2月5日，《新合肥报》创刊。2月13日，合肥各界3万余人在市体育场集会，庆祝淮海战役胜利和合肥解放，会后游行。2月19日，合肥支前司令部成立，10天后首批1200名民工踏上支前之路。3月18日，合肥200余名搬运工人在国民党飞机轮番轰炸的间隙中抢运火车站支前物资，一天安全转移30万斤，至5月15日渡江战役基本结束，合肥共转运支前物资5125000万斤，转运伤病员8500人次。

    从2月中旬起，市政府陆续设立了市工商管理局（又称工商税务局）、市公安局、市电信局等部门。工商局统管全市的工商行政管理和税收工作。公安局担负起整顿社会秩序和清匪反霸任务，办理各种反动组织主要成员的自新登记。从3月上旬开始，市政府决定废除旧的保甲制度，取消镇级组织，全市设4个行政区、32个街政府。到8月，又决定撤销区街政府，由已设立的各公安派出所统管所辖地段的基层行政工作，实行警政合一，派出所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当时认为在刚解放的特定环境中，这样做对维护社会治安、促进基层政权建设很有必要。市公安局还从4月份起在合肥城区设立交通岗亭10处，用手势指挥交通。这在合肥乃属首次，市民们觉得很新奇，也自觉服从指挥。年底还搞了一次户籍登记，全市总人口60620人。

    1949年内，合肥取缔了所有100多家烟馆、20多家妓院，收容了一批赌棍，并逮捕了68名民愤极大的土匪、恶霸和地痞流氓，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丑恶现象，迅速建立起人民民主新秩序。1952年夏秋季节，合肥市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全市查获烟土3540两，缴获毒具473件，因吸毒贩毒判刑97人、管制136人。合肥吸毒自此40年基本绝迹。

    1949年2月中旬，渡江战役在即。中央军委决定，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作战期间，“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下旬至4月上旬，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率总前委指挥部人员、饶漱石率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人员，共约400人，陆续抵达合肥东30华里的有百十来户人家的瑶岗村。

    总前委在瑶岗的主要工作是密切注视敌我战场态势，分析情报，为中央军委作出重大决策提供各种数据和情况；统筹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指挥、协调二野、三野各集团作战行动，制订接管江南新区的计划和人事安排，连“上海市军管会”的胸章也是在瑶岗设计制作的。在瑶岗，总前委审定签发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拟就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关于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以及部队《入城守则》《约法八章》等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还曾于4月12日在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陪同下，在合肥肥光电影院做形势报告，向即将南下的700余名干部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陈毅还称赞合肥为古往今来的江淮重镇，将来必定成为安徽省经济建设的中心。

    4月20日晚起，我军从西起湖口对岸、东至江阴的千里江面上强渡长江天堑。不到两天，敌人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江防全线瓦解。

    渡江战役期间，合肥和江淮地区人民为支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修路、架桥、筹粮草、做服装、运物资、当水手，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当时在给毛泽东主席的一份报告中曾深有感触地指出：“江北各地党和人民努力支前，特别是皖北新区作出了超乎其自身能力的努力，尤其值得赞扬。”

    1949年9月25日至28日，合肥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150名代表中，有中共和驻肥部队的代表，也有爱国民主人士和工商界、医务界、文艺界、宗教界等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界5人中，前两位竟无名，冠以“张大嫂”“杨大妈”，真是旧社会的悲剧，新时代的幸事。

    当时的市委书记李广涛在开幕式上致辞：“各位代表，先生们，来宾们：今天北平正在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共筹建国大业。我们合肥市第一届各界代表大会亦隆重开幕，也就是我们合肥市的小政协会议，我们与会代表应该先为全国新政协胜利地召开而祝贺，特别是为这次政协会不久就要给我们产生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祝贺！”

    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重视经济建设 开展统战工作

    1949年初，军管会和人民政府从旧政权接收过来的合肥，是个什么样子呢？

    以市政建设为例：5.2平方公里的城区内，房屋低矮破旧，道路狭窄不平，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更谈不到公共汽车。

    以对外交通为例：淮南铁路中断，连枕木也被拆掉不少；长途汽车仅为十余辆木炭汽车，破烂不堪；道路坎坷不平，桥梁危圮，有顺口溜曰：“一走二三里，停车四五回，抛锚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以工业企业为例：全市仅有一台四尺车床和一些卷烟、碾米、打铁的手工作坊，私营耀远电灯厂业已倒闭，“拥有”20多名工人和几台木机的新生棉织厂是合肥最大的工厂。

    百废待兴，抓经济建设，这是党和人民政府在由战争向和平转轨之际形成的共识。

    这是最初的几项举措：

    2月，先将合肥至蚌埠铁路修复通车，便利转运支前物资。9月，合肥至裕溪口段又修复通车。至此，淮南铁路全线贯通。年内逐步开通了至安庆、六安、梁园的汽车营运。市电信局从8月份起开始办理长途电话业务。

    首期拓修东大街、西大街，水泥砂浆路全长约4华里（原先城内仅有东大街水泥砂浆路面约1华里）。成立房地产管理委员会，决定将私人花园逍遥津辟建为公园。1951年又修建了文昌宫街（今淮河路中段）。

    颁布法令，严禁银圆和国民党“法币”在市面上流通。实行烟酒专卖，成立国营合兴贸易公司、国营粮食公司，介入市场平抑物价。通过商会和工商联，组织各商户守法经营、按章纳税、繁荣市场。

    1949年2月下旬，市军管会财经部接管了原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设在合肥的分行及原合肥县的财经部门，市军管会文教部完成了对合肥地区的文教接管。全市私立学校经整顿后共设中学3所、小学12所。

    作为市政建设的一项大事，1951年8月16日，市协商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为适应城市建设发展需要，拆除已残缺的合肥老城墙，改建成环城马路。这一决定很快付诸实施，柏油马路修在城墙地基上，两边营造环城林带，为后来全国一流环城公园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统战工作，重视对统战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支持工商业者守法经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例如，1949年12月上旬的一天早上，兴昌羽毛号经理刘秉钧在账房接到一陌生人递上的“公文”：“我军奉上峰命令正式成立，现已进驻合肥近郊，所需粮秣，着当地绅官就近筹集，准于便宜行事。仰各周知。”落款是“反共救国军先遣纵队司令龙跃（钤章）”。来人右手始终插在腰间，威胁道：“久仰你先生深明大义，不忘党国，希望慷慨助饷。”刘秉钧当时年轻，又第一次遇到此类事，不免有些张惶失措，不敢将来人当场扭获，只推说到后面取钱，便从后门径奔慈云巷派出所报案。所长蔡学鲁一见那信，当即背上盒子枪，带上两警员直奔兴昌店。由于店员们未能将那坏人稳住，那人见时间稍长已起了疑心，待蔡所长等赶到，人已逃遁。此事引起市里领导和公安局的高度重视。树海市长召见刘秉钧，安慰他不要害怕，公安局会全力保障他的安全。蔡所长一连三天住到“兴昌”，并规定店里不得招待。三天后还继续采取保护措施，又告诉店员：“你们刘老板是统战对象，是我们党的朋友。树海市长关照要保护朋友的安全。”这一切，令当时身兼市工商联委员、秘书的刘秉钧深为感动。

    唐南屏原是信和号批发商，经营糖、纸、扇等日用百货。他响应政府号召将资金转向工业，联系东门的几家作坊式工厂，筚路蓝缕办起新华机器修配厂。缺资金时，市政府联系银行贷款支持。厂房不够用，有关部门及时动迁左邻右舍近百户居民，支持该厂边扩建边生产。有的工人纪律散漫在厂里闹事，组织部门又及时派干部来厂协助做思想工作。有党和政府的支持，唐南屏的厂子规模越来越大，到公私合营时，厂已占地数十亩（即现在的合肥车辆厂），有工人300人。后来唐南屏荣幸地代表安徽工商业者列席全国政协大会，和中央领导同志同桌把盏，共话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进城以后，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这一点，黄岩、张恺帆、李广涛等历任市委书记都有深刻的体会。树海、丁继哲、章嘉乐等任市长时都亲自兼任市委统战部部长，直接和党外人士打交道，交朋友。丁继哲当市长时住的是茅草房，却把当时合肥淮河路上一栋小楼分给随（上海）东南医学院迁来合肥的汤蠡舟等教授住。群众心中有杆秤：“共产党的市长住草房，合肥最好的房子给教授住了！”

    1951年秋，达赖、班禅及随行的一批活佛、僧侣来合肥访问。合肥市有关部门组织迎送，并在明教寺举行了“朝寺拜佛”的佛事活动。

    民族宗教工作无小事。有一次市委借用市基督教堂开会并事先布置了会场。中途休会时，一神职人员却擅自把主席台上的毛主席像给下掉了。问他为什么取下领袖像，他说教堂只能挂十字架，不能挂偶像。当时这话便引起公愤，有人主张把他抓起来。丁继哲同志认为，此事发生在教堂这一特定场合，应当进行说理教育。于是统战部门的同志和群众一起找那名神职人员谈话，谓教规我们应当尊重，但我们是借用会场，是在会场上挂毛主席像，你私自取下是错误的。后来那人承认错误也就算了，没有对他上纲上线。

    宣传党的政策 促成国宝归国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宝“虢季子白盘”在合肥公开展出并呈送北京，这在当时是轰动合肥、轰动文化界的大事。清代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曾孙刘肃曾在旧政权灭亡、新社会刚现曙光之际，能认清形势，献出国宝，体现了他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信赖，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发挥广泛影响的具体体现。

    虢季子白盘是已知的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青铜器之一，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另两件为毛公鼎、散氏盘，均已流散于国外）。此珍宝是清同治年间，刘铭传任淮军将领，率部与太平军在苏南作战时偶尔获得，后运回合肥西乡刘老圩家中。刘铭传健在时，即有朝廷高官婉索此盘。清末至民国，美、日、法等国都有古董商前来重金求购，旧政府的达官贵人也屡屡前来索宝，曾有军官用枪抵住刘肃曾的胸膛以威胁。刘氏后代不得不一次次将虢盘深埋地下以防不测。抗日战争中，进犯合肥西乡的日本军队前来刘老圩搜寻，刘肃曾得讯急率全家出走，避免了一场灾难。自刘铭传去世后，刘氏三代人为保护虢盘，经历了一次次风险，终于等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底，当时的肥西县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皖北行署的指示，责成官亭区潜山乡（乡政府即驻在刘老圩）迅速查找虢季子白盘的下落，促成国宝归国。当时任皖北区政协副秘书长的郭崇毅先生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看到的那份电文是政务院电报，直接发给“皖北曾、宋”（即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皖北行署主任宋日昌）的，大意是闻你区刘铭传有虢季子白盘，望速查找并动员献送北京。皖北行署文教处处长兼皖北政协秘书长戴岳告诉郭这已是政务院第三次电报了，他要郭速去刘老圩，以同乡身份，劝刘肃曾献宝于国家，并交代说，曾、宋首长再三强调，要耐心动员，一定不能勉强。郭当晚即从合肥向刘老圩赶去。经过耐心细致地宣传人民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并说明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国民党的官僚，绝不会私人占有，而是由国家珍藏保护。刘肃曾终于打消了顾虑，欣然同意献盘。1950年1月19日，刘肃曾先送盘到合肥，3月又护盘进京。文化部为其颁奖，郭沫若宴请刘肃曾时兴致勃勃地题诗：“虢盘献公家，归诸天下有。独乐易众乐，宝传永不朽。省却常操心，为之几折首。卓卓刘君名，诵传妇孺口。可贺孰逾此，寿君一杯酒。”刘肃曾被安排在省博物馆工作，虢季子白盘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合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晃已近50年了。半个世纪以来，合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回顾解放初期的奋斗历程，我们对当年打下江山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对所有为合肥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人们，对在创业初期辛勤描绘合肥蓝图的建设者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之情。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